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险峰 施维明 单位：大连民族学院国际商学院 大连民族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危机下金融支持辽宁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2006年到2008年，沈阳和大连两地的金融机构贷款合计占到全省的58.16%、57.26%和57.48%，到了2009年该比值急升到64.18%。但是2009年沈阳和大连两地的生产总值占全省比值只有50.64%，与其占用的金融资源明显不成比例，说明辽宁省内金融资源分布极不均衡，而且使用效率明显较低。另一方面，产业发展的差距也导致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大企业和垄断行业，这种金融集中度的不断提高正成为区域内一个突出问题。(二)经济增长受到金融弱化的明显制约在2007年金融危机前，辽宁省的GDP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增长(图1)，但是从2007年到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导致了GDP有明显的下降过程。2007年GDP增长15%，而2008和2009年分别下降到13.4和13.1%，这说明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辽宁的经济增长速度受到抑制(图2)，GDP增长率变得不稳定，而且变动幅度较大，尤其是在国内外双重危机背景下2009年GDP增长率的下降幅度非常大。(三)金融危机背景下信贷对辽宁经济的支持度呈现不稳特征金融机构贷款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84.08%下降到2008年的78.44%，下降了6.04个百分点，而全国平均水平同期则仅从2007年的104.49下降到101.91%，下降了2.58个百分点，因此，辽宁省区域金融在2007年金融危机背景下，收缩发展，必然对该省经济产生较为负面的影响。到了2009年，为了减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央政府调动了4万亿的投资拉动，使得辽宁地区的贷款水平迅速回升，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贷款占比，达到了91.36%。但是，进出口贸易却比2008年下降了13.1%，说明信贷资金反经济周期运行的效果不佳。(四)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业占比波动较大2007年末，辽宁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46%%，金融业增加值为386.34亿元，同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为40.19%。2008年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下降为3.33%，下降了0.13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占比为38.10%，下降了2.09个百分点。不过，金融业占第三产业的比值却从2007年的8.61%上升到了2008年的8.74%，说明其占比低于第三产业整体下降的速度。(五)资金虹吸现象导致辽宁金融资源的流失由于辽宁省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带，导致辽宁地区的金融支持呈现不断弱化趋势。大型商业银行从西北经济带大量撤出、邮政储蓄银行对落后地区资金的加快虹吸等因素一直制约着辽宁省内经济的振兴，甚至影响了新兴产业带———沿海经济带的发展。因此，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辽宁省区域金融资源在固定资产投资、银行资金分配、开发性资金投向、民间资本的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等方面的失衡发展，以寻求解决金融资源外流危及辽宁区域经济持续发展问题的良好措施。
金融支持辽宁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主要措施包括：争取倾斜性的金融政策；完善金融组织体系，以开发性金融组织弥补商业金融大举撤出留下的空白；重点扶持西北经济带的资本市场发展，鼓励企业充分利用证券交易市场，尤其是创业板市场，等等。建立制度的核心目的是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省外金融资源和省内发达地区多余资金流向区域内的资金洼地，形成一个分工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从而保障辽宁主要区域的经济发展。(二)构建大连区域金融中心以促进辽宁区域经济发展2009年7月，国务院通过的《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将大连建设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为了落实这一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大连市在金融产业绩效、金融机构实力、金融市场规模、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优势，目前初步形成了以期货业为龙头，投资、融资服务为主体，涉外金融和保险服务为两翼，金融后台服务和各类中介服务为依托，金融生态环境和人才建设为保障的金融中心发展格局，着力构建国际期货交易中心、投资融资中心、国际结算与离岸金融中心、保险服务中心、金融后台服务基地与金融中介服务中心，在建设东北地区金融中心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东北亚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大连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对必将对辽宁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起到重要的作用。(三)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辽宁省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较少，缺乏金融风险保障机制，资金外流数额逐年加大，资金缺口仍然较大。目前，更多农村资金需求是通过财政拨款和扶贫资金得到满足的。但长远来看“三农”的发展，还要依靠经济自身的内在推动力。为了满足新农村建设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激活农村金融市场、改进农村金融服务，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积极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促进农村金融创新，将城市资金引入农村，促进农村资金回流，解决目前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1.什么是金融
金融，顾名思义，“金”是黄金、资金，“融”是融通，即“资金融通”。金银的易携带、易分割及价值大等特性使之成为充当货币的一般等价物――价值的代表，因此，金融是价值的流通。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金融的内涵也进一步拓展，不再局限于价值的流通，更多的倾向于经营的资本化、信用化以及杠杆化，更符合现代金融的发展要求。
2.什么是宏观金融
根据金融主体行为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微观金融和宏观金融两大类。一般地，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金融行为被归类为微观金融的范畴，主要包括资本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而政府和货币当局的金融行为被归类为宏观金融的范畴，主要包括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安排。宏观金融是以宏观平衡人类整体经济利益关系为目的的社会金融行为，是人类的社会性金融活动。
3.什么是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是指关于研究宏观金融领域的一般方法的总称，它为我们准确、有效地研究宏观金融理论提供了组织、计划、设计和实施研究的基本原则。
二、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
联系的普遍性――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也不是独立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当中，而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密切相关。在二十一世纪之前，金融理论的发展是杂乱无章的，学者们仅从自身出发进行研究，各方向的金融理论研究层出不穷，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宏观金融理论的发展。
宏观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始至终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研究，并未形成完备、系统、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研究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的观点明显违背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在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中，若要持续有效地发展就必须使之上升到理性高度，并形成一套系统、科学的行为准则，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进而形成科学的“方法论”，以此来指导我们有效地进行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因此，在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形成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方法论十分重要，它关系到研究结果是否有效的问题。
三、 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形式主义倾向严重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方法和工具，如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数量模型分析、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等，促使着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向科学化、严谨化发展。20世纪20年代之前，学者们较为关注运用金融理论的知识去科学有效地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经济现象，通过案例分析来实现金融理论知识的合理运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计量经济学学科的出现，论文就更倾向于应用数学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以此来彰显其理论研究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然而研究者们对于这些数学模型并未深刻认知，有时过于追求模型论证而忽略其现实经济意义。目前论文撰写过程中，研究者大多未能正确认识金融工具与金融理论的关系，忽略金融工具的服务性作用，过于追求数学模型等工具而忽略金融理论。
