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而独特的理论创造。一些专家学者虽然对其内涵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却未做出全面的梳理和界定。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和提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分别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存在问题的简称。狭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既是一个新概念、新提法，又是看待和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视角、新框架。其具体涵义有四：第一，它不同于以往把农业、农村、农民以及相关问题分别称谓，并在主观上一味地把三者个别看待、研究和解决的做法，而是把三者融会为一个概念，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个概念转变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第二，它不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中的某一个概念和某一方面的问题为主题，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用的农民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使用的农村问题，却暗含这三方面的问题，明确界定了三者之间质的区别和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而需要单独看待和处理的矛盾，从而使原先单向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转变成了“三个维度”（温铁军，2008)的三农和三农问题。第三，它不是把问题囿于三农问题本身，而是把它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紧密联系起来（温铁军，2008),放在城乡关系的大视野中，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从而使之由原先的局部问题上升为全局性的战略问题。第四，由于它把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看作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整体，并且置于城乡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因而不能单纯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进行研究，而必须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加以研究和处理，从而形成了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中国和世界自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未曾提出上述提法呢？中国究竟在何时提出这一新概念？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为什么唯独中国在这一时期提出这一概念？其意义何在？对这些问题加以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不仅对弄清三农和三农问题本身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涉及对新中国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和三农发展道路及其前景等一系列更深层次问题的认识和评价，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三表权备和三农问超提出之肯
众所周知，在约1万年前，在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就产生了农业和农民，随后出现了农村。在文字发明以后，逐渐有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称谓。随着三农的产生，特别是在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在这些古国乃至世界，三农面临着各种问题。例如，农业结构单一，农村封闭，农民负担沉重,农民生活贫困等。这些问题不仅仅由农业、农村和农民本身决定，而且与社会制度、国家对农业的宏观政策和城市工商业同农民交换的不平等程度等方面紧密联系。越到后来，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就越紧密。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是造成历史上农业衰退、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谷贱伤农”则是价格因素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不同步的经典案例。这些都说明，农业、农村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从古至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概念与客观事实。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在古代中国，个别典籍和一些学者、诗人曾多次使用“三农”一词，但并非上述意义上的三农概念。《周礼?天官?大宰》中“一曰三农，生九穀”的“三农”，按汉代郑众的注解是指居住在平地、山区、水泽三类地区的农民；唐朝诗人钱起《观村人牧山田》中“六府且未盈，三农争务作”的“三农'也是这个意思。汉朝张衡《东京赋》中“三农之隙，曜威中原”的“三农'是指春、夏、秋三个农时。宋代诗人王炎《南柯子》中“人间辛苦是三农”的“三农”，是对春耕、夏管和秋收三个农时农民辛苦的感叹。清代张宗法所著《三农纪》中的“三农'是指大田耕作、园圃栽种、家畜饲养等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具有“重农”、“尚农”、“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但是，他们都把维护自身统治作为唯一宗旨，决定其所“重”、所“尚”、所依为“本”的是农业，而不是农村和农民。这是因为农业可以为其提供打江山、坐江山和挥霍享乐的物质资料。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其建立和维护统治的作用，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有“民为邦本”之说；但是，在这个语境里，农民被转换成“民'而不是农民。《说文》曰：“民，众萌也”，即无知百姓，是他们利用、统治和教化的对象，而非农业的主体，更非需要解除痛苦的对象。因此,古代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
近代中国也未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1840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和统治权力，以各种手段甚至战争,残酷掠夺中国农村的资源，造成农业落后、农村凋敝、农民破产等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但超过古代任何时候，也远非当代三农问题所能企及。正因为如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由于发动和依靠农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是应对民族危亡和解决当时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最迫切的任务，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以完成这一任务为前提，因此，中国共产党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农民问题”的提法。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即在“农村问题”的语境下展开。尽管此时的“农民问题”或“农村问题”实际上涵盖了当时三农问题的全部内容，但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新中国成立后，不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下来，而且随着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新的三农问题，但在长期内也未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土地改革的完成被认为是解决了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原来被广泛使用的“农民问题”的提法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开始重视农村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农村经济问题。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曾将农业问题简化为“粮食问题'着力解决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有效供应的问题。因此，那时农业和农村是关键词，农民较少受到关注。
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同样存在三农和严重的三农问题，但是，也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欧美国家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以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办法掠夺农民的财富。亚当?斯密在18世纪就已指出“剪刀差”在西方存在的事实：都市“能以较少的”劳动量“购买较多量的农村劳动生产物'这种规约“给了都市商人匠人有一种较大的利益，使较优于农村的地主农业家和农业劳动者”（亚当?斯密，2009)。同时，这些国家以各种超经济强制，甚至暴力手段，迫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以实现原始资本的积累，获得土地和廉价劳动力。血腥的英国“圈地运动'美国屠杀土著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对农民“毫无顾忌地施用暴力”（列宁，1988)的“普鲁士道路'都以“血与火”的文字，书写了欧美原始资本的积累史。这些国家从农业中搜刮了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却造成农业的衰退。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城市化和后现代化阶段，才大规模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农业收入和农村发展才逐步实现与其他行业和城市的大体平衡，三农问题得以暂时解决。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只要看看被当作三农问题根源的“二元经济”命题的提出者威廉?阿瑟?刘易斯的相关论著和当今发展中国家三农的实际情形，其存在的客观性和严重性就一目了然了。那种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江永红’2005)的观点，不仅有悖于事实，而且有意无意地掩盖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存在或存在过的事实，夸大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这些国家没有也不会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在经典自由主义者看来，传统农业与工业是不相容的，小农是落后的象征，因而由现代工业和市场对传统农民进行“末日审判”和“淘汰”，是麵当然而不称其为“问题”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但始终没有把解决这些国家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旨趣。在结构主义时期，存在严重的重工轻农倾向，认为发展的重点紅业化’而农业则是福于工业化的一个被动部门。农业和农民的首對壬务，是养活城镇人口、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和提供廉价劳动力（刘易斯，1989)。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虽然转而主张农业与:Dlk平衡增长，但并未从根本上克服前一阶段的缺陷，认为农业增长的目的是为IDlk部门提供尽可能多而便宜的劳动力与农业剩余资金，以免经济陷入“李嘉图陷阱'至于农业的命运,“在商品化点到来之前，它是剩余劳动和经济剩余的提供者，它只不过是一个被‘榨取，的对象；而在商品化点过后，农业则成为一个成熟经济的附属物，它是需要‘补贴’的部门”（陈广汉，1995)。这样的立场和理论，决定了发展经济学不可能产拉农齡和三农问题的提法。上个世纪六七作代’西方出现了“农民学辉煌的十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其讨论的主题，但在概念、提法和研究视角上，始终“止步于‘当代农民学’或‘社会农学’”（秦晖1997)。由此可见，农业、农村、农民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产业、地域和群体；三农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普遍存在或存在过的问题，并非一些人所说“是中国特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江永红，2005)。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出现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
