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论、思想史、专门史与文学史关系研究
曹顺庆、曹美琳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忽视古体诗词会对中国文学、文化、文论造成严重影响，不利于古体诗词现代性和审美价值的发掘；古代文学史教材仍忽视与佛教联系密切的作品，少数民族入史观念还未普遍形成。宋伟认为“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对原始巫术文化“不完全理性改造”，残存巫术文化中的神秘感性经验。儒家开辟了“伦理化”、礼乐文化“理性化”袪魅的途径，道家开辟了“智性化”袪魅途径，而儒道两家审美观念同出于“巫术礼仪”互补。方铭认为周代文化传统“耀德不观兵”，清华简《保训》表现了周文王德政理想，与孔子“先之劳之”、“无倦”契合，体现孔子德治思想与周代德治思想一脉相承。何长文指出《左传》《庄子》中社神一注重外在功利，被看做灵媒、工具；一重自身保存和完善，视祭品为生命戕害。王少良分析了生命本源观念、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人合一及“本原哲学”下的艺术思维论、文艺特征伦、文艺起源论、文艺价值论、审美鉴赏论等。雷会生、黄丽认为“礼失求诸野”的本质内涵是“天下无道”庶人议政，孔子坚持开门办学与修《春秋》以仁释礼、以道代礼、克己复礼主张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礼义特色。张骏翚统计了屈原作品特殊词汇使用的批判性，认为其突破了狭隘地对某一特定对象如君王小人或精英阶层或普通大众的范围，而上升到对整个国家、时代和社会的大众文化批判。孙希国梳理了《左传》引《书》时间、数量及差异，从中察照其天命观、德政观、危机意识、民本主义思想等。管宗昌指出《吕氏春秋》结构注重篇章主旨大意和论说角度辩证互补，通过多重控制法对篇章、单元和全书篇幅调控。刘勇刚认为经学双刃剑是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本，赋予强烈的入世担当意识，通经致用，讥切时政，另方面重术轻学，注重秩序和群体规范，压抑人性，拘囿文以载道，沦为政治工具而审美品格沉降。郎蓉倩分析了经学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经历文化冲突与文化近代化转型而复兴、衰落、终结的过程。王莹探讨了帛书《易之义》键川、阴阳、刚柔、文武的意蕴，认为其凸显了阴阳协调、刚柔相济、文武兼备的思想倾向。曹胜高认为赋的“讽一”为赋家表达政治主张的套语，常重述两汉改制者一些基本观点，深度远不如政论文。陈丽平认为刘向父子对天人理论与现实政治之间关系进行调整，确立了新的有利于突出汉做为新的朝代的独特地位。范英梅论述了《礼记•乐记》原道、征圣、宗经的形成过程，分析刘勰在此基础上又将阮籍、嵇康的“道法自然”列入“文之枢纽”。李静认为古代语言、学术乃至美学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象思维的生态化、生成性特征。高明峰指出入宋以来经学与文学互动时隐时显，庆历后儒学复兴，经学与文学互动密切，熙宁直至宋室南渡，经学与文学之互动达到高潮，制约因素有士人身份、科举制度及党派之争等。张宁指出包公断案故事存在弊病却深受喜爱的矛盾，有推动文学情节发展与故事展开的动因，清官情结深层次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正义信仰观念，对当今法治建设有深远影响。姜云鹏认为目前评点研究应关注评点符号抹、撇、截、圈、点的用法及发展脉络，可总结评点符号早期发展历程。段莉萍考证了宋代郑厚“真诗论”、“天籁”自然说及其对后世影响。张元卿认为胡先骕宋诗观重在其“倍有理致”熔经铸史，声调不能有悖诗教，行气与琢句并重。宋巍认为戏曲小说“风教动人”审美倾向源于南戏“情、理、趣”并重互生的审美意识，而南戏情中融理，以唱补戏、俗而有趣，伦理言情并重。杨抱朴分析了《四旬集》《昨非集》表现出的刘熙载由少年孤傲转为温柔敦厚，由多元取向转为倾心儒学理学。以《古诗源》探讨了汉乐府之清代传承流变，指出沈德潜主张诗教乐教结合，肯定汉乐府教化意义，从宗旨、体裁、音乐上树立了乐府诗典范。
二、地域文化、神秘文化、生态文明等与古代文学关系
曾大兴介绍了文学地理学的系地法、现地研究法、空间研究法、区域分析法、区域比较法等，强调了逻辑推理与实证的结合。段庸生、何昕认为古小说的发生是由街谈巷语的转抟到“采录”的过程。高云鹏认为蜀学兼容并包、以情为本、重主观性情，而苏轼文论追求艺术风格多样、打通不同艺术领域、重新认识美丑内涵、从人情出发解读作品等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蜀学特征。李贵银探讨辽东魏燮均诗学观呈现“众体皆备”，师法古人，直承“辽东三老”，提倡发抒性情并不废苦吟，重视山川自然及社会环境、人生境遇对诗歌创作的感发作用。刘鹤岩探讨了晚明辽东时事小说写作的急就风格，其快速反映社会现实、有说服力与时代气息，也造成艺术水平有限、人物情节判断失误、主观态度过强及刊刻校勘草率。顾国华注意到吴嘉纪诗歌表现的东淘盐民遭受飓风、洪水、干旱打击的痛苦，揭露盐民赋税之苦及盐官胥吏贪酷，指出东淘海盐文化使吴嘉纪成为“盐场新乐府”的创造者。石玲分析了袁枚与高密派、性灵说关系，指出山左诗人遵循儒家古训、追求人格与道德完善、讲求“气骨”，性灵诗说强调自我，地域文化是二者碰撞融合内因。王颖论及生态研究理念固化，使古代文学生态研究明显不足，集中于经典，狭窄且流于表面化，应深入挖掘“生态”内涵，将涉及生态危机表象书写和根源探索的作品纳入。王卓探究了满族渔猎文化、氏族制度、万物有灵观的萨满教信仰等本质特征，指出其经历文化变迁而生生不息在于拥有辽阔而相对独立的原生文化涵养地、凝聚成强大文化力量的文化核心区。鲍震培梳理了子弟书起源、发展与衰微历程及原因。孙琳从创世纪型故事中的民族起源、动物报恩型故事中的人与自然及生命万物的关系，探究满族民间故事蕴含的天人合一、万物平等、可持续发展等观念对工业社会的现实意义。王守亮指出《山海经》远国异民叙事对汉代谶纬产生影响，后者对《山海经》予以补充丰富，汉人以大禹为中心，以治水为桥梁，连接起了《山海经》与《河图》。赵兴勤指出了先前的两汉伎艺研究缺失在“散”、“单”，对两汉雅乐俗乐关系关注不多。张庆民把汉晋复生传闻分史家关注的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观念有关的现实政治内容，另一类与道教“握固不泄，还精补脑”房中术有关。鲁小俊指出《三国志演义》“封建迷信”意义在与“精华”处于同一“话语体系”互相关联，人为割裂和区别对待易造成文本误读。曹亦冰总结唐前小说女性形象特点不受礼法束缚，爱情主动；有智慧、有品德、有卓识有才华。周哲达指出唐代魏征形象是少年好道，外刚内智，所谏之事，多不关己。石麟分析了野史杂记中夫妻婚后爱情故事一为婚后情，二为生死恋，其三为破镜重圆。秦川比较《广记》与《夷坚》中果报、生物变异等体现出的科学探究精神，指出更多的是民族特性而不是时代特性。王焕然论证了《清诗铎》捕蝗诗表现的蝗灾危害，指出诗人“官吏不仁招致灾异”观念缺乏科学性，但揭露出官吏以捕蝗为名摊派勒索与践踏庄稼的罪恶，修德、巫术及人工捕蝗体现出认识上科学与迷信并存。
