[关键词]二轮志书；经济综述；纲目设置；记述方法
二轮志书的主要记述时段，时值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这一时代大背景，各地经济亦均呈现全面、高速的发展态势，因此经济篇虽然不再像首轮修志那样占据近半篇幅，但依然体量庞大，在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五大部类中处于比较突出的地位。由于二轮志书，各地大多采用中小篇体进行记述，因此要不要设置一个“经济综述”(1)性质的卷，冠于经济部类之首，来全面、系统地反映一地经济发展的总貌和轨迹，成为二轮志书纲目设置和记述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试以《邗江县志》（1988～2000）(2)、《奉贤县续志》（1985～2001）(3)、温州市《龙湾区志》(4)为例，就“经济综述”卷设置和记述谈一些粗浅的想法，供修志同仁参考。
一、二轮志书设置“经济综述”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对二轮志书设置“经济综述”卷，有反对的声音，主要依据为志书横排门类，经济部类主体上应由各类产业和综合经济管理构成，设置“经济综述”卷，一则会打破志书的横排习惯，二则可能造成重复和交叉。
这种担心实在有些多余。首先，“经济综述”卷并不会打破志书的横排要求。经济部类的主体当然是各类产业，但经济作为一大部类，内容繁多，重大的改革举措、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整体运行质量和各类经济结构，在具体的产业卷中均无法综合呈现。把这些二轮志书理应记载的重要内容单设成“经济综述”卷，作为经济部类的开篇，使其全面、系统地展示一地经济发展的概貌，可以取得先声夺人、总领经济大部类的效果。由于“经济综述”卷的内容并非各类产业的简单剥离，它的纲目设置和具体记述仍然严格遵循横排竖写的志体规范。有的志书的“经济综述”卷不出现“综述”等字眼，而使用类似于“经济改革与发展”这样的卷名，与产业卷和经济管理卷的平列关系就更为分明了。其次，“经济综述”卷更不会造成重复和交叉。如前所述，“经济综述”卷所记内容都不是单一的产业卷可以容纳的，即使摘引经济数据，也多为国民经济主要综合发展指标，少量的分项数据也许会与产业卷相同，但表述的方法有异，不会出现简单的重复和交叉现象。
设置“经济综述”不单有其合理性，同时还有非常的必要性。一是可以较好解决改革这一最具时代特色的事物的记述问题。二轮志书是改革开放志，各种改革举措几乎覆盖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如何处理改革，有集中、分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三种选择。这方面的讨论甚多，应该说取得了相对一致的共识，就是采用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方法来记述：影响最广泛、改革最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集中记述，其他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人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则分散在相应篇章记述。这在各地的编纂实践中已经被广泛采用，我手头有一本《江苏省市县二轮修志省级试点单位工作座谈会资料》（志书总纂篇目），共辑录了八部县（市、区）志总纂篇目，其中《启动市志》、《东台市志》等六部志书设“经济综述”卷，《武进志》虽未设“经济综述”卷，却单设了“经济体制改革”卷。而所有设置“经济综述”卷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二是可以改变经济部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常有弊端。经济部类仅按产业和管理记述，难以让读者看到经济总貌，看到产业结构调整及相应结果，看到投资趋势和结构变化。“经济综述”单设一卷，可以总摄经济部类各卷章，横向勾画相关总貌，纵向展示发展历程，把产业和管理的块块打通，能让读者通过阅读一卷，即从整体上感知一地的经济发展全貌和发展总体趋势。
从各地二轮修志的最终选择看，设置“经济综述”卷的占据大半，而首轮修志中如此设置者寥寥，从操作层面上也印证了设置“经济综述”卷的可行和发展态势。
二、“经济综述”卷纲目设置的共性与差异
“经济综述”卷的纲目设置，从各地的编纂实践看，有共性，也表现出相当的差异。下面谨以上述《邗江县志》等三部志书为例，试加分析。这三部志稿，分别来自江、浙、沪三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邗江县志》、《奉贤县续志》为续志，已出版发行，《龙湾区志》为通志，尚为送审稿。应该说，以这三部志稿为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下表是三部志稿“经济综述”卷的纲目谱系：
从表中不难看出，三部志稿“经济综述”卷的纲目形式各异，但共性还是非常明显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结构是该卷着力记述的三大板块，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包括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水平主要通过国民经济主要综合指标来呈现，经济运行结构则主要由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等组成。另一方面，记述内容的差异也是巨大的。《邗江县志》突出了四大经济发展战略的记述，《龙湾区志》则将百姓生活和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区域特色纳入了“经济综述”卷的记述范畴。
考虑到“经济综述”卷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再仔细阅读志稿，不难发现：在三大基本板块以外的记述内容，《邗江县志》强化经济发展战略的记述，既合于志体，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可资其他志书学习借鉴；而《龙湾区志》后两章内容则归属失当了。
经济发展战略是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带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现实指导性，目前不少志书注重记述实体性的产业，而对经济发展战略等内容往往略写，甚至不予记述。如有记述，也常常只在中国共产党卷的“重要决策”、人民政府卷的“重要施政”中予以呈现，而作为“重要决策”、“重要施政”，记述上一则分散，另外往往比较宏观、简略。如《张家港市志》经济方面的“重要决策”、“重要施政”均围绕以港兴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工业规模化、大力发展服务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等五方面进行，一些更具体、更直接、但相对微观的发展战略则大多隐而不显。《邗江县志》在“经济综述”卷中突显重要经济发展战略，如采取乡办、村办、组办、户办、联办等五种形式发展乡镇工业的“五轮齐转”发展战略；为提前实现小康县目标实施的改革驱动、外向带动、科技推动、规模优势、结构优化的“三动两优”发展战略；80年代中后期形成并付诸实施，1997年11月正式提出的以产品结构调整为主线，寻求规模经济、开放型经济、民营经济、特色经济新突破的“一主四方”发展战略。每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既有提出背景，更有具体实施过程和详细的达成结果，能给读者以如此鲜明的印象：各种经济发展战略提出适时，推进有力，成果显著，且环环紧扣，扎实有效。而且在“经济综述”卷中先写宏观层面的改革，次写微观层面的发展战略，后面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运行结构成为了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
《龙湾区志》将百姓生活、区域特色纳入“经济综述”卷，显然有失考虑。以居民收入、消费支出和家庭积累为要素的百姓生活，理应与习俗、方言等一起归入社会大部类。这差不多是各地首轮修志、二轮修志中的共同选择，也几乎是无异议的。至于区域特色，我原本十分看好，但认真阅读后，发现该章体量单薄，而历史传统节记述了唐宋明清境内的传统经济，环境条件节记述了1978年改革之初境内的经济基础，都只有寥寥数百字。这些原本都只能作为背景性材料，作为区域特色实在无法支撑。而改革实践、民营经济两节，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分别归入原本非常薄弱的体制改革章和经济结构章，使这两章更加充实饱满，否则没有具体改革举措，只有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改革政策，如何能成为体制改革章，把民营经济割裂的经济结构又如何能完整？！
综上所述，“经济综述”卷的基本构成元素可分为四部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结构。至于更低一个层级，则反而少疑义，容易把握了。
三、问题与不足
回到具体的记述方法上来，就笔者目力所及，感觉“经济综述”卷在记述上有几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必须予以注意，并尽力避免和调整。
一是记述改革不能结合本地实际，显得空泛，了无特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由下往上的推动，但更多是自上而下的推进，每一项改革的实行，都会伴随着国家、各部委、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地区）、县（市、区）的系列文件、会议，大多会经历宣传发动、部分区域试点、由点到面扩展、进一步深化等几个过程。在具体的时间和操作执行上，虽然有先后有差异，但总体的进程是一致的。由于不少志书编纂者缺少对资料的充分掌握，或对地情把握不够，研究不深，使得志书记述改革肤浅、空泛，常给人千志一面的印象。某部志书将经济体制改革只分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镇经济体制改革两部分，且不再作具体细分，总体篇幅不足两页，仅以编者的主观判断给予不同的阶段划分。至于某项改革在当地究竟是如何进行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则不见一字。不单不能向读者展示当地改革的艰辛历程和丰硕成果，反而由于不恰当的评述会给人以误导。如果去掉这些评述，则放到其他地方，特别是地理上临近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相仿的地区，几乎一样管用。那志书着力追求的特色，又如何体现？这方面，《奉贤县续志》处理得是比较成功的，单从改革的纲目上就可见一斑，并且都能立足奉贤当地，可以说书写改革是浓墨重彩。
二是重视了综合性表格的使用，但文字表述相应脱节。“经济综述”卷写一地经济发展水平，常常通过一些主要经济指标来呈现；记经济运行结构，也往往通过各类数字来说明。而最直观、最简单的表现方式即为表格和对比图，如主要经济指标情况表、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速表、不同年份所有制结构示意图等等。这类表格要素项多、逐年列出、综合性较强，确实能承载很多信息。有些编纂者也许考虑到表格的直观、综合性，认为单单表格就能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运行结构，故忽略了记述文字的作用发挥。某部区志“经济总量”节设置了主要经济指标情况表、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速情况表，共两页篇幅，而相关记述性文字只有一句话：“1985年，建区后，域内经济运行逐步突破计划经济框框，渐行进入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轨道，主要经济指标呈现跨越式发展态势。”这句描述色彩浓重的话，其实没有实质性内容，“跨越式发展态势”这一断语也没有任何有力的支撑。在志书七种体裁中，“述”应该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体裁，图、表和文字表述必须紧密结合，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文表分离、文图分离，既与志体要求和习惯不符，也不能见到编者对素材的选择和加工。只是遗憾的是，这类问题在“经济综述”卷，甚至在整个经济部类都是较为普遍和突出的。
