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关键词】传媒批评；文化研究；文化转向
[Abstract]Withtheboomingofculturalstudies,Chinesemassmediacriticismisfacingtheturnofculturalstudies.ItistheassignmentforculturalturninmassmediacriticismtoreconstructthediscourseofChinesemassmediacriticism.
[Keywords]massmediacriticism;culturalstudies;culturalturn
中国目前的传媒批评，基本上还处于传统的、以好/坏二元对立构成的、庸俗的话语系统，而并非现代意义的理论批评。虽然不少学者对传媒批评的现状深表不满，但学术产业化的巨大压力使传媒批评不断地反复套用赞扬（好）/批评（坏）的陈旧话语框架。这种好/坏评论式的“批评”，基本上是主观印象式的，即兴而随意，往往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和学术上的严谨；批评者认为某一文本“好”、好在哪里，“坏”、又坏在哪里，仅仅只能表明批评者个人的倾向、偏好与态度，缺乏文本深层的细读，往往被文本的修辞表象所迷惑，在很多时候无意识中充当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同谋”。如今大众传媒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批评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向——文化的转向（culturalturn）。文化研究式的传媒批评具有一种内在的批判性与政治性的维度，跟客观主义和非政治的学术方法拉开了距离，它使人们洞察镌刻在文化文本中的权力与统治关系，也详细说明了人们可以如何抵制占据主导地位的符码意义，而形成自身的批判性的、反抗的读解。
一般认为，文化研究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为主潮。但自从阿尔都塞与葛兰西以来，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研究，文化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结构对主体的施压，主体在这个“结构”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这种理论的缺陷促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所谓“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依靠的是意识形态霸权，这种文化霸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裸的压迫和支配关系，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而这又总是一个斗争过程的结果。文化霸权理论又经历了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发展。文化多元主义的认识方式肯定了他性（otherness）和差异，给予那些以前被排除在文化对话之外的边缘的、少数的和反抗的群体和声音以同样的关注，并试图揭示出各种各样的人的声音和经历是怎样被压得鸦雀无声并从主流文化中被一笔勾销了，并且进行斗争，以帮助那些被排除在主流以外的群体的种种观点、经历和文化的形式得以表达。[1][p6]
在西方学术界，罗蒂提出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又称语言论转向）是一个伟大的口号。20世纪60年代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雅各布森的“诗学”、格雷玛斯的结构语义学、热奈特的叙事学和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就是这种转向的结果。文本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语言-符号学方法，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现代结构主义批评的基本理论，甚至成为精神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及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不可或缺的理论背景。
然而文本是不能与现实等同起来的，它是符号化的现实，而符号绝非纯净、透明的。因为媒介既不是被动地服务于霸权形态的利益，也不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是清白的。[2][p280-281]语言没有零度。甚至如新闻图片、电视新闻等皮尔士所谓与现实具有高度同一性的肖像类（iconic）符号——这种符号的能指与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实体或知觉上的相似——也与现实不同。照片的能指是高度动机化（motivation）的，因为这里的符号（照片）之形式（景像）主要由其所指性质所决定。影片上的猫看上去不得不像猫。不过，这个能指并非完全由所指所决定，因为拍摄者能够选择拍摄的角度、距离、焦点等。所以一张照片是高度动机化的，但绝非完全动机化。[3][p173]电影电视的影像也是如此。视觉话语也是一种符码化的符号，它将现实世界的三维世界转译为二维的层次，它当然不能成为它所指称的对象或者概念。“明显的‘先天’视觉符码甚至都是文化-具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符码介入，而是意味着符码已经被深深地‘自然化’了。对被自然化（naturalized）的符码操作并未指证语言的透明性和‘自然性’（naturalness），而是揭示了使用中的符码的深度、习惯性及近似的普遍性（near-universality）。这些符码生产明显地‘自然的’认知。这就产生了隐藏在场的编码实践的（意识形态的）效果。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被种种表象所愚弄。”[4][p350]由此可见，在传媒领域，电视相对于报纸、广播而言，更加高度地“自然化”，因为这种符号比单纯的文字、声音更少任意性，意识形态被更加强有力地锚定了，电视批评也就担负了更多的“文化批评”的任务。
虽语言学的转向的确为文化研究提供过某种助益，但这种转向隐含着“语言中心论”的霸权。语言-符号学方法是一种非历史化的研究方法，它使批评在聚焦文本的同时忽视了文本的制作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文本的接受与运用等，而这正是文化批评所要关注的重点。“文化转向”即是由过去对语言-符号的关注转向对文化的关注，研究视野从以往的语言符号文本扩展到文本的制作和生产的政治经济领域，受众与社会对文本的接受与阐释等，它是一种彻底历史化的方法，使我们洞悉复杂传媒幻象背后的权力图景，考察在文本生产中，哪些意识形态以何种方式被“编码”进去，哪些意识形态被压制和控制；在文本阅读中，受众又可以通过哪些意识形态的“缝隙”进行抵抗和斗争。丹尼斯·K·戴维斯（DennisK.Davis）概括了传媒研究中文化转向所凸显的重点：
“有些微观的、阐释性的理论，其关注焦点是个体和社会组织如何使用媒介创造和形成结构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这些理论被称之为文化研究理论。宏观的、结构性的理论的关注焦点则是社会精英如何运用他们的经济权力控制和利用媒介机构。这些理论认为，作为精英维持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的一种手段，他们有效地运用媒介宣传霸权文化。它们被称之为政治经济理论，因为它们把理解经济权力是如何给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提供基础这一问题置于首要地位。一些研究者推测，另外一些文化形式和革新的媒介运用遭到了制度上的压制。这些理论通过暴露媒介的精英控制和批判霸权文化而向现状发出挑战。”[5][P223]
但这并不是说传统的语言-符号学方法就完全失去了价值，它可以被超越，但不可以抛弃。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训练，以确保我们在大胆尝试其他研究模式之前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作为一种描述方法，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也确实使得我们要在文本方面花了足够的时间之后才去进一步涉及与观众活动和作为话语播放的电视节目等有关的一系列问题。[6][P41]它虽从批评的前台隐退，但却并不会消失，而是成为了一种知识背景，被置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来加以应用。
[page_break]
传媒批评的文化转向，意味着传媒文化既是支配的，又是对抗的，它是统治阶级获得霸权的努力和被统治阶级对各种霸权的抵抗协商、调停的结果，它是多种意识形态争夺意义和控制权的领域，我们既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主导意识形态的通俗宣传，也不能说它是一种自发的文化抵抗，而是一种谈判和斗争的过程。“与其说文本确定了它的意义，不如说它为这种意义的争夺划定了一个竞赛区域”[7][P307]，传媒文化本身是一个充满征服与抵抗、压制与斗争、同化与异化的竞技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研究通过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的批判，为大众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和斗争埋下伏笔。在这种斗争中，斗争各方采用的是寻求意义的方式：主导意识形态试图使意义“自然化”，使它们变成全体社会“常识”，然而，对立的意识形态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拒绝了这一策略，并试着使意义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这不仅仅是有关一个词的意义的斗争，也是有关谁有权控制这些意义的斗争，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对社会经验的意义的控制权是控制包括在这种经验内的那些人的行为、身份和社会关系的至关重要部分。符号斗争并不反应社会斗争但是社会斗争的一部分。[8][P303]因此，文化必须置于其得以形成和消费的社会关系系统中加以研究，在其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化文本可能同时促进了控制和抵制，这就需要追踪其中的各种咬合（ARTICULATION），批判那些培育顺从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研究的视点，既坚持了传媒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又避免了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它（文化研究）可以识别促进或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及其在文化上的具体体现，从而对各种主宰和征服性的文化霸权进行有效的批判，对一切有利于建设更加公正、民主和平等的全球新秩序的力量进行积极的评价。”[9][P38]
因此，文化研究式的传媒批评必须洞穿传媒文本的表象，直达文本的深层结构，了解和分析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图景，哪些东西被遮蔽了，哪些东西被“自然化”了，特别是那些意识形态高度闭合的文本。传媒文化的内容，以影视为例，除了公开的意识形态内容——传播大众或多或少愿意模仿的新型式样、价值、生活方式外，还有一系列隐藏于其中的控制性的信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对受众产生影响……特别是，这些决定了观众们实践的经验，满足了他们无意识的愿望……新创一系列匿名的满足，大众文化充当了一种社会调节者的角色，试图吸收日常生活的压力并使那些可能构成反系统的事实的挫折与失败转入为系统服务的渠道。[10][P88-89]这就需要进行话语权力的分析和批判。按照福柯的话语理论，正是由于话语“采纳”了某些特定方式谈论一个话题，限定一种可接受的和可理解的方法来谈话、写作或为人。由于限定，话语同时也“排除”、限制和约束了其他的言谈方式、与该话题有关的为人方式或建构有关其知识的方式。[11][P45]“话语负载较强的言语暗示，这种言语暗示受社会的、物质的和历史的力量制约，这些力量不准人们说某些话，甚至连想都不准想；与之同时，又强迫人们只说别的某些话。”[12][P39-40]这就是文化研究中的表征的政治学（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意义通过在场者和缺席者复杂的交互作用产生出来。表征既通过展现而运作，也通过未展现而运作。[13][P60]
