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电子银行;外包;监管
近年来,在全球银行业兴起的电子银行业务(ElectronicBankingBussiness)大大改变了银行业的传统经营方式与业务模式,不仅银行效率得以提高,服务成本得以降低,而且商业银行也被赋予了许多新的特征,例如服务内容的开放性和服务对象的全球性,传统业务和网络技术的紧密结合,以及银行与外包第三方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等。[1]虽然这些新特征并不必然带来新的风险,但其无疑会增加和改变传统银行业务实践中的风险结构。因此,各国银行监管机构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相应的专门监管,而其中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活动的监管则是各国共同关注的重点之一。
一、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优势分析
外包(Outsourcing)是一个外来词,其基本含义就是将自己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委托给其他人去做。由于电子银行业务对信息技术及网络安全都有着极高要求,而这就意味着巨大的资金投入,因此在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收益的商业规则下,银行往往选择将电子银行业务中的软件开发、信息处理、硬件维护等部分或全部外包给更为专业的第三方公司去做。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来看,银行之所以倾向于选择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通常是基于如下的考虑:
1.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需要。电子银行外包可以让商业银行转而注重自己的核心业务,专注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据调查,美国有68%的信用卡业务都是通过非商业银行机构来实现,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业务本身而非后台支持,因此银行没必要雇用大批的网络高手来维护网络,交给专门的网络公司去做就行了。
2.更好地控制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根据管理学理论,优秀企业通过将价值链中的不同环节外包给更为专业的公司,从而节省资源获得规模经济。例如,根据美国Forrest调查公司的一项统计,美国企业依靠自身力量建立并维护一个Web网站,头年的费用是22万美元,而将此工作外包给网络公司仅需花费4.2万美元。
3.获得新技术和提高服务效率。IT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而电子银行的技术外包不仅可以使银行内部技术人员获得更多接触新技术的机会,还可以使他们摆脱一些繁杂的日常事务,从而大大提高技术支持的响应速度与效率。四是发展战略和风险规避的考虑。在全球金融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银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网络技术的运用更给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商业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而通过与专业外包服务商的利益捆绑,银行可以围绕最新科技的发展趋势来发展各项新兴业务以抢占市场先机,并因此减少了很多系统维护管理和技术开发失败的风险。
二、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风险分析
电子银行业务外包在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会给银行带来新的潜在风险,并且给传统的银行监管体系出了新的难题。撇开就业等社会问题不谈,从经济与法律角度分析,电子银行业务外包本身也蕴涵着许多隐患。
1.信誉风险。银行业最为核心的资产是信誉,而外包服务供应商提供的服务质量低下将会影响银行的信誉。例如由于IT外包供应商的原因硬件设备出现故障维修不及时或软件系统存在漏洞等致使银行客户受损(包括客户在业务操作方面的不便利以及在资金、机会方面的损失等),即使这完全是由于IT外包供应商的过错也同样会大大影响银行的社会形象与信誉。
2.技术风险。在技术选择上,银行必须选择一种技术解决方案来支撑电子银行业务的开展,因而当各种电子银行的解决方案纷纷出台时,商业银行选择与哪一家公司合作,采用哪一种解决方案都将是电子银行存在的一种潜在风险,一旦选择不当,将使银行面临巨大的机会损失与利益损失。同时由于核心技术由外包公司掌握,外包公司或其职员利用工作便利来从中获利的道德风险也不可不防。
3.法律风险。由于电子商务和网上银行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环境,再加上网络的无国界性与各国监管机制的差异性使得电子银行业务外包中存在着相当大的法律风险。例如,外包过程中银行客户的隐私权保护问题、商业秘密和技术专利的归属问题、跨国诉讼的司法管辖权问题等都可能对银行的审慎经营造成巨大冲击。
4.系统风险。银行业是一国金融发展的核心,其对风险管理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由于某些IT核心技术的垄断,在IT外包行业也存在着若干寡头公司,因而可能产生某一国(地区)的多家银行过于集中依赖某些外包服务供应商的情况,一旦出现问题会造成连锁效应。另外从长远来看,过于依赖某些跨国公司的技术外包还可能不利于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甚至可能威胁到国家的金融安全。
三、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监管的域外经验
银行业是个对风险管理有着异常严格要求的行业,而电子银行业务的外包有可能把本属银行机构的风险、管理责任及合规要求转移给不受监管当局监管的第三方。在此情况下,银行机构如何有效控制外包带来的运营风险?监管机构如何确保外包供应商在外包过程中履行了其监管要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银行监管当局已经陆续对此作出反应,以监管报告、建议或指引方式将电子银行业务的外包活动纳入到其原有监管体系中。