三、辞赋诗歌等文体研究
许结认为从赋体创造基本精神与总体构建而言，其与“帝国文化”顶层设计关联而表现出的“帝国书写”，为彰显时代精神的结穴。赋家的开阔胸襟又源自外在物象投射，昭示了超越楚臣“贤人失志”而转向汉人“体国经野”时代特征，博物观采提示了赋体更重现代性。刘刚、吴龙宪、蒋梦婷通过田野调查、文献及考古发现判定古楚章华台故址七种说法，指出湖北潜江龙湾镇、安徽亳州市城父镇、河南商水县章华台选址相似，均可信，认为宋赋“章华”所指为楚襄王所建商水章华台。孟庆丽、杨一凡从铺采摛文、依方位景物铺排、语言偶对和诗歌骚化等阐述了阮籍诗的赋化特征，从精炼性、抒情性、韵律性、诗赋合观、赋后附诗现象等分析阮籍赋所具“诗化”特征。陈元锋探析南宋前期翰林制诏“平易”的文风。靖康南渡至南宋前期，翰林制诏普遍推崇文从字顺，坦明平易，导致风气丕变。宣和以来骈俪制诏文堆砌经史，浮夸繁饰，南渡之际唐代陆贽成为典范，“奉天制书”承载了南宋帝王臣民同仇敌忾、王朝再造的想像。刘培认为学殖深淳、理趣盎然和道德情怀三者构成宋赋滑稽艺术要素，宋赋滑稽的互文性流变呈现意义上“增值”特点。游走于雅俗间的宋赋在庄严轻佻、高雅平庸巨大反差中凸显幽默诙谐特色。许外芳着重探讨了“六一风神”的魏晋风度成因。潘殊闲探讨了胡祗遹尊杜崇李，也客观指出杜诗雕鑴瑕疵和李白雄放却忽略政教，但“谪仙”情结使之更向往李白的超逸脱尘。渠红岩分析了诗词中“春雨”物象之不同特征体现出的伤花惜春、离别愁思与闲适意趣的文化内涵。刘天利指出刘师亮诙谐辛辣、体恤民生的竹枝词、楹联，直接指向财主劣绅、军阀政客等具体对象。
四、文献、文化史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
黄大宏分析《资治通鉴》等对笔记类史料的鉴别，认为史料笔记虽追求“尤尽典实”，仍难免真伪参半。将可信的写入正文，考释辨证注于其下，读者能了解取舍取向，考辨证伪能加强成果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张鹏认为铭词和四言诗在北魏前期呈现相似特征，其审美特征单一，较少个人情志，体现应用文体的共性。太和后其在抒情性和文学技巧的应用上进入新的阶段，此后墓志铭词则沿着抒情文学的方向继续发展，呈现更多的诗性特征。吴相洲分析了唐诗活动主体、类型、功能、留存等侧面，认为还可以考察本质、过程、规律、条件等等，为唐诗研究提供新思路。朱迪光认为《永州八记》反映出柳宗元“恒惴栗”心态，欲通过游玩安慰自己，透露了作者担心自己老死于此地而无人知晓的苦楚，对造物者的怀疑，其景点改造显示了作者表层与深层的考虑。刘林魁以白居易《三教论衡》为核心勾勒唐五代诞节论衡中，论衡者宗教身份、角色被关注，具体名姓多被忽视；论衡常按照祝贺圣寿、娱乐帝王的目标，围绕三教经典展开；方式一般由三教分座次轮流主持，一对一或一对多展开等，很可能提前设计。姚军从碑文用典、安修仁父祖、安修仁仕隋、安修仁兄弟归唐、安修仁仕唐及安修仁子孙等六方面，考述了《文馆词林》卷四五五阙题残碑碑主安修仁。冷成金、董宇宇认为李贺诗集中在生命悲剧意识，从生命有限性入手，对生命意识的构建、与生命意识紧密相连的生存状态的构建、对历史价值的构建。房锐认为欧阳炯《花间集序》“诗客曲子词”标志着词体从民间而文人化，注重曲子词“娱宾而谴兴”。刘飞滨认为唐诗“轻薄儿”形象已不是贵胄公子，而是游侠少年。唐诗从失度恣意和家庭角色两方面对少年游侠行为进行批评。舒红霞、牛荣晋分析了唐宋女性讽喻诗关注国运，讽谏昏君庸臣、忧民厌战、反思女性处境等，认为唐宋男女讽刺诗有不同在创作动机、关注视野。刘雪莲以罗裙色彩探求古代妇女罗裙蕴含的时尚风味与文化寓意，认为“白罗裙”在元后期与明末流行可能与宋明以来理学思想加强有关。张勇认为宋代城市的商业化带动了说话商业化，说话艺术通过说话人底本直接流传刻印，成为阅读文本，底本修改成阅读文本，下层文人按底本创作这三种模式促进说话向白话小说发展。刘卫英追寻明清小说护体宝衣描写的兵器史来源及女将体能不被承认的性别观念，认为其强化了科技实用的惰性思维。刘相雨从出身、学艺情况、下山目的与结果探讨了清代英雄传奇小说中男女英雄在“深山学艺”模式中的不同，指出“深山学艺”模式与山神崇拜、隐逸文化和道教文化间的密切关系，揭示该模式中女英雄争取婚姻自由、男英雄报仇雪恨，宣扬善有善报的文化意蕴。樊庆彦分析了《金瓶梅》、《三国》、《红楼》、《聊斋》等小说中百戏艺术在娱乐实用性同时，也借以展开冲突、推动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创造典型环境及体现作者批判意识。张桂琴指出古代小说“老妇当家”的“孤雌纯坤”神话原型及尊老尚齿社会学、文化学成因，认为由此转化来孝文化和儒家“男主外、女主内”社会分工原则。李大博探究贾琏深层原因是理想缺失与生命原欲受阻、“性择”范围缩小，及男性尊严丧失但在别处得到性臣服满足等。任辉解析《三国》《水浒》等级制让社会组织结构和伦理建设非同步性分离，导致社会伦理原则及其道德实践非恒定性，使政权法统的正当性处于脆弱摇摆状态。胡伟分析了《说岳》以史为基、借鉴小说戏曲艺术的“虚实相生”模式、忠义主题、果报设置及“类型化”“脸谱化”人物形象对《三国演义》的继承。周文业介绍了“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研究丛书”的出版设想及研究现状。五、中外文化交流及跨文化影响研究李勤璞运用多语种总结了成吉思汗与西夏皇帝化身斗法故事，认为其源于高丽文献同型故事，性质上属“王权”神圣来源及正统性的神话或传说，不是世俗消遣故事。范子烨以苏志皋《译语》为核心分析了与史诗吟唱密切相关的北元蒙古音乐文化，揭示了清廷蒙古音乐渊源，文治武功显示用意及其在战争与民族融合中的特殊感染力。
关键词 传统文化 文化史 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7.03.049
