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有效应对次贷危机，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2008年年底，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有所放宽，通过一系列政策来刺激实体经济，刺激证券市场，2008年年底，我国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到了2009年1月，我国金融市场率先回升，2009年8月4日，我国证券市场最高上证指数提高了3478点，而此时的实体经济仍然处于低迷状态，金融市场的反弹，帮助实体经济逐渐站稳，2011年全年中，我国的股市一直不是十分乐观，而实体经济在2011年上半年出现了通货膨胀，2011年10月之后实体经济开始回落，与实体经济相比，2011年我国股市回落提早6个月左右，通过上述现象可以看出，我国存在较为明显的金融经济周期问题。
2金融经济周期对金融监管的启示
2.1强化宏观金融监管意识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还是比较侧重于微观监管，尚且比较缺乏宏观监管的意识，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金融经济周期问题，此后一定要强化宏观金融监管意识。宏观监管理论是新提出的一个理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宏观监管意识不强，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很少研究金融周期以及实体经济周期，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那样，定期公布金融经济周期研究结果，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还停留在合规性监管阶段，只是依据技术性指标和管理办法来进行监管，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种监管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已经无法满足金融市场风险放空的需求，因此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强化宏观金融监管意识，革新监[2]管方式。
2.2建立金融经济周期监测体系想要切实做好金融宏观监管，前提就是要准确把握经济周期问题，进而把握金融对经济周期的放大作用，把握好金融经济周期，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构建研发部门，建立金融经济周期监测体系，这样一来便于把握金融经济周期，可以为宏观金融监管提供依据。不得不认识到，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在这方面还存在欠缺，只有一些商业性金融机构重视金融经济周期的研究，在以后的发展中，为了做好金融宏观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也一定要建立金融经济周期监测体系，深入研究金融经济周期。
2.3强化金融反周期监管金融宏观监管中存在着很多难点，而金融反周期监管就是典型的难点之一，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在面对金融经济周期时，由于缺乏金融经济周期的检测，因此不能把握反经济周期的力度、频率、节奏，例如在应该降低经济“虚热”时，我国金融监管机构有时会刺激经济热度，导致金融风险大大增加。未来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一定要建立金融经济周期监测体系，强化金融反周期监管，这样才能切实提高金融宏观监管的总体水平。
3结语
条件金融环境的日益开放，经济体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促使金融风险涉及范围逐步扩大，影响程度不断加深，金融风险的相互传导又加剧了各经济体的风险不确定性。
（一）信息高速流动
关联性与互动性为金融风险的传导提供了传导基础。一方面，开放条件下全球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优化，资源利用率不断提高，加快的一体化进程让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愈加紧密。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应用、电子信息技术的提高使得信息不再局限于最初狭小的空间范围，市场参与者获取到比以往更多、更快的信息，对信息的分析消化并作出反应势必为金融风险的传导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达到传导临界值
金融机构的出现和发展是其自身不断壮大的过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消化能力，并不是只要出现了金融风险就会立刻出现金融风险的传导。金融风险不断产生、不断积累、不断被消化，又如此往复地产生、积累、被消化，就如哲学里所说“量变达到质变”，当金融风险达到一定的不可控程度，超过了传导临界值，即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无力消化的程度，金融风险就会四散着向其关系紧密的经济主体进行传染。
（三）金融体系不健全
开放的金融市场以及自由化的市场条件为经济主体间的金融和贸易往来提供了不可忽视的便利，并且国家层面上的金融改革、放松监管政策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过度干预带来的缺陷，但不可否认金融体系仍然存在不健全的地方。事实上，看似大好的政策下，不完善的制度和漏洞百出的规则引发的问题频繁不断。监管的不到位给部分投资者提供了滋生不良投资动机的温床，为其充分利用政策漏洞带来了便利，不健全的金融体系被看作是金融风险传导的一大重要影响因素。
二、开放条件下金融风险传导路径
金融环境的日益开放，经济体之间联系不断加强促使金融风险涉及范围逐步扩大，影响程度不断加深，金融风险的传导路径具有多种方式。
（一）金融机构内部各部门间传导
著名的1995年“巴林事件”显示，金融机构内部某个部门（或成员）的失职，会对整个金融机构造成关门歇业的危险。如果金融机构的个别部门发生风险，即使期初风险微小温和，但在没有妥善监管、及时化解的情况下会以无法预知的速度引起风险传导，通过触及其他部门而使整个金融机构面临危险。银行在发放贷款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很难对贷款者进行十分准确的信用定位，难以确保资金安全让资产损失在所难免。当贷款无法全额收回时便产生了不良贷款，这种不良贷款达到一定比例会对银行产生资产质量不良的不利影响，此时若银行的大部分债务到期，银行就会面临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风险，信用风险在资产信贷部、财务部等各部门之间传导。
（二）金融机构间传导
与一般的工商业企业不同，金融机构作为投资和储蓄的信用中介，向社会提供信用中介服务，各金融机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开放条件下，国内外金融机构联系更加紧密，个别金融机构危机的出现会迅速波及到其他金融机构。就如银行同业支付清算系统把所有银行联系在了一起，支付清算系统面临着任何看似微不足道的支付困难都会酿成全面的流动危机。另外，若银行某贷款大客户无法按时偿还贷款，银行就产生了不能对其存款客户支付资金的可能性。金融机构客户与客户、机构与客户、机构与机构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网，任何一端规则的破坏就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使整个市场危机四伏。
（三）金融市场间传导
金融市场包括有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之间风险传导多种多样，如股票市场中的价格大幅度下跌通常会造成银行系统的不稳定，严重的股票市场风险会过渡到银行系统，引起银行系统的危机。同时，证券这个高收益行业，众所周知的高风险丝毫没有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混合经营。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过多参与加剧了股票市场的波动，容易形成市场泡沫，无论是哪一方存在金融风险，都会给另一方带来影响。
（四）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间风险传导
金融机构存在于金融市场，在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并达到传导临近点时，金融市场也几乎不可幸免。无论是对所属市场还是跨市场的传染都会造成相当程度的市场影响，情况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国际金融市场恐慌，进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2006年那场震惊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首先出现在美国的金融机构，后又引至美国资本市场，危机引起的风暴越来越大以至于跨越美国传导到了欧洲和亚太地区的股票市场。可见，金融机构的风险传导不可小觑，与金融市场的紧密联系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网络效应成为可能。
（五）金融风险全球范围传导
以贸易溢出传导机制为例，一国在发生危机时通常伴随着本国货币的贬值，在出口过程中该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相应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这样一来，伙伴国贸易赤字增加，经济环境恶化。开放条件下，信息的大范围传播和经济自由化条件的形成加快了全球范围信息与资金的流动。一个国家金融风险的出现，即使与其不存在直接联系的国家也会以间接、无形的方式接受风险过或多或少的风险感染，当这种风险传导的力量足够大时，风险传导机制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特定国家的风险最终演变为全球性冲击。
三、开放条件下金融风险传导机制
开放条件下，金融风险传导不仅包括国内传导，还包括全球范围的风险传导。从传导机制来讲分为贸易溢出传导机制、金融溢出传导机制、心里预期传导机制、政治文化净传染机制四部分，但由于政治文化净传染属于心理预期传导机制涵盖内容的一方面，因此在这里只介绍前三个部分。
