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可以吃的，能吃的何止千万？像极了漫画中的猎人，完全是胜券在握，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但是，请记住一句话：存在的便是合理的，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存在多年，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要寻找的是一种共生的环境，是一种平衡，而不是对它们痛下杀手!“枪“响之后，没有赢家。中国文化中凝聚着很多平衡的智慧，就连《孙子兵法》这样专门论述战争的经典，最高境界也是一句追求平衡、和谐的话——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什么意思？就是说即便胜券在握，每一场战争都是胜利的也不是最好的结果，能够做到不战就给对方威胁，两者相安无事才是最高的境界。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也应该成为人类在面对野生动物时的信条，成为人与自然，或者说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生活的智慧。
其次，我们应该敬畏自然。
我们来细数一下那些从动物身上的病毒逐步演变成人类的灾难的真实案例。
艾滋病：艾滋病病原可能源于非洲灵长类，最近美国科学杂志指出，黑猩猩通过捕食红冠白脸猴和大疣鼻猴而分别感染了两种猴免疫缺陷病毒(简称SIV)。这两种病毒再在黑猩猩体内发生重组，产生新的SIV，人类在猎食黑猩猩的过程中感染了SIV病毒，而造成现在全球流行的HIV-I病毒，即艾滋病毒。在马来西亚流行的“尼巴”病毒，就是人们为了多养猪而乱砍滥伐森林，结果由携带尼巴病毒的果蝠粪便污染猪饲料，而使猪患病，然后再由病猪传染给人。
汉卓病毒：澳大利亚出现的汉卓病毒，同样是由于人们在这里伐木建养马场，由果蝠粪便污染马饲料，马发病后传染给人。
埃博拉出血热：在刚果和苏丹南部交界处埃博拉河流域流行的埃博拉出血热与当地人喜欢生吃大猩猩、猴子等灵长类的肉有关。
猴痘病毒：2003年6月，当我国的SARS病情刚刚缓解时，美国传来了由猴痘病毒引起猴痘暴发流行的消息。猴痘又称猴天花，是一种人兽共患病，可通过病人、疫畜的体液传播。
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我们很自然的联想到最近同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澳大利亚山火持续近五个月，5200万哺乳动物，6200万鸟类，3.89亿爬行动物，在这场大火中丧生。东非蝗灾爆发，饥肠辘辘的沙漠蝗虫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规模和破坏力史无前例，整个东非恐深陷蝗虫危机。西班牙暴雪突袭，汽车只能在“雪墙”之间通行，社会只能停课停工。美国爆发40年来最致命流感，已有6600人死亡……
这些案例无一不是在告诉我们，人应当对自然保持敬畏，敬畏自然，实际上也是在敬畏人类自己。
最后，我们应该感恩自然。
我们知道，人类的衣食住行与自然密切相关，如穿的羽绒服、皮大衣，吃的猪肉、牛肉，用的木质家具，坐的木船等，都是自然给予我们的。外出旅游，所面对的历史悠久的大足石刻、风景优美的西湖，都是自然的杰作。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源，给予人类无限的美好。人类并没有感恩自然，反而在不断破坏自然。在《大自然在说话》中，自然母亲说：“你们的行为决定你们的命运，不是我的。我是大自然，我将继续存在，我随时都在进化，而你们呢？“人类天真地以为自己是食物链的顶端。但是，没有底端的资源提供，什么都不是。
幸运的是，人类渐渐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弥补，例如：支付宝上的蚂蚁森林，目前已经在荒漠化地区种植树木超过1亿棵；长江从今年开始禁渔10年；许多国家开始禁止使用某些塑料产品和一次性产品等。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人类则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本就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或许这些举措相比于人类已经破坏的大自然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补偿，但“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蝴蝶扇动一次翅膀，可能远处会引发一起海啸。做出一件节约资源的小事，可能会降低一种动物灭绝的可能性。聚沙成塔，积少成多，点滴努力不断的累计，终将汇流成河，一齐流向人与自然和谐的大海。
“起初，没有人在意一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呵护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寻找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我们每个人当为此尽自己绵薄之力。
抗击疫情的论文范文：抗击重大疫情中社会意识形态波动与应对研究
在当前抗击重大疫情中，我国社会意识形态波动既体现为国内外对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的普遍赞誉与高度认可，也体现为信息传播格局深刻变化带来的社会意识形态治理之难，重大疫情全方位挑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等。造成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意识形态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短板，现代社会竞速主义发展逻辑，大众传媒背景下的“信息操控”和“真相编写”。科学应对社会意识形态波动，应该立足当前、讲好抗疫故事，遵循规律、强化分期管理，着眼长远、提高科学思维能力。
社会意识形态作为建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粘合社会不同思想文化的“水泥”和国家权力结构的制度机器，深刻嵌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力量交织而成的“关系矩阵”之中，并伴随这一“矩阵”的发展变化呈现出渐变与突变、平衡与失衡更迭演化的波动态势。历史实践表明，以传染性疾病为代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会加剧社会“关系矩阵”的深刻变革，引发社会意识形态的激烈波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在全国蔓延，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同心抗“疫”的背景下，有关人与自然、个体与集体、质疑与认同的公共讨论，充斥意识形态领域，促使社会意识形态发生较大波动。本文拟透过纷繁复杂的公共言论，研究把握这场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意识形态波动及其发生逻辑，探寻抗击重大疫情中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策略，以期为夺取疫情防控全面胜利提供参考借鉴。
一、抗击重大疫情中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现实表征
个体生命健康与公共卫生事件向来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热点话题。从2020年1月20日确认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以来，围绕重大疫情的新闻报道不断升温，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与裂变式传播态势。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联合腾讯媒体研究院、腾讯指数，对疫情期间的舆论热点进行了大数据分析与网络调研。结果显示，除“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核心议题外，按照热度指数从高到低排序，还涌现出“捐助援助”“防控措施”“疫情”“在线教育”“物资保障”“复工复产”“国际动态”“权威解读”“追责问责”“人事任免”等十大热点议题。这些议题主导了疫情期间我国社会舆论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走向，推动社会意识形态表现出正向叙事与反向挑战两种波动态势。
从正向叙事来看，伴随疫情防控形势的积极向好，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展现出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得到国内外普遍赞誉与高度认可。从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到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全国疫情防控；从“武汉封城”到全国各地驰援湖北、守望相助；从全国一盘棋的联防联控，到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从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公安民警、社区工作人员义无反顾、日夜奋战，到无数志愿者真诚奉献，广大人民群众胸怀大局、积极配合。我国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展开和突出成效，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政治优势，有力推动社会意识形态朝着积极正面的方向不断发展。2月17日，清研智库面向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从供应稳定性、服务便利性、服务效率、疫情防控措施、特殊优惠政策等5个维度，开展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测评。调研数据显示，疫情期间，水、电、气、热、油品、通讯、物流、交通、金融等九大领域的社会整体满意度均维持在7分以上（满分为10分），其中供电、供水、金融、通讯位列前四，满意度均超过8分。同时，中国精准及时的工作部署、强力有效的防控措施，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肯定。意大利学者库恩表示：“未来，历史学家很可能会把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视为世界范围内遏制新疾病传播的典范……历史很可能为此感谢中国。”
