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留守儿童;安全教育;问题;对策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现状分析
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报告显示：全国留守儿童的人数约为5800万，80%以上的留守儿童未满14岁，留守儿童占全部农村儿童总数的28.29%。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当前留守儿童的安全状态令人堪忧。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安全问题主要包括：一是留守儿童的人身侵害，如：殴打、勒索、欺诈等；二是，意外事故伤害，如：溺水、触电、车祸、食物中毒等；三是行为失控导致的安全事故。
二、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问题的原因剖析
1.政府层面相关的法律、制度保护缺位。目前，我国已出台的保障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法规体系中，缺乏维护留守儿童这特殊群体的权益的专项法律、制度，立法不够细致，缺乏针对性、时效性与可操作性。农村留守儿童的权利保护没有真正地从法律层面得到明确的表达与维护。此外，地方各教育行政部门缺乏设置相关的职能部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安全、教育等现状的开展实时调查、监管和保护工作。2.学校缺乏有效的安全管理和法制教育。首先，许多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教育条件比较简陋，对于学生的教育管理方式简单化。留守儿童在校期间的状态和行为表现得不到重视和有效管理。其次，农村师资有限，很多学校重视儿童的学习成绩，缺乏对他们的关爱和心理教育。再次，学校缺乏系统安全教育管理机制，缺乏必要的安全防范意识培养以及安全防护措施的训练；此外，学校缺乏与留守儿童的家长、监护人的沟通，使得留守儿童的安全教育方面出现了家、校脱节的问题。3.家庭教育功能与监护功能严重缺失。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与监护严重缺乏的表现主要包括：一是，父母与留守儿童长期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无法履行对子女的教育和监护职责。二是，监护人不能有效履行对留守儿童的监护责任。4.社会监管的缺失和不良因素的干扰。首先，社会对于儿童成长发展具有一定的消极因素影响。譬如：“金钱万能观”、“读书无用论”等不良的社会思想，严重误导留守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其次，社会监管力度不足。一些娱乐场所仍然违法向对未成年开放，致使过早流入社会而又缺乏自制能力的留守儿童沉溺于色情、暴力等网络世界中，导致其违法犯罪。此外，一些社会成员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所表现出的冷漠、无视、甚至轻蔑的态度，严重损害着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使他们的心态逐渐失衡，产生厌世情绪和异常行为表现。
三、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问题的改进对策
1.政府应加快推进专项立法，完善相关教育体制。首先，国家应积极推进立法进程，构建维护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专项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武器加大对侵害留守儿童安全的各种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其次，加快推进户籍改革和教育改革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配套体质建设，为留守儿童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第三，逐步构建和完善监护人管理制度，明确监护人与留守儿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约束和监管监护人履行其职责。此外，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不断投入，优化农村学校(尤其是寄宿学校)的师资队伍、教育环境、办学条件等，为留守儿童打造一个安心、安全、安乐的家园。2.学校应改革教育管理机制，加强安全教育演练。首先，学校应改革教育管理体制，一方面，着力完善师资质量，实现“责任到师”的管理制度，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和心理辅导；另一方面，建立学校与监护人沟通机制，及时反馈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状态，督促和协助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其次，学校应加强留守儿童的安全教育演练，利用各种媒介手段3.家庭亲子关系的改进，监护人切实履行职责。亲子教育对儿童成长发展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农村父母必须明确自身对儿童的抚养和教育职责意识。其次，充分利用各种沟通手段，如短信、电话、视频等形式与子女及其监护人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掌握儿童成长动态并实施有效的亲子教育，随时了解监护人对儿童的监护情况，配合其实现保护教育的职能。最后，监护人应关注留守儿童的成长状态和心理动向，努力为留守儿童营造一个安全、关爱、和谐的成长环境。4.社会各界发挥资源优势，形成多元保障体系。社会各界应积极发挥自身资源优势，预防留守儿童的安全风险，提升他们的教育质量和安全管理。首先，社会各团体、组织要牵头共建农村儿童教育监护体系，如：建立农村儿童维权中心；建立图书馆、心理辅导室等；定期招募社会志愿为农村的教师、监护人以及留守儿童普及安全教育理念与技能。其次，各大通讯企业可以为留守儿童和父母、教师以及其他监护人打造一个“互联网家”的沟通平台；再如，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投资设计“学生电子跟踪卡”等实时监控手段，并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留守儿童，随时跟踪了解孩子的安全动向，预警各种潜在危险的发生。
作者:陈雪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辽源分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 特殊教育需要儿童 校车 保障
分类号 G769
在美国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学校人数规模的扩大、人口日趋多样化，不同种族、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学生给学校带来社会、文化和语言问题，这些变化使得学校在满足特殊教育需要儿童需求方面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作为特殊教育一部分的学校交通系统如何满足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上下学需求，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为了给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提供校车服务，美国1973年颁布的《康复法案》（the Rehabilitation Act）中提及为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提供校车服务，此后在联邦法律层面对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校车问题关注越来越多，联邦法律一直在不断完善，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服务获得迅速发展。2004年《残疾人教育法》（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hties Education Act of 2004）颁布后，基本形成一个完善的校车保障机制。在这个机制中，联邦政府负责制定法律，州和学区根据实际情况，在联邦法律的框架下制定相关的校车政策予以保障。
1 美国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的法律保障
特殊教育是指“为满足身体残疾儿童的特殊需要而专门设计的教育”。在提供特殊教育时，校车服务是相关服务之一。美国对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管理有详细的法律规定。其中，涉及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保障的联邦法律主要有：《康复法案》、《公法94―142》（Publk：Law 94―142）、《美国残疾人法案》（the American With Disabilities Act）和《残疾人教育法》。
《康复法案》规定公立学校需为所有残疾儿童提供教育及相关服务，包括校车服务，法案具体涉及到校车的规定是：学区为残疾儿童提供的校车服务必须与普通儿童的校车相同。《公法94―142》，即《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the Education of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规定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交通服务作为特殊教育的服务，其服务内容包括：（1）上下学的交通服务，以及学校间的交通服务；（2）在学校里或学校建筑物周围的交通服务；（3）为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提供特殊设备，例如，特制或改造的校车，升降梯，供轮椅上下的坡面等。
《美国残疾人法案》中对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保障的规定，延续了《公法94―142》中的要求，即公立学校要“为残疾儿童提供非学术服务、课外服务和活动，以便残疾儿童可以与普通儿童在这些服务上享有同等机会”，在这一规定的框架下，《1990年美国残疾人法案》把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交通纳入“非学术服务”中，强调尽最大可能把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与普通儿童融合在一起。
《残疾人教育法》是对《公法94―142》的修订，这部法律更详细规定交通部门官员的职责，例如，为不同年龄的特殊教育需要儿童设置不同的安全保护装置；对行车过程进行监管；增加对相关服务人员的培训等。根据《残疾人教育法》的规定，特殊教育需要儿童须是具有一定特征的儿童，具体的分类是：孤独症儿童、聋一盲儿童、聋儿童、听力障碍儿童、智力障碍儿童、多重残疾儿童、肢体障碍儿童、言语语言障碍儿童、情绪障碍儿童、特殊学习障碍儿童、创伤性脑损伤儿童、视力障碍儿童、发育迟缓儿童、其他健康障碍儿童。
综上，联邦政府制定的这四部法律不仅从法律上保障了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与普通儿童享有同等服务的权益，而且充分顾及到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特殊需求。这些法律也随时修订，不断完善校车的相关规定。
2 美国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的政策保障
2.1州的政策保障
各州制定政策具体规定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服务，如：伊利诺伊州出台的《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交通》（Special Needs Student Transportation），阐述了特殊教育需要儿童分类、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乘坐校车所需提供的服务、合理设计路线、严格控制行车时间，以及在校车上如何处理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紧急状况；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州学生交通――残疾儿童手册》（Colorado Student Transportation Disabilities Manual），规定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乘坐校车所需设备、校车路线、司机培训、司机职责以及各种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乘坐校车时可能需要的服务。从州政策来看，各州都充分考虑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特殊性，在保障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乘车需求的同时，还考虑他们乘车的便捷性，保障了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乘车时的安全，使得校车的安全性是私家车的40倍。为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提供校车服务成为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福利之一。
2.2学区的保障政策
各州的学区根据自身的实际，制定区域性政策。以德克萨斯州的科尔普斯・克里斯蒂独立学区（Corpus Christi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为例，其官方文件《特殊需要交通的家长，监护人手册》（Special Needs Trans-pertation Parent/Guardian Handbook）明确提出，该学区不以种族、民族、肤色、性别、残疾与否对儿童区别对待，为所有儿童提供校车服务。这保证了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与普通儿童享有同等的乘车权利，促进了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权益。
3 美国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的运作保障
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乘坐校车是联邦法律赋予的权利，各州和学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实施运作，以保障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享有的校车服务权利和乘坐校车的安全。校车的运作机制是由多方要素组成，包括：家长/监护人、学生、司机和助理人员、学校、特殊教育办公室、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交通服务部门。校车的运行依靠各方相互沟通与合作，成员之间的分工十分明确，他们各尽其责。
3.1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相关人员的责任
3.1.1家长/监护人
家长/监护人的主要职责包括：（1）协助学校及时提交交通服务表，如果信息提供不及时或信息有误，会导致交通服务的推迟；（2）需向学校行政人员、校车司机、助理人员说明可能影响儿童安全与健康的药物和行为；（3）如果应急下车地点和备用下车地点发生改变，要及时告知学校新的地址，家庭住址发生改变时，要及时告知学校行政人员，如需安排新的校车，将会在3到5个工作日内安排好新的校车线路，或安排途经新地址的已有校车，原有的接送时间也会发生改变，确保指定接送儿童的人员每天按时接送儿童，接送人员或接送地点（包括备用下车地点）发生了改变，要向学校和交通部门提交书面申请；（4）保证儿童每天按时到达校车站点；（5）如有必要，需协助司机和助理人员帮助儿童上下车；（6）没有司机的允许，家长不能上校车。
3.1.2司机和助理人员
司机是保障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安全的关键，为了校车安全，司机主要做到：告知家长，监护人校车编号以及接送儿童的时间；按时接送儿童上下学；严格遵守校车时刻表的时间安排，即使提前到达站点，也须等到校车时刻表上规定的出发时间才可离开该站点；保证行车安全；只在指定站点让儿童下车；制定紧急疏散计划；妥善保管学生名单，以便在事故中供医务人员使用；在紧急事件中，高效地组织儿童撤离校车。
助理人员是校车上直接接触儿童的人员，作为司机的助手，他们有自己的职责：助理人员在校车上的座位要位于恰当的位置，以便照顾到每个学生；帮助行动不便的学生安全上下车，并根据每个学生的需求妥善安置他们使用的辅助设备；看管残疾学生使用的导盲犬、导听犬，或者为其他残疾者提供帮助的服务动物；发生紧急情况时，协助司机帮助儿童撤离校车。另外，为了更好地服务特殊教育需要儿童，司机和助理人员也要接受交通部门关于急救措施和安全驾驶方面的培训，他们需要了解每位乘车儿童的残疾状况，并且能提供正确的急救措施或心肺复苏术。
3.1.3学校
学校在保障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安全方面肩负重要职责：学校需要向校车服务部门及时准确地提供学生的交通申请，如有变化，要及时更新；校车时刻表一旦有变化，及时通知家长，监护人；如果学生上下车需要有人协助，学校应提供相关服务；学生不是正常乘坐早晚校车上下学，或放学后用其他方式回家，学校应向校车服务部门说明情况。
3.1.4特殊教育办公室
特殊教育办公室在校车运行保障中，主要担任的职责是：当有关特殊教育政策和程序上的一些变化可能会影响到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校车服务时，特殊教育办公室需负责通知校车服务部门有哪些变化，同时，需确保学校在指定的时间内向校车服务部门提交每年的交通申请。
3.1.5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交通服务部门
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交通服务部门的责任是：给每个符合标准的儿童安排校车线路；向家长/监护人、学校行政人员、司机、助理人员和社区居民说明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交通服务的重要性；制定安全、合理、高效的校车路线和时间表；为司机和助理人员提供必要的培训；在学区的政策框架内，制定和完善交通规则；确保每辆校车都遵守联邦、州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确保校车上的轮椅固定装置达到联邦标准。
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校车安全不仅要依靠以上各方相互协调、配合，还需要儿童与上述各方合作，例如，儿童乘坐校车时要遵守司机和助理人员制定的规则，尊重校车上其他学生和人员的权利，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等待校车。
3.2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乘坐校车的程序
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交通服务部门制定了常规程序，以便为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提供安全、高效的交通服务。交通服务部门接到家长，监护人的特殊请求时，有权决定是否满足他们的要求，同意与否主要需考虑整个校车的儿童安全问题。
3.2.1接送事项