0 引言
在新课改的实施背景下，重视和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素质教育，更复苏了传统文化的地位。然而在具体的一线教学中，课堂却并未实现新课改的追求。没有学科特色，没有传统文化品位，学生的思想水平得不到提升，素质得不到加强。如何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重塑和提升学生自身的文化底蕴、历史思维，把纸上的铅字转换成自身的理解，让文化的墨香同自身徜徉，完成应试目标的同时又能提升综合素质，是当前高中历史教学中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1 文献综述
笔者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就中国古代文化史方面而言，学术性的文章屡见不鲜，而教育性的文章却乏人问津。从时效性的角度，笔者以中国古代文化史进入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过程，由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段，对不同时期诸多学者和一线教师的探索和研究加以总结。
1.1 过去的经验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教学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史从先秦，孩提启蒙的读物便大多是前人之事，然而这些时期的历史教学并不专业也不独立，并没有学科的独立性，R荡邮吕史研究的学者也没有专门学习历史的教材。近代历史学科有了教材，专门的历史教育才被提上日程。近代臧荣先生的《文化史教育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正是从教材的角度切入，通过文化史教材沿革的变化论述了文化史教育发展沿革。文章回顾了中国古代文化史并入学科中的开设，论述了中国建国前后教学情况的变化，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化史在历史教育中的作用。同时，也给出了当时类如 “加大文化史在教材中的比重”，“改变文化史教学一些观点陈旧过时”等方面问题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然而这些研究和总结大多都是从某一个或是某几个角度去探索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真正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的文献则是顾林的《谈谈中学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教学》一文。文章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九十年代中学阶段所用历史教材中文化史部分的特点和教学当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文化史内容上的广泛性、零散性、叙述上的高度概括和精练、文化史当中蕴含着广泛深刻的教育因素等特点。就此，文章提出了一些具有实践性和可行性的教学方法，类如图表的使用，史料的补充，加强重点内容的横向纵向联系，以及从情感上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而这其中的很多方面直至今日依旧有着借鉴意义。
1.2 现行的状况
新课改的展开，秉承着全新的课程理念。尤为重要的是对情感态度的要求和重视，即“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并且至今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开展“弘扬民族精神”“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等观念的认识和学习。故而在高中历史学科中，中国古代史，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相比于具体知识内容的理解，更注重对学生思想觉悟的引领和提升。刘军《对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性质和基本理念的认识》一文认为新课程对于史实的解读，不仅仅是停留在史册上具体的事件和相应出土的文物，而是要学生能够总结出它们的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引导学生能够正确地学习历史，把和谐、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社会价值贯彻到历史中去，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解。
所以，在文化史的呈现方式上，新课改要求学生要有自己的看法，教材中应弱化本身所呈现的好恶高低。比如在何成刚与高思超合写的《努力提升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史学水平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读后的一点感想》一文中，就尖锐地指出了新版教材中存在着过去观念的残留。比如就“新文化运动”这点，反对改革就一律被冠以“顽固派”的帽子，这可能会使学生曲解新文化运动的史实，认为当时的反对派“尊孔复古”，顽固守旧，拖累中国的进步和解放，将反对派予以丑化。然而所谓的“顽固派”，并非完全反对新文化运动，而是反对其中的某一方面或是某几方面。所谓的“尊孔复古”也并非是完全的愚昧崇拜。而文化观念的问题，尤以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层面为甚，对这方面的改革也在逐步进行。比如新版教科书的改版中，就慢慢弱化了对封建礼教的描述，不再呈现夸张和极端的手法。就此而言，随着时间的发展，文化观念上的冲突，会更多地由学生自身去建立和塑造。
