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论坛是中韩友协、中日友协，与韩日文化交流会议、韩中友协、日中友协、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等日韩民间团体共同发起举办的，旨在推动中日韩三国民间文化交流。论坛出席人员相对固定，三方各派三名代表作为论坛核心成员，其中各有一名为召集人。目前中方召集人为刘德有、日方召集人为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小仓和夫、韩方召集人为韩日文化交流会议委员长郑求宗。论坛自2005年起在三国轮流举行。
本届论坛主题为“促进东亚文化交流的方案”，议题为“灾害与文化，以及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韩方核心成员郑求宗、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官孔鲁明、韩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元泰，日方核心成员、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小仓和夫等出席会议。
灾害与文化
本届论坛的一个主要议题为“灾害与文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面临新挑战的再思考。小仓和夫介绍说，这次大地震对日本部分地区的文物造成毁灭性破坏，一些村落的整体消失，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不幸遇难，给该地区传统庆典、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人类文明受到自然灾难的严重挑战，如何对人类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
小仓和夫指出，在自然灾害面前，文化不仅仅是被保护、被抢救对象，更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受灾地区来说，除物质救助外，精神支持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发挥文化的力量。他结合这次日本地震谈了四点体会：一是灾害可以唤醒人们的防灾意识，引发人们对文化保护的重视；二是灾难可以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创作出优秀的文化作品；三是应鼓励民众参与对灾区文物、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四是在灾后信息披露方面政府和媒体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小仓和夫的发言引起各国与会代表的共鸣。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不仅是受灾国一国一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损失。因此，面对自然灾害，加快对人类文化遗产抢救的步伐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在这方面，中日韩三国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并发挥积极作用。
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
三国代表在充分认识到文化交流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应加强民众对文化交流的参与，引导民众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三国友好组织都举办了许多民众参与的文化交流活动，以提高民众的认知度和参与感。三国代表表示今后可以在以下领域加强合作：一是三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汇聚民间智慧与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民间保护方案；二是在艺术领域，应挖掘三国艺术共同点，并做比较研究和交流；三是在环保领域加强合作；四是旅游方面，进行三国旅游线路的开发。
三方代表还提出，民众应与政府、媒体等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并突出强调青少年参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三国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日本的美食虽然没有中国美食的种类繁多，但是却也精致颇具文化特色。近年来，日本美食在中国也可以说是掀起了热潮。大街小巷里的日式餐厅和琳琅满目的日式小吃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而有趣的是这些美食名称的引入也非常有趣，这里我们来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1）章鱼小丸子例⑤沙茶面、海蛎煎、花生汤这些都是必须要尝一尝的特色，另外常见的关东煮、章鱼小丸子、春卷也做得格外地道。例⑥不知不觉，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小周和小薛夫妻俩在黄埔一小学门前摆摊卖章鱼小丸子，已经十多天了。章鱼小丸子起源于日本大阪，原名“たこ焼き（蛸焼き）”，其历史要追溯到大正年代，创始人是日本著名美食家———远藤留吉先生，素有皮酥肉嫩、味美价廉之特点，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国粹小吃。章鱼小丸子这个命名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如果直说章鱼烧的话，恐怕没吃过的中国人很难想到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中国的美食实在是强大，轻轻松松地就把它的做法总结成了丸子。这样，通过食材和做法把它的名称翻译过来再引入，这个美食也就没那么神秘了。
（2）关东煮例⑦便利店里除了寿司、饭团、关东煮，还有可自选搭配的盒饭，20元左右就可饱餐一顿。关东煮，日语本名御田（おでん），是一种源自日本关东地区的料理。“関东煮、関东炊き”，是关西人给这种料理的名称。这种食物最早是从老东北传到日本，后来流传到台湾，在台湾进一步丰富了汤汁、蘸料及其品种，该美食营养丰富，诱人的香味让你垂涎欲滴，在日、韩、台湾、东南亚特别流行。所以说，我们如果单纯说这个美食是属于日本的，那确实有点谦虚了。那么这道美食引入时，我们选择了最容易理解的“关东煮”作为它的中文名称。“关东”体现了“出身”，而“煮”则把食物的烹饪方式一语道破。这样既保持了美食的日本风味，其做法也被描述得十分清晰。
（3）寿司例⑧麻叶儿、小汤包、寿司，还有用栗子面和玉米面做的小窝窝头，花生粘还分出南北两派做法……百十道小吃放在一起，光是闻着香味，不少居民就大呼“过瘾”。寿司这道美食既体现了日本美食清淡、尊重原始滋味的特点，又方便携带，它的主要材料是用寿司醋调味过的维持在人体体温的饭块，再加上鱼肉、海鲜、蔬菜或鸡蛋等作配料，其味道鲜美，很受日本民众的喜爱。现在国内的回转寿司店也由于独具特色而非常流行。然而“寿司”这个词汇的传入确实几经周折。直到2012年7月《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才把这个词收录到汉语中来。在这之前，寿司称为“四喜饭”，现在的称谓是取了其日本发音。这种音译方式确实很难买账，一来“四喜”容易令人费解，会混同于“四喜丸子”的感觉；二来像“章鱼小丸子”的“丸子”那样去描述这道美食的做法，又在中国的饮食中难于有参照物，单用一个“饭”字也还太过单薄，最终，取了“寿司”的说法，让这一传统的日本美食保持了它的原汁原味。
2.传入日本的中国美食
2008年9月16日，由中国日报社与日本“言论NPO”组织主办的第四届“东京－北京”论坛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幕，论坛的主题为“亚洲的未来与中日的作用”。中日双方参会代表在政治、经济合作、安全与救灾、环境、粮食与食品安全、媒体等众多领域进行了坦诚、理性的探讨和交流。
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向论坛发来贺辞，赞扬“北京一东京”论坛在中日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并称中日关系经历了“破冰”、“融冰”、“迎春”和“暖春”，目前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他表示：“中日两国完全可以、也应该在政治上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合作的典范；在经济上成为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伙伴；在人文方面成为相互学习、共同促进的朋友；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积极力量。”王晨认为，“北京一东京”论坛就是中日之间为数不多但行之有效的交流平台。他说：“与前三次论坛相比，这次论坛汇集了两国各界更多的高层人士。出席人数也创下了新的记录，这充分表明中日两国各界对进一步发展两国的交流合作高度关注，反映出这次论坛本身对中日两国各界人士的巨大吸引力。”
“北京－东京”论坛是由中国日报社与日本言论NPO共同发起和组织，中国新闻界、学术界与日本民间组织携手，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加强中日相互了解而共同搭建的中日精英交流平台。论坛的主旨和目标是推动中国和日本民间的友好交流，为两国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精英提供一个开放性的讨论空间。论坛每年在中日两国轮流举行，已经成为中日间为数不多的“公共外交”平台。
孔子故里举办2008国际孔子文化节
2008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于9月27日至29日在山东曲阜举行，这已是孔子故里第25次举办这一国际性节日。
今年是孔子诞辰2559年，作为文化节的核心活动，今年的祭孔大典突出“仁者爱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祭文由著名作家金庸撰写，成为今年祭孔的一大亮点；“孔子教育奖”在文化节期间授予埃塞俄比亚和南非的两个教育组织。