（一）贸易溢出传导机制
贸易溢出是指一国（或地区）在出现金融风险的同时通过贸易活动对与之贸易关系紧密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不良影响，恶化他国（或地区）的经济基础，从而使金融风险随之加大。开放条件下的各经济体互动性更大，贸易往来密切，利用贸易活动进行风险传导是非常普遍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若本国存在经济恶化、金融风险加剧的情况，那么此后不久很有可能使得货币贬值。这样一来该国的出口竞争力增强，对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进口但减少，伙伴国会出现贸易逆差，赤字增加，外汇储备相应减少，严重破坏伙伴国的经济基础，进而引发投资者冲击，加大金融风险。同时，该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影响了其竞争对手与其在同一竞争市场中的竞争力，为了保持这一竞争力，竞争对手不得不采取同样的货币贬值行为，在投资者预期到竞争对手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也会开始一个冲击，加剧金融风险，引发整个外部参与者风险加剧的恶性循环。
（二）金融溢出传导机制
金融溢出是指一经济体由于自身出现金融风险造成非流动性问题，并且对与之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另一经济体产生影响，导致同样的非流动性问题，加大金融风险。一般来讲包括直接接触关系和间接接触关系，前者指两个经济体有直接的投资关系，一方对另一方产生直接影响；后者指两方不存在直接投资关系，但都与第三方有关联，形成间接接触关系。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家间通常都相互持有总量很大的有价证券。某些情况下，当一国金融风险加大、危机加剧，投资者会考虑重新调整投资组合，出售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资产以保证持续运营，由此引发他国的流动性冲击，一旦这种大规模的资本抽逃行为达到特定程度，金融市场就会动荡不安。
（三）心里预期传导机制“纯传染”机制
很好地概括了心里预期传导机制。金融风险发生后，与发生风险的经济体并无实质经济联系或联系非常弱的另一经济体却由于心理预期的变化，通过不恰当运用金融风险规避工具而造成自身金融风险的出现乃至加剧。悲观信号被传递到更多经济体中，形成一种不断加强的恶性循环，导致危机蔓延和逐渐深化。我国在去年的欧债危机爆发后表现出强烈的经济不确定性，众多市场人员对外贸出口所持的悲观态度导致了我国市场经济指标的普遍下滑，进而引起他国对经济复苏的又一轮悲观期望。一国的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相比其他金融机构对国际间经济的悲观预期感知能力较强，当有悲观的金融风险预期从国外传入时，这些机构风险规避的活动和羊群效应的存在会造成市场做出较为偏离平衡的反映，放大了从国际间风险传导到国内传导的风险预期，深化了经济全球化下金融风险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
四、开放条件下金融风险传导防控对策
明确了开放条件下风险特殊性、探究传导条件和路径，就可以设计相应的防范对策来阻断金融风险传导，为促进金融体系深化改革和保障金融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持。
（一）完善内部控制，加强人员管理
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金融机构又是经济社会特殊的组成部分，加强金融机构的内控制度显得尤为重要。经济社会的安全运转是以各个经济体的健康发展为基础，而这种健康发展又无疑有赖于内控制度的有效运行。内控的关键是要求各经济体在进行业务操作和各项活动时遵循既定的风险控制原则，如加强资本控制、建立完善的组织结构和实行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只有把内控制度与外部监管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满意的风险控制效果，将金融风险传导的基础截断在萌芽中。通过营造和谐文化氛围、加强从业人员思想教育、加大责任处罚力度等手段，从技术水平上降低错误操作的可能性，在制度层面禁止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违规操作，防止金融风险的出现和扩大。另外，坚定管理层对从业人员负第一责任的意识，设立合理恰当的考核指标，完善对从业人员的考核制度，积极引导从业人员自觉维护机构利益和组织声誉。
（二）公开有效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
信息不对称以及投资者心理预期、羊群效应的存在难免造成信息使用者错误使用信息，导致决策失误，产生风险可能性。鉴于此，监管当局应当要求有关机构组织公开必要信息，提高透明度，从而有助于市场参与者及时、全面获取信息，方便决策者信息的合理使用。同时，公开信息对投资者，尤其是具有专业水平的机构投资者提高投资信心尤为重要，根据准确的市场信息加以分析判断，肯定目前暂时性的金融现象和经济问题，为稳定市场情绪，防止大规模撤资，防范金融风险传导起到积极作用。
（三）促进部门合作，加强风险监管
依靠有效的监管机构组织实施风险监管有助于化解不断积聚的金融风险。防范风险的传导需要多部门的联合行动，特别是促使证监会和银监会的合作，将风险传导可能降到最低。同时，提高区域间的协作效率，达成国际间的监管合作也是符合开放市场、经济一体化条件的内在要求。
（四）积极引导市场，乐观应对风险
改善资源配置
发展民间金融，扩大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不仅是扩大民间投资、增加就业的需要，更重要地，它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进一步发展、健全的需要。
在我们的经济中，目前非国有经济对GDP贡献已达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74％，而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30％，70％以上的银行信贷仍然由国有部门利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而国有部门目前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只有不到30％。这种情况的后果，自然是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大量的坏账，而另一方面则是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制约着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着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发展。纠正资源配置的上述扭曲，显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发展市场竞争与改善市场管理
发展民间金融，也有利于发展金融业的市场竞争和对竞争的管理。过去20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它们带来的竞争机制。但是，过去我们积极在制造业发展民营经济，引入市场竞争的同时，却忽视了在金融市场上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致使在金融领域内仍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竞争严重不足。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管理的发展与成熟。其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水平，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展开而逐步提高的，管理者只能随着被管理者的成长而成长；只有市场竞争主体发展了、竞争存在了、展开了，管理者才会知道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怎么管。
全面理解金融体系和民间金融的地位与作用
所谓金融市场或金融体系，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看，包含至少两个组成部分，即为企业直接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和为企业提供银行服务和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
（1）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是企业初创时期的主要融资方式
长期以来在观念上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以为所谓企业融资就是“借钱”。而实际上，对于新生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即没有过去的“信用历史”，又没有财产可以抵押，靠借钱使企业开始起步，是极为困难的。这当然不否定向亲戚朋友借一些钱作为初始投入，曾是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的起点，但世界上多数企业的最初资金来源，要么是自己的积累，要么是别人的“直接投资”——不是借了要还的“贷款”，而是投入企业同时拥有一部分产权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并不需要信用历史和财产抵押，而只需要：第一，对经营者人格的信任，相信他创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要“骗钱”，而是要发展，相信他会兢兢业业地办企业；其次，需要的是对投资项目本身赢利前景的相信，尽管人们都知道投资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里的融资渠道，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一定是狭义的“股票市场”，却是广义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现在变得非常时髦的“风险投资”，其实历来是中小企业所能获得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体系中所缺乏的，首先还不是缺少民间银行，而是缺少一个多层次的、能够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全国性的股票证券市场，可以使少数（国有）大中企业进行直接融资，但是多数其他企业，特别是大批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却仍然无法融资。即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了全国性的“创业板”市场，但若就此为止，我们这么大国家这么多地区的那么多中小企业，还是不能获得应有的融资渠道，更何况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革产生了许多“股份”，各种产权能否转让、买卖，不仅关系到企业改革能否继续深化，而且关系到那些已经改革了的企业能否开始成长。
