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张小元介绍说，随着大学教育作用的转变，本科论文已成鸡肋。“按说，论文要求在某一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可是你想想，要一个本科生在新闻学研究或新闻学史论上有什么突破或是真知灼见，可能么？学生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大量复制、粘贴，等于把学生往剽窃上赶；老师呢，只是反复强调一点：‘不要抄，抄了你脱不了手，我也脱不了手’，导师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对论文写作进行一一指导。因此，毕业论文不仅学生写起来痛苦，指导老师棘手，社会又指责论文太水，与其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不如放弃。”
张小元认为，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真正意义还不仅仅在于目前的本科论文“太水”，形同鸡肋，主要是为了解决大学教育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
“业界评价我们，有句非常不好听的话，说什么‘本科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年办的；研究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月办的；博士生知道《泰晤士报》是哪一天办的’—虽然很刻薄，但也反映出我们的大学教育与业界脱节，学的东西和实践完全没有联系的现象。”
目前毕业论文是本科生毕业的一个必备条件，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拟从2010年起在教学计划中删除毕业论文，而以在报上发表新闻作品、评论等有具体篇目及质量要求的毕业设计来代替。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张小元介绍说，随着大学教育作用的转变，本科论文已成鸡肋。“按说，论文要求在某一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可是你想想，要一个本科生在新闻学研究或新闻学史论上有什么突破或是真知灼见，可能么？学生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大量复制、粘贴，而导师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对论文写作进行一一指导。因此，毕业论文不仅学生写起来痛苦，指导老师棘手，社会又指责论文太水，可以说是‘人神共怒’。”
张小元表示，取消毕业论文后，将以与业界接触的毕业设计代替。“比如在课程上往这方面倾斜，加大新闻采写、评论的课时量；加大和业界的对接，每门课程尽量往实践上偏。比如《外国新闻史》，就可以讲《今日美国》是如何成功的——不单纯地把它当成死记硬背的知识。”据《成都商报》
作者：央视评论员杨禹
自从四川大学新闻系“拟取消本科生毕业论文”一说传出后，社会上褒贬不一，争议很大。10月22日，央视《朝闻天下》节目播出了记者对四川大学领导和新闻系负责人的采访。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在直播节目中随即发表评论指出，不赞成川大新闻系“以新闻作品代替本科生毕业论文”，本科毕业论文不仅不应取消，还应加强，因为本科论文是大学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
杨禹指出，近年来我国新闻学高等教育发展很快，遍地开花。大量的新闻系新闻系毕业生虽然总体水平不错，但暴露出一个普遍缺陷，就是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脱节。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高校新闻学师资和课程设置脱离新闻实践。川大有关负责人希望学生能够更多地、更早地进入到新闻实践当中，这是有益的。但如果按照川大的新规定，可以用学生学习期间发表的新闻作品来替代毕业论文，就值得商榷。新闻教学增强实践性，和新闻教学保持学术性，这之间并不矛盾。现在很多走上职业岗位的记者，把新闻写成了论文；而他们在学校里，又把论文搞成了新闻。不能简单地以学生的新闻作品就代替了毕业论文的重要作用。我们要珍惜高校里的新闻学教育和学习，在增强实践的基础上，提高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要求，而不是把二者对立起来，用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
针对校园里普遍存在的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轻视现象，杨禹指出，当我们抱怨学生们“剪刀+浆糊”来糊弄毕业论文时，要探究一下，如何加强对这种现象的约束，而不是因此而取消论文；当我们抱怨老师不重视本科生毕业论文时，也应探究一下，这些老师为什么不能来完成自己的教育职责。杨禹认为，本科毕业论文是大学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现在从大学毕业生里，找到一个英文说得利索的，比找到一个中文写的利索的人，要容易得多。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无论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不太会用中文写作的方式，将自己对一个问题的系统的逻辑思考表达出来。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地放弃本科毕业论文这一要求，而是要结合不同专业的实际情况，用更多的办法来提高本科学习中实践与理论学习的结合度，最终使本科毕业论文发挥其应有的教育引导和检验作用。