2.研究成果普遍缺乏创新性
研究的创新性是为了通过研究者分析问题，提出观点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而目前多数研究者忽略理论的探究，在广泛阅读大量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自身的思考和研究略有欠缺，从而难以实现理论的创新。
四、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一些方法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金融学
一、困惑与迷思
人类历史是无数伟大文化的剪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与斑斓中迤逦，一个个疑问会久久在耳边萦绕：为何拥有先进技术的古代中国没有孕育出工业革命?为何周礼中的“泉府”没有演进成现代金融体系?徘徊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字里行间，我们甚至不能寻找到答案的缥缈踪迹。
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信实，但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他们买东西的人要带自己的秤”。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封建权力，文化和礼仪只约束普通人，对权贵却毫无约束，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道德精神与国民行为恰恰相悖。韦伯认为文化是社会追求的体现，16世纪席卷欧洲的新教(Protestantism)继承了文艺复兴的灵魂，“以身许主”的新教理念造就了辉煌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相反，中国古代社会是“依靠政治权力积累经济财富，城市贵族既没有封建印记也没有资本主义特征，而是靠政治投机，全靠升官(才可以)发财”，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儒教与道教基本持否定态度，儒教和道教“缺少个性和独立司法，国家层面缺乏流动资本竞争”，因而不可能孕育市场经济。2006年兰德斯在《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重要位置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质疑：尽管古代中国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尽管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始终自我复制，但这种文化缺乏积累与升华，古代中国交易关系依赖个人信任、缺乏法律保护。兰德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社会忠诚、社会信任，社会进步几乎完全依靠个人努力，更可悲的是煌煌华夏文化仍主宰当代中国文化，最终他得出结论“睡狮渐醒?绝不可能”。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今天都是从历史中走来，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先贤们不止一次试图走出困惑，摆脱传统文化的悲观宿命。国民教育是屡被提及的自强救国途径之一，早在1902年中国高等教育的雏形“壬寅一癸卯学制”就提出高等教育要以“端正取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或许是出于学习西方科技的急功近利，又或许缘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中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官方宗旨却放弃了上述原则，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使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梅贻琦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了其中的弊病，他提出“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窄，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梅贻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概念，却洞悉了通识教育的本质。
一般而言，中国高等学府中的通识教育应当根植于饱受西方学者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冲破这个亘古迷思?以经济理性为根基的现代金融与“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切点解吗?
二、通识教育释义与国学殇逝
1．通识教育起源与内涵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博雅教育以“七艺”为主要教学内容，即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起源，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代大学都秉承了其研究独立、言论自由的传统。英国剑桥、牛津两所大学是当时的典范，牛津、剑桥设立之初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自由、公平、沉着、稳健和智能”的绅士。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后，剑桥、牛津等象牙塔出现了人文与自然科学并立的学术格局。大学不但为新兴资产阶级培养了专业技术人才，更主要的是缔造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根基。人们经常以“绅士”代指英国人，实质是一种敬业、自由、开放的国民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使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翘楚。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重心，20世纪上半叶“通识教育”开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盛行，并由此衍生出芝加哥模式、哈佛模式、哥伦比亚模式等表现形式。透过纷繁的学分、学制等概念，美国通识教育的重点仍然是培育美国政治制度文化根基。“通识教育”是本科教育或者至少是初期本科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识教育课程并非逸兴所致的随意挥洒，“核心课程”要经过专门的委员会审定，教学内容、精泛读文献由全校最著名的教授确定。教学安排上课程内容也十分密集，以芝加哥大学人文学为例，它要求学生在六七门课程中任选一门，但无论选择那一门都必须连续3个星期阅读柏拉图、莎士比亚、福楼拜、卡夫卡、康德拉等人的原著。通识教育教学方式非常灵活，注重学生团队合作精神。20世纪90年代芝加哥大学曾开设过一门名为“财富、权力与美德”的通识教育课程，由本科学院院长主讲，20多名博士做助教，助教与主讲院长每周沟通讲授内容，每个助教带两个班，每班20人，每周两次各80分钟的授课，考核方式为学生每两周交一次作业。
2．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探珠撷英，我们不禁惊讶于其瑰丽与华美：深邃而浩繁的诸子百家，壮阔而隽永的唐诗宋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朱程理学等等。在岁岁如斯、代代如是的环境下，与其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得以流传的先贤思想，毋宁说是维系民族认同的象征体系。古代中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农耕文明，早在盛唐时代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便达到4524斤，这一数字足以令当时的欧洲瞠目结舌。任何现代文化都是历史的投影，传统文化不是现代的点缀，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民族血脉。正如人不能离开社会，社会同样离不开传统文化，背叛自身传统文化的社会将注定消亡。
从文化发展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综合文化。炎帝神农氏战胜东夷太昊伏羲氏的典故之源就是夏商文化冲突，公元前16世纪商文化容纳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先秦文化涤荡中的佼佼者，此后数千年孔子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孔子所谓的“罕言利”是斥责权贵聚敛，实际则提倡义利并重，主张“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儒家文化精神的本质更应该是“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临终前告诉子贡：“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孔子对古文化的眷恋、对儒家学说被异化的担心在临终慨叹中一览无余。果然，孔子及儒家思想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统治者伪装成了“利而巧”、“君子耻言利”，与其说这是后世儒生的误读，毋宁说这是统治者的有意安排。
数千年封建长夜中儒家精神也曾闪耀一时，宋代书院对以儒学进士进行了激烈批判。以四大书院(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为代表，儒学的真正继承者认为教育的关键是使弟子形成一贯的道德情操，书院教育不是弟子致仕捷径。诚如朱熹所言“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而其所以教之具，则皆因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正是摒弃了仕进思想，书院文化才培养了大批宋、明、清各代名流(如王守仁、顾宪成、魏源)，以书院文化自标的东林党人甚至发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呐喊。与中世纪的西方大学相比，书院教育与大学“通识教育”殊途同归，教育中所积淀的文化传承才是今天高等教育最弥足珍贵的大学精神。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锁的大门，西方思潮随之而来。尽管封建官僚将西方科技排斥为“奇淫技巧”，但也不得不惊叹科技手段带来的便捷。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到胡适的《独立评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把中国落后原因的矛头指向了被统治者异化的传统文化。然而新文化运动中新与旧、中与西并非形同冰炭，胡适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提到“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儒学的道德伦理从理性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归到原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历史背景中的地位”；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也曾提到“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学，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于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