因此，我们现在不仅需要树立起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概念，而且需要尽快根据我国特殊国情（企业多、地区差距大、企业改革的情况复杂），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使得各种投资活动得以展开，使得大批中小企业得以发展。
（2）银行所提供的首先应是金融服务而不是投资信贷
在有关银行体系的问题上，过去存在的一个“误区”是把银行业主要当成是投资资金的来源，而在实际上，银行业首先是“服务业”，服务于企业之间短期的资金周转。人们需要银行，首先不是因为没钱要借钱，而是有钱要存放、要支付、要完成交易所需的资金往来。首要的一种“借钱”行为也是由于在售出货款或生产资金没有收回之前需要银行给予一些短期的流动资金信贷。无论如何，短期流动资金信贷也是银行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大量中小企业目前最缺乏的其实也是这种银行服务（特别是缺乏由地方性小银行提供的成本较低的金融服务）。
当然，银行也可以成为长期投资信贷的来源，过去我国因为缺乏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更是要作这样的工作。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银行在这方面的任务将大大缩减。
中国需要大批的中小型、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
现在有些人在担心中国的银行规模还不够大，加入WTO后难以与国际上的大银行竞争。
但是，首先，竞争力的根本在于效率，有了效率可以由小变大，而没有效率，拼凑出一个大机构，早晚也会被挤掉、被淘汰。
其次，世界上的那些大银行，不仅本身是由小银行发展而来的，而且即使发展到了今天，在我们看到的少数大银行的后面，还是有许多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存在（美国有2万多家，意大利有9万多家），发达的市场经济内部，都是一个由少数大银行和一大批中小银行形成的金融体系，分工合作，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保证着经济的有效发展。
大银行有其规模经济效益高的一面，也有其交易成本高、管理成本高的一面。因此，大银行也许更适合于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不适合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鼓励国有大银行为中小企业增加贷款，但因种种原因难以施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银行获得中小企业信息的成本较高，审批程序较长，利率低了无法贷款，高了小企业又难以接受。加上国有银行的一些特殊问题，困难就更大一些。
而对于一个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左右、九亿农村人口有待进城、四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仍是大量的地方性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也需要有人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但一方面，我们本国的大银行很难对它们提供这种服务，另一方面，外国的大银行进了中国，也不会、不愿、不能为我们那些大量的地方性中小企业去提供服务，而只有一大批地方性的、“土生土长”的中小民间金融机构，才能胜任这一工作，与地方性的中小民营企业共同成长。这当中的合理性在于：决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用；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最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以至社区内）的信息存量，最容易（成本低）了解到地方上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项目前景和信用水平，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因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这一金融服务业的障碍。地方上的人们自然知道地方上谁的“生意好”，谁比较讲信用，可以省去大量调研费用，也可减少审核批准程序，从而使金融业务的成本较低，服务价格自然也就可以较低，使供求双方都能发展。正是这一经济合理性，使得地方性的小银行可以有稳定的服务对象和市场基础，与国有大银行相辅相承，缺一不可，就像大企业和小企业可以各得其所、各有各的市场一样。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首先想想清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面临着几类不同的问题，想一想一类金融机构或一级金融市场能否满足我们所面临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多种需求，适应多种经济主体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心目中只有少数几个大企业、大银行，那就大错特错了！
发展民间金融本身要求发展对它们的监管
发展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市场，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包括非国有的投资公司、投资基金、投资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等等，也包含民营银行、保险公司等。而一谈到这些具体问题，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民间金融的风险问题，包括它们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风险。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发展民间金融本身的涵义当中就包含着发展对民间金融的监管。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欺诈”行为的行业；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我们过去不断地把国有大银行纳入正规的监管系统（同时使它们享有事实上的存款担保），而对民间金融则是让其自生自灭，或者一出问题就想到关掉它、并掉它，没有对其给以足够的关注和管理，其结果自然是要么“不清楚它们是怎么运行的”、“为什么运行（目的是不是就是‘骗钱‘）”，要么就是问题出得较多，成为金融风险较大的一块土壤。正确的做法是在让其大力发展同时将其纳入严格监管的范围，而不是要么不管、要么不让其发展或是宣布其为非法、或是出了点问题就关掉了事。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从监管难度上说，民间金融实际上要比国有银行更加好管，因为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
在建立金融监控体系的问题上，制度设计的前提就应该是假定人们想“投机”、想“骗钱”，而不是假定人们会“出以公心、为经济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监控制度才能真正做到防范“骗钱”的人，不让其得逞。而不是出了骗子却大惊小怪。一切制度的功能其实首先都是“防小人”，使小人受到惩罚，讲信用、做“正经生意”的行为才能得以发展。在建立对银行的监控体系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发展对合法、正当银行行为的保护与保障，比如通过法治对“赖账”行为进行打击和惩罚，通过提供“存款担保”，对一般性的金融风险加以防范。
重视基础性的体制建设
现在在国际上八面威风的现代大金融机构都是由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一些很小、很“土”的机构发展而来的。在少部分金融机构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第一，在大量金融机构出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竞争性、优胜劣汰的金融市场；第二，在多次金融骗局、金融危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银行监管机制和相应的法治体系；第三，形成了商业道德或商业信用；第四，在新技术基础上，形成现代金融业务；第五，在以上各种发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新的金融市场（期货、股票市场、投资基金等等都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不必什么事都自己重新做一遍，什么“金融骗局”都要经历一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借鉴它们已经形成的体制模式和管理机制，一开始就可以起点高一些，一上来就可以也搞一些现代的、新型的东西，如电子银行业务、投资基金、股票、期货等等。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那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东西，关键是不能忘记我们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尚待完成，那就是金融市场上的竞争、监控体系、法治结构、以及“信用文化”等等。