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都是父系家长制，但在家长权力上有所不同。中国的家长权力为终身制，只要家庭当中的父亲活着，那么他就一直具有家长的权力和权威；而日本的家长权力为阶段制，父亲在年纪大了或生病不能继续料理家业的时候，就要把家长的权力交给继承人。一旦交出了家长的权力，就要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一样，服从新家长的领导。
2继承人的选择
中日两国在继承人的选择方法和制度上有很大差异。
2.1养子条件在中国，夫妻在没有亲生子女或者没有亲生儿子的情况下，会考虑收养他人的儿子做养子。收养对象通常为父系亲属的儿子，称之为“过继”；而日本的夫妻在亲生儿子以及入赘的女婿不够优秀的情况下，会考虑收养他人的儿子做养子。收养对象可以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选择范围比较广。
2.2赘婿要求在中国，夫妻在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情况下，会考虑招婿入赘。入赘的女婿一般不改姓、不能入族谱、不具有继承权，而且生下的子女随其母亲姓；日本的夫妻在儿子不够优秀时，会考虑招婿入赘。入赘的女婿要改姓，成为婿养子，而且有家产继承权。
3家族观念
中国的家族主要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集团。这个家族集团不但包括直系亲属，还包括旁系亲属。中国人对家族的延续非常注重血统的纯正，在以“孝”为家族伦理核心的中国家族中，传宗接代被看做是最大的孝顺。俗语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日本的家族是以农业生产为目的的地缘集团。比起血统的延续，日本人更注重家业的传承，从而保证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家”的长期兴盛。日本人的亲属范围比中国窄，一般仅限于直系亲属。家族成员不一定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可以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仆、佃户、雇员等。日本的家族伦理以“忠”为核心，只要对家族忠贞不贰，非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也可以参与祭祀活动，死后也可以葬入家族墓地。
4家业管理及财产继承
在中国的家庭中，家业由父亲管理。除非父亲过世，否则就一直拥有家业的管理权。在财产继承方面，中国实行的是诸子均分制，即将家产平均分给所有儿子（有时也包括女儿），长子一般在分配中不具有特殊权利。在日本的家庭中，家业由父亲和继承人共同管理。在父亲有能力管理的情况下，家业由父亲管理。当父亲年纪大了或因病没有能力管理家业时，家业就交给继承人管理，并且继承人可以是入赘的女婿或者养子。日本的家庭财产实行长子继承制，不分给其他子女。而且长子虽然在家庭中拥有特殊的身份与地位，但当长子的能力不足或身体上有缺陷而无法管理家业时，日本的家庭就会剥夺其长子地位而改立其他儿子为长子，或者另立有能力的养子、婿养子为家中的长子来继承家产。
5结论
关键词：中日近代化脱亚入欧中体西用差异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是封建落后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威胁。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近代文明之光开始透进沉沉神洲。1853年，美国海军一支小型舰队,野蛮驶进江户湾的蒲贺港，“我自闭关眠不动”的日本朝野，也诚惶诚恐地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威力。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是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这期间，中国丧权辱国，走上沦为半殖民地的扭曲发展道路。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个中原因及带给我们的教训，值得深究，这固然有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远大于日本[1]，而且日本也曾受惠于中国的外因，但主要在于当时两国文化类型与民族传统的差异、社会的稳定性、经济基础及当时政府开国后的不同对策的迥异等的内因。对于它们的进一步探讨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当前的现代化也有现实意义。关于这方面内容的研究，日本学者成果较多，中国较少。今笔者不辞浅陋，拟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些思考，祈望赐教。
一、不同文化传统造就民族性格的迥异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属于宽容、温和而保守自闭的大陆性农耕文明，以孝为先，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组织劳作。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在巩固封建政权方面绝对可称为明智之举。但是,当世界进入近代化--也就是随着商业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革新，世界从经济上进入工商业主导时代、政治上资产阶级入主国家政权的时候，这种封建政权及其经济基础空前的稳固性却成了社会前进的最大阻力。古人很早就把中国看作是天下的中心，把周边民族或国家称之夷、蛮、戎、狄，产生了华夷思想。由于周边国家的臣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常常是册封与被册封的隶属关系，中国成为册封体制的中心,外国使臣朝觐时都要跪拜磕头，这就更强化了“皇皇中华,四夷来朝”的思想。中国又很早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且成为文化输出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别国文化流入，但它们不可能成为主流和改变原有文化的本质，相反，总要受到儒学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光辉,在变革时期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2]久而久之,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就蜕变为夜郎自大的观念，对外国和外来文化总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虚心学习。清末,即使中国已经落后,本土文化已经呈现保守，但上述传统观念依然非常强烈。顽固者自不必说。显然，传统文化观念模糊了中国统治者的视线阻碍了对世界文明的吸纳，这是中国越来越走向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属于海洋性国家，其海洋性文明的特征是发散性，具体说就是开拓精神、开放性特征，以忠为先。日本四面环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对这一事实的反应以及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倾向，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外国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发源地，在公元3世纪以前尚无文字，在7世纪以前也没有系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产生了飞跃。对日本人来说，所谓外国，就是长时期内经常给自己带来文化的地方，来自外国的事物往往给自己带来新的便利和富裕。在幕府末期，虽然也有人提出过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思想,但由于日本不是册封中心，也没有文化输出的传统，所以日本的华夷思想的基础十分薄弱，它并没有给日本学习更先进的西方文化造成多大的影响。对日本人而言，一个明显的逻辑是，中国文化是外来的文化，西方文化也是外来的文化既然可以学习移植中国文化，而且效果又那样理想，为什么不能学习移植当今先进的西方文化呢？总之,日本的传统文化观念使日本能够比较理性，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儒学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远也不及在中国那么牢固和深远。这种状况为两国的近代化提供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江户时代之前，思想文化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佛教而不是儒学。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朱子学才取代佛教成为统治思想。但是，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的日本思想界，朱子学世界观迅速瓦解，在日本,由于没有通过像科学这种形式使儒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官方教科书和现实化的择官准则，儒学的权威和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自然要比中国弱得多。在从19世纪开始的亚洲近代化中，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原因首先在于突破了儒教的世界观的束缚，把对其有效性的承认缩小到最小限定，极力限定儒学的有效范围才是其成功的内在因素。