1.美国。早在1990年1月,美联储就通过一份监管声明提醒金融机构注意订立电子数据处理(ElectronicDigitalPlatforms,EDP)服务合同的潜在风险,美联储最为关注的问题是金融机构所签EDP服务合同中是否含有对其原有风险管理体系存在不利影响的条款,如责任免除条款等。而美联储纽约银行1995年的一封监管信函则明确了外包服务安排报告规则,即无论任何银行服务机构都应该在首次签署外包服务合同或者履行合同后的30天内向合适的联邦银行机构报告这种关系。
另外,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FIEC)还了一系列旨在阐明银行管理IT外包风险方面职责的指引与公告,例如《FFIEC对外包技术服务的风险管理指引》(2000年)提出了由董事会负责外包引入和风险管理的原则;《FFIEC对技术服务商(TSP)监管手册》(2003年)概述了TSP风险的监管流程与方法;《IT外包技术服务检查手册》(2004年)为监管人员的审计检查提供了相应的程序指引。
2.香港。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2001年12月的《外判》对本地银行业的的外包活动表达了相当明确的监管态度,它虽然并非专门针对电子银行,但其中载明的一般监管方法及有关技术外包的管控措施等均对电子银行外包具有参考价值。在《外判》指引中金融管理局明确只要被监管机构的外包安排具备周详的计划和妥善的管理且不会有导致损害客户利益的情形发生,金融管理局就不会干涉。[2]
而所谓“周详的计划和妥善的管理”则包括了以系列的特殊管控措施。首先,在选择外包服务商时,银行应审查其是否具备足够的资源与专业知识,而在将关键技术如数据中心操作外包时,还应由独立第三方作出独立评估报告,报告将提交金融管理局备案。其次,在同外包服务商签订协议时,金融管理局强调应清楚载明外包服务商的履行标准和服务水平。再次,在外包安排存续期间,银行应对外包服务商实施持续充分的监控和制定有效的应急计划。最后,为了防止外包风险的过于集中,银行还应尽量避免过度依赖单一的外部服务商。
3.瑞士。1999年8月,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SFBC)了针对银行与证券公司的《外包指引》,允许金融机构在未经SFBC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实施外包。但该指引规定外包必须得到董事会的同意方可实施,必须订立书面合同,并要求金融机构将外包业务纳入内控体系,外包合同必须明确允许SFBC、金融机构及其内外部审计机构对外包服务商进行必要的监控,同时某些核心管理职能是不允许外包的。
此外,伴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各国监管者也逐渐意识到,外包所带来的风险往往是超越国境的。因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3年先后了《电子银行风险管理原则》及《跨境电子银行业务的管理与监管》,为电子银行业务(包括外包)的监管提供了高级指导。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综合各国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指出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风险控制首要原则是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该对与电子银行业务的有关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通过建立全面和持续的尽职调查制度与监管程序来处理银行与外包第三方的相互关系。[3]
四、我国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监管的实践与法规建设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的外包势头也发展迅猛,各大商业银行都相继开设了电子银行业务,其中四大商业银行都选择了自主开发核心技术与辅助业务外包相结合的道路,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则选择将更多的信用卡业务、网络银行业务外包出去以降低运营成本。但在电子银行业务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对其的监管还处于逐渐发展和不断探索中。目前我国电子银行业务监管事宜主要由银监会负责,关电子银行监管的法律框架也已初步确立,主要由《电子签名法》、《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和《银行业信息资产风险监管暂行办法》等组成,而其中2005年颁布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是我国首次出现“外包管理”字眼的法律文本,其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发展和监管可谓意义深远。
《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及自助银行、ATM等均纳入电子银行业务范畴,扩大了对电子银行业务的监管范围,改变了长期以来部分电子银行业务监管无据的状况。[4]同时《办法》突出强调了电子银行系统的安全评估工作,要求金融机构聘请有资质的安全评估机构,至少每2年对电子银行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评估。而为了应对新兴的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风险,《办法》还明确了许多具体的监管措施:(1)规定金融机构在选择电子银行业务外包服务供应商时,应充分审查、评估其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实际风险控制与责任承担能力。(2)规定金融机构应当与外包服务供应商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合同中应明确规定外包服务供应商的保密义务和保密责任。(3)规定金融机构应建立针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风险的应急计划,并应制定在意外情况下能够实现外包服务供应商顺利变更,保证外包服务不间断的应急预案。(4)规定金融机构对电子银行业务处理系统、授权管理系统、数据备份系统等涉及机密数据管理与传递环节的系统进行外包时,应经过董事会或者法人代表批准,并应在外包实施前向银监会报告。