由于传媒实践所裹携的意识形态，所以媒介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一种最重要的社会修辞方式，其意识形态高度闭合的潜意识运作方式，正是意识形态霸权的表现，所以不能仅仅将媒体文化视为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平平常常的工具而将其摒弃，而必须把它放在各种你争我夺的社会话语和社会力量的源头里分别予以阐释。“每一个社会的具体斗争都在媒体文化（特别是在文化产业的商业性媒体）的文本中搬演出来；这些商业性媒体如果要变得受人欢迎和有利可图，就必须制作那种同人们的所思所想相共鸣的文本。”[14][P36]文化转向的传媒批评就承担着对这种霸权进行解构的任务，“从意识形态本质的对立方面来读解媒体文化，探询其批判性和颠覆性的契机，同时分析媒体文本的意识形态设计怎样时不时地失败。”[15][P17]
文化研究的传媒批评还可以改变传统批评的地位。传统评论式批评往往依附于创作而存在，总是针对具体作品谈感受或开药方，从而沦为创作的附属品。这样看似贴近文本，实则缩小了与文本“对话”的空间，从而限制了对文本潜在空间的深层拓展。传媒批评并非传媒实践的附庸，它与传媒实践之间，应该是一种“文本间性”（intertextual）的平等“对话”关系，而不是从属于传媒实践。因为传媒批评的任务决不是对具体作品作出好/坏这样简单、肤浅的评价，它也并不承担为创作提供评估服务的义务。它对传媒实践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深刻的，而不是直接的。
传媒批评家应该成为“抵抗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是文人，也不完全是思想的生产者与传输者，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仲裁者、立法者、思想生产者和社会实践者，他们天生就起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16][p85]学院派批评者更应该从事文化研究的传媒批评，成为在传媒文化建构中的能动者。如果我们把批评者的行为理解为社会活动的生产，而非对社会活动的描述，他们在教室的行为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扩展到公众领域。[17][p88]真正的知识分子要积极进行避免和挑战霸权的反霸权实践，为建构一个公共传媒批评的话语空间而努力。
[参考文献]
[1][14][15]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4]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A］．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DennisK.Davis．MassCommunicationTheory:Foundations,Ferment,andFuture(ThirdEdition)[M]．California：Wadsworth,adivisionofThomsonLearning，2000．
[6][12]艾伦·塞特．符号学、结构主义与电视［A］．罗伯特·C·艾伦．重组话语频道［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8]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A］．罗伯特·C·艾伦．重组话语频道［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10]阿罗诺维兹．殖民化的消闲：琐碎的工作［A］．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page_break]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page_break]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page_break]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关键词]文化研究；传媒研究；通俗文化；符号学；受众
近年来文化研究已成为最具活力的学术思潮之一，在其略显庞杂的学术版图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重要分支，那就是传媒研究，其几代学者都曾在此领域进行开拓，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要考察的就是为什么文化研究学派会选择传媒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以及通过传媒研究，文化研究学派给传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一、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1、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
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研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国逐步兴起，尔后扩展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追溯其根源，尽管霍尔认为文化研究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其大致的思想源头以及特定的社会背景。
从思想渊源来讲，英国文化研究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由马修·阿诺德所开启的英国“文化与文明”传统。早在1869年，马修·阿诺德就出版了《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在书中，他除了说通俗文化是深刻政治骚动的先兆外，很少真正论及通俗文化，但他却首开先河，找到了审视通俗文化的具体方法，即把通俗文化置于文化这一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思考通俗文化和文化政治活动的关系。[1]此后，以利维斯为首的一批文学批评家运用阿诺德的文化政治学观点，继续对大众文化进行研究，思考着他们所认为的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文化危机”。尽管当时他们采取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视角，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但他们所运用的文本分析的批评方法以及对文学作品的政治社会意义的关注，深深地影响了文化研究的早期代表理查德·霍加特与雷蒙德·威廉斯。
从战后的社会形势来看，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得以恢复，福利国家开始建立，西方列强联合起来对付苏联的共产主义，凡此种种使战后的英国成为一个“新”英国。它宣称阶级已经消失，并将通俗文化的现代化与美国化看作一个社会新未来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重新审视英国文化，而此前具有强烈精英意识的利维斯主义显然难以应付这样一个“大众社会”的局面，于是，文化研究得以浮出水面，具体标志是其几部代表作相继面世，它们是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8）、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与《漫长的革命》（1961），以及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
此外，战后新左派的形成以及《新左派评论》杂志也对文化研究在英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的产生与英国新左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如威廉斯、汤普森及霍尔，同时也是新左派的核心成员。通过他们，新左派在文化问题上的一些重要观点（对经济化约论的批判，把文化看作社会过程本身，经济政治仅仅是这一过程的构成因素）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研究的发展。[2]当然，如果把视野再扩大一些，许多学者更喜欢把这种现象定义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3]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宣告成立，自此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体制内逐步站稳脚跟。7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逐渐在英国内部扩散，许多学校设置了文化研究的课程并授予学位。70年代末期以后，开放大学（OpenUniversity）召集“大众传播与社会”与“大众文化”等课程小组成员，精心编写教材，文化研究开始成为一种教育手段。80年代初期起，文化研究扩散到加拿大、澳洲及美国等地。从8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研究确立了自己在的当代学术界的重要位置，从边缘走到了中心。
2、关键词：重写“文化”
最初在西方学术研究中只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研究何以发展成为整个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这除了得益于研究人员的辛勤耕耘，更重要的是该研究首先选择了“文化”这一关键词，对其历史进行梳理，对其内涵进行拓展，从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确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我们可以说，重写“文化”是文化研究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石。
文化研究产生之前，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观是阿诺德提出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以及其后的以利维斯主义为标志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它们基本上都采用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二元对立观，把通俗文化视为对高雅文化及道德的一种威胁。在这种观念中，文化显然是指那些为上流阶层所拥有的高等文化，而下层民众往往被视为没有文化的群体。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是威廉斯。他认为文化是“英语语言中两三个最复杂的词汇之一”，并给文化提供了三个广义上的定义。首先，文化可以用来指“智慧、精神和美学的一个总的发展过程”；其次，文化也可以指“某一个特定的生活方式，无论它是一个民族的，还是一个时期的，或是一个群体的”；再次，文化可以指“智慧、特别是艺术活动的成果和实践”。也就是说，文化是表义的实践活动。[4]
在这三种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种定义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而第二种文化的定义则大大拓展了文化的范围。当文化被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时，那么除了以往的精英文化外，大量以前被排斥在文化之外的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都被纳入了文化的视野。它们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与研究。对文化研究学派来说，文化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事物，从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及网络这多种多样的媒介，到衣服、食物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多种多样的制度、风俗、习惯，它们都是文化，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威廉斯明确指出：“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不得不持续地扩展它的意义，直到它几乎等同于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5]既然文化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那么通俗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言而喻，它和精英文化一样具有自身的价值。我们可以说，正是对这一关键词定义的革命性变化，为文化研究把通俗文化作为自身的研究对象确立了合理性，它是整个文化研究学派得以发展的理论基石。第三种定义强调表义，从而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打破了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它们都是人类的表义实践。这种定义为日后文化研究学派导入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指明了方向。