孔子文化节自1984年起已连续举办了24届，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一节日在加强儒家文化挖掘与保护，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方面形成了独有的特色和魅力，本届孔子文化节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部、教育部和国家旅游局主办。
中国网奥运会期间国际排名大幅提高
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网外文版加强策划，针对不同对象国网民的关注点，精心制作有针对性的专题和稿件。
英文版与美国北卡大学合作，共同制作了奥运英文视频20多个，被美国NBC、北京电视台等媒体采用；推出的“外国志愿者看奥运”、“100块钱玩转北京城”等策划受到网民关注；法文版推出“奥运日历”、德文版开设“每日赛事概览”、日文版推出“志愿者博客”、俄文版推出“奥运许愿墙”等专栏和互动平台。
截至8月25日，中国网共外文稿件23018篇。外文版吸引了大量外国网民关注奥运、关注中国。日均页面浏览量比平时增长100％。在Alexa全球网站排名上升至4000多名。在GOOGLE中国网搜索排名仅次于奥运会官方网站，位居全球第二。
中国出版界联合组团参展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
10月15日至19日，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将在德国举行。中国出版界将联合组团参加此次书展并将突出明年中国作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主题形象展示。
[关键词]文化外交，日本外交，经济高速增长，国际文化振兴会，国际交流基金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2-0064-09
从1945年8月日本战败到1972年10月国际交流基金设立，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重建的时期。虽然整体上这是一个重经济轻文化的时期，但该时期却是日本文化外交史上一个由战前文化外交向战后文化外交过渡，以及战后文化外交形成的关键时段。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前与1972年之后，部分研究虽涉及此段的日本文化外交，但并未⑵渥魑整体性进行探讨，同时，在原始档案资料的利用方面也不够充分，由此可见，1945年到1972年的日本文化外交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领域。而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整体上把握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以及认清当今日本文化外交本质。本文通过解读相关原始档案资料，在厘清1945年到1972年日本文化外交历史轨迹的基础上，解析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及其根源。
一、盟军占领与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起源（1945～1952年）
1945年8月18日，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稔彦（1945.8-10）就职后在日记中写道：“期望建立一个维持国体且崇尚道义与文化的民主主义和平国家新日本。”在随后9月5日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也强调：“建设和平与文化的伟大国家新日本……向着建设和平的文化的日本迈进。”文化国家理念成为指导战后日本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正如日本《读卖新闻》所言：
（战败后日本的历任内阁皆）以“文化国家”为旗号，历任首相皆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高倡建设“文化国家”。
文化国家为什么能作为战后日本重建的根本原则而受到历任内阁的一致青睐？战后著名文化活动家、众议院议员森户辰男在题为《文化国家的建设》演讲中指出了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占领当局严厉的经济、军事制裁背景下，建设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唯一途径；第二，战败后的日本社会呈现出“文化饥馑”现象，强化文化建设是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需要；第三，文化国家固有的“甘美性与柔软性”使得其能够超越阶级、政见、意识形态而获得广泛认同。不难看出，占领时期的文化国家构想是战后日本政府展示其反思战争与配合占领改革形象而提出的国家重建理念。正如京都学派著名哲学家高山岩男指出：
（文化国家）象征着日本国家自我定位的根本性转变――由（军事、经济主导的）近代国家转向文化、道义主导的国家。
而强化文化外交以塑造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形象无疑是践行文化国家理念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首先，尝试强化对外文化机构，为塑造文化国家奠定制度基础。1945年9月27日，时任内阁参与大佛次郎在与东久迩首相会面时提出了设置文化省的建议。此外，在内阁中设置文化局以及文部省中设置文化建设本部等强化文化建设的诸多提案也多有提及。而最具代表性的则属当时外务省咨议所长兼外务事务官箕轮三郎提出的国际文化局构想。在该构想中文化外交被定位于日本对外政策的“根本”“基础”地位。其次，积极反思战前文化外交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符合战后时代特征的文化外交新理念。1947年11月25日，以箕轮三郎为首的情报文化班制定了题名《关于外务省应该推动的国际文化事业》的文件。其核心理念在于排除单向、强压式的宣传做法，摒弃战前的文化侵略模式，将促进相互理解与介绍日本文化作为基本理念。最后，在占领结束前成功实现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汤浅八郎指出，日本是一个放弃了战争的无防卫国家，无论是从安全保障还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而言，日本都应当及早加入教科文组织。为此，日本在百废待兴的占领时期举全国之力开展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并最终在1951年7月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员。占领结束前夕成功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谓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对日占领政策重点由早期的彻底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重点扶持日本经济以及重新武装日本，重视文化外交的文化国家理念迅速被经济国家理念所取代。1948年10月，吉田茂再次回归政权，“正显示了华盛顿的对日政策回归到了吉田茂从心底里期盼的经济复兴路线”。曾经高调宣扬“建设自由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日本）”的《读卖新闻》，在1947年8月21日发表题为《文化国家的经济基础》的社论，指出：经济重建是确保日本独立的基本保障，是文化国家建设的基础。在冷战的现实危机面前，文化国家的理想被认为显得过于理想主义，顺应冷战国际局势的展开，日本政府迅速用经济国家理念替代文化国家作为国家重建的根本原则。其结果正如平野健一郎所言：“经济（立国）主义逆转文化（立国）主义……日本外交构想中‘文化’的作用暂时性地消失了，经济和防卫逐渐走上了前台。”
虽然，冷战的爆发使得文化国家理念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并直接导致占领结束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文化外交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但是，占领时期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构想的提出及其尝试，无疑对战后日本文化外交乃至整个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占领结束后，日本文化外交的体制构建、理念以及具体文化事业的实施等很多方面，都可以追溯到占领时期文化国家理念，占领时期的文化国家构想可谓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起源。恰如战后日本国际文化交流研究会指出：
三、经济高速增长前期日本文化外交的摸索（1957～1964年）
战后日本著名文化外交官山田久回忆称：“在我出任外务次官的1957、1958年左右，外务省才稍微积极地对待文化外交。”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上完成复兴并开始高速增长，政治上“五五体制”的形成稳定了动荡的政局，国际上实现了加盟联合国的夙愿。在此背景下，1957年上任的岸信介开始积极推动强化文化外交的政策。
青年时期的岸信介痴迷于上杉慎吉的国粹主义，从政之后积极支持日本推行海外扩张战略。田尻育三指出，“岸信介外交的核心就是战前的‘南进论”’。即使在战后，岸信介也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本质上是没错的。而结合岸信介外交政策的展开可知，通过经济、文化扩张为核心的非军事侵略方式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梦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早在岸信介任石桥湛山内阁外相（1956年12月-1957年2月）之时，就在国会外交演说中高调宣称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国民外交”也是其个人“抱负”。而上任伊始的岸信介就设立了首相私人咨询机关――“文化外交恳谈会”（同时设立的还有经济外交恳谈会），为总理和外务大臣的对外文化政策提供咨询意见。