二、社会内部结构稳定性的迥异
中国从公元前三世纪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就不断强化，政治上大一统、思想上大一尊合二为一，专制君主兼有“至尊”和“至强”的地位，其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威至高无上。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中国实行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社会流动的,具有较强的调节社会矛盾能力。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四位一体”，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准则和纽带，在这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营垒中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力量。臣民不要说行为连思想意识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使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从来未曾逾越过君王、名教的观念，毕其一生最多就是做“中兴名臣”，而不可能成为“尊王倒幕”的藩主。因此，中国的近代化既缺乏足够的资本主义成长条件，又缺乏较为活跃的中间阶层，更缺乏开放、进取的文化底蕴。
日本自1192年以来，始终未能形成一元化的集权统治，天皇与将军并存，地方上还有许多独立的藩国。日本维新思想家—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渝吉认为，幕府与天皇并存，使至尊的皇帝和至强的将军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尊敬。“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活动开辟了道路。”4日本实行的是门阀世袭制，这使得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无缘获得较高职位,产生强烈不满,并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进而代替力量不足的资产阶级领导了革命，从尊王攘夷转向倒幕维新。早在18世纪，“兰学”兴起这些中产阶级-武士就萌发了变革的思想。幕藩体制的分散性，利于西洋文明的传播，也利于新兴商业团体整合到新的政治体系中。松散的局面下，许多类似西欧自治体的组织如村民的“讲”、手工业者的“座”悄然产生，甚至出现了东亚绝无仅有的工商业自治城市。新经济、新政治势力、新思想顽强地滋生并逐步壮大，深刻改变日本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左右政局的变化，直至“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侯惊”。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曾经是旧秩序支柱的武士集团视旧主如仇，成了变革的中坚力量。
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迥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近代化的不同结局，与当时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比较当时中日两国的经济状况，概括地讲，中国的地主经济较日本强，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则较中国强。中国历代王朝一贯奉行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政策，地主经济始终受到国家的竭力保护。在人们的观念中，地主经济是最安全保险的产业，土地是最有价值的财富。这种政策和观念使地主经济处于优越的地位。而且，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不是固定的，地主阶层向社会开放，官僚、商人、高利贷者乃至农民都可以购买土地而成为新的地主，清末，地主经济的统治地位依然较为牢固。日本幕府时期虽然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地主经济也受到政府的保护，但是，土地的所有基本是固定的，全国全部土地均为将军、大名、旗本和陪臣所有，固定的等级身份制也使地主经济缺乏了活力。在幕府末期,由于领主们的残酷剥削等原因,广大农民生活极度贫困，他们只能维持最简单的再生产。地主经济的强弱之分,使清末近代化的任务要比明治政府困难和艰巨得多!与强盛的地主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清末中国的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则显得十分薄弱。1840年鸦片战争后,为了抵御外国侵略,清朝兴办了一些民族企业，然而它们并没有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产业得到较好的发展。这些企业有的属于官办，有的属于官督商办，官办企业主要是军用工厂，它们属于政府所有，资金的来源是政府征收得来的赋税，使用的劳动力大部分是裁汰的士兵，企业的扩大与否不是根据生产上的需要，而是根据政府的财政情况，所以离资本主义企业相距甚远。17、18世纪的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比中国要普遍一些。19世纪以后，商品经济更为发展。
日本国土较为狭小，市场的发展较容易。在德川幕府时代，大名和武士都离开其领有的农村,集居在自己领地内的城市中，他们必须通过市场来购买种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城市中还居住着大量为大名和武士服务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生活也需要依靠市场。另外,由于实行参觐制，大名们要定期率领家属臣仆到江户去居住，他们过着双重的城市生活。这些因素极大地促进了商品需求和城市发展，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商品流通网络。明治政府成立后，全力推行殖产兴业国策,扶持资本主义经济。政府通过立法，在商会、贸易、税收、银行、保险等领域或进行改革，或建立新的制度，尤其是在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面更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19世纪末,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已远远超过中国，所以，当明治政府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时，社会已具备了较好的经济基础。
四、被迫开国后对策的迥异