3、方法论突破：跨学科视野
威廉斯对文化进行重新定义，并不是要给出一个确切的范畴。他一直强调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于是一切社会实践都可以从文化的视点加以主观的审视。与此对应，文化研究也并不是一个新学科，或是若干个学科的集合。“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领域，在那儿各种关注与方法会聚；这种会聚的好处是它让我们能够了解通过现有学科无法了解到的现象与关系。”[6]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所以一直拒绝给文化研究做一个明确的界定，确立一种学术正统，这正如特纳所指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来其所研究的对象是文化，这一概念包罗甚广，它所涉及到的事项的复杂性及包容性都很难明确界定；另一方面，该学派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批判与政治目的，无论是其早期对工人阶级的关注，还是后来对妇女的关注，都想揭示权力关系的压迫本质。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因此其研究并不是简单的学院式的。这种兼具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研究策略，使得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打破了传统的学科边界，尤其是颠覆了所谓的“自然的”范畴，他们不再把那些社会关系视为中性的进化过程的结果，而力图审视日常生活形式的权力关系，这样他们当然不愿意确立一个所谓“自然的”学科。[7]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文化研究正是由于摆脱了传统学科观念的束缚，对多种理论兼收并蓄，从而实现了研究方法论上的突破。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化主义范式，它主要受到了受威廉斯和汤普森的影响，既保留了一定的文史传统，也在理论和方法上开始借鉴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并借助芝加哥学派的民族志方法来研究日常生活经验。从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结构主义思潮的涌入，文化研究出现了结构主义范式。它在理论和方法上受惠于语言学、文学批评和符号学，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拉康、福柯等人对其影响较大。西方有学者甚至认为文化研究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孩子，一个私生子。[8]到了7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学者重读葛兰西，吸收了其文化霸权理论，深入探讨文化与权力与阶级等方面的关系。80年代对读者或者说受众的强调兴起，学者们开始从强调文本的意识形态力量转向强调个体的及受众解读的自由。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发展到今天，其理论资源可以说无所不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及政治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当代新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等理论话语，都被广泛地吸纳与利用，正是这种跨学科视野，形成了文化研究独特且有活力的研究风格。
二、为什么研究传媒？
文化研究学派为什么会把传媒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1、传媒在现代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不断创新变化，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各种传媒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它们为我们提供各种信息，告诉我们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除提供信息外，传媒还会为我们提供各种娱乐。我们可以说，传媒的信息功能与娱乐功能使它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建制。要想了解社会，就不能不研究传媒。
此外，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在各种不同的时刻，传播的各种技术途径能提供一种社会黏合剂，能提供人人都谈论的各种事件的详细细节”。[9]传媒的内容可以成为各种人相互交流的一种公共资源，为他们找到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传媒跨时空地将各种各样的共同体和社会群体统一起来，促进了它们的相互沟通，使人们达成一种普遍的共识与认同。传媒这种构造“虚拟社区”的功能，对于保持社会的平衡和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
不仅如此，传媒还影响我们的观念与思维方式，什么是正义？什么又是邪恶？什么是美好？什么又是丑陋？我们的许多价值判断与社会认知都来源于传媒，有学者认为学校与传媒是现代人社会化的两个重要途径。
传媒对社会的重要影响力来源于传播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传播要想顺利进行，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则，这些法则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由此，西方学者更是提出了“作为文化的传播”。[10]而另一方面，所有的文化也都需要借助一定的传播手段才能成为社会文化。这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指出，“不存在无文化的传播，也不存在无传播的文化”，[11]因此，对于文化、传播与媒介的研究应该是融为一体的。近来还有一些学者主张把媒介与文化两个关键词连用，叫做媒介文化，它“把传播与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12]这样一种文化景观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有这些观点不仅意识到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也充分地说明为什么文化研究必须研究传媒。
2、文化研究学派的学术传统——对通俗文化的关注
文化研究学派为什么关注传媒，这与其重视通俗文化这一学术传统密切相关。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及，这一传统受益于学派创始人威廉斯对“文化”的重新定义。在文化研究之前，通俗文化曾因为它的“肤浅俗气”一度被排除在学术议程之外。在阿诺德、利维斯领导的“文化与文明”运动中，通俗文化也受到关注，但却是被视为对现代文明与道德标准的一种威胁，主要是批判的对象。文化研究的倡导者们颠覆了这种精英主义的立场。他们指出通俗文化其实包括了最基本最普遍的社会过程、实践意义，正是在那些意义与的“肤浅”关联中，文化得以被建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矛盾：当我们处于最自然最日常时，也是最具文化的；同时，那些我们所处的认为是最显然最特定的角色，其实是建构起来的，并不是必然的。[13]这样，文化研究就将研究对象从传统的文学经典及高雅文化中解放出来，开始面对日常的普通的东西，那些对我们的存在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
重写文化这一关键词，它不仅使人们对文化的真正内涵重新审视，而且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指出，它也“提供了一种路径，让我们可以避免把媒介/文化/传播的领域分割成高等与低等、通俗对精英，让我们看到所有形式的媒介文化与传播都值得审视与批评。”[14]诚然如是，要想研究通俗文化，自然不能忽视传媒，因为传媒正是诸多通俗文化的载体，两者一直都保持着共生关系。通俗文化借助于大众传媒的威力而影响日著，大众传媒也通过传播通俗文化而获得巨额利润。因此，文化研究关注通俗文化的传统使其走向传媒研究。
3、文化研究学派的另一学术传统——对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的剖析
文化研究学派能够独树一帜，不仅在于它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也在于它在研究中所展示学术理想与抱负。
文化研究学派创始人霍加特与威廉斯都具有工人阶级背景，他们希望自己能够给英国工人阶级做点事，希望社会能够变革，并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视为社会主义文化斗争的一部分。他们努力想帮助工人阶级懂得他们的真实状况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而不至于被一些幻觉或错觉所欺骗。由此，对于文化政治的重视是成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他们所研究的“文化”，已经不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各种群体利益冲突与争夺的场所，“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统治与反抗以及文化政治学的研究，将文化研究导向分析现存的权力网络中的文化产品、实践与制度，展示文化如何既提供统治的工具与力量，又提供反抗与斗争的资源。”[15]
文化研究学派关注于对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剖析，它把文化视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该学派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而且引进了阿尔图塞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文化的人工制品——文学、电影、电视等等——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由某些特殊的社会群体所产生并为他们服务的。因此，意识形态分析旨在于理解一种文化的文本是如何特别地体现与规定着特殊范围的价值、信仰和观念的。[16]传媒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把传媒视为潜在的“意识培养”产业。它会影响到工人阶级的凝聚力与积极性。无论是阿尔都塞的理论还是葛兰西的理论都特别重视传媒的作用，因为在现代文化的进程中，传媒凭借其技术优势，为主流意识形态向个体的渗透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处于文化与权力关系的网络中心。因此，阿尔图塞将传媒看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内容的巧妙安排使受众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一种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感。葛兰西则将传媒视为论坛，起着与霸权谈判的功能，使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相互沟通与妥协。总之，大众传媒作为权势集团表达自我意识形态的工具，生产着凝聚社会的霸权代码，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极其复杂。而文化研究公认的灵魂与精髓，便是对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于是，传媒自然走进了文化研究领域。
[page_break]
三、如何研究传媒？