应用型新闻人才，主要是指以教学为主的本科院校培养的服务地方的新闻人才，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新闻理论知识、较强的新闻实践技能和良好的新闻职业素养，并融知识、能力、素养于一体，在新闻工作中熟练运用。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人才是核心，新闻是专业指向，应用性是基本要求。毕业论文是应用型新闻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综合性强的实践环节。通过这个环节，学生要综合运用专业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独立完成这项具有较大难度的课题。这是对四年来所学知识的一次复习和应用，也是检验学生是否是优秀应用型新闻人才的试金石。
一、存在问题
根据笔者近5年来对新闻专业毕业论文的管理情况来看，随着本科教育教学管理的加强，新闻专业本科毕业生撰写的毕业论文质量逐步提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毕业论文选题忽略了新闻专业的特性——社会性，没有紧扣社会热点问题，理论分析过多，实证研究较少;在理论分析的论文中引用他人材料和解释过多，自己的观点和评论不足，深度不够，论文模式依然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步骤，尤其在“怎么办”阶段，对策拍脑瓜，方案想当然的问题相对突出。学生的毕业论文以“伪命题”的理论分析为主，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偏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大量的理论性课程的设置导致学生掌握的只有理论性知识，实践课程和实践环节的缺失，使学生游离于实证研究之外，也不懂得运用何种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二是师资队伍的不健全也是实证研究类毕业论文缺少的原因之一。目前，进行本科毕业论文指导的教师大部分是从高校毕业后直接走上讲坛的教师，没有在媒体工作和一线实践的经历，师资队伍的单一性和实践型教师的缺失直接影响实证研究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即使学生选了实证研究类的题目，老师也指导不了。三是毕业论文的时间安排对毕业论文的选题也会产生影响，毕业论文一般安排在第八学期，这段时间学校基本没有集中授课的课程，大部份学生忙于就业、考研，精力难以放在论文写作上。且有的学生在外地，与指导老师基本上见不着面，论文指导仅限于网络指导和电话指导，理论性的论文选题更利于毕文的完成。
二、对策思考
一是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和根本，它规定人才培养的规格，预期了学生的发展方向。应用型新闻人才与传统学术型新闻人才的侧重点不同，它强调了学生的应用和动手能力。作为新闻人才培养的纲领性文件，人才培养方案中应用型这个特性应贯穿于学生四年的学习和生活中。应用型不仅是对新闻专业外在的层次规定，也是新闻专业本身内在的要求。新闻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其培养的人才大部分工作在社会第一线，接触社会基层的方方面面，相关社会科学的基本素养对于新闻专业来说必不可少。因此，在课程设置中，除了必要的理论课程和专业素养外，还要增加提高学生调查研究能力的课程和综合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这样，学生才能运用专业的知识和科学的方法完成毕业论文写作这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二是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一般说来，应用型本科院校新闻专业筹建时间不长，师资以年轻的教学型教师为主，他们大都是来自高校的毕业生，不仅在理论教学上有所欠缺，而且缺乏相应的实践教学经验。教师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才培养方案的执行者，其专业素养和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所培养人才质量的优劣。因此，加大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青年教师的培养可以采用做访问学者或提升学历、学位的方式，通过进修来更新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拓展教师的研究领域，这对于毕业论文的指导是很有益处的。同时，由于新闻专业本身的特性和应用型专业的特点，实践教学经验在毕业论文创作，特别是实证研究类的论文创作中起了很大作用。这就要求论文指导老师本身要具有一线的工作经历，因此，学校在培养青年教师时，除了注重理论素养的提高外，更要重视专业技能的获得，要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另一方面，青年教师的培养要实行“引进来”、“走出去”原则。“引进来”，指聘请媒介一线有实践经验的新闻从业者开设专题讲座，为教师讲授现实中媒介的管理模式和运营操作，掌握媒介的最新知识;“走出去”，指将青年教师送到媒介单位进行挂职锻炼，学习各类工作技能和实践经验，使得自己更加符合应用型新闻人才培养的需求。
三是加强论文指导过程的管理。论文撰写是一项复杂性的系统工程，从论文选题到开题报告到中期检查到论文答辩，环节众多，有效的管理是保证论文进度和质量的关键。第一，要加强选题指导。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一个环节，学生感兴趣的选题是论文良好的开端。论文的选题要提前规划，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结合自己的课程学习和各类实践进行思考，而不是要做论文时才开始找论文题目。其次，新闻专业是一门社会科学，规划选题时要从新闻专业的实际应用性出发，寻找有研究意义的课题，避开似是而非的“伪命题”。因此在选题时，建议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选取实际问题。最后，选择课题要遵循“小切口，深挖掘”的理念，避免大而空的论题，如果论文的题目“假”、“大”、“空”，那么学生在论文写作中因没有切实研究，只能采用“复制+粘贴”的方法来完成论文。