在第一次文化外交恳谈会的基调发言中，岸信介指出“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是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而文化外交更是“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的基础与航标灯”，“是最重要的”。为全面强化文化外交，会上还提出了在外务省内设立文化局构想。特别是为配合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第二次恳谈会以对东南亚文化政策为专题展开讨论，强调要全面强化对东南亚的文化事业。具体到实施层面，强调要慎重考虑“政治性地利用文化交流”，同时将“介绍日本产业技术的价值”作为日本对东南亚文化事业的重点。在岸信介的推动下，1957年2月至5月，日本相继与联邦德国、埃及、伊朗、巴基斯坦签订文化协定，该年成为战后日本签订文化协定最多的一年。在首相兼外相的岸信介的鼓励下，外务省为了全面振兴文化外交，于1958年9月在外务省情文局编成的《国际文化交流振兴要纲》中提出了1959年度对外文化事业17项重点文化项目，总额达到13.8亿日元（1958年文化外交预算仅为5600万日元）。特别是为改善传统政府主导型文化外交的弊端，外务省提出了设立自主色彩浓厚的民间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的构想（以下简称“基金”）。具体而言，政府出资设立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申请30亿日元，以基金的利息相关收益作为独立资金用于发展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对外文化事业。然而，日本财务省以及国会并未通过该案，只是在年度文化外交预算金额上有明显的增加。
在具体文化外交事业开展层面，岸内阁发行的《外交青书》第1号中指出：
本来的文化交流应该是民间自发创意开展的，政府的作用在于为促进这些民间文化交流的有效开展提供援助；另一方面，从最近各国普遍倾向来看，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中政府的作用也正得到不断强化，政府自身积极推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例子也正在显著增加。
整体上，岸信介内阁开始摸索“民间主导、政府援助”的官民协作型文化外交体制。在具体措施上表现为在有限的文化外交预算范围内，同时加强对民间文化团体的援助以及政府自身体制的强化同时展开。对民间文化团体援助方面，提供资金设立新的文化团体。例如，先后成立日本协会（北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日本研究所（加拿大）、日墨协会（墨西哥）、日墨文化会馆、日伯文化会馆、罗马日本文化会馆等。在强化政府推进文化事业中的作用方面，以美国海外文化机构――美国新闻中心（uSIS）为蓝本，于1956年末在纽约日本总领馆内设置了战后日本第一个专业的海外官方文化宣传机构――细约文化中心（New York Infor-mation Center）。紧随纽约文化中心，海外日本主要使领馆内相继设立了各自的文化中心。
岸信介的继任者池田勇人上任后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专注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继续强化文化外交。1961年5月16日，情报文化局机构调整，将第二课（对外宣传课）扩充为“国内宣传课”与“海外宣传课”两课。以1961年为转折点，外务省内的宣传事业预算迅速增加。同时，文化交流事业在池田内阁时期也得到加强。1964年5月，为进一步强化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外务省将情报文化局文化课提升为文化事业部，以总揽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事业。文化事业部由文化第一、二课构成。第一课负责文化协定的交涉、缔结，以及指导、监督外务省文化团体等纯政府活动，同时主要承担各类物质性文化交流；第二课则主要承担人员交流。人员编制上也由原来的17人增加到23人，其中第一课11人，第二课12人。文化事业部的复活被称为“（战后）与海外的文化交流以及日本对外文化介绍的正式开始”。
以文化事业部的设置为标志，经过岸内阁和池田内阁两届内阁的摸索，正式形成了战后日本官民协作型宣传文化外交体制。首先，官民协作是推动文化外交的基本方式。其中民间主要负责具体文化事业的策划与实施，政府逐渐将纯政府性质事业外的所有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实施，交付给以国际交流基金为首的诸多民间机构，政府转向幕后的援助与提供便利。其次，确立了宣传与文化事业并重的文化外交体制。1961年外务省机构调整中对外宣传事业的强化与1964年文化事业部的复活为标志，战后日本对外文化政策形成了宣传与文化事I并重的基本模式。1972年国际交流基金正式运作时，日本的海外宣传预算与文化事业预算几乎持平。外务省发行的《外交青书》中对日本的对外文化政策称为“宣传文化外交”（日语为“文化外交”）而不是“文化外交”。综上所述，战后日本官民协作型宣传文化外交体制形成于岸・池田内阁时期。
四、经济高速增长后期日本文化外交的制度化（1965～1972年）
随着文化事业部的设立，日本外务省的文化外交预算费用呈逐年增加趋势，显示出日本政府强化文化外交的势头。1967年9月，外务省向财务省交的外交预算中，文化预算达到了417亿5249万日元，相比之前年度增加了24.99%。以该年度文化外交预算额增加为转折点，占领结束后日本外交向经济一边倒模式开始转变，改善日本国际形象的文化外交事业开始受到重视，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逐渐成为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
高桥力丸指出，日本国力迅速增加、对外关系恶化与国内文化民族主义的刺激是推动日本开始全面制度性地化文化外交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日本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为强化文化外交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战败，被压抑的文化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鼓吹日本文化优秀论，为推动文化海外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再者，战后日本经济的过度扩张导致其当时最重要的两大外交关系（日美关系与日本东南亚关系）开始出现动摇，修复日美关系与日本东南亚关系为强化文化外交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紧迫性。
日美关系方面，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用于推动日美文化交流的资金开始遭到大幅度削减，加之越南战争和日美经济摩擦等因素的影响，日美关系急剧恶化。强化日美文化交流以改善日美关系成为该时期日本外交的重要课题。美国方面，尼克松上任后提出的关岛主义明确要求日本在亚洲事务上分担更多的责任。在此背景下，1971年9月10日福田赳夫在第八届日美贸易经济合同委员会开幕演说中指出：“今后日本政府应当在包括财政支援在内为日美文化事业提供全方位的资助。”在会后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会谈中，福田提出了设立一个包含东南亚地域在内的日美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基金构想。亥构想也成为后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源头之一。
日本与东南亚方面，战后日本将东南亚地区作为廉价原材料来源地与商品倾销地，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导致6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反日情绪，指责日本为“经济动物”，因此，强化文化交流以缓和东南亚地区的反日情绪成为该时期日本外交的另一重要课题。60年代后期，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文化活动明显增加，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促进相互理解的纯文化交流活动。而为重新评估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1971年，日本派出战后首个政府文化使节团“东南亚文化使节团”。使节团走访东盟五国，回国后提交了题为《如何推进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的报告书。报告书指出：应当在彻底反思战后文化外交被当作经济利益工具的思想基础上，将强化纯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作为日本对东南亚地区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70年代后期，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提出了著名的“福田主义”，推动“心与心的交流”是福田主义的标志性口号，而福田主义的源头正是上述对东南亚文化政策的反思。
1971年7月5日，福田赳夫出任日本外相后开始着手如何制度性地强化日本文化外交。早在福田担任财务大臣之时（1965年6月-1966年12月，1968年11月-1971年7月）就对强化文化外交兴趣浓厚，出任外相后便立即开始督促文化事业部提交强化文化外交的具体方案。文化事业部最初草案提议：由政府出资30亿日元产生的利息以及政府相关的委托费来推动文化外交。从内容上看，这一方案正是岸信介内阁时期国际文化交流基金构想案的翻版。对此，福田认为此规模太小，要求以设立1兆日元基金为目标起草扩充方案。在福田的支持下，文化事业部开始起草一个更为庞大的新方案。