同时，专题式的教材编纂将中西历史混编。因此，尽管弱化了文化观念的呈现，中西价值观念的差异依旧凸显。而受众大多为未成年人的历史教育，塑造正向的人生价值和本民族民族意识是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理念追求。然而，针对新版教科书和历史课程的研究和分析，姚锦祥认为，必修课本一二三册中，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三个层面中中西古今进程和过渡的差异都太过突出。尤以中国古代文化史，古代儒家思想的学习主线与近代新思想引入发生碰撞之后的劣根性凸显，结合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中国近代所受到的屈辱和压迫，很难使学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形成正确的认识。对于本民族自身民族特色，自身民族精神的建立需要相应的侧重和加强。
在理论研究上，虽然有不少的文献能够对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提供不小的帮助和启发。但是，大多文献却以文学界和历史界为主，教育界中就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的研究和探索，依旧需要更多学科一线教师和学者的研究和重视。与此同时，广泛的维度和繁难的内容得不到教师的有效展开，应试教育也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史所追求的思想和价值的重塑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最直观的现象即是科技史课程与艺术史课程同等于诵记课程。教师不能或是不能很好地将课程展开，学生只能将多姿多彩的戏曲、文学、绘画、音乐等等都还原成脑海中的铅字。如何杜绝这样的现象，如何在这类课程中增添历史学科的理性和厚重，如何激发学生对这方面的兴趣，需要的不仅仅是个别一线教师试探的改善，更需要专业学者的探索和研究，也需要专业和科学的理论指导。
1.3 未来的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直是国内整个教育界所关注的问题。顾明远先生在《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一书中谈到：“从教育本身的价值角度来说，中国教育最根本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核心和基础。”通过教育，中国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延续；通过文化，教育也有了它应有的主旨。所以，未来的教育，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教育，我将优秀传统文化去粗取精，而通过文化，更好地改革教育以适应教育的主旨和目的。
而就此，赵亚夫旗帜鲜明地指出当前的新课改理念和实施存在着巨大的脱节，以及形式和内涵的不统一。十年左右的新课改，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新课改所追求的理念依旧存在着不小的危机。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日新月异。而随着网络空间的开拓，批判主义和炒作的现代行为标签，特别是屡见不鲜一码成名的网络红人，使得现如今的人们更愿意接受“历史的暴动”的提法，而这些受众中，有不少涉世未深的学生。所以，很多在历史学科教育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中，学生会将网络中的一些或捏造或粉饰、或夸张或极端的说法同教材中的说法相对比，而受制于三观的不稳定和不成熟，学生会对教材产生质疑，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历史教育是对一些“真相”的掩盖和粉饰。那么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除了要共同建设和谐的社会环境，更要加强教育对国家，对历史，对民族正向的解读、认识、理解，形成正确的三观。
那么，除了新课改中实施方面出现的问题，就课程设计者和引领者的新课标以至于其衍生的教材，乃至新教科书，是否能够明确体现自己所追求的教育目标和教育追求呢？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发展，研究，综述
“古代汉语”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必修课之一，从建立初始到现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教学经历了多个发展时期。
一、 萌芽时期（1952—1960）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相继设置古代汉语这一课程以来一直到1960年相关古代汉语教材出版，这一时期是古代汉语教学的萌芽时期。
这时期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不确定，不统一。课程没有教纲、没有教材，教学内容由教师而定。并且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时期内，其教学内容也不同。
创立初始，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也不一致。因此，1956年国家高等教育部颁发了《古代汉语教学大纲》。《大纲》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基本问题作了比较详尽、具体的规定，确定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这样，就使古代汉语教学趋于规范化和标准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大纲》也成为了50年代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此后语文教学论文，1957年至1958年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古代汉语教学目标逐渐明确，即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为教学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59年，北京大学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许多高等学校都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作为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