19世纪中期的世界，西欧列强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后开始抢占世界市场。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中国和日本自然也难逃被强行叩关的命运。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不多述了，1853年黑船开国也使日本面临被奴役的境地。西方殖民者东来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仍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但“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目睹曾被视为“番邦蛮族”的“船坚炮利”和“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少数思想先驱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们开始从梦呓中惊醒。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主持编译了介绍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历史、地理、政情的《四洲志》。魏源在激愤中写出《海国图志》，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撰的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巨著，也是介绍与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巨著。书中魏源猛烈抨击了政府的愚昧无知；表达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虽然魏源眼中的“长技”主要指西方的“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但在观念上已是根本的突破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悲的是，在中国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像魏源这样的大梦先觉者是孤独的，二十年后，他的主张才由洋务派稍事实践。
二十年，中国丧失了关键的发展机遇[3]！相反，鸦片战争的悲惨结局警示了日本的知识分子。650年代初《海国图志》由商船带到日本后，立即在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数年间选刻、选译的版本多达二十几种，催生培养了日本大批的维新思想家和改革志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海国图志》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指明了最初的方向。1862年日本维新志士高杉晋作到上海，发现《海国图志》在自己的祖国竟然已经绝版，不禁感叹到：清朝“徒昌僻见，因循苟且，故而衰微”。中国经过鸦片战争以极其沉重的代价换取的经验、教训，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立即产生重大影响，却在邻国日本开花结果，这是我们民族的极大不幸。比较两国对于西方冲击的态度,可知中国大官僚大贵族虚骄贪鄙、苟且偷安,而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头脑较为敏锐和清醒,主动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走向明治维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五、“脱亚入欧”与“中体西用”
日本对于东西文明碰撞的回应要激烈得多，向西方学习也是由衷的，“既无故虑，既不以为耻”（美国赖肖尔语）。更有极端者，一些日本学者为过去推崇中华文化而感到惭愧、痛苦不堪，这种全盘否定其道德之源、进化之源—中华文化的论调当然是虚无主义的，但却反映了日本文化淡理念纠辩重实利、实用的务实作风和趋新、善变的传统。“脱亚入欧”的始作俑者福泽渝吉，于1885年发表《脱亚论》主张“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为尽快融入西洋文明，犹如当年“遣唐使”络绎不绝到东土求经，7日本人现在又络绎不绝远涉重洋前往欧美—新的精神故乡寻求富国强兵之术。最有影响的一次当数岩仓使节团，1871年9月明治政府派遣右大臣岩仓为全权大使的庞大使节团出访欧美，正式成员有48人，使节团按考察的不同内容编成三组，第一组研究国家制度、法律理论，考察议会、法院的体制及工作情况。第二组研究贸易、铁路、邮电等公司、工厂的规章制度。第三组研究教育规章和方法。使节团历时一年零九个月耗资百万，先后访问了美、英、法、荷等十二国。使节团成员们徜徉在西方文明中“始惊、次醉、终狂”，回国后，将所见所闻，与日本实际结合起来，勾勒出了民族腾飞的基本策略：经济学英国，政治体制、军事学德国，教育学美国。与日本朝野如饥似渴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政界还喋喋不休于“体”与“用”、“道”与“器”的争论。8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李鸿章等人对西学的理解并未超越魏源20年前的认识水平—“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结果呢，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耗巨资建成的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舰队却落得灰飞烟灭的命运。证明没有经济、制度及人的近代化的近代化是片面的、畸形的。
就在东瀛赴欧美人潮汹汹多得连政府负责官员也“未知如何应付”时，中国人也开始拖着辫子走出国门了。经过中国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第一人容闳多年的奔波、筹划，1872年，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第一批官派留学幼童抵美，但这次中国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留学活动却以悲剧结束，守旧的驻美公使陈兰彬、督学吴子登，认为学生离经叛道（剪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进教堂等），“有以夷变夏之险”，他们不断造谣中伤和向朝廷打小报告，1881年清政府愚昧地撤回了全部留学生。就是政府派遣的考察团与日本使团的西行之路也有根本差异，同治初年，“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孚？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究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孚。”这话深刻地指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缺陷，“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曾任清驻英公使的郭嵩涛语）。由此观之，在没有新的阶级力量产生之前，中国对来自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是肤浅又软弱的，长期停留在“器物”层面，布新而不除旧。
六、政府扮演的角色的迥异
明治政府深感东亚的落后与危机，决心“脱亚入欧”，建立“超越欧罗巴诸国之功业”，为此制定了“追赶型”战略，9确立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国策。文明开化是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明治政府一方面“求知识于世界”派使节团和留学生漂洋过海取经，另一方面大力创建近代教育体制以开民智。1871年设立文部省专司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学制》正式摆脱封建教育，1880年颁布《修正教育令》强制实施义务教育。期间“一无余金”的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兴办教育，1869年到1877年，教育投资占政府总开支的第三位。“殖产兴业”就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核心是实现工业化。与同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守夜人”的角色不同，由于起步晚，明治政府依靠不了那只“看不见的手”，而是主动介入干预，更像新经济的“鼓手”、“催生婆”。针对日本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乃实行“技术移植”、“客卿”制度，高薪聘请大批外国专家作技术指导，外国专家日薪最高达二千日元，相当于太政大臣的两倍半。针对民间资本对兴办实业持观望态度，就采取“官营示范”，自己创办一批实业，“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官营体制弊端初露时，就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国营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家，并给以很多优惠条件。当私人企业出现资金不足的困难时，又及时向他们注入巨额补贴、低息贷款等“黄金雨”。总之，在政府的示范、鼓励、保护下，日本掀起了办厂、开矿的高潮，19世纪80年代又掀起了产业革命的高潮,很快就成为工业化强国。