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论文题目选好选准了，后面的写作才能扎实有效的开展。第二，要加强过程管理。毕业论文一般安排在第八学期，大部分学生已经外出实习，在论文的指导过程中，学生与导师面对面地交流的次数不多，毕业论文的进程和质量难以管理和监控，如何有效地对毕业论文进行管理是值得思考的。笔者认为，在众多的流程中，要抓好论文的开题和中期检查这两关。撰写论文开题报告，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调研能力、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开题，学生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对前人的成果进行分析和总结，找出创新点和自己研究的方向。在开题的过程中，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构建论文框构，明确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对策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定下论文的基调;在中期检查过程中，老师对论文写过程中的研究方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指导，明确下一步的写作进程。这两个环节，指导老师要与学生面对面的指导和交流，落实每一个环节，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逐步深入地研究和撰写论文，而且还避免理论研究论文中的抄袭现象，改变以前的“剪、贴、拼”的论文写作模式，最终写出有新意的论文。第三，要重视基地建设。实证研究类论文源于生活，学生只有在大量的社会实践中才能发现问题。因此，指导学生撰写实证研究类的毕业论文时，需要相应的实习场所和实习基地。对应用型新闻专业来说，对口的实习基地就是报社和电台、电视台、各类网站等媒介单位，要建立相适应的媒介实习基地，特别是网络媒体等新兴媒体的实习基地，保证新闻专业的学生有大量的、长期的机会在新闻一线接受锻炼。这样才能有利于学生发现问题并进一步做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
三、改革设想
新闻学是一门社会性很强的学科，它的社会性源于自身的实用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体的发展也呈现多层次、立体化局面，专业技术的要求更强，其对新闻从业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今后的毕业论文指导中，要引导更多的学生加入实证研究行列，同时考虑以多种方式呈现毕业论文，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为学生的就业和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尝试：第一，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和实际问题，鼓励学生撰写深度报道或调研报告;第二，把论文写作与分层级、分模块、分方向教学结合起来，设计多个模块，如各类影视剧本写作、广告策划与文案、网页制作与维护等作品替代毕业论文写作。经过不断地探索，新闻专业的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将会妥善解决，毕业论文的实证研究终会呈现新的局面。
【关键词】学科经典;新闻经典
蔡尚伟教授和其学生刘锐著述的《“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ii首次从新闻学科的视角提出了“新闻经典”建构的问题。在文章中,作者讨论了“新闻经典”构建的诸多问题。本文将站在学科经典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学科经典的内在逻辑
蔡尚伟教授在《“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开头就指出:“新闻经典”的建构对新闻学科的意义重大,是关系到新闻学科能否与其他学科展开平等对话的关键性问题。这样的开篇的论证极具洞见,指出了讨论“新闻经典”时的一个前提:那就是“新闻经典”应该是新闻学科里的经典,新闻学科是“新闻经典”存在的语境和背景。
其实不仅仅是“新闻经典”需要在学科的范畴里展开讨论,任何经典都是存在于一定的语境的,都有其相对应的背景。具体到某一个学科的经典,则有某一个学科的经典成立的内在逻辑,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其符合该学科经典成立的内在逻辑。离开学科背景,经典就无从谈起。这样说来,几乎不存在跨学科的普遍有效的经典。
因此,厘清某一个学科的学科经典的内在生成逻辑,是讨论经典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经典的问题无法讨论清楚,即使是确定了某一个学科的经典,这些经典也无法给学科带来正面的意义,因为没有站在学科内部逻辑来讨论出来经典无法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学科本身。
上面讨论的结果认为,“新闻经典”必须符合新闻学科的经典产生逻辑。下面将从这个观点出发审视蔡尚伟教授的“新闻经典论”。
首先,作者对“新闻经典”的历时性考察是从“经典”一般的意义出发考察的。因此,过去学界使用“新闻经典”的概念等同于“优秀的新闻作品”,是最新闻作品品质高的习惯性称呼,并未从学科的高度出发考察,是模糊的概念。这样的“新闻经典”作品因未站在新闻学科的角度出发系统构建,不具有学科上的意义,也因此不会对新闻学科的地位和身份产生显著影响。正因为这样,建构“新闻经典”是新闻科学亟需解决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在新闻的经典的标准上面,作者认为除了经典所需具备的恒常性、原创性、开放性和跨学科影响性外,还包括新闻性。
这个标准的讨论的核心问题。
先说新闻性。讨论新闻性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闻性是否新闻作品成为“新闻经典”的必要标准?
