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网络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相关研究
相比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探讨更多的是网络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国外学者们一直比较看重网络环境所能发挥的作用，首先，曼纽尔?卡斯特（美）在信息三部曲之一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就强调了网络环境对政治宣传的重要性；其次，哈斯?卡姆，E?斯科恩菲尔德斯的《数学式环境下解决问题的模式》认为：“校园网络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文化素养和科学技术含量的提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涵盖在知识文化与科学技术信息当中，学生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容易受到熏陶。”强调校园网络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的作用以及校园网络的隐性教育作用。
国内对于网络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相关研究非常丰富，有从网络舆论环境、微博微信网络环境、网络载体环境、网络文化环境等角度研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也有从网络环境的角度出发，研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制度性、模式转变、管理、机遇挑战等方面的影响；也有对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困境进行研究并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该如何应对困难、进行改革创新、化解挑战等，各方面的学术论文都十分充实。同时，关于这一课题的相关专著的传阅速度也比较快，比较有影响力的有谢海光主编的《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案例》等，“前者对互联网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挑战、互联网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内容、方法、途径、环境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后者是对全国七十多所高校和三十多家单位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总结”，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学者们关于网络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对全面，这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建设与研究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关于网络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其相关研究成果与结论恰好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必要性。
（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相关研究
1.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分类研究。国外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倾向于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来进行分类研究，尤其偏重于宏观角度，他们的研究更关注整个社会上的意识形态网络教育。另一部分与网络环境有关的则是以格尔顿?格莱姆为代表的学者研究网络文化，“着重从文化哲学角度进行理论探讨，批判性较强”。国内的学者则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从不同的维度进行了较详细的分类，大致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进行概括。从纵向的角度来划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可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微观环境与外部宏观网络环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物质与精神的网络环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积极与消极网络环境等；从?M向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来进行分类，又可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舆论环境等。在近几年的研究中，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研究则以网络舆论研究和网络文化研究比较集中。如李百玲学者对网络言语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并对网络言语失范的具体表现、原因及措施等做了论述。总体而言，现阶段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分类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与详细了。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措施的相关研究。国外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较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研究数量更是不多。但我们可以通过目前一些国内学者对国外学校的考察及研究，来粗略窥视国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上的相关措施。万先英学者在其研究中指出“国外高校非常重视学校德育环境的营造并已形成了明确的认识，将自己国家的政治观、价值观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于校内各项活动中的观念已经确立”，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对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建设进行了研究，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了，这些学者为我们打开了窥视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文化建设的窗户。
近几年来，国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措施也有一些研究。罗成富学者指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指出政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部分学者提出要“构建良性运作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机制”，“建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门户网站”等。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应属陈万柏主张的“努力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构筑网络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总体而言，在关于如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方面，不同的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研究结果，概括起来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挥政府主导性；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内容建设，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三是建立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及机制；四是充分调动高校主体性，同时发挥多方面的力量；五是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研究。
3.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机遇与挑战的相关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所面临的机遇是很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网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增强了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和教学重点向课外延伸和转移，教育内容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使得环境育人的功能得以强化。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中的挑战的相关研究，很多学者也都有所涉及，总的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因素：一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对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加剧；二是高校校园网络管理方面的困境，技术和资源层面的匮乏，“传播层面的监管困境”，网络空间把关人缺位；三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的行政监管体制尚待完善；四是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s on the ecological politics theory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conception， content and frame，theoretical value and effective ways. On the basic summar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deepening researches.
关键词： 国内外；生态政治理论；研究述评
Key word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y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生态政治、生态政治包含哪些内容、生态政治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政治，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涵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国内外对其有不少定义。由于侧重点不同以及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其一，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生态政治解读为生态（绿色）思潮、生态（绿色）运动和绿党三个层面。其二，美国学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纳克（Spretnak）把生态政治一方面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绿色政治学。其三，丹尼尔・A・科尔曼将生态政治解释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内涵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其一，《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将生态政治扩展为政治生态，认为生态政治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其二，刘京希（1998）把生态政治理论解释为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动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在内涵上他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其三，吴海晶（2003）从综合角度指出生态政治既是观念、运动,又是力量和理想。作为观念,它反映了人类对其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作为运动,它表明了人们对无度生产、无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抗议和反对；作为力量,它显示了政府、公众、环保组织、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信心和勇气；作为理想,它寄托了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容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绿党政治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绿党政治理论是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主题最为鲜明、结构最为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态学理念。绿党以生态学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二是社会责任理念。绿党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一个社会或社群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环境安全，要坚持环境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三是基层民主理念。绿党的民主目标是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们有权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他们生活条件的方式和选择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绿党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五是女权主义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来”是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念。它强调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和剥削妇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绿党强调全球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胸怀全球,行于当地”。
环境安全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从安全的视角来认识和思考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1977年美国环境专家莱斯・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从理论上首次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范畴，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范围。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以及“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联系起来。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运动”中，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其二，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并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三，主张立足当代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其四，要求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其五，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内容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较晚，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陈清硕（1995）认为生态政治学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态与社会政治能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肖显静（2000）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环境危机，其次是对市场体制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第三是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张连国（2006）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它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
3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价值研究
绿党政治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内容,突出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人类利益的新的政治运动。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构成了人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尽管目前对与环境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它唤醒了人们的环境安全意识，并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进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态政治理论的独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蔡先凤（2003）认为生态政治的兴起堪称20世纪中后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王治军（2008）指出生态政治理论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将政治问题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环境。
4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建设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基本沿着“深绿”与“浅绿”两个方向展开。“深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只有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重新建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浅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包心鉴（2001）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与政策出路在于加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意识与责任：一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实行一种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视政治家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赛明明、孙发峰（2006）认为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角度、特别是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出发,从制度和机制层面,从公众广泛的参与权力和途径等视角来思考和进行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
5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学者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与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从根本上说，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许多学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学理意味浓厚，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单一学科，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生态政治理论从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较少；三是专门从马克思主义原著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的成果还比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过程中，既要注重从宏观的整体层次上进行探讨，又要善于对微观层次加以分析和探讨，并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要在深入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想，并结合我国生态政治的现状和借鉴国外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进行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1]Robyn Eckersley，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2]（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石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3]（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4]张友渔.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5]刘京希.生态政治论[J].学习与探索，1995（3）.
[6]吴海晶.生态政治的内涵、作用及意义[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4）.
[7]陈清硕.方兴未艾的生态政治学[J].社会科学，1995（4）.
[8]肖显静.生态政治何以可能[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6）.
[9]张连国.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10]蔡先凤.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11]王治军.生态政治理论的产生及影响[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1).