三、三农概合和三农问超提法的提出
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并把它们作为特定研究对象和党的农村政策顶层的正式用语，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到21世纪之初的事。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个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萌芽的阶段（1985年?1991年10月）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农民这个曾在民主革命时期充当主力军、在五六十年代三度探索“包产到户”而被传统管理体制长期禁锢的群体，重新焕发出惊人的伟力。他们不但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而且很快创造了农业生产的奇迹，在1982?1984年粮棉实现连年丰收。接着，他们创办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20世纪90年代初，创造了乡镇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伟业，出现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奇观。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波动和反复接踵而来。一是随着粮棉连年丰收，在80年代后期，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卖粮难、卖棉难问题；接着又出现了“打白条”现象，农民负担加重。二是1988年国家价格改革失利导致消费价格上涨，抵消了1979年以来农副产品提价带来的收益。三是1989年国家为优业结构，对一业实行“辦并转'导致一些乡镇企41^济下滑，农民从这些企业中得到的收入减少。四是在上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农民收入大幅波动：增速从1978?1984年的年均16.5%,下降到1985?1990年的7.8%、3.2%、5.2%、6.4%、_1.6%和1.8%。与此相联系，1985?1986年、1989?1991年两度出现粮食产量大滑坡。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的这种反复，说明农业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农民增收，而农民收入减少必定带来农业生产下降；也说明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农业发展本身，还与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存在紧密的联系。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一些学者开始从宏观角度提出农村和农业问题，并开始了深入调查。1985年，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基于耕地的农业生产与农村人口生活保障的“双重功能”和“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状况，认识到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开始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温铁军，2003)。1988年，时任农业部司长的范小建微服私访20多个县，了解农民收入下降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而后，他写调查报告给农业部，直陈这种情况已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这个报告受到农业部部长刘中一的高度重视，并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把调查情况反映给了高层领导，弓丨起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关于三农问题的很多讨论（温铁军，2004)。尽管这个阶段对农民收入问题的调查研究是初步的，关于“开通城乡”的讨论结果也没有条件实行（温铁军，2003)；但是，这些调查和讨论表明，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已经开始越出以往狭隘的视野，把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加以区别，而且在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同时，重新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并将其放在国家体制的宏观背景下加以思考。这些都说明，三农问题的思想开始萌芽了。
(二）第二阶段：把三农并列相提和提出三农概念内涵的阶段（1991年11月?1994年）
如果说上一阶段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决策层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问题与国家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思考，那么，他们在这一阶段则沿着新思路，进行了有组织的多方位调查和深入思考。党和国家在新的意义和层次上重新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并把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相提，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
首先，政府明确提出了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1991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对三农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强调：“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J
其次，政府围绕三农问题展开了深入调查，提出了三农概念的基本内涵。一是农业部及其所属单位开展了大规模的蹲点调查。1993年4月?7月，针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农业部组织抽调了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554人，深入全国26个省（区）的广大农村，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蹲点调查?o其中，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课题组在安徽蹲点调查的结果表明，农业、农村问题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还涉及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方面的问题，指出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8)。同年5月，温铁军根据在安徽调查的成果，在《经济曰报》上发表文章《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指出要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而不是就农业谈农业（温铁军，2003)。调查组成员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还把农村合作金融、乡镇企业股权交易、土地流转等相关问题纳入同一个试验区进行了具体操作。二是1993?1994年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通过在安徽等5个省份分别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提出了农村税费改革要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相结合。三是1993年农业部在河南进行了流通体制改革的试验，提出要进行商、粮、供、贸、物五大麵系统的全面改革。四是199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8个单位的专家，围绕当时出现的农民进城务工问题，联合展开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该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如何推进城镇化等问题，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城镇化的具体政策。可见，在这个阶段，这些部门“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②，而是把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分析、研究（陆学艺，2004),并将其置于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特别是“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背景下。这正是三农概念最基本的内涵。
再次，中央接受三农的理论框架，把农Jk、农村、农民并列相提.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3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不仅明确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特定提法在中央全会上正式使用，而且深刻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如果把江泽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与他1992年11月在武汉主持召开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做比较，会发现二者的明显区别：后者更强调农民问题，更强调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利益，更强调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调整社会资金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这说明，中央已完全接受和使用了三农这个新的分析框架。
(三）第三阶段：进行凝练概括，明确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阶段（1994年?2002年）在从中央到地方对农业、农村、农民并列的提法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把农业、农村、农民三者融为一体，提出了三农概念，并把这三方面的问题集中起来，使用了三农问题的提法。比如，冯灼锋在《广东经济》1994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三农”问题的思考》、陈锡根在《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发表的《“三农”问题及其对策刍议》等文章，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如果说这些文章对三农内涵的解释还不够深刻、明确，还没有引起中央和社会的高度重视，那么，1995年，温铁军向政府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建议并被采纳（温铁军，2005)、他在《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发表《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之后，三农的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则作为一个新的、特定的“流行语'开始在学术研究、政府文件和社会上越来越多地被广泛使用。温铁军的建议和文章，深刻阐明了中国农村领域的问题可归纳为在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矛盾制约下的包括农民、农村和农业三个维度的三农问题。
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农民收入增幅再次减缓、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现持续扩大之势，使得三农问题日趋严重。这引起了中央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的空前重视，三农也成为各种媒体和出版物中出现频率最高、被持续关注的词汇之一。1999年，温铁军在《读书》杂志发表《“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一文；翌年，他又出版了专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1999年，曹锦清出版了专著《黄河边上的中国》。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把三农问题高度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翌年，他又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这些有分量、有影响的论著，弓丨起了极大的反响，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成为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在内的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研究机构的共同的和最热门的话题。在社会上“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谈‘三农’，除了农民以外”（本刊编辑部课题组，2004)?