三是客观罗列数字多，探究发展规律不足。志书要求述而不论，写客观现实性，但同样可以而且应该揭示内在规律性。对“经济综述”卷而言，编者更应该通过客观记述告诉读者：经济体制改革为何能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投资方向的改变和未来发展的趋势……遗憾的是，二轮志书在这方面总体的表现是较为欠缺的。已出二轮志书的“经济综述”卷，对各地经济发展的总貌、轨迹基本上都呈现得比较好，但“其然”背后的“所以然”，交代均略显不足。探究原因，主要还是对素材的深度挖掘不够，记述技巧上也需进一步加强。经济卷的很多事实都必须依靠数据来说话，发展规律亦然，而且数据也真的能“说话”：可以巧用数据的对比或递增递减率，可以彰明事物发展的内外部因果关系，可以选用关键词作点睛之笔等等。(5)只要方法和途径选择得当，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揭示还是不难达成的。
四、对二轮志书“经济综述”卷记述的几点建议
分析“经济综述”卷的常见问题与不足时，已经剖析了相应的产生原因，除此以外，对二轮志书“经济综述”卷，还有三点建议：
一要占据充分材料，高点定位。“经济综述”卷，“综”、“总”是最重要、最本质的属性，必须充分体现。这需要从宏观层面最充分地占有材料，每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各个财政年度的财政收支、各个产业的主要增加值、产品产量、历次经济普查的主要指标等，无不需要收集到位。材料齐全了，还需要站在“综”与“总”的角度和高度来选择、加工和提炼。首先要明确哪些内容是“经济综述”卷必须呈现和反映的，其次要站在一地党委、政府的高度来把握入志内容，而不能仅仅站在某个经济管理部门的高度，或仅仅以史志部门编史修志的角度来加以记述。只有站得高，方能统揽全局，才能把历史要保留的、今人想了解的、后人需查阅的资料，在“经济综述”卷中充分反映。
二要重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开掘。这是对一部高质量志书的要求，当然也是对成功的“经济综述”卷的要求。在经济大部类的处理中，几乎每部二轮志书都注意到了突出地方的特殊产业，纲目上予以升格，记述上予以浓墨重彩。但“经济综述”卷由于纲目的相对统一和内容的高度综合，地方特色就不凸显了。而时代特色，改革开放是二轮修志最大的时代特色，很多人认为重点记述的即是改革开放的时段，无需再另外加以突出。事实上，即使是专门记述经济体制改革的章节，一样可写出地方特色，因为虽然总体进程、做法各地相仿，但各个地方，结合自身实际和地情，多有自己的独创性做法；即使是时代感不那么强的经济运行结构，也一样可勾画出时代的印迹，所有制结构中90年代民营经济的崛起，产业结构中二、三产业比重的大幅攀升，都是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题的必然结果。重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开掘，才能避免千志一面，才能在众多志书中脱颖而出。
三要重视图照和表格的搭配运用。“经济综述”卷，经济指标多，年份对比大，单纯的文字表述和形式单一的大篇幅表格，虽然信息容量大，但毕竟枯燥乏味，缺乏可读性。二轮志书，要充分利用技术方面的革新和便利，加大图照和形式各异、功能分工明确的新式图表的搭配运用，使志书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信息的载体更加多元。这点上“经济综述”卷可做的文章很多，如列年主要经济指标可用综合性表格，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情况可用点状图、曲线图或柱状图，展示三次产业比重可用饼形图，等等。图照选用，应尽量摒弃普通的会议照、视察照，可采用能更多更好反映实体信息的图照：既可以是老照片，如企业转制挂牌，也可以是过去事物的新呈现，如土地承包协议的翻拍照，还可以是新旧事物的对比图照等等，不一而足。
注释：
（1）不同志书，有经济综述、经济总情、经济综情、经济改革与发展等各种不同的表述。
（2）戴光明主编：《邗江县志》（1988～2000），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
（3）丁惠义、主编：《奉贤县续志》（1985～2001），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
认清形势 理清思路
从全局看，发展民营经济已列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时受到法律保护”。我国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也是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从全省看，省委决定通过加快推进“五大工程”建设突出发展民营经济，这既是落实党的十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吉林振兴发展的有力举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省先后做出“边疆近海省”、“三大一强”、“县域突破战略”、“三动三化”等富民强省的发展战略，虽然也都包含了发展民营经济的内容，但新一届省委班子提出的“突出发展民营经济”，第一次把民营经济发展作为全省经济工作的重点，及时出台了《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突出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这充分说明了发展民营经济在我省的重要性。以通化市为例，这里是吉林省发展民营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但从发展态势看，有喜有忧。市委、市政府把握发展民营经济的有利时机，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掀起了发展民营经济的热潮，组织全市副县级以上干部整体开展轮训，走出了扎扎实实的一步。从通化市东昌区情况看，民营经济规模不断壮大，自主创新能力日益增强，投资经营区域不断拓展，经济和社会效益更加突出，外向化程度逐步提高，企业集群效应不断增强，服务体系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2012年，全区民营经济23632户，其中，企业户数1564户，同比增长12%；个体工商户22068户，同比增长9.3%；民营企业总资产80.9亿元，同比增长25%；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54亿元，同比增长35.1%；利润总额10.85亿元，同比增长16.7%；税金11.92亿元，同比增长27.5%。从业人数达2.63万人。民营经济在通化市7个县（市、区）中总量及增速位居第二。当然，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就东昌区而言，在民营经济发展中不同程度存在着全省体现的“六多六少”、“四个不够”和在通化市体现的“三个不够”，主要表现在民营经济成长速度不快，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够明显，融资难仍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推动工业集群发展平台建设不到位，民营企业发展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不够优化，服务体系不够完善。
综合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只有认清发展民营经济的形势，才能提高突出发展民营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只有提高认识，才能明确工作思路。突出发展民营经济县（市、区）是主体，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县级党委的中心工作。人大工作是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现阶段，县级人大的工作就要服从服务于民营经济发展这个大局，工作重点要突出体现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人大工作只有围绕党的工作中心，才能更有生机和活力，也才能最终实现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目的。
活化宣传 广泛宣讲
人大宣传工作是人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宣传突出发展民营经济作为人大宣传工作的重点。要围绕宣传党的十精神，围绕宣传省委、市委、区委关于突出发展民营经济的决策部署，围绕讲形势、讲政策、讲典型，努力营造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全民参与民营经济的舆论氛围。要在人大主任会议、常委会会议、代表“三察（查）”、乡（镇）人大主席团活动、人大街道工作委员会活动和村、社区代表工作站活动中，广泛开展突出发展民营经济的宣传，并积极组织人大代表深入选区、深入选民，宣讲发展民营经济的相关政策，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民营经济大发展的热潮中。就东昌区人大而言，目前已通过《东昌人大工作简报》、区人大代表QQ群等阵地和媒体，宣传民营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宣传人大代表发展民营经济的模范行为，通过人大的宣传阵地为实现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加油、鼓劲、助威。
有力监督 全力支持
要把支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作为人大监督工作的主题和重点。通过人大对政府发展民营经济工作的监督，找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意见和建议 ，其目的是共同促进区域内民营经济大发展。近几年来，东昌区人大常委会十分重视民营经济发展，每年都选定有关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题目进行视察或执法检查。先后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招商引资工作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项目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科技创新情况的报告》。今年，还对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情况进行了跟踪检查。在监督工作中，选题要准。民营经济是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在选择监督题目时，要结合所在区域实际，选择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进行监督。安排要实。要认真搞好监督前的调查和培训，深入了解企业发展现状和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监督工作开展过程中，要深入实际，不能走过场，不能“水中望月”、“雾里看花”，要学会“潜水”，了解到更加真实的情况。审议要高。提出高质量的审议意见，要围绕审议议题，充分听取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和参加视察成员的意见，形成科学民主的审查报告；跟踪要紧。要不断加大审议意见落实的跟踪力度，要在狠抓监督实效上下功夫，这样才能让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不是“雨过地皮干”，而是让政府感到人大监督是“好雨知时节”。
组织代表 积极带动
1 《经济法》的价值分析
法的价值在于体现公平、正义,《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类型也应把公平正义作为它的基本价值取向,由于《经济法》调整特殊的经济关系,在其运行过程中也有独特的价值目标。与《民法》相比较,《经济法》的特有价值表现在实质正义价值,经济民主价值和经济增长价值。
第一,《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现代社会的正义的含义:一是平等,包括伦理上人格平等,政治上权利平等,经济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分配上的平等;二是大公无私,即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三是正当合理,理即情理、公理、真理。正义有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之分,以《民法》等为代表的私权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强调个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民法》的这种私法性决定了它体现法的形式正义价值。而《经济法》是协调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企业与国家等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兼有公法与礼法的特点,《经济法》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经济法》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正义观和历史观。
