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文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髓的积淀，是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载体。古诗文课堂教学，教师应重在全方位地展示它的文化魅力。巧用引言，学生才会兴味盎然地入文；激活文字，学生可不由自主地入境；形式多变，学生便能出神入化。
【关键词】
诗文艺术 语文教学
古诗文是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宝贵遗产，积淀着浓厚的文化传统，由此说来，古诗文的教学课堂理应是内容丰富、声情并茂的课堂，应是师生情绪高涨、意犹未尽的课堂。教师如何艺术地引导学生在诗文中畅游？如何把诗文的文化魅力发挥到极致？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巧用引言——入文
引言的设计，是一项创造性劳动，不同形式的引言，可以取得不同的效果。由诗词背景、时代开讲，可以营造学习氛围，开拓学生们视野，激发兴趣；从作者生活轶事入题，可以丰富人物形象，启发思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由诗文的风格价值、社会影响入手，学生会积极仰慕，兴趣盎然。灵活巧妙的引言，犹如小提演奏，弓一上弦，第一个音符就定下了乐曲的基调，起着“先声夺人”“先入为主”的作用。
笔者执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在全面了解作者生平背景及全诗主旨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导语，先从杜甫的生活轶事说起，少年时愤然罢考；青年时东奔西跑；中年时颠沛流离；老年时穷困潦倒。其坎坷的一生便是时代的真实写照。为学生领会此篇诗歌的中心作了很好的铺垫。这样就起到了“起讲抓得住人”的功效。讲授《渔家傲》时我先说范仲淹仕途上的三起三落；教《陈涉世家》我介绍了司马迁遭宫刑的前前后后以及后期如何发愤图强，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创设了理解、探究的氛围。
二、激活文字——入境
我国古代的诗文，语言精练，给我们留有很大的教学余地，更给学生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以古典诗词曲为例，被选入中学课本的均是佳作，可以说是“字字珠肌”。如何让学生畅游诗海，形式千变万化。我认为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激活文字法：
1.强化诵读，激发想象，增强语感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课堂上应该给教师学生充分的阅读时间，让他们运用联想和想象，运用已有的知识去体味作品的意蕴、美感，使他们自觉地对古诗文产生兴趣。《武陵春》是北宋婉约派词人李清照的名篇。授课前我详细介绍了词人晚年避乱金华期间，时在绍兴四年（1134）金与伪齐合兵南犯以后所作。其时，丈夫既已病故，家藏的金石文物也散失殆尽，作者孑然一身，历尽乱离之苦，在连天烽火中飘泊流寓，历尽世路崎岖和人生坎坷，所以词情极为悲戚。在教授这首诗时，我尝试着用悲戚深情的风格朗读，认真感受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学生不但领会了诗歌的主题，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把文章背了下来，较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2.借助现代教育技术将文字变成画面，让直观替代抽象
教师教古诗文应重视引导学生感受古代文人笔下所描写的自然景物的美。“一切景语皆情语”，学生只有领会情景交融之妙，才能自觉挖掘作者文章的主旨。如教《望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干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频洲”，多美的意境啊！课前我制作了有关水边女子翘首等待郎君归来的课件，再配置音乐及声情并茂的朗诵，让学生充分想象：她独倚江楼眼望江面对每一只船都寄予了深切的厚望，希望朝思暮想的爱人正在那驶过来的某一只小船上，但热切的希望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过尽千帆皆不是，“皆不是”三个字包含了多少情思，有焦灼而又充满希望的等待。千帆过后，不见爱人，看帆使人伤感，不看也罢，她把目光投向那水天相接的远处，但见一抹斜阳静静地照着江面，江水无语东流。面对此景，“此时无声胜有声”，主人公孤独寂寞之感便真切呈现于读者眼前。
3.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
钱梦龙说过：“我们可以鼓动学生提问，再交给学生讨论。”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文章，多为名人名作，定评较多。教师应鼓动学生大胆质疑。如果学生敢于提出“标新立异”的见解，课堂能各抒已见，百花齐放，即使是各执一词、难辩是非，但这种刻骨铭心的争论谁能否认它不是一种记忆与收获？《江城子·密州出猎》场面热烈，音节嘹亮，而且情豪志壮，顾盼自雄，精神百倍。苏轼真的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萧洒吗？作为一名一门心思想建功立业的爱国志士，他内心真的能拿得起放得下吗？至于学生怎样深层地了解人物，我想从这篇词的立意讨论中应该可以感受得到。
三、语言节奏——入神
语文课堂教学节奏，也是一门教学艺术，这种教学艺术体现在教程安排上，要求动静相生、快慢交替、疏密相间、舒卷有致。在这一环节中，我感觉教学语言的丰富多样，能有效地控制学生的注意力，作为高素质的语文教师，教学语言应富有感彩，对不同内容、情调的课文，使用相应的语言给予表达。抒情时高昂激奋，舒展自如，愤怒时义愤填膺。教师语调抑扬顿挫，可使学生与教师、作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学生从中深入课文，发现精金，采撷珠宝；有效提高语感、陶冶情操。
四、形式多变——入化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及其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价值观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开展行动的内部动力。中学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教学中利用各种有效的资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古诗文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华古诗文兼跨德育、智育、美育三大范畴，凝结了前人对于人生、社会和大自然的观察和理解，闪烁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如何在哲学教学中用好这些经典武装孩子们的头脑，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结合教学实践，笔者谈谈自己的两点思考。
一、从熟入手，巧选诗文
中国的古典诗文博大精深，有很多传世佳作，它们内涵深刻，意存高远。要运用好它们，首先就要对古典诗文进行精心地整理和挑选。在整理和挑选时，我认为要特别注意整理中小学教材中的篇目，因为这些诗文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内涵丰富，并且为学生所熟悉，语文老师已经给他们仔细地讲解过，而且很多篇目学生都会背诵，容易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