与此同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反向挑战。首先，信息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加大了社会意识形态治理的难度。相较于社会的常态运行，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往往导致人们对疫情信息获取的渴求更加强烈。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显示，2020年春节（1月24日-1月31日）期间，全国移动互联网流量消费同比增长36.4%，其中“看新闻”项目的消费增速尤为明显，从2019年的46%跃升至74%。此外，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的调研也表明，92%的网民关注新闻资讯的主要目的在于掌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最新进展。强烈的信息诉求“带火”了以“丁香医生”为代表的医疗类APP，也使“最深的恐惧就是对未知的恐惧”“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疫苗”’等口号频频见诸媒体。然而，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条件下，疫情信息的传播呈现出体裁丰富、信源多样、议题庞杂等特点，这在一方面固然缓解了公众的焦虑情绪和恐惧心理，也使大量不實信息加速聚集。如“大蒜水可以治好新冠肺炎”“适量饮酒和抽烟可以降低感染几率”等错误言论，不断挑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给疫情防控造成极大干扰，加剧了社会意识形态波动。
其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既是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检验，更是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大考。概括来说，挑战有三：一是经济考验，为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最高效率的控制疫情，我们暂时按下了经济社会动态循环的休止符，也因此带来了小微企业的运转之难及市场秩序的治理之难；二是民生考验，经济社会的暂时性停摆直接影响居民收入、群众就业与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给，如何在紧抓群防群控的基础上做好供需调度，切实保障基本民生，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三是小康考验，2020年是全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如何在克服疫情影响的同时，“啃下硬骨头”，拿下“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对我国的治理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都从不同层面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难度，加剧了疫情期间社会意识形态治理的风险。
除此之外，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一些带有地域歧视、民族情绪和种族主义色彩的认识偏见不时涌现，构成了当前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另一重要表征。一些国家甚至发生排华反华的严重事件。据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披露，2020年1月26日，法国《皮埃尔信使报》以《黄色警告》（YellowAlert）和《黄祸》（TheYellowPerl）为标题发表文章，首次将新冠病毒与种族概念挂钩；1月29日，澳大利亚《太阳先驱报》将新冠肺炎命名为“中国肺炎”（ChineseVirusPandamonium）；2月1日，德国《明镜周刊》在封面上写下“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制造”（Corona-VirusMadeinChina）的标语；紧接着，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辱华文章，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凡此种种违背科学精神、极力污名中国、大搞甩锅推责的阴谋论调炮制了比新冠病毒更为可怕的政治病毒，不仅不利于疫情防控，反而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冲突，给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了极大干扰。
二、抗击重大疫情中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发生逻辑
当前社会意识形态波动既反映了抗击重大疫情过程中的短期舆情生态，也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综合治理上的短板和不足。正如所言，“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这次疫情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还表现在，如何建立健全重大疫情防控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如何及时回应人民重大关切，有效化解社会舆论突出问题，最大限度凝聚疫情防控正能量等一系列问题。除此之外，这次社会意识形态波动还从更深层次上反映出，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与信息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深远影响。
社会意识形态波动根源于现代性的“竞速主义”逻辑。将“加速主义”和“竞速革命”看作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与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是社会速度研究的普遍共识。作为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竞速主义”一方面为人类社会创造出难以想象的物质财富与文化资产，另一方面也给人类文明存续发展带来了的严峻挑战。按照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的观点，现代性的竞速主义危机突出表征为“去同步化”。简单来说，在“竞速主义”所营造的现代情境中，“加速”不是一个无差异的同质概念，而是内在划分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与生活步调加速三个不同层面。一旦这三个层面的加速效率不相同步，就会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震荡出剧烈的“去同步化”现象。这就为现代国家治理与文明发展埋下了意识形态隐患。具体到这次抗击重大疫情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波动，就是因为在疫情的快速传播（“生物算法”）、国家公共衛生管理效能（“政治算法”）与人们对迅速控制疫情的急切预期（“心理算法”）之间，发生了一定的不同步和错位，从而导致有关疫情防控的认识理路和评价逻辑，极容易从外因诱发转向内因质疑，从独立的公共卫生事件转化为结构性的社会信任危机。这是引发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一个普遍性成因。
社会意识形态波动还诱发于大众传媒背景下的“信息操控”和“真相编写”。以19世纪通讯行业的兴起为标志，一场“只有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之相比”的“传播革命”，敲开了传统社会知识垄断、精神禁锢的大门，从此人类结束了先进文明成果只为少数人所独享的历史，进入到密集型社会交往的“现代传媒时代”。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以“真相”代言人自居的现代传播体系发展至大众传媒时代，反而使意识形态操纵变得越发轻易起来。一方面，大众传媒消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间隔。在以倒叙为主要逻辑的传统媒体时代，事件生成与媒介传播之间总是存在一个微妙的时间差。借助这个时间差，“真相界定者”可以把控新闻内容、核实新闻真假、整理新闻线索、表达价值立场，从而建立起体系完备、规格严整、立场鲜明的信息传播模式。但是，到了“人人皆为发声筒”“事事可建直播间”的大众传播时代，对“极端时效性”的渴求使得大量未经核实的信息被迅速上传网络，而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真相界定者”却越来越难以发挥信息传播的“把关人”作用。于是，大众传媒借此创生出一个充斥着主观真相、片面真相和人造真相的“后真相场域”，无数支离破碎、自相矛盾、真假莫辨、迅速更新的信息，极力解构和偏离着完整的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大众传媒消解了信息传播的空间差异。在信息与数据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空间概念遭到前所未有的压缩。充斥于各大社交媒体中的新闻报道有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既不直接相关，也不具有利益牵绊。人们关注新闻的目的不仅是掌握真相并据此采取行动，还存在为了消费信息、满足猎奇心理的现象，以致“无反转不新闻”竟然成为个别媒体平台的“制胜法门”。正是在这样的传播逻辑下，借助情绪化叙事来炮制热门话题、渲染公众情绪、煽动社会不满、制造意识形态事件的各种图谋变得张扬起来。具体到这次疫情，个别媒体平台或个人通过片面化极端化地“拼凑伤痛”，激发民众的伤痛体验和情感共鸣，基于“弱者本位”的叙事逻辑累积民意基础和道义力量，再加之大量真假莫辨的信息轰炸，舆论热潮和悲痛焦虑的社会情绪于是迅速裹挟公共舆论，而伤痛背后意气风发的“白衣执甲”“党旗高扬”与“全民抗疫”，则被“记录者们”下意识地忽略了。由此可见，在大众传媒“信息操控”和“真相编写”的背景下，社会意识形态稍加不慎便会发生严重波动。
三、抗击重大疫情中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应对策略