发展地方性的民间金融业，也是建立市场经济金融体制的基础性的过程，因为第一它是发展健全的金融市场所不可或缺的，第二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有利于上述几种基础性体制的建立。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时期内，中国自发地与国际体系接轨，并积极参与各种国际金融机制、组织或机构，目的在于主动融入国际金融格局的进程，其参与不仅使世界各国认识到中国追求和谐、提倡共荣的文化内质，同时也为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与全球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支持。中国通过主动和适时地参与相关国际金融机制和组织机构中，就金融运行的原则、程序、话语权分配、策略实施等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进行协调与磋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些机制中不平等与不完善的弊端进行了改善，并针对预防及应对这些弊端引发的金融危机提出了自己的间接以及对策措施。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是一个合格的合作者，也就是说，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危机治理是以磋商达成共识、协调促进共享、合作促进治理、治理实现均衡为目标，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合作者”身份来制定决策、采取措施、实施行为的。基于此，中国积极参与到国际金融治理中，理应受到世界各国的接受与欢迎，同时中国也应该保持追求和谐与主张共荣的文化内涵，积极投身于国际金融治理中，并将自身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
2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重要手段
2.1促进跨国信息共享体系与联合监管机制的构建现阶段，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依然处于秩序紊乱状态，究其原因是全球治理与金融监管的不完善与不健全，而这种不完善与不健全也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诱发因子与助长因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世界经济的稳健增长受到不良影响。因此，对国际金融秩序进行一定的改革，有利于在新的环境与基础上构建可行、合理、科学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进而提高过金融秩序的规范性。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提升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水平。首先，中国需要将自身的信息公开披露体系进行完善，将信息获取与运用的不对称问题进行彻底的解决与消除。并保证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机构与组织必须定期公布国际金融市场的监测信息，同时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危机、风险预警机制与监控调节机制，对本国的经济、金融及货币的调整，需要严格依据市场的动态变化进行，并在此过程中对世界各国进行合理与适时的引导。其次，中国需要对国际流动资本的管理与流动进行加强与巩固。现阶段，国际金融自由化的趋势逐渐凸显出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允许国际投机资本没有规则地流动，中国需要发挥自身力量加强对国际市场资本自由流动的监管与控制，避免其引发金融风险与金融动荡，并以规范的方式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对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的不良发展进行防范与合理的打击。除此之外，中国要推进跨国性金融机构的统一系统监管模式的形成。只有形成全球范围内针对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动的统一监管、协调组织机制，并制定出针对风险投资、对冲基金等金融创新产品与工具的管控与治理架构，才能避免大型国际游资引发的金融危机，因此中国还需要通过磋商，对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跨国监控协作进行强化，进而对金融危机进行有效的规避与科学的治理。
2.2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转型与决策改变现阶段，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主要受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掌控，并且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的不到充分的尊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权益保障根本无从谈起。基于此，中国需要发挥自身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度的转型与决策改变，并积极提供支持力量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从而对世界各国起到示范作用。对于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更新及转型，中国需要积极发挥自身作用，对其进行科学而有效地促进与推动。首先，中国需要促进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普遍性与透明性，尤其需要推动加快在国际范围内影响力较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改造，进而将其中不公平、不透明的行为进行改善。其次，中国需要推动提款权制度的更新与改革，提出将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进行扩大，并将其作为国际支付与储备的主要补充手段的实施对策，如此可以对国际储备货币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与金融动荡进行有效的规避，进而可以从整体上对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维持作用。再次，中国必须推动IMF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稳定作用的功能发挥，引导成员国将货币金融政策的透明度与普遍性提高，并以实现金融稳健度提高为目的，积极推动双边与多边监督，而对金融资本来源与组织结构的合理调整，可以与全球货币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除此之外，中国需要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运行改革的建议，对IMF的股份比例及组织人事安排的调整提出合理化意见，进而可以提高其适应性与科学性，并要求提高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发言权与代表性，以此抵制一些少数发达国家对于投票与决策的垄断局面。
2.3调整人民币汇率机制安排要想将国际套利资本引起的汇率风险从根本上降低，就必须采取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汇率政策。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浮动汇率制和钉住汇率制的实施成为世界各国争先实施的应对措施，其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以美元、欧元或自选货币篮子为钉住目标。然而，随着国际金融自由化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与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汇率政策与制度成为世界各国逐渐关注与重视的重要问题。对于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发挥“合作者”角色的中国来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需要对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的可行性与科学性提起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因此需要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的选择与制定作出有效的更新与改革。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中最大的弊端在于其弹性较低，长此以往，其波动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僵化，如此不仅会导致中国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损害，对于中国未来金融的安全及稳定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隐患。对此，中国需要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措施，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安排进行合理而科学的调整。首先，中国需要将单纯依靠外汇市场供求变化的被动确定人民币基准汇率的方法进行彻底地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依照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与调控目标进行确定，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依据内外部市场的需求变化对整体性汇率政策进行制定。而将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进行适当的放松可以提高市场交易主体的自由性，从而使其可以依据相关信号及时作出应对措施的制定与实施，进而使其能够较为真实地对市场供需关系的消长变化进行准确的描述。其次，中国需要将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最高特汇规模的限制进行适当的放宽，目的在于提高其头寸限额的弹性，如此可以提高其运作活动与行为的主动性与灵活性。除此之外，对于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与管理需要进行加强与巩固，提高其管控的力度与效果，进而使其可以充分运用汇率政策、外汇管理政策及利率政策的功能。