如果站在“新闻经典”和其他学科经典的比较上看,新闻性是“新闻经典”独特标准,但是如果要问,新闻性是否新闻作品成为“新闻经典”的必要标准,我们认为,新闻性只是新闻的基本属性,不能作为评判“新闻经典”的标准。“新闻经典”是新闻学科领域里的经典,当我们进入新闻学科领域讨论新闻经典时,必然是对具有新闻性的作品展开讨论――如果新闻作品不包括新闻学著作的话――这样,新闻性就是和新闻学科一样隐退的背景,而不需要单独进行讨论。
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新闻性是“新闻经典”的基本属性,任何“新闻经典”必然具备新闻性,但因为新闻作品都具备新闻性,其不能成为评判新闻作品是否为“新闻经典”的标准。
“新闻经典”是否只是指新闻作品而不是新闻学著作呢?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事实上,新闻作品成为经典的可能性大于新闻学著作。新闻作品的内容与社会同构,新闻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有目共睹,从而更容易跨越学科藩篱,产生跨学科的影响力。因此“新闻经典”的最大可能是新闻经典作品。”iii
新闻学著作是对新闻作品及新闻运作规律的研究,新闻作品则是对客观事实报道产生的文本,要判断到底新闻作品还是新闻学著作是“新闻经典”,或者两者都是,关键是要看新闻学学科的内在逻辑集中体现在哪种文本上,实际上是,新闻作品以实际的文本内在地体现了新闻学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而新闻学著作则是站在外部逻辑上,对新闻学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和描述。它们的对象和内容都不一样。比较而言,新闻作品是新闻学核心构成部分,更可能是新闻学的经典,而新闻学著作的经典则是有关新闻学规律揭示的优秀作品,是新闻学的次要组成部分。在文学里,四大名著作为文本,是小说文体创作的高峰作品,是文学经典,而研究四大名著的著述也有优秀作品,但一般不会认为是文学的经典,因为它们不符合文学经典的内在逻辑。
另一个问题是“新闻经典”的标准的问题。
文章中指出,“新闻经典”应该符合经典的基本要素,即恒常性、原创性、开放性和跨学科影响力。
正如上文讨论的结果那样,“新闻经典”是关于新闻学的经典,其标准应该是从新闻学的内在逻辑里寻找。举个形象的例子,学科发展如一条链条,经典是链子的各个节点,由于具有这些经典,各个链子单元从能连接在一起,形成链条。只要站在整根链条上,才能确定各个关节,因此,要确定经典,必须先寻找学科的发展脉络。这是评估经典的首要步骤,也是最核心的步骤。就如文学,之所有会有四大名著,那是因为在文学的河流中,四大名著是古典小说的最高水平,是古典小说链条上的“节点”,同样的原理,唐诗中许多作品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最高水平。
回到“新闻经典”,“新闻经典”的内在标准不在于新闻性或者恒常性、原创性、开放性和跨学科影响力,而在于其学科经典生成的内在逻辑,而要理清学科经典生成的内在逻辑,又必须确定学科发展的脉络。可以说,只有先厘清新闻学本身发展的脉络,才能确定新闻的经典,而根据这样的逻辑构建的“新闻经典”,能够清晰映射新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推动新闻学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蔡尚伟教授在其论文《“新闻经典”在中国的建构》中讨论了新闻经典建构的重要性、问题、范围等诸多问题,本文将这些问题统称为其“新闻经典论”
[2]该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07总第203期
[摘要]：
新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比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等，无不是围绕着新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信息论是否能被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它的创始人香农原只打算将其定理应用于编码和信号传输的技术过程中，但这一概念引入到中国新闻学后，更被它的信奉者当作“新闻学研究的逻辑前提”。回顾中国新闻传播改革三十周年，从理念到实践发生了许多变化，而变化的缘起，则逃避不了信息概念的引入这一话题。
一、信息概念
1、信息的意义
在我国，“信息”一词有很悠久的历史，从我国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比如，南唐诗人李中曾在《暮春怀古人》中写下“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的佳句，这是汉语中“信息”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唐朝诗人许浑也在《寄远》中喟叹“塞外音书无信息，道傍车马起尘埃”。古人所说的“信息”是指消息、音讯，侧重于口头或书面传递的内容。
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本土的“信息”概念出现勃兴。清末中文报纸的新闻栏内，频繁出现“信息”一词，如“北京信息”、“杭州信息”。另如，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的《申报》14天后就直接列出栏目，标明“丝市信息”、“洋货信息”、“福建茶叶信息”、“陕西军情信息”等，至此，近代义的信息概念还是指向消息、音讯、情报。
值得关注的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信息”并非从我国本土文化中延续而来，而是西方思潮的舶来品。据说，现代信息概念最早是1928年哈特莱（Hartley）在《信息传输》一文中提出的，他第一次指出信息与消息的区别，并设想用数学方法描述信息量。[1]此后，信息论的出现深化了对信息的认识，推动了信息概念的普及，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奠基人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在他的著名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中提出计算信息量的公式，认为“信息就是消除或减少接收一方认知上的不确定性”[2]，信息量等于消除不确定性的数量、选择的自由度的度量 (information is a measure of one's freedom of choice when one selects a message)。1950年代，随着信息论等信息科学译介到我国，“信息” 一词才被赋予新的含义，成为一种科学术语，被运用于电子学、工程学中。
从信息概念变迁的整个坐标体系来看，本土文化中的信息经过历时性变迁的同时，又交织在共时性的他文化体系中，使得信息概念的内涵不断扬弃和变迁，衍化到今天的信息概念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含义，归纳发现，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信息通常应用在三个领域：第一类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最普遍概念，也是约定俗成的等同于“消息”的概念；第二类是现代科学信息论里的专业术语，如信息学院、信息技术等；第三类则是哲学意义上的信息概念，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构成现实世界的三大要素。
2、新闻学引进信息概念及其意义偏转
1955年，在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热情支持下，数学家韦弗(Weaver)将信息论引入到传播学中，从此，信息成为统领传播学的核心概念。1984年，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的《“信息热”和新闻改革》一文，正式将信息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概念引入到了中国新闻学，这篇文章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的传播”的结论[3]。信息概念被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新闻观念，引发了国内对新闻定义的重新思考，而且促成了理论研究更大层面的变迁，成为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无不是围绕着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新闻学怎样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从信息的角度认识新闻本体及其本质特征，最早提出“信息是新闻的属概念”这一观点的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宁树藩教授，1984年他在《论新闻的特性》中提出“新闻是向公众传播新近事实的讯息” [4]。二十多年以来，不少新闻学科教材以信息定义新闻，1987年一本由国内20所大学联合编写的新闻学教材则称“新闻是一种信息”已是新闻学里无须证明的一条公理。[5]正如童兵教授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比较多的新闻学者认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1]甚至有不少新闻学专著分出专章讨论“信息”与“新闻”的关系， 以武汉大学李元授教授的专著《新闻信息概论》[7]为例，该书上编 “新闻与新闻信息”，首先就把“新闻”、“信息”、“新闻信息”分为三个章节进行专门论述。宁树藩先生也说过，“80 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新闻理论著作， 差不多都要对这个问题( 新闻与信息的关系)做出说明。” [8]