当代学者在解读新文化运动时却提出了“全盘否定论”，认为传统文化阻挡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应该全部摒弃，美籍学者林毓生是这种思潮的代表。1949年后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体系模仿前苏联模式。前苏联大学体制的特征是以专业划分高等教育结构，试图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高级人才”。虽然这种集中化的大学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却摒弃了通识教育原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一批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由此诞生，同时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批名校被肢解。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对“通识教育”的打击是致命的，人文学科因为“资本主义性质”被全盘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被取消了专业设置，与实用技术无关的国学则被摒弃出大学之门。1952年院系调整固然培养了大批工科、医科、师范类学生，但对人文学科、大学教育乃至民族文化的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香港学者甘阳先生将之称为“大学的终结”。大学“通识教育”的本质在于孕育学生人文素养和科技创新能力，现代大学教育不同于技工学校，技能训练模式下学生可以很容易被训练成“匠人”却很难成为“大师”。
三、金融学发展与当代中国金融学“通识教育”
1．金融学的概念及其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2001)指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摆脱不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就金融学科来说，东西方的金融学科，也同样是分别根植于东西方文化平台之上。当然，金融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导源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从而有其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普遍意义，但共同规律在不同文化平台上的显示，却决非必然雷同”。按照黄达教授的界定，广义金融学研究范围包括“与物价紧密联系的货币流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短期拆解资金市场、资本市场、保险系统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
现代金融产业发展早已超越了金融中介模式，获得了主宰世界经济的魔力，1929年美国股灾、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美联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都充分显示了金融对世界经济的话语权。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相关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MM定理、VaR理论等一系列新概念几乎重构了现代金融学。总体上国外著名大学金融学教学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经济学院模式”的核心课程是“货币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货币经济学侧重研究货币运行、金融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重点是构建学科基础理论：货币金融学侧重微观层面，如风险敞口计算、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等。20世纪70年代之前“经济学院模式”是主流趋势，侧重基础理论发展，对金融业务的研究不充分。现阶段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经济学院模式”被纳入宏观经济学研究框架，在任何一部国外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货币经济学相关理论，代表刊物是《货币、信用与银行杂志》(Journal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世纪70年代后“商学院模式”逐步兴起，该模式以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理论作为基本组成部分，独特之处是以金融工程、计量经济学、现代统计方法作为技术手段，对相关问题进行定量判断。“商学院模式”重视处理实际问题，对金融业务、机构管理的研究高度依靠计量模型，代表刊物是《金融杂志》(Journal of Finance)。尽管两种模式已经并存了近30年，但“商学院模式”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操作技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是主流发展方向。
2．当代金融的文化印记
中国当代金融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本科培养目标是“具备坚实的金融学基础、较强数学功底、计算机及外语应用能力的应用型、实践型人才”，硕士培养目标是“有深厚金融学理论基础，掌握应用技能，具备很强的解决金融实际问题能力的高级金融人才”，要求博士具备“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独立从事金融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能主持较大型科研项目和探索重要金融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金融学本科、硕士教育主要是培养实践型人才，而博士教育主要是培养理论创新人才。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异常重要，是因为社会行为理念决定了居民的金融行为，如果单纯移植西方金融理论，无论采用“经济学院模式”还是“商学院模式”都会使金融学高等教育脱离中国本土文化土壤。
在“经济学院模式”中M2/GDP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关键指标，20世纪90年代中国M2/GDP突破100％，按照“经济学院模式”这一指标快速增长可能会扭曲金融结构。如果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
就不难理解了。西方人常惊讶于中国的高货币化水平，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传统理念却很容易解释上述问题。“商学院模式”所倡导的公司金融根植于西方“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16世纪所有者无法控制航行于浩瀚海洋的探险舰船，信托责任便由此诞生(Young，2002)。随着英国皇室不再从事商业行为，普通法系逐渐成为公司金融的根基。在新教加尔文教派影响下，新大陆移民把新教伦理溶入“信托责任”，加之美国继承了普通法制度，“信托责任”获得了滋生土壤。非精英制度是普通法系的灵魂，在多数情况下陪审团成员都不从事法律工作，这种非职业化的法律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简直匪夷所思。中国最初的公司源于清末洋务运动的“官督民办”，复兴于20世纪80年代初，资本市场在建立之初便与“信托责任”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内涵。虽然不能把中国资本市场全部问题归结于此，但银广夏、蓝田股份等一系列问题必定与缺乏“信托责任”有关。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单纯移植西方公司金融理论，忽略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金融实务都不可能有突破性进展。
3．当代金融“通识教育”思辨
如果说缺乏“通识教育”，理工科高等教育仍然能培养出技艺高超的“匠人”，那缺乏“通识教育”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则注定陷入“白马非马”的尴尬境地。西方金融学理论的哲学根基是经验主义。由经验主义衍生出个人主义，进而衍生出交易自由、经济自由、金融自由。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中国金融根植于一个具有悠久集体主义历史的国度，居民对集体的信任要远强于对个人的信任。中国商业银行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时至今日中国本土商业银行都有着浓厚的国家背景，与其说居民信任银行股东能管理好存款，毋宁说居民信任国家行政能力。也正出于对国家能力的信任，中国金融业渐进式改革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西方金融理论则难以解释资本充足率曾经偏低的银行为何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银行。
毋庸置疑，西方金融学和金融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仍远在中国之上，向西方学习对提升中国金融产业发展、提升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意义也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开始系统引入西方金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相继翻译了一系列国外金融学经典原著，同时编写了诸多以西方金融理论为主体的金融学教材，提升了中国金融学教育水平，促进了金融学科发展。在引进西方金融理论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论对受教育者潜移默化的文化侵蚀。中国高等教育生存于中国本土，无论在哪个层面，金融学高等教育都必须适应中国实际，这就要求我们对学生开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通识教育，以保证学生的中国文化印记。通识教育不仅能提高金融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在中西文明中找到结合点，进而成为黄达教授所言的“东西方文化平台上自由往返和‘漫游’的人才”。也只有通识教育才能奠定学生的中国式人文意识，在学习、实践、科研中探索，发展适合中国的金融改革道路。