早期传媒研究的主流是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出发进行的效果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进行。英国文化研究则是从文本-话语模式出发，关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建立和讯息的分享，并重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这种研究方法带有鲜明的人文科学色彩，是对前一种在美国处于主流地位的传媒研究的有效反拨与补充。作为文化研究的传媒介研究形态多种多样，概括起来，最常见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1、文学研究传统的承袭：文本分析
文本这一概念早先主要用于文学研究，它指的是被研究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主要存在着两种路数，一种关注于作品本身，主要是以文本细读而著称的新批评；另一种关注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关系，走的是社会历史批评之路。如何对文本进行分析，有学者曾把它概括为一个由一般性阅读、细读到解读即批评性阅读组成的相互联系、逐步深入的过程。[17]这其中一般性阅读是普通读者通过阅读把握作者意图的过程。细读则是在此基础上研究作品的技巧与表现手法的过程。而批评性阅读则是把文本与作者及时代联系起来，对文本作延伸性阅读的过程。严格来说，一般所说的文本分析主要指细读这一步骤，它当然有别于普通阅读，而批评性的文本解读已经融合了社会历史批评的路数。
文化研究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有一些出身于文学研究阵营，因而自然承袭了这一文本解读的传统。不过，他们的贡献是，他们所进行解读的文本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一些非文学作品以及一些文化活动都可以成为被解读的文本。如果进一步扩展，那么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文本，各种社会现象与社会实践都可以作为文本来进行解读。特纳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研究所采取的最获认可的、也许还是最重要的理论策略就是将文化产品、社会实践、甚至社会制度当作文本来进行解读。[18]确实，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扩展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对象，而且一些文学分析工具的借用也使得文化研究具有了强有力的武器。
大众传媒是通俗文化的重要载体，这样，将大众传媒产品当作文本来进行解读成了文化研究的一项主要内容。由于文化研究学派对研究传媒产品意义有着这样一些观点：传送意义的方式与被传送的意义同样重要；意义不是透明的，而是隐藏的、潜在的；意义是不同社会阶级之间和社会阶级内部亚文化之间商讨和冲突为基础的社会建构。[19]所以，对传媒的文本分析策略往往是一步步展开。
首先，从分析媒介文本的基本信息入手。我们拿新闻节目为例，我们可以关注报纸或电视等传媒上报道了一则什么样的新闻，了解其基本内容。其次，我们可以运用各种专业知识来进行文本细读，这则新闻是用什么手法来进行报道的，采用了何种叙事模式，动用了什么样的修辞，其文字符号与影像符号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技巧的运用是如何为它所要表现的观点服务的，文本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比如，我国新闻节目中的一个基本叙事模式是：百姓利益受损记者调查取证上级领导惩罚非法行动以及执法者出面百姓利益得到补偿。那么透过这种叙事模式，我们不难发现传媒想要表达的意义是：人民利益应该受到保护，非法行动必须受打击、作为执法者的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完全可以信任。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当然，如果我们想再进一步理解文本，就要考察文本所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不过，这种宏观考察已经超越了狭义的文本分析。我们上面虽然以新闻节目作为分析对象，但事实上各种娱乐节目、广告与文化活动都可以成为被解读的文本。
2、导入符号学工具：编码解码理论
对媒体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关注一直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文化研究者们从分析微观的意义建构入手来了解媒体如何在一种宏观的社会权力下进行运作，即意义如何透过特定的表达形式被生产出来，以及意义又是如何被读者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理解。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就指向文化研究学派传媒研究中两个不同却又有关联的领域。一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文本分析，它将新闻、纪录片、肥皂剧等都当作是以特定方式建构意义的机制来理解。但是，如果研究的最终目标只停留在文本，就很容易忽视受众的主体地位与能动性，有鉴于此，对于受众解读传媒产品的方式的研究就成了传媒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下一节将有详细论述）。然而，无论是传媒产品的文本分析，还是受众的解读方式，这两大领域都直接与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
编码解码理论起始于霍尔对传播过程的重新认识。他把传播过程分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四个阶段，视其为一个结构性的整体，以之取代了传统大众传播研究的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模式。对于这样一个传播流程，尤其是电视的传播，霍尔导入了符号学的工具来进行分析。对于媒介研究来说，符号学一个最让人兴奋的方面是那种可以运用于视觉形式——电影、电视、摄影与广告图片——的方法，这为研究现代意义生产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方案，而这种途径传统的语言学分支是无法提供的。[20]
首先，霍尔将传播过程中实践的客体理解为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21]在符号学看来，几乎所有的传播都包含了符号和符码两种要素。符号指的是各种人为制品或行为，任何意义都须经由它来传递；符码则是指一套套有组织的符号系统，它的使用规则建立在社会成员的共识之上。[22]所以，拿电视来说，在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之前，先要将原始事件编码成电视符号。这种电视符号不但包括了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而且涉及到两个层次的意义，即明确的意义层次——它再现事件现场的种种影像和音响，以及隐含的意义层次——传媒的立场以及传播的目的。隐含的意义层次往往是意识形态话语介入最活跃的层次。这样，经过编码的电视文本就是一个多义而开放的系统，面向受众的读解。如果受众能够读出其中的意义也就是解码，那么这一流程便有效地完成了。
其次，霍尔还指出，这一流程中的任何环节都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特殊的形态和存在条件，没有哪一个环节能完全保证下一个环节。编码阶段与解码阶段都有自己决定性的意义结构，而它们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一致性，也就是说编码解码所用的规则并不一定就完全相同。如果双方的规则不同，那么误读就成了一种必然。既然如此，如何才能保证不产生这种误读现象呢？在符号学看来，人们对于“意义”的理解并接受是缘于一种共享的文化符码，也就是说传受双方要采用相同的规则，交流才可以圆满完成。而这种共享的规则其基础是文化，由此，不难看出文化对传播的制约作用。
3、受众理论的拓展：三种解读方式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就在于把受众的实践整合进一个结构性的传播过程，不再把受众当作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可以进行选择的积极主体。在霍尔看来，不管讯息显得如何透明自然，也不管它经过多么精心的编码以期形成某种特定的解读方式，解读讯息都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由此，他根据三种假想的受众解码立场推导出了三种解读方式。
第一种是倾向式解读（preferredreading）。在这种方式中，受众直接从文本中获取传播者想要传播的意义，即根据编码的规则来解码讯息。比如，某天的新闻提出应该给公务员提高工资，实行高薪养廉，作为受众的我如果同意并接受了这种观点，那么编码与解码的实践之间产生了高度的一致性，这就是一种倾向式读解。第二种解读方式是协商式解读（negotiatedreading）。这种方式混合了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它既认可主导的符码，却也不放弃自身的规则，持一种有保留的赞成态度。比如，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可能认为高薪养廉确实不失为一种反腐的措施，但我同时觉得单靠这一措施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甚至在现有的条件下根本做不到为公务员提供高薪。这就是一种协商式的解读方式。第三种则是反抗式解读（oppositionalreading）。解码者并不以编码者的规则来进行解读，而是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比如我可以认为高薪养廉只不过一小部分人想获取特权与利益的借口。对抗式解读导致的是编码者的传播意图被颠覆。
三种读解方式的提出，使讨论的焦点从意识形态的决定论慢慢转向多元主义。对于文本来说，虽然某种意识形态或特定的意义会占据优势地位，但是读者是否会接受特别意涵，则与读者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或者是读者所拥有的文化观有关。[23]
霍尔模式直接导致了新的受众研究浪潮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与80年代初期的兴起，其发展大体呈现两种趋势，一派以莫利为代表，大抵遵循了霍尔模式的初衷，另一派以费斯克为代表，将受众的能动性进一步放大，走上了“符号民主”之路。
在费斯克看来，文本仅仅是意义的储藏物，等待着读者通过多种方式来激活。所以，在论及编码解码模式时，他认为该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它把分析重点从文本转向了读者，认定读者才是意义发生的场所。这样，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文本的作用被淡化，而受众的创造性得到高度的肯定。他认为读者完全可以自行从文本中构连意义，并从中得到愉悦。这样一来，受众作为主动的参与者，可以享受到“语符的民主”。费斯克的这些论述一直受到其他文化研究学者的批判，认为他夸大了受众的权力。尽管如此，他对受众创造性的反抗和颠覆活动的肯定，无疑将受众研究推进了一步。
综观上述三种传媒研究方法，可以看到它们理论来源不同，侧重点也不同。事实上，正是这些方法相互之间的转换与整合，造就了文化研究学派丰富多彩的传媒研究成果。
文化研究学派的传媒研究给今天的新闻传播学带来的启示是丰富的，值得我们好好地去消化与吸收。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任何一个流派、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文化研究学派对符号与意义生产的关注虽然凸显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化生产与传播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而这种缺憾恐怕我们主要得依靠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进行弥补。
注释：
[1]参见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2年。
[2]罗钢，刘象愚：《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参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3]SamuelL.Becker,MarxistApproachestoMediaStudies:TheBritishExperience,CriticalStudiesinMassCommunication,(1)(1984).