如前所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波动，事出有因、其来有自，其内在的发生逻辑深刻根植于人类现代化历程、大众媒体兴起与中国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既立足当前，不失时机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又着眼长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激活公共理性与科学思维；既讲求实效，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又遵循规律，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地推动社会意识形态实现从非常态向常态的顺利转化。
立足当前，讲好抗疫故事。为此应紧紧抓住三个问题精准发力，一是“讲什么故事”。要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的多维纵深比较中，深度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抗击重大疫情中彰显出的强大政治优势，着力讲好中国抗疫的“大故事”与“小故事”。在“大故事”方面，要讲好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部署、精准施策，全国一盘棋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制度故事，讲好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群防群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奋斗故事，讲好各地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发展故事，讲好新时代的中国勇于担当、透明开放，為世界各国防控疫情争取宝贵时间、提供成功经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在“小故事”方面，要生动讲述武汉小区居民自发合唱国歌、高呼武汉加油的感人故事，方舱医院里学生们隔离疫情不隔离知识、停课不停学的励志故事，新疆援鄂医疗队的“方舱大白”们翩翩起舞、鼓励患者的温情故事。二是“谁来讲故事”。抗击疫情是场人民战争。讲好抗疫故事也要积极构建多方联动、优势互补的故事宣讲机制。探索构建以党政系统为责任主体、以新闻媒体为骨干队伍、以
医学
专家为意见领袖、以党员干部为先锋模范、以人民团队和群众组织为重要依托的“故事宣讲共同体”，通过多层次、高密度、立体化权威信息，引导群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念，着力稳定公众情绪。展开来说，党政系统要向群众广泛宣介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切实坚定社会信心；新闻媒体要充分报道疫情发展动态与联防联控成效，把控整体舆论、落实主体责任；医学专家要广泛普及科学防护知识，讲清讲透新冠肺炎是什么，防范疫情怎么做；党员干部要身体力行、冲锋在前，及时回应人民重大关切，有效化解舆论危机；广大人民群众要主动发声、正面回应，生动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社会舆论。三是“如何讲好故事”。对此就疫情期间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基本方针。“强信心”，就是要深入报道、及时、多点推动、融合传播疫情信息以提振民众信心。“暖人心”，就是要注重疫情创伤的情感修复与心理重建，关注弱势群体的集中诉求与特殊困难，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推动问题解决。“聚民心”，就是要广泛宣传一线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志愿者等的感人事迹，切实把我国抗击疫情的实践成就转化为意识形态优势，夯实化解意识形态波动的现实基础。
遵循规律，强化分期管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通常都会经历“预警”“爆发”“缓解”“善后”四个阶段。依照这一发展规律，疫情期间的意识形态工作应坚持“具体阶段具体应对”，探索建立“覆盖全过程”“涵容全时段”的应急管理模式。展开来说，“预警期”要针对疫情信息匮乏与社会反应迟滞，着力做好“防范和预警”。社会宣传部门要深入报道疫情传染方式与扩散风险，广泛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及时化解由信息匮乏带来的恐慌情绪，引导人们增强防范意识，提升科学防范能力。“爆发期”要针对疫情形势恶化与舆情压力激化，着力做好“充分报道与全面辟谣”。意识形态领域也随之加大舆论宣传力度，提升媒体传播能力，深度解读疫情进展，全面畅通辟谣通道，为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防控体系凝心聚力。“缓解期”要针对疫情形态积极向好与经济领域遭受冲击的社会状况，着力做好“舆情跟踪和恢复引导”。随着“零新增”省份越来越多，多地宣布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响应等级做出调整，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逐步过渡至“减低应急措施强度，尽快恢复社会秩序”的“缓解期”。对此，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要高度警惕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坚定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的必胜信念，巩固好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整体向好而占领的意识形态阵地；另一方面，要不失时机推动社会秩序和舆情舆论从非常态向常态转化，为有序恢复经济生产发展营造良好的意识形态氛围。“善后期”要针对体制机制不足和公共治理短板，着力做好“总结与反思”。这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在国家应急管理、国家储备体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市场监管等方面的短板。对此要综合评估、理性反思，全面总结经验，彻底整治不足。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23-0060-02
2004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强调，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1]为了进一步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组织管理，教育部于2011年1月19日又印发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以下简称《标准》），其中明确指出形势与政策课要根据教育部下发的教育教学要点来组织教学。[2]然而，通过调查问卷发现，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经过多年建设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未能跟上其他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步伐，其课程规范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基于此，拟以《通知》和《标准》为依据，来讨论“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的合理化
合理化的教学内容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只有科学编选适宜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作为教学内容，才能达到“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目的。
目前，教育部已经加强了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教材和教学资料的建设。每年制定两期“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并于春、秋两季学期开学前将教学要点印发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与此同时，教育部在每年两期“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培训班上，聘请国内专家就相关专题作报告，从而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选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素材。此外，教育部还组织编写制作了及时反映国内外形势最新动态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含VCD）作为学生学习辅导资料。可以说，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选取方面，教育部已经有了很好的指导和规范，各高等学校应该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结合本地本校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合理取舍。
笔者认为，就具体内容来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该涉及：国内外时事政治、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国内外形势与发展趋势、始业教育、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教育、行业形势教育、就业指导等。就理论形态来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二是国际与国内形势教育；三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等政策教育。