第二,《经济法》的经济民主价值。经济民主,在宏观上是指在将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原则、人民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经济民主在微观上,旨在促进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经济法》上的经济民主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提出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自由体现在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自由、契约自由和经营自由,过多的经济自由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多问题。经济民主是在充分尊重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多数决定及在经济平等理念下的财富共享。包括经济主体的主人地位和主动地位、经济过程的广泛参与、经济成果的平等分配等内容。经济民主不仅与国家行政权、国家所有权、企业经营权、法人财产权、劳动者的民主参与权以及获得物质利益的权利紧密相关,这些权利本身就是经济民主实现的法律形式。
第三,《经济法》的经济发展价值。经济发展是相对于经济增长而提出的,经济增长反映一国的总体经济水平,但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贫穷问题、就业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国家干预,通过《经济法》的财政、社会保障方面的法规来协调。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才可以说经济发展了。《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点,经济发展价值正是《经济法》社会本位的体现。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发展应是全面发展。发展的根本要求不仅是追求经济增长,而且更是强调质量和效益,以求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就是平衡,是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人的全面、协调、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2 《经济法》的价值与构建和谐社会
第一,《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与和谐社会。《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强调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体现正义的本来含义。《经济法》既在宏观层面调整全局性和公共性的社会关系,也在微观层面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不平衡的经济利益关系,并强调对消费者、劳动者、被限制自由竞争的经营者等弱势群体具体人格的保护,这不仅体现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立场,而且充分表明《经济法》剥去了所谓“人格抽象平等、权利机会平等”的外衣,对具体人格而非抽象主体进行真实具体的价值关怀。《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以实质公平、整体秩序、理性自由作为对实质正义特有的解释和价值构成。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正义的要求强调权利的公平、机会的平等、分配的公平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第二,《经济法》的经济民主价值与和谐社会。经济民主打破了信息不对称,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的利益侵害,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增强企业的向心力,使企业真正拥有作为法人应有的权利,实现公平与效益的统一。经济民主协调了国家、经营者、劳动者的关系,平衡了三方的经济利益,使《经济法》主体的权、责、利、义达到了有机的统一。只有把经济民主落到实处,才能实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团结,这正是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三,《经济法》的经济发展价值与和谐社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人们不断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这说明我们应从侧重物质财富的增长,转变为侧重人们各种需求的满足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经济体制改革已深入到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必然要求健全法制、公平竞争。社会发展已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要求尽快减少贫富差距,要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共同进步,同时,要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自然、社会、人的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3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价值取向与构建和谐社会
第一,社会本位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社会公共利益满足程度是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个体的行为以及市场的运行和社会分配行为紧密联系的。《经济法》把社会本位作为调整原则表明,《经济法》在对产业调节、固定资产投资、货币发行、产品质量控制、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关系进行调整时,要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同时,任何市场主体在进行市场行为时,都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否则,就是与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相背离的。第二,和谐社会的以人为本的理念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高度契合。以人为本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始终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必须对社会负责,都必须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负责,在对社会共同尽责的基础上,处理好和协调好彼此的关系。《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要求在《经济法》研究、《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中,以社会利益和平衡协调为先,促进私人与私人、私人与国家的合作,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社会化的要求,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社会本位原则是以人为本的进一步落实,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对社会共同尽责”,与和谐社会理论中的“以人为本”、“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精神相契合。(上接P152)
3 完善利益表达的路径选择———以制度创新为基础构建利益表达平台
第一,拓宽并建立通畅的人民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利益表达的关键是有关行动者能够获得进行利益表达的渠道或途径。”所以应建立畅通的人民利益表达的渠道,提高各个利益表达渠道的相对独立性和有效性。此外,要使利益表达有坚强的制度保证,从制度层面寻求解决方法才是治本之道。对此,王中汝从制度层面给出了合理建议。他指出,当前需要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完善选举竞争机制,增强选举特别是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府选举中的竞争性;二是建立和完善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披露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
第二,建立法制化的利益表达制度。现行的利益表达制度之所以成效有限,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个制度权威性不够。因此要设计、制定关于利益表达的一系列法度,一方面以法律形式保障利益表达主体的权利并严格执行,对任何阻碍利益表达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惩处;另一方面,必须把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既使其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又使不法行为得到禁止。
第三,增强主体化的利益表达意识,提升利益表达主体组织化程度。①增强主体意识首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念。这就需要塑造全新的政治文化,使民众的主体意识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真正树立起通过利益表达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勇气和信心。增强主体意识还要提高不同群体对自身利益自觉把握的能力。②着力培育利益表达团体。利益表达的主体主要包括两种,即个体和群体。群体人数多、势力大,利益表达更为专业、有力。在这一层面,戴辉给出了建议:要大力培育各类社会团体,建立社会团体的支持性机构和监督性机构,赋予其利益表达和维护者的权利和义务。
我国的文化国情是注重整体价值，讲究伦理道德，追求理想信念。这种文化底蕴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科学的理想信念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实践体系，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成为增强党的战斗力和民族凝聚力的基础。理想信念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在我们党的发展、执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的大党，领导着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面临着经济、信息全球化和剧烈的国际竞争；面临着科教、文化国际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面临着社会发展多样、多变的复杂局面。因而，需要赋予理想信念以时代特征，团结、武装全党，增强党的战斗力和民族凝聚力，面向世界竞争，主导社会发展。