[4]转引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5]RaymondWilliams,CultureandSociety.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8,P256.
[6]Grae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SecondEdition,Routledge,1996.P11.
[7]同上，P5—6.
[8]AndrewTudor,DecodingCulture:TheoryandMethodinCulturalStudies.SagePublications,1999.P8.
[9]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86页。
[10]JamesW.Carey,CommunicationasCulture:EssaysonMediaandSociety,Routledge,1988.
[11]DouglasKellner,Communicationsvs.CulturalStudies:OvercomingtheDivide.
[12]周宪，许钧：《〈文化与传播〉译丛》总序，参见《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
[13]Grae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P3.
[14]DouglasKellner,MediaCulture:CulturalStudies,IdentityandPoliticsbetweentheModernandthePostmodern,Routledge,1995,p35.
[15]同上，P36.
[16]米米•怀特：《意识形态分析与电视》，伍迪·艾伦：《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57页。
[17]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18]Grae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p.81.
[19]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20]JohnCorner,StudyingMedia:ProblemsofTheoryandMethod,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8,P14.
[21]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第345页。
[22]JohnFiske著，张锦华等译《传播符号学理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89页。
［关键词］现代传媒文化现代化
报纸、广播、电视构成了现代传媒的主要部分。其普及率之高，影响面之广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互联网的挑战下，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传媒做为一种管道（信道），与所传输的内容（信息）有着密切的关系。信息的被接受程度促进了信道的普及；信道的普及，特别是反馈机制的建立，又提高了信息的可接受度。实际上，题目改为“现代传媒及其承载物的文化批判”也无不可。但此处要强调传媒的中心作用，它是造成文化工业对人类影响的关键因素。文化工业利用现代传媒普及、快捷、形式多样易于接受的特点，在现代人生活中无孔不入地渗透着。
以广播为例，美国的广播事业的黄金时期是在大萧条的30年代。早上和午后，电台多数播放“肥皂剧”；下午一点和六点，则是青年爱听的漫画广播剧，如《超人》；入夜，往往是时事喜剧，著名的有《阿莫斯和安迪》，另外还有音乐、新闻评论等。在如此大的娱乐成分之外，比较重要的是政治时事部分。1938年，张伯伦与希特勒就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谈判，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第一时间报道给观众。同样通过广播，罗期福总统的“炉边谈话”，帮助美国人民恢复了对未来的信心。在此期间，美国收音机的占有量从1930年的1250万台，增加到1940年的4400万台。
在此之前出现的报纸及之后的电视所传输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分为两大板块：娱乐休闲和新闻时事。这一特点并非某国传媒所独有，而是世界各地传媒的共同特征。这也可以说是现代传媒对文化的切入点。
霍尔（StuartHall）对大众媒介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分析，“无论是就质或量的观点来说，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20世纪，媒介在文化领域里已经取得了决定性和关键性的领导地位。单只是就经济、技术、社会与文化资源来看，大众媒介所能够控制的部分，比起目前还存在的所有更为传统的、更为古老的文化渠道，其素质优越了许多。……这是现代媒介的首要的文化功能：提供并选择性地建构了‘社会知识’社会影像，透过这些知识与影像我们才对于‘种种世界’、‘种种人们曾经生活过的实体’，产生认知，透过这些，我们也才通过想象建构他们的及我们的生活，使之合并为可资理想的‘整体的世界’。”⑴
一、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传媒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支，着重从人的异化和技术理性的方面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从三四十年代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到60年代红极一时的马尔库塞都没有忽视对它的审视。尽管，他们多次声称针对的是发达工业国家的情况，然而随着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媒体的高普及率、传播手段的高覆盖率，早已将全球联为一体，西方文化渗透到了每个角落。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国家的文化批判，既有借鉴作用，更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传媒的娱乐功能在今天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影视剧、音乐、晚会、综艺等等充斥着广播、荧屏，而大量的八卦新闻则在报刊上连篇累牍，添油加醋。
首先是造成公众的精英意识的消亡。观众和明星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只要成为传媒关注的对象，那么其生活的各个细小的方面都会成为报道的重点，因为所有人对此都津津乐道。不仅娱乐明星是这样，其他领域的明星，如政治人物、学者、企业家等都“难逃此劫”。不仅如此，还将明星请入综艺节目，或“脱口秀”的现场，在公众面前展示：此公到底为何许人，不过凡人耳。
其次，将人的个性清除掉，即平面化。“文化事业恶毒地使人体现为类本质”。⑵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语言的无个性。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结构，构成了文化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共同语言文化圈中，其亚文化圈也可以由语言做出区分。如：都是对“好”的修饰，北京为“特好”，东北为“贼好”，湖南、湖北为“蛮好”。而传媒及其承载物已经使语言丧失了文化标志的地位。现在走遍大江南北，都能听到“好好”、“买单”、“搞掂”。其二，消费品味一致化。广告是媒体的重要支柱，消费文化成为传媒传播的主要信息之一。广播、电视中有固定的广告时段，报刊有专门的广告版面。除此外，在娱乐节目、新闻报道中潜藏着大量的广告内容。而明星的示范作用也不可忽视。一位明星的独特发型，常用品牌可能在一夜之间传遍全国、全洲乃至全世界。公众在传媒的影响下，形成了大体相近的消费口味，“劳斯莱斯”、“奔驰”、“皮尔·卡丹”等成为公认的高档标志。其三，行为的标准化。传媒还负责向公众宣传在“成功”名义之下的社会行为规范及个人行为规范（哪怕涉及隐私）的标准模式。从卡内基成才丛书，到减肥录像，直至指南，现代传媒通过直接灌输、劝诱、现身说法、引起讨论等等手段，为现代人定造了“合理的”生活方式。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指出：“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能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个样子。”⑶并且引用托克维尔的话，抨击道：“暴政对肉体倒是没有什么压制的，而直接压制的是灵魂。统治者不再说：你要像我一样思考问题，不然的话，你就得死去。他现在则说：你不用像我一样思考问题，你的生活，你的财产，你的一切都可以保存，但是从这一天开始，你在我们之中就是外人。”⑷在这里，“统治者”换作现代化的西方文化，依然成立。事实上，传媒与政府的结合程度是一个尚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现代化的西方文化被传媒自觉地推向世界，并成为全球化的方向，其中涵含着超出传媒及其承载物的深刻原因。
其一，经济的影响。发达工业国家产生的中产阶级享受着富裕的人生，福利政策蒙蔽着大多数的人。其基础就是几百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果。当传媒将发达工业国家的幸福生活推广到全球人民的眼前时，人们用手中的货币选择：“我也要吃麦当劳。”马尔库塞尖锐地指出：“而在大众消费的超发达地区，受管制的生活变成了对整体来说是善的生活，在对这种生活的捍卫中，对立各方被统一起来。…既定系统愈发展它的生产率、愈减轻生活的负担，这种绝对拒绝就愈显得不合情理。”⑸现在这种“不合情理”的拒绝已经在全球很少看到了。
其二，技术合理性的影响。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功相联系的就是技术合理性的成功。理性的最高标准就是现世生活的成功，效果的最优化。技术合理性对于人的自由来说，它将使人的选择单一化、惟一化，人面临着新的压抑，其行为的标准化可溯因至此。“技术‘中立’的传统概念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技术本身再也不能与对它的应用分离开来；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⑹