如在上《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这一课中“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这一哲理时，我用了学生初中学习过的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首七言律诗，首先我请同学们齐声背诵，由于学生很熟悉，所以学生的情绪高涨。接着请同学说说这首诗的写作背景，然后请学生说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句诗的含义及表现的哲学思想和作者的人生态度。通过激烈的分析讨论，学生不仅明白了新事物由于符合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的哲学道理，还学习到了刘禹锡面对生活的挫折时那种乐观的人生态度。
又如在讲解矛盾的特殊性的时候，我适时引入初一教材中卢梅坡《雪梅》中的“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学生通过朗诵、品读，不仅明白了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矛盾，还认识到不同的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古人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利用学生熟悉的古诗文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诱发他们的求知欲，使学生在浓浓的国学氛围中，去感受哲理，领悟哲理，在与古人的对话交流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二、形式灵活，巧设问题
在教学的过程中，为了强化教学效果，在课堂教学中引用诗文
转贴于
要注意形式的灵活多样性和问题的巧妙设计，以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促进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例如我在讲解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一方法论时，我首先在多媒体上呈现了一幅《庖丁解牛》的图片，然后请学生简要说说这个故事，思考“庖丁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事情做得这么好？你可以吗？在哪些方面你可以做个‘庖丁’呢？”特别是第二个问题的设置，学生都乐了，认为自己做不到这一点，但是紧接着第三个问题，会引起学生的深思，学生会发现原来在某些方面只要我付出努力，也可以和庖丁做得一样出色。为什么呢？学生通过思考发现事物的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凡是自己把握了规律并遵循了规律的事情就会做得很好，否则就事倍功半。通过这样的教学学生不仅把握了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一科学的方法论，而且正确地认识了自己的能力，认识到要想做事事半功倍必须遵循事物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价值观。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及其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价值观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开展行动的内部动力。中学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教学中利用各种有效的资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古诗文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华古诗文兼跨德育、智育、美育三大范畴，凝结了前人对于人生、社会和大自然的观察和理解，闪烁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如何在哲学教学中用好这些经典武装孩子们的头脑，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结合教学实践，笔者谈谈自己的两点思考。
一、从熟入手，巧选诗文
中国的古典诗文博大精深，有很多传世佳作，它们内涵深刻，意存高远。要运用好它们，首先就要对古典诗文进行精心地整理和挑选。在整理和挑选时，我认为要特别注意整理中小学教材中的篇目，因为这些诗文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内涵丰富，并且为学生所熟悉，语文老师已经给他们仔细地讲解过，而且很多篇目学生都会背诵，容易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
如在上《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这一课中“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这一哲理时，我用了学生初中学习过的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首七言律诗，首先我请同学们齐声背诵，由于学生很熟悉，所以学生的情绪高涨。接着请同学说说这首诗的写作背景，然后请学生说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论文联盟句诗的含义及表现的哲学思想和作者的人生态度。通过激烈的分析讨论，学生不仅明白了新事物由于符合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的哲学道理，还学习到了刘禹锡面对生活的挫折时那种乐观的人生态度。
又如在讲解矛盾的特殊性的时候，我适时引入初一教材中卢梅坡《雪梅》中的“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学生通过朗诵、品读，不仅明白了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矛盾，还认识到不同的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古人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利用学生熟悉的古诗文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诱发他们的求知欲，使学生在浓浓的国学氛围中，去感受哲理，领悟哲理，在与古人的对话交流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二、形式灵活，巧设问题
在教学的过程中，为了强化教学效果，在课堂教学中引用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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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形式的灵活多样性和问题的巧妙设计，以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促进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例如我在讲解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一方法论时，我首先在多媒体上呈现了一幅《庖丁解牛》的图片，然后请学生简要说说这个故事，思考“庖丁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事情做得这么好？你可以吗？在哪些方面你可以做个‘庖丁’呢？”特别是第二个问题的设置，学生都乐了，认为自己做不到这一点，但是紧接着第三个问题，会引起学生的深思，学生会发现原来在某些方面只要我付出努力，也可以和庖丁做得一样出色。为什么呢？学生通过思考发现事物的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凡是自己把握了规律并遵循了规律的事情就会做得很好，否则就事倍功半。通过这样的教学学生不仅把握了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一科学的方法论，而且正确地认识了自己的能力，认识到要想做事事半功倍必须遵循事物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价值观。