第一，路边到路边服务（curb―to―curb service）。在大多数情况下为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提供的是路边到路边的交通服务。路边到路边服务意味着校车在学生家或日托中心门口接送学生。接送地点个别时候可能需要学生过马路，如条件允许，司机或助理人员会带领儿童过马路。碰到儿童家或日托中心门口的路面状况不太好的情况下（比如死胡同、路面过窄），这时的接送地点会选择在更安全的地点。无论何种情况，都会选择距离儿童家或日托中心近的地点接送学生。
第二，接送时间。开学初接送学生的时间是交通服务部门根据多种情况估算的。时刻表会根据实际情况而变化，校车司机或交通服务部门会在改动时刻表之前通知家长。时刻表是根据每所学校的上下学时间制定的，以保障校车有效运营。司机在一个站点等待不能超过三分钟，否则校车的延误会影响到沿途其他儿童的乘车时间。
第三，备用下车地点（alternate drop―off）。司机只能在学校或指定的地点让学生下车。如果在学校之外的指定地点没有指定人员接学生，则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司机将把学生带到交通申请表上注明的备用下车地点；在备用地点还无人接学生，或者交通申请表中没有写明备用下车地点，司机可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至少再遣送小学生两次、中学生一次到指定地点或备用下车地点；在此期间家长/监护人尚未与司机联系，学生会被送到校车停车场；家长如果还没在指定时间内来停车场接学生，学校会把学生交给警察局照看。
3.2.2上下车事项
校车到达接送地点时，司机或助理人员会帮助学生上下车。在特殊情况下，家长/监护人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上下车，并且只能帮助自己的孩子。家长/监护人最好向司机或助理人员提供关于安全帮助学生上下车的信息。校车到学校时，为了使学生更便捷地上下车，学校工作人员会协助学生上下车。在上下车过程中，学校工作人员会注意到每个儿童的安全。
3.2.3学生行为事项
学生的任何不安全行为都会及时上报给学校行政人员。如果校车上学生的行为对其他人产生潜在的危险，司机就会立即给交通服务部门打电话求助。学生行为一旦对他人构成严重的威胁，司机会立刻报警求助，随后给交通服务部门打电话汇报校车所在位置，并说明具体情况。
3.2.4应急措施
为了自如应对紧急状态，所有学生每学年都要参加司机或助理人员组织的撤离校车演练，每个学生需要了解在校车行驶过程中遇到突发事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司机和助理人员有义务确保每个儿童了解在紧急状况下应如何撤离校车。学生也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使用应急门。
在真正发生紧急事件时，司机需立即向交通服务部门报告事故地点，并寻求指导。根据时间和事故类型，司机会在疏散学生之前向交通服务部门汇报情况，交通服务部门需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故及事故地点。如遇特别紧急的情况，司机可报警求助。交通服务部门会向乘车儿童家长/监护人和学校行政人员告知事故的具体情况。
如遇突发事件，司机和助理人员需保持冷静，给乘车儿童明确的指示，并指导儿童撤离校车。先要观察校车所处的环境、位置以及有无烟雾、燃料泄漏。一旦发现校车所处的位置不安全或车内有烟、火、燃料泄漏等问题，就要立即组织儿童撤离校车。
撤离校车的大致步骤是：司机或助理人员帮助儿童松开或剪断安全带，以便让儿童离开座位；对于坐在轮椅上的儿童，则先把儿童转移到安全地点，时间允许的话，再从车内拿出轮椅；迅速选择使用适合的应急出口（儿童使用的辅助设备可能会不能通过离儿童最近的出口）；把儿童带到离校车至少100英尺的地方；拿出的轮椅如尚未损害，还适合乘坐的话，司机或助理人员再帮助儿童坐上轮椅。
但该机制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具体人数难以估计，每个部门的统计数字不一致，这为开展有针对性的校车服务带来难度。以坐轮椅儿童乘坐校车人数为例。在2011年，美国国家层面尚无法准确获得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数据。因为美国教育部的数据表明，约有13.8%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乘坐校车。而来自美国汽车舰队的数据约为15%。但根据美国残疾人的14种分类来看，有三种儿童――肢体残疾儿童、多重残疾儿童、发育迟缓儿童――需要乘坐校车。汽车舰队的数据显示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中约10%属于这三类，但在这三类中只有1.5%乘坐校车。因此，美国大概有300，000乘坐轮椅的儿童乘校车上下学。没有具体的数据，就无法在校车上安装轮椅的特定设备，数据不精确变成为坐轮椅儿童提供校车服务的一个障碍。
在涉及乘坐轮椅儿童的校车保障政策和他们乘车所需设备方面，联邦政府没有强制性规定，致使各州、乃至州内不同城市，在这一方面都有不同的要求，这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时，乘坐轮椅儿童受伤的几率增加。据2008年的统计数据，如果合格的技术人员正确安装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的座椅，校车死亡人数会大大减少。目前这一问题已受到重视，有学者就乘坐轮椅儿童的校车安全规则进行探讨，如对家长在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安全方面的作用，以及对固定轮椅装置是三点固定还是四点固定进行了比较。但是，统一标准并非易事，这需要乘坐轮椅儿童的家长、医生以及交通专业人士共同探讨解决。
4 结论与启示
美国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校车保障越来越受到关注，其相关法律与政策健全，运行得到保障，已形成比较合理的校车保障机制。美国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保障机制能够为我国城镇化中校车发展提供一定启示。
4.1建立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校车法律
美国联邦通过制定《康复法案》、《残疾人教育法》等法律，保障了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校车服务。而在我国大多学校，特殊教育需要儿童处于被边缘地位，他们的需求不能得到社会和学校的认同。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还处于发展阶段，校车相关法律尚不完善。为此，我国应加大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的立法力度，健全我国的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依靠法制保障对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提供校车服务，从法律层面保障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校车权利。
4.2制定完善的校车区域政策
美国在联邦法律的范围内，由各州和学区根据实际制定区域政策，统筹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的运行。我国地域广阔，每个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较大。为此，应当建立区域性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政策，包括规定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特殊需求、校车路线、行车时间、司机培训、财政投入、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特殊设备、安全保护装置以及相关部门的责任等。加大不同地区间校车政策统筹，开拓相互协调，相互补充，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局面，从政策层面保障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权益。
4.3建立良好的校车运行保障
在实施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服务时，充分考虑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特殊性，制定合理的乘车程序。针对不同情况，例如行动不便儿童、视力障碍儿童、失聪儿童及其他身体障碍儿童，配备轮椅、导盲犬、导听犬等服务设备和动物，在安全地点接送儿童，在校车停靠点与地面接触地方，放置铁板，保障行动不便的儿童上下校车。还要注意校车应急处理措施的模拟训练，一旦遇到意外事故，司机、助理人员和学生能机智应对紧急事件。从实施角度保障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的安全运行。
4.4明确校车相关人员的责任
美国在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校车供应中，家长、司机、学校、特殊教育办公室、交通部门等都有明确的分工与责任。为此，我们在校车运作过程中，需要各方相互配合、彼此合作。要做到学校了解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具体情况。家长要按时接送学生，及时与学校沟通。政府要制定符合各地实际的校车政策，交通部门要制定安全的行车路线。同时加强对司机与助理人员的培训，使司机等人员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一旦发生意外可在第一时间帮助儿童。
近几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教育问题成为教育领域乃至于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系统分析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安全现状，以及存在的安全教育隐患和问题，针对性地提出包括：政府、学校、家庭、社会、个人等层面形成有效的安全教育体系。
【关键词】留守儿童 安全教育 问题 对策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现状分析
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报告显示：全国留守儿童的人数约为5800万，80%以上的留守儿童未满14岁，留守儿童占全部农村儿童总数的28.29%。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当前留守儿童的安全状态令人堪忧。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安全问题主要包括：一是留守儿童的人身侵害，如：殴打、勒索、欺诈等；二是，意外事故伤害，如：溺水、触电、车祸、食物中毒等；三是行为失控导致的安全事故
二、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问题的原因剖析
1.政府层面相关的法律、制度保护缺位。
目前，我国已出台的保障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法规体系中，缺乏维护留守儿童这特殊群体的权益的专项法律、制度，立法不够细致，缺乏针对性、时效性与可操作性。农村留守儿童的权利保护没有真正地从法律层面得到明确的表达与维护。此外，地方各教育行政部门缺乏设置相关的职能部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安全、教育等现状的开展实时调查、监管和保护工作。
2.学校缺乏有效的安全管理和法制教育。
首先，许多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教育条件比较简陋，对于学生的教育管理方式简单化。留守儿童在校期间的状态和行为表现得不到重视和有效管理。其次，农村师资有限，很多学校重视儿童的学习成绩，缺乏对他们的关爱和心理教育。再次，学校缺乏系统安全教育管理机制，缺乏必要的安全防范意识培养以及安全防护措施的训练；此外，学校缺乏与留守儿童的家长、监护人的沟通，使得留守儿童的安全教育方面出现了家、校脱节的问题。
3.家庭教育功能与监护功能严重缺失。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与监护严重缺乏的表现主要包括：一是，父母与留守儿童长期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无法履行对子女的教育和监护职责。二是，监护人不能有效履行对留守儿童的监护责任。
4.社会监管的缺失和不良因素的干扰。
首先，社会对于儿童成长发展具有一定的消极因素影响。譬如：“金钱万能观”、“读书无用论”等不良的社会思想，严重误导留守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其次，社会监管力度不足。一些娱乐场所仍然违法向对未成年开放，致使过早流入社会而又缺乏自制能力的留守儿童沉溺于色情、暴力等网络世界中，导致其违法犯罪。此外，一些社会成员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所表现出的冷漠、无视、甚至轻蔑的态度，严重损害着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使他们的心态逐渐失衡，产生厌世情绪和异常行为表现。
三、农村留守儿童安全教育问题的改进对策
1.政府应加快推进专项立法，完善相关教育体制。
首先，国家应积极推进立法进程，构建维护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专项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武器加大对侵害留守儿童安全的各种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其次，加快推进户籍改革和教育改革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配套体质建设，为留守儿童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第三，逐步构建和完善监护人管理制度，明确监护人与留守儿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约束和监管监护人履行其职责。此外，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不断投入，优化农村学校(尤其是寄宿学校)的师资队伍、教育环境、办学条件等，为留守儿童打造一个安心、安全、安乐的家园。
2.学校应改革教育管理机制，加强安全教育演练。
首先，学校应改革教育管理体制，一方面，着力完善师资质量，实现“责任到师”的管理制度，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和心理辅导；另一方面，建立学校与监护人沟通机制，及时反馈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状态，督促和协助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其次，学校应加强留守儿童的安全教育演练，利用各种媒介手段
3.家庭亲子关系的改进，监护人切实履行职责。
亲子教育对儿童成长发展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农村父母必须明确自身对儿童的抚养和教育职责意识。其次，充分利用各种沟通手段，如短信、电话、视频等形式与子女及其监护人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掌握儿童成长动态并实施有效的亲子教育，随时了解监护人对儿童的监护情况，配合其实现保护教育的职能。最后，监护人应关注留守儿童的成长状态和心理动向，努力为留守儿童营造一个安全、关爱、和谐的成长环境。
4.社会各界发挥资源优势，形成多元保障体系。
社会各界应积极发挥自身资源优势，预防留守儿童的安全风险，提升他们的教育质量和安全管理。首先，社会各团体、组织要牵头共建农村儿童教育监护体系，如：建立农村儿童维权中心；建立图书馆、心理辅导室等；定期招募社会志愿为农村的教师、监护人以及留守儿童普及安全教育理念与技能。其次，各大通讯企业可以为留守儿童和父母、教师以及其他监护人打造一个“互联网家”的沟通平台；再如，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投资设计“学生电子跟踪卡”等实时监控手段，并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留守儿童，随时跟踪了解孩子的安全动向，预警各种潜在危险的发生。
参考文献：
[1]谢启文.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J].教育探索,2008(10).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儿童安全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儿童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和发展，这同我国党和政府大力推进儿童工作是分不开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由于传统影响，我们的儿童安全状况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根据对有关调查数据（注：劳凯声、孙云晓主编：《新焦点：当代中国少年儿童人身伤害研究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梳理，我国儿童安全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因意外伤害造成儿童死亡占我国儿童死亡总量约1/4统计表明，我国儿童伤害最大因素依次是：交通事故、中毒、跌伤、烧伤、溺水、动物咬伤和其他意外损伤。我国因意外伤害造成的儿童死亡，占儿童死亡总量的26.1%，即每100名死亡儿童中就有26人死于意外伤害。目前每年约有16万0至14岁儿童死于意外伤害，约有64万儿童因伤致残。儿童意外伤害已经超过4种常见儿童疾病（肺炎、恶性肿瘤、先天畸形和心脏病）死亡的总和，不仅导致儿童伤亡、残疾，而且严重影响到了儿童身心健康、正常发育和学习。
（二）游戏和运动中受伤居校园伤害之首2002年一项全国10个城市12岁至15岁(S=5846)学生调查显示，在游戏和运动时受伤的比例最高，“经常”和“偶尔”的选择率为53.6%；其次是“由于学校楼梯或其他通道拥挤所导致的事故”，“经常”和“偶尔”的选择率为13.1%；“上实验课时受伤”的人数比例是6.0%，其中“因受伤而住过医院”的人数比例为5.5%。调查还发现，有41.3%的人选择“上学、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从来没有专门维持交通秩序的人员”。这说明一些学校的安全管理措施存在严重漏洞，这无疑增加了儿童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
目前，在我国存在安全事故及其隐患的学校比率较高，而且，游戏和运动中的儿童最容易受到伤害，这个时间段特别需要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三）放学之后、自由活动是儿童最易发生伤害事件的时间在对教师、父母调查儿童“在学校中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时，教师认为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依次是：学生自由活动时间、放学以后、体育课上，选择率分别为：47.0%、38.9%、8.8%；父母认为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依次是：放学以后、学生自由活动时间、体育课和实验课，选择率分别为：41.3%、40.3%、12.9%、1.5%。统计发现，容易发生伤害事件的时间均是儿童活动较多的时间段，而恰恰在这一时间段，基本没有成人在场。