文化事业部最终提交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对外文化团体群构想案，核心由“负责具体文化外交活动的实施机关”与“保障文化外交事业所需资金的三个基金”两大部分共计四个机构构成。作为“实施机关的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团构想”在继承国际文化振兴会的人员构成与组织机构基础上，拟全面承担具体文化外交活动的实施。
而为了向事业团提供稳定充足的资金，计划另设三个基金。第一，为全面确保文化外交事业顺利推行，设立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该基金以促进“心与心的交流”为宗旨，全面推动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作为该基金的初始资金，计划从政府外汇中抽出1兆日元（约28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第四次防卫计划预算的1/5-1/6。第二，为增进日美互信，设立日美文化学术交流基金。该基金基本资金额100亿日元，故又称百亿元基金。日美间的人物交流与相互研究是该基金的重点资助领域。第三，为促进与东南亚为首的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设立文化交流东京基金。该基金拟政府出资360亿日元（1亿美元）与民间出资180亿日元（5000万美元），共540亿日元。对东南亚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事业援助是该基金的核心。
由该四大机构组成的对外文化团体群构想勾勒出了一个规模宏大且民间色彩浓厚的文化外交体制。首先，无论是事业实施机构的事业团还是提供资金源的基金，都以独立的“民间”形式设立，其活动与政府保持距离。其次，体制上事业实施与资金供给并立，保证了文化外交活动的专业化、高效化、长期化。最后，基金形式可以有效防止政府干预，为文化外交活动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源。然而，财务省执拗地坚持“不向性格相似的团体同时拨付资金”的原则，对上述方案持消极态度。迫于财务省的压力，外务省多次修改构想方案，后以100亿日元提出预算案，并以《国际交流基金法案》的形式于1972年2月29日提交国会审议。最终于1972年10月2日成立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标志性机构――国际交流基金。国际交流基金的设立，象征着战后日本文化外交重建的完成与正式开始。
五、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及其根源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功利主义思想浓厚，工具性地利用文化外交，将文化外交作为国家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剂。主要表现为：盟军占领时期，为应对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高唱文化国家理念，而随着占领政策的急剧转变，文化国家理念很快被经济国家理念所取代；占领结束后，为稳固战后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日美同盟，对美介绍日本文化成为日本文化外交的核心。同时，为推动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以技术援助的名义展开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活动：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国际形象迅速恶化，文化外交被视作国家应对外交危机的手段再次受到重视。为缓和外交危机，发挥文化剂作用是日本文化外交的基本定位。
第二，文化进化论思想明显，根据文化外交对象的地域、发达程度不同，文化传播、交流的具体内容也存在巨大差异。主要表现为：针对两大主要文化外交对象（美国、东南亚）开展文化外交的内容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针对美国，战后日本对美国文化表现出完全接纳的心态，同时对美的文化外交也是以传播纯日本传统文化为主，其目的在于通过文化交流实现欧美对日本的身份认同。针对东南亚，则以技术援助为主，其目的在于推动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市场，同时，这种外交中还带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感心态，即向东南亚地区传播日本的先进文化。总体上，日本的对外文化理念中具有浓厚的文化进化论色彩，呈现出一种“欧美日本亚洲”的垂直型构造。
结合战前日本文化外交活动可知，无论是浓厚的功利主x色彩还是文化进化论思想，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理念都是战前文化外交理念的延续。战前的文化外交被认为是一种辅助日本对外军事侵略扩张策略而开展的“思想战”。主要表现为：单向地向亚洲地区灌输日本的“优秀”文化，为日本谋求亚洲盟主地位寻求文化心理依据；对欧美地区则推动日本文化与欧美文化的平等交流，以实现文化心理上欧美国家所谓的文明国家的一员。正如学者金弼东所指出：
（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本身只是顺应新时代价值在形式（对于战前的理念）上加以“包装”，其本质的价值（作为外交的手段）一点也没变化。
亦即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继承了战前功利主义与文化进化论思想，本质上与战前文化外交是一致的。
究其根源，占领改革的不彻底与日本文化的超克史观特征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文化外交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的客观历史根源与文化思想根源。
首先，盟军占领时期对日改造的不彻底使得战前日本文化外交在战后延续成为了可能。占领后期冷战爆发，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入江昭评价称：
在“政府的政治、经济理论”压倒“人类的知性、道德纽带”呼声的国际环境中，意识形态、军备竞争以及经济建设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
冷战中断了占领当局督促日本彻底反思的既定方针，使得占领改革呈现出不彻底性。而正是这种不彻底性直接导致了保守势力得以在战后主导日本政坛，使日本丧失了彻底反思的历史契机，为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继承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提供了客观历史条件。
其次，日本文化固有的超克史观特征是导致其文化外交表现出功利主义与文化进化论思想特征的内在因素。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被认为是一种“超克史观”，主要表现为：日本贫弱的时候服从强者，一旦强大之后尝试成为强者并超越强者。即用二分法看待外部世界（优与劣，强与弱）。对日本文化外交的影响表现为：用优劣等级观点看待他国文化，而衡量文化优劣的标准在于国力强弱。日本的文化外交使命在于学习强国文化以争取成为强国，同时向弱国输出本国文化以确立优越地位。这也正是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战略的文化根源所在。日本文化的超克史观特征注定了日本文化外交总是从谋求成为强者的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同时，对于其他文化又总是用优劣的文化进化论思想来判断。
7月11日上午,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长沙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中国主席吴伯雄等海峡两岸各界人士50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
贾庆林发表了题为《大力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 建设两岸同胞共同精神家园》的演讲(全文另载)。
吴伯雄发表了演讲。他表示,本届论坛以深化与推进两岸教育文化交流合作为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经贸与文化是连接两岸的两座桥梁,缺一不可,现在该是搭起文化桥梁的时候了。要共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创建两岸文化产业合作的平台;要加强教育交流,开放大陆学生到台湾求学,承认大陆学历,同时鼓励两岸学校与学生之间展开研究与教学合作,推动交换学生计划;要推动媒体合作,为两岸同胞搭起资讯沟通的桥梁。希望与会人士能够集思广益,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发展提出新看法、新视角、新思路。深信本届论坛必将获致丰硕且具有前瞻性的方案与计划,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为两岸人民情感的融合,再度扮演强而有力的推手角色。
本届论坛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中国国政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以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为主题,围绕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推进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拓展两岸教育交流合作等三项议题展开研讨,并将举行一场两岸经贸合作座谈会。