关键词：唐汝谔；《古诗解》；古诗选本
唐汝谔，字士雅，明末松江府华亭人。华亭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松江县西。其弟唐汝询著有《唐诗解》五十卷，畅行于世，唐汝谔继作《古诗解》二十四卷。又有《诗经微言合参》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著述《古诗解》:“其兄汝询有《唐诗解》，故此以古诗配之。其注释体例略同。惟《唐诗解》以五七言分古近体，此则分为五类：曰古歌谣辞、曰古逸杂篇、曰汉歌谣辞、曰乐府、曰诗。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又乐府之类声词合写者，汝谔不究其源，一一强为之说，尤多牵强。”机山钱龙锡在《古诗解叙》中说:“吾乡士雅唐君，少为诸生即博雅嗜古，与其弟仲言裒采汉唐诸诗而分解之。仲言《唐诗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业。及以明经振铎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诠次之，得若干卷，为歌谣乐府者十之五，为五言古诗者十之四，为四言、杂言、七言者十之一，总名《古诗解》。”
一、《古诗解》的选诗情况
《古诗解》二十四卷，共选诗近八百七十首，入选作家从帝王、公卿到方外异人、无名氏、闺秀、宫人计一百八十四人。具体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为古歌谣辞，共录八十首；卷三为古逸杂篇，录诗七十七首；卷四、五为汉歌谣辞，录诗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为古乐府诗，共录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汉乐府三卷录诗八十八首，魏乐府二卷录三十五首，晋乐府一卷录诗四十六首，宋乐府三十首，齐乐府十首，梁乐府二十六首，陈、北魏、北齐、隋三朝合录乐府诗十二首；卷十四为四言诗，总录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录五言诗，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共录三百零六首；录六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九首。
从所录乐府诗来看，汉乐府诗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为晋乐府，共四十六首。显然唐汝谔认为这两个朝代乐府诗成就最高，均属“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者。就所录五言古诗而言，晋诗录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诗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录诗数量多少统计诗人，乐府诗类魏武帝和陈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齐鲍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诗类共录诗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潜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诗数量的33.3%。五言古诗类录诗数量第一位是陶潜（三十首），占全部晋诗数量的37%。其次为谢灵运（二十三首）。仅就四言诗和五言诗而言，共计384首，陶潜两类诗歌共录56首，占整个汉魏六朝古诗的14.6%，可见陶潜（渊明）在唐汝谔心中的地位，同时符合汉魏六朝诗歌在明末诗坛实际接受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古诗解》录诗数量统计
二、《古诗解》的选录标准
唐汝谔的《古诗解》的选录古诗标准是什么呢？“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迄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古诗解?凡例》）依照唐汝谔划定的标准，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方可入选：一要“体裁古雅”，二要“辞意悠长”，三是“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四是乐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标准是儒家“温柔敦厚”之说。
这里唐汝谔所说“体裁古雅”，应该是指传统的四言诗、汉魏以来形成的五言诗及与汉乐府之后形成的历代乐府诗，自然而然那些齐梁之后的宫体诗等作品均在删汰之列。“辞意悠长”当指诗歌感情抒发与表达方面，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味深长。同时，许多乐府民歌中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歌谣，在“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广为选录和传播。相较于唐汝谔之前的众多古诗选本，《古诗解》显得难能可贵。
唐汝谔在《凡例》中自称其诗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余述是编，不专步骤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参入之。于杨（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乐府》）则加精，于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古诗归》）则加博，庶几选古之一变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选》是准，他要选出符合自己所定标准的古诗。他声明《古诗解》所选古诗，在选目上要比杨慎《五言律祖》（9卷133诗人311首）和左克明《古乐府》（10卷）更加精当，意图“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同时较之李攀龙《古今诗删》（唐前古诗9卷545首）和钟惺《古诗归》（15卷836首）更为博洽。那么，唐汝谔拿来对照的四部的古诗选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杨慎为嘉靖初期文坛鸿儒之一，为反对前七子派“诗必盛唐”之主张，力倡六朝诗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等盛行于当时，且以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与反拨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一评王融《上巳诗》：“王融《上巳》诗‘粤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诗评》：‘四言诗，《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谔《古诗解》推崇的古诗第一标准正是“古雅”，不能说他没有受杨慎诗论的影响。杨慎《五言律祖》纯录六朝五言诗，较之唐汝谔《古诗解》而言，没有《古诗解》古歌谣到古乐府，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体裁古雅，辞意悠长”那么的精纯，也许缺乏“古人温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是继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一部重要的乐府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诗解》的乐府诗部分选录而言，唐汝谔受左克明影响很大，尽管郭茂倩《乐府诗集》影响更大，但唐汝谔《古诗解》选录乐府诗标准与左克明《古乐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选录“古歌谣”词，合计八十首，也许出于与左克明相同的标准：“贵其发乎自然”；乐府与古诗均止于陈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乐府序》中阐明不选唐代的原因一样：“唐人祖述尚多，非敢弃置，盖世传者众，弗赖于斯。”《子夜歌》晋宋齐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只录四十二首，《古乐府》仅录二十首，《古诗解》仅八首，从数量上来说够精的了。