笔者认为,《办法》的上述规定已经吸收了很多国外监管的经验,并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情况有所考虑,它的出台既是我国监管当局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对监管工作的一项适应性创新,也是一项有利于我国银行业在改制上市及发展过程中提高自身风险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但是《办法》仍存在一些不足,诸如要求金融机构对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可靠性和公信力进行保证并不尽合理。此外对金融机构的责任规定也过于严苛。
五、健全我国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监管体系的思考
虽然我国已经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监管制定了比较明确的规章,但是对电子银行业务的监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
系,而且目前在我国的社会背景下,纸面上的法律要变为行动中的法律无疑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实践中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很多监管人员对于电子银行外包风险的认识不足,导致我国各地监管机构的监管理念和执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有关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监管体系,以促进电子银行业务的良性发展。
1.在监管的价值取向上,银监会应该综合考虑监管的安全目标与金融机构的效率追求,实现金融安全与交易效率的平衡发展。银行是基于提升效益目的而实施外包的,因此监管当局不能仅仅为了监管的安全价值而不顾银行的效率价值。笔者认为,银监会应在谨慎基础上支持银行业更多的外包活动,这也是应对入世后更为激烈的银行竞争所必需的。当然银监会应始终坚持以下两个原则:第一,确保银行业外包活动处于银监会的有效监管之下;第二,确保银行机构合理制订外包计划和妥善处理外包风险。
2.银监会应进一步细化现有的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监管规则。现有的外包监管规则总体而言仍偏于原则性,因而需要在既存原则框架之下尽快出台更具操作性的监管细则对监管人员的监管范围、权限和监管程序予以规范。此外,电子银行外包的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密切关注电子银行的最新发展动态,适当汲取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丰富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风险管理的内容也极为必要。
关键词：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监管
2007年，因三家中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相继成立私人银行部，开展私人银行业务，而被银行业称为中国“私人银行元年”。今年，国内的主要商业银行，如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也陆续开展了这一业务。可见，私人银行业务将成为中外资金融机构竞争的又一个重点。与业界的趋之若鹜相比，目前国内并没有针对私人银行业务出台专门的监管法规。那么，私人银行业务这一金融创新有哪些特点，其面临的风险有哪些，出现这些风险的原因是什么，现有的针对理财业务的监管制度是否适用于私人银行业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完善我国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促进业务的稳健发展。
一、私人银行业务的特点
私人银行(privatebanking)的发展已有400余年的历史，它通过客户经理向拥有高额净资产的私人客户及其家庭提供以财富管理为核心的、高质量、专业化金融及相关服务获取收入。私人银行业务具有五大特点：一是客户的特殊性。其目标客户群不是一般大众客户，而是高额净资产客户(HNWIs)；二是服务多元化、个性化。私人银行提供了多元化的产品结构和个性化的服务方式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三是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易导致利益冲突。由于银行无法完全掌握客户的准确信息和客户无法了解私人银行业务的相关信息，存在较高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利益冲突问题的产生；四是服务期限长、私密性高；五是账户复杂、交易金额巨大。私人银行业务和理财业务不是同一个范畴，私人银行业务更为广泛，包括投资、融资、保险、咨询顾问等多项业务在内，跨多部门、多业务领域；而理财是纵向的，理财服务只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小部分内容，所以不能将私人银行业务规范划归到理财业务框架之中。
二、私人银行业务的风险的特点
私人银行业务是一项高风险业务，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能力。与理财业务相比，私人银行业务风险特点表现为：一是面临的风险多。由于私人银行业务的产品和服务范围远远丰富于理财业务，因此其面临风险更多。二是风险发生的概率大。私人银行业务更复杂，存在更多的潜在风险事件和风险点，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水平。但作为一项新兴业务，银行相应的内控管理较弱，因此更容易引发风险。三是风险复杂，有较强的关联性。私人银行业务集多种风险于一体，各种风险的抵补或交叉关系更为复杂，更容易相互传染、转化。四是风险计量难度大。由于私人银行业务是针对极少数的客户，面临合规风险、声誉风险等许多新型风险，传统的计量方法较难预测和计算。五是从风险分类来看，操作风险与合规风险是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面临的最大风险。