清政府在变革中扮演的是千年老屋“维修者”的角色，没有犁庭扫穴的气概，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战略部署。19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初，清政府先后进行了三次“革新”，从根本上讲，三次“革新”都是在“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时”进行的，带有浓重的被动色彩。洋务运动舍本逐末，抬出孔圣人造势并卷入帝后党的权力斗争，“新政”“预备立宪”在政府已丧失在民众中的信用的时候还借“革新”之名行投机、应付之实，因此都以失败告终。与明治政府鼓励民间兴办实业不同，清政府先是限制民间资本投资实业,甲午战争后才稍稍放开,即使这样政府还垄断行业和与民争利。机器刚传进中国时，政府不允许机器流落民间。1895年，武举李福明开的机器磨房，竟被御使以“私开机器磨房”的罪名参奏。如前所述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也因官府勒索而破产。洋务企业的举办者掌握国家权力，188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机器制布局，不仅享有免税特权，还享有“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的专利权。同时政府推行的“厚外贱内”政策，更使民族工业连一般的“国民待遇”都无法享受。连晚期洋务重臣张之洞都说“此明明力窒华商之生机，而暗畅洋商之生机也”。可见中日两国政府，虽然选择了相同的近代化“范式”—自上而下的改革，但两国政府不同的决策与作为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个民族的命运。
追求“强兵”是19世纪下半叶中日的共同目标，实现军事近代化对两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但是，甲午战争以后的史实证明，两国强兵的效果相差甚远。关于洋务和明治维新时期两国推进军事近代化的进程，有学者进行系统考察后指出，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军事制度转换的积极性。甲午战前，日本为进攻中国积极备战10年，为制造军舰，天皇和众官员带头拿出俸禄的一部分，民间纷纷响应，与此同时，清政府却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来给慈禧太后祝寿；明治政府统一军权于中央，而清政府却不能克服军权分散、失控的局面。两国虽同样借助于西方军事人才和技术装备，但日本很快实现了自立，而清政府一直不能摆脱依赖性。
经过明治维新苦练内功，日本在最短的时间内积蓄了实现基本国策最高目标“与万国对峙”的力量，并利用临国封建政权的腐败无能和欧美列强的纵容，开始了“脱亚入欧”“和魂洋才”方针指引下的武力扩张过程。由于海洋的阻隔和技术手段的局限，日本对外扩张的用武之地，首先是朝鲜半岛，继而是中国大陆。日本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露骨地指出：“就是接纳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临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以西洋人接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分。”日本用马关条约赔款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从明治维新以来，每十年向外发动一次征服，每次都是中国的灾难，以临国沦丧为代价，日本武力崛起。10近代世界各国中，象日本这样把“殖产兴业”与殖民扩张直接挂钩，以临国为目标，贪得无厌，连续发动侵略战争来加速其近代化进程，是绝无仅有的。
综上所述，中日走向近代化的迥异在于：两国民族传统、社会内部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基础、以及被迫开国后政府所采取对策的不同，故而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延误受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我们不能把日本奉为“成功”的样板，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畸形的，是在牺牲别国、推迟东亚近代化的
殊条件下实现的，但我们应该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反省自身，从而鉴往知今，更好地进行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打破闭关自守逐步认识现代世界和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在前现展中遥遥领先的国家，一旦自我封闭，丧失吸收外来新因素的能力，就会盲目排外，从而脱离世界发展的潮流。三、因停滞而落后，因落后而挨打。四、丧失独立自主性的开放又会外来因素的支配，丧失自己的独立选择的能力，沦为外国势力的附庸或半殖民地。近一个世纪中，中国经历了封闭—开放——再封闭——再开放的曲折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很好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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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英文化差异；日常口语表达
一直以来，文化的发展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语言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并反映出该民族文化的特征，体现出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语言表达则更能体现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髓及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国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在地理、历史、气候、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文化上有明显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在两个民族的日常口语表达中。
一、常用称呼
我国是一个有着较长封建历史的国家，这就使得家族观念非常浓厚，人们很重视血缘亲属关系与辈分长幼关系，在称呼中也清晰地表现出这种关系，如：大舅、二叔、三婶、四姨等。在西方国家，家族与亲属观念却不是那么浓厚，因而亲属间的称呼也比较笼统，如aunt 同时可指伯母、婶母、姑母、姨母、舅母、阿姨等。尽管可以用maternal uncle 与paternal uncle 区分舅舅与叔叔，用maternal aunt 与paternal aunt 区分姨母与姑母，用elder brother 与younger brother 区分兄与弟，但在实际称呼中，通常都直呼其名。
20世纪中叶，在我们国家，熟人之间通常在姓氏前加“老””或“小”来称呼对方，以示亲切，如：老赵、小李等。但是在说英语的国家，就不可以在姓名前加old 或young，因为人们普遍恐惧年老。比方说，old age 被看作是无能力和不愉快生活的时期，而年轻则含有无经验、不成熟之意。在中文里，我们可以用厂长、经理、局长、书记、老师等词在其前加姓氏作为称呼语，而在英语中却不可以，而应当用Mr. 、Mrs. 、Ms. Madam 等与姓氏连用。这一点也在我们的教学中体现出来，譬如有些学生会叫某老师为Teacher Wang ， 实际上我们一般是不可以用在地道的英语中的。
二、日常交际
由于我国古代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人民生活贫苦且不能得到保障。这就使得人们在见面时，出于关心，彼此总是问对方是否吃过饭。这样，就形成了最常用的寒暄用语“吃饭了吗？”。目前，这种寒暄语仍在我国多数地区使用。如果该寒暄语直接被译成“Have you had your meal ？”就会引起误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就会误以为问话者欲请他吃饭。如果问话者没有了下文，听者就会感到茫然。毕竟，在英语国家，这种用语被认为是真正关心对方是否吃过饭，含有想请对方吃饭之意。另外，根据中国文化传统，人们在见面时也经常会问“你到哪里去？”，如果译成Where are you going ？则会引起反感，会被认为是对人家的私人事情感兴趣。因此，如果不是很好或是很熟的关系，那就尽量不要用这种寒暄方式。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尽量用在比较熟悉的人之间，这样交流起来就不会存在问题了。
中国人在日常话题中也经常会谈到彼此的身体状况，如“你最近胖了”或“你最近瘦了”等。特别是在女性之间，这个话题更是常见，但是英语民族的人通常也把这看作个人事务而避免此类话题。