关键字：国内外 全球化 生态政治 研究现状
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益加重，各国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逐渐增强，国内外专家对生态政治的含义、内容、价值理论和如何建设好的生态政治提出了很多不同角度的看法，对生态政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探索全球化发展与生态政治的关联，以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也是促进世界和谐进步的前提。
一、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内涵研究
由于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国内外对其定义根据侧重点的不同而不同，国外学者把生态政治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生态思潮或生活方式，它是一种通过公民权利与社群合作，为了维护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国内的学者认为生态政治学是利用生态学的观点去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和理论，是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研究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它反映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强烈抗议，展示了对生态文明的期望和追求。
二、国内外对生态政治的内容和建设研究
国外生态政治理论影响较大的有环境安全理论、绿党政治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3种，其中绿色政党理论是主题最鲜明、最系统的理论，它包括生态学理念、社会责任理念和基层民主理念、非暴力理念和女权主义理念5部分，它强调全球责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环境安全理论主要考虑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提出将环境保护、一个更安全繁荣的未来和人类对安全稳定的环境需求联系起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态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危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根本途径是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生存方式替代资本主义生存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较晚，还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政治必须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生态政治，肖显静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发展道路，其次是对市场经济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从而解决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陈清硕认为生态政治应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和影响为研究对象，来探究生态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相互联系，促进和谐发展。张连国指出生态政治研究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它以生命与环境，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社会内外部环境之间关系模式为研究对象。
三、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生态政治的发展
我国的生态政治理论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的理论做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发展生态政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实质，认为人类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换来社会发展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毁灭，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发展生态政治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吸取了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战略思想，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当代全球化形势下，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主要是生态环境加重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人民群众要求改善环境的急迫性与环境治理长期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国生态政治的发展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一方面，要在不断更新生态政治观念的基础上，强化法律、政策等强制性的手段，不仅在经济和技术层面，而且从完善政策主张与选择的层面发展生态政治。另一方面，要积极融入全球化，清醒认识全球生态问题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既构成巨大挑战，同时也深藏着巨大的机遇。要以更加灵活和积极的立场，在合适的时机采取合适的政策，将挑战转化为有利的发展机遇。第三方面，发挥政府的权威主导作用，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向意识教育投资以提高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同时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执法手段，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第四方面，市场要做好配合、引导工作，利用市场机制来合力配置自然资源，运用市场作用将政府的政策落实，将经济与环境统一起来，同时市场要发挥货币、信贷等激励手段，改变传统生产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资源发挥有效调节，使公众共同参与到保护自然环境中来。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很多有效成果，对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借鉴依据，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很多研究成果偏于宏观层面，没有具体实证分析，从而缺乏可操作性，且生态政治的研究方向比较单一，缺乏多学科综合研究。因此，国内外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还需要更进一步，研究适合自己国情的生态政治。
参考文献：
[1]王建明.当代西方生态政治运动的踪迹和走向[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
[2]张连国.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3]蔡先凤.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内部环境
【作者简介】杨业华(1963-)，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6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引起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多本学术著作，这些研究成果为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毕竟起步较晚，在一些领域仍有许多薄弱环节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需要深化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提出来并进行思考，以求抛砖引玉，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科学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界定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基础，因此，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内涵的研究，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以科学的界定，对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他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环境不仅同时作用于教育者、受教育者，而且决定着教育的目的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抉择方向，因此，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四体结构论’，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由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介体(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体(即环境)等要素构成。”①另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条件，他们认为，“环境是与系统发生一定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外部客观存在，也就是使系统的功能得以发挥的条件。”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到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还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界缺乏充分的学术争鸣和深入的理论探讨，有许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单纯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甚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趋势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问题，试图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问题研究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本身所具有的育人功能。
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单纯当作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很显然是不科学的，把环境简单地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也是讲不通的，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到底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层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③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环境论告诉我们，一方面，人在实践中具有接受环境影响和制约即受动性的一面，人不能脱离环境而生活，必须接受为自己准备好的环境；另一方面，人本身具有主体能动性，能反作用于环境，积极地影响客观环境，并能创造出适宜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环境。
因此，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人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其对环境实施主动性主要表现为：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环境的选择过程；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环境进行改造、重组并创造出适宜于思想政治教育新环境的过程；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环境的选择、改造、重造和创造的过程是通过社会实践这个中介来实现的。
根据马克思主主义关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人主动发展的思想，即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环境的主体能动性，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分为如下二个层面：第一层面的环境是指独立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外，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产生影响的环境。这一层面的环境不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工作对象的思想，而且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等。这一层面的环境，一般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结构性要素。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教育对象思想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一层面的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外部条件。第二层面的环境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选择的环境，它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依据一定的教育目的，有计划选择、加工、改造和重组的对人们发生感染、激励、鼓舞、促进作用的环境。它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对环境的选择性。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环境，它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场合、语言环境、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关系与心理氛围等。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层面环境的可控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对环境的调控活动，目的是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层面环境系统的功能。经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第一层面的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条件，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层面的环境则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而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可见，我们不能笼统地讲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也不能笼统地讲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加以界定。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环境因素的总和。它既包括自发的环境因素，也包括自觉的环境因素；既包括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外部环境因素，也包括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部环境因素。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依据一定的教育目的，有计划有选择地加工和创造，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排除了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的自发环境因素，只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依据一定教育目的，有计划有选择地加工和创造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影响的自觉的环境因素，并且不是只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者在选择、加工和创造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作用，而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体间在选择、加工和创造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作用。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包含了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界定首先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一般意义的环境区别开来，它是特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环境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发生关联，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产生影响的环境，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其次，这一界定，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区分开来，特指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相关联的环境因素。再次，这一界定既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外部环境因素，又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部环境因素，而且通过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呼唤人们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研究由外转向内，重视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最后，这一界定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发展变化的，它随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面对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外环境是不相同的。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夯实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为重点，批判吸收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精华，建构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理论体系，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理论基础，这既是时代的呼唤，又是历史赋予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者的重任。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多集中在对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的研究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局限在个别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个别观点的研究上，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首先，广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必须下大力气，静下心来研读原著，深入探讨并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本质，改变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薄弱的状况。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应重点研究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研究，弄清各自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指导意义；二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环境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弄清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经典作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区别和联系，探究他们各自理论的精华及其当代价值；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研究，弄清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主要内容、特点及其价值。