私人银行业务由于其组织形式和业务特点，导致了其风险生成有如下特殊的原因：一是私人银行业务与利益冲突。私人银行的存在和发展降低了市场的交易费用，改善了市场和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但私人银行的中介地位决定其难以规避利益冲突，由于私人银行获得信息的机会和能力远胜于客户，客户不得不依赖私人银行提供的信息进行决策，当一项交易为客户服务而可以有两种解决方式时，私人银行可能会选择从自己的利益角度看更为有利的方式，进而引发“利益冲突”。“回扣”是利益冲突的典型表现形式。私人银行可能会选择给予自己回扣多的产品与服务推荐给客户。私人银行给客户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时，利益主体也随之多元化，利益冲突就更为激烈。二是私人银行业务与合谋行为。在私人银行业务中，合谋主要是指私人银行可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客户从事“洗钱”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损害社会福利。
三、我国现有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私人银行业务实施的监管主要是依照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监管进行的。尽管他们都是商业银行个人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监管手段、指标设定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性，但对私人银行来讲，它毕竟与理财业务有不同的业务特点，面临不同的风险，因此，对它的监管还应考虑其经营模式的特殊性，否则监管就极可能出现低效率的情况。具体来说，私人银行业务在风险监管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没有针对私人银行监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暂时采用理财业务的监管规定，这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理财业务只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小部分，因而不能将私人银行业务划归到理财业务框架之中。二是上述的管理规定与办法，或主要针对某一种产品，或主要针对某一种风险，而私人银行业务是一种产品多元化且具有复杂风险的业务，这些规章制度不能替代对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
(二)监管主体多元化，重复监管与监管真空并存。从监管部门来看，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进行监管。但从整个业务范围看，涉及的部门更多。如，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反洗钱，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外汇，证监会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等。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须与不同监管部门沟通，得到不同部门的许可，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监管职能的重复与真空，造成商业银行的被监管成本提高或是逃避监管。因此，私人银行这一金融创新实际上对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
(三)缺乏风险监管，监管能力和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对于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准入条件、客户构成、产品定价等方面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可循，对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涉及不多，特别是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来抑制利益冲突与共谋行为引发的风险。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一旦私人银行业务出现经营风险，监管部门只能被动地事后处理，这影响了私人银行业务的稳健发展。
(四)与国际监管标准还没有接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私人银行业务已从传统的自律型监管向政府型监管方向转化，各国监管机构出于保护消费者、控制业务风险的角度提高了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要求。如，欧盟2007年11月1日开始生效的“金融工具市场法规”，几乎涉及到私人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国内目前较为宽松的监管要求易使中国成为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洼地”，对业务发展迅速、业务范围相对复杂的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难以真正起到防范风险的作用。
四、改进私人银行业务监管的建议
(一)制定私人银行监管条例，加强协同监管。监管的宗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银监会应尽快制订私人银行业务监管条例，在私人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业务范围、信息披露、监管流程等方面参考国外立法做出相应规定，使金融监管有法可依。同时，应加强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协助监管和补充监管，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及时提供监管对象的活动情况和通报监管要求的变化与考虑。