三、委婉表达语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造就了众多委婉语，可以涉及到死亡、大小便等多个方面。人们用去世、解手等词汇表达这些意思，在日常口语的表达中去世就可以翻译为rest in peace或是pass away，而解手可以说成wash one’s hands。
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委婉语用得越来越多，几乎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某些职业领域和对某些社会群体，为了防止在称呼中被认为有轻视之意，人们普遍使用委婉语，如： 用elderly people指老年人，用domestic assistant 指保姆，用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指秘书，用automobile engineer 代指修理人员等。
四、词语涵义差异
中英文化上的不同，也会表现在某些词语涵义的差异上。我们在日常的口语表达中，可以体会到一些常用词汇或是传统词汇的涵义是有差别的。
Peasant 一词在英语中带有贬义，指粗鲁、无教养、不文明的农民，因而该词在英语国家只用于称呼英语国家之外的农民。在我国，“农民”通常被译成peasant。而farmer 一词指“农夫、农场主、农场经营者”，这种表达方式是较好的。
在我国，由于历史上某些时期人民生活贫困，生活缺乏油水，肥肉是食品中的上品，因而“肥肉”一~也就意指令人向往的东西。如：那份差事对他来说是块肥肉。如果把该句译成That job is a piece of fat meat to him，则会令英语国家的人不解其意。肥肉对于他们而言并无亲切之感，人们通常也不吃肥肉。该句说成是That job is what he longs for. 则能正确表达汉语的含义。
由于我国地理位置的原因，我国的东面与南面是海洋，因而东风与南风给我国带来的是温暖湿润的气候，东风与南风自然也就是人们向往的东西，成为美好的象征。而西风和北风是寒冷干燥的，成为令人不愉快事物的象征。如：新政策就象东南风一样滋润了农民的心田。The new policy moistens peasants’ heart is like a south - east wind.英国的南面隔英吉利海峡面对欧洲大陆，西面与北面是大西洋，东面是北海，没有特别寒冷的风，一年四季主要刮温暖湿润的西风，因而西风成为美好的象征。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 就对西风进行了赞美，把它看作是扫除旧势力，将自由与幸福撒向人间的力量象征。中国人对别人说起自己的配偶时，会用“爱人”来称呼。如果译为“lover”，则不符合汉语内涵，因为汉语中的“爱人”指丈夫或妻子，而英语的“lover”指情人，这样就要求在日常口语表达中要慎用此词。
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醋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而在日常语言中也就经常出现与之有关的语言，如，酸楚、酸刻、辛酸、酸溜溜等。当表达对异性嫉妒而心中不是滋味时，就会联想到醋，用“吃醋”表达这种心情。而英语民族的人并无此说法，因此“吃醋”也不会直接说成“drink vinegar”。如：“她丈夫有个漂亮女秘书，她很吃醋。”可说成“Her husband has a pretty girl sectary， whom she is rather jealous of .”。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变化也在某些语言中体现出来，如“万元户”等词语。这些词语在英语中没有直接对应词。“万元户”可译成a household that has ten thousand yuan。随着社会的发展，体现新文明、新文化的语言还在不断产生，如“大款”、“大腕”等。“大款”在英语中也没有直接对应词，但有近义或类似表达，如magnate可以指工商界有权威的或有影响力的巨头富豪；而“大腕”指在文艺界中造诣极高，能在整个演出中起主导作用的人士的称呼，可译为a distinguished personage in literature and art。
“个人主义”在汉语中是个贬义词，认为个人的利益高于国家或集体利益的信念。英语中的individualism 也含有此意义，但另外也指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认为靠自己和个人独立是最重要的美德。
当然，中英民族作为共同的人类，在文化上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也有很多相同或类似的地方。如我们中国人表示某人不高兴、愁眉苦脸，说他“拉着长脸”，英语是put on/ wear a long face；“笨手笨脚”英语是all thumbs；“杀鸡取卵”的英语是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充耳不闻”，英语是turn a deaf ear to；“嗤之以鼻”的英语是turn one’s nose at；“全心全意”的英语是with all one’s heart；“令人心碎”的英文表达为break one’s heart；“花钱如流水、挥金如土”可说成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顺应潮流、随波逐流”可说成是go with the stream；“违反时势、反潮流”的英语是go against the flood；“引狼入室”的表达是set the wolf to keep the sheep；“翻开人生新的一页、改过自新”的英文表达是turn over a new leaf。
总之，通过Ρ瘸S贸坪簟⑷粘＝患省⑽婉表达语、词语涵义差异等发面，能看出中英文化在日常口语表达中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这对我们了解中英文化历史的差异也有了一定的帮助，在今后的日常口语表达中要尽量做到准确到位，尽量避免出现某些不必要的错误从而引发误会，让交流的双方都能领会，从而能保证日常口语交流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参考文献：
关键词：日本事情教育；文化差异论；他者理解；文化文本
本文试在理论层面上从以下三个角度对日语教育中的异文化理解进行讨论。首先是在文化独自性的质疑声中，探讨文化类型化和文化差异论是否妥当的问题；其次是针对语言习得是文化习得的观点展开讨论；最后是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观念出发，探讨文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问题。
一、日语教育中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
1.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存在的问题。日本关于日本事情教育的研究，涉及了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独自性持肯定态度的相关分析；传统的创造和虚构性；作为日本文化比照物的美国社会存在等等内容（小川.1996）。其中许多研究阐述了日本文化独自性观念的危害性和复杂性。日语教育不仅与日语、日本文化相关联，对语言、文化的本质，包括其形成进行历时性考察至关重要。若要对相关研究领域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一定要涉及到已形成的文化和语言，这样作为非常不安定的文化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因此，对待语言文化不仅需要慎重处理，还要对把文化类型化来分析其差异性的做法的妥当性提出质疑。下面，对在异文化理解教育中经常用到的差异论问题，援引吉野（1997）和江原（1985）等人的观点，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
随着关于文化差异知识的异文化间交际出版物的不断增加，让人们更加忽视了与外国人的共通性，留下了更深刻的文化差异印象。结果，“原来以消除异文化间交际障碍为目的出版物，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反而成为了一道文化屏障”（吉野.1997）。当日本人和外国人在交际中出现困难时，则容易将其归咎于文化，说外国人不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等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虽不能说文化差异论的提出者、传播者、接受者均为民族主义者，但是可以说明“异文化间交际和文化民族主义是内外一体的关系”。因此，这就警示我们要时刻关注文化民族主义扩散的可能性。
理解差异的确有助于问题解决的观点或许过于片面化了，如果考虑到真正的共感是理解达成的基础，我们就不得不对运用差异作为材料来进行异文化理解的做法抱有疑问。作为文化类型化中间媒介的日语教师，应该事先意识到“因差异化而被类型化的文化将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差异化了”。差别问题阻碍了理解的共生，“讨论差异无助于差别的消解”（吉野.1997）。日本著名社会学者江原由美子认为：差别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东西（江原.1985），拘泥于文化差异的争论无助于差别的解决。