关键词是特定话语价值取向的凝结， 是语言实践过程中的纲目、骨骼。[9]在中国当代新闻学中，信息概念被作为“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10]，建构新闻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李良荣教授评价，信息概念的引进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二次跨越”。[11]然而，“信息”从自然科学移植到人文学科，从通信工程学语境旅行到新闻学语境，这种跨学科、跨语境关键词的导入与接收，使得“信息”概念不自觉地发生了意义的偏转，某些方面被凸显或重构，另一些方面被过滤或遗忘。
在自然科学语境下，香农信息论中的信息是通信工程学的概念，用来研究信道传输能力，正如韦弗（Warren Weaver）1949年在《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近期成就》一文中所说，香农信息论所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意义问题和实效性问题。[12]换句话说，这里的“信息”是一个技术性概念。而本土文化中侧重于消息、音讯意义的信息，更多地是一个指向内容的概念，相对于自然科学语境下冷冰冰的技术概念，它多了一层温情的面纱，有着更多人文色彩的倾向。我国本土文化传统中信息的内涵，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新闻学对现代信息概念的理解。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其内涵接近于“事实”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新闻的定义中。正是在这种影响下，中国新闻学中的信息，凸显了传播的内容，指那些对人有用、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原有的技术特征似乎被遮蔽了。即便如此，我国新闻学者仍旧回头关照“信息”存在的自然科学语境，并将此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条件假设，这就导致已经被我们接收过来的“信息”被视为一个更具科学性、合理性的概念。与其说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下被误读，不如说是被重新赋予了意义。“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 再) 创造。” [13]
二、信息对中国新闻学的影响
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部分地遗传了其先前语境下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的传承并不单纯是关键词本身的内涵因素，而是有着更加广阔而深刻的现实因素——扎根于社会环境的温床。新中国成立后的30 年间，尤其是“文革”期间，新闻基本上充当了政治的宣传工具。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新闻学的学科意识逐渐复苏，新闻学研究才逐步破解“新闻无学”的坚冰，处于“新闻无学”到“新闻有学”的艰难转型之中。新闻学者亟需为这个丧失了独立性的学科寻找合法性、合理性依据。正是从这种现实背景来讲，一方面，信息概念恰逢其时地导入中国新闻学，另一方面，新闻学研究需要主动寻找到一个科学的起点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这是新闻学突破束缚的一次历史选择。
被重塑的信息概念解决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三大问题：一是新闻的本质，信息才是新闻最基本的本质规定；二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而对其发展着的多层次内涵逐步展开，或者说，可以因此而建立一个关于新闻的具有逻辑层次的定义体系；三是新闻学学科建构的合法性问题。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曾对此有过相关论述：从理论上看，确定新闻是一种信息，揭示了新闻的本质属性，从根本上回答了新闻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把握、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建立科学的理论框架，为研究新闻理论的其它问题，如新闻的本源、特征，新闻活动的主体、受众，新闻事业的性质及规律等奠定了基础。[14]信息观念在中国的确立．承认新闻事业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新闻报道只有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舆论监督、社会教化、提供娱乐等附加功能。
具体来说，信息概念在以下几个层面起作用：
第一，确定“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我们过去说“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也能解决问题。[15]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一个是源，一个是流。明确这一观点，就是认清了新闻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即使不引进这个信息概念，传统新闻学中关于新闻本源的问题也依然能解决。但是，“信息才是新闻的本质规定”却能够修正“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一说，因为“作为新闻进行传播的并非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中蕴含的某些属性的要件所构成的信息。” [16] “信息”显然要比“事实”更科学、更恰当，这个科学术语提升了“新闻”的本质。因此，不如让其分工：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而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
第二，承认新闻学是科学，它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宁树藩先生认为，只有以新闻及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才能建构起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信息概念反驳了过去存在的“新闻工具论”，以信息逻辑起点建构新闻本位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新闻与宣传划分开，新闻本位的回归使新闻的本初功能得以彰显，体现了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当确立新闻具有传递信息的本初功能时，就使新闻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过去强大的政治话语框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地位，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学术精神。同时，信息概念使新闻作为报道或传播的内容而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因而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全球传播的背景下，有利于缩小将新闻等同于宣传所导致的排斥感和距离感，有助于淡化多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从而产生更多的接近性，取得更多认同和共鸣，也搭起了我国新闻学与国际视野的传播学对话的桥梁，因为传播学研究正是从信息传播的不同形态出发。