其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为指导，批判吸收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精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是建立在古今中外人类关于环境与人的发展，特别是环境与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发展问题研究基础上的。因此，要深入研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必须历史地研究古今中外人类有关环境与人的发展特别是环境与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的论述，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
再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体系，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我认为这一研究体系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总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基础研究部分。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基本概念、类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性质、特点、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系统、结构、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要历史地研究古今中外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论述，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应用研究部分。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自然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二是经济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三是政治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四是文化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五是科技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六是工作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七是校园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八是家庭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九是要系统地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诸要素之间的关系。(2)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环境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环境；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环境；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环境；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格环境；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环境；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人际环境；七是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环境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3)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内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4)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调控与优化，主要包括三大问题：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调控与优化的原则和方法；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的调控与优化；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环境的调控与优化。总之，通过上述问题的研究，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理论体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最重要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三、深化外部环境研究，增强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预见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一定环境中进行的，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凭借而不能摆脱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引起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综观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尽管成果相当多，但大多是静态的宏观的探讨，有的甚至是包罗万象不着边际的侃侃而谈，既大又空，低水平重复的平庸之作相当多，缺少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微观深入的探究，尤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外部环境变化的研究关注不够。
就拿国际环境来讲，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整个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在这样的环境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面向世界，切实关注国际环境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教育对象思想的影响，充分利用国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尽可能抑制环境中的不利影响，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但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对国际环境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教育对象思想的影响重视极为不够。面对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学、哲学等众多学科都积极地从各自学科的视角进行探讨，发表了大量有相当理论深度的论文。与一些学科轰轰烈烈地探讨国际金融危机相比，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则显得异常沉闷，在学术期刊上几乎看不到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研究和探讨国际金融危机的文章。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整个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仍处在一种自发的状态，这种理论上的缺位，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的负面效应是巨大的，必须引起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双重的，既要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对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对人们思想及其精神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又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我们要积极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教育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国际金融危机，把握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消除他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焦虑心理、自卑心理和挫折心理，鼓励他们积极应对挑战，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变危机为商机，为创业的时机。要切实抓住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的难得的机遇，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国际金融危机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苦难史和革命斗争史，了解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了解我们党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满怀信心地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把爱国主义热忱化为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因此，对外部环境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其变化的实际，增强预见性。
就当前的情况而言，应着重研究下列环境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产生的影响，力求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变化发展的规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第一，国际经济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二，国际政治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三，国际文化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四，国内经济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五，国内政治环境方面，要重点研究普世价值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六，国内文化环境方面，要重点研究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本质的和谐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七，网络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3G手机问世后网络环境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八，社区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各类不同社区的特点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九，家庭环境方面，要重点研究“三口之家”和“人口老年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
此外，我们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变化的预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预测学的基本原理，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发展的规律，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在未来的发展态势、动态和结果进行预料和推断。科学地预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发展的态势、动态和结果，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对客观环境的适应性和权变性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就业形式多样化，竞争方式和个性追求多样化日趋明显，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也日渐具有更强的多样性和多变性，这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世界的网络化，大大地加强了信息传播的数量和速度，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了过去相对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些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身处在这种复杂环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应面对现实，主动应对，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及时分析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变化发展以及对人们可能产生的影响，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第二，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的基础上进行超前教育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措施。思想政治教育要争取主动，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是不可缺少的。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的基础上，对教育对象进行超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比事后的教育，其效果要好得多。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主要不在于事情发生后进行亡羊补牢，而在于帮助人们确立认识事物的正确角度，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使人们自觉地抵制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用正确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预测，把教育工作做在前头，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挥主导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卓有成效。
四、深化内部环境研究，充分发挥教育功能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的探讨上，有不少研究者仍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仅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来加以看待，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教育功能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应拓宽视野，研究的重心应由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的研究转向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部环境研究。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部环境就是本文前面所述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层面的环境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依据一定的教育目的，有计划选择、加工、改造、重组和创造的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发生感染、激励、鼓舞、促进作用的环境。应重点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环境。主要研究时空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时空环境应由哪些要素构成，尤其要重点探究在什么样的时空环境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较好。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环境。借鉴语言学中的语境学理论，探讨语言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环境的内容、结构和层次是怎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环境有怎样的特点和规律？特别要重点研究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较佳？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的人际环境。应充分吸收并借鉴人际关系学的理论，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人际环境的内容、结构、特点和规律，人际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尤其要重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人际环境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格环境。主要研究人格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人格环境的构成要素是什么，特别要重点探讨怎样的人格环境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者如何优化其人格环境，思想政治教育人格环境建设有何特点和规律等。
第五，思想政治教育身心环境。主要研究身心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身心环境由怎样的内容、要素构成，尤其要重点探讨在怎样的身心环境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较好。
第六，思想政治教育场。应运用场际效应的理论，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环境形成的场际效应，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环境在场中的角色、地位、作用、功能，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场形成变化发展的规律，特别要重点探讨在怎样的“场”下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最佳，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环境的育人功能。
五、重视高校教学环境研究，增强教学的实效性
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为了进一步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党中央不仅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之中，而且专门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应该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研究，使之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紧密结合，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在一定环境下进行的，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重视并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建设，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是一个由各种不同要素构成的复杂的系统，学校内部的一切事物，几乎都可以说是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基本因素。这些不同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特有的系统结构。我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系统主要由两类环境构成，即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而这两类环境又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并且由各自不同的要素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物质环境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物质环境主要由学校内部的各种物质、物理因素构成，如校舍建筑、教学工具、时间空间等等。它主要由时空环境、设施环境等因素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精神环境是由学校内部许多无形的社会、心理等精神因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环境系统，它与物质环境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整体。尽管与物质环境相比，精神环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环境，但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活动的影响比物质环境更大。精神环境主要由人际环境、组织环境、舆论环境、心理环境等因素构成。