(四）第四阶段：中央正式公开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提法的阶段（2003年以后）
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和学术界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2002年11月十六大召开以后，党中央史无前例地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了“重中之重”的高度。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简称“《意见》”）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公开使用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意见》指出：十六大后“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强调“对‘三农’问题，不仅分管领导要直接抓，而且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地、县两级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
可见，形成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界面对新情况，在长期改革实践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宏观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中的重要理论成果”（陆学艺，2004)，“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温铁军，2004)。
四、提出三來概备和三农问超的深层原因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破天荒地提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绝非偶然。除上述谈到的直接原因外，还存在诸多深层原因。
首先，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从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农民及其不同阶层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进行了科学而具体的分析，得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结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的正确政策。该理论不但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也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依据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上述基本国情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按照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立场和内在逻辑，很容易得出三农问题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的结论，并形成广泛共识。同时，毛泽东既把农民看作一个整体，又对农民内部各阶层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对既把三农看作整体又将三者相互区别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启示。
其次，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进程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对。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是社会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转变的过程。城镇化是人口空间结构由散漫的农村向城市集中和转移的过程。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与西方极不相同的特征：一是现代化的类型、性质和资本积累渠道不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先发型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极富侵略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源的大量掠夺，是其现代化所需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些西方国家农民的负担。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的现代化，且中国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从也不能发动对外掠夺。其现代化的成本，完全是由本国国民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承担。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不同。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经历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是一个缓慢的演进过程。因此，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三农问题具有缓释性。而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比西方国家晚了100年。其后又受到西方列强长期侵略和解放后经济条件制约以及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影响。这种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真正的全面现代化进程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并以巨大规模快速推进。1978?2001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2%。中国城镇化率从1981年的20%提高到2003年的40%。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这种发展速度，是世界上鲜见的。其中，中国城镇化率翻一番的平均时间是22年，而英国是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日本是30年（伍江，2010)?这一速度是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起点低，但其规模比西方任何国家大得多的背景下实现的。以上特点，使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本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农民的这种牺牲，虽然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为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使得三农问题所蕴涵的内在和外在的复杂关系以其他国家所未有的程度集中并充分暴露在人们面前。这样的特征和发展背景，为认识三农问题，使用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
第三，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深怀农民情结的大批专家学者为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提供了主观条件。农民不仅养育和繁衍了自身，而且养育和繁衍了“非农民”。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身上，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都流淌着农民的血液，形成了中国人深深的“农民情结”。其中，正直的知识分子是“农民情结”最重、最执着的群体之一。他们面对农民所遭受的灾难和各种问题，把对农民的强烈感情升华为神圣使命，为改变农民命运殚心竭虑，奔走呼号；为解决农民问题不辞艰辛，调查研究，谏言献策，身体力行，探索新路。近代中国出现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费孝通、陈翰笙等探索农村出路的著名学者。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大批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继承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关注三农的传统，并将当代三农的实际和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取得了大量反映三农实际状况的材料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正是他们辛勤创造的重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当然也是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上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大力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代表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以现代生产方式改造传统农业，才能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型农村，实现农村富裕。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诸多制度安排和措施，旨在降低此过程给农民带来的负担和苦痛，并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当三农之间以及三农与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暴露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必须统一解决，城乡之间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囿于三农范围解决三农问题，而应该根据解决该问题的内在要求，汲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按照三农的新概念、新提法和新框架，不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道路。
五、结语
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客观事实和分列概念。但是，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既把三者融为一体又相互区别、既把三农作为对象又将其与外在宏观环境相联系的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这一新概念、新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和特殊现代化实践中的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理论创造。可以说，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却是中国特有的。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之荡”（吕昭河，2007)，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而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则是中国现代化之喜，使得三农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话题，因为它反映了三农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对认识和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实现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新唤起了党、国家和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将其置于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使解决三农问题成为举国一致的重要奋斗目标。
第二提出了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使原先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维性分列概念和就三农说三农的城乡分割的“单向度”?的局部性问题，转变为把三农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维性合成概念和问题，转变为城乡互动的“双向度”的全局性问题。它改变了过去从某一角度、运用某一学科理论、研究某一方面的狭隘视角和传统框架，建构了从多角度，运用多学科理论，从多方位看待、研究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新框架，实现了对三农及其相关问题认识深度和广度的历史性飞跃。
第三，推进了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中国共产党在三农新框架下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农问题理论；同时，实行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这些创新尽管目前还不够完善，但开创了全社会上下协同、城乡互动共同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壮观局面。
本培训工程针对长沙市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中人才的需求，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在全市选择120名35岁以下的农民、将他们培养成直接服务当地“三农”，成为“留得住，用得上”的农村科技骨干，担负起支撑和引领全村致富的重任，使之成为农村科技创业、科技示范、科技推广的骨干，继而成为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农业企业家、村级干部的后备人才。