如果将当代中国镶嵌在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中，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乃至国家民族的意义就更加显而易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传统文化维持民族认同，失去自身文化的民族甚至很难延续。如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文化理念真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主流思想，中国不仅会成为文化上的碎片，也将成为经济上的碎片。同时，中西文化、教育也存在可融合性、共通性，“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明教之心”，扬弃传统文化并吸纳西方理论的先进部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融贯中西的学术思想体系。
四、金融学科的新桃与旧符
1995年国家教委召开“文化教育试点会议”，高等学校开始把“通识教育”提上日程，自此各大学不同程度加强了人文教育。有观点认为，中国“通识教育”的改革途径有两条，一是大规模调整课程体系，模仿哈佛、芝加哥等名校建立本科学院，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即遵循这种路径，但成立本科学院涉及所有专业，不太可能断然在全国范围推行；另外一种方式是依靠现有师资力量，增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这也是多数高校的做法。金融学科“通识教育”既有与其他学科的共性，又有自身特殊性。
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必须与中小学教育衔接，如果没有中小学作基础，大学“通识教育”很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在我们现行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散落于语文、历史、思想、音体美教学，没有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不应该是常识性教育，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就应该对传统文化基本了解，一个民族直至大学才进行传统文化基础教育，这无疑值得反思。
在金融学专业中通识教育必须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完整了解，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底蕴、具备时代色彩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第二，培养学生文字能力，务使学生既能用浓墨重彩的语言描绘“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又能简捷勾勒出“枯藤，老树，昏鸦”；第三，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当前高校学生考核一直针对个人，“通识教育”应该重点培养学生团队精神，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考试以团队形式进行，并以团队成绩替代个人成绩；第四，加深对经典著作的认识，目前国内大学的普遍做法是开设“××导论”、“××概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应该采取助教辅导下的原著阅读，授课重点应该是讨论而非讲授。
金融学“通识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推进学科整体建设，学生必须能接纳西方先进理论，进而学贯中西。任何高校都很容易拿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课程设计体系，至于授课内容是否能与国际接轨、是否能建立扎实的金融学教育根基却考虑甚少。金融学主干专业课程设计必须突出各高校自身科研优势，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身的研究传统。国外著名经济学、金融学流派都是基于高校各自的研究传统，甚至多数学派都以学校名称冠名。
1.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以水稻生产为例
2.剩余价值、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于改进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视角
3.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
4.抓住中间层次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体系的演进
5.金融资本与“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
6.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与马克思的文化思想及其延伸
7.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8.当代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评析
9.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
10.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双重危机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11.马克思经济学与资本主义
12.性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的性别奥秘——从2014年“东莞扫黄”引发的论争说起
13.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
14.社会主义自由的张力与限制
15.工业资本主义、生态经济学、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民主协商制度——西方生态文明最新思想理论述评
16.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
17.财富的悖论:资本主义与生态破坏
18.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
19.21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
20.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态
21.为什么大工业没有割断农业生产中的家庭纽带——马克思农业资本主义理论的解读及发展
22.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
23.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
24.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后果——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总爆发
25.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
26.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及应对
27.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其启示
28.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9.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
30.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从马克思看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31.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认识——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谱系学分析
32.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
33.大学文化传统的失落: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行政化的叠加作用
34.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
35.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
36.论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冲突
37.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及其当代意义
38.劳动关系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兼谈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演变
39.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
40.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的方法论批判
41.学术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美国研究生创业及其启示
42.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43.资本主义与城市社会变迁——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视角
44.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45.福利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前途:危机后的思考
46.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
47.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当代困境及其应对——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的思考
48.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思考