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问题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以来，几乎没有人研究探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问题，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外部环境不够适应，出现了“5+2=0”的现象，也导致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部环境不优，有许多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因素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治理。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应重视下列问题的研究。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空环境。时间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种无形而强有力的环境因素，不同的时间分配和安排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切活动有序地组织起来。过去，我们一直忽略了对于时间这一无形的环境因素的研究。实际上，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中，能否科学合理地安排分配时间，对师生生理和心理都有很大的影响。任何教学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教学空间进行，空间是制约教学活动的又一重要的环境因素。不同的教学空间组织形式和空间密度对师生的身心健康和教学活动的效果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忽视了教学空间这一重要的环境因素，全国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经常采取大班上课，一个课堂往往学生人数达到200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竟习以为常。在高校扩展的情况下，则更为严重。班级过大，使教师忽略了教育对象的特点和个体差异，难以进行必要的沟通交流和课堂检查。即使是进行教学改革，开展课堂讨论、参与式教学，也只能让少部分同学参加，大多数学生因机会有限而不能参与。因此，大班教学往往以教师“唱独角戏”的方式进行，教师十分辛苦，学生的积极性也不高。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设施环境。设施环境具体由教学场所和教学用具等物质因素构成。教学设施环境是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必备的条件。良好的教学设施，不仅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而且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顺利进行。如果学校环境优异，教室宽敞明亮、宿舍整洁、图书资料丰富、实验设备先进，那么置身于其中的学生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其环境的熏陶，激发起一种尊师爱校的情感及追求高层次文化的欲望。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师生心情愉快，而且有利于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教学，营造良好的教学情景。如果多媒体等设施不全、效果不好，势必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人际环境。人际环境是由学校内部的各种人际关系构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大学生所面临的人际关系主要有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校成员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生与教师的关系。这些人际关系作为校园中的客观存在，不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环境。学校本身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学校内部又存在着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次级社会群体，如班集体、党团组织、学生会和学生自己的友伴群体等。这些因素作为学校内部重要的环境因素发挥作用，并进而构成了学校内部特有的组织环境。我们要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组织环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机构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领导小组，一般由分管的副书记或副校长担任组长；二是通过教务处、人事处等职能部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行领导和管理；三是通过所辖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的院长或主任进行领导；四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是直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行领导和管理的机构；五是教研室或课程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最基层的管理机构。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建设中，我们应特别重视上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环境建设，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各高校要切实加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领导小组的建设，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务虚的机构，应切实负起对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领导职责，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定期或不定期地适时召开工作会议，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注释：
①唐鸣：《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访张耀灿教授》，载《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2期。
②岳金霞：《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界定分析》，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4年第12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参考文献】
[1]李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2]沈国权主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3]戴钢书：《德育环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关键词：终极控制人；公司治理环境；财务困境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中国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资本市场，股票价格不能够完全反应公司的价值。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讲，研究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是十分必要的。中国上市公司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大部分企业由国家控制。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企业所处地区的立法水平以及市场化进程，都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但是，目前国内对于财务困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财务预警模型的构建，其主要考察内部治理结构对财务困境的影响，而未将外部治理环境考察进去。因此，文章将研究外部治理环境对公司财务困境的影响。
自La Porta等人（1999）首次提出终极控制人以来，许多学者开始考察终极控制人与公司绩效、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但是有关终极控制人对财务困境的研究却很少。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因此，文章从内外部综合来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财务困境的影响。
一、相关概念界定
1.1终极控制人
终极控制人（ultimate controller）也称终极所有者、最终控制人、实际控制人，这一概念最早由La Porta等（1999）提出，其定义为：在公司中拥有少量的现金流量权（所有权），却享有公司较多的投票权（控制权），能够有效控制公司。刘芍佳、孙霈、刘乃全（2003）提出“终极产权论”。夏立军、方秩强（2005）使用“终极产权论”，依据终极控制人性质的不同，首次将我国上市公司分为五大类型：中央政府控制、省级政府控制、市级政府控制、县级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1
1.2公司治理环境
公司治理包括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而现有的研究却集中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研究，而忽视了公司外部治理，即公司治理环境对企业生存发展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所处的公司治理环境有很大差异，比如受到政策、制度的影响。公司治理环境包括产权性质、法制水平、政府治理和市场化进程。
1.3财务困境
财务困境（financial distress），也被称为财务风险（financial risk）、财务危机（financial crisis）。Gordon（1971）首次提出财务困境理论，并对“财务困境”进行定义。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财务指标构建财务困境预警模型。
二、文献综述
2.1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警模型的构建，而对影响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对较少。美国学者Altman（1968）首次将多元判别分析法运用到财务困境预警领域。通过22个财务指标，构建了Z-score模型。Ohlson（1980）首次运用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法构建了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
La Porta等（1999）首次提出终极控制人，并使用这一方法来研究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Claessens等（2002）将终极控制人控制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基本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它决定了公司剩余索取权与公司剩余控制权的分配比例，并且对公司治理起着重要作用。La porta等（1997），De Fond和Hung（2004）发现，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起着重要作用。North（1990）发现，对于那些处于市场经济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讲，其行为受制度环境的影响更为严重。
2.1.1终极控制人与财务困境
La Porta等（1999）选取27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大型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这些公司的所有权结构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大部分公司由家族或者国家控制；终极所有者基本上使用金字塔结构使其控制权超过现金流量权，造成两权分离。
Shleifer和Vishny（1998）提出了政府“掏空之手”和“支持之手”两大理论。这表明，国有终极控制人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会通过政府干预，从而使得企业背离利润最大化原则，损害企业的价值；也会通过财政补贴、发放贷款等方式来帮助上市公司，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
Feng-Li Lin和Hai-Ling Lin（2013）以1997-2006年台湾的24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终极控制权比率使得公司价值最大。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最优水平介于32.34%-34.03%之间，现金流权的最优值为27.8%。当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在最优水平时，公司价值达到最大值。
2.1.2公司治理环境差异与财务困境
公司终极控制人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终极控制人更多的是注重享有控制权的私有收益，而中小股东却不能实现对这一收益的共享。中小股东在法律保护方面，各国不尽相同。因此，中小股东受到大股东的利益侵害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中小股东受法律保护程度不足和公司治理机制不够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侵害现象尤为突出。
La Porta等人（1999，2000）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公司的治理结构，进而能够影响企业价值。La Porta等人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投资者受法律保护程度与其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负相关（La Porta，1999），与其上市公司价值正相关（La Porta，2000）。由此可见，上市公司所处的法律体系对其公司治理结构有很大影响。La Porta等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认识，将公司治理环境引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中，使人们认识到公司治理环境对于上市公司的重要影响。
2.2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财务困境的研究主要是以被ST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财务数据构建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警模型。大多数学者都是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主要考察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内部审计意见对于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影响，而对于公司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研究的比较少。
2.2.1终极控制人与财务困境
刘芍佳等人（2003）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大约有84%最终由国家控制，有16%为非国有控制。这一发现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国家控制为主。我国的股本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法人股又包括国有法人股和社会法人股。刘芍佳等人提出的终极产权理论和我国目前的股本分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在于对法人股的概念界定模糊，这将会导致目前学者对于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价值、企业绩效的研究可能不正确。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终极产权角度来考察终极控制人对公司价值、绩效、财务风险的影响。
对于终极控制人的分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分类为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另一种是细分为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夏立军和方秩强（2005）以2001-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地方政府控制进一步细分为省级控制、市级控制、县级控制。研究发现县级政府控制和市级政府控制与公司价值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2.2公司治理环境差异与财务困境
夏立军和方秩强（2005）以2001-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县级政府控制和市级政府控制与公司价值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缓解这一负面影响。田冠军、袁锋（2010）在“论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外部治理机制”一文中，研究了外部治理环境与财务风险的关系。文章以公司所处的地区环境作为解释变量，得出：公司注册地的发达程度与公司面临的财务风险显著负相关，即注册地的发达程度越高，公司的财务风险越小。
三、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发现对于公司治理的研究文献大部分集中于股权集中度、控股股东类型对企业价值、公司绩效、盈余管理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虽然已经展开对终极控制人的研究，但是主要是对公司业绩的研究，对于财务风险或财务困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被ST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构建财务困境预警模型。但是对于终极控制人、公司治理环境对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以后的研究可以着手从终极控制人、公司治理环境差异来研究其对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影响，从而引起上市公司对公司治理结构――外部治理环境的重视。（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Altman E.Financial Ratios，Discriminate Analysis and the Prediction of Corporate Bankruptcy[J].Journal of Finance （Sept.），pp.1968，（23）：589―609.
[2]La 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and A.，“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Journal of Finance.1999，（54）.
[3]La 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A.，and Vishny，R.，“Agency Problems and Dividend Policies around the World”[J]Journal of Finance.2000a，（55）：1―33.
[4]Feng-Li Lin and Hai-Ling Lin，Ultimate Controller Ownership and Firm Value in Taiwan，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 Trade/JanuaryCFebruary 2013，Vol.49，No.1，pp.68C81.
[5]刘芍佳，孙霈，刘乃全.终极产权论、股权结构及公司绩效[J].经济研究，2003，（3）.
[6]陈信元，陈冬华，朱凯.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文献回顾与未来研究方向[J].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4，（4）.
[7]夏立军，方轶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J].经济研究，2005，（5）.
[8]于富生，张敏，姜付秀，任梦杰.公司治理影响公司财务风险吗？[J].会计研究，2008，（10）.