二、师资队伍的多元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是打造一支理论功底扎实、专兼职结合的多元化师资队伍，即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为骨干，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为主体，以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兼职。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及方法论来分析国内国际的热点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主要由学校相关领导、行政党群职能部门领导、院系党总支书记及学校辅导员教师组成。最后，“形势与政策”课内容的多学科性、宽领域性、广范围性的特点要求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兼职队伍，根据形势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学生做形势与政策讲座，不断增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教学安排的常态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是教学安排常态化，即教学任务有计划、教学活动有场所、教学时间有保障。首先，将“形势与政策”课列入教学计划，公布教学计划进程表，并纳入学籍管理。“形势与政策”课应该合理规划学分和学时，制定具体的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进程表来规范完成“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4]其次，教学活动有场所。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室、实践教学环境、多功能报告厅等。应该依托学校和教师资源，建立形势与政策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在学校大礼堂、专门教室集中观看专题影视，组织学生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参观考察，引导学生到企业或社区进行专题调查，加强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理解。最后，教学时间有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内完成“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与学生接触的时间较多，应该保障实践教学的时间。建立定期学生形势报告会制度，提前安排好专家学者的专题讲座时间，使教学时间得以保障。
四、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是根据教学需要和学生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一是系统讲授与形势报告、专题讲座相结合。形势与政策的基础理论具有系统性、连续性、宏观性等特点，要从宏观上把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应该系统讲授。针对社会形势的热点以及学生关注的焦点问题，还可以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党政领导来校举行专题讲座，并且建立定期形势报告会制度，与课程教学内容形成互补。
二是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请进来”就是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党政领导、先进集体领导干部等到学校给大学生做形势政策的报告和讲座。“走出去”就是授课教师结合“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和要求与当今社会热点问题、本地的经济社会实际情况，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实践考察，在实践中了解国情，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是课堂教学与课外讨论、交流相结合。对于“形势与政策”课基础理论内容，需要通过课堂教学来系统的学习，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时课外讨论、交流，特别是数字化互动交流对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观有重大影响，是“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学方式。
四是正面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教师要联系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实际，及时对大学生进行正面的形势观和政策观教育，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同时，通过积极组织和引导学生自主收看电视、读书看报、座谈和网络学习等，引导学生自主关注国内外形势与政策，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补充作用。
五、教学考查的科学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必要环节是采取科学的考核方式，即将传统的综合性试题考查与撰写专题论文、报告会心得、社会实践调研报告等形式相结合。
第一，传统的综合性试题考查。将开卷考试与闭卷考试相结合，作业考核和命题考核相结合。重点考查学生分析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能力及理解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考查学生宏观把握“形势与政策”课基础理论的情况。
第二，专题论文考核。根据“形势与政策”课的基础理论内容给出选题范围，鼓励并指导学生把课堂教学内容作为论文撰写的理论基础，引导学生结合国内外形势与政策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撰写论文。
第三，报告会心得体会考核。在学生听取报告会前，教师指导学生重点记录“形势与政策”报告会的主题、思路、报告方法、切入点、解决的实际问题等。报告心得体会考核，可以综合了解学生的整体素质，能够提高学生的知识理解与运用能力。
第四，社会实践调研报告考核。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社区、农村、企业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并设计合理的问卷调查，用实证的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对调研考察过程进行总结，最后形成调研报告。
六、教学管理的制度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制定和落实相关的教学管理制度，即以制度作保障，以管理作依托，对整个“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以保证教学秩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第一，加强各个教学环节管理。一是建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讲课质量评估制度，规范提高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二是建立定期进行教学检查和督导的工作，对教学环节进行监督。通过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们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工作进行监督、及时反馈教学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对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加强教学保障管理。包括：完善教师准入制度和教师培训制度；建立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制度；建立教材建设的质量制度；建立教育经费的投入制度；建立形势报告会制度；建立实践教学制度等等。
第三，加强考试环节管理，即构建完整的“形势与政策”课考核评价制度，完善细化考试环节，避免考试考核的随意化。这就要求明确“形势与政策”课的考核原则、考核目标、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考核结果，建立试卷考核、论文考核、实践考核相结合的综合考察制度。
七、教学研究的专业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驱动力量是加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工作。教育教学研究的专业化，有利于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时效性。
教育教学研究是规范“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既有利于教师把科研成果直接转变为教学内容，又有利于教师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这不仅能够提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理论深度，而且能够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效果。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应该重视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通过学术研究活动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科研素质，以达到以科研促进教学、以教学带动科研的目的。学校应该鼓励和组织“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提供必要保障，如把“形势与政策”课纳入学校学科建设体系规划中，设立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的科研项目等等。
总之，“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构建一套成熟稳定的综合性机制与结构性范型。[5]只有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合理化、师资队伍的多元化、教学安排的常态化、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教学考查的科学化和教学管理的制度化，才能说“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真正走上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N].人民日报，2004-12-18（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EB/OL].[1998-08-16]..