二、培训对象及条件
1、培训对象
在全市行政村中,挑选120名（原则上每村1名）具有思想品德好、综合素质较好、热爱农村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一线的农业科技示范户、龙头企业、特色基地、农村村支两委及其返乡创业农民工中的青年农民代表，（优先考虑没有挑选过的行政村）。
2、学员条件
从事农业生产工作3年以上，年龄35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宽），身体健康，具有高中（含职高）毕业、中专毕业或同等学历文化程度及以上，（同等条件女性优先）。
三、报批程序
1、第一阶段：本人提出申请,经村委会推荐,乡镇政府初审,县委组织部、科技局审查，3月31日前报长沙市科技局。
2、第二阶段：长沙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市农村工作办联合审批，确定学员名单。4月15日前完成。
3、第三阶段：湖南农业大学对报考者进行入学资格审核.报省考试院审查注册。4月28日前完成。
4、第四阶段：湖南农业大学成教学院、长沙市科技局、长沙市委组织部寄发录取通知书，考生持录取通知书按规定时间和要求来校报到。5月中旬开学。
四、培训方案
1、培训专业（专业可根据学员报名后再定）
园艺专业：本专业培养具备园艺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能为从事蔬菜、果树、花卉“三园”方面的设计、栽培技术管理服务。
电子政务：本专业培养具备一定信息技术采集、利用、管理、信息安全方面以及农业电子商务、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技术人员，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涉农企业和先进农户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
食品工艺专业：本专业培养具备食品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技术管理服务，能为从事食品工艺方面工作提供相关的技术管理服务。
2、专业课程（根据学员的要求，另行设定）
园艺专业：必修课程主要开设哲学、邓小平理论、法律基础、农学概论、植物学、普通遗传学、土壤肥料学、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管理、农业政策学（一）、农业气象学、蔬菜栽培学、果树栽培学、花卉学、园艺病虫害防治，增开考查课程生产实践、农业概论、农业经济管理学、农业推广学、市场营销、计算机在农业中的应用等课程。
电子政务专业：主要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行政法学、行政管理学、政府经济管理概论、公文写作与处理、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公共事业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并在英语、社会学概论、工商行政管理学概论、政治学概论、机关管理、数据库及其应用等课程中任选两门选修课程。
食品工艺专业：主要开设哲学、邓小平理论、法律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基础化学（二）、食品工艺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生物化学、食品营养与卫生、食品工厂与设备、食品工厂设计、食品卫生微生物检查、食品微生物学（实践）、食品分析与检验、食品化学，增开考查课程生产实践、农业概论、农业经济管理学、农业推广学、市场营销、计算机在农业中的应用等课程。
3、开设有关讲座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技术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方法
农业电子商务技术
农业新技术系列讲座
长沙地区优秀农业企业、示范村、农业基地实践
培训传授农业技术的教学能力和方法
五、学员须知
1、学习形式及要求
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学制2年。考生通过每科考试，成绩合格者，由湖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湖南农业大学颁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文凭，国家承认学历。
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行以自学为主，学校助学为辅相结合的形式；
③学员每学期在校助学辅导时间为2个月，住校学习期间，学员必须服从学校的统一管理。
④2011年5月份开学
2、学费与其他费用标准及说明
［关键词］农村 体育生活方式 现代化 建构
［中图分类号］G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7－0136－02
“新农村建设”目标并不是单纯农村生产方式概念，而是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概念和更深层次的农村生活方式概念，实现“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加农民生活幸福”。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体育的健身、娱乐、休闲、教育等功能，使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成为农村社会现代化应有之义。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有其存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我国城乡之间却横亘着一道深深的鸿沟，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城市。如何建构一个适合农村实际情况的体育生活方式？如何促进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笔者认为须将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置身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以获得其自身的规定性。
一、本质认识：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对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内涵的解读
从本质上说，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是农村体育生活方式自身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农村传统体育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变迁。诚然，农村脆弱的体育基础设施和滞后的体育事业发展，使得建构农村现代化体育生活方式举步维艰，但并不代表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就是妄谈。新农村建设实质上是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从《意见》的指导精神来看，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当前我国三农问题，已经不是纯粹生产方式现代化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现代化问题。在温饱已解决，农业生产劳动强度不大，闲暇时间较多的情况下，农民对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包括体育生活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作为其自身运动的必然结果，不仅一直存在，而且还呈现出一种持续的、复杂的、渐进的过程。这种过程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必然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速度，甚至反复或倒退。在国家大力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进程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现代化思维：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村体育生活方式建构的理念
（一）农村体育生活方式是一种生产/生活型生活方式
过去，典型的农村生产方式是以动植物为对象的农业生产。动植物应“有机界的发展规律”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即“农忙”和“农闲”。持真义体育观的学者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探讨体育概念时，必须清理出一种作为真正精神生产创造活动所应具有的理性——知识主体思维结构。这一学派认为，两种体育概念观的争论实际上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产生激烈碰撞的结果。要彻底解决这一学术难题，必须深入到哲学思维层次，从语言与思维角度加以综合分析，并着重从分析材料和语词概念转向转变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国农村现代化步伐逐渐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传统的休闲方式，增加了休闲时间并且使之趋于均衡化，降低了休闲时间受到自然束缚的程度；农村企业的兴办和农村的城镇化实现了农村人口的集中，为农民能够进行多姿多彩的休闲生活创造了必要条件；现代交通、电子、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农村和城市的休闲生活方式差距逐渐减少。这些改变不仅实现了农民的增产增收，而且还增加了农民的生活幸福。
（二）农村体育生活方式是一种民族传统/现代型的生活方式
体育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范畴现象，是一种文化娱乐的活动过程和活动形式。体育生活方式因其所蕴含的文化差异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体育生活方式。在农村，很多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习俗文化形态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如摔跤、划龙舟、舞龙灯、扭秧歌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深受农民的喜爱和欢迎，而且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具有适应当代农民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的积极特征，至今仍然流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不断在农村进行冲突和交融，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文化危机。大量的现代体育文化如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体育舞蹈等都出现在农村。
三、现代化建构过程：我国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的合理化调控
（一）以村社为基地，组织日常农村体育生活
诸多的研究表明，“体育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已成为 Sport大体育观的立论基础。如有学者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体育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体育的认识是不同的，体育的内涵也不大一样。还有学者研究指出，确立体育概念，应根据唯物辩证法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存在决定思维原则，体育的概念必须反映体育的本质特征；2.对立统一原则，体育的概念必须反映体育本质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的关系；3.事物的联系与发展原则，体育的概念必须反映体育本质的整体性及发展规律；4.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原则，体育的概念必须反映体育本质与国际相对应，找出其共性部分，同时又要考虑其时空特征及民族的继承性。
虽然，《物权法（草案）》出台初衷是保障农民权利，但却忽视了村社一级是真正代表农民权益，忽视了农民是相对于村社以外力量弱势的问题。
（二）以农村企业为主体，带动农村体育生活的蓬勃开展
两种体育概念观在各自的研究方法上均表现出了严谨、科学的学术作风。也恰恰是他们各自缜密的研究方法的差异，充分证明了基于不同的方法论指导，可能导致迥然不同的研究结果。并且，由于不同理论基础的研究立场不同，往往使得某一理论只能反映某一事物的某一个方面。尽管“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均表现出了一定的合理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各自的局限性。“真义体育观”的局限性表现为对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体育内涵的理解和把握；“Sport大体育观”的局限性则表现为对体育在我国起源与发展时期体育内涵成因的理解和把握。
四、结论
两种体育概念观在各自的研究方法上均表现出了严谨、科学的学术作风。也恰恰是它们各自缜密的研究方法的差异，充分证明了基于不同的方法论指导，可能导致迥然不同的研究结果。并且，由于不同理论基础的研究立场不同，往往使得某一理论只能反映某一事物的某一个方面。尽管“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均表现出了一定的合理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各自的局限性。“真义体育观”的局限性表现为对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体育内涵的理解和把握；“Sport大体育观”的局限性则表现为，对体育在我国起源与发展时期体育内涵成因的理解和把握。两种体育概念观研究的共同缺陷，是均没有能够完整地描绘体育的发展变化历程，并通过探讨体育在不同时空中的变化来把握体育概念内涵的发展和变化。而通过他们各自研究方法的比较使我们明确了，描绘不同时期体育概念之间的有序过渡，阐述体育概念的发展进程及其与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是今后研究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余涛等.基于社会分层对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内在机制审视[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8.