[9]王永海，张文生.终极控制权与财务风险.经济管理，2008，（21）。
【关键词】制度环境;外部审计;投资者保护;企业价值
一、引言
对于一些外部因素,如法律环境、市场竞争程度等,规范研究都认为其会对处于该环境中的公司的行为产生影响,但要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加以检验,必须找到好的对外部因素进行衡量的方法。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 r.(以下均简称llsv)(1997)开创性地采用打分的方式对法律环境进行了评价和衡量,并就法律环境和财务金融方面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形成了“法与金融”理论。随后不少学者沿着他们的思路做了更深入的研究。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关咨询服务机构的出现,也使得衡量外部环境因素的数据更容易取得,针对法律制度等外部因素影响的研究也得以更顺利地进行。国内外学者用实证的方法对外部因素进行研究的时间都不长,但均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围绕投资者保护这一核心,选取审计和企业价值这两个角度对法律制度与他们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以期能更好的为后续研究提供启示。133229.Com
国内外学者就外部环境对财务金融的影响都进行了研究,但国外学者考察的主要是法律环境这一外部因素,而国内学者基于对外部环境评价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考查的外部环境因素有市场化进程、政府的干预程度及法律和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等。在本文中,对这些外部因素统一以制度环境进行称谓,其主要衡量的是一国或一个地区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水平。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考察的外部因素更多,且更能针对我国具体的现实情况。在整理文献时笔者还发现,国外学者主要是通过跨国比较分析不同法律环境中公司行为、审计市场的差异,此方法不能解释同一国家内面临的法律条款基本一致情况下不同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差异带来的行为差异问题;国内学者的研究则是以我国各地区制度环境的差异为背景展开的,因为尽管我国各地区的环境大体相同,运用的法律也是统一的,但是在转轨过程中形成了突出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特点,各地区在投资环境和执法有效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国内学者的研究弥补了国外学者的缺陷。
二、制度环境与审计
已有的文献表明,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既可以通过改善法律环境来实现(la porta,1997,1998,2000;沈艺峰等,2004),也可以通过强化外部独立审计机制来完成(francis,2002;王艳艳,2005)。外部审计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其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根据声誉假说和深口袋理论,审计师必须考虑面临的各种风险,一旦遭受损失会对他们的声誉带来多大负效应,可能面临的诉讼和惩罚成本有多少。对潜在风险和诉讼成本的衡量在很大程度上需考虑外部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同时外部审计和法律制度都作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机制,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否存在相互影响?法律制度环境是会增强外部审计的监督作用还是替代其效用呢?目前主要有以下面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外部审计和法律的作用机制会相互替代,在法制约束薄弱的地方,外部审计可以弥补法律制度的缺陷起到监督作用,而在法律约束较强的环境中,审计的监督作用会被弱化。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法律与审计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法律约束越强,越能增进审计的监督作用。
赞成是替代关系的文献有:
francis(2001)考察了法律起源对审计需求的影响。法律起源不同,在立法和执法上都会有很大差异,事务所处于不同的外部环境中。实证分析表明,与成文法的国家相比,在普通法国家里“五大”能获得较高的审计费用,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
klapper & love(2002)的证据显示,外部审计在法律环境差的国家中起到的作用更大,可以提升企业的声誉,从而达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结论是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环境中,外部审计可以作为法律的替代机制来为投资者提供保护。
choi & wong(2002,2007)研究了各国法律环境的差异是否会影响企业对会计师的选择(“五大”或是非“五大”)和审计收费。发现在法律约束薄弱的环境中,随着风险的加大公司聘请“五大”的可能性增加,同时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也越多。
王鹏(2008)用其构造的投资者保护指标研究了投资者保护水平和外部审计需求的关系。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不仅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可以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还能减少上市公司对外部审计的需求。
研究得出制度环境与审计是相互促进关系的学者有:
francis khurana & pereira(2002)发现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强度越弱的国家,聘请国际“五大”的概率越低。在法律环境保护力度很弱的国家,审计师的选择将变得与成本不再相关了,因为法律对于审计师的惩罚不够严厉。他们2003的研究再次发现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国家中,公司对高质量审计师“五大”的需求降低。
newman、patterson & smith(2005)在对投资者保护的研究中纳入了审计师法律责任,研究显示加大对审计师的处罚力度并不能降低审计需求。同时还发现在对审计师惩罚力度和内部人惩罚力度较大的环境中,审计师的努力程度较高。
choi & kim et al(2005)考察了法律环境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及其对“四大”收费溢价程度的影响。发现随着法律责任的提升审计费用增加,在一个既定的法律环境中“四大”确实获得了审计溢价,但这种溢价程度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而降低,法律责任的增强缩小了“四大”与非“四大”之间审计收费的差异。
kallunki et al(2006)发现过高的审计收费和薄弱的法律环境增加了公司变更事务所的可能性。严格的法律约束增加了公司变更事务所的转换成本,因此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国家中公司变更事务所的可能性降低。变更后继任审计师的折价程度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中更为明显。说明法律环境好可以抑制公司想通过审计师变更来降低审计费用的动机。
wang、wong & xia(2008)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是否选择当地小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上的差异。基于政府和企业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可能会给上市公司特殊的帮助,影响到公司对审计师的选择。同时当地的事务所也可能更了解上市公司的情况,这可能也是公司聘用小所的原因。通过以1994—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地方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可能聘用当地小的事务所,同时还发现在欠发达的地区(以市场化程度衡量),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聘请当地小所的可能性也在增加,但这种倾向在较发达的地区明显减弱。
孙铮、于旭辉(2007)在研究政府控制权级次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需求的影响时,考察了市场化程度、法律水平等制度因素对公司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层级越多的国有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聘请高质量的事务所。
陈小林(2007)在他的博士毕业论中用1999—2002年3 705个样本公司数据对市场秩序、法制环境与审计师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文中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或更严重的审计意见)的概率作为审计师独立性的衡量,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政府与市场关系健康、对企业干预较少、法制水平高的地区,审计师的独立性较强。
替代关系的可能解释是在法律制度约束比较严格的环境中,各事务所的执业谨慎性都比较高,大所与小所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因而可能表现出“四大”的收费溢价水平较小或根本不存在。同时就审计师的选聘来说,是公司和事务所共同协商的结果,因此公司聘用外部审计的动机也会对审计业务的形成造成影响。已有的研究证明,在法律约束严格的环境中,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比较完善,公司的成本并不高,因此,投资者聘用高质量审计的动机可能降低,表现出在法律制度环境越好的情况下公司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可能性越小。
而促进关系则可能是因为法律制度的强弱影响到审计师的执业谨慎性。当法律等可能的惩罚措施比较严厉时,审计师在接受业务时会更为谨慎,当客户具有某种风险特征如财务质量不好、问题严重可能就不为其提供服务,或者在确定审计收费时提高标准,以弥补将来可能遭受的损失或者弥补为了更好的规避风险而在审计时多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在法律约束严格的环境中审计公司审计收费可能要高。同时基于信号传递的考虑,处于约束严格环境中的公司可能更希望利用所聘用审计师的质量传递公司的良好信号,进而表现出制度环境对公司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促进作用。
三、制度环境、成本与企业价值
成本的存在不仅影响企业价值的创造,也阻碍投资者权利的实现。基于内部治理角度研究成本与公司价值关系的成果已非常丰富,但若忽视影响内部治理机制的外部环境则在研究上不够严谨。不少学者从法律等制度环境入手探讨了外部环境与成本、企业价值的关系。法律等制度因素对投资者保护程度高,控股股东利用上市公司为自身谋取私利的不当行为遭受法律制裁的可能性就越大,实施“隧道挖掘”行为的成本也就更高,因此制约了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弱化了问题,公司价值相应获得提高。对于存在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成本,法律和制度的监督制裁作用同样会增大经理人谋取私利的成本。当成本降低后,控股股东和经理人与中小股东的目标一致,同时还能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让投资者充分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投资决策,以更好地促使公司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可以说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影响公司的治理机制,可通过对成本的削弱来增强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