49.NBA停摆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50.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能更好地运用市场经济
51.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
52.信息资本主义及互联网的劳工
53.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54.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55.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
56.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与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
57.金融资本、职能资本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美国的现实
58.论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教师的影响
59.如何看待《21世纪资本论》对经济学的贡献
60.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61.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62.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
63.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64.主权财富基金的新型“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探析
65.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证伪”还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
66.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
67.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
68.资本主义困境与福利国家矛盾的双重变奏
69.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西方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若干理论的评析
70.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71.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出路——评奥康纳的“生态危机理论”
72.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常态化
73.金融资本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
74.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个人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75.资本逻辑与空间化秩序——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解析
76.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能摆脱生态危机吗?——评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世界观当代意义的揭示
77.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78.金融垄断资本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当代启示
79.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于它更平等——科恩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辩护
80.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阶段的发展
81.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
82.学术资本主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
83.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及其意义
84.从“欧债危机”透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境
85.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86.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
87.马克思主义与城市问题结合研究的典范——大卫·哈维的《资本的城市化》述评
88.生产条件的政治化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詹姆斯·奥康纳的资本主义危机论探析
89.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走向——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2年)(上)
90.“经济利益不是生活的全部”——理查德·亨利·托尼的资本主义批判
91.生产条件的批判之维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超越之路——詹·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及其评价
92.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基于对哈特、奈格里观点的解读
9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中国精神的弘扬
94.当前高校专业设置的问题审视——基于学术资本主义的视角
95.论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核心使命的冲突——知识论的视角
96.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及其解决——大卫·哈维的空间哲学及其理论动向
97.自然资本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评福斯特与奥康纳之间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论战
98.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
金融学在金融理论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之下，成为经济学众多学科中最出名的学科。在2008年之前，金融学者以及金融行业从业者们都非常满意金融理论在金融行业的指导作用。但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理论面临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这场冲击了全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巨变，使金融研究者不得不对金融理论进行深入的思考，同时重新对金融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仔细的探索研究。
二、早期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根据不同的标准来看，早期金融理论在演变和研究中心的变化上有不同的理解个概括。在金融实现市场化之前金融学研究的演变中心为：从关注商品价格波动过渡到对资金价格的研究。在对商品价格进行关注的时候，金融学将货币的职能以及货币的数量作为研究的重点，在对比商品数量和货币数量的过程中总结出物价变动的规律。早期金融学以对资金价格的关注中，开始进行对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分析，最终总结出中央银行的政策分析框架，即通过对货币的调控进行宏观调控。
早期金融学的真正形成是从研究货币、信用、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的关系对物价、利率和经济运行产生的重大影响开始。早期货币主要的存在形式为金属铸币，但是货币和信用之间是相对独立的状态。之后随着银行券使用的广泛和普遍，造成货币与信用之间的关系紧张化。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不兑换银行券流通制度的确立，使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成为一样的过程，因此而出现了金融学这一新范畴。早期金融学的研究核心是以银行体系作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而存款货币的双层次性是早期金融学的主要体现。在早期金融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商品价格决定及其波动是人们首先关注的影响因素。在对信用货币创造机制进行考虑后，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比较对通货膨胀率的高低起到一定程度上的决定性作用。
三、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对金融结构市场的不断推动，现代金融学的轴线发生了变化，即从资金价格慢慢向金融资产价格过渡，从基础资产的定价理论逐渐向衍生品的定价理论发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经济结构中金融结构变化巨大。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利率，但利率却慢慢淡出经济学界主流的视野。因此，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根据复杂性的价格理论，也就是资本市场资本价格的变化及其决定。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金融在经济上的作用大幅度增加。
现代金融学开始于《证券组合选择》这篇文章。该文章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金融学一直沿用的方式，即使用描述的语言将金融思想表达出来。另外，研究重点也变成了资本市场上数不清的证券资产组合选择，在均值和方差衡量收益和风险的理论基础上，产生了方差理论，也就是投资者在选择证券资产的时候，一方面考虑资产的收益均值，另一方面还考虑资产的受益方差。但是，当投资者可选择的证券数量增长时，计算证券组合的方式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加。在马珂维茨资产理论的铺垫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风险状态下的市场均衡理论》这篇文章对资本市场均衡条件下的资产收益进行研究，通过对一些列假设的分析研究，退出了投资者在均衡状态下，仅选择无风险证券和市场证券的组合来，这就是所谓的资产定价模型，简称为单因素模型。