2.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对异文化理解的负面影响。在此，我们不是将差别看作是心理上的或是认同上的问题，而是强调把握其形式侧面的重要性，不要忽视了问题的本质部分。关于差别和差异，正是因为“被差别者”也同样被置于“差别”事实的面前，所以其情形是多样的，从而也说明“差别”不是以“差异”为根据的。在日本事情教育中我们有过这种经验：当我们和某个“被差异”集团的成员开始交往，后来发现对方是归属某个集团的一员，有时便会带有一种意外感。相反，当我们事先知道某人是属于某个集团的成员而继续和他交往，直到后来双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同时注意到那人原来是属于怎样的集团的。差异和差别的理论存在于个体当中，正是讨论差异的要求导致了“差别”理论的产生。就是说，运用差别理论解决问题就如同解决“差别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差异”认识一样于事无补。
差别是一种从本质上的排除行为。从差别者对被差别者毫不关注的日常经验来看，可以说差别的排除性是内附的一种东西。因为差别者将被差别者排除在外，所以也不想去考虑差别者带有何种差异。也就是说，差别是非对称的。所以对差异的指出及评价，反而可能会强化这种差异，从而说明使之差别化的论据是不成立的。因此，江原认为“差别就是让人们不要看到这种差别存在的一种装置”（江原.1985）。
非对称性的原因是由于差别者一方面设定范畴，将自己与被差别者的界限设定。一方是无目的的，而另一方带有目的性，所以，提示差别的责任由被差别者承担。然而，原先因差别者的范围划分而导致的被差别者的差别提示，就从这种装置出发而又回归到这个装置，成为了装置本身的一种行为。另一方被划定范围的人，当被问到“你是属于哪个范围”的时候，也是无法回答的。这就是说，被差别者被镶嵌在差别的构图之中。即便说：“不是将你差别开来，我们对谁都一样”，被差别者要从这个构图中脱身出来也并非易事，从而对自身感到愤怒，带有一种焦燥感。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差别理论”不是对“差异”的实体性把握，或是如江原所说的感情、解放的印象之类的问题，而是“差别理论”形式上的论述，不过是种高明的自我记述的小把戏而已。差别不是差异的根据，如果按照希望者那样创造出差别理论的话，讨论差异就成为了差异的再生产。关于解放的印象，江原认为将“解放的印象”语言化是确实很重要的，但是，这种努力同样应该放在揭露“差别理论”的把戏和增强“反差别”的理论上去（江原.1985）。江原指出了“差别理论”的脆弱性。异文化理解和多文化主义就是文化容许、承认差异、谋求共生的行为。这种理解警示我们要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方式与人交往，并需要反省、批判究竟是什么制造了这种差异？
关于差异，对以某个范畴而划分的N个个体或集体来讨论差异问题，是以特定的个人或集体自身的标准来将之范畴化的，因而会导致如下情况：一是恣意引入的范围界限标准模糊；二是无视个人之间、集体之间的活跃的交流交涉；三是从时空上以固定的模式来把握对象。由此看来，讨论差异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是毫无意义，而且讨论差异（范围化）就是重蹈差别论的覆辙。
以上，通过援引吉野（1997）和江原（1985）的观点对文化的固有性和差异论的观点进行批判，使我们认识到“异文化理解”本质上就是如何构建个体间关系的自他双方的相互理解问题。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对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批判之上的。
二、对“语言习得即为文化习得”理论的质疑
在日语教育领域中，认为语言学习就是文化的学习的大有人在。一般认为：日语习得和日本文化习得难以分开。认为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观点，从日语、日本事情教育这种名称就能体现出来，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前者是语言教育，后者则为文化教育。
如前所述，对日本文化带有独自性疑问的主张对日语的独自性也因同样的理论而存在异议。诸如日本文化是因与他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观点一样，日语也是因差异化而产生的。欲讨论日语习得即为文化习得的观点，最好先思考一下日语、日本文化独自性本身存在的疑问。
关于语言和文化是否关联这个问题，在日语教育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本文在此不予涉及。我们想讨论的是在认为两者相关联的前提下，探讨一下日语教育对日语教育研究的影响问题。
首先，与当前日语的普及程度相比，若剔除文化因素，日语是否有更广泛被使用的可能性？其次，研究者不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关联持有疑议，并以此为前提来观察语言现象时，如果认为那是与某种文化事象相关联而武断地做出结论，就容易犯让自己轻易下结论的毛病。
关于前者，以英语为例来说明一下就容易明白。英语是世界上相当广泛传播的一种语言，但却将其文化性看得很淡薄。也就是说，语言的普及与语言即文化这样的模式存在矛盾。关于后者，在日语研究中，根据不对日本文化论采取批判的态度，研究者采纳的文化中会不自觉地步入自己“客观”发现的的语言现象的后尘，并采用文化的概念，又让本应该加强分析的文化论成为讨论的依据。许多学者对此也提出了批判。
因此，不要在语言即文化的模式中自我完结，要将它们作为研究者自身的问题，置于个体的水平上来将这一切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日本事情中文化的处理需要从将文化看作是集体性的观点转变为个体性的观点，转变为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来把握。
三、朝向学习者中心观、文本观和教师观的异文化理解新转向
关于文化的议论中，终始于日本人论的文本批判对接受者、消费者的分析很缺乏。社会学者指出：区分文化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很重要的。要摆脱文化是总体性、综合性的观点，转向关注个体的受容方式，其中作为个体的文化消费观点也和日本事情中的文化观点的变化相关联。
将生产和消费分开指的是：在说明日本人论现象时，对总体论式的日本人论进行批判的研究者本身也会对自己拘泥于对总体论式的知性文化状况进行重新思考。也就是说，担当文化生产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没有将一般的文化论消费群体考虑进去，只是凭自己周边的情况擅自联系，妄下结论，从而导致了诸多弊端。不过，我们也可以将这两者的关系比作是教育中的教材或教师和学习者的关系。文化论一旦作为文本引入到日语教育，消费者就是读者、听者等学习者。在文化学习中，从能动的听众、读者中心的观点出发，有观点认为唯有读者可以制约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从这两者的非对称性出发而夹在其中的“他者性”的关系不一定是处于优先的位置，相反，它需要学习者一方的同意且处于不得不从属于学习者任意选择的弱势地位（柄谷.1997）。
在日语教育中，也有论及阅读是如何进行的。站在上述立场之上，“阅读”就是把文本作为媒介，读者在心中书写另一个自我的文本。读者按照其任意的阅读方法，对阅读文本重新建构成自己的不同文本，是一种积极能动的相互对话行为。各种各样的学习者以文本为线索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将文本作为引发新创造的契机来把握文本。这种将文化、文学的游戏性引入视野的文本观，要求教师与学习者的关系有一定的灵活性，或者说要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发展。
按照文化符号学的观点，对于同一文本不同学习者所表现的理解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学习者的文化认识常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即使不能直接理解，也仍需要继续与文本的“对话”活动。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观点来考虑的话，说到底是作为异文化的文本或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对话，这使我们又回到了要抛弃总体的、综合性的文化，转向为把文化作为个体的异文化，教师和学习者是相互对等的关系把握上了。
四、结语