从相关的文献来看,llsv(1999,2000)的研究使人们改变了对公司治理的看法,更多地从影响治理的根本因素外部环境着手考虑问题。他们发现,一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其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负相关,与其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比率正相关,与其上市公司的价值正相关,并且一个好的法律环境可以有效地保护潜在的融资提供者,使他们愿意为证券市场提供资金,因此有助于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在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国家里,中小股东面临遭受大股东剥削的风险,他们只愿意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公司发行的股票,从而使公司失去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的吸引力,所以,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差的国家,其股票市场规模也较小。公司难以融资就影响了公司的经营发展和创造价值。lombardo and pagano(2000)、daines(2001)分别就法律环境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法律环境的好坏与公司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当法律环境较好的时候,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会减少,能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为企业带来更多价值。
法律环境是否会影响到公司治理机制的选择呢?doidge et al.(2001)、nenova(2003)认为法律环境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安排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即在法律环境较好的情形下,公司加强内部治理的动机不足,因为好的外部法律机制已经足以发挥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能规范公司内部人的行为。内部股东在控制权上损失的收益可以从企业良好的经营业绩中获取。klapper & love(2004)也发现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中各公司的治理机制不同,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良好的法律环境能提高公司的绩效,并且治理机制与公司价值间的正向关系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国家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国内学者在研究时考察了各种不同的治理结构、股权性质、制度环境对公司成本、价值创造的影响。在研究时国内学者有个特点,针对我国国有股权的一股独大、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问题展开了大量实证分析,他们的分析充分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国内夏立军、方轶强(2005)首先研究了最终控制人的性质、治理环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政府控制会降低公司价值,政府控制层级越多,公司价值越低,治理环境会对公司价值产生正面影响,并且能降低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邓德军(2006)以竞争行业中的公司为样本,并在将国有企业按政府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分类的基础上,研究了控股股东的性质、法制环境与公司价值间的关系,发现在好的法制环境下,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会降低。王力军(2007)按照最终控制人性质,将公司分为国有和民营金字塔控制两种主要类别,研究了问题在哪些公司较为严重,法律对于投资者保护是否能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研究表明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价值并无显著差异,法治水平高的地区,其所属公司的价值较高。俞鸿林(2007)提出治理环境作为股权、董事会和经理人市场等内外机制的共同因素,对治理机制功效的发挥有重大影响,如果治理机制和治理环境不相吻合, 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将无从谈起,进而影响公司创造的价值,并以我国a股市场2002年的数据检验了自己的观点,发现公司治理的完善首先需要的是政府治理的完善。高雷、宋顺林(2007)基于a股市场2003—2005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对国有上市公司成本的影响,发现治理环境对成本有显著影响,政府干预显著增加了成本,而提高市场化进程和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有利于减少成本。王鹏(2008)利用其构造的投资者保护指标,检验了投资者保护水平(外部制度环境)与公司价值之间的正向关系,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不同控股类型的上市公司,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不同,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与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关系更明显;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即降低成本;投资者保护能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同时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资金占用的关系。
四、制度环境的衡量问题
实证研究结论是否准确,模型中变量取值非常关键。将法律环境这一外部因素量化并进行实证研究,是llsv“法与金融”理论的最大贡献。llsv的方法是开创性的,使人们能将法律环境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通过实证的方法进行检验。国外学者现在研究中使用的制度环境数据主要来自la porta(1997,1998)的方法自行计算、专为大型审计公司服务的保险公司wingate(1997)中的诉讼指数(litigation index)、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提供的对法律和条令的评价结果,且国外学者在研究时采用不同的环境数据同时进行检验,增强了结论的说服性。
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多是采用樊纲、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市场化进程)、政府干预指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法治水平指数(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通常来说就法律效率的衡量应该从法律条款的订立和执行力度两个角度进行。王鹏(2008)认为依市场化进程报告中确定的制度环境指数未考虑对法律条款订立的评价,于是他参照沈艺峰(2004)的做法,依据某项法律法规的设立情况及重要程度为法律条款评分;对执行力度的衡量在采用市场化进程中法治水平指数的基础上,还采用了张维迎、柯荣住(2002)的我国各地区加权信用水平数据构建了一个新的综合法律环境指标来进行研究。该指数的构建拓宽了我国对制度环境进行评价的方法,在提升结果可靠性的同时也给后续学者的研究以很大的启发。
五、研究展望
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发展程度和执法水平为研究制度环境与财务会计相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使得基于各国法律环境不同而展开的跨国间比较可以在同一法律条款环境中的不同地区间进行,解释了在同一国家中不同公司处于相异的制度环境下行为差异的问题,丰富了理论研究。但由于国内学者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就制度环境与审计之间的关系研究尚不深入,在研究思路及方法上都还存在不足,没有考虑制度环境与公司内部某些特征对审计作用发挥的共同影响。与国外学者一样,对制度环境与外部审计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国内的学者也未形成统一结论。审计和法律制度同作为保护投资者的重要外部措施,弄清两者的关系对我国进一步规范市场监督措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成本的存在是影响公司价值创造的原因之一,建立各种治理机制就是为了能降低成本,从内部来发挥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但其又依赖于外部制度环境,不能忽视制度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而目前国内的文献中对各种治理机制、成本与制度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股权性质和结构方面,其他方面的影响如何值得进一步深入。同时如何准确衡量制度环境也需要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目前国内文献中多是采用樊纲、王小鲁编制的市场化指数及其子指数,该指数只考虑了法的执行效果,对立法条款的情况并没进行考察,而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应该包括法的订立和法的执行两个方面,所以若是能对法律等制度环境进行更准确的衡量和评价,可能会使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同时,学者们在研究时也可以考虑采用不同的对制度环境进行评价的数据进行检验,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参考文献】
[1] 陈小林.制度环境与审计独立性——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 邓德军.法制环境、控股股东与企业价值[j].改革,2006(10):94-99.
[3] 高雷,宋顺林.治理环境、治理结构与成本——来自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经济评论,2007(3):35-40.
[4] 沈艺峰.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历史实践的实证检验[j].经济研究,2004(9):90-100.
[5] 孙铮,于旭辉.分权与会计师事务所选择——来自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j].审计研究,2007(6):52-58.
[6] 王力军.问题、投资者保护与公司价值——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证券市场导报,2007(3):18-24.
[7] 王鹏.投资者保护、成本与公司绩效[j].经济研究,2008(2):68-82.
[8] 王艳艳,于李胜.法律环境、审计独立性与投资者保护[j].财贸经济,2006(5):32-38.
[9] 夏立军,方轶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j]. 经济研究,2005(5):40-51.
[10] 俞鸿林.治理环境和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基于中国a 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生产力研究,2007(6):42-47.