[3]郭景萍.我国农村闲暇生活方式的合理化调控[J].重庆社会科学,2000.1.
1．1休闲农业产业性质界定
“休闲农业”一词源自台湾RecreationalAgri－culture或LeisureAgriculture的概念，引入中国三十多年来，对其准确的概念定义以及内涵的理解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均没能形成一致的观点．文章参考前人关于概念界定与内涵划分的研究成果，结合休闲农业产生的时代背景、资源利用类型、开展范围以及社会功能属性，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指导，对休闲农业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如下表述：即休闲农业是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指导下，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在农村地区的，以农业资源为依托，开展以农业观光、农事与文化体验与休闲的新型农业业态．并认为休闲农业与观光农业、观光休闲农业、旅游农业实质相同，而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都市休闲农业相区别．
1．2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内涵
休闲农业产生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背景之下，是依托农业多功能性理论而开展的新型农业形态．地方通过实施休闲农业能够有效缓解农民就业压力、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为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三农”问题提供发展思路．所以文章在进行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时，对休闲农业综合效益概念做了如下界定：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即对于农村、农民与农业所产生的表现在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等多维度的综合效果．
1．3休闲农业综合效益支撑理论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产生源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为保护国内的稻米市场，增加农产品出口贸易中的话语权，在其“稻米文化”中提出了农业多功能性观点，即农业除在传统生产中具有经济效应外，还具备生态、环境、社会等效益．休闲农业作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遵照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演化出一种新型农业形态，即以农村环境为背景，以农耕文化、农业资源为依托，开展以游览观光、参与体验、科普宣教、休闲度假等多种形态的旅游活动．休闲农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除拥有一般的经济属性外，在促进农村环境改造、吸纳剩余农村劳动力方面也表现出环境、生态等综合效益特征．
1．4休闲农业综合效益作用机理
通过对休闲农业产业性质的界定、内涵和支撑理论的分析。
2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休闲农业作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指导下，演化为以农业资源、农事劳作、农业文化为卖点，集游览观光、参与体验、休闲度假等形式于一体的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新型农业形态．不仅丰富了农业产业形式，而且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多元化的收入结构，为富有地方特色的农耕文化提供了宣传与交流的平台，为传统农业如何适应现代农业生产模式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为社会主义新农建设中“三农”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法．文章基于休闲农业的多种功能属性，从农业、农村与农民的“三农”视角，构建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特别要注意的是，为便于清晰的解读休开展休闲农业活动对于“三农”所产生的效益问题，在秉承科学性与实用性、系统性与全面性、代表性与层次性原则的基础上，将休闲农业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分解为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三个层次．
2．1编制方法
指标体系主要有三种编制方法，分别是系统法、目标法和归纳法．考虑到休闲农业综合效益指标涉及面较广的问题，文章根据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三个层次，选用目标法和德尔菲法进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首先，根据文献分析法和实践经验分析构建初级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初级指标打分表，向华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大学等高校从事农业研究、旅游研究、经济研究的专家征求意见，请他们从指标设置的科学性、代表性等角度对各指标进行最高分为10，最低分为0的连续性分值评估，并提出补充或修改意见；其次，计算收回的初级指标打分表中每个指标得分，剔除平均分值低于4分的指标，并汇总专家意见以调整现有初级指标；最后，对得分在4分以上但标准差大于均值一半的指标与专家再做沟通和复议，最终构建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2．2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分析得出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由目标层为休闲农业社会效益，准则层为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指标层为18个评价指标构成。
2．3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阐述
将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定义为目标层，它由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三个准则层组成．以下就各准则层所代表的涵义以及对应的评价指标含义进行解释：
2．3．1农业经济效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以土地资源为生产对象，通过培育动植物生产食品及工业原料，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随着时代格局的改变，农业在三产中的地位下降，但其产业经济效益仍关乎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休闲农业作为传统农业适应现代社会过程中产生的新型农业，通过开展旅游业促进了地方财政增收和地区农业发展，对农村地区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竞争力、产业发展环境、贫富差距现状、社会就业等问题有深远影响．
2．3．2农村环境效益地方发展休闲农业要注重其核心资源的维护与培育，而其核心资源主要体现在便捷的交通、清晰的空气、安全的人居环境、淳朴的乡土风情和欢乐的农村文化等优秀的农村环境，所以提高农村环境质量既是产业发展的需求又是产业生存的条件．
1、“毛概”是《毛泽东思想概论》的简称，大学课程；毛泽东思想概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民、农村的“三农”问题是关系现代化建设 全局的重大问题。党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 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
2、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政 府加大了对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投资和支持，为解决农村问题指明了方向，促进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3、揭示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国际、国内环境及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理想，勾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4、并在实践中艰辛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以及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精髓——新民主主义论，论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实践所进行的初步探索。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农村经纪人；发展问题；研究现状；实践展望
中图分类号：F32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5-0126-02
一、引言
随着渝东北翼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市场机制在配置农村生产要素、提高农村商品流通效率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但是，受制于渝东北翼农村经济活动小规模、分散性的影响，相对于市场经济活动大规模、生产集中的发达地区，渝东北翼农村生产要素和农产品交易成本较高，“民工荒”和“民工缺”、“买难”和“卖难”问题交替出现，严重降低了农村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农产品流通效率，农村市场风险不断扩大。借助何种路径降低农村市场交易费用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议题，前期研究表明，发展农村经纪人是一种可行的制度选择。从事居间、行纪或者获得一定佣金的农村经纪人，通过整合不同农业生产活动的交易环节，降低市场信息的不确定性，对促成农村商品交易，优化农业经济活动，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农村经纪人研究，成为农业经济研究领域的新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农村经纪人，作为一种重要的市场中介，在农产品流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理论界对它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威廉姆森的组织理论
威廉姆森则从“交易——交易特性——协治关系——规制结构”这个顺序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对组织问题进行了研究，揭示出组织是交易者共同选择的结果，组织的演化将使组织绩效受到检验，从而组织结构演化体现了经济效率导向的要求，即节约交易费用。这种理论对于我们研究渝东北翼农村经纪人特别是对农村经纪人组织绩效检验及发展模式选择研究有积极意义。
2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
（1）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