本文在理论层面通过对日语教育中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批判探讨了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围绕语言和文化的关联性对语言习得是文化习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通过对文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阐述探讨了日语教育中异文化理解的新转向。对“类型化日本文化的学习”进行了批判性论述。通过考察得出了如下结论：即文化学习终究是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自他双方相互理解的问题。文章从开始就明确了日本事情要从类型化的总体性文化观转向作为个体问题的异文化理解，是对日本文化理解上的根本性修正。由文本是什么而引发的对学习者中心观的再思考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总之，日语和日本事情教育要从自己诞生的土壤和文化的狭小文本中抽身出来，朝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方向发展。意识到这点将具有崭新的意义。由于我们不能对学习者寄予太多的期望，所以教师应该承担的使命更加重大。双语教育学者J・卡明哲认为：教育者自身是在一般的社会权力关系中定义和认同自己的作用的。作用定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主张教育者自觉、意识化的重要性。教育的成败最直接的因素在于教师，教师对自身认识的缺乏，必须引起关注。以上研究涉及了许多对学习者的讨论，但是对于教师，尤其是对教师内部相关的教育研究很是缺乏，我们意识到了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意义，将在以后的课题中进一步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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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向大家介绍了中学英语论文参考文献多篇写作及规范格式，与文献撰写案例；以中西传统节日起源中的文化差异标题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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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I词：日常交往；跨文化传播；文化误读；视域融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诠释学并非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社会交往与互动所进行的策划或设计的向往，也并非是为了缓和因文化差异所引发的诸如误读、矛盾与冲突而采取的某种方法，它始于对传播这种现象本身以及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关注。在诠释学看来，人们日常生活究其本质是一个无休止的传播过程，此过程不仅关涉两种或多种思维间单个或多个意义的交换，更意味着其中充满了创造力与不确定性的语义起源。换言之，传播虽然包含预先设立的观点、意图和意义的交换，但这种交换活动只是传播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意即“传播过程本身生成了新的观点、意图与意义”，[1]199进而赋予传播富有创造力的不可预见性，也就是融合的产生。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概念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有研究者受其启发，提出了文化融合理论（cultural fusion theory），这一理论对基于差异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贡献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一、基于个体日常交往的跨文化传播
个体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是个体生活以及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日常交往是“不同个体主体以个人的名义或角色身份，借助物、语言符号、操作行为等中介在日常生活领域的相互作用和活动”。[2]73它是一种重复性实践，通常围绕日常协作、精神交流（情感和生活经验层面）、日常闲聊、日常游戏等类型展开。在具有日常性特征的交往活动中，个体依凭代际沿袭传承或先在地赋予的习俗、经验、风尚等文化知识自发地进行交往实践。在赫勒看来，“这种活动方式属于人的‘自在的’类本质的对象化领域”。[3]126有学者在探究日常交往的深层内在机理时指出，自发性的交往规范以及天然情感是制约和调控日常交往活动的两大主导因素。前者是“道德和宗教所体现的传统、习俗、给定的经验、常识、自在的活动规则、礼仪、道德规范，这些因素通过家庭和环境的熏陶而内化于人们的日常交往活动中，成为日常交往活动图式的重要组成要素”。后者是“建构在血缘关系或自然基础上的天然情感，这些带有本能和非理性色彩的因素在人们选择日常交往对象和进行日常交往活动时常常十分顽强有力，有时甚至成为人们根本无法克服和超越的无条件因素”。[4]139由于受到两大主导因素影响，个体的日常交往往成为实际左右家庭、团体、群体或社会交往关系的现实力量；个体在日常交往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也被引入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活动中，甚至自在的个体日常交往原则也会向社会交往领域渗透和支配。
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所谓个体指不同文化背景或文化差异下社会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对彼此差异的感知，促成跨文化传播中意义的生成和表达。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会对其身处世界做出富有意义的感知与诠释，并据此在相互交往中做出差异化的表达。而此种建基于差异的文化观念和表征体系的人们所进行的相互交流便促成了跨文化传播。齐美尔在分析群体间的冲突时发现，群体权威的高度集中和群体成员间的团结程度，很大程度上与群体间的冲突和隔阂正相关。正因如此，社会的整体宽容度和置身其中的个体的生存状态就令人担忧。基于此，对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关照和思考就成为理解群体间差异和冲突的最佳视角。因为，差异文化个体在一段时间的日常交往中会固化并显现出特质性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又反作用于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的交往实践。因此，有必要立足于个体日常交往视角，来洞察差异文化个体在物质生活和人际情感层面的日常交往实践与互动状态，探讨相互理解的文化主体之间以及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相互包容的文化关系的可能性，进而形成从个体日常交往推延至家庭、团体、社会、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社会与公共交往等共同联动的跨文化传播实践。
然而，在现实交往中，由于不同的文化个体总是立足于自身视角，透过自身文化棱镜去审视他者文化；当审视和认知与现实情境出现了偏差，误读现象便在所难免。依诠释学看来，文化误读的产生源自差异文化个体的“视域”。
二、文化误读：“我之视角”与“他者文化”
跨文化研究的核心是“跨”，这一动态的方法意在强调越过某种局限去扩大视域”。[5]所谓“视域”（horizon），即从一个特定的有利位置向外所能看到的一切事物组成的视野范围。视域的形成有赖于历史性地赋予理解者和诠释者的“前理解”。依照海德格尔，“前理解”决定着一切理解和诠释行为。“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被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6]8伽达默尔认为，无论是理解者还是解释者，二者的“视域”并不是锁闭和单立的存在，相反是理解在历时中得以交互的场域，二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 [6]8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文化系统常常出现差异化的角色分配：将同质性个人或群体当做“我们”，而把异质性的角色视为“他者”。分配的过程自然也是被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视域的过程。当我们立于自身视域理解或解释他者文化时，因缺乏了解和认知，难免会陷入偏狭视角而将他者文化囿于“我之视角”的投射和荫蔽中，误读现象的产生便成为可能。尤其当两种文化在面对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时，所谓文化优越者常将自身文化系统视作普泛性的标准去规范“他者”，便可能产生“排他性误读”， [7]这是一种标榜自身文化极具普适性，从而包含世间最合理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文化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误读常常立足于自身视角或维度，人为地建构一套区别于“我”与“他者”的知识或话语体系，通过贬低或污名化“他者”来确认“我”的优越以维系交往边界和文化秩序；它严重损害了差异文化个体之间的正常交往。