一、“三个代表”思想坚持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赋予理想信念以时代特征
随着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显示其巨大的导向、凝聚作用。
“三个代表”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对社会发展的趋向作出了合乎规律的判断，重申了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继承了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谋利益、求解放的阶级本性。因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所指示的发展方向、目标，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一致的。同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赋予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以新的时代特征。
首先，“三个代表”思想，强调了先进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反映了当代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和目标，提到全党面前，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能够正确把握时代主题，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这一思想，丰富了我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认识，即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美好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和发达经济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仅仅把共产主义理想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特别是把它主要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不仅与我们所进行的改革相矛盾（即当前我们允许、支持私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形成，而且也容易使共产主义理想因为缺乏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支撑而显得空泛而遥远，也不利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巩固。因而，强调发展生产力，把它作为共产党的任务和目标，就使共产主义理想具有现实的和发展的基础。
其次，“三个代表”思想，把生产力发展与文化发展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提出来，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和文化热潮的兴起相契合，具有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特点。“冷战”结束后，全世界出现了越来越激烈的经济竞争。与经济竞争同时并起的是文化热潮。文化热潮的出现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经济为文化发展提供基础和条件，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和文化是协调发展的“两个轮子”，犹如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的道理一样，世界的发展不可能只是经济的单方面发展。所以，“三个代表”思想，在强调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强调文化的发展。这样，这一思想回应了世界发展的趋向，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以开放性特征，指导我们面向世界、走向世界。
最后，“三个代表”思想，强调了生产力和文化的先进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超越性特征。生产力和文化都有传统和现代、先进和落后之分。共产党所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这种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既是传统生产力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先进性就是发展性、创造性。而发展性、创造性既是国际范围内激烈竞争的要求，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同时，先进性是没有止境的，先进性只有表现为发展性、创造性才能实现；否则，先进就会变成落后、保守。因而，“三个代表”思想强调生产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表明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强调发展、创造，不断实现对社会、对自身的超越，并始终朝着远大的发展目标前进。
二、“三个代表”思想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明确了理想信念的现代指向
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科学化，科学社会化，即社会的一切领域都纳入到科学技术发展的范围，科学技术也渗透到一切社会领域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最集中表现在生产力和经济上。现代社会经济、文化价值的实现，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其发展过程是一个特定阶段。其社会性质，属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矗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其他经济成分是指占公有制经济以外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经济成分，它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归根到底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就决定了我们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要发展其他经济成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
个体经济是以生产资料个人私有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经济，是一种小私有经济。个体经营者通常自己购置生产工具、原材料等生产资料，自己参加生产劳动，生产经营的收入纳税后归个人所有。
私营经济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生产和经营的经济形式，就是说它是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私有制经济。
二者的不同点是个体经济主要依靠自己和家庭从事生产、经营，私营经济主要是雇佣工人从事生产和经营。
二者的相同点是生产资料、劳动成果都归个人所有，都以单纯追求利润为生产目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在我国现阶段，对它们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两种情况，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时，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起阻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在现阶段，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正是这一规律的具体表现。
共同富裕与一部分先富起来是统一的、一致的。使全体劳动者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可以借助先富者的经济力量，并通过先富者的示范作用，增强人们的竞争意识，激励广大劳动者积极进取，奋发图强，学习致富技术、经验，探索和开辟致富之路，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首先，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互相促进的。其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必须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以改革和发展确保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就是既要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又要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增长速度，又有较好经济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这就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变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从狭义上讲，经济制度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亦称“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经济形态”，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等。从广义上讲，经济制度还包括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和管理经济的具体制度，包括有关经济工作的规章制度等内容。生产关系的内容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采取的具体形式、国家管理经济的具体制度等属于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又称“经济管理体系”，是指一定社会制度下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包括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组织管理形式、管理权限划分、管理机构设置、企业经营方式等内容。经济体制既反映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性质，是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实施的具体制度和方式，又反映社会生产、经济运行的具体特点和要求，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不可分割的，具体表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和基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一方面把土地承包给农民，由农民分散、自主经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建立起了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和发展。只有建立双层经营体制，才能更好地发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80年代前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推动了农业生产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为了克服带来的问题，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规模经营，通过创造条件，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为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和农户承包经营提供了重要保障。