门卫制度方面的漏洞已经成为公认的校园安全隐患，应引起学校管理者注意。同时，儿童校园伤害问题已经成为教师和父母“最不能放心”的事情。最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环节是无成人在场时，儿童活动较多的场合，因此急需对儿童加强安全教育和自我保护教育。
（四）家庭暴力是儿童遇到最多的暴力伤害暴力伤害通常对儿童身体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是严重的。重者可造成残疾或死亡，轻者造成身体损害。近年来，儿童所受到的暴力伤害有增加趋势，成为儿童生活中的重大伤害源。调查发现，家庭暴力是儿童遇到最多的暴力伤害，父母在管教孩子时，经常采取打或骂方式。调查显示，60.9%的孩子在家中挨过打，84%的孩子在家里挨过骂。同时，儿童在遭遇家庭暴力的时候，具有强烈反抗愿望，甚至想采取极端的自毁手段来报复施暴者。
儿童对暴力伤害的恐惧比其他伤害要严重。例如他们对“害怕受到别人威胁、打骂”的选择比例高达41.2%。调查显示，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中，对“害怕受到别人威胁、打骂”选择比例要高出大城市约15%。值得注意的是，教师打学生现象仍有存在，有15.4%被访学生报告曾被教师打过。此外，高年级同学的暴力也是儿童遇到较多的一种暴力伤害，有38.6%的学生有过被高年级同学欺负的经历。我国儿童无论在家庭教育还是在学校教育中，普遍地存在着被打的现象，父母打孩子的现象更为严重。虽然打孩子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的行为，而体罚学生也是我国《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所明确禁止的行为，但在现实中，这一现象却较普遍地存在。这一事实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有关儿童权利、成长等观念的进一步反思。
（五）我国儿童的隐性伤害多发生于家庭儿童对在上学期间睡眠状况进行自我报告的结果显示，在全国10个城市抽取的5846位学生中，10.4%儿童在12岁以下每天睡眠不足8小时；13岁、14岁、15岁儿童中，分别有22.1%、33.1%、44.6%的学生每天睡眠不足8个小时，这些年龄段的儿童绝大多数为初中学生。数据表明，儿童睡眠状况虽然有了明显改善，但仍有相当部分孩子睡眠不足，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父母关注。
儿童所受到的隐性伤害还包括饮食状况。调查发现，接近8%的儿童午餐没有规律，或用零食、方便面代替，或在快餐店或用盒饭解决。比较而言，小学生的午餐状况好于初中学生；初中阶段午餐无规律者的比例逐渐上升。也有相当数量的孩子对食品中的人工添加成分的有害性缺乏认识。这些都会给儿童带来隐性身体伤害。
隐性精神伤害则多发生在家庭中。8.6%的孩子说“父母经常把我一个人留在家中”；47.4%孩子说父母偶尔把自己一个人留在家中；11.7%的孩子曾经遇到过“父母只顾自己，不关心我”的情况。此外，还有9.1%的孩子把父母不关心自己列为最害怕的事件。近20%的儿童在遭遇伤害或受委屈时不告诉任何人或找不到人诉说。而把父母吵架、打架列为“自己最害怕的事件”孩子的比例高达35.7%；45%的孩子遇到过父母吵架或打架的情况。
（六）社会及儿童的安全防范意识欠缺与高发安全事故及其隐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儿童对安全事故防范意识却很差，由于自身行为而引起的安全事故发生比例很高。其中骑车带人、骑车逆行、在马路上玩耍、翻越隔离栏杆等行为的发生率分别为46.6%、24.6%、21.9%、19.8%。在遇到紧急事情时，儿童闯红灯过马路现象就会更加严重。
在儿童生活环境中，例如“公路正在修建，无安全提示”、“下水道窨井没有盖子或盖子没盖好”、“建筑施工现场无安全隔离设施”等安全隐患比例均较高。这表明社会诸多部门在保护儿童安全方面还没有树立应有的防范意识。儿童好动的天性与社会环境中充满安全事故隐患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教师和父母们担心儿童自由活动时间和放学之后活动时间受到伤害的重要原因。
（七）城市儿童安全事故发生率明显高于乡镇城市儿童在生活环境中发生安全事故的机会要明显高于县镇和乡村。分析城市儿童多发的安全事故类型可以发现，它们多与儿童的活动空间、家庭中的现代设施等因素有关。城市儿童安全事故的严重程度也明显高于乡镇儿童，城市儿童因受伤而住过院的人数比乡镇要高出两个百分点，并且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当然，这种情况也与城市在医疗方面便利有关。同时，城市儿童活动空间相对乡镇儿童来说过于狭小，城市中有关儿童安全防范措施明显不足。
另外，现代城市生活出现了许多新的儿童安全事故隐患，增大了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例如，各种新交通工具的使用、电器、煤气、游戏娱乐设施、城市建筑工地等都是儿童人身安全危险源。现代城市在建筑设计时，并没有对儿童的活动及其安全予以充分的注意，致使城市儿童的安全事故屡有发生。
（八）儿童食品安全监管亟待加强食品安全尤其是儿童食品安全问题近年来一直受到社会所关注。最近，在我国发生的劣质奶粉导致的“大头娃娃”案、浙江省“雀巢”奶粉案、麦当劳的“苏丹红”一号案和郑州光明奶业案等都涉及儿童安全问题，并向我国儿童食品安全现状敲响了警钟。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了现有儿童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漏洞（注：徐澜波：“食品安全事件拷问食品安全法律机制”，《社会观察》2005年第8期。），如《食品安全法》内容不全面、儿童食品检查以时段性抽查为主、缺乏儿童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和生产商缺乏食品安全意识。
（九）网络新媒体对儿童的心理伤害不容忽视儿童在接触网络时，多数情况是进行交友、聊天和影视娱乐，有些人被算卦等带有迷信色彩的网站所吸引，还有少数人接触所谓“成人保健”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实际上对儿童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它们远远超过了儿童理解水平。调查显示，有22.5%的儿童有经常联系的网友，有12.4%的儿童在网友提议见面时会去见面。儿童是否有经常联系的网友、是否选择与网友见面，与其学业成绩和其父母的学历有显著相关。学业成绩越低，父母学历越低的儿童，越愿意与网友保持经常联系，并且更愿意与网友见面。同时，年龄越大的儿童，越可能与网友见面，男生较女生更多地选择与网友见面，城市儿童较乡镇儿童更多选择与网友见面。调查显示，网上聊天中的不健康内容比例相当高。
考察父母对子女使用电脑时间的控制情况时，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父母意识到了长时间使用电脑可能会对孩子身体造成不良影响，不管孩子是否用电脑学习，他们都会嘱咐孩子注意休息，不要连续使用太长时间。另一方面，仍有47%的父母对孩子使用电脑不加限制，或在孩子用电脑学习时不加限制；11.6%的父母对孩子使用电脑根本“没有限制”；18.7%的父母认为只要孩子把电脑“用于学习则不加限制”；16.6%的父母只是限制孩子上网玩游戏。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长时间使用电脑可能给儿童造成的身体伤害，如视力下降、肌肉劳损等。父母对子女身体健康状况缺乏关注，也是导致儿童身体伤害的一种潜在的危险因素。
二、关于儿童安全的界定
在我国，对儿童安全认识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传统意义上，我们对儿童安全的理解都是从它的反方面来理解，即从对儿童伤害的角度来理解儿童安全问题。例如，我国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和儿童安全问题最为紧密相关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学生伤害事故”是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伤害后果的事故；同样，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也都采取了“人身伤害”的定义。这种对于儿童安全问题的理解固然考虑到了中小学生作为发生伤害事故的主要群体，但明显具有狭隘化之缺陷。
在当今开放、信息化社会中，一个健康的儿童不仅仅是要求人身的完整，更要求具备精神的健康。同理，对儿童的伤害不仅有大量有形的即显性人身伤害，也逐渐出现了很多无形即隐性“精神伤害”，还有，随着网络普及程度的提高，网络对于儿童的多重伤害也正日益增加。因而，我们认为对于儿童安全的界定应该是：使儿童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免受人身和精神上的侵害，并得到特殊保护。这样理解既能体现儿童安全的完整性和时代性，也具有了内在的逻辑合理性。
由于对儿童安全问题的视角不同，我们还可将儿童安全范围做一个界定。从空间范围看，儿童安全主要涉及学校、家庭和社会等三个主要领域；从时间范围看，儿童安全主要包括学校教育期间、家庭生活期间和社会生活期间；从对儿童安全影响因素来源看，主要涉及网络影响和现实影响等。当然，所有这些儿童安全范围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这一问题之便利，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大多是以上多种领域影响的综合结果。
三、我国儿童安全现状原因分析
（一）传统社会对“儿童安全”观理解不全面性的影响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儿童安全观念在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主要表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从实践来看，整个社会对儿童安全持狭义和客体性的理解。所谓狭义是指认为儿童安全主要是人身即生理上的完整性，忽视了儿童精神即主要在心理方面的健康。在这种观念支持下，社会群体更多只关注儿童的存在，关注儿童最基本的需要，忽视了对儿童安全整体把握。所谓客体性的理解是指由于儿童在诸多方面和成人的差异，我们在理解儿童安全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把他们视为成人行为和观念的受体。这种观念容易越俎代庖，导致从一个成年人角度出发去看待儿童安全需要，忽视他们本身也是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主体的最自然的需要。
从理论上看，儿童安全观念片面性体现在儿童安全有关的学科研究上。我国目前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的主要缺陷是强调打击犯罪而忽视权利保护。这种以犯罪和综合治理为主要内容针对儿童的保护，在方向上显然是有误的。我们应该多考虑通过怎样的法律手段去保护他们的权利，如何为儿童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当下，很多人缺少法律观念和基本的法律知识，这种社会背景容易导致弱小的儿童特别是在校学生成为缺乏制约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二）独生子女教育的误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独生子女大量涌现。虽然对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群体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的认识上存在争议（注：蔡扬眉：“近五年我国‘独生子女’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7期；），但不可否认独生子女这一群体容易出现问题。如独生子女的“三高”（过高保护、过高期待、过高溺爱）现象明显存在并易于导致他们产生不易接受挫折、孤独感强、缺乏独立性等心理特征，具体为：其一，他们的价值观、认知的统一性受到挑战，与长辈之间文化差异大，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生活，自我内心冲突，容易造成心理缺陷。其二，隔代抚养的利与弊。由祖辈照料的独生子女群体非常普遍，如何克服隔代抚养的不足也是确保儿童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三，“压力后置”的潜在忧虑。独生子女看上去“压力”小了，实质上是一种“压力后置”现象，压力事件被推迟到下一个家庭历程中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注：陈建强、包蕾萍：“‘独生父母现象’及其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上海社会报告书（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三）对生命与权利教育的忽视（注：杨雄：“第五代人：自身特点与发展趋势”，《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3期；）在当前学校中，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方针落实到操作层面上仍存在问题，对学生评价标准和价值导向仍以分数至上，甚至好分数可以掩盖学生其他问题。情感、审美、自理能力、社会合作等人文训练被忽视。文理科过早分流，造成了理工科教学缺乏人文精神关怀。现实社会中物质与精神的失衡，现实教育中知识本位、技术至上等外在于教育因素的介入，使教育演化为工具教育，教育过多谋求“何以为生”的本领，而放弃了“为何而生”的思考，忽略了情感培养，没有教育学生对生命尊重，没有引导学生对人生负责。过分强调智育、强调“快餐文化”教育方式，使学生成为考试机器，班级成为竞争的“战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他们面对的是无情的竞争。快餐的教育方式又使他们缺少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欣赏。他们面对挫折和打击，缺少耐挫力和容忍度，轻则产生心理问题，或逃避，或消沉，重则走向自我毁灭，或报复他人，造成许许多多不应该发生的生命悲剧。
另外，由于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我们对儿童权利教育的普及工作仍显不足。首先，在现今学校教育中，我们过多关注集体主义、纪律教育和育模式，忽视个体作为生活主体而应享有的多种权利的教育；其次，在家庭教育中，我们更多关注教育的功利性，忽视对儿童进行爱的教育和美育等以儿童权利为基本内容的教育；第三，全社会没有确立一个完整的尊重儿童权利的教育氛围。儿童在学校或者家庭中接受到的权利观念和相关的权利意识容易与现实社会中他们接受到的观念相冲突，使他们无所适从。
（四）对网络及其由此带来的安全问题缺乏准备高科技和新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潜在的威胁，网络世界就是一个最明显例证，尤其反映在当代儿童安全问题上。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2004年我国已有网民9000多万，其中19.4%在网吧类经营性场所上网，初步估算，网吧接纳了1000多万网民。网民中18～24岁的年轻人所占比例最高，达37.3%；其次就是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17.6%；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最近两年间，青少年网民的数量增加了15个百分点，而且预期可以上网的人当中青少年又占了17.5%，他们无疑是将来网民的主力军。曾光顾的占46%；76%的学生网民沉迷于聊天，近三成同学选择“搜索信息”、“下载软件”；另有35%的学生选择玩游戏。由于儿童心智尚未完全成熟，还不能对外界的信息进行正确的筛选，如果他们频繁接触网络，就可能对其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构成潜在威胁。儿童阶段的身心特点决定了他们还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完全自我控制。如果儿童通过网络接触虚拟世界，上网成瘾，脱离现实，会对其日常学习、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使其荒废学业。当前的网络世界的内容可以说是良莠不齐，儿童通过网络可能会接触到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甚至引发网络犯罪，对其身心健康和安全构成危害和威胁，问题严重性在于，我们成人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儿童安全问题仍缺乏必要准备。
四、关于儿童安全若干政策思考
我们认为，儿童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多方面力量的参与，针对现阶段中国儿童安全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
（一）建立新的儿童安全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曾提出未来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儿童应该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一个“清晰而有效的沟通者，自我指导的终身学习者，创造性和实际的问题解决者，负责任的和参与的公民，合作的和优秀的工作者，整体的且富有信息的思考者。”要达到上述这个目标，当前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儿童安全观。不仅要保护儿童的人身安全，更要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心理健康，并为他们创造一个“绿色”成长环境。同时，要从尊重人权角度出发，切实尊重儿童参与主体性，从他们自身需要出发，全面理解儿童安全需要，为儿童发展与保护儿童安全在观念上创设思想准备。
（二）进一步加强生命教育（注：杨雄：“生命教育与青少年发展”，《当代青年研究》2005年第1期；）面对青少年自杀增多和逐渐低龄化趋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开始对中小学生进行“死亡教育”。台湾和香港地区也已经尝试开展“生死教育”计划。我国内地许多学者也提出应当在中小学开设“生命课程”。上海市教委在二期课程改革中也加强了就中小学生“生命教育”课程内容。生命教育对儿童安全重要性在于，通过系统教育，使青少年懂得珍爱生命，懂得生命的价值，战胜生活中的挫折，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这是应对现代文明自身内在危机的一项明智举措，非常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生命教育是珍惜生命的教育，包括引导学生认识生命，使学生学会保护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首先表现为保护生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面临各种成长的考验，有些甚至是灾难性的。尽管绝大多数不是直接来源于教师，但作为学生成长的守护者，教师既要关注学生自身精神发展的规律，又要教给学生各种生存的知识、方法和遇到各种生存危机的处理办法、逃生的本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防止任何可能性的伤害事件发生。