现代金融学理论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金融实践影响深厚，可以说起到根本性和革命性的作用。在对金融资产中金融衍生品精确定价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起到巨大的推动性作用，实现了金融衍生新品交易规模的爆炸性增长。另外，在对公司金融理论和金融契约理论的发展进行研究的同时，促进了金融市场上各种公司筹资和融资活动的频繁进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养老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在资产组合理论的发展和投资组合业绩的科学评估下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投资活动，使得资本市场规模出现了空前膨胀的现象。另外，在金融机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并购事件，使得能够提供全套服务的金融机构模式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造成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出现了界限模糊的现象。金融经济活动逐渐蔓延至全世界，并且金融全球化还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
现代金融理论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实践，还帮助其创始者获得了世界级的荣誉。更重要的是，现代金融理论不同于早期金融理论的一劳永逸，现代金融理论的贡献不能够无限影响金融市场的投资融资活动。一些耳熟能详的现代金融理论比如MM定理、CAPM模型等等，在金融市场的影响不容小觑，这些理论决定了现代金融研究者们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上所获声誉的高低和好坏。
四、新金融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虽然现代金融经济学理论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巨大挑战比如新制度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的挑战等等，但是这些挑战对于新金融理论来说，只能算是一种探索，并不能对新金融经济学理论进行构建。默顿和博迪曾经指出，新制度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至多能够作为在现代金融理论基础上的修订，这两位学者的解释侧重于金融资产价格对现代金融理论模型预测出现偏差的原因。所以，现代金融理论依旧是资本市场定价和公司金融决策的基础模型。
新制度金融学的核心思想可以理解为，外生形式为金融活动特定功能，而内生形式为金融制度结构和组织形式。因此，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如何选择适宜的金融制度至关重要。但是，新制度金融学只是在现代金融学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不是要取代现代金融学的地位和作用。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新金融经济学在新领域上的研究，其内容为有限套利理论和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对行为金融学的探索还涉及到两大金融研究的核心领域，即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者们在CAPM的基础之上指出，金融市场上同时存在CAPM模型中的信息交易者和认知偏差并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噪声交易者。当CAPM模型中的信息交易者在交易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时，则为有效市场，当认知偏差并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噪声交易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时，则为无效市场。除此之外，相关学者对投资者的非理性以及公司管理层理性情况下的公司融资行为进行研究。学者谢夫林经过分析得出，决策失误的产生通常情况下来自于公司管理这在认知上的不理性和情感上的影响，但是公司股票偏离本身的基本价值则是由于公司外部投资者和分析者的认知偏差造成。虽然，金融学在近十几年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也有相关学者获得世界级的荣誉，但是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框架仍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关键词:金融中介;风险管理;参与成本;价值增值;面子成本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2-0067-03
一、引言
传统金融中介理论认为,金融中介能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的最终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如直接交易,搜寻、交易及监督等成本过高。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的扩展,金融交易技术的改进,交易成本显著降低。根据传统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应逐步降低。现实的情况却是金融中介不仅没有萎缩,其重要性反而进一步增强,个人和企业参与金融市场也越来越依赖金融中介。针对金融中介的新发展,理论界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金融中介理论,但是由于研究视角差异,不同理论的观点差异较大。
为了理清当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脉络,本文按时间先后顺序,回顾近年来对于金融中介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进行简要评述。本文主要简述金融中介功能观、基于新功能的金融中介理论及转轨经济中金融中介理论等的主要内容。
二、金融中介的功能观:一种理论的综合
对于金融中介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一种方法是视现存金融中介结构为既定,公共政策的目标就是帮助提高现有金融中介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使他们更有效地提供各自独特的服务,这种观点被称为机构观;另一种方法则视金融中介的经济功能为给定,探索实现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构,这种观点被称为功能观(Merton,1995)。虽然此前已有学者不同程度地论述了金融中介的功能,但是系统论述金融中介的功能并把它上升到金融中介的功能层次的却是Merton等人的分析(胡庆康等,2003)。金融中介功能观大大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论的视野,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金融中介功能观的核心内容可表述为,相对于金融机构,金融功能在地域和时间跨度上变化更小;机构的形式随功能而变化,机构之间的竞争会导致机构结构优化,进而使金融体系运行更有效率。功能观首要问题是金融体系需要形势那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能最有效执行这些功能的组织机构, 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合理, 则取决于时机和当时的技术(Merton,1995)。
当然, 我们的焦点并不在于金融中介功能的具体内容, 而是金融机构的动态变化。Merton(1995)认为, 近年来, 金融体系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部分是新设计证券的大量涌现, 部分是交易技术的进步使得不同证券的大宗交易得以顺利完成, 部分是金融理论的重要进步。这些变化极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 导致金融市场交易量大幅增加, 替代了金融中介的某些职能。据此,Merton 认为, 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在具体金融产品的提供上是有竞争的, 而技术进步与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则加剧了这种竞争。但是, Merton认为, 关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 不仅要考虑到单个金融产品提供, 更要考虑到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之间的动态变化。基于这种思考, Merton 认为,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业务领域各有则重。金融市场倾向于交易标准化的金融产品,这类金融产品的定价能不被充分理解,能服务于大量的消费者;而金融中介则更适合于量小的新金融产品, 这些新产品通常是高度定做的, 只针对那些具有特殊金融需求的消费者, 信息也是完全不对称的。Merton进一步指出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处在一个先后具有内在联系的逻辑链条之上, 它们是履行不同金融产品“创造”与“打造”功能的制度安排, 而不是单纯竞争性、替代性以及此消彼长的关系。
Merton 把这种中介与市场之间的动态联系解释为金融创新螺旋,金融体系将朝着一个充分有效率的理想目标演进。随着金融创新螺旋的加速, 这些金融产品的新交易市场会迅速扩展,市场的完美性也逐步提高。为了从这些产品的头寸上套利, 生产者和金融中介都参与新市场上的交易,使交易量迅速增加及边际交易成本下降, 使中介能够完成更多新产品的定做, 依此螺旋演进, 朝着理论上边际成本为零的极限情形靠近,最终达到动态的完全市场。因此, Merton 断定, 家庭持有的任何一种资产组合和金融产品, 其提供者并不是单纯的中介或市场, 而是市场―中介―市场―中介这样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如果市场和中介相互无法建立有效联系, 则不能为家庭提供任何多样化和具有充分可分性的有效金融资产组合。因此, 在市场与中介之间存在一个特有的竞争范式, 一种金融产品往往在中介和市场间作周期性的摆动和循环, 直至达到某种稳定状态。 中介通过创造构成新市场的基础产品和加大已有产品的交易量来帮助市场成长, 而市场则通过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 帮助中介创造更具特色的新金融产品。
由此可见, Merton 对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分析综合了此前关于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分析, 对金融中介理论发展是真正建设性的,甚至革命性的。Eichberger & Harper (1997) 也认为金融制度发展实际上就是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持续的竞争, 金融制度演进的历史也就成为人们试图调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竞争性关系的历史(张杰,2001)。