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生产和流通的经济手段。计划，就是由国家行政部门通过编制经济发展计划，依靠行政命令下达计划，按计划安排生产和流通。市场，作为调节手段，就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和商品价格的变化来促使商品生产者调整生产和流通。
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活动中，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两种调节手段，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并没有排除必要的计划，并且，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国家宏观计划的范围不断扩大，手段不断改进，力度不断加大。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使市场经济有序地、健康地发展。
市场，既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又是调节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种重要手段。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生产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的方式。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要求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
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有市场不等于就有市场经济。市场是在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时就出现的，而市场经济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全社会生产和流通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时才产生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占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因此存在市场，但不存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产生的。
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主要是指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市场经济侧重讲的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有市场经济，就一定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不一定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而市场经济则是产生于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
实行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实行对外开放，是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途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矗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在实行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经济特区，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行使主权，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一块特定地区。所以，特区在经济上“特”，在政治上不“特”，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国的经济特区实行许多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经济政策，但同国内其他地区仍保持着广泛密切的联系，既依托内地又服务于内地。全国都可以利用特区，观察和了解现代国际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同时，经济特区比较集中全面地反映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世界各国可以通过经济特区来观察和了解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因此，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必须的条件。我国向来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充足是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但是，人口多、增量大，按人口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已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在工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一定的条件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和增长速度的快慢，对资金积累的规模和速度具有很大影响。人口多、增长快，用于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部分的基金就多，国民收入中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就会减少，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人口素质与经济建设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智力的发展，体力的增强，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和经营管理的科学化，要求劳动者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在当今世界，国际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和智力的竞争。因此，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大问题。
政治制度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制度，在我国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在基本的政治制度下，还有具体的政治制度，即政治体制。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具有稳定性。而政治体制则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它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健全。正是在不断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促进和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从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在我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还存在不少弊病，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我国现阶段，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人民的主体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的国家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
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只能通过人民民主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来自人民，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代表人民，是人民的公仆。
由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总之，人民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者密切联系。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二者是有区别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都是国家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构成我国的国家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是分工的不同而不是分权，是一种从属关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国家机关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得超越它，也不能与之平列。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执行机关，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
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另一方面，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民主与专政是分不开的。人民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对广大人民来说是民主，对极少数敌对分子来说是专政。不可能只有民主而无专政，也不可能只有专政而无民主。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才能有效地对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同时，也只有坚持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毫不手软地打击敌人，才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阶级与阶级斗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阶级是一个经济范围，是经济实体。当剥削阶级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完整的剥削阶级就不复存在了。在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不再存在。但是，剥削阶级被消灭了，阶级斗争并没有同时被消灭。因为剥削阶级一经产生，就不仅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而存在，而且是一种政治力量，有自己的思想、政治观点。因此，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同时还存在于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这表明，阶级斗争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阶级斗争可以直接以完整的阶级为依托，也可以不以完整的阶级为依托，阶级与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离。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上还有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还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反革命犯罪分子、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等。对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实行专政，依法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彼此互相依赖、真诚相待、共同承担着国家和民族盛衰兴亡的历史责任。在现阶段，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任务。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发展；“能人经济”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3005102