这一时期的教学方法也是单一化，由教师讲授为主，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学科建立之初，没有教材，学生主要听教师教授，教师一般把教案当作讲义，因此教学内容得不到统一。1959—1960年期间，古代汉语讲义印制及相关古代汉语教材相继出版面世杂志网。1959年，朱星先生主编的《古汉语概论》出版，由于内容复杂繁多，教材并没有推广出去。但作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古汉语教材，在古代汉语教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960年，马汉麟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读本》出版，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但却是古代汉语新、旧教学观念的一次转变。总体来说，虽然这两部教材存在许多缺陷语文教学论文，但它们开创了古代汉语教材的先河，为后来多种版本的古代汉语教材的出版，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发展时期（1961—1965）
60年代初，北京大学根据《古代汉语教学大纲》，探求新的教学途径，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有了统一的教材，即王力版的《古代汉语》出版。
1961年，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小组以北京大学的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并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进行改写，制定一部统一的古代汉语教科书。1964年，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出版。这本书包括三个内容：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这三个内容不是完全分离，互不相关的三个部分，而是以文选为纲，其他两个部分与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王力先生创设的“三结合”教学体系对各高校的古代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部教材的出版成为中国古代语文教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代表了那一时期全国古代汉语教学的新水平。同时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具有指导作用，对以后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意义重大。直至今日，王力版的《古代汉语》教材也是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教材。现今大多数高等院校仍然使用。并且，国内的古代汉语课程都是按照王力先生创立的“三结合”教学体系来进行的。
这一时期教学方法上仍然采用以教师教授为主，课堂提问方式为辅的课堂教学模式。
三、停滞时期（1966—70年代末）
文革时期，古代汉语初具规模的教学体系遭到破坏，教学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古代汉语教学进入停滞时期。
四、成熟时期（80年代—90年代末）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各学科进入恢复发展时期，古代汉语教学又逐渐恢复。80—90年代末语文教学论文，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逐渐逐渐增多。古代汉语教学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涉及问题越来越全面。教材建设、教学理论探讨、教学语法体系研究构成了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如：
在教材建设方面，从创立之初到90年代，据粗略统计古代汉语教材有40多种不同版本的教材。例如：王力本和郭锡良本采用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结合体例；许嘉璐本采用通论、文选、教学参考合编型；张世禄本采用文选、通论结合型。其中文选、通论、练习结合型被认为是最富有创建性的新形式。其中文选的选材范围也较以往有所扩大，向前推至商周，向后延至明清。教材版本的多样化也为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向着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前提。
在理论探讨方面，认为教学对象与五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在入学前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所以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应该与中学生的文言文教学相互区别开来。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研制古代汉语计算机教学辅助系统软件，将现代科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中。这一观点对现今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到古代汉语课堂教学中提供了前提与可能。