论坛开幕式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和中国副主席林丰正共同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钱运录、文化部部长蔡武、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湖南省省长,中国副主席蒋孝严、吴敦义,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以及无党联盟主席林炳坤等出席开幕式。参加本次论坛的有两岸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经贸界等各界人士、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代表。两岸文化、教育主管部门人士和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负责人作为特邀嘉宾、特邀专家出席了论坛。
人民日报长沙7月12日讯,文化部、教育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相关负责人,在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期间,公布了多项促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的政策措施。
文化部部长蔡武表示,大陆文化主管部门正在制定并将适时出台惠及台湾演艺界的政策,如鼓励台湾业者在大陆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演艺经纪公司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等。
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说,教育部决定,参加台湾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且考试成绩达到台湾一流大学录取标准(顶标级)的台湾考生,可直接向大陆高校申请就读,经学校面试达到录取标准即可入学。鼓励、支持两岸高校通过校际交流合作,实施互换学生计划,并相互承认学分。
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在专题研讨发言时公布,允许台湾有线电视网络服务公司,在福建省提供有线电视设备和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将把北京、上海、福建、江苏、浙江作为两岸出版交流试验区,支持两岸业者以版权贸易形式合作出版科学技术类期刊。
7月12日下午,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长沙落下帷幕。贾庆林和吴伯雄出席闭幕式。
贾庆林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对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贾庆林表示,从去年12月第四届论坛到现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两岸关系在和平发展的轨道上又取得了新的积极进展,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各项交流不断深化,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逐步扩大。展望未来,我们希望继续按照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把握节奏、循序渐进的基本思路推进两岸协商,推动实现经济关系制度化和经济合作机制化,拓展和深化两岸文化教育交流,积极推进两岸民间往来。我们深信,只要两岸双方不断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努力创造条件,也一定能够逐步破解两岸关系中的其他难题。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两岸同胞共同选择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方向是正确的,前景是光明的。让我们一起努力,不断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携手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吴伯雄在讲话中表示,经过与会人士的热烈参与和讨论,本届论坛圆满成功,获致丰硕成果。论坛首次为两岸文化与教育的代表人士建立直接沟通与对话平台,使我们对中华文化的未来,尤其是中华文化能够屹立于全球多元文化之中并发挥领导角色的愿景,更充满了信心与希望。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坚忍不拔的民族,中华文化是最具包容性的文化。两岸同文同种,血脉相连,源自同一祖先,不仅使用相同的文字、语言,更拥有相同的文化。21世纪是两岸合作共创新局的契机。期盼下次再聚首时,此次论坛的具体成效已能甜美收割。相信两岸透过畅通的对话平台,必能携手共创未来,为中华民族打造新盛世。
蒋孝严宣读了“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共同建议”(全文另载)。
代表主办单位作了小结。他说,本届论坛内容丰富、气氛和谐、成果显著。论坛形成的“共同建议”,是与会各界人士集思广益的结晶,充分体现了两岸各界的共识。“共同建议”揭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两岸文教交流合作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了文化和民族认同是凝聚两岸同胞共同意志的根基所在,提出了加强两岸文教交流的总体思路,为推动两岸文教交流迈上新台阶描绘了蓝图,也为今后两岸协商文化教育交流协议打下了基础。
钱运录、蔡武、张春贤、、林丰正、吴敦义、郁慕明、秦金生等出席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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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下午,贾庆林在长沙会见了吴伯雄和应邀出席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部分台湾人士。
贾庆林高度评价吴伯雄为推动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作出的宝贵贡献,并转达了总书记的亲切问候。
贾庆林表示,全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任重而道远。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既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还要有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有力的精神支撑,凝聚起两岸同胞的共同意志。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有责任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通过全面加强文教交流合作,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不断增进两岸文化、社会和人民思想感情的大融合。
吴伯雄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得到了两岸人民的支持。两岸人民同文同种,同属炎黄子孙,应该加强文化交流和感情融合。由国共两党有关方面举办的论坛,已成为两岸各界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这次来参加论坛的台湾方面代表,人士只占不到四分之一,大多数是其他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这是十分可喜的。希望论坛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钱运录,中共中央台办主任,文化部长蔡武,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湖南省长,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等参加了会见。
【关键词】中日；文化外交；跨文化传播
一、文化外交简述
（一）文化外交概念界定
文化外交的概念同外交本身一样古老，但对其内涵和外延的解释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文化外交中，文化有时被理解为外交的载体，有时文化传播本身又作为外交的目的。
本文比较认同对文化外交的如下定义，即“文化外交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文化外交通常被认为是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其主体是一国政府及其主导下非政府组织，以促进对象国民众对本国的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为目的。
（二）文化外交机理
1、文化外交的理念
文化外交遵循跨文化传播的原则，以双向沟通为基础，反对单方面、强制性的信息输出，注重在交流与互换彼此意向中达成公认与共识。同时，文化外交讲求一种“信誉政治”，一国需要依靠诚实、诚信来增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信服力，以说服力促进认同力和对外影响力。
2、文化外交的路径
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外交，通常是依靠互联网、广播、电视、电影、书报、音像等国际媒介，通过向国际公众社会展开国际公共关系活动，培植或影响国际舆论，从而间接左右他国行为来实现其外交战略意图。文化外交不仅传播作为传统文化元素的语言和艺术，更致力于出口经过精心编码、能够准确反映本国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