与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和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相比，唐汝谔《古诗解》在当时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选录八百六十九首古诗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评李攀龙《古今诗删》：“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毎代各自分体，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熏莸互异，此直门戸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然明季论诗之党，判于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作为前七子派的领军人物，李攀龙无理论纲领性宣言，此诗歌选本不录唐大历以后及宋元诗歌的做法，成为反复古派攻击的口实。虽然古诗与乐府诗部分受人诟病较少，唐汝谔的《古诗解》选诗面要比《古今诗删》广得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评钟惺、谭元春《诗归》：“是书凡古诗十五卷，唐诗三十六卷。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雋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实际上，《诗归》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家置一编，洛阳为之纸贵。就选诗数量与特点而言，二书最为接近。就古诗而言，《古诗归》录诗八百三十六首，《古诗解》录诗八百六十九首，相差仅三十三首；《古诗归》录诗最多的诗人是陶潜，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谢灵运，二十六首；第三是谢朓，录二十二首。而《古诗解》录诗最多的是陶潜，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谢灵运，录二十三首；第三是谢朓，共十一首。二书非常接近，说明《古诗解》受《古诗归》影响很大。
与前述四种古诗选本相比较，唐汝谔的《古诗解》有详细的文字训诂，配以串讲式的评解，对每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精到的分析与鉴赏，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有的评解参照诗人生平遭际，诗的本事背景对诗篇融会贯通，评解真义；有的评解通俗地串释诗意，补足空白，使其语意贯通，明白晓畅。当然，限于唐汝谔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对于深刻反映现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实主义诗篇，仅从儒家“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参考文献:
[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m].台湾中央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齐鲁书社,1997年版.
[3]张廷玉等撰.明史[m].中华书局,1974年版.
关键词：唐汝谔；《古诗解》；古诗选本
唐汝谔，字士雅，明末松江府华亭人。华亭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松江县西。其弟唐汝询著有《唐诗解》五十卷，畅行于世，唐汝谔继作《古诗解》二十四卷。又有《诗经微言合参》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著述《古诗解》:“其兄汝询有《唐诗解》，故此以古诗配之。其注释体例略同。惟《唐诗解》以五七言分古近体，此则分为五类：曰古歌谣辞、曰古逸杂篇、曰汉歌谣辞、曰乐府、曰诗。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又乐府之类声词合写者，汝谔不究其源，一一强为之说，尤多牵强。”机山钱龙锡在《古诗解叙》中说:“吾乡士雅唐君，少为诸生即博雅嗜古，与其弟仲言裒采汉唐诸诗而分解之。仲言《唐诗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业。及以明经振铎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诠次之，得若干卷，为歌谣乐府者十之五，为五言古诗者十之四，为四言、杂言、七言者十之一，总名《古诗解》。”
一、《古诗解》的选诗情况
《古诗解》二十四卷，共选诗近八百七十首，入选作家从帝王、公卿到方外异人、无名氏、闺秀、宫人计一百八十四人。具体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为古歌谣辞，共录八十首；卷三为古逸杂篇，录诗七十七首；卷四、五为汉歌谣辞，录诗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为古乐府诗，共录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汉乐府三卷录诗八十八首，魏乐府二卷录三十五首，晋乐府一卷录诗四十六首，宋乐府三十首，齐乐府十首，梁乐府二十六首，陈、北魏、北齐、隋三朝合录乐府诗十二首；卷十四为四言诗，总录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录五言诗，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共录三百零六首；录六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九首。
从所录乐府诗来看，汉乐府诗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为晋乐府，共四十六首。显然唐汝谔认为这两个朝代乐府诗成就最高，均属“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者。就所录五言古诗而言，晋诗录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诗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录诗数量多少统计诗人，乐府诗类魏武帝和陈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齐鲍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诗类共录诗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潜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诗数量的33.3%。五言古诗类录诗数量第一位是陶潜（三十首），占全部晋诗数量的37%。其次为谢灵运（二十三首）。仅就四言诗和五言诗而言，共计384首，陶潜两类诗歌共录56首，占整个汉魏六朝古诗的14.6%，可见陶潜（渊明）在唐汝谔心中的地位，同时符合汉魏六朝诗歌在明末诗坛实际接受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古诗解》录诗数量统计
二、《古诗解》的选录标准