（三）进一步落实依法治教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有效防范儿童伤害事故的根本要求。从目前来看，主要应做的是：(1)从立法角度完善现有的有关儿童安全法规。由于对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的性质的认识存在争议（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科研中心《民法典》建议稿；），所以导致对教育部现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存在不同理解，这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对儿童伤害事故的保护力度。应尽快对相关法规加以完善和修改；(2)强化全社会依法保护儿童安全的法律意识。儿童安全保护强力保障是法律，但这种保护同样有赖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提高全社会尤其是家长、教师和儿童自身等多种主体的法律意识，才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儿童安全的法治环境。具体来说，我们应该通过在政法院校、师范院校开展教育法律教育，通过学校尤其是广大中小学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接受教育法律的继续教育等工作，提高他们的儿童安全法律意识；进一步加强司法部门的司法公平，通过各种举措使我国的教育立法质量进一步提高，教育法律体系进一步的完善，为切实保护儿童安全确立一个良好的法治平台。
（四）强化学校管理制度建设学校是儿童白天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学校管理不善或疏忽是导致儿童伤害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校管理应充分考虑到儿童年龄、环境等因素差异，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形成符合实际、系统、严密和切实可行的校本管理制度。首先，学校应建立健全各项安全工作制度。比如建立安全检查制度，确保学校的校舍、场地、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并按制度要求对其进行经常性的维修和检查，及时排除事故隐患；建立严格的卫生制度，避免外来因素对学生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建立卫生保健制度，防止体质特殊儿童在正常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意外伤害；建立体育场地、器材和设施的安全检查制度，及时修复或处理损坏器材，防止体育运动中伤害事故的发生。此外，还应建立儿童活动前安全教育制度、安全防范值班制度、医疗卫生安全制度、后勤管理物业供应安全制度等，使事故防范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其次，学校应建立保障学生安全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建立健全学校各项安全工作制度的同时，应将儿童伤害事故防范工作责任到人，层层签订责任书，建立起安全奖惩制度，以增强各部门及有关人员的责任心，使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避免部门之间、岗位之间因责任不清，而导致相互推诿扯皮，人为地造成和扩大伤害事故。
（五）确立新的家庭教育观念保护儿童安全应强调儿童的参与能力的提高，必须鼓励孩子到群体中去。日本教育家山下俊朗强调要以“儿童教育儿童”，即互教。他认为这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根本原则。儿童从模仿开始他的学习生活，而模仿最好的对象是儿童伙伴。尤其是从一些优秀儿童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们之间往往是无所不谈，一旦形成一个健康、活泼、向上的学习共同体，最容易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成长阶段良好的同伴关系，是他们一生的财富。家长要鼓励孩子出去找伙伴，并且尊重他们的活动圈子。同时，也要欢迎他的伙伴进家门，给他们固定的活动范围。
锻炼坚强意志，培养健全人格。广大父母在煞费苦心为孩子补充生理钙质的同时，容易忽略儿童成长所需的另一种更为重要的“钙质”，那就是精神上的钙质。这种钙质是儿童成长至关重要的元素。这就是自立、自强、自尊、自爱和自信，就是拥有坚强信念，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耐心，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会勇于面对生活带来的压力，不会被困难所击倒。意志坚强、心理素质良好的儿童在遇到突发事件，涉及人身安全危机面前，会沉着冷静，想方设法保护自己，逃离危险，战胜困难。当代教育就是要培养人格健全、素质全面的新型儿童。
（六）改进与完善社会公共政策社会公共政策是党和政府向社会公共领域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其目的是协调社会公共领域中人们多方面的关系，以保证公共领域的积极、正常的运行与发展。也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自身多方面职能的有效手段。现有的社会公共政策在保护儿童安全方面应该加以改进：第一，完善保护儿童安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宪法规定的儿童权益保护是根本性的，需要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配套。要进一步明确社会群体对儿童安全事业的具体职责，使《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更具有操作性；第二，强调儿童安全公平性。目前，儿童群体具有复杂性，大量失学儿童、农民工子女、残疾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的安全现状更不容乐观，他们比正常儿童面临更多的安全威胁。因而，制定一些保护特殊儿童群体的倾向性政策是完全有必要的；第三，努力缩小儿童安全的地区差异。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决定了在儿童安全问题领域也存在差异，合理的社会政策应该努力缩小这种差异，使得儿童安全的保障措施不因经济差异而有过大区别，力争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使社会整体对儿童安全保障实现平等的保护和对待。
（七）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国的儿童教育与保护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将他们的做法为我所用，不失为一种提高我国儿童安全管理水平之有效方法。其一，在制度和理念上借鉴。“9·11”后，美国教育战略调整的战略目标就包括“确保我国的学校安全、无，学生远离酒精、烟草和其他麻醉品”和“提升青年人的坚定品格和公民精神”；其二，在学校教育内容上借鉴。比如日本有一项训练课叫“人工心肺复苏”，帮助模型娃娃进行心肺复苏，要求所有中小学生必须过关。日本是一个多灾国家，防地震、防火或防原子弹的演习，差不多每月就有一次。在美国，学校里也有专门课程教给孩子遇到地震、洪水、歹徒、诈骗者的应急措施，而且十分具体。还有的学校讲授空手道，甚至中国武术课，以备防身。英国一些校园安全组织针对年龄较大的学生成立了专门的防身培训班和防研究中心；其三，在立法层面上借鉴。日本和美国以及德国等国家都有具体的规定或判例来保护儿童的权利，如美国的单独监护和共同监护制度、日本的《终身学习振兴法》等都有我国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总之，只要我们树立新的儿童安全观，重视对儿童安全的制度和政策性改进，加强依法治教的步伐，全社会都来关心参与儿童安全工作，系统地推进儿童安全事业进步，就一定能够促进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为我国儿童整体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内容提要】对儿童保护范围的扩大化，不仅符合国际社会对儿童问题认识基本统一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中国重视儿童权利事业发展和应尽的国际义务。本文认为对于儿童安全的界定应是使儿童在人身、精神和网络等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免于侵害，并得到特殊保护。这既能体现儿童安全的完整性和时代性，也具有内在的逻辑合理性。当前中国儿童安全的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因意外伤害造成儿童死亡率高、校园生活中的受伤时常发生、家庭暴力的存在等。我国儿童安全问题原因主要有受传统社会对儿童安全观理解不全面的影响、独生子女教育的误区、对生命与权利教育的忽视、对网络及其由此带来的安全问题缺乏准备等。儿童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笔者在经过深入探讨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新的儿童安全观、进一步加强生命教育、强化学校管理制度建设、确立新的家庭教育观念、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等建议。
【摘 要 题】聚焦青少年社会热点问题
【关 键 词】儿童安全/安全现状/系统工程
【正 文】
1991年12月29日，我国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作为公约国成员，按联合国有关规定，18岁以下的“任何人”都应列入儿童范围。换言之，每一个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应享受家庭、社会对他们的特殊关爱。这种对儿童扩大化的保护范围的确立，不仅符合国际社会对儿童问题认识基本统一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中国重视儿童权利事业发展和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
一、关于儿童安全的界定
在我国，对儿童安全认识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传统意义上，我们对儿童安全的理解都是从它的反方面来理解，即从对儿童伤害的角度来理解儿童安全问题。例如，我国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和儿童安全问题最为紧密相关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学生伤害事故”是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伤害后果的事故；同样，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也都采取了“人身伤害”的定义。这种对于儿童安全问题的理解固然考虑到了中小学生作为发生伤害事故的主要群体，但明显具有狭隘化之缺陷。
在当今开放、信息化社会中，一个健康的儿童不仅仅是要求人身的完整，更要求具备精神的健康。同理，对儿童的伤害不仅有大量有形的即显性人身伤害，也逐渐出现了很多无形即隐性“精神伤害”，还有，随着网络普及程度的提高，网络对于儿童的多重伤害也正日益增加。因而，我们认为对于儿童安全的界定应该是：使儿童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免受人身和精神上的侵害，并得到特殊保护。这样理解既能体现儿童安全的完整性和时代性，也具有了内在的逻辑合理性。
由于对儿童安全问题的视角不同，我们还可将儿童安全范围做一个界定。从空间范围看，儿童安全主要涉及学校、家庭和社会等三个主要领域；从时间范围看，儿童安全主要包括学校教育期间、家庭生活期间和社会生活期间；从对儿童安全影响因素来源看，主要涉及网络影响和现实影响等。当然，所有这些儿童安全范围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这一问题之便利，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大多是以上多种领域影响的综合结果。
二、当前我国儿童安全的现状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儿童安全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儿童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和发展，这同我国党和政府大力推进儿童工作是分不开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由于传统影响，我们的儿童安全状况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根据对有关调查数据（注：劳凯声、孙云晓主编：《新焦点：当代中国少年儿童人身伤害研究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梳理，我国儿童安全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因意外伤害造成儿童死亡占我国儿童死亡总量约1/4 统计表明，我国儿童伤害最大因素依次是：交通事故、中毒、跌伤、烧伤、溺水、动物咬伤和其他意外损伤。我国因意外伤害造成的儿童死亡，占儿童死亡总量的26.1%，即每100名死亡儿童中就有26人死于意外伤害。目前每年约有16万0至14岁儿童死于意外伤害，约有64万儿童因伤致残。儿童意外伤害已经超过4种常见儿童疾病（肺炎、恶性肿瘤、先天畸形和心脏病）死亡的总和，不仅导致儿童伤亡、残疾，而且严重影响到了儿童身心健康、正常发育和学习。
（二）游戏和运动中受伤居校园伤害之首 2002年一项全国10个城市12岁至15岁(s=5846)学生调查显示，在游戏和运动时受伤的比例最高，“经常”和“偶尔”的选择率为53.6%；其次是“由于学校楼梯或其他通道拥挤所导致的事故”，“经常”和“偶尔”的选择率为13.1%；“上实验课时受伤”的人数比例是6.0%，其中“因受伤而住过医院”的人数比例为5.5%。调查还发现，有41.3%的人选择“上学、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从来没有专门维持交通秩序的人员”。这说明一些学校的安全管理措施存在严重漏洞，这无疑增加了儿童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
目前，在我国存在安全事故及其隐患的学校比率较高，而且，游戏和运动中的儿童最容易受到伤害，这个时间段特别需要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三）放学之后、自由活动是儿童最易发生伤害事件的时间 在对教师、父母调查儿童“在学校中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时，教师认为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依次是：学生自由活动时间、放学以后、体育课上，选择率分别为：47.0%、38.9%、8.8%；父母认为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依次是：放学以后、学生自由活动时间、体育课和实验课，选择率分别为：41.3%、40.3%、12.9%、1.5%。统计发现，容易发生伤害事件的时间均是儿童活动较多的时间段，而恰恰在这一时间段，基本没有成人在场。
门卫制度方面的漏洞已经成为公认的校园安全隐患，应引起学校管理者注意。同时，儿童校园伤害问题已经成为教师和父母“最不能放心”的事情。最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环节是无成人在场时，儿童活动较多的场合，因此急需对儿童加强安全教育和自我保护教育。
（四）家庭暴力是儿童遇到最多的暴力伤害 暴力伤害通常对儿童身体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是严重的。重者可造成残疾或死亡，轻者造成身体损害。近年来，儿童所受到的暴力伤害有增加趋势，成为儿童生活中的重大伤害源。调查发现，家庭暴力是儿童遇到最多的暴力伤害，父母在管教孩子时，经常采取打或骂方式。调查显示，60.9%的孩子在家中挨过打，84%的孩子在家里挨过骂。同时，儿童在遭遇家庭暴力的时候，具有强烈反抗愿望，甚至想采取极端的自毁手段来报复施暴者。
儿童对暴力伤害的恐惧比其他伤害要严重。例如他们对“害怕受到别人威胁、打骂”的选择比例高达41.2%。调查显示，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中，对“害怕受到别人威胁、打骂”选择比例要高出大城市约15%。值得注意的是，教师打学生现象仍有存在，有15.4%被访学生报告曾被教师打过。此外，高年级同学的暴力也是儿童遇到较多的一种暴力伤害，有38.6%的学生有过被高年级同学欺负的经历。我国儿童无论在家庭教育还是在学校教育中，普遍地存在着被打的现象，父母打孩子的现象更为严重。虽然打孩子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的行为，而体罚学生也是我国《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所明确禁止的行为，但在现实中，这一现象却较普遍地存在。这一事实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有关儿童权利、成长等观念的进一步反思。
（五）我国儿童的隐性伤害多发生于家庭 儿童对在上学期间睡眠状况进行自我报告的结果显示，在全国10个城市抽取的5846位学生中，10.4%儿童在12岁以下每天睡眠不足8小时；13岁、14岁、15岁儿童中，分别有22.1%、33.1%、44.6%的学生每天睡眠不足8个小时，这些年龄段的儿童绝大多数为初中学生。数据表明，儿童睡眠状况虽然有了明显改善，但仍有相当部分孩子睡眠不足，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父母关注。
儿童所受到的隐性伤害还包括饮食状况。调查发现，接近8%的儿童午餐没有规律，或用零食、方便面代替，或在快餐店或用盒饭解决。比较而言，小学生的午餐状况好于初中学生；初中阶段午餐无规律者的比例逐渐上升。也有相当数量的孩子对食品中的人工添加成分的有害性缺乏认识。这些都会给儿童带来隐性身体伤害。
隐性精神伤害则多发生在家庭中。8.6%的孩子说“父母经常把我一个人留在家中”；47.4%孩子说父母偶尔把自己一个人留在家中；11.7%的孩子曾经遇到过“父母只顾自己，不关心我”的情况。此外，还有9.1%的孩子把父母不关心自己列为最害怕的事件。近20%的儿童在遭遇伤害或受委屈时不告诉任何人或找不到人诉说。而把父母吵架、打架列为“自己最害怕的事件”孩子的比例高达35.7%；45%的孩子遇到过父母吵架或打架的情况。
（六）社会及儿童的安全防范意识欠缺 与高发安全事故及其隐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儿童对安全事故防范意识却很差，由于自身行为而引起的安全事故发生比例很高。其中骑车带人、骑车逆行、在马路上玩耍、翻越隔离栏杆等行为的发生率分别为46.6%、24.6%、21.9%、19.8%。在遇到紧急事情时，儿童闯红灯过马路现象就会更加严重。
在儿童生活环境中，例如“公路正在修建，无安全提示”、“下水道窨井没有盖子或盖子没盖好”、“建筑施工现场无安全隔离设施”等安全隐患比例均较高。这表明社会诸多部门在保护儿童安全方面还没有树立应有的防范意识。儿童好动的天性与社会环境中充满安全事故隐患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教师和父母们担心儿童自由活动时间和放学之后活动时间受到伤害的重要原因。
（七）城市儿童安全事故发生率明显高于乡镇 城市儿童在生活环境中发生安全事故的机会要明显高于县镇和乡村。分析城市儿童多发的安全事故类型可以发现，它们多与儿童的活动空间、家庭中的现代设施等因素有关。城市儿童安全事故的严重程度也明显高于乡镇儿童，城市儿童因受伤而住过院的人数比乡镇要高出两个百分点，并且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当然，这种情况也与城市在医疗方面便利有关。同时，城市儿童活动空间相对乡镇儿童来说过于狭小，城市中有关儿童安全防范措施明显不足。
另外，现代城市生活出现了许多新的儿童安全事故隐患，增大了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例如，各种新交通工具的使用、电器、煤气、游戏娱乐设施、城市建筑工地等都是儿童人身安全危险源。现代城市在建筑设计时，并没有对儿童的活动及其安全予以充分的注意，致使城市儿童的安全事故屡有发生。