[3]文军.普通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发展情况的调查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6）.
1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特点
1.1互动性现今一些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堂缺乏互动。一些教师认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任务就是宣讲国家的政策措施,传递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相关信息。这种做法是不全面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需要互动,互动性是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主要特性。所谓互动性教学,是指在教学中教与学双方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相待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1]。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的互动性包括多个层面:从互动的主体角度观之,互动包括师生之间的互动与生生之间的互动;从互动的时空角度观之,互动又包括课堂之上的互动与课堂之外的互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任务不仅仅是传递、宣讲一定的政策与信息,更重要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研究社会问题、探索方针政策[2]。这种分析研究和探索的过程需要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充分互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多为学生普遍知晓但又认识不够深入的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大事件。如果在课堂上教师仅仅停留于介绍一些人人皆可查知的信息,学生的思维则不可能从这些信息简单传递的过程中得到锻炼,该门课程的价值也就完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作用即体现在此处。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课题在课堂内外进行讨论。通过讨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不同的观点得以交流与碰撞,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指引下得出一些结论。
1.2开放性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具有开放性。开放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开放的内容。每个学期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都会本学期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这是为开展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制定的指导性文件。但是一些教师在每个学期进行教学时将教学内容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仅仅围绕教育部下达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进行简单的信息扩充。这样很容易将形势与政策教学局限在对一些信息的简单传递上,而没有引出隐藏在这些信息背后深层次的内容。这也是一些形势与政策课堂不能吸引学生的原因之一。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呼唤开放性的教学内容。这是因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内容的开放性。形势与政策课程面临的主题都是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中的重大事件、形势与政策。这些主题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一个形势与政策主题即使主要是属于每一个学科门类,但是深入分析其现象,探究其原因,又往往涉及到其他学科门类的信息和知识。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互动性质也决定了该门课程内容的开放性。在互动教学中,每个学生的视角都可能不一样,每个学生都可能从其独有的知识背景和兴趣点提出对教学主题独特的看法。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前对教学主题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另外,现今信息社会的特性决定了相关广泛的信息可以由学生轻易地获取,那种浅显易被学生掌握的信息已经不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和兴趣。所以,开放性的课程内容是势在必行的。其二,开放的理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理论体系对于一门课程至关重要,一门缺乏理论的课程注定其吸引力是有限的。然而,形势与政策绝不是一门缺乏理论的课程。以往的形势与政策课堂给人以理论不深或理论不成体系的印象,这与教师不善于挖掘形势与政策课程丰富的理论体系有关,这也是当前一些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呼唤开放的理论,需要教师从多方面、多角度寻求、挖掘本门课堂独特的理论,并形成本门课程独特的理论体系。
1.3实践性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都是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大事件,这些主题本身即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另外,当代大学生对现实问题具有比较强烈的批判倾向乃至逆反心理,对社会现实问题更加笃信自己通过观察、思考、实践得来的结论。这也是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必须加强实践环节的原因。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实践性体现在课堂实践、校内实践、社会实践等几个方面。
2实施参与式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的策略
2.1进行情景对话式教学设计,增强师生、生生互动传统课堂中那种宣讲式教学设计已经不能满足现今形势与政策课程发展的需要。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互动性需要我们对教学进行重新设计,这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应该在确定形势与政策的专题后,进行更加精细的教学设计,在相应专题内选择既能体现本专题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又富有争议性和对抗性的话题,精心进行话题设计,然后围绕这些话题进行问题设计,以便启发学生参与这些话题的讨论,将一部分的话语权交给学生。在进行相关话题的设计时,不仅教师应该提前做好功课,学生也应该做好准备。教师在进行相应的形势与政策专题设计时,应该将相应的情景和背景交待给学生,让学生围绕这些专题的情景做好背景知识的预备,教师可以布置作业让学生阅读相关材料,让学生在课前即对一些基础性、常识性的知识有所了解。这样课堂就从一些简单知识的传递中解放出来,教学双方就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进行较深层次的互动讨论。
关键词 针对性 实效性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200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强调指出：“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担负着重要使用”。因此，根据当代大学生的新特点，不断提升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高校德育教育必须认真探索的重要课题。①
1 突出课程任务，是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前提
一是认知时事。即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使大学生认知国内外形势，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积累必要的知识和阅历，提升政治敏锐度和鉴别力；二是认同政策。即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使大学生认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激发投身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热情；三是认清趋势。即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使大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趋势，对未来形势的趋向有一定的前瞻性。
2 注重教学内容的优化，是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基础
一是突出时效性。形势与政策课的特点是内容常变常新，与时俱进，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讲授内容，紧扣时代脉搏。但并非意味着什么内容都可以给学生讲，要把与学生有关的、学生关心的国际、国内时政热点讲给学生，不但要讲清是什么，而且要讲清为什么，并分析事情发展的趋势、利弊。讲大事可以吸引、调动学生主动学习，讲清了这些事情的本质和来龙去脉，就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是强化人文素质教育。“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必修课程，其内在地贯穿着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现自身功能的自觉追求。现代教育观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精神教育的有机统一，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必然要求。形势与政策课肩负着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的教学目标，其关键是看其能否培养出素质全面的人才，而培养素质全面人才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精神教育，人文精神教育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学生个体的个性特点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导致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偏见，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并不显著。现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遵循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更关注学生的个性诉求、人格完善及道德品质。在“中央16号文件”指导下，在“形势与政策”内涵建设上，应充分体现出关注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特点，有意识地注重人文精神的倡导和再造，这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和外延，而且还能体现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自身功能的内在诉求，培养出更多的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具有人文精神的创新型人才。