唐汝谔的《古诗解》的选录古诗标准是什么呢？“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迄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古诗解?凡例》）依照唐汝谔划定的标准，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方可入选：一要“体裁古雅”，二要“辞意悠长”，三是“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四是乐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标准是儒家“温柔敦厚”之说。 转贴于
这里唐汝谔所说“体裁古雅”，应该是指传统的四言诗、汉魏以来形成的五言诗及与汉乐府之后形成的历代乐府诗，自然而然那些齐梁之后的宫体诗等作品均在删汰之列。“辞意悠长”当指诗歌感情抒发与表达方面，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味深长。同时，许多乐府民歌中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歌谣，在“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广为选录和传播。相较于唐汝谔之前的众多古诗选本，《古诗解》显得难能可贵。
唐汝谔在《凡例》中自称其诗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余述是编，不专步骤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参入之。于杨（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乐府》）则加精，于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古诗归》）则加博，庶几选古之一变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选》是准，他要选出符合自己所定标准的古诗。他声明《古诗解》所选古诗，在选目上要比杨慎《五言律祖》（9卷133诗人311首）和左克明《古乐府》（10卷）更加精当，意图“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同时较之李攀龙《古今诗删》（唐前古诗9卷545首）和钟惺《古诗归》（15卷836首）更为博洽。那么，唐汝谔拿来对照的四部的古诗选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杨慎为嘉靖初期文坛鸿儒之一，为反对前七子派“诗必盛唐”之主张，力倡六朝诗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等盛行于当时，且以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与反拨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一评王融《上巳诗》：“王融《上巳》诗‘粤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诗评》：‘四言诗，《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谔《古诗解》推崇的古诗第一标准正是“古雅”，不能说他没有受杨慎诗论的影响。杨慎《五言律祖》纯录六朝五言诗，较之唐汝谔《古诗解》而言，没有《古诗解》古歌谣到古乐府，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体裁古雅，辞意悠长”那么的精纯，也许缺乏“古人温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是继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一部重要的乐府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诗解》的乐府诗部分选录而言，唐汝谔受左克明影响很大，尽管郭茂倩《乐府诗集》影响更大，但唐汝谔《古诗解》选录乐府诗标准与左克明《古乐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选录“古歌谣”词，合计八十首，也许出于与左克明相同的标准：“贵其发乎自然”；乐府与古诗均止于陈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乐府序》中阐明不选唐代的原因一样：“唐人祖述尚多，非敢弃置，盖世传者众，弗赖于斯。”《子夜歌》晋宋齐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只录四十二首，《古乐府》仅录二十首，《古诗解》仅八首，从数量上来说够精的了。
与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和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相比，唐汝谔《古诗解》在当时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选录八百六十九首古诗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评李攀龙《古今诗删》：“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毎代各自分体，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熏莸互异，此直门戸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然明季论诗之党，判于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作为前七子派的领军人物，李攀龙无理论纲领性宣言，此诗歌选本不录唐大历以后及宋元诗歌的做法，成为反复古派攻击的口实。虽然古诗与乐府诗部分受人诟病较少，唐汝谔的《古诗解》选诗面要比《古今诗删》广得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评钟惺、谭元春《诗归》：“是书凡古诗十五卷，唐诗三十六卷。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雋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实际上，《诗归》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家置一编，洛阳为之纸贵。就选诗数量与特点而言，二书最为接近。就古诗而言，《古诗归》录诗八百三十六首，《古诗解》录诗八百六十九首，相差仅三十三首；《古诗归》录诗最多的诗人是陶潜，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谢灵运，二十六首；第三是谢朓，录二十二首。而《古诗解》录诗最多的是陶潜，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谢灵运，录二十三首；第三是谢朓，共十一首。二书非常接近，说明《古诗解》受《古诗归》影响很大。
与前述四种古诗选本相比较，唐汝谔的《古诗解》有详细的文字训诂，配以串讲式的评解，对每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精到的分析与鉴赏，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有的评解参照诗人生平遭际，诗的本事背景对诗篇融会贯通，评解真义；有的评解通俗地串释诗意，补足空白，使其语意贯通，明白晓畅。当然，限于唐汝谔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对于深刻反映现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实主义诗篇，仅从儒家“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参考文献
[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M].台湾中央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齐鲁书社，1997年版.