（八）儿童食品安全监管亟待加强 食品安全尤其是儿童食品安全问题近年来一直受到社会所关注。最近，在我国发生的劣质奶粉导致的“大头娃娃”案、浙江省“雀巢”奶粉案、麦当劳的“苏丹红”一号案和郑州光明奶业案等都涉及儿童安全问题，并向我国儿童食品安全现状敲响了警钟。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了现有儿童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漏洞（注：徐澜波：“食品安全事件拷问食品安全法律机制”，《社会观察》2005年第8期。），如《食品安全法》内容不全面、儿童食品检查以时段性抽查为主、缺乏儿童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和生产商缺乏食品安全意识。
（九）网络新媒体对儿童的心理伤害不容忽视 儿童在接触网络时，多数情况是进行交友、聊天和影视娱乐，有些人被算卦等带有迷信色彩的网站所吸引，还有少数人接触所谓“成人保健”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实际上对儿童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它们远远超过了儿童理解水平。调查显示，有22.5%的儿童有经常联系的网友，有12.4%的儿童在网友提议见面时会去见面。儿童是否有经常联系的网友、是否选择与网友见面，与其学业成绩和其父母的学历有显著相关。学业成绩越低，父母学历越低的儿童，越愿意与网友保持经常联系，并且更愿意与网友见面。同时，年龄越大的儿童，越可能与网友见面，男生较女生更多地选择与网友见面，城市儿童较乡镇儿童更多选择与网友见面。调查显示，网上聊天中的不健康内容比例相当高。
考察父母对子女使用电脑时间的控制情况时，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父母意识到了长时间使用电脑可能会对孩子身体造成不良影响，不管孩子是否用电脑学习，他们都会嘱咐孩子注意休息，不要连续使用太长时间。另一方面，仍有47%的父母对孩子使用电脑不加限制，或在孩子用电脑学习时不加限制；11.6%的父母对孩子使用电脑根本“没有限制”；18.7%的父母认为只要孩子把电脑“用于学习则不加限制”；16.6%的父母只是限制孩子上网玩游戏。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长时间使用电脑可能给儿童造成的身体伤害，如视力下降、肌肉劳损等。父母对子女身体健康状况缺乏关注，也是导致儿童身体伤害的一种潜在的危险因素。
三、我国儿童安全现状原因分析
（一）传统社会对“儿童安全”观理解不全面性的影响 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儿童安全观念在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主要表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从实践来看，整个社会对儿童安全持狭义和客体性的理解。所谓狭义是指认为儿童安全主要是人身即生理上的完整性，忽视了儿童精神即主要在心理方面的健康。在这种观念支持下，社会群体更多只关注儿童的存在，关注儿童最基本的需要，忽视了对儿童安全整体把握。所谓客体性的理解是指由于儿童在诸多方面和成人的差异，我们在理解儿童安全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把他们视为成人行为和观念的受体。这种观念容易越俎代庖，导致从一个成年人角度出发去看待儿童安全需要，忽视他们本身也是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主体的最自然的需要。
从理论上看，儿童安全观念片面性体现在儿童安全有关的学科研究上。我国目前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的主要缺陷是强调打击犯罪而忽视权利保护。这种以犯罪和综合治理为主要内容针对儿童的保护，在方向上显然是有误的。我们应该多考虑通过怎样的法律手段去保护他们的权利，如何为儿童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当下，很多人缺少法律观念和基本的法律知识，这种社会背景容易导致弱小的儿童特别是在校学生成为缺乏制约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二）独生子女教育的误区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独生子女大量涌现。虽然对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群体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的认识上存在争议（注：蔡扬眉：“近五年我国‘独生子女’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7期；），但不可否认独生子女这一群体容易出现问题。如独生子女的“三高”（过高保护、过高期待、过高溺爱）现象明显存在并易于导致他们产生不易接受挫折、孤独感强、缺乏独立性等心理特征，具体为：其一，他们的价值观、认知的统一性受到挑战，与长辈之间文化差异大，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生活，自我内心冲突，容易造成心理缺陷。其二，隔代抚养的利与弊。由祖辈照料的独生子女群体非常普遍，如何克服隔代抚养的不足也是确保儿童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三，“压力后置”的潜在忧虑。独生子女看上去“压力”小了，实质上是一种“压力后置”现象，压力事件被推迟到下一个家庭历程中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注：陈建强、包蕾萍：“‘独生父母现象’及其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上海社会报告书（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三）对生命与权利教育的忽视（注：杨雄：“第五代人：自身特点与发展趋势”，《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3期；） 在当前学校中，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方针落实到操作层面上仍存在问题，对学生评价标准和价值导向仍以分数至上，甚至好分数可以掩盖学生其他问题。情感、审美、自理能力、社会合作等人文训练被忽视。文理科过早分流，造成了理工科教学缺乏人文精神关怀。现实社会中物质与精神的失衡，现实教育中知识本位、技术至上等外在于教育因素的介入，使教育演化为工具教育，教育过多谋求“何以为生”的本领，而放弃了“为何而生”的思考，忽略了情感培养，没有教育学生对生命尊重，没有引导学生对人生负责。过分强调智育、强调“快餐文化”教育方式，使学生成为考试机器，班级成为竞争的“战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他们面对的是无情的竞争。快餐的教育方式又使他们缺少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欣赏。他们面对挫折和打击，缺少耐挫力和容忍度，轻则产生心理问题，或逃避，或消沉，重则走向自我毁灭，或报复他人，造成许许多多不应该发生的生命悲剧。
另外，由于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我们对儿童权利教育的普及工作仍显不足。首先，在现今学校教育中，我们过多关注集体主义、纪律教育和育模式，忽视个体作为生活主体而应享有的多种权利的教育；其次，在家庭教育中，我们更多关注教育的功利性，忽视对儿童进行爱的教育和美育等以儿童权利为基本内容的教育；第三，全社会没有确立一个完整的尊重儿童权利的教育氛围。儿童在学校或者家庭中接受到的权利观念和相关的权利意识容易与现实社会中他们接受到的观念相冲突，使他们无所适从。
（四）对网络及其由此带来的安全问题缺乏准备 高科技和新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潜在的威胁，网络世界就是一个最明显例证，尤其反映在当代儿童安全问题上。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2004年我国已有网民9000多万，其中19.4%在网吧类经营性场所上网，初步估算，网吧接纳了1000多万网民。网民中18～24岁的年轻人所占比例最高，达37.3%；其次就是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17.6%；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最近两年间，青少年网民的数量增加了15个百分点，而且预期可以上网的人当中青少年又占了17.5%，他们无疑是将来网民的主力军。曾光顾的占46%；76%的学生网民沉迷于聊天，近三成同学选择“搜索信息”、“下载软件”；另有35%的学生选择玩游戏。由于儿童心智尚未完全成熟，还不能对外界的信息进行正确的筛选，如果他们频繁接触网络，就可能对其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构成潜在威胁。儿童阶段的身心特点决定了他们还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完全自我控制。如果儿童通过网络接触虚拟世界，上网成瘾，脱离现实，会对其日常学习、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使其荒废学业。当前的网络世界的内容可以说是良莠不齐，儿童通过网络可能会接触到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甚至引发网络犯罪，对其身心健康和安全构成危害和威胁，问题严重性在于，我们成人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儿童安全问题仍缺乏必要准备。
四、关于儿童安全若干政策思考
我们认为，儿童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多方面力量的参与，针对现阶段中国儿童安全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
（一）建立新的儿童安全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曾提出未来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儿童应该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一个“清晰而有效的沟通者，自我指导的终身学习者，创造性和实际的问题解决者，负责任的和参与的公民，合作的和优秀的工作者，整体的且富有信息的思考者。”要达到上述这个目标，当前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儿童安全观。不仅要保护儿童的人身安全，更要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心理健康，并为他们创造一个“绿色”成长环境。同时，要从尊重人权角度出发，切实尊重儿童参与主体性，从他们自身需要出发，全面理解儿童安全需要，为儿童发展与保护儿童安全在观念上创设思想准备。
（二）进一步加强生命教育（注：杨雄：“生命教育与青少年发展”，《当代青年研究》2005年第1期；） 面对青少年自杀增多和逐渐低龄化趋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开始对中小学生进行“死亡教育”。台湾和香港地区也已经尝试开展“生死教育”计划。我国内地许多学者也提出应当在中小学开设“生命课程”。上海市教委在二期课程改革中也加强了就中小学生“生命教育”课程内容。生命教育对儿童安全重要性在于，通过系统教育，使青少年懂得珍爱生命，懂得生命的价值，战胜生活中的挫折，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这是应对现代文明自身内在危机的一项明智举措，非常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生命教育是珍惜生命的教育，包括引导学生认识生命，使学生学会保护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首先表现为保护生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面临各种成长的考验，有些甚至是灾难性的。尽管绝大多数不是直接来源于教师，但作为学生成长的守护者，教师既要关注学生自身精神发展的规律，又要教给学生各种生存的知识、方法和遇到各种生存危机的处理办法、逃生的本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防止任何可能性的伤害事件发生。
（三）进一步落实依法治教 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有效防范儿童伤害事故的根本要求。从目前来看，主要应做的是：(1)从立法角度完善现有的有关儿童安全法规。由于对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的性质的认识存在争议（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科研中心《民法典》建议稿；），所以导致对教育部现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存在不同理解，这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对儿童伤害事故的保护力度。应尽快对相关法规加以完善和修改；(2)强化全社会依法保护儿童安全的法律意识。儿童安全保护强力保障是法律，但这种保护同样有赖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提高全社会尤其是家长、教师和儿童自身等多种主体的法律意识，才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儿童安全的法治环境。具体来说，我们应该通过在政法院校、师范院校开展教育法律教育，通过学校尤其是广大中小学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接受教育法律的继续教育等工作，提高他们的儿童安全法律意识；进一步加强司法部门的司法公平，通过各种举措使我国的教育立法质量进一步提高，教育法律体系进一步的完善，为切实保护儿童安全确立一个良好的法治平台。
（四）强化学校管理制度建设 学校是儿童白天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学校管理不善或疏忽是导致儿童伤害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校管理应充分考虑到儿童年龄、环境等因素差异，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形成符合实际、系统、严密和切实可行的校本管理制度。首先，学校应建立健全各项安全工作制度。比如建立安全检查制度，确保学校的校舍、场地、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并按制度要求对其进行经常性的维修和检查，及时排除事故隐患；建立严格的卫生制度，避免外来因素对学生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建立卫生保健制度，防止体质特殊儿童在正常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意外伤害；建立体育场地、器材和设施的安全检查制度，及时修复或处理损坏器材，防止体育运动中伤害事故的发生。此外，还应建立儿童活动前安全教育制度、安全防范值班制度、医疗卫生安全制度、后勤管理物业供应安全制度等，使事故防范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其次，学校应建立保障学生安全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建立健全学校各项安全工作制度的同时，应将儿童伤害事故防范工作责任到人，层层签订责任书，建立起安全奖惩制度，以增强各部门及有关人员的责任心，使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避免部门之间、岗位之间因责任不清，而导致相互推诿扯皮，人为地造成和扩大伤害事故。
（五）确立新的家庭教育观念 保护儿童安全应强调儿童的参与能力的提高，必须鼓励孩子到群体中去。日本教育家山下俊朗强调要以“儿童教育儿童”，即互教。他认为这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根本原则。儿童从模仿开始他的学习生活，而模仿最好的对象是儿童伙伴。尤其是从一些优秀儿童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们之间往往是无所不谈，一旦形成一个健康、活泼、向上的学习共同体，最容易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成长阶段良好的同伴关系，是他们一生的财富。家长要鼓励孩子出去找伙伴，并且尊重他们的活动圈子。同时，也要欢迎他的伙伴进家门，给他们固定的活动范围。
锻炼坚强意志，培养健全人格。广大父母在煞费苦心为孩子补充生理钙质的同时，容易忽略儿童成长所需的另一种更为重要的“钙质”，那就是精神上的钙质。这种钙质是儿童成长至关重要的元素。这就是自立、自强、自尊、自爱和自信，就是拥有坚强信念，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耐心，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会勇于面对生活带来的压力，不会被困难所击倒。意志坚强、心理素质良好的儿童在遇到突发事件，涉及人身安全危机面前，会沉着冷静，想方设法保护自己，逃离危险，战胜困难。当代教育就是要培养人格健全、素质全面的新型儿童。
（六）改进与完善社会公共政策 社会公共政策是党和政府向社会公共领域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其目的是协调社会公共领域中人们多方面的关系，以保证公共领域的积极、正常的运行与发展。也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自身多方面职能的有效手段。现有的社会公共政策在保护儿童安全方面应该加以改进：第一，完善保护儿童安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宪法规定的儿童权益保护是根本性的，需要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配套。要进一步明确社会群体对儿童安全事业的具体职责，使《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更具有操作性；第二，强调儿童安全公平性。目前，儿童群体具有复杂性，大量失学儿童、农民工子女、残疾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的安全现状更不容乐观，他们比正常儿童面临更多的安全威胁。因而，制定一些保护特殊儿童群体的倾向性政策是完全有必要的；第三，努力缩小儿童安全的地区差异。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决定了在儿童安全问题领域也存在差异，合理的社会政策应该努力缩小这种差异，使得儿童安全的保障措施不因经济差异而有过大区别，力争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使社会整体对儿童安全保障实现平等的保护和对待。
【摘 要 题】聚焦青少年社会热点问题
【关 键 词】儿童安全/安全现状/系统工程
【正 文】
1991年12月29日，我国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作为公约国成员，按联合国有关规定，18岁以下的“任何人”都应列入儿童范围。换言之，每一个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应享受家庭、社会对他们的特殊关爱。这种对儿童扩大化的保护范围的确立，不仅符合国际社会对儿童问题认识基本统一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中国重视儿童权利事业发展和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