(二)加强私人银行业务市场准入监管。监管当局应通过一系列定性和量化指标，加强私人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监管。其中，最重要的市场准入标准有三方面：一是银行的准入标准。由于银行经营私人银行业务后其操作风险、合规风险加大了，因此可考虑对经营私人银行业务的银行提出资本充足率要求、合规记录要求、经营范围要求等，以保证银行的安全与稳健经营。二是从业人员的准入标准。制订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对高层管理人员、客户关系经理的任职资格提出严格要求，尽量避免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风险。三是客户的准入标准。监管当局应规定私人银行客户的最低个人净资产要求，并要求商业银行实施“认识你的顾客”(KYC)的测试。
(三)强化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并举。私人银行最大的责任是充分的信息披露、确保交易的公正及良好的风险控制。监管当局的监管不能有效替代私人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与合规职能，监管当局应对私人银行的业务流程、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信息披露提出具体要求，规范各服务提供方的行为，明确各自的法律责任，促使服务提供商高度重视业务流程，严密监控主要的风险集中及其传递，保护消费者利益。
(四)加强国际监管合作，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目前，银监会正积极推进与国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并与英美等国的监管机构达成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监管合作协议。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流和监管合作，建立监管高层的互访和磋商机制，实行跨境联合现场检查。同时，还应努力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促进监管制度国际化，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新规则的形成与发展，以适应金融监管新形势的需要。
私人银行(privatebanking)的发展已有400余年的历史，它通过客户经理向拥有高额净资产的私人客户及其家庭提供以财富管理为核心的、高质量、专业化金融及相关服务获取收入。私人银行业务具有五大特点：一是客户的特殊性。其目标客户群不是一般大众客户，而是高额净资产客户(HNWIs)；二是服务多元化、个性化。私人银行提供了多元化的产品结构和个性化的服务方式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三是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易导致利益冲突。由于银行无法完全掌握客户的准确信息和客户无法了解私人银行业务的相关信息，存在较高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利益冲突问题的产生；四是服务期限长、私密性高；五是账户复杂、交易金额巨大。私人银行业务和理财业务不是同一个范畴，私人银行业务更为广泛，包括投资、融资、保险、咨询顾问等多项业务在内，跨多部门、多业务领域；而理财是纵向的，理财服务只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小部分内容，所以不能将私人银行业务规范划归到理财业务框架之中。
二、私人银行业务的风险的特点
私人银行业务是一项高风险业务，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能力。与理财业务相比，私人银行业务风险特点表现为：一是面临的风险多。由于私人银行业务的产品和服务范围远远丰富于理财业务，因此其面临风险更多。二是风险发生的概率大。私人银行业务更复杂，存在更多的潜在风险事件和风险点，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水平。但作为一项新兴业务，银行相应的内控管理较弱，因此更容易引发风险。三是风险复杂，有较强的关联性。私人银行业务集多种风险于一体，各种风险的抵补或交叉关系更为复杂，更容易相互传染、转化。四是风险计量难度大。由于私人银行业务是针对极少数的客户，面临合规风险、声誉风险等许多新型风险，传统的计量方法较难预测和计算。五是从风险分类来看，操作风险与合规风险是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面临的最大风险。
私人银行业务由于其组织形式和业务特点，导致了其风险生成有如下特殊的原因：一是私人银行业务与利益冲突。私人银行的存在和发展降低了市场的交易费用，改善了市场和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但私人银行的中介地位决定其难以规避利益冲突，由于私人银行获得信息的机会和能力远胜于客户，客户不得不依赖私人银行提供的信息进行决策，当一项交易为客户服务而可以有两种解决方式时，私人银行可能会选择从自己的利益角度看更为有利的方式，进而引发“利益冲突”。“回扣”是利益冲突的典型表现形式。私人银行可能会选择给予自己回扣多的产品与服务推荐给客户。私人银行给客户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时，利益主体也随之多元化，利益冲突就更为激烈。二是私人银行业务与合谋行为。在私人银行业务中，合谋主要是指私人银行可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客户从事“洗钱”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损害社会福利。