第三，90年代，“信息”关键词触发了新闻商品性的讨论。通过讨论，人们逐步认识到，新闻除了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生成、传播、接收反馈过程还带有一种经济实践和商品生产、消费的特性。有关新闻商品性讨论的深入，引起人们对新闻媒介性质的重新定位。既然媒介把信息资源的开发、采集、传播，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努力面向全社会提供各种信息、知识和娱乐服务，那么，媒介本身也就具备社会第三产业的特性，这一特性强调的是信息的服务性。[17]这一认识直接关联着我国走向“事业化性质、企业化经营”的传媒体制变革，为传媒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
总之，信息概念的引入带来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场哥白尼革命。[18]
三、信息与新闻学辩证看
1、“信息”概念与“事实”概念的关系
信息概念的引入造成了部分概念的混淆，最基本的一对关键词是“事实”和“信息”。不少人对这对关键词展开比较研究，如《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19]，在探讨新闻定义的观点中，有人将新闻定义根据侧重点不同分为六大类，即（1）事实说；（2）报道说；（3）传播说；（4）手段说；（5）信息说；（6）反常说[20]，这就把事实说和信息说分门别类。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不对“事实”和“信息”作区分，把两者混合起来使用，如“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 [21]，包括前面引用过的童兵教授的新闻定义“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虽然信息与事实实际上所指的是同一对象，但毕竟是两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不同。事实是从本体论出发，是物质的，独立于人的认识之外，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它，都客观存在着；而信息是从认识论出发，消除人们认识上不确定性的因素。
在新闻学语境下，不能脱离事实来谈信息。作为新闻的事实和构成新闻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事实是新闻的载体，而信息是特定事实构成新闻的某些要件和属性，信息蕴藏在事实中，而事实要通过信息来传播，也只有蕴涵重要信息的事实才能进入传播渠道，成为新闻。此外，在新闻学语境下，信息比事实更科学的原因还在于：事实没法解决新闻商品性的问题。有学者认识到，对新闻传播业双重属性的认定( 既有事业性质，同时又具有产业属性) 这种理念的革命性突破，与新闻传播业同时属于“信息产业”不无关系。[22]丰富多彩的信息可以在市场环节中交换、流通、增殖，但是，事实是事物存在的胶着的状态，我们可以说信息具有商品性，却没法说事实具有商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概念比事实概念更能推动新闻学理论和实践的纵深发展。
总而言之，在新闻学中，信息与事实是高度统一的，不可生硬分割，但同时，也要审视两者不同的意义，而不是在学术中任意偷换、转换概念。
2、批判性地评估信息概念
80年代，信息概念刚引入中国新闻学时，有学者认为，信息论与新闻学科交叉，由此产生新的学科——“信息新闻学”，有人甚至提出信息新闻有八种写法[23]， 在前文讨论过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之后，我们可以认识到“信息新闻学”是一种不确切乃至错误的提法，其实质的指向是新闻的信息量。这种错误一方面体现了特定时代及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信息概念的引入对学科思维的冲击。
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关于新闻的信息量的计算公式[24]，凭此公式算出一张报纸究竟含有多大的信息量。这种做法运用香农的信息计量方法对新闻信息进行计量，是将新闻学中的信息参照了信息论中指向技术的信息，但这种做法在新闻学语境下究竟是否科学，恐怕值得商榷。这是因为信息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信息量的度量，并不关心信息的内容，因此并不能反映人的能动作用与信息处理的关系。新闻传播不同于机械的科技传播，而贯穿了更多的价值选择倾向和人文关怀，如果新闻学中的信息仍旧是一种冷冰冰的硬科学符号和技术指标，就会限制实践中新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制约了新闻人作为有思想、有责任的社会工作者的追求。新闻学的学术来源根植于人文科学或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它有着深刻的人文学科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新闻学中蕴涵着的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赋予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净化人们心灵、唤醒人们思考的功能，因此，在人文精神关照下的新闻学，它所关注和研究的“新闻”应当是一种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东西，应当成为有益于公众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要防止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总之，我们要借助科学精神体现新闻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借助人文精神表达新闻学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体现新闻学的人文品质和人文特征。
虽然我们并不认同运用信息论计量新闻信息，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却开创了另番局面，顺势生发了新闻的信息量的拓展，中国的新闻媒介都在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质量上狠下功夫．采取了各种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更进一步地满足了人们对周围和世界信息的欲求，信息时代到来，“地球村”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但是，随着互联网等新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信息泛滥”的态势，一方面暴力、色情等垃圾信息充斥眼球，另一方面则是有价值、含金量高的信息被埋没不见，现实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信息的内容，新闻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鲜明地树立其内容指向的风标，而与自然科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偏离，信息量大大拓展的弊端协同其优势愈加显现。在现代生活中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耳目就会失聪。思想就会陷入僵化，行动就会失去目的性，甚至陷入盲目的、片面的主观臆断中去。现代人似乎是要把自己置身于一种充满信息的环境中已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人们常常以为接受了信息( 大多数信息来自于媒介)，就是了解了世界，从而陷入对信息的依赖之中。但是，层出不穷的媒介事件挫败了人们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头脑里充斥着信息的人最终和那些没有信息的人一样变得轻信和缺乏安全感。事实上，零星的信息不能代表整体的世界，过度依赖人与机器的信息交流，反而可能钝化人类感知世界、感受他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方式。法国遗传学家雅卡尔认为， “借助技术、集中渠道和传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 取代了人人平等参与的平衡的集体行为， 即交流。”[25]