在教学安排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课时逐渐减少。因为教学对象在入学之前相比八十年代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另一方面，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古代汉语的分支学科的细分化也使古代汉语的知识范围有所减少。
总之，九十年代以后，古代汉语教学进入了全面发展新时期杂志网。古代汉语教学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课程目的、课程性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理论问题得到深入研究和探讨；古代汉语教材版本多样化；教学语法体系也得到进一步深化等。
五、完善时期（新世纪—至今）
进入新世纪之后，古代汉语的研究依旧沿着王力的研究思路发展，但却是在不断系统化，趋于完善。
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纯的知识积累转变为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方法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教师的讲授侧重于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介绍、重点难点的分析；强调学生对古代汉语特点和规律的把握。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练习，并通过适当的课堂讨论活动加深对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在教学安排上，尽管课时减少，但课程的性质不能改变，课程的质量不能降低语文教学论文，做到课时减少而教学效果不降低。因此，教学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变化。“文选”分为精读和泛读两部分，精读部分为课堂教学部分，泛读部分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部分。将知识传授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做作业、学期论文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掌握知识。
由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深入，也大大提高了古代汉语教材的知识新颖性和先进性。许多高校也逐步组织课题组编纂古代汉语丛书，古代汉语教材更趋于多样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逐渐进入古代汉语的教学课堂。教学手段上实现了革新，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多媒体技术相结合，实现了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立体化，使古代汉语课堂教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和多样性，改变了以往课堂枯燥、乏味的局面，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教学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并逐渐趋于完善。我们的对古代汉语教学的研究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深入。未来的古代汉语是要向交叉性、边缘性方向发展。只有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互为取长补短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吕志.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综述[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
[2]李玉洁.改革古代汉语教学的探讨[J].高等研究与实践，1995.
[3]王力.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1999.
[4]李彦.古代汉语教学模式转变的探索[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5]余霞.多媒体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运用[J].高等教育研究，2005.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发展，研究，综述
“古代汉语”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必修课之一，从建立初始到现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教学经历了多个发展时期。
一、 萌芽时期（1952—1960）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相继设置古代汉语这一课程以来一直到1960年相关古代汉语教材出版，这一时期是古代汉语教学的萌芽时期。
这时期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不确定，不统一。课程没有教纲、没有教材，教学内容由教师而定。并且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时期内，其教学内容也不同。