1937年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一书第一次提出交易成本这一概念，他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成本。为什么会有成本，是因为交易是有限的，加之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必然要付出代价，也有了如何配置资源的选择。
（2）科斯的企业理论
科斯认为之所以在市场合作生产条件下，企业存在的根源就在于节约交易成本，即以成本较低的企业内部交易替代成本较高的市场交易。同时，由于企业的组织成本使得企业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
（3）科斯的产权理论
科斯认为：“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他还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财产的法定所有权的分配不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科斯定理）从他的这些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农村经纪人组织发展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使外部性的问题内部化，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内部的产权分配来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3 经纪人及中介组织理论
Larryreaux和Sokoloff（2002）采用实证数据对中介组织在技术市场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得出技术中介是推动技术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外学者更多研究的是符合他们国家市场环境下的农业经济问题以及产业组织问题，如贝恩（1959）强调市场结构在产业组织分析中的突出地位。理查德·卡弗斯（2002）认为“市场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市场结构决定了该产业厂商的市场行为，这种行为又决定了市场绩效的好坏。”同时，他们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为农产品买卖双方提供了交易的场所和方式的各类市场、经纪人及其中介组织。美国市场学家菲利浦·R特奥拉（2002）认为：“经纪人系指提供廉价服务的各种中间人的总称，他们与客商之间无连续性关系。”投资者也只是间接地从经纪商那里获取这种服务。
（二）国内研究综述
1 关于农村经纪人的内涵问题
《现代农村经纪人》（林仁惠等编著）一书中提出现代农村经纪人的概念，并且认为农村经纪人的概念含有五个层次：一是农村经纪人为促成他人交易而进行中介服务活动；二是农村经纪人的活动形式主要包括居间、行纪、服务和采运营销零散商品；三是农村经纪人在经纪活动中以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为经纪活动的报酬；四是根据现代农村经济的特点和需要通过采运营销零散商品赚取商品购销差价；五是农村经纪活动主体分别为农民、法人和其他经纪组织。《农村经纪学》（刘慧娥等著）一书中对与农村经纪人相关的概念进行了区别，包括经纪与经济、农村经纪人和农产品经纪人、农民经纪人与农村经纪人、报酬和回扣的区别与联系。
2 关于农村经纪人的作用问题
国内学者对农村经纪人的作用问题有一点是相同的：要大力发展农村经纪人。但阐述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尽相同。例如认为农民经纪人是农业结构调整的生力军（李化义，2000）。培养农民经纪人，促进农业产业化（顾正岚，1998）。发展农村经纪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刘凡，2005）。农村经纪人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刘训戈，2006）。2004年到2005年连续两年出台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培育农产品营销主体，鼓励发展各类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购销大户和农民经纪人。肖云在《基于冰山模型的农村经纪人素质研究——以重庆市为例》引入冰山模型，从显性素质与隐性素质两方面讨论了农村经纪人素质不高的问题和原因，并根据冰山模型对农村经纪人素质提升的启示，提出提升农村经纪人素质的建议（肖云，2010）。可以看出，发展农村经纪人对于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作用。但从目前国内对农村经纪人作用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层次探究，以新闻报道形式阐述的多，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
3 关于农村经纪人的地位问题
对于农村经纪人的地位问题在整体上已达成基本共识：必须规范农村经纪人发展，加强管理，明确农村经纪人法律地位。但是由于国家法规滞后，处于摸索发展中的农村经纪人、农村经纪人组织理论不成熟，农村经纪人、经纪业还很不规范，因而农村经纪人发展还没有完全得到法律保护。尽管有的地方面对发展起来的农村经纪业，逐步推出了地方性的法规、条例，例如加强对农村经纪人的培训，颁发经纪资格证书。但是还是缺乏对此的系统研究，缺乏理论指导，一切还是处于摸索状态。
4 关于农村经纪人的发展问题
由于农村经纪人主要是自发发展起来的，目前还存在着规模小、组织松散、管理不够规范等问题，农村经纪人如何进一步发展已提上日程。国内学者对农村经纪人发展模式选择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全面系统展开，目前所持的观点有以下几方面：
（1）加强农村经纪人管理
针对当前农村经纪人队伍存在的问题，提出进行规范管理，如曾明珠、李胜生在《农产品经纪人须规范管理》一文中提出三点措施：一是要加强素质培训，规范经纪人经营行为；二是要提高组织化程度，增强经纪人大局意识；三是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加强经纪人队伍管理。重庆大学肖云教授在对重庆市多个区县的2280名典型农村经纪人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村经纪人健康发展的四项措施：加强培训，提高农村经纪人的综合素质；发展农村经纪人协会，提高农村经纪人的组织化程度；规范经纪人的执业行为，塑造良好的经纪市场秩序；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肖云，2009）。肖云在《农村经纪人职业选择影响因素与引导对策——以重庆市农村经纪人调查为例》分析了重庆市农村经纪人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认为职业门槛低是从业者选择该职业的重要因素；收入低和职业不稳定是造成职业流动的主要因素；职业声望对个体择业影响不大；据此提出稳定职业队伍的对策，对引导农村经纪人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肖云，2010）。
（2）企业化发展
有部分学者从农村经纪人组织的形式创新角度对我国农村经纪人发展模式提出要走企业化道路。如李文峰在《农村经纪人组织形式的创新》一文中就提出了：“应建立农村经纪人合伙组织，有条件的可以建立农村经纪人有限责任公司。”
总之，在研究内容上，国内文献关于农村经纪人的系统性研究鲜有见到。在研究对象上，现有研究多着眼于农村经纪人、以业务为主的专业合作组织、协会等角度，介绍它们各自的概念界定、现状、作用、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的组织制度和市场建设，但在研究深度上，多数文章更多的是针对现象，并未从更深的层面探讨经纪人对农村产业乃至整个社会产业结构、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
三、实践展望
渝东北翼农村经纪人发展总量增速迅猛，成员以农民为主，合作组织较少，个体发展为主，85%左右仍属私营重专大户及个体经纪人，说明农村经纪人仍以自我发展为主，单打独斗，“各顾各”文化厚重，组织化程度不高；规模发展效应突显，尤其是万州区出资金额100万元以上的涉农经纪企业达200多家。但农村经纪人普遍综合素质不高，农村经纪人主体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有的法律意识淡漠，市场意识不强；整体发展组织化程度仍较低，目前农村经纪人的发展仍然以单一模式为主，个体营销多，分工协作、联合少；经营风险控制能力弱，经纪活动存在信息不灵，资金链短缺，对于农村经纪大户，其收购资金主要靠自己筹集，一些经纪企业为扩大规模在资金紧缺时被迫采用民间高息融资。
从已有文献来看，农村教育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农村教育的内涵与特征、农村教育功能、农村教育目的与价值取向、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等内容。
(一)关于农村教育内涵与特征的研究
在农村教育概念的理解上，大致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地域概念，即在农村中进行的教育;另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功能概念，即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与此同时，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是根植于二元社会的一个概念，强调应动态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因此，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区位概念。如认为“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业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为农村教育。”［1］显然，这一界定是与中国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紧密联系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由于农村教育是对应于城市教育因而也是一种区域性教育，在这样的教育视野中，农村教育也被看成是一种层次偏低、结构与功能较为单一的教育。第二，功能概念。如认为农村教育“包括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以及有关高等教育在内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2］(P2)这一界定突破了传统的地域边界，将农村教育视为一种大教育，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这种教育既可能发生在农村，也可能发生在城市。它既指农村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也指城市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从区域概念转化为功能概念，使农村教育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宽阔的理解。第三，操作定义。如认为界定农村教育概念时，至少要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三个层面来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1)农村教育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仅能自给自足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传统农业为基础的;(2)农村教育是与传统的、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比较分散的居住方式相联系的，并且也是与低收入群体相联系的;(3)农村教育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3］显然，这一操作定义所涉及的三个层面内容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而也蕴含着农村教育概念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范畴。