[11] choi, j .and t. j. wong, 2002, 2007 audit markets and legal
environments: an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working paper,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september).
[12] daines, r., 2001. does delaware law improve firm valu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2 (3), 525-558,december.
[13] francis, j. i. khurana, and r pereira.2002,2003a.the role of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issouri.
[14] jong-hag choi, jeong-bon kim, xiaohong liu and dan a. simunic audit pricing, legal liability regimes, and big 4 premiums:theory and cross-country evidence,2005, working pap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5] juha-pekka kallunki, petri sahlstrom, mikko zerni.2006.propensity to switch auditors and strictness of legal liability environment: the role of audit mispricing.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oulu.
【关键词】制度环境;外部审计;投资者保护;企业价值
一、引言
对于一些外部因素,如法律环境、市场竞争程度等,规范研究都认为其会对处于该环境中的公司的行为产生影响,但要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加以检验,必须找到好的对外部因素进行衡量的方法。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 r.(以下均简称llsv)(1997)开创性地采用打分的方式对法律环境进行了评价和衡量,并就法律环境和财务金融方面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研究,形成了“法与金融”理论。随后不少学者沿着他们的思路做了更深入的研究。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关咨询服务机构的出现,也使得衡量外部环境因素的数据更容易取得,针对法律制度等外部因素影响的研究也得以更顺利地进行。国内外学者用实证的方法对外部因素进行研究的时间都不长,但均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围绕投资者保护这一核心,选取审计和企业价值这两个角度对法律制度与他们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以期能更好的为后续研究提供启示。
国内外学者就外部环境对财务金融的影响都进行了研究,但国外学者考察的主要是法律环境这一外部因素,而国内学者基于对外部环境评价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考查的外部环境因素有市场化进程、政府的干预程度及法律和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等。在本文中,对这些外部因素统一以制度环境进行称谓,其主要衡量的是一国或一个地区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水平。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考察的外部因素更多,且更能针对我国具体的现实情况。在整理文献时笔者还发现,国外学者主要是通过跨国比较分析不同法律环境中公司行为、审计市场的差异,此方法不能解释同一国家内面临的法律条款基本一致情况下不同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差异带来的行为差异问题;国内学者的研究则是以我国各地区制度环境的差异为背景展开的,因为尽管我国各地区的环境大体相同,运用的法律也是统一的,但是在转轨过程中形成了突出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特点,各地区在投资环境和执法有效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国内学者的研究弥补了国外学者的缺陷。
二、制度环境与审计
已有的文献表明,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既可以通过改善法律环境来实现(la porta,1997,1998,2000;沈艺峰等,2004),也可以通过强化外部独立审计机制来完成(francis,2002;王艳艳,2005)。外部审计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其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根据声誉假说和深口袋理论,审计师必须考虑面临的各种风险,一旦遭受损失会对他们的声誉带来多大负效应,可能面临的诉讼和惩罚成本有多少。对潜在风险和诉讼成本的衡量在很大程度上需考虑外部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同时外部审计和法律制度都作为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机制,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否存在相互影响?法律制度环境是会增强外部审计的监督作用还是替代其效用呢?目前主要有以下面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外部审计和法律的作用机制会相互替代,在法制约束薄弱的地方,外部审计可以弥补法律制度的缺陷起到监督作用,而在法律约束较强的环境中,审计的监督作用会被弱化。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法律与审计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法律约束越强,越能增进审计的监督作用。
赞成是替代关系的文献有:
francis(2001)考察了法律起源对审计需求的影响。法律起源不同,在立法和执法上都会有很大差异,事务所处于不同的外部环境中。实证分析表明,与成文法的国家相比,在普通法国家里“五大”能获得较高的审计费用,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
klapper & love(2002)的证据显示,外部审计在法律环境差的国家中起到的作用更大,可以提升企业的声誉,从而达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结论是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环境中,外部审计可以作为法律的替代机制来为投资者提供保护。
choi & wong(2002,2007)研究了各国法律环境的差异是否会影响企业对会计师的选择(“五大”或是非“五大”)和审计收费。发现在法律约束薄弱的环境中,随着风险的加大公司聘请“五大”的可能性增加,同时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也越多。
王鹏(2008)用其构造的投资者保护指标研究了投资者保护水平和外部审计需求的关系。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不仅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可以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还能减少上市公司对外部审计的需求。
研究得出制度环境与审计是相互促进关系的学者有:
francis khurana & pereira(2002)发现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强度越弱的国家,聘请国际“五大”的概率越低。在法律环境保护力度很弱的国家,审计师的选择将变得与成本不再相关了,因为法律对于审计师的惩罚不够严厉。他们2003的研究再次发现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国家中,公司对高质量审计师“五大”的需求降低。
newman、patterson & smith(2005)在对投资者保护的研究中纳入了审计师法律责任,研究显示加大对审计师的处罚力度并不能降低审计需求。同时还发现在对审计师惩罚力度和内部人惩罚力度较大的环境中,审计师的努力程度较高。
choi & kim et al(2005)考察了法律环境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及其对“四大”收费溢价程度的影响。发现随着法律责任的提升审计费用增加,在一个既定的法律环境中“四大”确实获得了审计溢价,但这种溢价程度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而降低,法律责任的增强缩小了“四大”与非“四大”之间审计收费的差异。
kallunki et al(2006)发现过高的审计收费和薄弱的法律环境增加了公司变更事务所的可能性。严格的法律约束增加了公司变更事务所的转换成本,因此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国家中公司变更事务所的可能性降低。变更后继任审计师的折价程度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中更为明显。说明法律环境好可以抑制公司想通过审计师变更来降低审计费用的动机。
wang、wong & xia(2008)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是否选择当地小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上的差异。基于政府和企业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可能会给上市公司特殊的帮助,影响到公司对审计师的选择。同时当地的事务所也可能更了解上市公司的情况,这可能也是公司聘用小所的原因。通过以1994—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地方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可能聘用当地小的事务所,同时还发现在欠发达的地区(以市场化程度衡量),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聘请当地小所的可能性也在增加,但这种倾向在较发达的地区明显减弱。
孙铮、于旭辉(2007)在研究政府控制权级次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需求的影响时,考察了市场化程度、法律水平等制度因素对公司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层级越多的国有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聘请高质量的事务所。
陈小林(2007)在他的博士毕业论中用1999—2002年3 705个样本公司数据对市场秩序、法制环境与审计师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文中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或更严重的审计意见)的概率作为审计师独立性的衡量,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政府与市场关系健康、对企业干预较少、法制水平高的地区,审计师的独立性较强。
替代关系的可能解释是在法律制度约束比较严格的环境中,各事务所的执业谨慎性都比较高,大所与小所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因而可能表现出“四大”的收费溢价水平较小或根本不存在。同时就审计师的选聘来说,是公司和事务所共同协商的结果,因此公司聘用外部审计的动机也会对审计业务的形成造成影响。已有的研究证明,在法律约束严格的环境中,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比较完善,公司的成本并不高,因此,投资者聘用高质量审计的动机可能降低,表现出在法律制度环境越好的情况下公司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可能性越小。