三、金融中介新功能:金融中介职能的扩展
(一)风险管理、参与成本和金融中介
虽然风险是金融中介产生的原因,风险管理一直是金融中介的核心业务,但是随着金融业务的拓展和衍生金融产品的出现,金融中介风险管理的职能大大强化,成为银行等金融中介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职能。针对金融中介业务的新变化,Allen&Santomero(1998,2001)认为,已有文献视野过于狭窄,过分强调了金融中介在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作用,需要用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等新功能来解释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他们认为,在传统的以银行业为基础的经济中,金融市场的作用并不显著,银行风险管理的方法主要是风险跨期平滑。但是,近年来,金融市场的发展,使这种风险管理方法效力大减。为了生存,银行不得不开拓新业务,进入新市场,采用衍生产品和动态交易策略等新的技术管理风险,同时需要对其所面临的不同类型风险进行分类管理,以实现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由于市场形势变幻起伏,金融中介的客户特别是公司客户对风险管理服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需要金融中介提供相应的服务。这样,银行等中介逐渐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进行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人的角色。
Allen&Santomero(1998)认为,对于理解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演变,参与成本是非常关键的。所谓参与成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市场参与者花在参与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 最近年来, 随着人们单位时间收入的提高, 他们自己花时间管理风险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了;二是指由于金融创新, 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越来越复杂, 使得非金融从业人员了解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尽管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已经大为下降, 但是投资者学习金融工具和风险管理技术的时间成本却大幅增加。为了降低成本,投资者的最佳选择仍然是持有有限的资产,并更多地通过金融中介进行风险管理。基于此,Allen&Santomero(1998)认为,基于参与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不仅能为金融中介从事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提供,而且还能为一般公司参与风险管理的范围比金融中介少等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
(二)价值增加、客户导向与金融中介
Scholetens&Wensveen(2000) 基本同意Allen&Santomero(1998)关于金融中介理论的观点,但是认为他们分析并不全面。尽管市场不断向完美市场逼近, 信息价格不断下降, 但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仍然是中介起作用的重要因素。Scholetens&Wensveen(2000)认为,参与成本虽然有助于理解金融中介的新角色,但是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金融业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巨大变化, 诸如共同基金的发展。在他们看来,理解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新变化的关键仍然是风险,风险仍是金融中介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不过,金融中介理论还必须突破现有的研究边界,应当放弃静态的完美市场范式, 采用更为动态的概念, 金融中介理论应当包括金融创新的动态过程和在此基础上的市场差异化。金融中介不仅是居于最终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充当人,以减轻市场不完美性,还是一个独立行事的市场主体,它能够创造金融产品, 并通过转换财务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而为客户提供价值增值。因此,价值增值是现代金融中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价值增值理应成为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当然,价值增值是通过降低参与成本和扩展金融服务来实现的。基于此,他们指出客户导向应是金融中介的基本战略,金融中介开展业务过程就是向客户出售金融服务并从中获得利润的过程,减少客户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则是金融中介提供金融服务的伴随效应。最后,他们进一步指出是分析金融中介的最佳风险政策和利润来源有助于理解现有的金融业务,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应视共同基金业的发展为一种提供金融转换服务新型的金融中介的演进,而不应视为非中介化。
四、经济转轨与金融中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张杰(2001)认为,西方主流金融中介理论虽然已日趋成熟,但是不能对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的性质与演进做出合理解释,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在研究中,张杰(2001)引入“面子成本”的概念,他认为,面子成本是指当事人实施某种金融行为时的精神付出或损失,当事人会根据面子成本的大小来选择金融工具和金融行为。当事人的面子成本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借方当事人为节约面子成本,会淡漠人情借贷,转向需要支付利息的金融中介借贷。而金融中介的出现是有条件的,需要一个渐进过程。在此过程中,率先产生金融需求的当事人的效用要遭受损失。不过,不同当事人的效用损失是不对称的,借方当事人要在面子成本与等待成本之间作为选择,损失相对较大,贷方当事人则仅牵扯到手持财富的机会成本,损失相对较少。在经济发展与转轨初期,人们比较重视面子成本,不太在意机会成本和等待成本。身为改革主要推动者的国家是不能等待,作为借方当事人,它时刻在权衡面子成本与其总效用函数的关系。国家的面子成本更多地体现为声誉成本,与改革前相比,国家对声誉成本更为敏感。具体地说,征税相当于国家与广大纳税人之间“面对面”的头寸交易,这种交易的面子成本对改革中的国家来说有些过大。因此,国家须小心对待声誉成本,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外生性的国有金融中介。
张杰(2001)认为,外生性国有金融中介虽然对转轨经济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但是国有金融中介的引入,就必然带有借方垄断性即只考虑国有借方的需要,形成一种扭曲的交易逻辑。在这个逻辑中,私人贷方与私人借方间的联系会因国有金融中介的出现而中断并在将来也无法修复,国家实际上强制替代了私人借方。在这种强制的借方替代的条件下,国有金融中介只能依赖国家信用,把分散的私人贷方风险加总后进行打包,无法拆分。一方面,国有金融中介的风险逐渐积聚,另一方面,私人借方的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资源配置低效。这种借方替代虽然会导致微观低效,但是在经济转轨初期宏观有效的。因为国有金融中介能利用其所具有的储蓄动员功能和特殊的项目选择功能,按照国家意志配置资源,促进国有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由于无法进行风险拆分,从而使转轨中的经济承受着日益积累的风险压力,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风险积累的压力将日益增加。国家为了控制整体风险和解决这一困境,措施之一便建立外生性金融市场。由于在这种市场上,参与交易的双方依然是私人贷方和国有借方,私人借方仍被排斥在交易过程之外。金融市场的出现实质上是国家试图用一种非市场合约替代另一种非市场合约。因此,国家通过金融市场来拆分原来在国有金融中介那里打包的风险的企图,不仅不能如愿,而且原来的风险会以新的形式扩散和积累。张杰(2001)认为,国家只有通过让国有金融中介与私人借方建立金融联系才能实现风险拆分。但是实现分先拆分最为根本途径是与私人企业借方建立金融联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相对规范的私人产权制度,否则,金融部门便无从确认可信任的潜在借款人。因此,国家对国有金融中介的风险拆分与私人产权制度重建的努力,是理解转轨经济中金融制度演进的关键。基于此,张杰(2001)指出确立私人产权保护制度最终会成为国家的一种自觉行动。
五、简要评述
当代金融中介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有金融中介理论弱点,开拓了金融中介理论研究的边界和视野。但是由于视角不同,不同理论的看法差异巨大,而且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Merton(1995)等提出金融中介功能观,明确了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动态关系, 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他们对转轨经济研究不够,提出一些不符合转轨经济实际的政策建议。Allen&Santomero(1998),Scholetens&Wensveen(2000)等用风险管理、参与成本和价值增值等微观职能来解释金融中介生存与发展,使金融中介理论获得新的发展,但是他们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张杰(2001)以中国为背景首次深入地研究了转轨经济金融中介产生和发展,从理论上解释了转轨经济中的国有金融中介的出现、生存与发展,对转轨经济金融中介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诸多理论如面子成本理论的论证不够深入。因此,金融中介理论仍需要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发展而发展。
参考文献:
[1]Robert C. Merton,Summer, 1995,“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Vol. 24, No. 2,
Silver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pp. 23-41.