1“能人经济”概念的提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我国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一批才能出众、具有娴熟的人际交流技巧和经济头脑的人，他们在农村户籍所在地兴办企业，为当地农村经济建设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在他们的带领下，全国各地农村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市场经济发展的典型，如以河南临颍县王宏斌“”为代表的“南街模式”；以浙江徐文荣“横店城”、江苏华阴吴仁宝“华西村”等为代表的“江浙模式”等，他们的成功在全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所在的当地农村在其率领下，农村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模范。他们的成功荣耀，引起了学理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学术界把这种“依靠能人开拓事业、带动农村经济繁荣，发展企业的经济形式”称为“能人经济”。
“能人经济”的不断涌现和发展并壮大，是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一种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构的不可或缺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完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是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大创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低估。
2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发展“能人经济”的可能性
“能人经济”在我国的出现，是一种新生的“经济表现形式”，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经济依靠经济能人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能人经济”的本质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特殊国情下的适应性。“能人经济”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实际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在理论上成立，实践中开花并得到极大发展，成为市场经济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一朵奇葩。
（1）理论上，“能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结构的有益补充。
我国“能人经济””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由于客观上存在着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需要借助于市场进行自发调节，“能人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发展形式，在一定范围内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能人经济”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具有强大的发展动力，并且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中必要的补充和有益组成部分之一。在某些典型地区如、华西村、江浙沿海一带，“能人经济”的发展速度比国有和集体企业快，原因在于：“能人经济”是一种由能人为核心和主导的发展意识推动，往往以“家族”为核心骨干力量，充分发挥了以“能人”为核心的集体凝聚力量和主观能动性。
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急需一大批人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带领一批人形成集体并兴办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个体经济成分，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2）积极发展“能人经济”是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
积极鼓励并扶持“能人经济”是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经济形式的重要特点是：在社会结构上，80%的人口集中在农村，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形态；在社会工业结构上，少量现代化发达工业与落后于现代水平的工业并存；地区贫富差距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广大不发达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在社会生产力上，自动化、机械化、半机械化和手工操作的梯形结构并存。党中央和国务院也一再强调：现实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会表现出“多种混合所有制结构并存”现状，具体表现为“多层次和多元化”，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特殊的国情和理论一再告诫我们：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东西，就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能人经济”在现实中迅猛发展，大大解放并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在农村经济的大舞台上，显示出了极大的发展潜力和魄力，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了较大的财富，是促进农村市场经济繁荣，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
（3）“能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
党中央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步伐，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开始大踏步构建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全民所有制（以国有企业为代表）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体制（以集体企业为代表）的同时，积极扶持鼓励个体经济发展。在农村，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一些农民搞个体工商户，一批个体工商户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成立了公司制企业，并涌现出以他们为代表的“能人经济”，带领当地农村走上了小康道路。还有一些农民通过种养、兴办乡镇企业以及外出经商打工，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具备了发展“能人经济”的物质基础和直接要求。
关键词：区域板块；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相关性；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071-0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乡经济发展协调性差等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做出了重要论述，并提出了相应要求；党的十七大更是明确提出要开创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新局面。
陕西省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陕西经济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其在西部1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综合竞争力排名从1999年的第4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2位，并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良好态势。但是，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平衡，陕南、陕北和关中各个县市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差异。尽管近几年陕西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鸿沟也在加大。所以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对于陕西省城乡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许多学者曾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如夏安桃等（2003）主要从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目标、动力机制和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综述；[1]鲁奇等（2004）运用因子分析和ArcGIS技术提取影响城乡关联发展的主导因子并将主因子信息空间化,揭示影响城乡关联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2]罗雅丽和李同（2005）以西安市为例，基于城乡间各种要素流的测度研究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3]朱允卫和黄祖辉（2006）以浙江省整体经济发展为例，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和数据的协整关系研究城乡统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4]黄水木（2007）基于福建省泉州市对沿海发达地区城乡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5]