此外，前文谈到信息概念的引入促成了新闻商品性的认识，商品化的新闻一定程度地制约了新闻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作用。社会“知”的需要催生了新闻，新闻信息满足的是全社会成员的公共消费需要，与公众利益有着重大、深远而天然的密切关系，担负着特殊而无可取代的社会道义和责任。新闻商品性的特性给新闻实践带来巨大推动力，也带来许多弊病，使新闻这个本应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资源被少部分人利用，从而减少了其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影响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正义。一段时间里，新闻商品性助长了有偿新闻现象的泛滥，甚至被指为是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理论根源。当前新闻实践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证明，对于信息商品化的特性渗透到新闻这一点，要持有批判意识，而不是一味地称颂其功德。新闻商品性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当新闻纸进入市场流通，传播活动开始接受外部补偿时，新闻就难以避免地带有商品的特性，这种特性正是束缚新闻传播的枷锁，是一种附加性内容，否则新闻传播活动将无以为继。但同时，由于新闻自身具备准公共物品的信息特性的规定性，新闻传播的发展，实质上是一个逐步摆脱商品性束缚的过程，新闻的发展方向，则是一个摆脱商品性、回归公共性的过程。
[注释]
[1]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8页。
[2]转引自陈定学：《究竟什么是信息》，载于中州学刊，2006年11月，第6期(总第156期)，6页。
[3]见李良荣《“信息热”和新闻改革》，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第1期，第8-11页。
[4]宁树藩：《论新闻的特性》，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12月，第8期，5页，作者特别做了尾注：讯息，实即信息。因为信息的含义太广泛，有的不适用于新闻现象，所以暂用“讯息”二字，以示区别。
[5]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M]．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6]童兵、林涵：《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405页。
[7]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
[8]宁树藩：《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收录于《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100 页。
[9]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 卷，第3 期，2001 年5 月，365页。
[10]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 年版，绪论12 页。
[1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296 页。
[12]转引自蔡长年：《三十年来的信息论》，载于《通信学报》，1980年10月，第1期，2页。
[13]刘禾：《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 上卷) ，东方出版中心，2000 年版，228～229 页。
[14]胡正荣：《新闻理论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23～24 页。
[15]参阅芮必峰：《新闻与新闻报道》，载于《新闻大学》2004 年第2 期，总第80 期，7～21 页。
[16]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5页。
[17]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 卷，第3 期，2001 年5 月，367页。
[18]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 卷第2 期，31页。
[19]陈坚：《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载于《新闻大学》，1993年第3期，16页。
[20]尹德刚等：《当代新闻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21]陈谦：《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 新闻定义的再探讨》，载于《当代传播》，2001年第2期，15页。
[22]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 卷第2 期，31页。
[23]宋志耀：《怎样写“信息新闻”》，载于《新闻知识》，1986年第5期，8～10页。
一、立足学科建设，推动新闻学繁荣发展
关注新闻学学科建设是本书的主线。笔者认为，《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一书的价值更主要的体现为作者“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学术见解和理念追求。在《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状况分析》等几篇文章中，无论是对我国新闻学学科性质和地位的概括，还是对新闻学学科发展现状的分析，以及对未来新闻学学科发展方向的建构，都有独到见解。
针对我国新闻学的学科性质和地位问题，作者认为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在《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一文中，作者给出了评判一门学科是否是独立学科的三个标准：是否具有自己特殊的矛盾性；是否形成自身特有的学科知识和理论体系；是否获得社会认可。而新闻学以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及其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基本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国内外的新闻传播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已经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认可。这些正是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依据。这三个标准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重新确认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而且对于我们辨析其它学科领域的类似争论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认为新闻学是一门有着人文性质的社会科学。这一认定中包含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双重观照。承认新闻学具有科学的性质和特征，就是要坚持以科学精神来关注和研究新闻现象及新闻传播活动规律，就是要按照科学形成的规范化要求，运用科学的方法去体现和证实新闻学学科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和系统性。与此同时，作者明确指出，“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一些单纯的社会科学学科有所不同，它还具有某些人文特征。”20世纪80年代曾流行过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是人学，新闻是事学”，这一观点看到了文学与新闻在关注对象上的区别，但却忽略了“人”是“事”的主体，离开了“人”，也就不可能有“事”的存在。人文精神的核心正是以人为本，关怀人的存在，体现人的价值，这体现在新闻学研究中就是要具备“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应当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新闻传播者不能是没有情感、没有心灵的记录者和围观者，新闻受众也不能完全被置换为信息消费者，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言，“新闻应当是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它应当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情感去讲述人间故事，去传播人类文明，去引导社会进步。”因此，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双重观照是新闻学发展的不二选择。