一、关于儿童安全的界定
在我国，对儿童安全认识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传统意义上，我们对儿童安全的理解都是从它的反方面来理解，即从对儿童伤害的角度来理解儿童安全问题。例如，我国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和儿童安全问题最为紧密相关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学生伤害事故”是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伤害后果的事故；同样，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也都采取了“人身伤害”的定义。这种对于儿童安全问题的理解固然考虑到了中小学生作为发生伤害事故的主要群体，但明显具有狭隘化之缺陷。
在当今开放、信息化社会中，一个健康的儿童不仅仅是要求人身的完整，更要求具备精神的健康。同理，对儿童的伤害不仅有大量有形的即显性人身伤害，也逐渐出现了很多无形即隐性“精神伤害”，还有，随着网络普及程度的提高，网络对于儿童的多重伤害也正日益增加。因而，我们认为对于儿童安全的界定应该是：使儿童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免受人身和精神上的侵害，并得到特殊保护。这样理解既能体现儿童安全的完整性和时代性，也具有了内在的逻辑合理性。
由于对儿童安全问题的视角不同，我们还可将儿童安全范围做一个界定。从空间范围看，儿童安全主要涉及学校、家庭和社会等三个主要领域；从时间范围看，儿童安全主要包括学校教育期间、家庭生活期间和社会生活期间；从对儿童安全影响因素来源看，主要涉及网络影响和现实影响等。当然，所有这些儿童安全范围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这一问题之便利，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大多是以上多种领域影响的综合结果。
二、当前我国儿童安全的现状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儿童安全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儿童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和发展，这同我国党和政府大力推进儿童工作是分不开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由于传统影响，我们的儿童安全状况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根据对有关调查数据（注：劳凯声、孙云晓主编：《新焦点：当代中国少年儿童人身伤害研究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梳理，我国儿童安全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因意外伤害造成儿童死亡占我国儿童死亡总量约1/4 统计表明，我国儿童伤害最大因素依次是：交通事故、中毒、跌伤、烧伤、溺水、动物咬伤和其他意外损伤。我国因意外伤害造成的儿童死亡，占儿童死亡总量的26.1%，即每100名死亡儿童中就有26人死于意外伤害。目前每年约有16万0至14岁儿童死于意外伤害，约有64万儿童因伤致残。儿童意外伤害已经超过4种常见儿童疾病（肺炎、恶性肿瘤、先天畸形和心脏病）死亡的总和，不仅导致儿童伤亡、残疾，而且严重影响到了儿童身心健康、正常发育和学习。
（二）游戏和运动中受伤居校园伤害之首 2002年一项全国10个城市12岁至15岁(s=5846)学生调查显示，在游戏和运动时受伤的比例最高，“经常”和“偶尔”的选择率为53.6%；其次是“由于学校楼梯或其他通道拥挤所导致的事故”，“经常”和“偶尔”的选择率为13.1%；“上实验课时受伤”的人数比例是6.0%，其中“因受伤而住过医院”的人数比例为5.5%。调查还发现，有41.3%的人选择“上学、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从来没有专门维持交通秩序的人员”。这说明一些学校的安全管理措施存在严重漏洞，这无疑增加了儿童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
目前，在我国存在安全事故及其隐患的学校比率较高，而且，游戏和运动中的儿童最容易受到伤害，这个时间段特别需要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三）放学之后、自由活动是儿童最易发生伤害事件的时间 在对教师、父母调查儿童“在学校中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时，教师认为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依次是：学生自由活动时间、放学以后、体育课上，选择率分别为：47.0%、38.9%、8.8%；父母认为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依次是：放学以后、学生自由活动时间、体育课和实验课，选择率分别为：41.3%、40.3%、12.9%、1.5%。统计发现，容易发生伤害事件的时间均是儿童活动较多的时间段，而恰恰在这一时间段，基本没有成人在场。
门卫制度方面的漏洞已经成为公认的校园安全隐患，应引起学校管理者注意。同时，儿童校园伤害问题已经成为教师和父母“最不能放心”的事情。最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环节是无成人在场时，儿童活动较多的场合，因此急需对儿童加强安全教育和自我保护教育。
（四）家庭暴力是儿童遇到最多的暴力伤害 暴力伤害通常对儿童身体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是严重的。重者可造成残疾或死亡，轻者造成身体损害。近年来，儿童所受到的暴力伤害有增加趋势，成为儿童生活中的重大伤害源。调查发现，家庭暴力是儿童遇到最多的暴力伤害，父母在管教孩子时，经常采取打或骂方式。调查显示，60.9%的孩子在家中挨过打，84%的孩子在家里挨过骂。同时，儿童在遭遇家庭暴力的时候，具有强烈反抗愿望，甚至想采取极端的自毁手段来报复施暴者。
儿童对暴力伤害的恐惧比其他伤害要严重。例如他们对“害怕受到别人威胁、打骂”的选择比例高达41.2%。调查显示，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中，对“害怕受到别人威胁、打骂”选择比例要高出大城市约15%。值得注意的是，教师打学生现象仍有存在，有15.4%被访学生报告曾被教师打过。此外，高年级同学的暴力也是儿童遇到较多的一种暴力伤害，有38.6%的学生有过被高年级同学欺负的经历。我国儿童无论在家庭教育还是在学校教育中，普遍地存在着被打的现象，父母打孩子的现象更为严重。虽然打孩子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的行为，而体罚学生也是我国《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所明确禁止的行为，但在现实中，这一现象却较普遍地存在。这一事实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有关儿童权利、成长等观念的进一步反思。
（五）我国儿童的隐性伤害多发生于家庭 儿童对在上学期间睡眠状况进行自我报告的结果显示，在全国10个城市抽取的5846位学生中，10.4%儿童在12岁以下每天睡眠不足8小时；13岁、14岁、15岁儿童中，分别有22.1%、33.1%、44.6%的学生每天睡眠不足8个小时，这些年龄段的儿童绝大多数为初中学生。数据表明，儿童睡眠状况虽然有了明显改善，但仍有相当部分孩子睡眠不足，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父母关注。
儿童所受到的隐性伤害还包括饮食状况。调查发现，接近8%的儿童午餐没有规律，或用零食、方便面代替，或在快餐店或用盒饭解决。比较而言，小学生的午餐状况好于初中学生；初中阶段午餐无规律者的比例逐渐上升。也有相当数量的孩子对食品中的人工添加成分的有害性缺乏认识。这些都会给儿童带来隐性身体伤害。
隐性精神伤害则多发生在家庭中。8.6%的孩子说“父母经常把我一个人留在家中”；47.4%孩子说父母偶尔把自己一个人留在家中；11.7%的孩子曾经遇到过“父母只顾自己，不关心我”的情况。此外，还有9.1%的孩子把父母不关心自己列为最害怕的事件。近20%的儿童在遭遇伤害或受委屈时不告诉任何人或找不到人诉说。而把父母吵架、打架列为“自己最害怕的事件”孩子的比例高达35.7%；45%的孩子遇到过父母吵架或打架的情况。
（六）社会及儿童的安全防范意识欠缺 与高发安全事故及其隐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儿童对安全事故防范意识却很差，由于自身行为而引起的安全事故发生比例很高。其中骑车带人、骑车逆行、在马路上玩耍、翻越隔离栏杆等行为的发生率分别为46.6%、24.6%、21.9%、19.8%。在遇到紧急事情时，儿童闯红灯过马路现象就会更加严重。
在儿童生活环境中，例如“公路正在修建，无安全提示”、“下水道窨井没有盖子或盖子没盖好”、“建筑施工现场无安全隔离设施”等安全隐患比例均较高。这表明社会诸多部门在保护儿童安全方面还没有树立应有的防范意识。儿童好动的天性与社会环境中充满安全事故隐患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教师和父母们担心儿童自由活动时间和放学之后活动时间受到伤害的重要原因。
（七）城市儿童安全事故发生率明显高于乡镇 城市儿童在生活环境中发生安全事故的机会要明显高于县镇和乡村。分析城市儿童多发的安全事故类型可以发现，它们多与儿童的活动空间、家庭中的现代设施等因素有关。城市儿童安全事故的严重程度也明显高于乡镇儿童，城市儿童因受伤而住过院的人数比乡镇要高出两个百分点，并且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当然，这种情况也与城市在医疗方面便利有关。同时，城市儿童活动空间相对乡镇儿童来说过于狭小，城市中有关儿童安全防范措施明显不足。
另外，现代城市生活出现了许多新的儿童安全事故隐患，增大了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例如，各种新交通工具的使用、电器、煤气、游戏娱乐设施、城市建筑工地等都是儿童人身安全危险源。现代城市在建筑设计时，并没有对儿童的活动及其安全予以充分的注意，致使城市儿童的安全事故屡有发生。
（八）儿童食品安全监管亟待加强 食品安全尤其是儿童食品安全问题近年来一直受到社会所关注。最近，在我国发生的劣质奶粉导致的“大头娃娃”案、浙江省“雀巢”奶粉案、麦当劳的“苏丹红”一号案和郑州光明奶业案等都涉及儿童安全问题，并向我国儿童食品安全现状敲响了警钟。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了现有儿童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漏洞（注：徐澜波：“食品安全事件拷问食品安全法律机制”，《社会观察》2005年第8期。），如《食品安全法》内容不全面、儿童食品检查以时段性抽查为主、缺乏儿童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和生产商缺乏食品安全意识。
（九）网络新媒体对儿童的心理伤害不容忽视 儿童在接触网络时，多数情况是进行交友、聊天和影视娱乐，有些人被算卦等带有迷信色彩的网站所吸引，还有少数人接触所谓“成人保健”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实际上对儿童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它们远远超过了儿童理解水平。调查显示，有22.5%的儿童有经常联系的网友，有12.4%的儿童在网友提议见面时会去见面。儿童是否有经常联系的网友、是否选择与网友见面，与其学业成绩和其父母的学历有显著相关。学业成绩越低，父母学历越低的儿童，越愿意与网友保持经常联系，并且更愿意与网友见面。同时，年龄越大的儿童，越可能与网友见面，男生较女生更多地选择与网友见面，城市儿童较乡镇儿童更多选择与网友见面。调查显示，网上聊天中的不健康内容比例相当高。
考察父母对子女使用电脑时间的控制情况时，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父母意识到了长时间使用电脑可能会对孩子身体造成不良影响，不管孩子是否用电脑学习，他们都会嘱咐孩子注意休息，不要连续使用太长时间。另一方面，仍有47%的父母对孩子使用电脑不加限制，或在孩子用电脑学习时不加限制；11.6%的父母对孩子使用电脑根本“没有限制”；18.7%的父母认为只要孩子把电脑“用于学习则不加限制”；16.6%的父母只是限制孩子上网玩游戏。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长时间使用电脑可能给儿童造成的身体伤害，如视力下降、肌肉劳损等。父母对子女身体健康状况缺乏关注，也是导致儿童身体伤害的一种潜在的危险因素。
三、我国儿童安全现状原因分析
（一）传统社会对“儿童安全”观理解不全面性的影响 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儿童安全观念在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主要表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从实践来看，整个社会对儿童安全持狭义和客体性的理解。所谓狭义是指认为儿童安全主要是人身即生理上的完整性，忽视了儿童精神即主要在心理方面的健康。在这种观念支持下，社会群体更多只关注儿童的存在，关注儿童最基本的需要，忽视了对儿童安全整体把握。所谓客体性的理解是指由于儿童在诸多方面和成人的差异，我们在理解儿童安全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把他们视为成人行为和观念的受体。这种观念容易越俎代庖，导致从一个成年人角度出发去看待儿童安全需要，忽视他们本身也是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主体的最自然的需要。
从理论上看，儿童安全观念片面性体现在儿童安全有关的学科研究上。我国目前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的主要缺陷是强调打击犯罪而忽视权利保护。这种以犯罪和综合治理为主要内容针对儿童的保护，在方向上显然是有误的。我们应该多考虑通过怎样的法律手段去保护他们的权利，如何为儿童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当下，很多人缺少法律观念和基本的法律知识，这种社会背景容易导致弱小的儿童特别是在校学生成为缺乏制约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二）独生子女教育的误区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独生子女大量涌现。虽然对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群体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的认识上存在争议（注：蔡扬眉：“近五年我国‘独生子女’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7期；），但不可否认独生子女这一群体容易出现问题。如独生子女的“三高”（过高保护、过高期待、过高溺爱）现象明显存在并易于导致他们产生不易接受挫折、孤独感强、缺乏独立性等心理特征，具体为：其一，他们的价值观、认知的统一性受到挑战，与长辈之间文化差异大，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生活，自我内心冲突，容易造成心理缺陷。其二，隔代抚养的利与弊。由祖辈照料的独生子女群体非常普遍，如何克服隔代抚养的不足也是确保儿童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三，“压力后置”的潜在忧虑。独生子女看上去“压力”小了，实质上是一种“压力后置”现象，压力事件被推迟到下一个家庭历程中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注：陈建强、包蕾萍：“‘独生父母现象’及其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上海社会报告书（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三）对生命与权利教育的忽视（注：杨雄：“第五代人：自身特点与发展趋势”，《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3期；） 在当前学校中，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方针落实到操作层面上仍存在问题，对学生评价标准和价值导向仍以分数至上，甚至好分数可以掩盖学生其他问题。情感、审美、自理能力、社会合作等人文训练被忽视。文理科过早分流，造成了理工科教学缺乏人文精神关怀。现实社会中物质与精神的失衡，现实教育中知识本位、技术至上等外在于教育因素的介入，使教育演化为工具教育，教育过多谋求“何以为生”的本领，而放弃了“为何而生”的思考，忽略了情感培养，没有教育学生对生命尊重，没有引导学生对人生负责。过分强调智育、强调“快餐文化”教育方式，使学生成为考试机器，班级成为竞争的“战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他们面对的是无情的竞争。快餐的教育方式又使他们缺少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欣赏。他们面对挫折和打击，缺少耐挫力和容忍度，轻则产生心理问题，或逃避，或消沉，重则走向自我毁灭，或报复他人，造成许许多多不应该发生的生命悲剧。
另外，由于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我们对儿童权利教育的普及工作仍显不足。首先，在现今学校教育中，我们过多关注集体主义、纪律教育和统一教育模式，忽视个体作为生活主体而应享有的多种权利的教育；其次，在家庭教育中，我们更多关注教育的功利性，忽视对儿童进行爱的教育和美育等以儿童权利为基本内容的教育；第三，全社会没有确立一个完整的尊重儿童权利的教育氛围。儿童在学校或者家庭中接受到的权利观念和相关的权利意识容易与现实社会中他们接受到的观念相冲突，使他们无所适从。
（四）对网络及其由此带来的安全问题缺乏准备 高科技和新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潜在的威胁，网络世界就是一个最明显例证，尤其反映在当代儿童安全问题上。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2004年我国已有网民9000多万，其中19.4%在网吧类经营性场所上网，初步估算，网吧接纳了1000多万网民。网民中18～24岁的年轻人所占比例最高，达37.3%；其次就是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17.6%；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最近两年间，青少年网民的数量增加了15个百分点，而且预期可以上网的人当中青少年又占了17.5%，他们无疑是将来网民的主力军。曾光顾色情网站的占46%；76%的学生网民沉迷于聊天，近三成同学选择“搜索信息”、“下载软件”；另有35%的学生选择玩游戏。由于儿童心智尚未完全成熟，还不能对外界的信息进行正确的筛选，如果他们频繁接触网络，就可能对其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构成潜在威胁。儿童阶段的身心特点决定了他们还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完全自我控制。如果儿童通过网络接触虚拟世界，上网成瘾，脱离现实，会对其日常学习、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使其荒废学业。当前的网络世界的内容可以说是良莠不齐，儿童通过网络可能会接触到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甚至引发网络犯罪，对其身心健康和安全构成危害和威胁，问题严重性在于，我们成人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儿童安全问题仍缺乏必要准备。