而促进关系则可能是因为法律制度的强弱影响到审计师的执业谨慎性。当法律等可能的惩罚措施比较严厉时,审计师在接受业务时会更为谨慎,当客户具有某种风险特征如财务质量不好、问题严重可能就不为其提供服务,或者在确定审计收费时提高标准,以弥补将来可能遭受的损失或者弥补为了更好的规避风险而在审计时多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在法律约束严格的环境中审计公司审计收费可能要高。同时基于信号传递的考虑,处于约束严格环境中的公司可能更希望利用所聘用审计师的质量传递公司的良好信号,进而表现出制度环境对公司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促进作用。
三、制度环境、成本与企业价值
成本的存在不仅影响企业价值的创造,也阻碍投资者权利的实现。基于内部治理角度研究成本与公司价值关系的成果已非常丰富,但若忽视影响内部治理机制的外部环境则在研究上不够严谨。不少学者从法律等制度环境入手探讨了外部环境与成本、企业价值的关系。法律等制度因素对投资者保护程度高,控股股东利用上市公司为自身谋取私利的不当行为遭受法律制裁的可能性就越大,实施“隧道挖掘”行为的成本也就更高,因此制约了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弱化了问题,公司价值相应获得提高。对于存在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成本,法律和制度的监督制裁作用同样会增大经理人谋取私利的成本。当成本降低后,控股股东和经理人与中小股东的目标一致,同时还能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让投资者充分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投资决策,以更好地促使公司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可以说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影响公司的治理机制,可通过对成本的削弱来增强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
从相关的文献来看,llsv(1999,2000)的研究使人们改变了对公司治理的看法,更多地从影响治理的根本因素外部环境着手考虑问题。他们发现,一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其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负相关,与其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比率正相关,与其上市公司的价值正相关,并且一个好的法律环境可以有效地保护潜在的融资提供者,使他们愿意为证券市场提供资金,因此有助于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在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国家里,中小股东面临遭受大股东剥削的风险,他们只愿意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公司发行的股票,从而使公司失去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的吸引力,所以,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差的国家,其股票市场规模也较小。公司难以融资就影响了公司的经营发展和创造价值。lombardo and pagano(2000)、daines(2001)分别就法律环境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法律环境的好坏与公司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当法律环境较好的时候,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占会减少,能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为企业带来更多价值。
法律环境是否会影响到公司治理机制的选择呢?doidge et al.(2001)、nenova(2003)认为法律环境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安排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即在法律环境较好的情形下,公司加强内部治理的动机不足,因为好的外部法律机制已经足以发挥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能规范公司内部人的行为。内部股东在控制权上损失的收益可以从企业良好的经营业绩中获取。klapper & love(2004)也发现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中各公司的治理机制不同,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良好的法律环境能提高公司的绩效,并且治理机制与公司价值间的正向关系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国家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国内学者在研究时考察了各种不同的治理结构、股权性质、制度环境对公司成本、价值创造的影响。在研究时国内学者有个特点,针对我国国有股权的一股独大、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问题展开了大量实证分析,他们的分析充分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国内夏立军、方轶强(2005)首先研究了最终控制人的性质、治理环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政府控制会降低公司价值,政府控制层级越多,公司价值越低,治理环境会对公司价值产生正面影响,并且能降低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邓德军(2006)以竞争行业中的公司为样本,并在将国有企业按政府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分类的基础上,研究了控股股东的性质、法制环境与公司价值间的关系,发现在好的法制环境下,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会降低。王力军(2007)按照最终控制人性质,将公司分为国有和民营金字塔控制两种主要类别,研究了问题在哪些公司较为严重,法律对于投资者保护是否能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研究表明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价值并无显著差异,法治水平高的地区,其所属公司的价值较高。俞鸿林(2007)提出治理环境作为股权、董事会和经理人市场等内外机制的共同因素,对治理机制功效的发挥有重大影响,如果治理机制和治理环境不相吻合, 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将无从谈起,进而影响公司创造的价值,并以我国a股市场2002年的数据检验了自己的观点,发现公司治理的完善首先需要的是政府治理的完善。高雷、宋顺林(2007)基于a股市场2003—2005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对国有上市公司成本的影响,发现治理环境对成本有显著影响,政府干预显著增加了成本,而提高市场化进程和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有利于减少成本。王鹏(2008)利用其构造的投资者保护指标,检验了投资者保护水平(外部制度环境)与公司价值之间的正向关系,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不同控股类型的上市公司,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不同,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与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关系更明显;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水平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即降低成本;投资者保护能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同时能减弱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和资金占用的关系。
四、制度环境的衡量问题
实证研究结论是否准确,模型中变量取值非常关键。将法律环境这一外部因素量化并进行实证研究,是llsv“法与金融”理论的最大贡献。llsv的方法是开创性的,使人们能将法律环境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通过实证的方法进行检验。国外学者现在研究中使用的制度环境数据主要来自la porta(1997,1998)的方法自行计算、专为大型审计公司服务的保险公司wingate(1997)中的诉讼指数(litigation index)、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提供的对法律和条令的评价结果,且国外学者在研究时采用不同的环境数据同时进行检验,增强了结论的说服性。
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多是采用樊纲、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市场化进程)、政府干预指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法治水平指数(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通常来说就法律效率的衡量应该从法律条款的订立和执行力度两个角度进行。王鹏(2008)认为依市场化进程报告中确定的制度环境指数未考虑对法律条款订立的评价,于是他参照沈艺峰(2004)的做法,依据某项法律法规的设立情况及重要程度为法律条款评分;对执行力度的衡量在采用市场化进程中法治水平指数的基础上,还采用了张维迎、柯荣住(2002)的我国各地区加权信用水平数据构建了一个新的综合法律环境指标来进行研究。该指数的构建拓宽了我国对制度环境进行评价的方法,在提升结果可靠性的同时也给后续学者的研究以很大的启发。
五、研究展望
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发展程度和执法水平为研究制度环境与财务会计相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使得基于各国法律环境不同而展开的跨国间比较可以在同一法律条款环境中的不同地区间进行,解释了在同一国家中不同公司处于相异的制度环境下行为差异的问题,丰富了理论研究。但由于国内学者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就制度环境与审计之间的关系研究尚不深入,在研究思路及方法上都还存在不足,没有考虑制度环境与公司内部某些特征对审计作用发挥的共同影响。与国外学者一样,对制度环境与外部审计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国内的学者也未形成统一结论。审计和法律制度同作为保护投资者的重要外部措施,弄清两者的关系对我国进一步规范市场监督措施,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成本的存在是影响公司价值创造的原因之一,建立各种治理机制就是为了能降低成本,从内部来发挥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但其又依赖于外部制度环境,不能忽视制度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而目前国内的文献中对各种治理机制、成本与制度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股权性质和结构方面,其他方面的影响如何值得进一步深入。同时如何准确衡量制度环境也需要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目前国内文献中多是采用樊纲、王小鲁编制的市场化指数及其子指数,该指数只考虑了法的执行效果,对立法条款的情况并没进行考察,而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应该包括法的订立和法的执行两个方面,所以若是能对法律等制度环境进行更准确的衡量和评价,可能会使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同时,学者们在研究时也可以考虑采用不同的对制度环境进行评价的数据进行检验,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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