[3]张廷玉等撰.明史[M].中华书局，1974年版.
关键词：唐汝谔；《古诗解》；古诗选本
唐汝谔，字士雅，明末松江府华亭人。华亭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松江县西。其弟唐汝询著有《唐诗解》五十卷，畅行于世，唐汝谔继作《古诗解》二十四卷。又有《诗经微言合参》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著述《古诗解》:“其兄汝询有《唐诗解》，故此以古诗配之。其注释体例略同。惟《唐诗解》以五七言分古近体，此则分为五类：曰古歌谣辞、曰古逸杂篇、曰汉歌谣辞、曰乐府、曰诗。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又乐府之类声词合写者，汝谔不究其源，一一强为之说，尤多牵强。”机山钱龙锡在《古诗解叙》中说:“吾乡士雅唐君，少为诸生即博雅嗜古，与其弟仲言裒采汉唐诸诗而分解之。仲言《唐诗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业。及以明经振铎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诠次之，得若干卷，为歌谣乐府者十之五，为五言古诗者十之四，为四言、杂言、七言者十之一，总名《古诗解》。”
一、《古诗解》的选诗情况
《古诗解》二十四卷，共选诗近八百七十首，入选作家从帝王、公卿到方外异人、无名氏、闺秀、宫人计一百八十四人。具体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为古歌谣辞，共录八十首；卷三为古逸杂篇，录诗七十七首；卷四、五为汉歌谣辞，录诗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为古乐府诗，共录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汉乐府三卷录诗八十八首，魏乐府二卷录三十五首，晋乐府一卷录诗四十六首，宋乐府三十首，齐乐府十首，梁乐府二十六首，陈、北魏、北齐、隋三朝合录乐府诗十二首；卷十四为四言诗，总录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录五言诗，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共录三百零六首；录六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九首。
从所录乐府诗来看，汉乐府诗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为晋乐府，共四十六首。显然唐汝谔认为这两个朝代乐府诗成就最高，均属“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者。就所录五言古诗而言，晋诗录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诗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录诗数量多少统计诗人，乐府诗类魏武帝和陈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齐鲍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诗类共录诗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潜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诗数量的33.3%。五言古诗类录诗数量第一位是陶潜（三十首），占全部晋诗数量的37%。其次为谢灵运（二十三首）。仅就四言诗和五言诗而言，共计384首，陶潜两类诗歌共录56首，占整个汉魏六朝古诗的14.6%，可见陶潜（渊明）在唐汝谔心中的地位，同时符合汉魏六朝诗歌在明末诗坛实际接受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古诗解》录诗数量统计
二、《古诗解》的选录标准
唐汝谔的《古诗解》的选录古诗标准是什么呢？“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迄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古诗解?凡例》）依照唐汝谔划定的标准，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方可入选：一要“体裁古雅”，二要“辞意悠长”，三是“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四是乐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标准是儒家“温柔敦厚”之说。
这里唐汝谔所说“体裁古雅”，应该是指传统的四言诗、汉魏以来形成的五言诗及与汉乐府之后形成的历代乐府诗，自然而然那些齐梁之后的宫体诗等作品均在删汰之列。“辞意悠长”当指诗歌感情抒发与表达方面，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味深长。同时，许多乐府民歌中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歌谣，在“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广为选录和传播。相较于唐汝谔之前的众多古诗选本，《古诗解》显得难能可贵。