二、当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概况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关系“政冷经热”的局面没有明显的改观，在当前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整体右倾化的局势下，“政冷经凉”和国民感情淡化的趋势成为人们新的担忧。很多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都认为，深度互信的缺乏是阻碍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症结所在。而要化解这僵局，推动两国民间的深入交往势在必行，这就凸显出了中日间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同对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对日文化外交建设可以说是相对滞后的。一方面，对日文化外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对日文化外交也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
当前中国的对外文化外交，主要借助媒体传播、教育交流、大众文化交流项目、汉语推广等形式展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国家）年项目、奥运会、国家形象片等都是中国推行文化外交的有益实践。具体到当前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媒体传播、教育交流、汉语推广和设立孔子学院是主要形式。
（一）对日传播媒体
当前中国的对日传播媒体主要包括，以CCTV大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广播为代表的电视广播媒体，以人民网日语版、中国网日语版为代表的网络媒体，以及以《人民中国》、《中国新闻周刊》日文版（《月刊中国NEWS》）为代表的印刷期刊。中国的对日传播媒体已经形成了比较全面的体系。
（二）中日教育交流
截止2010年底，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为86173人，居各国及地区之首；同期的日本在华留学生为16733人，日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留学生生源国。留学生交流以及专家学者、智库交往是中日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生作为一个数量较大的中日文化交往人群充当着文化外交的使者，而专家学者作为更了解中日彼此情况的群体，往往比普通民众对彼此持以更高的好感，是深化中日民间交往的桥梁。
（三）对日汉语推广
根据国家汉办提供的数据，截止2007年，汉语在日本已经成为继英语之后的第二大外语，学习汉语的日本人数已达到200万人。汉语在日本的传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大学普遍开设了汉语课程，各类中国语专修学校蓬勃发展；汉语学术研究及国际交流活跃，成果丰硕影响大；汉语水平测试种类多，考试制度完善。
（四）孔子学院
中国在世界各地赞助了300多所孔子学院，主要提供中文语言教学课程，组织文化演出活动，传授中医课程以及开展其他文化活动项目。截止2011年，日本国内共设立了19所孔子学院，是在亚洲仅次于泰国设立孔子学院最多的国家，但与超过80所孔子学院的美国以及英国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对日文化外交的主要制约因素
当把文化外交视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时，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解构为传播主体、客体，信息、信宿、信道以及信息的编码、解码几个部分来考察。对于尚未发展成熟的中国对外文化外交来说，在上述几个部分都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而具体到中国对日文化外交时，下面几个制约因素格外凸显，是阻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发展的瓶颈。
（一）中日文化差异
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参与者和研究者来说，承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并在跨文化交流中抱持以求得有限共识为目标的务实态度，是一种基本素质。这里把中日文化冲突的问题单独提出来是因为，中日文化一直被我们认为是同源相近的，这使我们习惯性地忽视了相比中国同欧美文化差异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日文化间存在的张力。对中日文化差异性评估的错位是影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深层原因之一。
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通常认为，中日文化同属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将中日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历史和中日文化的共同部分视作增进双方好感的源泉。然而，尽管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典型的原生型大陆农耕文明同日本的外源型岛国稻作文明实际上具有根本的异质性。同时，中日之间长期的“文化阻隔”，也使双方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文化机制。一项名为《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中国文化对日传播调查研究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更多地集中表层中国文化，如饮食、中文以及长城、熊猫等符号，而对制度性和价值观方面的中国文化认同度相对较低。
一直以来，中日两国特殊的发展历程使双方的民众都培养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中日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双方的民族情感交织在一起，再遇到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拨，使得中日间的文化张力一直存在，且呈现趋紧之势。对中日文化差异的认识不足，会导致在传播对象设定、信息选取和编码环节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失效，从而影响解码环节，达不到预想的传播效果。
（二）对日文化传播的受众环境
2011年公布的《中国日报》与日本言论NPO联合民调显示，日本公众对华好感度仅20.8%，而这一数据在中日关系围绕领土纷争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局势下，已经跌到了创历史新低的不足20%。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日本民众不喜欢中国，中国对日文化传播的受众环境十分恶劣。糟糕的受众环境无疑受到中日之间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矛盾的影响，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因素。但同时日本媒体长久以来带有偏向性的涉华报道，则是人为色彩很强的影响中国在日形象基础的原因。
1、日本媒体渲染下的中国负面形象
日本有一些反华刊物长期以来专门发表污蔑、攻击中国的文章或访谈。例如，日本产经新闻报社，不仅发行《正论》等杂志，而且经营富士电视台。该报各系统迄今一直与台湾关系密切，对中国大陆则持批评态度，负面报道居多。该报所属出版社还出版了日本“ 教科书编撰会” 撰写的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调查显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渠道是日本的大众传媒，其次为身边的中国人以及到中国留学、旅游，最后为学校课程和中国媒体。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以负面报道、歪曲信息为多，导致中国的形象没能得到准确、全面地反映，日本民众通过日本媒体了解到的中国是一个一定程度上被片面化了的形象。尽管有学者在对比了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和对日本国内新闻的报道后认为，日本媒体有进行负面报道的习惯，对其国内新闻的报道亦是如此。但是日本大众媒体作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主要渠道，其报道的偏向性会对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产生主导，导致不真实的中国形象在日民众中的形成。
2、中日现实冲突中加剧恶化的对华态度
2010年9月的中日事件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一轮反华游行示威，仅从2010年10月2日到2010年11月20日就有12起反华抗议，参与规模共计达到了将近两万四千多人次。此次日本国内的一系列反华示威游行是一个新现象，与以往日本右翼势力引导的反华情绪不同，此番不断增长的反华情绪与日本保守势力的重新抬头密切相关。伴随着日本国内严重“厌中”情绪的是，日本朝野政党为了迎合这种不健康的民意，争相显示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加剧了日本政府的右倾化。无论是还是自民党，日本政客们正在努力将国内民众对日本政治的不满诱导成为对中国的不满，以变在转嫁矛盾中让本当和自身得利。政府的右倾化政策反过来引导舆论和民众进一步右转。
恶劣的对日文化传播受众环境，使得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一开始便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但也显示出了开展对日文化外交的迫切必要，同时对对日文化传播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性要求。
（三）中国作为对日文化外交主体的内在问题