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特征，有学者系统总结归纳出了六个方面的特征:［4］(P163～178)(1)发展阶段的基础性、启蒙性。主要表现为普及教育的基础性和文化知识的启蒙性。(2)农村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主要是指农村地域辽阔，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等情况复杂，客观上形成了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3)教育空间的广袤性、复杂性和学校布局的分散性。这是农村地广人稀、情况复杂造成的必然结果。(4)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这一特点是指农民最关注的是教育的直接效应，注重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5)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我国的56个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异彩纷呈的灿烂文化，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县和县以下的乡村，因此造成了农村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6)学校人才优势的先导性和辐射性。农村学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学校教师一般都是当地较高层次的文化人，掌握比较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他们的现代意识、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和智能水平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也有学者指出，21世纪新农村教育应该具备三大特征［5］:一是农村教育突破原有束缚成为“大教育”，具体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二是农村教育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动态发展;三是农村教育应该是提高公民素质，将农村人口转化为时代新公民的教育。
(二)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及其价值取向的研究
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培养新型农民，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农村服务，具体体现在培养新型农民。如有学者提出，农村教育目的“必须突破单纯升学考试的局限，回归教育的本源，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作为农村文化的承担者。”［6］二是培养合格公民。这类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是促进个体发展、培养合格公民。如有学者指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由“培养传统的劳动者和传授简单的农业劳动技能，转向培养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化农业需要的人，为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创业能力的形成服务。”［7］三是培养农村学生积极健康的生存姿态。这一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标包括两个层面:(1)给予乡村少年以同等的国民教育待遇，即立足国民教育的基本目标，遵循国家教育方针，追求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提升国民素质;(2)作为乡村少年的发展需要，培养基本的乡村情感与价值观，培育乡村生活的基本文化自信，并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接纳现代文明，又不失对自我生存乡土的关爱，从而实现个人内在生存秩序的和谐与置身乡村生活世界之中个人生命意义的安顿。［8］关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学者们从农村社会的发展历程、农村的现实状况等角度切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可概括为三个层面的研究视角: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以农村社会发展为主的教育价值取向，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以巩固社会政权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再到改革开放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价值取向兼顾农村教育的个人价值取向，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逐渐凸显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历程。［9］二是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社会本位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观、个人本位的农村价值取向观和兼顾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折中价值取向观。三是从农村教育发展模式的视角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模式体现了两种价值取向:一种可称之为“城市化模式”，另一种可称之为“乡土化模式”。以上三个层面研究视角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学者们对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的关注都与国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实践导向上对农村教育的理解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一是坚持“离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孩子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更高一级的学校，寻求更好的出路提供条件和环境;二是坚持“为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要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服务。但多数学者认为，应该从“离农”与“为农”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中摆脱出来，着眼于城乡共同发展，使农村教育不但满足城市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10］
(三)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研究
农村教育功能探讨的是“农村教育干什么”的问题。对农村教育功能问题的正确认识，有赖于对农村教育本质问题的正确理解。由于研究者们在农村教育本质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因而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理解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有研究者根据农村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需求差异，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三类［11］:一是“为升学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城市升迁需求;二是“为务农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扎根新农村建设者的教育需求;三是“为进城务工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的技能培训需求。(2)还有研究者根据农村教育对社会子系统和乡村社会本身的作用，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和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特殊。这种特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2］:一是具有实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农村教育并不总是被动地去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也能用人类积累的先进的知识和经验去主动、积极地影响生产和生活。这种主动、积极的影响表现在育人、科研、服务、文化等各个方面应起到导向或引领作用。其中，培养和造就不同规格和层次的高素质劳动者是这种引领作用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二是农村教育具有开发农村“本土知识”的作用。农村中“本土知识”是其固有的自然知识、长期积淀与传承的传统文化知识以及源于生产生活实践的生存知识，也是农民的精神空气和物质给养，更是促进农村社会内在发展之“根”的力量。三是农村教育具有改进农村风貌的渗透性作用。这种渗透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乡风民俗方面和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因为良好的农村教育不仅是形成文明乡风的根本途径，也使得广大农村儿童能够顺利地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同时，良好的农村教育对于协调中国农村的社会利益、完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整合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源、最终实现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然，农村教育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如何才能使农村教育更加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上述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两种观点是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的。前一种观点是从个体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后一种观点是从社会发展(包括乡村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事实上，农村教育应该同时兼有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在认识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时，应该将上述两种观点综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农村教育也会出现负向功能。譬如，如果教育系统与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系统不相匹配，则可能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秩序解体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在研究农村教育功能时，应该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农村教育负向功能的出现。