创立初始，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也不一致。因此，1956年国家高等教育部颁发了《古代汉语教学大纲》。《大纲》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基本问题作了比较详尽、具体的规定，确定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这样，就使古代汉语教学趋于规范化和标准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大纲》也成为了50年代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此后语文教学论文，1957年至1958年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古代汉语教学目标逐渐明确，即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为教学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59年，北京大学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许多高等学校都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作为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
这一时期的教学方法也是单一化，由教师讲授为主，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学科建立之初，没有教材，学生主要听教师教授，教师一般把教案当作讲义，因此教学内容得不到统一。1959—1960年期间，古代汉语讲义印制及相关古代汉语教材相继出版面世杂志网。1959年，朱星先生主编的《古汉语概论》出版，由于内容复杂繁多，教材并没有推广出去。但作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古汉语教材，在古代汉语教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960年，马汉麟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读本》出版，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但却是古代汉语新、旧教学观念的一次转变。总体来说，虽然这两部教材存在许多缺陷语文教学论文，但它们开创了古代汉语教材的先河，为后来多种版本的古代汉语教材的出版，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发展时期（1961—1965）
60年代初，北京大学根据《古代汉语教学大纲》，探求新的教学途径，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有了统一的教材，即王力版的《古代汉语》出版。
1961年，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小组以北京大学的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并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进行改写，制定一部统一的古代汉语教科书。1964年，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出版。这本书包括三个内容：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这三个内容不是完全分离，互不相关的三个部分，而是以文选为纲，其他两个部分与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王力先生创设的“三结合”教学体系对各高校的古代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部教材的出版成为中国古代语文教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代表了那一时期全国古代汉语教学的新水平。同时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具有指导作用，对以后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意义重大。直至今日，王力版的《古代汉语》教材也是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教材。现今大多数高等院校仍然使用。并且，国内的古代汉语课程都是按照王力先生创立的“三结合”教学体系来进行的。
这一时期教学方法上仍然采用以教师教授为主，课堂提问方式为辅的课堂教学模式。
三、停滞时期（1966—70年代末）
文革时期，古代汉语初具规模的教学体系遭到破坏，教学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古代汉语教学进入停滞时期。
四、成熟时期（80年代—90年代末）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各学科进入恢复发展时期，古代汉语教学又逐渐恢复。80—90年代末语文教学论文，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逐渐逐渐增多。古代汉语教学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涉及问题越来越全面。教材建设、教学理论探讨、教学语法体系研究构成了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如：
在教材建设方面，从创立之初到90年代，据粗略统计古代汉语教材有40多种不同版本的教材。例如：王力本和郭锡良本采用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结合体例；许嘉璐本采用通论、文选、教学参考合编型；张世禄本采用文选、通论结合型。其中文选、通论、练习结合型被认为是最富有创建性的新形式。其中文选的选材范围也较以往有所扩大，向前推至商周，向后延至明清。教材版本的多样化也为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向着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前提。