3 强化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是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关键
其一，“注重主体性”。当前，许多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主要教学形式仍是“满堂灌”，教师既是教学的主导者又是组织者。尽管每次上课前，任课教师都进行了大量的准备，课堂讲授也能“声情并茂”，但由于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教师的讲课往往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发共鸣。要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关键在于切实贯彻“以学生为本”和“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教学原则，在教育中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探索“形势与政策”课的主体性教育模式，即在“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下转第114页）（上接第45页）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学生对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的主动选择、形势与政策教育活动的主动参与、形势与政策精神的主动内化，以及主动探究等形式来实现形势与政策教育目的一种模式。
其二，“注重实践性”。在突出学生主体性的同时，教师还应多创造机会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教师可根据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探索适应学生特点的实践性教育内容和形式。实践性教学活动一般包括校内实践性教学活动。如演讲、辩论、案例教学、座谈会等，使学生在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消化和运用书本理论知识的能力。校内实践性教学活动还有“请进来”的教学方式，就是有针对性地邀请有关学者、专家到学校给大学生介绍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师生开展直接的交流和研讨；实践性教学活动还有更加丰富多彩的校外实践性教学，主要包括参观与现场教学相结合、专题调查或暑期社会实践等等，使学生在感知丰富多彩生活场景的同时提升分析、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
4 改革创新专题化理论教学与主题性实践教学互动的教学模式，是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方向
专题化教学，就是根据形势与政策课内在的特点与人文精神内涵，围绕课程教学的目的与要求，遵循课程各章内容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将课程内容划分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若干个理论专题，进而围绕各个理论专题确立教学方案并开展课程理论教学的一种教育方式。通过专题式授课，可全面、系统、客观地分析形势，宣讲政策，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理论及学生关注的重点、难点进行精讲，使学生能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标准观察分析形势。
主题性实践教学，是为弥补专题化理论教学的缺陷而设计的，专题化理论教学对学生主体性地位的关注不够充分，在引导学生能动感知和体验社会与生活方面也难以获得理想效果。主题性实践教学就是依据设定的理论专题，结合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总体目标要求来确立相应的社会实践主题，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进而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去感知社会丰富多彩生活场景的一种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对于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成效显著。可以看出，“形势与政策“课专题化理论教学与主题性实践教学是相辅相成、互动统一的关系。采用专题化理论教学与主题性实践教学互动模式对于增强课程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成效显著。同时这一模式的设计与实施，不仅能够克服传统教学模式偏重于理论上的说教而脱离学生现实关怀的弊端，而且还能够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灵活的空间，进而实现理论说教与实践体验的有机统一。
注释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司〔2004〕13号）.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简称中央16号文件）；
1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特点
1.1互动性现今一些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堂缺乏互动。一些教师认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任务就是宣讲国家的政策措施，传递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相关信息。这种做法是不全面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需要互动，互动性是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主要特性。所谓互动性教学，是指在教学中教与学双方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相待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1]。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的互动性包括多个层面：从互动的主体角度观之，互动包括师生之间的互动与生生之间的互动；从互动的时空角度观之，互动又包括课堂之上的互动与课堂之外的互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任务不仅仅是传递、宣讲一定的政策与信息，更重要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研究社会问题、探索方针政策[2]。这种分析研究和探索的过程需要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充分互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多为学生普遍知晓但又认识不够深入的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大事件。如果在课堂上教师仅仅停留于介绍一些人人皆可查知的信息，学生的思维则不可能从这些信息简单传递的过程中得到锻炼，该门课程的价值也就完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作用即体现在此处。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课题在课堂内外进行讨论。通过讨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不同的观点得以交流与碰撞，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指引下得出一些结论。
1.2开放性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具有开放性。开放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开放的内容。每个学期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都会本学期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这是为开展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制定的指导性文件。但是一些教师在每个学期进行教学时将教学内容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仅仅围绕教育部下达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进行简单的信息扩充。这样很容易将形势与政策教学局限在对一些信息的简单传递上，而没有引出隐藏在这些信息背后深层次的内容。这也是一些形势与政策课堂不能吸引学生的原因之一。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呼唤开放性的教学内容。这是因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内容的开放性。形势与政策课程面临的主题都是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中的重大事件、形势与政策。这些主题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一个形势与政策主题即使主要是属于每一个学科门类，但是深入分析其现象，探究其原因，又往往涉及到其他学科门类的信息和知识。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互动性质也决定了该门课程内容的开放性。在互动教学中，每个学生的视角都可能不一样，每个学生都可能从其独有的知识背景和兴趣点提出对教学主题独特的看法。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前对教学主题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另外，现今信息社会的特性决定了相关广泛的信息可以由学生轻易地获取，那种浅显易被学生掌握的信息已经不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和兴趣。所以，开放性的课程内容是势在必行的。其二，开放的理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理论体系对于一门课程至关重要，一门缺乏理论的课程注定其吸引力是有限的。然而，形势与政策绝不是一门缺乏理论的课程。以往的形势与政策课堂给人以理论不深或理论不成体系的印象，这与教师不善于挖掘形势与政策课程丰富的理论体系有关，这也是当前一些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呼唤开放的理论，需要教师从多方面、多角度寻求、挖掘本门课堂独特的理论，并形成本门课程独特的理论体系。
1.3实践性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都是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大事件，这些主题本身即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另外，当代大学生对现实问题具有比较强烈的批判倾向乃至逆反心理，对社会现实问题更加笃信自己通过观察、思考、实践得来的结论。这也是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必须加强实践环节的原因。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实践性体现在课堂实践、校内实践、社会实践等几个方面。