在文化工业与经济的关系上，经济因素是第一位的。是西方的经济发达程度使得传媒具有如此大的说服力，而造成的结果则是：“如果面对大众的信息传播完全和谐且经常不留痕迹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和哲学与商品融合在一起，它们便使这些文化领域恢复了对它们自己的共同特性——商品形式的知觉。灵魂的音乐也是售货术的音乐。人们考虑的不是真正的价值而是交换价值。”⑺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从个人入手，批判现代传媒对人的异化。而如果从文化生态学来反思现代传媒不遗余力推广的文化，则会引起人们的另一种忧虑。
[page_break]
二、文化生态学对现代传媒的批判
文化生态学是受生态学影响而兴起的一个学科，其核心是将全球文化圈视为一个大生态系统，鼓励建立文化多样性，达成整个文化系统协调发展。“文化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类似于自然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⑻简单地说，一个生态系统如果只有单一的食物链，只要其中一环由于某种原因被打破，那么整个生态系统便很快陷入崩溃的危险之中。
现代传媒所传播的大多可归结为消费文化、现代化的西方文化。不可否认，各国政府为了保存本国文化传统，对传媒做了许多限定。但是随着卫星传输技术的发展、媒体跨国公司的建立，现代传媒传播特定文化的趋势难以抗拒。对于现代传媒所代表的文化趋势，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即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我们可以提出两种批判。
1.文化相对主义的批判。文化相对主义源于人类学的研究。原先的人类学带有较浓厚的西方中心观念，甚至种族主义。它承继亚里士多德“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论断，将西方文化的理性置于衡量文化优劣的评价标准之位：价值理性方面是否接受基督教，工具理性方面是否接受科学。（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并非从来水火不容）。当欧洲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时，面对尊奉图腾的印第安人，人类学家自然地为他们划出了等级。如汉克（Hanke）宣称“如果他们是人，那么他们就有理性并能接受基督教的真理。如果他们是没有理性的人形生物，那么他们就应被当作奴隶，甚至动物来对待。”⑼本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反对传统的人类学，而从价值论出发，指出人类文化是多样的，每一种人类文化都有其价值。其后，他的观点发展成文化相对主义。简单地说，不论工业文化，还是部落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世界观及相应的文化结构，都是合理的，相互不可替代，又不可通约。
文化相对主义无疑是鼓励文化多样性的。但是它强调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却难以令人认同。有一段关于80年代著名的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的描写是这样的，“……风行九十余国，从土耳其到澳门，从香港到英国，……街头空无一人，但家庭用水量却又戏剧性地下降，原因只在这个电视剧的一出戏正在上演。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⑽现代传媒已经打破了社会中各阶层间的局限，乃至国与国的界限。如果固守文化相对主义而让人们退居于原质的民族文化之中，其一，本身不现实；其二，人们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并不会为了遵循某一理论而改变生活；其三，最根本的，物质条件的改善与丰富是超国界的人的基本愿望。可见，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文化多样性，是一种消极无力的反抗。
2.文化多元主义的批判。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在许多场合里表达相似的含意，但此处却不相同。文化相对主义的特征在于其不可通约性。文化多元主义同样强调文化的多样性（cultures），却又认为即使文化间有质的不同，仍有共同的东西。
文化多元主义较之文化相对主义更为合理之处在于：其一，更符合生态学原理。一个大生态系统中，虽然下属许多子系统，但子系统和子系统之间可以建立起功能结构性关系，而非各不相干。其二，更符合全球化的实际潮流。从16世纪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席卷全球的文化主轴。所谓现代化，是一个包含极大、极广的概念，难以下出一个精准的定义，汤林森力图举出一些特征对这一进程来加以说明，“指的是一整套生产及消费行为、都市化、大众传播现象的勃兴、一个以‘技术——科学——理性’作为根基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众多（主要已是世俗化的）‘民族——国家’的体系之形成、一种组织社会空间及经验的特定方式，以及从个人自觉出发而发展到某种‘主观而存在主义式’的认知模式。”⑾当然对现代化进程的概括可以有很多，但基本的特征在此已有一个反映。现代传媒则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全球化的有力工具。而前面多次提到的传媒所传播的消费文化、现代化的西方文化与现代化，可以用相包含的方式来表示：现代化包含着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的西方文化包含着消费文化。
从文化多元主义来看现代传媒的文化批判问题，我们是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现代传媒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又推动着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由于现代化进程起源于西方文化，且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较高，客观上造成“现代化等于西方文化”的单质化趋势，其中现代传媒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反对现代传媒推广单一的现代化的西方文化，鼓励文化多样性。即在现代化的大潮流下，多种文化系统共存、交流，在互动中达到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协调健康的发展。
走向文化多元主义是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种伟大文化是在封闭状况下自发形成的，都是在多种文化的交流撞击中发展起来的。如西方文化主要受希腊文化、犹太文化的滋养，而希腊文化又有很多受惠于埃及文化。所以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大文化系统下的子系统，都必须坚持文化多样性。事实上，世界上至今除西方文化外，还有许多文化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如伊斯兰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在现代化的趋势下，如何保持原有文化；原有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进程等都是涉及从理论到实践的重大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而现代传媒，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则是对其进行批判后的建设性反思。
不可否认，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也生产出丰富的精神产品。现代传媒在当代社会中为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那么对其进行“吹毛求疵”式的文化批判的根据何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明确地回答道：“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⑿
注释：
⑴⑽⑾《文化帝国主义》，P118，P89，955，[英]汤林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饿，1999年版。
⑵⑶⑷《启蒙辩证法》，P137，P。118，P124，霍克海默、阿多诺著，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⑸⑹⑺《单面人》，P218，导言P7，P49，马尔库赛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⑻《美国社会发展趋势》，P35，卡普洛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关键词]传播人种学；移民传媒；全球化；文化认同
Abstract:Intheenvironmentofcommunicationglobalization,theimmigrantpressconstructsaspecialculturalspace.Theaudienceofithasdifferentdemandsandfeelingsbecauseoftheirdifferentracialcommunitiesandculturaltraditions.Immigrantpressishelpfulforthenationalandculturalidentity.Weshouldpaymuchattentiontothedevelopmentofimmigrantpressinforeignculturalsurroundings.Thisarticletriestodiscusstheimportantrolethattheimmigrantpressistakingintheglobalization.