2.4提高人民币的区域化及国际化中国首先需要在国内范围内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并将人民币的发债规模与种类进行实质性的扩大，从而形成集聚效应，并将这种效应的最大化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在区域之内，为了对金融危机的蔓延与扩散进行防范与抵制，中国需要推行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互换，如顺利推动清迈协议的实施与监理亚洲共同货币基金的设想等，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而对于人民币区域化与国际化提高的战略步骤，中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中国需要将其金融环境进行实质性的改变与优化，目的在于为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就目前来看，中国自身的国内金融环境依然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目前中国自身的银行体系建设存在不完备的地方，重要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营水平依然有待提高，并且不良货款比率以及资本充足率等状况依然不能与国际的通行标准相适应，同时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监管与管理也存在诸多问题与弊端，并且这些问题与弊端的分析、判断与监控得不到有效的改善与管理。其次，中国需要推动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并对这种措施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以保证其得到循序渐进的实施效果。就目前来看，中国自身金融体系依然存在不完善的问题，导致其对外部风险及危机的应对能力较低，这就致使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因此，中国需要对境外的直接投资领域提起足够的重视与关注，并在这个领域对中国境内的大中小型企业、机构等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进行进一步的放宽，允许其将自身的海外业务进行扩宽，从而将各方面的竞争力进行提升。另一方面，中国需要高度重视证券、期货等投资类领域，在这一领域需要对境外的投资者对我国股权类投资的限制进行合理的放宽，并且需要对国内企业及其他组织结构对境外证券市场的针对性投资进行适当的鼓励，同时还需要将信誉良好的境外机构取得合格资质的限制进行放松，进而实现中国内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的平稳加快。
3结论
关键词：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金融体系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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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松奇：《金融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金融经济类论文范文一：资本流动对金融经济的影响
摘要:概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资本市场、货币政策金融体系及监管带来的影响，探讨了中国资本市场作为新兴市场，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应采取的策略。
关键词：资本流动;金融体系;风险防范
经济全球化自上世纪90年代起已经势不可挡。当世界经济活动跨越国界之时，资本流动国际化也形成了趋势。国际资本流动包括长期资本流动和短期资本流动。长期资本流动包括国际借贷、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短期资本流动包括银行资本流动，保值性资本流动和投机性资本流动等项目。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现代电子交易技术的广泛运用，新金融主体的产生以及金融工具的创新等外部环境、内部条件的不断变化等，促进了资本流动规模的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比如，直接投资有效弥补中国资本不足，为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资本流动加速商品周转，推动国际贸易往来的同时增加中国的财政收入;改善国际收支等等。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国际资本流动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巨大机遇的同时，也给中国金融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和风险。
1资本流动对国内金融经济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入我国主要经过以下几个途径:一是通过经常性项目，虚假提高出口商品价格从而进入我国资本市场;二是随着我国的投资环境日益宽松，外资利用虚假投资信息使资本大量流入;三是通过跨国公司的投机行为流入资金。国际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加大了资本流动，为中国利用国际资金发展本国经济提供了可能。但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入流出，会加剧中国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影响微观经济发展，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持久发展。
1.1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我国是一个还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我国的货币发行量始终以一个稳定的速度增加，M2虽然在今年有所下滑，但依然维持在10%以上，正因为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市场利率始终高于国际上发达国家几倍的水平，同时我国在大的趋势上仍处于汇率长期升值的通道上，这必然会引起国外的资金大量流入。将外币兑换为人民币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却能享受高额的汇差和利差，再加上对我国的商业投资也可以保证一个较高的回报率，若没有资本监管的限制就会促使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投机性，会促进我国股市的短期繁荣，助长股市指数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市场的投机者会主动地承担市场风险，同时对冲套期保值者的风险。同时依照托宾q的理论，股市的繁荣也会在一定程度使企业的市场价值大于重置成本，促进实业投资，而持有股票的投资者也会因为资产的增值增加消费。而从负面影响上看，这种纯市场的投机行为并没有改善我国资本配置，只会异化证券投资功能，破坏市场价格均衡机制，在大规模撤出后引发资本市场震动还会关联到实体经济，直至引发金融危机。
1.2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资本频繁流动会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国际资本的流入导致国内资金较充足，银行往往会盲目扩大借贷，增加银行体系的风险。流资本的频繁动同时会引起利率和借贷市场波动，资本流入会增加货币供给量，导致利率下降;而资本大量流出会导致利率上升。其次，不管国际资本采取何种方式都会涉及到货币兑换，与汇率产生直接挂钩，进而会影响到外汇市场。第三，资本频繁流动会引起股票价格和股票市场波动，当国际资本采取股票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会刺激股票需求增加，引起股票价格上涨，反之一旦流出就会引起股票价格下跌。而短期资本流动形式的多样化，推动金融市场价格的频繁波动，也会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
1.3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资本流入，都会使国内货币供给以内生的方式增加，央行原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受到挑战，必须对现行的货币政策作出改变。面对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央行将被动地调控人民币，投放大量基础货币来吸纳流入的资本，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冲销因资本流入引发的通货膨胀。而短期资本通过经营项目、地下银行、洗钱等方式导致资本流入源头增加、速度加快，不同程度增加了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确定的难度和实施效果的保证。
1.4给监管带来难度我国的金融机构国际化进程加快以及外国金融机构的大量进入，为国际资本进出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机会。而随着金融保护期渐进，在华金融机构与国外金融机构、外资银行可对中国的企业和个人直接经营人民币业务，从事我国国债发行等，国际资本及国外投资者的资金往来将更为多样和便利。此外，由于我国汇率波动，利率调整相对国际市场所形成的汇差、利差等，会不同程度地诱发套利资本流入和流出。而依托金融创新工具和现代电子通讯技术，国际间资本在不同金融市场间的流动更具隐蔽性、更便捷也更难以掌控。这些都给央行对资本国际流动的监管造成极大的困难。