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定性研究文献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相关概念展开，对于研究城乡协调发展的机制和体制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未能从定量角度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而定量研究文献基于量化研究分别从城乡协调发展度确定、城乡协调发展的主导因子及驱动因子、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流动、城乡协调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等四个角度展开研究，对于深化城乡协调发展规律研究具有一定作用，但主要立足于各个局部角度研究城乡经济的联系强度。而立足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研究区域板块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特别是联系区域经济内部的不同发展板块，从区域统筹的角度研究城乡协调发展度同经济发展相关关系，进而研究不同板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同阶段不同特点的文章尚不多见。
本文立足于反映整体情况的指标体系，通过相关概念定义，综合考虑驱动因子、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城乡经济协调等要素，以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研究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首先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其次，对陕西省各个地级市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综合评估；然后，基于经济发展板块研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关系，得出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从经济上明显呈现第一、二、三梯度的阶梯化发展态势等结论；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指标体系构建及研究方法
1.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界定。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城乡劳动力、技术、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在一定范围内合理交流和组合，形成城市和乡村稳定持久结合的统一体。在发展目标上突出以人为本，公平配置社会资源，基本建立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现人均GDP稳定增长，三次产业结构更趋合理，城乡二元结构初步改变，城乡差距明显缩小；农业规模经济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非农就业比重和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属于一项涉及到多方面发展情况评价的系统工程。本文根据系统性、可测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简洁性和科学性原则，在借鉴其他学者评价指标和结合陕西省省情的基础上，选取以下八项指标进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评价(见表1)。其中：（1）人均GDP指标衡量经济发展基本情况，确定经济发展阶段对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2）第三产业比重指标衡量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即是降低第一产业比重，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公平就业环境。（3）地方财政收入用以衡量地方政府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政府是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主体，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要求地方政府具备一定财政能力。（4）公路货运量、电话用户和公路客运量三个指标衡量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快乡村融入城市市场化发展轨道、扩大乡村产品市场的重要措施，该类指标用以分析城乡市场协调度。（5）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指标衡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协调程度。（6）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指标衡量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程度，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方面的协调程度。
3.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作为各个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综合评价指标，应用主因子分析法和相关系数分析法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基本思想是研究多个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的内部依赖关系，然后根据相关性大小对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最后归纳出综合所有变量影响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通常称为因子。分析具体步骤为：
（1）对选用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指标均为正指标，标准化公式为：
Xij=(xij-minxj)/(maxxj-minxj)其中，i=1，2…，11；j=1，2…，8
（2）利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各个主因子的得分计算出各自的方差贡献率，并以此作为权重，构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的综合评价模型。
（3）计算综合指标值，即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
（4）对各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比较。
（5）对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相关关系进行分析。
三、实证研究
1.数据检验。本文采用陕西省2010年统计数据对陕西省11个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评价，限于篇幅略去原始数据。初步分析结果显示8个变量间相关性很高，由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拒绝各变量的独立性假设，因子分析法的适用性通过检验。由相关系数矩阵R计算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2所示，可知前3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2.654，表明这3个因子已经集中了原始数据92.654%的信息，达到了选取公共因子的标准，基本可以描述各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水平。
2.主成分因子提取。经过旋转的载荷矩阵表明因子变量在许多变量上都有较高的荷载。通过表3可知，第一公因子在公路客运量、地区财政收入、电话用户量、公路货运量、三产比重等几个指标上载荷较高，因第三产业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体现该地区未来发展的潜力水平，因此第一公因子能够很好地代表城乡经济发展潜力度；第二公因子在城乡消费水平比值和城乡收入水平比值上有很高的荷载，能够很好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第三公因子在人均GDP和地方财政收入指标上载荷较高，能够很好地代表城乡经济水平度 。
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和评价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以下采用回归方法求出因子得分函数矩阵。(如表4所示)
根据系数矩阵将三个公因子表示为8个指标的线性形式。
因子得分函数为：
F1=0046X1+0.120X2+0.207X3+0.278X4+0.279X5+0.243X6
+0.113X7-0.019X8
F2=-0.046X1-0.166X2+0.051X3+0.013X4+0.021X5+0.061X6
+0.519X7+0.509X8
F3=0.449X1-0.533X2+0.320X3-0.047X4-0.015X5-0.064X6
+0.078X7+0.133X8
3.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综合得分及相关性分析。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综合反映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即城乡之间要素流转程度及协调程度。为了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进行综合评价，需要对各地区在3个因子上的得分以及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加权求和得到综合分值F，即
F=0.469F1+0.298F2+0.159F3。计算出陕西省11个地区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水平，得分如表5。进一步根据综合得分得到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水平分类图（见表5，图1，图2）。
四、研究结论
1.经济实力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但并不必然导致城乡的协调发展。根据表5、表6、图1和图2，在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性评价中，基本上都是经济因子得分较高的地区总得分就高，但在局部区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西安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居第二位，低于延安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但西安市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为第一，而延安市为第四。另外有两个特例，一个是陕北的榆林，一个是陕南的商洛，榆林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为第三，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却落后到了第七位；相反，商洛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为第11名，居于最后一名，然而协调度却位于第二名，远远超过了其经济发展水平。这充分说明，经济发展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施以相应的产业、财政和分配政策改革，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才有可能随之提高。