2实施参与式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的策略
2.1进行情景对话式教学设计，增强师生、生生互动传统课堂中那种宣讲式教学设计已经不能满足现今形势与政策课程发展的需要。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互动性需要我们对教学进行重新设计，这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应该在确定形势与政策的专题后，进行更加精细的教学设计，在相应专题内选择既能体现本专题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又富有争议性和对抗性的话题，精心进行话题设计，然后围绕这些话题进行问题设计，以便启发学生参与这些话题的讨论，将一部分的话语权交给学生。在进行相关话题的设计时，不仅教师应该提前做好功课，学生也应该做好准备。教师在进行相应的形势与政策专题设计时，应该将相应的情景和背景交待给学生，让学生围绕这些专题的情景做好背景知识的预备，教师可以布置作业让学生阅读相关材料，让学生在课前即对一些基础性、常识性的知识有所了解。这样课堂就从一些简单知识的传递中解放出来，教学双方就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进行较深层次的互动讨论。
1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特点
1.1互动性现今一些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堂缺乏互动。一些教师认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任务就是宣讲国家的政策措施,传递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相关信息。这种做法是不全面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需要互动,互动性是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主要特性。所谓互动性教学,是指在教学中教与学双方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相待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1]。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的互动性包括多个层面:从互动的主体角度观之,互动包括师生之间的互动与生生之间的互动;从互动的时空角度观之,互动又包括课堂之上的互动与课堂之外的互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任务不仅仅是传递、宣讲一定的政策与信息,更重要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研究社会问题、探索方针政策[2]。这种分析研究和探索的过程需要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充分互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多为学生普遍知晓但又认识不够深入的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大事件。如果在课堂上教师仅仅停留于介绍一些人人皆可查知的信息,学生的思维则不可能从这些信息简单传递的过程中得到锻炼,该门课程的价值也就完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作用即体现在此处。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课题在课堂内外进行讨论。通过讨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不同的观点得以交流与碰撞,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指引下得出一些结论。
1.2开放性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具有开放性。开放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开放的内容。每个学期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都会本学期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这是为开展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制定的指导性文件。但是一些教师在每个学期进行教学时将教学内容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仅仅围绕教育部下达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进行简单的信息扩充。这样很容易将形势与政策教学局限在对一些信息的简单传递上,而没有引出隐藏在这些信息背后深层次的内容。这也是一些形势与政策课堂不能吸引学生的原因之一。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呼唤开放性的教学内容。这是因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内容的开放性。形势与政策课程面临的主题都是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中的重大事件、形势与政策。这些主题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一个形势与政策主题即使主要是属于每一个学科门类,但是深入分析其现象,探究其原因,又往往涉及到其他学科门类的信息和知识。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互动性质也决定了该门课程内容的开放性。在互动教学中,每个学生的视角都可能不一样,每个学生都可能从其独有的知识背景和兴趣点提出对教学主题独特的看法。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前对教学主题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另外,现今信息社会的特性决定了相关广泛的信息可以由学生轻易地获取,那种浅显易被学生掌握的信息已经不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和兴趣。所以,开放性的课程内容是势在必行的。其二,开放的理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理论体系对于一门课程至关重要,一门缺乏理论的课程注定其吸引力是有限的。然而,形势与政策绝不是一门缺乏理论的课程。以往的形势与政策课堂给人以理论不深或理论不成体系的印象,这与教师不善于挖掘形势与政策课程丰富的理论体系有关,这也是当前一些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呼唤开放的理论,需要教师从多方面、多角度寻求、挖掘本门课堂独特的理论,并形成本门课程独特的理论体系。
1.3实践性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都是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大事件,这些主题本身即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另外,当代大学生对现实问题具有比较强烈的批判倾向乃至逆反心理,对社会现实问题更加笃信自己通过观察、思考、实践得来的结论。这也是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必须加强实践环节的原因。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实践性体现在课堂实践、校内实践、社会实践等几个方面。
2实施参与式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的策略
2.1进行情景对话式教学设计,增强师生、生生互动传统课堂中那种宣讲式教学设计已经不能满足现今形势与政策课程发展的需要。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互动性需要我们对教学进行重新设计,这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应该在确定形势与政策的专题后,进行更加精细的教学设计,在相应专题内选择既能体现本专题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又富有争议性和对抗性的话题,精心进行话题设计,然后围绕这些话题进行问题设计,以便启发学生参与这些话题的讨论,将一部分的话语权交给学生。在进行相关话题的设计时,不仅教师应该提前做好功课,学生也应该做好准备。教师在进行相应的形势与政策专题设计时,应该将相应的情景和背景交待给学生,让学生围绕这些专题的情景做好背景知识的预备,教师可以布置作业让学生阅读相关材料,让学生在课前即对一些基础性、常识性的知识有所了解。这样课堂就从一些简单知识的传递中解放出来,教学双方就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进行较深层次的互动讨论。
【摘 要】《形势与政策》课程面对新形势、新问题，积极探索教学的新思路、新方法，从课程管理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评价及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研究和实践探索，为形势与政策教育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实现课程教学的科学化、规范化。
关键词 形势与政策；教学；现状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5）05-0033-02
作者简介：苗国厚，男，电子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高校党建与网络思想教育。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独具特色，举足轻重。加强形势与政策的教育学习，有助于大学生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客观科学地看待形势变化和社会发展，有助于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是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文章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研究现状作一梳理。
一、研究的背景
自1987年教育部首次将《形势与政策》课程设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列入大学教育全过程以来，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学科定位、教学原则、课时设置、教学安排、授课形式、考评规则、师资建设、经费支持等问题在全国高等院校早已得到普遍的贯彻落实，形成了独特的“三结合”教育模式，即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高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已经初具规模，为培养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多年来的教学实践和教学效果表明，形势与政策课在大学生心目中的认可度其实并不高，属于比较边缘化甚至可有可无的学科。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学生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更加多元、畅通和便捷，这门课程的边缘化趋势就更加明显和突出，面临着严峻挑战。不仅如此，作为受教育者的新一代大学生，他们都出生于改革开放以后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且大多是独生子女，思维活跃、个性张扬、特立独行，这也给形势与政策教育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和新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正视新形势、新问题，积极探索新思路、新方法，不断发展和创新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模式，为形势与政策教育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进一步开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