唐汝谔在《凡例》中自称其诗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余述是编，不专步骤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参入之。于杨（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乐府》）则加精，于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古诗归》）则加博，庶几选古之一变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选》是准，他要选出符合自己所定标准的古诗。他声明《古诗解》所选古诗，在选目上要比杨慎《五言律祖》（9卷133诗人311首）和左克明《古乐府》（10卷）更加精当，意图“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同时较之李攀龙《古今诗删》（唐前古诗9卷545首）和钟惺《古诗归》（15卷836首）更为博洽。那么，唐汝谔拿来对照的四部的古诗选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杨慎为嘉靖初期文坛鸿儒之一，为反对前七子派“诗必盛唐”之主张，力倡六朝诗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等盛行于当时，且以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与反拨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一评王融《上巳诗》：“王融《上巳》诗‘粤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诗评》：‘四言诗，《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谔《古诗解》推崇的古诗第一标准正是“古雅”，不能说他没有受杨慎诗论的影响。杨慎《五言律祖》纯录六朝五言诗，较之唐汝谔《古诗解》而言，没有《古诗解》古歌谣到古乐府，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体裁古雅，辞意悠长”那么的精纯，也许缺乏“古人温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是继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一部重要的乐府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诗解》的乐府诗部分选录而言，唐汝谔受左克明影响很大，尽管郭茂倩《乐府诗集》影响更大，但唐汝谔《古诗解》选录乐府诗标准与左克明《古乐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选录“古歌谣”词，合计八十首，也许出于与左克明相同的标准：“贵其发乎自然”；乐府与古诗均止于陈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乐府序》中阐明不选唐代的原因一样：“唐人祖述尚多，非敢弃置，盖世传者众，弗赖于斯。”《子夜歌》晋宋齐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只录四十二首，《古乐府》仅录二十首，《古诗解》仅八首，从数量上来说够精的了。
与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和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相比，唐汝谔《古诗解》在当时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选录八百六十九首古诗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评李攀龙《古今诗删》：“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按?髯苑痔澹?加诠乓荩?我院何耗媳背??我蕴啤L埔院蠹桃悦鳎?嗦纪?敝钊酥?鳎??患八巍⒃?8亲岳蠲窝舫?欢撂埔院笫橹?担?昂笃咦勇室源寺巯嗌小E柿?茄。?淌侵疽病！薄把?祷ヒ欤?酥泵?踔??H胫鞒雠??辉嫡嬗邢薅稀X屎竽∧庳馇粤鞅淄蚨耍?煊牍?病⒕沽晖?芎笕酥?咐鳌F穹歉咛甘⑵?幸约ぶ??熘脸龆?炊?酰咳幻骷韭凼??常?杏谄咦印F咦勇凼??迹?煌獯吮嗦级?嬷?R嘧阋约?缁岜淝ㄖ?省J欠欠淦鹬?桑?纯煞弦病！弊魑?捌咦优傻牧炀?宋铮?钆柿?蘩砺鄹倭煨孕?裕?耸?柩”静宦继拼罄?院蠹八卧??璧淖龇ǎ?晌?锤垂排晒セ鞯目谑怠K淙还攀?肜指??糠质苋粟覆〗仙伲?迫贲痰摹豆攀?狻费∈?嬉?取豆沤袷?尽饭愕枚唷！端目馊?樽苣刻嵋?肪硪话倬攀??乐有省⑻吩?骸妒?椤罚骸笆鞘榉补攀??寰恚?剖????怼4笾家韵斯钣拿煳?冢?愣阂欢?码h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实际上，《诗归》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家置一编，洛阳为之纸贵。就选诗数量与特点而言，二书最为接近。就古诗而言，《古诗归》录诗八百三十六首，《古诗解》录诗八百六十九首，相差仅三十三首；《古诗归》录诗最多的诗人是陶潜，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谢灵运，二十六首；第三是谢?I，录二十二首。而《古诗解》录诗最多的是陶潜，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谢灵运，录二十三首；第三是谢?I，共十一首。二书非常接近，说明《古诗解》受《古诗归》影响很大。
与前述四种古诗选本相比较，唐汝谔的《古诗解》有详细的文字训诂，配以串讲式的评解，对每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精到的分析与鉴赏，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有的评解参照诗人生平遭际，诗的本事背景对诗篇融会贯通，评解真义；有的评解通俗地串释诗意，补足空白，使其语意贯通，明白晓畅。当然，限于唐汝谔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对于深刻反映现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实主义诗篇，仅从儒家“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参考文献:
[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m].台湾中央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齐鲁书社,1997年版.
[3]张廷玉等撰.明史[m].中华书局,1974年版.