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外交，必须遵循双向沟通的原则，在主体与客体交流、互换彼此意向中达成公认与共识。讨论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制约因素时也不能忽略了中国方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对整体的中国文化外交来说，文化外交体系、机制不成熟，文化大战略和文化核心价值的缺失、文化产品本身竞争力不足，民众作为文化外交最重要使者的媒介作用未得到充分开发等都是制约我国对外文化外交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对日文化外交的语境中，中国国内的反日因素和中国对日媒体传播力不足是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具体制约因素。
1、国内反日因素
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进行的两次侵略战争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痕，日本右翼势力的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却在不断地刺痛着中国民众最敏感的那条神经。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力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巩固了民众的对日民族主义情结，伴随着今天网络新媒体的普及以及中日在领土争端的不断升级，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近两年反日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浪潮此起彼伏，甚至发展到了对日企、日本车打砸烧的非理性境地。而国内民间仇日、反日情绪在互联网中体现更为明显，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涉日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的重要活动平台。在电视传媒方面，据统计仅2012年一年于国内某影视基地开拍的抗日题材影视作品就多达上百部，文化产业消费的风向标也反映出了国内媒体环境中的反日大潮。
这种情形对于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沟通的过程，我们一方面努力促进中日双方民众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另一方面国内却弥漫着浓重的反日情绪，一些不理性的反日行为甚至直接损害到了日本企业和民众的合法利益。如此一来，我们苦心经营的对日文化沟通便丧失了信服力。虽然这样的局面也是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整体右倾化的条件下形成的，但被骄纵的对日民族主义无疑也越来越对中国自身的利益带来不可预估的损失。
2、对日媒体传播力不足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中央电视台以外，日本民众对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内的中国媒体的接触和使用率都很低，日本民众对中国媒体缺乏信任，认为中国媒体的报道不够准确客观，政治宣传的意味大过信息传递。
国际传播影响力不足是中国媒体的通病。赵启正先生认为，提升话语力，应对西方媒体的游戏规则需要做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增强信息的公信力；促进多元主体表达，放大民间声音；提高修辞能力，积极追求正面效果。这些技巧正是定位于对外传播的中国媒体所缺乏的。除了要学会展示中国的真实状况，传递中国的民间声音，使用可被接受的修辞外，中国媒体还需逐渐改变官方色彩浓重的形象，祛除宣传意味；改变传者本位的思维方式，努力融入对象国的传媒市场，提高针对性，做好本土化，从而真正被对象国民众所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日文版——《月刊中国NEWS》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月刊中国NEWS》的内容精选自《中国新闻周刊》，由日中通信社翻译为日文，编辑成册。该刊实行市场化运作，受众锁定为受过高等教育、关心国际事务并关注中国发展的日本知识型读者，内容多为民众关心的深度报道，目前已经进入日本的主流杂志发行渠道。
四、结语
从现代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意义上讲，中国的文化外交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其所面临的一系列制约因素在中国对日文化外交中都有所体现。很多宏观的问题，对于还未成体系的中国文化外交而言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待完成的体系建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的问题很难具体展开来说，因此本文仅选取了中国对日文化外交中的几个具体可见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笔者认为可能有所启发的一点，就是人们对中日文化的差异性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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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日语教学 合作学习 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
2001年出版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教学大纲》明确指出:“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将成为21世纪日语教育的重要目标。”培养具有较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素质日语人才将变得日益重要。我旨在探讨在日语教学中对学生应该如何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增强他们的跨文化交流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日语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而交际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因此,外语教学需要一种合作学习的氛围,而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学会合作、学会与人相处,也是外语教学责无旁贷的责任。如果学生不能够把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应用于与他人的合作性互动之中的话,那么这些知识和技能都是无用的,这种教育是失败的。[1]因此,在交际过程中如果只顾自己夸夸其谈而无视对方的存在或反应,即使操一口地道流利的外语,也不能算作具备交际能力。同样,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人传递的信息,不主动积极地参与信息的摄取过程,以获取自己想得到的信息,也是一种缺乏交际能力的表现。
但在传统的日语教学模式中我们往往只注重培养学生传递与接受信息的能力,没有意识到语言的相互交流性和共同作业性,忽视了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对学生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的合作精神和合作能力的培养。在现实的日语课堂教学中,学生人数多,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让每个学生都有说的机会,结果导致只有少数学生参与课堂活动,发言的机会就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培养交际能力无从谈起。又如在我们常采用的辩论这一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辩论双方自始至终坚持己方的观点,即使对方言之有理也寸步不让,非争个你死我活不可,自己的目标与他人的目标是相互排斥的,即别人的成功意味着自己的失败,这种“利己损人”的学习情境对他们日后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肯定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合作的交往较之竞争的交往在当今以及未来的世界里合作学习更为重要。[2]因此,课堂教学亟需引进能面向全体学生的、有利于学生全面开展的语言实践活动教学模式――合作学习。
二、运用合作学习原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可行性
合作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是一个无论在教育理论界还是教学实践中都备受人们推崇并且影响巨大的教学理论与策略,目前已被广泛运用于大中小学教学实践,是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所倡导的一种重要学习方式。
合作学习的代表人物约翰逊兄弟认为:“合作学习就是在教学上运用小组,使学生共同活动以最大程度地促进他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学习。”[1]我国学者王坦认为合作学习是一种旨在促进学生在异质小组中互助合作,达成共同的学习目标,并以小组的总体成绩为奖励依据的教学策略体系。[3]虽然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合作学习定义的表述不尽一致,但从中可以认识合作学习的内涵。合作学习是以小组或团体为主体的互动学习模式,在合作学习模式中,小组中的每位成员都是“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他们是同舟共济的合作伙伴关系,每个人的努力都是本组成功不可或缺的,每个人都有机会体验成功。