2面对资本流动应采取的策略
国际间的贸易和金融资本的流动在过去十年中数以十倍的增长，以纽约为首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和其他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那些可能存在的价值洼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下也会在瞬间被填平。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积极利用外资政策的推行，作为新兴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多重性影响。因此，国家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和有力的措施，通过实施严格管制以避免潜在的风险和危机。
2.1提升资本利用效率
中国在利用外资发展经济过程中，为避免对国际资本的过分依赖，要提升整体金融资本的使用效率。单纯从数量来看，金融资本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但从质量来看，国际金融资本对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势尤为突出。我国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减少国际资本带来的挤占效应和冲击影响。化短为长，主动吸引长期资本，适应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积极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2.2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
加快进行国有银行的改革，统一和开放金融市场准入的限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内部管理，实现业务交叉，多种经营，增强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从根本上完善金融业的风险控制机制。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适当扩大浮动范围，管理升值预期和通涨预期，寻求信贷规模调整和信贷结构优化的平衡点。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加快利率和汇率体制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对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管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大力发展金融创新，通过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的创新，推动和稳定衍生金融市场的发展。
2.3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资本市场的逐渐开放增加了货币政策操作难度。面对我国当前出现的财政赤字，从经济能力和偿债能力出发，避免采用扩大通涨来弥补赤字。不断完善货币政策，建立一体化的宏观调控体系，灵活运用调整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业务等金融工具，将货币政策真正控制在适度宽松和稳健的水平上，科学地调控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规模，抑制泡沫的持续膨胀和投机炒作行为;适度规模增加供给，遏制价格上涨，化解资产价格上涨的压力。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引导资本流向，削弱短期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套利、套汇和套取资本溢价的冲动，避免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经济带来冲击。
2.4加强监管维护市场的安全稳定面对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应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合作，主动与国际金融统计接轨，通过建立一整套防范金融风险机制，化解国外金融机构对国内金融业构成的危机。通过设置中外合资、合作基金的形式，引导、管理和使用好国际资本，并积极采取防御性措施，限制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避免投机性国际资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过度冲击。此外，要不断提高鉴别和监控各类投机性资本的能力，进一步加大打击查处力度，以监管体制的完善，持续维护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参考文献
[1]林纯清.信息时代财务控制趋势分析[J].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学报，2012，2
[2]华兴顺，孙都光.国际金融危机对安徽经济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J].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学报，2010，1
金融经济类论文范文二：现代金融经济风险分析
摘要: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命脉，现代金融体系运行是否稳健、有序、有效，对国家经济安全极为重要。本文以金融风险概况为出发点，对我国金融行业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分析，且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对现代金融经济风险问题防范措施进行了探究，以期稳定金融经济，实现金融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现代金融经济;风险问题;解决对策;概况
作为一个双重转型国家，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建设发展速度不断加快，金融领域改革也取得了良好了成就。但金融经济不稳定因素的长期存在也加大了其风险性。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相比其他国家的损失，我国在该场金融危机中损失不多，但这并表示我国金融体系较为稳定，事实证明，必须对我国金融体系建设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一、现代金融风险的概况
风险是指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如未来收益、资产等具有波动性。金融风险是指于企业、机构而言，任何有可能致使其出现财务损失的风险，是企业、机构未来收益不确定性与波动性，其与金融市场波动性具有直接关联性。金融结构风险造成的损失往往在其自身影响以上。在具体金融交易活动中金融机构产生的风险，将严重威胁金融机构的生存现状。同时，如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不到位也将产生极大的威胁，如产生系统风险，无法正常运行金融体系，甚至出现整个社会经济市场无序现象或产生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根据具体标准可将金融风险进行多种类型的划分，如下：
(一)根据金融风险出现的根源划分，包含两类(静态、动态)金融风险。静态金融风险是指因自然因素或不可抗力出现的风险，其与相应定律基本符合，预测具有准确性。动态金融风险是指因改变宏观经济环境出现的风险，伴随时间推移动态金融风险产生的概率与影响作用也会随之改变，其预测难度较大。
(二)根据金融风险涵盖的范围划分，其包含两类(微观、宏观)金融风险。微观金融风险是指由于客观环境改变、决策误差或其它因素导致经济活动参与主体资产、信誉受到损失的可能性。宏观金融风险是指全部微观金融风险归总。
(三)根据金融机构类别划分，如银行、证券、保险等风险。
二、现代金融经济存在的风险问题
(一)金融发展格局不协调与风险向银行集中。我国金融资产结构存在合理性较差的现象，具有较高间接融资比重，储蓄率与广义货币M2持续上升，进而大量风险集中于银行业。我国广义储蓄率较高及持续上升，如34.3%为1985年我国储蓄率，38%为1990年储蓄率;40.2%为2001年储蓄率，44.6%为2003年储蓄率。近年来，以我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末,社会融资规模达17.29万亿元,是年度历史最高水平;广义货币(M2)余额110.65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比上年末低0.2个百分点,继续保持适度增长的态势。在银行业发展中，其主要依靠大量储蓄存款吸收，与中长期贷款发放进行储蓄增长压力释放。通过大量数据显示，我国银行贷款中所占比例较高为企业融资，一般为80%以上，但股票与债券融资比例则较低。企业融资对银行贷款过分依赖，将导致整个社会融资风险向银行体系过度集中。以长期发展而言，货币供给过度将对物价、资产价格稳定性产生极大的冲击，这对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不利，也将对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产生挤压作用。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主导型为主，在整个金融资源中银行业所占比例超过90%，证券业发展滞后现象较为严重，保险业具有过小规模。在金融资源配置与金融风险分散中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该类金融发展格局，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无法满足，进而对金融体系稳定、效率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低及呆账准备金不足2003年以后，我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贷款比率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但对此类指标的过度性强调，只会导致金融机构利用信贷投放扩大对不良贷款进行稀释或对有利贷款进行回收，实际上不良贷款存在的金融风险仍无法消除。目前，银行机构仍具有极大的呆账准备金缺口及具有较低的资本充足率。近年来，在国有4家独资商业银行内，高于国际标准8%的资本充足率银行仅有中国建设银行。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仅为6.15%。由此可见，伴随贷款增长速度的提升，大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并没有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提取，仍具有较大缺口，及较低的贷款损失承担能力。当银行资产扩张与资本金补充不符时，一定程度上必将造成其经营脆弱性。