(四)关于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研究
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农村教育的哲学基础。人文主义教育非常注重人格教育，认为人性是美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让每个人有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并且有自我尊重与尊重他人的美德。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强调指导学生如何去思考、去感受、去发现，使他们更了解自己周边的环境及所处的时代，进而体认人生的道理与文化规范的价值。［13］(P10)依此观点，人文主义是乡土教育的价值基础，其所倡导的“尊重人性、关注人格健全”的理念正是农村教育培养“人们了解与认知其所生活环境的人、事、物，从而对生活的环境产生认同感，进而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自尊自爱与社会意识，最终成为一个具有乡土情和世界观的国民”目标的体现。［14］认知发展理论。认知发展理论是农村教育的心理学基础。认知发展论强调，学习是在心灵与经验交互作用中重组知识的过程，知识是在具体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为发展知识，必须提供给儿童具体的经验。该理论强调，儿童在生理上、心理上与周围的人、事、物交互作用以后，才产生知识。因此，教师如果教给学生与其生活或经验无关的知识，对儿童而言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实际。皮亚杰也认为，人的个体智能的发展，也就是个体在环境中生活成长的历程。［15］(P38)因此，儿童智能的发展，并非只是在知识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在智能行为上品质的改变。在皮亚杰图式理论的基础上，布鲁纳广泛研究了知觉问题，认为认知发展按照动作式、图式和符号式三个阶段持续前进，各个阶段分别代表一种内容的表现形式。在知识获得过程中，一个人首先是依据动作学习，然后依靠图式学习，最后依靠符号。据此，教学如果按照从直接经验、图式经验到符号经验的顺序展开，就能有效地促进学习。台湾学者陈玉玲进一步指出，知识的获得是藉由图式的同化和调适的过程。具有适当差异的经验能够被调适，但是如果新经验与当前的理解水平差异太大，则不会获得新的理解，所以要先实施乡土教育，再教导其它国家或世界性的知识，因为乡土教育的知识与我们原有的知识差异较小，有助于图式的同化和调适过程。可见，农村教育所主张的儿童学习乡土进而产生乡土认同的观念，强调儿童主动、积极建构乡土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理念，正合乎认知发展理论。［16］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多元文化论强调，要尊重差异，维持多元，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参与社会每一层面的权利，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独特的个体。多元文化教育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族复兴运动浪潮中少数民族要求教育平等而出现的。一般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是:教育者在尊重受教育者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不论其性别、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所属社会群体等的差别，均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17］而农村教育正是尊重文化多元的价值性，提供不同文化观点、经验和贡献的教育。它将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及其文化视为积极的、真实的、动态的;它的教材取自社区，用学生的日常生活来解释概念，以达成多元文化的理念。文化自觉理论。文化自觉理论是农村教育的文化学基础。在现代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关于农村教育发展走向有两种主要观点，即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这使得农村教育发展始终处于突出农村元素还是突出城市元素的两难困境之中。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对这一困境的解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它没有“文化回归”的意思，不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部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8］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村教育要走向“文化自觉”之旅，不仅要全面认识城乡文化的差异，反思农村教育的文化走向，而且要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城乡之间形成动态性的文化互动和互惠，从而使得农村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要求，为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用人才。（本文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五)关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就国内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一些研究者以一种“局外人”的立场，持一种实证科学的态度，力求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农村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也有一些研究者引入“质的研究”和“行动研究”等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强调应秉持一种“同情”和“理解”的立场，强调要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和建构特定情境下的知识、结构和意义。但总起来看，在农村教育研究领域内，持“局外人”研究立场者占据了较为明显的优势。这种占主流位置的把农村教育“对象化”的所谓“客观”研究立场，遭到了另外一些“圈内人”毫不客气的批评。批评者们明确主张:农村教育研究者不应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立场，对农村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应该更多地贴近农村教育的具体情景及其当事人的真情实感，从而提出一些有助于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但也应看到，就研究者的基本任务来看，不论是持“客观”立场还是“同情”立场的研究者，恐怕都难以否认，只要是某种活动还能被称得上是一种“研究”，那就不能没有最为基本的“认知”功能。所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者，都应该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如何解决认知的“有效性”问题。［19］
二、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农村教育研究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教育问题，尽管学者们对相关主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
(一)研究内容:求“真”还是求“用”?
教育研究主要是应用研究，即便是理论，也主要是应用理论的研究。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学科理论，教育理论多是以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是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的教育应用。据此，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真”，外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用”，意指农村教育理论要从中国农村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生成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农村教育理论。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尚停留在经验性与思辨性上，而思辨性表现尤甚。经验研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思辨也仅是现有结论的演绎，以逻辑的推论和演绎来认识、界定复杂的变动不居的农村教育实践，而不是基于教育问题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结果把自身局限在原有的认识与思维框架之中，既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又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做出预测与批判。而辩证的思辨应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以实证知识为前提和依据进行的高层次的概括与提炼。农村教育理论与其它理性认识的成果一样，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如果我们仅是从理论到理论，那么这仅仅满足了内在逻辑，而要满足外在逻辑还必须通过对现象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析，得出理论假设，然后通过取样个案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这样的理论才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20］事实上，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并不存在彼此的隔离，相反二者存在着互动生成的密切关系，实证方法的运用离不开理论思辨，理论思辨的展开必须“回到事物本身”，并准确把握教育实践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未来的农村教育研究者要明晰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内在关系，构建基于本土实践和世界性视野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关注中国农村的问题和现实，借鉴国外农村教育经验时要立足于中国的语境来创造“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实现在元理论或元话语层面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从“知识中心”转向“问题中心”，问题的独特性恰好决定了教育理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农村教育理论不断接受来自实践的修正和补充。
(二)研究方法:“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