在日语教学中,运用合作学习来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切实可行的。合作学习强调从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出发,倡导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的学习方式,是语言的学习过程成为学生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主动思维和大胆实践,提高跨文化意识和形成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这种模式有利于全班学生人人参与日语学习的全过程,人人都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它不仅可以相互间实现信息与资源的整合,而且可以使学生学会交往、学会参与、学会倾听,能培养团队合作精神。这种合作学习中所产生的合作意识和品质,不仅对学生日常交际能力的提高大有益处,而且为跨文化意识的建立、培养和发展,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把合作学习的理念贯彻到日语教学活动中是一种提高日语教学效果、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手段。
三、运用合作学习原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由基本交际能力系统、情感和关系能力系统、情节能力系统和交际方略能力系统组成,基本交际能力系统主要指交际个体为达到有效交际所应掌握的能力,具体包括语言和非语言行为能力、文化能力、相互交往能力和认知能力;情感能力主要指移情能力,即以别人的文化准则为标准来解释和评价别人的行为的能力;关系能力主要指交际双方满足彼此自主和亲密交往的需求,或通过妥协达到人际关系的平衡,从而取得共识的能力;情节能力是指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根据实际交际场景不断调节交际行为的能力;交际方略能力是指在交际过程中,因语言或语用能力有缺陷、达不到交际目的或造成交际失误时采用某种技巧来补救的能力。[4]那么我们如何引导学生通过“合作学习”来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呢?我将从语言能力、文化能力和交际能力三个方面来谈谈具体的操作。
1.语言能力的培养
语言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交际能力的基础,任何交际过程都包含着一定的语言形式。没有扎实的语言基础就不可能获得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要注重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而要使学生在听、说、读、写各个方面掌握坚实的本领就必须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操练。在学习每课的词汇时,教师可以在学生预习单词后再检查部分学生的发音,然后组织学生分成小组学习单词,给学生五分钟的时间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小组成员之间相互纠正发音,寻找记忆方法,并运用这些词汇,组织听写比赛,这样能增加学生的练习量,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并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让学生理解日语中常见俗语及其文化内涵。俗语是语言发展的结晶,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进行俗语的学习,既能学到语言又能学到文化,并能从大量的语言材料中看到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从而加深对日本民族文化的了解,提高日语的运用能力。在课堂上的教学活动可以这样展开:(1)让学生自己分成小组;(2)教师列举一例汉语俗语;(3)各小组自己从应该学习的日语课文中找出类似的俗语;(4)学生在比较中对他们自己找出的俗语加以理解和适当运用;(5)教师直接参与学生的学习、讨论,并因势利导地引导学生找出两种语言中不同观念的俗语,并让学生根据所学过的有关知识来分析、讨论其成因,以便帮助理解中日文化之间的差异。例如在汉语中我们常用“沙丁鱼罐头”来形容上班的高峰期时的拥挤不堪。在日本,虽然大量地捕捉沙丁鱼,但是为什么不用这个词,而用「め来表示拥挤呢?又如汉语中经常用“煮饺子”来形容很多的人泡在水中的样子,可是日本人为什么用「芋洗い来形容这一现象呢?这些都可以组成小组讨论,小组成员共同合作写出讨论的结果,并选出代表在全班发表,进行交流,然后教师对此进行点评。整个学习过程要求学生尽量使用日语。这种合作学习的方法不仅能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教学,同时还能锻炼他们的语言运用能力。
2.文化能力的培养
日汉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存在着许多文化差异。要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要使他们了解日、汉两语中常见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否则,学生往往不自觉地用本族文化标准来衡量日本文化而引起文化摩擦,造成交际失败。中国人在对自己迟到的行为道歉时,多以「急用があります、「バスにれた等作为理由。这种对迟到的解释在中国人眼里看起来合情合理,然而日本人却把这种理由看成是一种耻辱,是说不出口的。很显然,如果我们在教学中忽视了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学生就有可能在今后的跨文化交际中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误会。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自始至终把文化教学贯穿于语言教学的过程中,而且应该把交际文化作为侧重点。我们可以通过对比的方法发现日、汉两语中交际文化的差异,使学生对异域文化有着理性的洞察力和感情的移情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首先由教师对必要的语言知识进行讲解,然后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组织学生讨论日语及其文化传递的信息,通过母语文化“过滤”后,哪些因素发生变化、哪些不变,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
在课堂上,我们可以采用合作学习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以及对文化的宽容性和灵活性。例如,教师可以先安排学生看一段中国人到日本人家中做客、日本人到中国人家中做客的生活录像,让学生从中找出其中人物在生活文化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学生在看完录像之后,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了解哪些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会引起摩擦或误会,并掌握避免摩擦的方法,然后将讨论结果向全班进行汇报,要求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尽量用日语交流。通过小组讨论,使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到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在行为举止等方面表现出的相同之处和差异之处,并促使学生开展有关文化价值观及文化价值差异的比较和文化价值趋向的大讨论,借以促进他们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3.交际能力的培养
学生学习外语的目的是能够在真实情景中运用外语进行得体的交际,传递信息,交流感情。而要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角色扮演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方法。它可以使学习者在模拟的社交情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获得交际能力,为以后在真实社会环境中运用外语打下基础。著名教学工作者何家宁认为:“角色扮演的情景可以选择集中反映学生需要的社会礼仪或那些可能导致文化误解的话题。”这样的情景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以避免不恰当地运用外语。日语教材中许多交际文化项目如打电话、问路、看医生、就餐和中日文化差异等,都可以用角色扮演的方法导入。在进行角色扮演时,教师要提醒各小组学生必须根据本组扮演角色的人际关系来组织对话,如果小组扮演的角色之间处于朋友关系的话,组员就得使用简体进行练习;如果扮演的角色之间处于陌生人关系的话,对话时自然得用敬体;如果扮演的角色社会地位不同的话,对话中不仅有简体、敬体,还得有敬语表现。教师在演出之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最终引导学生明确地认识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身份、年龄不同的谈话对象如何用合体的日语进行交际。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学生真正地将语言知识作为交际的工具,同时可以切实理解并感受日本文化的内涵,跨文化交际能力也会逐渐增强。
综上所述,合作学习在日语教学过程中是值得适当采用的教学手段,通过合作学习能够让师生在合作互动的氛围中增强跨文化意识,进而提高运用日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实际能力。
参考文献:
[1]约翰逊兄弟著.高燕,王坦译.学习中的合作.教育论丛,1994,(3).
[2]吴也显.教学论新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