四、关于儿童安全若干政策思考
我们认为，儿童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多方面力量的参与，针对现阶段中国儿童安全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
（一）建立新的儿童安全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曾提出未来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儿童应该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一个“清晰而有效的沟通者，自我指导的终身学习者，创造性和实际的问题解决者，负责任的和参与的公民，合作的和优秀的工作者，整体的且富有信息的思考者。”要达到上述这个目标，当前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儿童安全观。不仅要保护儿童的人身安全，更要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心理健康，并为他们创造一个“绿色”成长环境。同时，要从尊重人权角度出发，切实尊重儿童参与主体性，从他们自身需要出发，全面理解儿童安全需要，为儿童发展与保护儿童安全在观念上创设思想准备。
（二）进一步加强生命教育（注：杨雄：“生命教育与青少年发展”，《当代青年研究》2005年第1期；） 面对青少年自杀增多和逐渐低龄化趋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开始对中小学生进行“死亡教育”。台湾和香港地区也已经尝试开展“生死教育”计划。我国内地许多学者也提出应当在中小学开设“生命课程”。上海市教委在二期课程改革中也加强了就中小学生“生命教育”课程内容。生命教育对儿童安全重要性在于，通过系统教育，使青少年懂得珍爱生命，懂得生命的价值，战胜生活中的挫折，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这是应对现代文明自身内在危机的一项明智举措，非常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生命教育是珍惜生命的教育，包括引导学生认识生命，使学生学会保护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首先表现为保护生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面临各种成长的考验，有些甚至是灾难性的。尽管绝大多数不是直接来源于教师，但作为学生成长的守护者，教师既要关注学生自身精神发展的规律，又要教给学生各种生存的知识、方法和遇到各种生存危机的处理办法、逃生的本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防止任何可能性的伤害事件发生。
（三）进一步落实依法治教 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有效防范儿童伤害事故的根本要求。从目前来看，主要应做的是：(1)从立法角度完善现有的有关儿童安全法规。由于对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的性质的认识存在争议（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科研中心《民法典》建议稿；），所以导致对教育部现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存在不同理解，这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对儿童伤害事故的保护力度。应尽快对相关法规加以完善和修改；(2)强化全社会依法保护儿童安全的法律意识。儿童安全保护强力保障是法律，但这种保护同样有赖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提高全社会尤其是家长、教师和儿童自身等多种主体的法律意识，才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儿童安全的法治环境。具体来说，我们应该通过在政法院校、师范院校开展教育法律教育，通过学校尤其是广大中小学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接受教育法律的继续教育等工作，提高他们的儿童安全法律意识；进一步加强司法部门的司法公平，通过各种举措使我国的教育立法质量进一步提高，教育法律体系进一步的完善，为切实保护儿童安全确立一个良好的法治平台。
（四）强化学校管理制度建设 学校是儿童白天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学校管理不善或疏忽是导致儿童伤害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校管理应充分考虑到儿童年龄、环境等因素差异，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形成符合实际、系统、严密和切实可行的校本管理制度。首先，学校应建立健全各项安全工作制度。比如建立安全检查制度，确保学校的校舍、场地、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并按制度要求对其进行经常性的维修和检查，及时排除事故隐患；建立严格的卫生制度，避免外来因素对学生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建立卫生保健制度，防止体质特殊儿童在正常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意外伤害；建立体育场地、器材和设施的安全检查制度，及时修复或处理损坏器材，防止体育运动中伤害事故的发生。此外，还应建立儿童活动前安全教育制度、安全防范值班制度、医疗卫生安全制度、后勤管理物业供应安全制度等，使事故防范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其次，学校应建立保障学生安全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建立健全学校各项安全工作制度的同时，应将儿童伤害事故防范工作责任到人，层层签订责任书，建立起安全奖惩制度，以增强各部门及有关人员的责任心，使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避免部门之间、岗位之间因责任不清，而导致相互推诿扯皮，人为地造成和扩大伤害事故。
（五）确立新的家庭教育观念 保护儿童安全应强调儿童的参与能力的提高，必须鼓励孩子到群体中去。日本教育家山下俊朗强调要以“儿童教育儿童”，即互教。他认为这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根本原则。儿童从模仿开始他的学习生活，而模仿最好的对象是儿童伙伴。尤其是从一些优秀儿童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们之间往往是无所不谈，一旦形成一个健康、活泼、向上的学习共同体，最容易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成长阶段良好的同伴关系，是他们一生的财富。家长要鼓励孩子出去找伙伴，并且尊重他们的活动圈子。同时，也要欢迎他的伙伴进家门，给他们固定的活动范围。
锻炼坚强意志，培养健全人格。广大父母在煞费苦心为孩子补充生理钙质的同时，容易忽略儿童成长所需的另一种更为重要的“钙质”，那就是精神上的钙质。这种钙质是儿童成长至关重要的元素。这就是自立、自强、自尊、自爱和自信，就是拥有坚强信念，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耐心，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会勇于面对生活带来的压力，不会被困难所击倒。意志坚强、心理素质良好的儿童在遇到突发事件，涉及人身安全危机面前，会沉着冷静，想方设法保护自己，逃离危险，战胜困难。当代教育就是要培养人格健全、素质全面的新型儿童。
（六）改进与完善社会公共政策 社会公共政策是党和政府向社会公共领域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其目的是协调社会公共领域中人们多方面的关系，以保证公共领域的积极、正常的运行与发展。也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自身多方面职能的有效手段。现有的社会公共政策在保护儿童安全方面应该加以改进：第一，完善保护儿童安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宪法规定的儿童权益保护是根本性的，需要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配套。要进一步明确社会群体对儿童安全事业的具体职责，使《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更具有操作性；第二，强调儿童安全公平性。目前，儿童群体具有复杂性，大量失学儿童、农民工子女、残疾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的安全现状更不容乐观，他们比正常儿童面临更多的安全威胁。因而，制定一些保护特殊儿童群体的倾向性政策是完全有必要的；第三，努力缩小儿童安全的地区差异。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决定了在儿童安全问题领域也存在差异，合理的社会政策应该努力缩小这种差异，使得儿童安全的保障措施不因经济差异而有过大区别，力争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使社会整体对儿童安全保障实现平等的保护和对待。
【摘 要 题】聚焦青少年社会热点问题
【关 键 词】儿童安全/安全现状/系统工程
【正 文】
1991年12月29日，我国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作为公约国成员，按联合国有关规定，18岁以下的“任何人”都应列入儿童范围。换言之，每一个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应享受家庭、社会对他们的特殊关爱。这种对儿童扩大化的保护范围的确立，不仅符合国际社会对儿童问题认识基本统一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中国重视儿童权利事业发展和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
一、关于儿童安全的界定
在我国，对儿童安全认识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传统意义上，我们对儿童安全的理解都是从它的反方面来理解，即从对儿童伤害的角度来理解儿童安全问题。例如，我国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和儿童安全问题最为紧密相关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学生伤害事故”是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伤害后果的事故；同样，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也都采取了“人身伤害”的定义。这种对于儿童安全问题的理解固然考虑到了中小学生作为发生伤害事故的主要群体，但明显具有狭隘化之缺陷。
在当今开放、信息化社会中，一个健康的儿童不仅仅是要求人身的完整，更要求具备精神的健康。同理，对儿童的伤害不仅有大量有形的即显性人身伤害，也逐渐出现了很多无形即隐性“精神伤害”，还有，随着网络普及程度的提高，网络对于儿童的多重伤害也正日益增加。因而，我们认为对于儿童安全的界定应该是：使儿童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免受人身和精神上的侵害，并得到特殊保护。这样理解既能体现儿童安全的完整性和时代性，也具有了内在的逻辑合理性。
由于对儿童安全问题的视角不同，我们还可将儿童安全范围做一个界定。从空间范围看，儿童安全主要涉及学校、家庭和社会等三个主要领域；从时间范围看，儿童安全主要包括学校教育期间、家庭生活期间和社会生活期间；从对儿童安全影响因素来源看，主要涉及网络影响和现实影响等。当然，所有这些儿童安全范围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这一问题之便利，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大多是以上多种领域影响的综合结果。
二、当前我国儿童安全的现状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儿童安全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儿童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和发展，这同我国党和政府大力推进儿童工作是分不开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由于传统影响，我们的儿童安全状况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根据对有关调查数据（注：劳凯声、孙云晓主编：《新焦点：当代中国少年儿童人身伤害研究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梳理，我国儿童安全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因意外伤害造成儿童死亡占我国儿童死亡总量约1/4 统计表明，我国儿童伤害最大因素依次是：交通事故、中毒、跌伤、烧伤、溺水、动物咬伤和其他意外损伤。我国因意外伤害造成的儿童死亡，占儿童死亡总量的26.1%，即每100名死亡儿童中就有26人死于意外伤害。目前每年约有16万0至14岁儿童死于意外伤害，约有64万儿童因伤致残。儿童意外伤害已经超过4种常见儿童疾病（肺炎、恶性肿瘤、先天畸形和心脏病）死亡的总和，不仅导致儿童伤亡、残疾，而且严重影响到了儿童身心健康、正常发育和学习。
（二）游戏和运动中受伤居校园伤害之首 2002年一项全国10个城市12岁至15岁(S=5846)学生调查显示，在游戏和运动时受伤的比例最高，“经常”和“偶尔”的选择率为53.6%；其次是“由于学校楼梯或其他通道拥挤所导致的事故”，“经常”和“偶尔”的选择率为13.1%；“上实验课时受伤”的人数比例是6.0%，其中“因受伤而住过医院”的人数比例为5.5%。调查还发现，有41.3%的人选择“上学、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从来没有专门维持交通秩序的人员”。这说明一些学校的安全管理措施存在严重漏洞，这无疑增加了儿童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
目前，在我国存在安全事故及其隐患的学校比率较高，而且，游戏和运动中的儿童最容易受到伤害，这个时间段特别需要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三）放学之后、自由活动是儿童最易发生伤害事件的时间 在对教师、父母调查儿童“在学校中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时，教师认为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依次是：学生自由活动时间、放学以后、体育课上，选择率分别为：47.0%、38.9%、8.8%；父母认为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依次是：放学以后、学生自由活动时间、体育课和实验课，选择率分别为：41.3%、40.3%、12.9%、1.5%。统计发现，容易发生伤害事件的时间均是儿童活动较多的时间段，而恰恰在这一时间段，基本没有成人在场。
门卫制度方面的漏洞已经成为公认的校园安全隐患，应引起学校管理者注意。同时，儿童校园伤害问题已经成为教师和父母“最不能放心”的事情。最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环节是无成人在场时，儿童活动较多的场合，因此急需对儿童加强安全教育和自我保护教育。
（四）家庭暴力是儿童遇到最多的暴力伤害 暴力伤害通常对儿童身体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是严重的。重者可造成残疾或死亡，轻者造成身体损害。近年来，儿童所受到的暴力伤害有增加趋势，成为儿童生活中的重大伤害源。调查发现，家庭暴力是儿童遇到最多的暴力伤害，父母在管教孩子时，经常采取打或骂方式。调查显示，60.9%的孩子在家中挨过打，84%的孩子在家里挨过骂。同时，儿童在遭遇家庭暴力的时候，具有强烈反抗愿望，甚至想采取极端的自毁手段来报复施暴者。
儿童对暴力伤害的恐惧比其他伤害要严重。例如他们对“害怕受到别人威胁、打骂”的选择比例高达41.2%。调查显示，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中，对“害怕受到别人威胁、打骂”选择比例要高出大城市约15%。值得注意的是，教师打学生现象仍有存在，有15.4%被访学生报告曾被教师打过。此外，高年级同学的暴力也是儿童遇到较多的一种暴力伤害，有38.6%的学生有过被高年级同学欺负的经历。我国儿童无论在家庭教育还是在学校教育中，普遍地存在着被打的现象，父母打孩子的现象更为严重。虽然打孩子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的行为，而体罚学生也是我国《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所明确禁止的行为，但在现实中，这一现象却较普遍地存在。这一事实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有关儿童权利、成长等观念的进一步反思。
（五）我国儿童的隐性伤害多发生于家庭 儿童对在上学期间睡眠状况进行自我报告的结果显示，在全国10个城市抽取的5846位学生中，10.4%儿童在12岁以下每天睡眠不足8小时；13岁、14岁、15岁儿童中，分别有22.1%、33.1%、44.6%的学生每天睡眠不足8个小时，这些年龄段的儿童绝大多数为初中学生。数据表明，儿童睡眠状况虽然有了明显改善，但仍有相当部分孩子睡眠不足，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父母关注。
儿童所受到的隐性伤害还包括饮食状况。调查发现，接近8%的儿童午餐没有规律，或用零食、方便面代替，或在快餐店或用盒饭解决。比较而言，小学生的午餐状况好于初中学生；初中阶段午餐无规律者的比例逐渐上升。也有相当数量的孩子对食品中的人工添加成分的有害性缺乏认识。这些都会给儿童带来隐性身体伤害。
隐性精神伤害则多发生在家庭中。8.6%的孩子说“父母经常把我一个人留在家中”；47.4%孩子说父母偶尔把自己一个人留在家中；11.7%的孩子曾经遇到过“父母只顾自己，不关心我”的情况。此外，还有9.1%的孩子把父母不关心自己列为最害怕的事件。近20%的儿童在遭遇伤害或受委屈时不告诉任何人或找不到人诉说。而把父母吵架、打架列为“自己最害怕的事件”孩子的比例高达35.7%；45%的孩子遇到过父母吵架或打架的情况。
（六）社会及儿童的安全防范意识欠缺 与高发安全事故及其隐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儿童对安全事故防范意识却很差，由于自身行为而引起的安全事故发生比例很高。其中骑车带人、骑车逆行、在马路上玩耍、翻越隔离栏杆等行为的发生率分别为46.6%、24.6%、21.9%、19.8%。在遇到紧急事情时，儿童闯红灯过马路现象就会更加严重。
在儿童生活环境中，例如“公路正在修建，无安全提示”、“下水道窨井没有盖子或盖子没盖好”、“建筑施工现场无安全隔离设施”等安全隐患比例均较高。这表明社会诸多部门在保护儿童安全方面还没有树立应有的防范意识。儿童好动的天性与社会环境中充满安全事故隐患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教师和父母们担心儿童自由活动时间和放学之后活动时间受到伤害的重要原因。
（七）城市儿童安全事故发生率明显高于乡镇 城市儿童在生活环境中发生安全事故的机会要明显高于县镇和乡村。分析城市儿童多发的安全事故类型可以发现，它们多与儿童的活动空间、家庭中的现代设施等因素有关。城市儿童安全事故的严重程度也明显高于乡镇儿童，城市儿童因受伤而住过院的人数比乡镇要高出两个百分点，并且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当然，这种情况也与城市在医疗方面便利有关。同时，城市儿童活动空间相对乡镇儿童来说过于狭小，城市中有关儿童安全防范措施明显不足。