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即中央16号文件）出台，对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建设和改革做出了重大决策，并对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改革进行具体部署，要求建立大学生形势政策报告会制度，定期编写形势政策宣讲提纲，建立形势政策教育资源库。与此同时，、教育部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再次强调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重要意义，明确了“形势与政策”课的课程地位、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学管理等，并强调要加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研究工作。自此，关于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研究开始蓬勃兴起，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蔚为大观，占1994年以来全部研究成果的86%以上。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发〔2004〕16号（中央16号文件）和教社政〔2004〕13号两个文件精神，自2007年7月到2008年2月，教育部社科司和时事报告杂志社联合在全国高校开展了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优秀论文征集活动。征文集中反映了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工作的状况和取得的显著成效，并从课程建设的不同方面总结了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成功经验。这次征文活动极大地推进了当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研究与探讨。
2011年5月，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分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北方工业大学举办了一场全国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与教学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总结交流经验，研讨形成共识，深化课程建设，增强教学实效。这次会议总结了全国高校多年来在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中取得的成绩，指出形势与政策课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有两大特点：一是教学内容动态性强，二是教学任务十分艰巨；会议还分享了各地的成功经验，指出了当前形势与政策教育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一步凝聚了共识，那就是：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探索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在教学体制机制、教学内容方法、教学模式等方面深入研究，不断创新。
二、研究现状综述
1.从总体上把握《形势与政策》课改。谭来兴、刘社欣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中指出，必须在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进行改革。就教学内容而言，必须凸显其现实性、保持其连续性，并将稳定性与创新性相结合；就教学方法而言，要做到“四结合”，即系统的课堂讲授与重大事件的教育相结合、系统的课堂讲授与专家讲座相结合、教师讲授与学生主动参与相结合以及课堂讲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教学手段而言，要实现课堂教学多媒体化、充分发挥电化教学的作用和利用信息网络进行教学等。郭瑞燕、闫海玉在《〈形势与政策〉课“2+1”教育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中指出，“形势与政策”课“2+1”模式从该课程时效性、导向性、现实性强的特点出发，通过专职教师系统讲授、专家学者专题讲座、组织学生讨论和收看《新闻联播》的融合，切实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吴云志、刘伊娜在《“形势与政策”课多维教学模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中指出，必须加大改革力度，抓住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多个环节，努力建构新时期“形势与政策”课多维教学模式。罗英、何玲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探索》中指出，通过规范教学管理制度、专兼职相结合的师资队伍、扎实的课程建设、创新教学管理模式、突出特色教育、完善实践教学，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质量。顾晓英以上海大学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为例，实践得出：形势与政策教育本质上是一项实践性的教育活动。上海大学在形势与政策课堂教育教学之余，还利用夏季学期进行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形成理论教学与实践环节二位一体的系列载体。朱绍友在《对构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新模式的探讨》中提出，积极探索课堂讲授、专题讲座和实践教学“三位一体”的教育教学新模式，努力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质量。上海交通大学黄苏飞副教授主编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创新研究》，从“综合研究”、“课程体制研究”、“队伍建设研究”、“教学方法研究”、“教学实效性研究”五个方面来论述高校形势与政策的教育教学。
2.重点对课堂教学模式研究。张勋宗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探讨》中提出，专题负责制教学模式，每个老师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研究方向，选择相应的专题内容进行理论思考并深入研究。考试采取随堂测验与期末考察相结合方法。孟照伟、王丙辰、孙倩在《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中提出，系统讲授与重点深入分析相结合、理论讲授与启发互动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后辅导相结合。崔海英在《高校形势与政策课问题探讨式教学方法研究》中提出问题探讨式的教学方法，旨在使每个学生都成为学习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实现“教”与“学”的有益结合，在师生互动中达到教书育人的实效。李学保在《关于改进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思考》中提出，灵活采取集中授课与形势报告会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努力破解教学难题。
3.重点对实践教学模式研究。苑方江、苑爽在《实践教学是解决“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矛盾的有效途径》中指出，实践教学可以巩固“形势与政策”课的独立课程地位，解决与其他课程内容重复问题，有效地解决形势与政策本身的发展规律与学生对其认知间的矛盾，是解决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相脱节矛盾的有效途径。余精华在《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模式探析》中提出成功开展这一教学，需要建立“123”模式，即需要“明确一个宗旨、选择两种渠道、搭建三个平台”。其中，两种渠道指现实性和虚拟性两种渠道；搭建三个平台指固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借助有组织的学生社团、利用广阔的社会平台。麦达松在《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性教学探讨》中指出，高校“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应该不断优化对学生造成影响的环境，积极营造有利于学生思想观念成熟发展的氛围。孙安宁在《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研究》中提出，按照对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进行全面培养的要求，以“系统化、长期化、实用化”为目标，进一步整合校内外资源，构建以责任教育、文化活动和就业教育等三个模块为主的实践育人平台。
4.《形势与政策》课程网络教学研究。何广寿在《网络环境下“形势与政策”课三位一体模式的构建》中提出，提升教学质量，完善课后教育系统，在网络环境下，高校可以开辟形势与政策的主题网站。黄昕、李晓衡、高征难在《“形势与政策”课网络教学的策略探究》中指出，高校要精心建设课程网站，开辟网络课堂，借助网络实现师生教学互动，利用网络开展课程考核。王萍霞、肖华在《〈形势与政策〉全程网络课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中认为，建立网络课堂，搭建师生教学互动平台，提高了教师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和网络资源优势实施教学活动的能力，增强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生动性、多样性和实效性。张亚军在《论网络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新模式的构建》中提出，从教学环节来看，教学模式分为：“课堂教学”、“网络教学”和“实践教学”三个部分。南华大学李晓衡教授主编的《“形势与政策”网络课程的建设与应用研究》，总结了高校“形势与政策”网络课程研发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体会。
从以上的研究我们发现，《形势与政策》的教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效果，从单一的理论教学，逐渐向实践教学、网络教学拓展。《形势与政策》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一门课程，具有自己的学科基础和定位，作为一门必修课程，按照规定列入教学计划，排入课表，有学分。积极开展《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工作，并从《形势与政策》课程管理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评价及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研究和实践探索，实现该课程教学的科学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优秀论文征集评审情况综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