三、现代金融经济风险问题解决对策
(一)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对金融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提高，且对间接调控方式不断完善，进而实现市场运作机制建立与健全，调整信贷结构与产业结构。第一，货币政策决策民主化的实现，增加透明度，对货币政策决策水平全面提升。对金融宏观调控科学性、有效性地提升，对货币政策工具创新能力地提升，都能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提供依据，且能够在金融宏观调控中将货币、资本与保险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中央银行将继续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该货币政策不仅能够对经济平稳发展起到支持作用，还能避免通货膨胀及进行金融风险的有效预防。在日常流动性管理与引导市场利率中将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充分展现出来，应达到运用存款准备金、差别存款准备金及公开市场操作之间组合的合理性，以此对数量调控能力进行全面提升。对中央银行运用价格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传导机制加以完善，在资源配置方面将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以此对货币信贷合理稳定增长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第二，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对利率杠杆进行灵活应用，以此调整总量平衡度。利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对市场利率起到引导作用，且按照市场利率金融机构对其资产、负债价格利率调控体系进行准确确定。通过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进行国际收支市场机制与管理体制建立，为贸易与投资活动提供便利。第三，加强与改进银行窗口指导，要求必须对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原则贯彻落实，对支农金融服务加以改进，对非公经济、中小企业增加金融保障，调整信贷、产业结构，且对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全面提升。
(二)建立科学、高效防范风险与金融稳定机制
1、强化金融法制建设与实行依法行政。完善金融法制体系，对银行业、证券业等金融行业法律边界进行界定，对各个金融机构的进行准确市场定位，对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特性进行合理划分，及时补充、改进其相关法规，实现金融机构依法行政。
2、风险评估与预警体系建立与完善。金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具有系统性、合理性，确保金融评估报告的准确性、科学性，同时对整体金融运行状态与潜在风险及时把握，进行金融风险识别、评价与预警体系的合理化建设，且按照风险程度向市场及时提醒，做好事前防范工作，以此对金融风险的扩展范围进行有效控制。
3、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机制建立。在实现金融一体化与金融稳定性不足的现状下，必须进行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机制的快速建立，以此对突发性事件产生加以有效控制。通过金融危机应急组织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对金融应急处理措施进行统一制定与实施。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伴随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现代金融经济发展事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降低金融经济风险问题，推动整个金融行业的进步。必须重视风险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金融改革力度。这就要求各个金融行业充分了解自身发展情况的前提下，确立正确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推动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才能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参考文献：
[1]童锦治,吕雯.我国银行业实际税负水平对其盈利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0(02)
[2]王力伟.宏观审慎监管研究的最新进展:从理论基础到政策工具[J].国际金融研究.2010(11)
财政金融论文2000字(一)：财政金融形势分析与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论文
摘要：一个地区是否发达主要的评价指标就是当地的经济情况，所以必须要对经济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个地方有越多的资本集合，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就越强。而政府的财税金融管理则可以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对于当地乃至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具有经济意义的。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部不稳定，在金融形势发生巨大转变的关口下，对政府的财务部门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需要大力的为推进经济发展而服务，如何在目前的新形势下保持以往经济增长的态势，就需要对现有的财政金融体制进行深化改革。共同助力2020中国小康社会的建成，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关键词：财政金融形势；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革，政府的各项经济调控会稍稍落后于市场的变化。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进行改革的关口，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原有的体制早已不适用于当今的形势[1]。我国政府部门的财税管理方面存在着审批程序复杂、金融市场缺乏活力、小微企业税负重、准入门槛过高等制度上的问题。当今的管理制度也是稍显滞后，所以在目前的形势下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已是大势所趋，既利于城市的发展，也能使政府在财税管理方面提供创新工作方式。
一、我国财政金融发展形势分析
2019年中国经济在国内外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下稳中求进，取得了6%以上的经济增长，实属不易，总体上抵御了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为2020年应对内外部复杂局面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体制性、结构性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性逐渐拉开，产业的密集度偏向于集中，越来越多的产业向少部分地区集中，个别地区失去了支柱产业靠国家输血。
受宏观政策影响，之前的资源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渐渐被淘汰。劳动力的不断释放过程中，工业产能也在不断扩大。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陷阱，一方面技能无法满足高职位要求，一方面又不愿改变适应现有工业体系。部分行业如建筑工程已经处于产能过剩阶段，下一步势必要“去产能”。中国目前處于全行业制造，但未全行业制霸。劳动力要求高工资，但是高工资势必带来高成本。
二、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
财税改革不仅仅是与资金合作社，银行，保险行业之间的改革，只要是与经济相关沾边的改革都是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例如经营金融商品特殊金融行业：租赁业、证券业、信托业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走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且涉及的方面也非常广阔：资本市场、外汇管理、风险管理等一系列与金融相关的行业均是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
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办法
要想促进我国的经济健康发展，政府方面就要始终坚持稳定税负，并将立法完善的思路来发展。中共党的会议中明确的指出：经济改革将从多方面深入推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我国的财政改革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房地产行业相关的改革