论文关键词：古诗文,爱国主义的情感,良好的道德品质,严谨的治学精神,积极的人生态度
1、爱国主义的情感
中学语文课本中关于古诗文教学的许多篇章，高扬着古人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是伟大人格凝聚的结晶，理应为当代青少年学习和继承。教师应积极开发古诗文中丰富的资源，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加强爱国主义的人文情怀教育。
《离骚》中，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九死不悔之意志去追求探索“存君兴国”的理想直至生命的终结；《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疑问，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岳阳楼记》以作“记”为名，借题发挥，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体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此外，“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精忠报国”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五人墓碑记》中，视死如归，勇于赴死的民众……，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我们人文精神教育需要的范本，也是用来培养学生忧患意识、爱国情怀最好的精神食粮。这些优秀的作品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正义、为保家卫国而抛头颅、洒热血。作为中学生，欣赏和学习这些古典文学作品,就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接受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熏陶。
2、良好的道德品质
语文教育必须重视文化内涵的挖掘及其教育，尤其要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德，如团结、气节、孝心、谦虚、节俭、仁爱、责任感、等等，这些传统美德理应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方面，予以足够重视。
《信陵君窃符救赵》可教育学生宽厚待人，真诚交友；《训俭示康》可教育学生养成务行节俭，力戒奢侈的良好习惯；《陈涉世家》一文则教育学生要诚实守信、不可见利忘义。《左忠毅公逸事》则可让学生学习左忠毅公面对强暴，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王忠肃公翱事》中的王翱处理任何事情都坚持原则，严于律己，不徇私情，廉洁自守，忠于朋友的无私品质在当前社会则可以给学生以深刻的思想道德洗礼。
此外，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刘禹锡的《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格，《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博大胸怀，……都是我们今天教育学生养成良好道德品质和高尚人格的优秀示例，因此，教师必须充分挖掘其中的德育内容，并行之有效地贯穿于语文的课堂教学中。
3．严谨的治学精神
中学课本中选入的古诗文作品，有许多都是紧密结合学生学习的需要，与他们的学习密切相关的内容， 对于其今天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现书有感》)告诉我们在学习中只有不断地读书，不断地汲取新的知识，心智才能更加开豁，更加敏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短歌行》) 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不趁着大好时光而努力奋斗，让青春白白地浪费，等到年老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它鼓励青年人要珍惜时光，可以说是出言警策，催人奋起。民族英雄岳飞在他的名作《满江红》里也表达了相似的人生态度：“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同时，他更以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给予后人有力的鼓舞和鞭策。《送东阳马生序》的作者宋濂以自己勤苦求学而功成名就的事实，现身说法，勉励后辈专心向学，刻苦自励，情真意挚，语重心长，给后学者以深刻的启示。
《石钟山记》则告诉我们要想获得真知，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学习这篇文章时，要让学生认真体会“事不目见而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箴言，养成不畏艰险，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游褒禅山记》的作者以游褒禅山的见闻为喻，阐发了富有哲理性的见解，讲述这篇文章时要使学生深刻领悟“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的个中三昧。
此外，像《论语》中提到的“学思结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都体现了科学严谨的求学态度和治学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教学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积极的人生态度
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么身处逆境之时，是消极避世，自暴自弃；还是积极乐观、奋发作为，不少古诗文作品也给我们做出了经典的回答。
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可以说是全文最富思想意义的警语。古往今来有多少有志之士，面对一切艰难险阻，总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即使在郁郁不得志的逆境当中也不消沉放弃。东汉马援云：“大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王勃在此化用，警示那些“失路之人”不要因年华易逝和处境困顿而自暴自弃。而王勃此时正怀才不遇，但仍有这般情怀，确实难能可贵。
《报任安书》中的作者司马迁为了“成一家之言“，完成巨著《史记》，身处逆境，隐忍苟活。他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给予后来者提供了一种人格榜样。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将《报任安书》和《渔夫》两篇文章进行比较阅读，司马迁和屈原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一个毅然赴死，一个忍辱而生。为后人做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抉择，通过对比分析，讨论交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人生抉择。从而可以让学生正视人生的苦乐顺逆，拥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通达乐观的健康人格，并进而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通过这些经典诗文的学习，可以培养中学生为理想和抱负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能力，尽管遭遇许多曲折和坎坷，也要具备不懈追求、坚忍不拔的精神品质，将自我塑造成有勇、有谋、有智、有识的新时代综合性人才。
中国古诗文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最丰富、最生动的载体,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作家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纵使十分优秀的古典诗词作品,其间包含的思想也可能存在落后的东西。例如,曹操的名作《短歌行》充满着壮志豪情,然而他统一天下的政治理想却明显地带有封建帝王的狭隘与自私,他所认为的天下不过是一已之天下。岳飞的《满江红》高唱着精忠报国的旋律,但他的爱国是与对封建君主的愚忠交织在一起的。《陋室铭》中，既宣扬了洁身自好、不与世俗流化的高尚人格精神，也包含着随遇而安、躲避尘世的消极思想……
因此，在古诗文教学中，教师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以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特点和优势，更好地发挥其“以优美的意境感染人,以深邃的哲理教育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独特作用，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使其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姚伯登《论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南方论刊》，2008年第6期。
[2]文娟《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对学生古典情怀的培养》，《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