2.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从区域板块上表现出“U”型曲线的特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度和城乡经济协调度，按照陕南、陕北和关中的顺序排列，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关系呈现出典型的“U”型曲线的形状，说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先下降最后上升的趋势。根据相关系数分析，如表6，陕西省总体上经济发展协调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为0.11，相关性并不显著。但陕南各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为-0.8357，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一方面说明陕南各区的经济发展协调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说明，陕南目前的这种相对协调在整体上表现出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升高而降低的特点。陕北各区（注：因为铜川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具备陕北资源经济的特点，笔者把铜川从经济上划入陕北板块）经济发展协调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为0.9933，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表现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的现象，原因主要在于陕北经济发展主要建立在资源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该产业的典型特点是依赖于技术密集型的规模经济，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限，财富的社会扩散速度远远小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故而呈现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低的现象。但是正向的相关系数表明陕北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中各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排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的相关系数如果包括杨凌为0.236，正向相关而显著性不高，如果去掉杨凌，仅考虑西安、宝鸡、咸阳和渭南，则相关系数高达0.994，说明关中经济发展程度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高度正相关，而杨凌经济发展特点不具备关中板块的特点。杨凌的表现特殊起因于杨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以教育为主的第三产业，教育产业的高产值，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带动作用并不大，甚至还凸显了城镇经济和乡村经济的差距，可以说杨凌的第三产业是建立在非常薄弱的第二产业的基础上，使得杨凌在关中经济板块中表现出陕北经济板块的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特点，杨凌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转型。
3.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从经济上明显呈现第一、二、三梯度的阶梯化发展态势。关中区域的西安市第一公因子排名第一，说明西安市未来经济发展潜力比较大。宝鸡市的第一公因子得分排名紧邻西安，第二公因子和第三公因子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说明宝鸡目前的城乡经济发展潜力、城乡生活水平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度都比较好，城乡经济发展协调度比较好，宝鸡的综合和单个因子表现都足以作为陕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标杆。其次是咸阳和渭南，以上城市处于第一梯队。商洛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较高，主要是因为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协调度的第二因子F2得分最高，然而代表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F3和代表经济未来发展潜力的F1都非常低，说明商洛市目前较高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实际上属于一种低水平协调，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协调必将被打破，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因此不应属于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包括延安、榆林和铜川。这些地区因为拥有密集的煤、石油和天然气存量，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第二梯队里各区表现为代表经济发展潜力和城乡生活水平度的第一公因子F1和第二公因子F2都很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度不高，应该采取适当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分配政策改善此种局面。
第三梯队包括汉中、安康、商洛和杨凌四个地区，也是全省经济总量较低的地区，这四个地区除了杨凌位于关中外，其余地区都属于陕南山区。改革开放以来，陕南山区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获得的发展机遇相对较少，经济发展不足，属于有待发展的地区。第三梯队里各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代表经济发展潜力和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度的第一公因子F1和第三公因子F3都很低，即使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的F2很高，排在全省前列，也只是因为城市经济发展不足，没有拉开城乡经济的差距，并不能说明城乡经济发展协调，所以此种高F2只能说明经济的落后特性而有待发展。根据区域分布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杨凌应该被划入第一板块，但因其代表经济发展潜力的F1、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的F2得分以及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F3都非常低，经济发展潜力有待培养，所以放归第三个板块。
4. 发展协调性好的地区各个指标因子之间发展不均衡。从发展协调度得分来看，关中区域城乡经济协调性比较好，但这些地区的协调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其潜力水平因子、生活水平因子和经济水平因子之间并不均衡。比如西安市和渭南市，西安市代表经济发展潜力的F1因子得分最高，但是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度的F2因子得分为负数，排名第九，说明西安市虽然经济发展潜力大，但在城乡协调方面做得并不理想。渭南市代表经济发展潜力的F1因子和代表城乡生活水平协调的F2因子得分比较高，说明渭南市发展潜力和城乡协调度在目前表现比较好，但是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F3因子为负数，排名第九，这说明尽管总体得分较好，很可能也是一种低水平的协调，需要在发展中均衡各个指标的关系。经济发展协调度高，并且各个因子之间相对均衡的是宝鸡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潜力、现有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城乡生活水平协调都表现得非常好。
五、提高陕西省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对策
1.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合理统筹不同区域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根据陕西省11个地区不同发展水平，采取适宜措施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陕南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较差和技术条件较差，在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上应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特色，大力发展特色资源产品加工产业和旅游产业，促进工业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城乡经济协调。陕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好而城乡协调水平比较差，应在立足于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致力于产业的技术密集化，同时加强财富分配政策改革，通过财富分配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中应该在现有经济发展基础好和城乡协调水平高的基础上继续致力于经济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经济协调。
2.发挥城镇的集聚效应，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根据上述评价分析可知，经济发展潜力因子F1在综合评价模型中所占权重很大，经济的持续发展可以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奠定基础。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城镇在城乡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城镇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资源、资金资源的集聚，最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水平提高，推动城镇经济发展。而且，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挥城镇的集聚效应是充分利用基础设施，提高规模经济，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3.充分贯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在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政策的同时，坚决贯彻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化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同时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化建设途径，加快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最终缩小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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