在《不是“独头蒜”，是“并蒂莲”――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思考》和《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与学科发展――一个新闻学者的传播学观察》等几篇文章中，作者辩证地看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分析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上的区别和联系，指明了二者应该在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中共同进步的发展方向。这样的辨析可以帮助人们厘清认识上的混乱，有助于人们正确、全面、辩证地认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对于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现状问题，作者在承认新闻学学科地位逐渐巩固，分析新时期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同时，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新闻无学论”的星火复燃。作者还注意到了目前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的学术失范现象，提醒我们要注意维护新闻学的学术纯洁，警惕金钱主义和功利主义对新闻学的侵袭。
作者结合对新中国60年新闻学研究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发展经验的总结，对未来新闻学学科发展的方向进行了构建，即在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地位的基础上，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不断推进新闻学的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的理论体系。
二、关注学术前沿，促进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新闻学还要求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去关注新闻现象，通过对新闻实践的研究来总结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促进新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从而实现更好地指导新闻实践的目标。而本书对当前我国新闻理论与实践领域的一些热点和前沿问题的关注，正是这一旨趣的体现。
1．追踪变革，总结经验
建国60年来，我国的新闻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改革程度日益加深、创新意识逐步增强，新闻业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群众生活，以及对外交往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追踪新闻业的变革创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壮大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报业变革发展的历程、成就及经验》、《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教训》、《2008新闻启示录》、《成功的体育盛会 出色的宣传报道――北京奥运会宣传报道理念与基调评析》、《论汶川地震报道的经验与启示》、《“人治” 法治 长治――从长治经验看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发展之路》等几篇文章中，作者总结了我国新闻业在新闻理论领域、新闻业务领域、新闻事业与产业管理领域的创新和发展经验，这些经验既是成就以往新闻事业的基础，也是未来我国新闻业实现科学发展的保障，值得学习借鉴。
2．厘清思路，凝聚共识
在我国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媒体、市场、政府、司法、公共利益相互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困扰人们思路，束缚改革创新的关键因素。作者通过《论传媒与司法的良性互动》一文正面回答了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明确指出传媒和司法是具有不同属性、特征和功能的社会系统，二者在维护司法公正，加强法制建设方面有着共同的行动目标，二者之间应该保持相依相存，良性互动的关系。针对媒体、市场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在《权力 责任 道德 法律――兼论新闻媒体的属性、职能及行为规范》、《当代传媒业性质解析》、《论中外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媒体责任观》、《强化传播力 彰显影响力 拓展创新力 提升竞争力――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传媒业发展之要略》等几篇文章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明晰人们的认识误区，帮助凝聚共识有着积极作用。针对媒体与政府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作者通过《善待媒体 善用媒体 善管媒体――对李长春同志讲话的解读与思考》、《掌握驾驭和引导舆论的艺术 提高应对和化解舆论危机的水平》、《关于党报工作中几个关系的思考》等几篇文章也有明确回答，对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的政府更好地转变管理观念，发挥新闻传播的多元功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3．直面热点，解疑释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新闻业经历了诸多变革，获得了长足发展，逐渐成为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文化事业和一定经济实力的文化产业。本书作者紧密联系实际，针对当前新闻业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一些前沿、热点和难点问题，比如传媒公信力问题、新闻立法问题、传媒改革问题和舆论监督问题等，做出了深入浅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十六大以来我国新闻传媒的政策调整与改革创新》、《从三个“意见”的出台看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深化新闻改革的思路》、《关于信息公开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意义》等几篇文章，从政策解读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我国新闻业发展创新的条件；《透明度与新闻传媒的自由报道权力》、《传媒公信力的客观评估标准》等几篇文章，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自由与传媒义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答；《试论当前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意义及环境》一文，在客观分析当前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环境中利弊因素的基础上，为我国新闻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对“伍皓现象”的解读与思考》、《“三股推力”和“三重阻力”下的舆论监督――浅谈当前我国舆论监督的生态环境》、《试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与规范管理》等文章，通过分析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背景环境，直面当前新闻舆论监督中的问题和不足，对于如何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增强新闻舆论监督的实效都给出了明确解答。
对于这些新闻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本书作者并没有“绕道而行”，而是敢于面对现实、敢于突破难点，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直面难题的理论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