在理论探讨方面，认为教学对象与五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在入学前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所以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应该与中学生的文言文教学相互区别开来。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研制古代汉语计算机教学辅助系统软件，将现代科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中。这一观点对现今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到古代汉语课堂教学中提供了前提与可能。
在教学安排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课时逐渐减少。因为教学对象在入学之前相比八十年代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另一方面，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古代汉语的分支学科的细分化也使古代汉语的知识范围有所减少。
总之，九十年代以后，古代汉语教学进入了全面发展新时期杂志网。古代汉语教学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课程目的、课程性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理论问题得到深入研究和探讨；古代汉语教材版本多样化；教学语法体系也得到进一步深化等。
五、完善时期（新世纪—至今）
进入新世纪之后，古代汉语的研究依旧沿着王力的研究思路发展，但却是在不断系统化，趋于完善。
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纯的知识积累转变为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方法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教师的讲授侧重于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介绍、重点难点的分析；强调学生对古代汉语特点和规律的把握。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练习，并通过适当的课堂讨论活动加深对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在教学安排上，尽管课时减少，但课程的性质不能改变，课程的质量不能降低语文教学论文，做到课时减少而教学效果不降低。因此，教学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变化。“文选”分为精读和泛读两部分，精读部分为课堂教学部分，泛读部分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部分。将知识传授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做作业、学期论文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掌握知识。
由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深入，也大大提高了古代汉语教材的知识新颖性和先进性。许多高校也逐步组织课题组编纂古代汉语丛书，古代汉语教材更趋于多样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逐渐进入古代汉语的教学课堂。教学手段上实现了革新，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多媒体技术相结合，实现了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立体化，使古代汉语课堂教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和多样性，改变了以往课堂枯燥、乏味的局面，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教学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并逐渐趋于完善。我们的对古代汉语教学的研究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深入。未来的古代汉语是要向交叉性、边缘性方向发展。只有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互为取长补短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吕志.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综述[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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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霞.多媒体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运用[J].高等教育研究，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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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