首先要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速度，在其税收中应当考虑多个方面作为房地产的评估价值，例如：商业厂房、个人住房、工业厂房等[2]。其次：个人住房的额税率按照阶梯化的形式收取，税率可在实际情况下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三：这方面的改革也能够为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更好的造福于人民。
（二）大宗商品税的改革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到五个方面：第一，大宗商品税的征收范围可扩大，扩大到开发的生态环境地区以及资源的占用地区；第二，减少对矿产资源的补偿政策资金，其他资源的税收政策应该实行起来，并要将各项资源的税费关系理顺清楚；第三，对于资源税的立法方面的建设力度要加强；第四：对于石油资源的税收可以由中央掌握；第五，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资源如天然气、原油、煤炭等关于税率规定的方面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三）增值税率改革
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推行增值税的改革：第一，在完善增值税的立法以及提升增值税的等级时，注意一定要全面的落实到税收的法定原则方可实施；第二，要建立新型的消费型税收增值制度，改革依据可以参照税收中性来界定；第三，改革制度涉及的行业要广泛，例如可以加入房地产行业，建筑行业，生活行业当中去。使“营改增”的改革范围扩大；第四，以往的四档增值税可以合并简化为两档或三档。对于以往优惠政策中关于增值税的重新调整政策，可以增添抵扣的范围，例如不动产项目。
（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改革
第一，进口增值税可以上缴给中央，其他环节产生的税收可以是地方与中央共享；第二，企业，个人所得税可以由地方与中央共享；第三，营改增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后，可以适当调整地方获得的增值税的比例；第四，与天然气，石油，原油等资源以外的去他资源税收应该归属于中央政府；第五，在进行证券交易活动中产生的印花税税收应该由中央收取；第六，可适当调低地方承担的出口退税率。
四、结束语
金融行业是资本聚集的重点行业，是决定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手之一。企业的发展需要靠金融与政府两个方面的支持。而看企业发展如何就知道当地的金融发展状况如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金融市场的逐步成熟，政府干预已经演变为下一步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重要制约因素[3]。因此，进一步改革过去一度行之有效的金融政策体系是唯一的选择。
财政金融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财政金融支撑下低碳经济的发展探究论文
摘要：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理念的提出和融入，低碳经济成为发展主流，不仅有助于环境污染的有效遏制，且可实现对当前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而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要素之一，财政金融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中贡献较为突出，在低碳经济开展中所体现作用具有一定的决定性。文章基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对财政金融支撑下的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问题以及应对策略进行全面分析，从而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财政金融；低碳经济；发展
一、财政金融支撑下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是全球开展CDM项目最多的国家，但由于碳行业微薄的成本收入，再加上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需应对各类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拉低了开发商实际投资所得回报率，甚至多个项目难以继续维持而被迫中止，对CDM项目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目前，我国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设置有环境交易所。其中，资源碳中和的交易最先在北京环境交易所开展，在联合当地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开发出一批适应当前低碳经济的金融工具，对交易所单边CDM项目进行首次交易。而价值最高的当属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在成立后的短短几年内取得优异成绩，无论是在碳中和交易、低碳金融工具的推出，还是规划制定减排标准方面，均有着极为突出的贡献。
二、财政金融支撑下国内低碳经济发展所面临问题
（一）财政支持投入不足且手段单一
一方面，由政府所公开的预算来看，国家在资源整合以及环境治理方面的财政支出力度不大，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整体占比相对较低。根据相关预测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在低碳经济战略实施发展过程中，在资金方面存在较大缺口；另一方面，财政金融支撑下的低碳经济在发展方式和手段上过于单一。当前，财政支出手段和财政补贴手段是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最为常见的手段，实际发展过程中应用其他财政税收形式的频率相对较低，许多政策手段未能的被充分的运用，如，专项基金、间接税收优惠等等。
（二）环境税收体系不健全
现阶段，我国并未建立其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税制，因能源过度消耗和浪费所产生的一系列消极性成本，未能得到良好的补偿。盡管对于资源利用过程中所存在的相关问题，资源税、消费税以及增值税等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但隐藏了其在能源消耗补偿过程中所造成的负外部性成本功能，且在标准问题上无法与发达国家并肩持平，因此，整体环保性和节能性相对较差，难以实现运用税收手段调节平衡性的目的。相较国内体系而言，英、美、日等国家的环境税收体系相对较为完善，除了能够对企业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以税收收入方式进行补偿之外，还可以通过对企业成本的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以税收方式对企业技术革新过程进行引导，在实际生产中积极引入新能源和节能技术。
（三）我国碳交易市场尚不成熟
从数量上来看，我国所参与CDM项目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且全球范围内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从根本上来看，尚未完成对交易系统的建设，导致长期以来世界碳交易市场上我国始终处于低端位置。2017年开始，我国碳交易市场全面开启，成为继证券交易、国债之后的第三大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但我国碳交易市场起步相对较晚，尚处于初级阶段，且缺乏先进的金融体系，无法实现对碳金融的全面认识，整个教育平台呈现出一种“低龄化”现象，交易价格缺乏合理性，与我国技术革新、节能减排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自相违背、此外，国内碳交易市场上由碳金融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产品相对较少，金融体系缺乏良好的“生长发育”空间，不利于多元化投资。
三、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构建平台，创新机制
一方面，构建统一的碳金融市场。加快对交易平台的建设与完善，对碳金融市场交易能力进行不断完善，促使我国排放权交易努力朝一体化方向的发展。要不断对知识和技术进行创新，加大技术水平提升环节的资金投入力度，确保技术在使用过程中的配套性，并不断完善和提升知识密集型复合人才的培养，以技术和人才支持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发展多样化的碳金融衍生工具。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基于战略角度，进行相关计划与方案的制定，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金融发展体制，使低碳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协调一致。
（二）加大财政投入，丰富支持手段
相关地区及政府应均衡资源和环境中财政资金投入数量，并通过对专项资金的整合、对资金管理配套措施进行持续完善，积极引入现代节能环保技术。与此同时，通过运用政贴息、以奖代补、政府采购以及税收优惠等形式，为低碳经济发展铺路，促使企业整体资源利用率得到有效提升，激发企业积极性。此外，针对企业生产发展过程中所引进的一系列技术和设备，也应制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企业对各方面资源的高效利用，提升生产质量和绿色研发。
（三）建立绿色金融理念，健全金融支持体系
对于财政金融机构而言，应在内部树立绿色金融理念，积极开展相关配套政策体系的建立，如，间接融资、银行绿色信贷、风险投资机制以及信用担保融资等等，并对与之相关的配套机制、风险评估机制以及环境评级标准等进行不断完善，确保财政金融支持性作用和引导性作用的全面发挥。与此同时，对贷款等资金进行绩效追踪，强化监督，并以当地融资政策为标准对企业能源审计活动的开展进行引导，以达到对低碳经济的支持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