[2]Franklin Allen, Anthony M. Santomero,1998,“The theory of nancial intermediation ”,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1 , 1461
±1485.
[3]Franklin Allen, Anthony M. Santomero,2001,“What do nancial intermediaries do?”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5, 271±294.
[4]Bert Scholtens , Dick van Wensveen,2000,“ A critique on the theory offinancialintermediation”,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4 ,1243±1251.
[5]Bert Scholtens and Dick van Wensveen,“THE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AN ESSAY ON WHAT IT DOES (NOT)
EXPLAIN ”, SUERF-The European Money and Finance Forum Vienna2003.
[6]张杰.金融中介理论发展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2001,(6):75-84.
[7]张杰.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及其演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J].管理世界,2001,(5):90-100.
[8]胡庆康,刘宗华,魏海港.金融中介理论的演变和新进展[J].世界经济文汇,2003,(3):67-80.
The Critique on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JIANG Jun-xian
(Qinzhou College, Qinzhou 535000, China)
读前辈文章，揣摩其学问方法路径，管窥其优劣得失，以期能对自身学问长进有所裨益，并非专为道其短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杜恂诚先生之作《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对中国近代金融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文拟就杜文的研究取径与方法略述管见。
一、史与论
从杜恂诚先生的文章题目可以大概看出其要解决的问题，即文章是要对“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进行比较。读者看完题目自然想知道是哪两种金融制度，如何比较，有何异同。也就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研究的取径及问题解决的如何。
文章就“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即“自由市场型”和“政府垄断型”的特征，“制度推进的速度、力度和可操作性”，以及“制度产生的约束条件”等方面进行比较。然通观全文，其内容提要基本上是一些金融理论，且其每一部分开始都是理论先行，即先陈述一套金融理论。如此取径，让读者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感。
文章第一部分先说“1927年以前，中国的金融制度属于自由市场型。这种制度具有六个特征。”第二部分先说“统治时期，中国的金融制度属于政府垄断型。这种制度也具有六个特征。”很明显，作者的意思是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具有六个特征，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也具有六个特征。不难看出作者在这两部分行文之前先有了理论预设，也即先有了一个度量和比较的标准和尺度。
这六个特征，也即六个比较的尺度是政府所起的作用如何、有无中央银行制度、国家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职能转化、金融市场的自由程度、滥发纸币问题、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关系等。有了这六个尺度，比较起来的确方便。如文章所说，1927年之前，中国的金融制度符合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的六个特征，因此这一时期的金融制度属于自由市场型；统治时期，中国的金融制度符合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的六个特征，因此这一时期的金融制度属于政府垄断型。
问题是中国近代的金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制度特征。虽然 “以晚近史料的繁复，如以能够自圆其说为标准，则但凡先立一说，大抵均能找到若干可以支撑的史料”，但该文所援引的史料似并不充分，且在文章这两部分的“第六个特征”中则完全没有史料，在抛开历史而谈历史。 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时，文章显然过分强调了论，以后出外来的系统条理比附材料，“以主观裁剪史实，强史料以就我，” 既非史论结合，又非论从史出，史在这里成了“后出外来”的论的附庸。文章所用理论不仅可以比附中国，用于欧美亦无不可。但如此表述，难免牵强附会，甚至本末倒置，与历史本相甚远。
二、今与古
文章把中国近代的金融制度分为两种，但何以如此区分，为何是两种，而不是三种或是其它，文章并没有交代。只是在文章的提要部分说，“中国近代经历过自由市场型和垄断型两种金融制度模式。”在引文中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以及钱庄纳入进出口商品流通的融资渠道，中国近代金融逐渐形成，并形成制度，即自由市场型的制度及政府垄断型的制度。”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即“第一种制度：自由市场型”中起笔即直言“1927年以前，中国的金融制度属于自由市场型。”同样，在第二部分即“第二种制度：政府垄断型”中也是先下断语“统治时期，中国的金融制度属于政府垄断型。”如此做法，不能不使读者感到疑惑，并给人以武断或臆断之感，似乎该交代的东西没有交代。虽然，金融制度史的研究却不能过偏于金融制度的研究方法，既然是历史研究，则不能不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
金融制度研究与金融制度史研究有联系也有区别。虽然都研究金融制度，然而前者以金融制度本身为研究对象，后者以金融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今天，中国在金融制度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不仅后出，而且多半来自于外，而用这些后出、外来的系统框架梳理中国近代的金融制度，固然方便，却容易犯简单化的错误，如宏观的解释，看似清晰、有条理，但实际上中国近代的金融制度是个什么模样，却相当模糊，且过于概括而有以偏概全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