Keywords: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immigrantpress,globalization,culturalidentity
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全球化从经济领域迅速扩展到政治、社会与文化领域，成为与每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客观存在，并日益影响当前的传播格局以及传播研究。从印刷媒介的出现开始，人与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更是构建了“地球村”，而当今网络的四通八达，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逐渐交流与融合。全球化创造了多样的社会文化现象，也促进了不同身份、社会关系以及机构之间的联系。积累深厚、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曾经的一种担忧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是否会变得一体化？相对“弱势”的文化会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失去立场，或者说屈服于西方霸权而被同化？从全球化的现实影响来看，它导致了两种趋势：一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逐渐向边缘扩张，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弱势文化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弱势文化与主流文化进行持久的抗争与互动，也导致了弱势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渗透。因此，全球化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差异性与本土化的存在。“关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所创造出的国际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为两个对立的矛盾进程：一面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同质化，并趋于削弱和消失；另一面是文化交流、互补、综合，以及新的多样化的出现。”[1]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和社会的重构必将影响到民族性和文化同一性。面对新的经济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何保持民族性和自身的主体意识，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多样化、丰富性的文化建构中，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依靠政治与经济的力量，大众传媒突破了传播的障碍，推进了消费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它也加固了文化传播中的多样性与本土性。在很大程度上，生存在海外的移民媒介承担了后一种功能，以本国的经济文化等为传播内容，构造出符合移民受众接受标准的信息空间。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移民数量迅速增长。以美国为例，在加利福尼亚州，移民人数占居民总人数的1/4，在华盛顿的移民比例为1/6，内华达州和佐治亚州在过去十年中外来人口也增加了一倍。2005年6月，由美国新加州传媒、美国进步中心和民权教育基金会领导组织联合的一项媒体调查表明，移民媒体的受众高达5千1百万人，几乎相当于美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2]另外，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是海外移民集中地。
移民数量的增长催生了日益繁盛的移民传媒。移民传媒是指存在于移民居住国的媒介环境中，相对于其主流媒介而言，以母国文化为主要信息内容的媒介。泛指在海外创办或母国媒体在海外落地，根植于母国经济文化的媒介。移民传播媒介跨越边界，进入异域的传播空间，从而构建起另一种传媒格局。
一、移民传媒的人种学背景
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存在不同的种族，各自属于在繁殖上隔离的群体，他们在地理位置上也相对隔离，不同的文化、语言、宗教、意识形态等传统由此而生。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强调人的本性和遗传因素对文化传统的影响，并从种族遗传性来解释文化的差异。大多数人类学家主张的观点是：文化扎根于每个人，但同时人的本能、性情又反映在文化中。人类学家罗伯特·F·莫非就提出人类性格的许多共性来源于人类所处环境的共性，并且是在一定环境中人的经历、学习和社会活动的产物。环境中的差异和共性就导致了人类的差异和共性，从而产生了相同和不同的文化传统。[3]因此，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除了生物性之外，更主要的是建立在主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而异族之间的冲突，起因也在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政治立场与经济效益。在全球化的传播环境中，文化界限被轻易打破，原有的文化传统遭到“异文化”的影响，在新的语境中难免需要进行调整与重构。一些根植于母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或错综复杂。尤其是基于人种差别基础上的差异，则需要更为漫长的历才能融合。前苏联文学家杰缅季耶夫曾指出：民族性是个人终生的、几乎是最稳定的社会特征。人的贫富可能变化，社会的、阶级的和党派的属性可能变化，还可以改变。然而，人的民族性则是亘古不变的。当人在自己的民族属性事实中寻找自尊的源泉时，民族情感就能起到补偿作用。[4]而移民传媒就是为了在异文化的空间中争取本民族的话语权，建立与当地主流文化平等自由的对话空间，以消除基于文化差异的主流人群对边缘人群的偏见及成见，同时也能增进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融合。
尽管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将不同的种族，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融合在一起成一个整体是一种基于现实的设想，但这种“熔炉”论的理想在实践中困难重重。当面对异族文化的时候，人们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文化是否承认或反对这种他族文化，如何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本族文化的稳定性？所以，大量的海外移民以及少数族裔仍然被排斥在当地的主流社会之外，并没有融入本国的主流文化，他们对该国社会的主流文化生活也缺乏绝对的归宿感。比如美国社会中的华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墨西哥人等，都拥有自己社交活动的社区与空间，其深刻的民族特性很难在短时间消失或者淡化。
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全球化思想的提倡，使得人们为打造“共同的消费群体”而努力。当异质文化处于强势状态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促使自身与其同化，渐渐培养起相同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欲望，也可能会不断寻求巩固自身原有文化的渠道。一般而言，海外移民在居住国处于被处于强势地位的异质文化包围的境地。为了解决移民社会地位内在的脆弱性，移民传媒搭建起了海外移民受众之间的桥梁，并成为强化母国文化的有效工具。于是拥有不同的民族根源、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和不同肤色的移民，在异质文化的大环境下，在不同的社会生活空间中实现各自的尊严与平等的理想，并继续追求自由、公正与机会的权利。
身处异质文化包围的受众，通过对移民传媒信息的接触与消费，能够帮助其寻求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移民原有的身份特征或者归属感由于时空的阻隔而遭遇到各种障碍，不利于与其本国文化进行沟通与交流。人种学的研究表明，移民传媒能使受众在全球化危机中构建（重建）其固有的身份特征[5]，当今新的世界格局与态势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移民的民族自觉性增长，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加强了。例如在美国的传媒消费者之中，有2900万的外来移民及其后裔，即美国30%的成年人，不只经常接触移民传媒，而且他们喜欢选择自己族裔传媒，其接触频率远在主流传媒之上。[6]由此可以看出，移民传媒在构筑受众与其母国文化交流空间方面作用不可小觑。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虽然文化不断交融，但并未导致完全的同质化。传媒集团大规模的跨国发展，一些外来的文化价值观也随之跨地域的传播，但是独特的民族性表达仍然受到极大的重视。居住在他国的移民，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民族身份定位”，即作为某一民族成员其共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信仰是什么。他们可能因为母国文化传统而产生优越感，比如法国人，也可能有自卑情绪，如来自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这些不同的接受心态，将会影响媒体信息的接受与传播。另一个思考的焦点则是移民受众在异质文化空间中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指特定个体或群体认为某一文化系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内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循之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7]。每一种文化都存在着在某一个参照背景下的“自我形象”。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是被强制性地抛入一个新的参照背景之中，所以他需要重新识别自己。每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适应方式受制于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冲突便是文化认同的危机。在海外的移民人群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文化认同，而移民传媒正是文化认同的其中一个支点。
在海外的文化环境中，移民对本国相关信息的获取往往十分有限。尽管如此，这样的信息获取仍然是他们争取自我身份认同和寻求归宿感的有效手段，并以此作为与母国的文化连接。从主流文化对这些移民的态度来看，一方面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亚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对其进行限制，使其处于从属状态，以免影响其主流文化的强势地位。这些亚文化群形成的时候，一个个以之为中心的价值共同体也就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传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连接各个独立个体的纽带，也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不断强化其母国的经济文化影响。
二、移民传媒状况
（一）移民传媒的受众群。1、从受众的组成来看，以移民为主。虽然移民传媒的传播内容与其母国文化有着极大的联系，但由于其传播的特殊性和针对性，使大多数的消费群集中在移民当中。当然，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其受众有了进一步的扩大。非移民也能够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等获取移民传媒的信息。由于居住国主流媒介无论从信息的权威性、丰富性，以及影响力都远远胜于移民传媒，从而导致移民传媒的受众处于一种边缘状态。随着移民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相互交融，受众的构成也会发生变化。2、从移民传媒受众接受心理来看，由于其所处环境存在着与自己母国文化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冲突，受众渴望寻求到民族和文化的归宿感，于是，他们对本国信息更加渴求。移民虽然生活在异文化的环境中，但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原有的风俗与习惯，并希望将这种传统代代相传。因此移民传媒一方面是向移民提供所在国的信息，使其更快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提供母国的信息，以维系其与母国在文化与情感上的交流。