所谓“误读”，最初指读者在通过文本对作者本意把握时所产生的偏差。由于作者和读者在时间上存在距离，文本的意义很难被即刻理解，这显示出理解和解释的复杂性，因此其核心问题便是如何规避“误读”。现代诠释学把误读现象视为“偏见”，而“偏见”始自诠释者的“前理解”。海德格尔将“前理解”分为三层：[8]190一为前有，即人对身处世界的诠释与认知源于先在的文化传统所赋予其的规范；二为前见，意即人们从其所属的特定文化中获得关于自我及周遭的认知视域，并以此视域作为理解实践的标准；三为前知，即“具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人在理解之前必然形成了某种先行观念和假定”。 [9]于跨文化传播而言，不同文化个体所秉持的“前理解”必然导致或决定各自在日常交往中的偏见。需要说明的是，偏见并非意味着缺乏合理性与正当性，“实际上，我存在的历时性产生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 [6]238在日常生活中，文化个体总是通过意义生产系统去建构文化和世界，而这种建构一旦用符号建立了属于它的边界，就成为一种定型化的排他实践，并且通过不同的表征实践（学术、展览、文学、绘画）生产出一种有关他者的形式，并深深卷入权力的运作。 [10]353无论是具有偏向的意义，还是定型化的排他实践，都可能导致文化的误读。 [11]在诠释学看来，误读并非偶然产生，而是自发地出现并成为诠释学实践的组成要素，因此，误读在一定意义上不可避免。彼得斯不那么乐观地认为，交流似乎是一场毫无保障的冒险行为，“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无论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我们怎么判断我们已经做到了真正的交流呢？这个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12]259这表明，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文化个体间的意指并不能绝对直线或等量地促成有效的交往效果，文化误读客观存在却无法规避。
差异文化个体虽受其所属文化和传统赋予的视域影响，在日常交往中存有不同程度误读，但这些误读只组成了现在特定阶段的视域，而且这一特定阶段也因个体不断地对自身所持偏见进行检验或反思而处于变化之中。正是在不断地检验或反思中，或者在新旧视域相遇或融合过程中，不同文化个体之间基于理解和宽容的文化关系才逐渐得以发展。 [1]199
三、视域融合：差异文化个体日常交往的最佳取向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传播学系教授艾瑞克・克莱默博士受伽达默尔“视域融合”概念启发而提出的文化融合理论强调，意义建构（sense-making）以及整合新信息需要视域与偏见。所谓整合（integration），并非以同化为目标并朝向终极综合（synthesis）的不断前进，而是包含了差异之间的动态沟通，从而使意义不断丰富。 [13]162差异是跨文化传播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凭借彼此差异的存在和感知促成意义的生成与表达，也获得意义的理解与共享。差异对于意义生产和文化形构，以及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的自我主观感觉作用非同小可；“但同时，它令人害怕，是危险的场所，是各种消极情感、分裂、对他者的敌意和侵犯的场所”。[10]353于差异文化个体而言，对差异的感知持积极抑或是消极认知，取决于我和他、传者与受者、言说与聆听等交互主体之间所处的平等状态和互动程度。
虽然带有偏见的预先认同和差异的普遍存在导致不同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误读时有发生，但根据文化融合理论，差异应该得到承认而非被剔除，因为差异是认知和传播的必要条件。 [14]差异在跨文化传播中得到凸显，并于个体日常交往与互动中以融合的方式衍生出介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居中文化现象；在此现象的作用下，差异文化个体的日常交往非但不会以线性方式导向同一目标，反而在协调差异并庆祝差异存在的过程中，使得个体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互换模式，而且这种平衡不会只指向同一个最终目标。
因此，若想调整我之视角与他者文化理解的关系，跨出“我”与“他者”通过差异对比所形成的张力，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概念和跨文化传播“文化融合”理论，无疑为差异文化个体在日常交往中所产生的误读提供了超越紧张而努力寻求融合性的更大的新视域。当然，此处所言之融合并非摒弃原有视域，而是要时刻考虑不断地融合他者视域。也有研究者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复杂的“互动性视域”设想。该设想将跨文化传播视为“自我”与“他者”间的互动过程：即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相观照到视域融合，再反观二者，这样反复地、交互地看待便形成一种复杂的交互解释。[15]并认为，交互参照和反观越频繁，所具备的跨文化特性就越强。可以断言，在诠释学取径看来，基于差异文化个体日常交往的跨文化传播，并非是要取消“我”与“他者”通过差异对比所形成的张力，而是努力在这对张力中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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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俗旅游；日译；翻译方法
大部分民族典籍外译的研究著作或论文，都集中在英语翻译问题上。如何认识民族典籍的日语翻译，日语翻译和英语翻译有哪些异同性，如何处理中日文化差异中的翻译问题，是个迫切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根据翻译语种的不同以及民俗翻译的独特性，应考虑不同的翻译方法论。本文以研究壮族民俗旅游资料的日译为例，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不同文本采用不同的翻译语言
根据纽马克理论的阐述，旅游词属于呼唤型文本，应以游客为对象，考虑受众和受众体的信息接受度。另外，日语的语言特点不同于英语，日语根据不同的文本、场合以及受众对象，有不同的语体用词。这一语言体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在民俗旅游介绍中使用的文本，应该使用语体。而导游使用的导游词中，应使用更高级别的敬语。
在维基百科和国家对外介绍的官方网站上，对壮族的介绍，使用了型文本，这是作为报告、论文等等正式书面语场合使用的文章体，应与导游词介绍区分开来。而在日本观光网站上，几乎都是使用语体。
二、不应直接套用西方的翻译理论来解决民俗旅游中的翻译问题，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莫言作品外译的成功经验说明，在异文化输出时，一味的归化或异化都不是理想的选择。“硬译” “直译”应建立在对方对本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基础上，否则适得其反。
适当的翻译成目的语国家的固有表达，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如在介绍壮族特色食品“驼背粽”时，将其比喻成“猫背，因为在日语中，常用“猫背”一词来比喻“背弯得像虾米一样”。“猫背粽”，很容易说清楚这种粽子特殊的地方。再配以制作说明，很容易就让受众理解。
三、注意中日文化及表述思维的差异
日本的文化因起源于中国，相似性较多，因而差异性容易被忽略。但日本文化又不完全等同于中国文化，要注意文化中共通的部分和差异部分。在民俗旅游文本的翻译中，大部分都是根据中文导游词直接翻译成日语，其中的语言表述思维差异较明显。
显而易见，两段文字对于“（壮族）是少数民族人口中最多的民族”及居住位置的描述是有差别的。四、尊重民俗旅游文本中的独特性，但应合理翻译文本内容
因民俗旅游文本内容的独特性，在翻译这些文本时，应结合受众的文化水平、对本民族的了解程度，适当进行增译、删减和解释，引用目的语国家的部分成语、惯用语等进行类比，更容易使其理解和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