另外，现代城市生活出现了许多新的儿童安全事故隐患，增大了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例如，各种新交通工具的使用、电器、煤气、游戏娱乐设施、城市建筑工地等都是儿童人身安全危险源。现代城市在建筑设计时，并没有对儿童的活动及其安全予以充分的注意，致使城市儿童的安全事故屡有发生。
（八）儿童食品安全监管亟待加强 食品安全尤其是儿童食品安全问题近年来一直受到社会所关注。最近，在我国发生的劣质奶粉导致的“大头娃娃”案、浙江省“雀巢”奶粉案、麦当劳的“苏丹红”一号案和郑州光明奶业案等都涉及儿童安全问题，并向我国儿童食品安全现状敲响了警钟。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了现有儿童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漏洞（注：徐澜波：“食品安全事件拷问食品安全法律机制”，《社会观察》2005年第8期。），如《食品安全法》内容不全面、儿童食品检查以时段性抽查为主、缺乏儿童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和生产商缺乏食品安全意识。
（九）网络新媒体对儿童的心理伤害不容忽视 儿童在接触网络时，多数情况是进行交友、聊天和影视娱乐，有些人被算卦等带有迷信色彩的网站所吸引，还有少数人接触所谓“成人保健”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实际上对儿童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它们远远超过了儿童理解水平。调查显示，有22.5%的儿童有经常联系的网友，有12.4%的儿童在网友提议见面时会去见面。儿童是否有经常联系的网友、是否选择与网友见面，与其学业成绩和其父母的学历有显著相关。学业成绩越低，父母学历越低的儿童，越愿意与网友保持经常联系，并且更愿意与网友见面。同时，年龄越大的儿童，越可能与网友见面，男生较女生更多地选择与网友见面，城市儿童较乡镇儿童更多选择与网友见面。调查显示，网上聊天中的不健康内容比例相当高。
考察父母对子女使用电脑时间的控制情况时，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父母意识到了长时间使用电脑可能会对孩子身体造成不良影响，不管孩子是否用电脑学习，他们都会嘱咐孩子注意休息，不要连续使用太长时间。另一方面，仍有47%的父母对孩子使用电脑不加限制，或在孩子用电脑学习时不加限制；11.6%的父母对孩子使用电脑根本“没有限制”；18.7%的父母认为只要孩子把电脑“用于学习则不加限制”；16.6%的父母只是限制孩子上网玩游戏。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长时间使用电脑可能给儿童造成的身体伤害，如视力下降、肌肉劳损等。父母对子女身体健康状况缺乏关注，也是导致儿童身体伤害的一种潜在的危险因素。
三、我国儿童安全现状原因分析
（一）传统社会对“儿童安全”观理解不全面性的影响 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儿童安全观念在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主要表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从实践来看，整个社会对儿童安全持狭义和客体性的理解。所谓狭义是指认为儿童安全主要是人身即生理上的完整性，忽视了儿童精神即主要在心理方面的健康。在这种观念支持下，社会群体更多只关注儿童的存在，关注儿童最基本的需要，忽视了对儿童安全整体把握。所谓客体性的理解是指由于儿童在诸多方面和成人的差异，我们在理解儿童安全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把他们视为成人行为和观念的受体。这种观念容易越俎代庖，导致从一个成年人角度出发去看待儿童安全需要，忽视他们本身也是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主体的最自然的需要。
从理论上看，儿童安全观念片面性体现在儿童安全有关的学科研究上。我国目前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的主要缺陷是强调打击犯罪而忽视权利保护。这种以犯罪和综合治理为主要内容针对儿童的保护，在方向上显然是有误的。我们应该多考虑通过怎样的法律手段去保护他们的权利，如何为儿童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当下，很多人缺少法律观念和基本的法律知识，这种社会背景容易导致弱小的儿童特别是在校学生成为缺乏制约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二）独生子女教育的误区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独生子女大量涌现。虽然对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群体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的认识上存在争议（注：蔡扬眉：“近五年我国‘独生子女’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7期；），但不可否认独生子女这一群体容易出现问题。如独生子女的“三高”（过高保护、过高期待、过高溺爱）现象明显存在并易于导致他们产生不易接受挫折、孤独感强、缺乏独立性等心理特征，具体为：其一，他们的价值观、认知的统一性受到挑战，与长辈之间文化差异大，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生活，自我内心冲突，容易造成心理缺陷。其二，隔代抚养的利与弊。由祖辈照料的独生子女群体非常普遍，如何克服隔代抚养的不足也是确保儿童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三，“压力后置”的潜在忧虑。独生子女看上去“压力”小了，实质上是一种“压力后置”现象，压力事件被推迟到下一个家庭历程中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注：陈建强、包蕾萍：“‘独生父母现象’及其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上海社会报告书（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三）对生命与权利教育的忽视（注：杨雄：“第五代人：自身特点与发展趋势”，《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3期；） 在当前学校中，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方针落实到操作层面上仍存在问题，对学生评价标准和价值导向仍以分数至上，甚至好分数可以掩盖学生其他问题。情感、审美、自理能力、社会合作等人文训练被忽视。文理科过早分流，造成了理工科教学缺乏人文精神关怀。现实社会中物质与精神的失衡，现实教育中知识本位、技术至上等外在于教育因素的介入，使教育演化为工具教育，教育过多谋求“何以为生”的本领，而放弃了“为何而生”的思考，忽略了情感培养，没有教育学生对生命尊重，没有引导学生对人生负责。过分强调智育、强调“快餐文化”教育方式，使学生成为考试机器，班级成为竞争的“战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他们面对的是无情的竞争。快餐的教育方式又使他们缺少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欣赏。他们面对挫折和打击，缺少耐挫力和容忍度，轻则产生心理问题，或逃避，或消沉，重则走向自我毁灭，或报复他人，造成许许多多不应该发生的生命悲剧。
另外，由于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我们对儿童权利教育的普及工作仍显不足。首先，在现今学校教育中，我们过多关注集体主义、纪律教育和统一教育模式，忽视个体作为生活主体而应享有的多种权利的教育；其次，在家庭教育中，我们更多关注教育的功利性，忽视对儿童进行爱的教育和美育等以儿童权利为基本内容的教育；第三，全社会没有确立一个完整的尊重儿童权利的教育氛围。儿童在学校或者家庭中接受到的权利观念和相关的权利意识容易与现实社会中他们接受到的观念相冲突，使他们无所适从。
（四）对网络及其由此带来的安全问题缺乏准备 高科技和新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潜在的威胁，网络世界就是一个最明显例证，尤其反映在当代儿童安全问题上。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2004年我国已有网民9000多万，其中19.4%在网吧类经营性场所上网，初步估算，网吧接纳了1000多万网民。网民中18～24岁的年轻人所占比例最高，达37.3%；其次就是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17.6%；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最近两年间，青少年网民的数量增加了15个百分点，而且预期可以上网的人当中青少年又占了17.5%，他们无疑是将来网民的主力军。曾光顾色情网站的占46%；76%的学生网民沉迷于聊天，近三成同学选择“搜索信息”、“下载软件”；另有35%的学生选择玩游戏。由于儿童心智尚未完全成熟，还不能对外界的信息进行正确的筛选，如果他们频繁接触网络，就可能对其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构成潜在威胁。儿童阶段的身心特点决定了他们还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完全自我控制。如果儿童通过网络接触虚拟世界，上网成瘾，脱离现实，会对其日常学习、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使其荒废学业。当前的网络世界的内容可以说是良莠不齐，儿童通过网络可能会接触到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甚至引发网络犯罪，对其身心健康和安全构成危害和威胁，问题严重性在于，我们成人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儿童安全问题仍缺乏必要准备。
四、关于儿童安全若干政策思考
我们认为，儿童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多方面力量的参与，针对现阶段中国儿童安全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
（一）建立新的儿童安全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曾提出未来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儿童应该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一个“清晰而有效的沟通者，自我指导的终身学习者，创造性和实际的问题解决者，负责任的和参与的公民，合作的和优秀的工作者，整体的且富有信息的思考者。”要达到上述这个目标，当前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儿童安全观。不仅要保护儿童的人身安全，更要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心理健康，并为他们创造一个“绿色”成长环境。同时，要从尊重人权角度出发，切实尊重儿童参与主体性，从他们自身需要出发，全面理解儿童安全需要，为儿童发展与保护儿童安全在观念上创设思想准备。
（二）进一步加强生命教育（注：杨雄：“生命教育与青少年发展”，《当代青年研究》2005年第1期；） 面对青少年自杀增多和逐渐低龄化趋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开始对中小学生进行“死亡教育”。台湾和香港地区也已经尝试开展“生死教育”计划。我国内地许多学者也提出应当在中小学开设“生命课程”。上海市教委在二期课程改革中也加强了就中小学生“生命教育”课程内容。生命教育对儿童安全重要性在于，通过系统教育，使青少年懂得珍爱生命，懂得生命的价值，战胜生活中的挫折，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这是应对现代文明自身内在危机的一项明智举措，非常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生命教育是珍惜生命的教育，包括引导学生认识生命，使学生学会保护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首先表现为保护生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面临各种成长的考验，有些甚至是灾难性的。尽管绝大多数不是直接来源于教师，但作为学生成长的守护者，教师既要关注学生自身精神发展的规律，又要教给学生各种生存的知识、方法和遇到各种生存危机的处理办法、逃生的本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防止任何可能性的伤害事件发生。
（三）进一步落实依法治教 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有效防范儿童伤害事故的根本要求。从目前来看，主要应做的是：(1)从立法角度完善现有的有关儿童安全法规。由于对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的性质的认识存在争议（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科研中心《民法典》建议稿；），所以导致对教育部现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存在不同理解，这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对儿童伤害事故的保护力度。应尽快对相关法规加以完善和修改；(2)强化全社会依法保护儿童安全的法律意识。儿童安全保护强力保障是法律，但这种保护同样有赖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提高全社会尤其是家长、教师和儿童自身等多种主体的法律意识，才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儿童安全的法治环境。具体来说，我们应该通过在政法院校、师范院校开展教育法律教育，通过学校尤其是广大中小学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接受教育法律的继续教育等工作，提高他们的儿童安全法律意识；进一步加强司法部门的司法公平，通过各种举措使我国的教育立法质量进一步提高，教育法律体系进一步的完善，为切实保护儿童安全确立一个良好的法治平台。
（四）强化学校管理制度建设 学校是儿童白天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学校管理不善或疏忽是导致儿童伤害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校管理应充分考虑到儿童年龄、环境等因素差异，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形成符合实际、系统、严密和切实可行的校本管理制度。首先，学校应建立健全各项安全工作制度。比如建立安全检查制度，确保学校的校舍、场地、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并按制度要求对其进行经常性的维修和检查，及时排除事故隐患；建立严格的卫生制度，避免外来因素对学生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建立卫生保健制度，防止体质特殊儿童在正常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意外伤害；建立体育场地、器材和设施的安全检查制度，及时修复或处理损坏器材，防止体育运动中伤害事故的发生。此外，还应建立儿童活动前安全教育制度、安全防范值班制度、医疗卫生安全制度、后勤管理物业供应安全制度等，使事故防范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其次，学校应建立保障学生安全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建立健全学校各项安全工作制度的同时，应将儿童伤害事故防范工作责任到人，层层签订责任书，建立起安全奖惩制度，以增强各部门及有关人员的责任心，使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避免部门之间、岗位之间因责任不清，而导致相互推诿扯皮，人为地造成和扩大伤害事故。
（五）确立新的家庭教育观念 保护儿童安全应强调儿童的参与能力的提高，必须鼓励孩子到群体中去。日本教育家山下俊朗强调要以“儿童教育儿童”，即互教。他认为这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根本原则。儿童从模仿开始他的学习生活，而模仿最好的对象是儿童伙伴。尤其是从一些优秀儿童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们之间往往是无所不谈，一旦形成一个健康、活泼、向上的学习共同体，最容易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成长阶段良好的同伴关系，是他们一生的财富。家长要鼓励孩子出去找伙伴，并且尊重他们的活动圈子。同时，也要欢迎他的伙伴进家门，给他们固定的活动范围。
锻炼坚强意志，培养健全人格。广大父母在煞费苦心为孩子补充生理钙质的同时，容易忽略儿童成长所需的另一种更为重要的“钙质”，那就是精神上的钙质。这种钙质是儿童成长至关重要的元素。这就是自立、自强、自尊、自爱和自信，就是拥有坚强信念，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耐心，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会勇于面对生活带来的压力，不会被困难所击倒。意志坚强、心理素质良好的儿童在遇到突发事件，涉及人身安全危机面前，会沉着冷静，想方设法保护自己，逃离危险，战胜困难。当代教育就是要培养人格健全、素质全面的新型儿童。
（六）改进与完善社会公共政策 社会公共政策是党和政府向社会公共领域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其目的是协调社会公共领域中人们多方面的关系，以保证公共领域的积极、正常的运行与发展。也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自身多方面职能的有效手段。现有的社会公共政策在保护儿童安全方面应该加以改进：第一，完善保护儿童安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宪法规定的儿童权益保护是根本性的，需要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配套。要进一步明确社会群体对儿童安全事业的具体职责，使《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更具有操作性；第二，强调儿童安全公平性。目前，儿童群体具有复杂性，大量失学儿童、农民工子女、残疾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的安全现状更不容乐观，他们比正常儿童面临更多的安全威胁。因而，制定一些保护特殊儿童群体的倾向性政策是完全有必要的；第三，努力缩小儿童安全的地区差异。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决定了在儿童安全问题领域也存在差异，合理的社会政策应该努力缩小这种差异，使得儿童安全的保障措施不因经济差异而有过大区别，力争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使社会整体对儿童安全保障实现平等的保护和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