3、不同民族的移民媒体接触来看，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亚裔移民中各语种存在很大的分化：来自中国、韩国和越南的移民非常依赖于本民族语言媒体获取信息；而印度人、日本人和菲律宾人中，移民媒体的主要受众比例仅为个位数。西班牙移民对本民族的媒体最忠诚，87%的人称自己经常接触西班牙语媒体；其它四个少数群体中，也各有64%的人收听、收看、或是阅读母语新闻。在网络媒体的受众中，阿拉伯语网站吸引了美国76%的本语种移民；亚裔移民中也有三分之二愿意登陆自己的母语网站了解窗外事；非洲和美国原住民人中有一半人愿意这样做。[8]而传播学者罗伯特·帕克在其经典著作《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中就不同民族背景的受众对美国文化的忠诚度，以及主流文化对移民报刊的控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二）移民传媒的特殊地位。海外移民传媒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移民母国媒体的延伸，又是所在国传媒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存在于所在国的移民聚居地，也存在于居住国的传媒大环境中。对于移民而言，它具有心理上的接近性，可以说是一种近距离的传播。
与本土传媒相比，移民传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更弱一些。因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同时，移民在居住国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当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于是党同伐异、政治攻讦一类的内容在居住国的传媒环境中不再受欢迎，代之而起的是读者对母国信息的关注和对具有民族特色内容的需求。为了适应移民受众的需求，移民传媒尽力增加读者感兴趣的相关的内容。如法国的《欧洲日报》不但开始采用中国新闻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宾的《联合日报》每周定期刊登对中国大陆各项改革措施的评论，有时直接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电讯稿和特稿。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传媒相异性大为降低，从而凸现出更丰富的实用性信息。[9]
[page_break]
(三)移民传媒的发展现状。世界上的移民报刊主要集中在一些经济发达，移民数量众多的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以美国的移民报刊为例，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移民报刊主要有：《阿拉伯之声》（ArabVoice）、《金字塔报》（Al-AhramNewspaper），华人移民报刊影响较大的有《明报》(MingPaoDailyNews)、《星岛日报》（SingTaoDaily）、印度移民报刊有《印度邮报》(IndiaToday)、《印度论坛报》(IndiaTribune)、韩国移民报刊有《韩国日报》(theKoreanDailyNews)等等。[10]
单从华文移民传媒来看，第一个移民华文传媒兴起的地区是北美。20年前，美国的华文报业市场基本由部份台湾和香港移民所办的中文周报、月刊，以及以台湾、香港地区为总部的华文报业集团通过美东、美西版的形式进入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的唐人区。自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新移民创办的华文报纸则占据了绝对优势。其次是在加拿大。加拿大目前约有100万左右的华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华文报业的市场同美国情形类似，主要由香港和台湾移民所垄断，其表现形式是以香港和台湾为大本营的华文报业集团所办的《世界日报》、《台湾日报》和《星岛日报》、《明报》(加东或加西版)一统天下。目前全加拿大大约有30家左右的华文报纸，其中有70%以上为90年代以来由中国大陆新移民创办的华文报纸。
其次是澳洲。数字表明：澳大利亚现有的2000万人口中约有100万外来移民，其中有近50万是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现有的华文移民报刊主要有《澳华时报》、《星岛日报》澳洲版、《新报》澳洲版以及《华联时报》。
第三个移民传媒的热点地区是日本。在日华人数量的猛增是日本华文报纸得以确立的基础，目前在日本登录的中国人近40万。主要的移民报刊有《中国经济新闻报》、《中文导报》等。[11]
另一方面，移民传媒的载体也在发生变化。最初，移民传媒主要表现为各种纸质媒体的创办，如报纸与刊物。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电子媒介以及网络也成为移民传媒的重要载体，移民传媒也借此扩大了影响，在更大范围内将同一民族，同一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
三、全球化语境中移民传媒的生存局限与发展空间
移民传媒所构建的是两种本土文化认同，一种关于地域，一种关于民族。从所在国的现状来看，多种来自母国的文化与价值观跨越国界，并对移民国家中的文化构成做出了新的阐释。另一方面，由于所在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移民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忠诚度。[12]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从人们世代相因，习以为常的本土文化立场考察事物的观点之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视野，那就是从跨国的、跨文化的层面去考察传统文化，这种立场、角度和思路的转换必然会带来新的认知和理解，并因此促成对民族与传统的再发现和再认识。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如何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增强移民传媒自身的凝聚力和文化影响。
随着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移民的组成也开始发生变化，老移民移居海外更多的是为生计所迫，属“谋生型移民”，出国的途径也多是通过亲属移民和劳务移民的方式，血缘和地缘特色重。而现在的新移民则很多是髙学历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他们出国的途径更多的是通过出国留学或技术移民的方式，这批人到海外寻求的是更好的生活品质和工作环境。据一项调查显示：北京清华大学的工科学生约有80%流向美国，而北京大学的理科学生则有76%到美国深造。[13]一般而言，旧移民由于语言能力的有限以及文化传统的本能排斥，所以往往生活在同一族群与共同的文化圈，所以移民传媒较为兴盛，并且其传播内容也主要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作为新移民而言，他们具有更强的海外文化适应能力，但从现状来看，新移民仍然对民族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与认同，从社会交往来看，与本族裔接触的频率仍然很高。[14]新移民传媒仍然十分繁荣。
从当前的移民传媒发展来看，不仅仅是单一的报刊媒介，如今已形成多种媒体同存的局面。在移民聚集的北美、西欧、东南亚等地，逐步形成了广播中心与电视中心，并且出现了卫星电视。随着网络媒体的兴盛，一些留学生纷纷创办了网络杂志，传统报刊的电子版也随之兴起。使得移民传媒的受众群体进一步扩大，从而显示出了新的生机。可见，每一次传播科技的改变与更新，都推动了新媒体的出现，同时也促成了原有的移民报刊进一步发展。
另外，集团化也是移民传媒的另一种发展趋势。例如华文传媒中的泛华传媒集团（GlobalChinaGroupHoldingsLtd.,H.GC），目前，该集团已经在澳大利亚、北美和英国出版16种报刊，在全球的发行量据称已达20万份，读者约有200万人。[15]
虽然移民媒体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的载体，这就导致它在现居国的发展，仍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信息的获取上看，移民传媒难于主流媒体，尤其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如此。美国纽约独立媒体协会在今年3月16日公布了一份调查，调查对象为纽约市及周边地区32家移民媒体。结果显示，75%的被调查者认为主流媒体的员工比他们更容易从政府获得信息，85%的被调查者认为联邦官员没有向他们提供具体或有用的信息。[16]
从媒体结构来看，大多数的传媒产业都集中在主流媒体的手中，并主导着所在国的舆论。以美国为例，少数大型传媒公司垄断了全国的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信息传播业务。而对主流和精英舆论有重要影响并能左右国际舆论的是3家报业集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及其旗下控制的其他传媒《国际先驱论坛报》、《波士顿环球报》、《新闻周刊》等等。[17]
从媒介发展所需的资金来看，移民媒体往往较为缺乏。与主流媒体相比，移民媒体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援，广告收入与市场空间都相对较低。在美国，每年的广告花费为1千5百亿美元，但是只有30亿流向移民媒体。由于没有充足的财力支持，就会导致移民媒体从业人员、以及信息源的缺乏，并进一步影响其新闻资源的获取。
因此，在当今的传媒环境中，移民传媒的发展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以探索更为广阔的空间。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在这样的传媒环境中，移民传媒仍然有着不小的发展空间来增强其自身的凝聚力。
一方面，移民媒体应加强与主流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在居住国的主流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移民媒体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报道内容以及受众群的拓展等方面，主流媒体往往有更大的优势，移民媒体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是，涉及移民母国文化及事务的时候，主流媒体在新闻资源和报道角度上又存在着局限性，容易导致报道失实，误导公众舆论。而移民媒体在此时就能利用对其本土文化的熟悉而体现出优势。所以，应尽可能进行两类媒体的相互沟通，以获取更为充足的信息资源。
另一方面，移民媒体应加强言论的力量。由于与主流媒体存在着文化传统、价值观以及新闻理念等的差别，移民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评价和观点与主流媒体不同。尤其是关于移民母国事务的观点性报道，更应该以贴近本土受众的视角发表与主流媒体不同的意见，并对居住国的政策做出透彻的分析。由于主流媒体缺乏表达这类意见的空间，而移民传媒正好能弥补这一不足。
四、结语
在异质文化土壤中培养起来的移民传媒，是适应多样化的地域或族群的特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在实践中也表现出了种种传播人种学的特征，具有鲜明的族群文化传播和接受的特质，不仅仅表现出与居住国的主流传媒不同的传播模式，还影响了世界传媒的环境与结构，同时也有助于建构从属于不同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的移民受众身份认同机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移民对其母国文化的忠诚度也有着差别。因此，我们不仅仅强调移民传媒在保证文化传统完整性方面的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其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移民传媒在构建世界文化多元格局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2]李焰著：《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传媒巨人》，人民网，2005-08-01。
[3][美]罗伯特·F·莫非著：《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吴枚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26页。
[4]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5]Groundingthedisplaced:Localmediareceptioninatransnationalcontext,VictorSampedro.JournalofCommunication.NewYork:Spring1998.Vol.48,Iss.2;pg.125,19pgs。
[6]李焰著：《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传媒巨人》，人民网，2005-08-05。
[7]陈明著：《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补议》，2005-07-26。
[8]李焰著：《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传媒巨人》，人民网，2005-08-05。
[9]程曼丽著：《关于海外华文传媒的战略性思考》，《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3期。2005-08-01。
[10]夏春平著：《新移民华文报刊成因、区域流向及特点》，2003-08-08。
[11]Constructingatransnational,multilocalsenseofbelonging:AnanalysisofMingPao(WestCanadianedition)。
[12]夏春平著：《新移民华文报刊成因、区域流向及特点》，2003-08-08。
[13]若容著：《加拿大经验、种族与文化及其他》，加西生活网，2005-3-28。
[14]《海外华文传媒集团的发展》，传媒研究网，2005-03-23
[15]《调查：纽约少数族裔媒体记者受政府机构歧视》，2005-0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