三、我国现有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私人银行业务实施的监管主要是依照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监管进行的。尽管他们都是商业银行个人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监管手段、指标设定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性，但对私人银行来讲，它毕竟与理财业务有不同的业务特点，面临不同的风险，因此，对它的监管还应考虑其经营模式的特殊性，否则监管就极可能出现低效率的情况。具体来说，私人银行业务在风险监管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没有针对私人银行监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暂时采用理财业务的监管规定，这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理财业务只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小部分，因而不能将私人银行业务划归到理财业务框架之中。二是上述的管理规定与办法，或主要针对某一种产品，或主要针对某一种风险，而私人银行业务是一种产品多元化且具有复杂风险的业务，这些规章制度不能替代对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
(二)监管主体多元化，重复监管与监管真空并存。从监管部门来看，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进行监管。但从整个业务范围看，涉及的部门更多。如，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反洗钱，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外汇，证监会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等。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须与不同监管部门沟通，得到不同部门的许可，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监管职能的重复与真空，造成商业银行的被监管成本提高或是逃避监管。因此，私人银行这一金融创新实际上对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
(三)缺乏风险监管，监管能力和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对于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准入条件、客户构成、产品定价等方面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可循，对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涉及不多，特别是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来抑制利益冲突与共谋行为引发的风险。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一旦私人银行业务出现经营风险，监管部门只能被动地事后处理，这影响了私人银行业务的稳健发展。
(四)与国际监管标准还没有接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私人银行业务已从传统的自律型监管向政府型监管方向转化，各国监管机构出于保护消费者、控制业务风险的角度提高了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要求。如，欧盟2007年11月1日开始生效的“金融工具市场法规”，几乎涉及到私人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国内目前较为宽松的监管要求易使中国成为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洼地”，对业务发展迅速、业务范围相对复杂的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难以真正起到防范风险的作用。
四、改进私人银行业务监管的建议
(一)制定私人银行监管条例，加强协同监管。监管的宗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银监会应尽快制订私人银行业务监管条例，在私人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业务范围、信息披露、监管流程等方面参考国外立法做出相应规定，使金融监管有法可依。同时，应加强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协助监管和补充监管，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及时提供监管对象的活动情况和通报监管要求的变化与考虑。
(二)加强私人银行业务市场准入监管。监管当局应通过一系列定性和量化指标，加强私人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监管。其中，最重要的市场准入标准有三方面：一是银行的准入标准。由于银行经营私人银行业务后其操作风险、合规风险加大了，因此可考虑对经营私人银行业务的银行提出资本充足率要求、合规记录要求、经营范围要求等，以保证银行的安全与稳健经营。二是从业人员的准入标准。制订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对高层管理人员、客户关系经理的任职资格提出严格要求，尽量避免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风险。三是客户的准入标准。监管当局应规定私人银行客户的最低个人净资产要求，并要求商业银行实施“认识你的顾客”(KYC)的测试。
(三)强化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并举。私人银行最大的责任是充分的信息披露、确保交易的公正及良好的风险控制。监管当局的监管不能有效替代私人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与合规职能，监管当局应对私人银行的业务流程、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信息披露提出具体要求，规范各服务提供方的行为，明确各自的法律责任，促使服务提供商高度重视业务流程，严密监控主要的风险集中及其传递，保护消费者利益。
(四)加强国际监管合作，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目前，银监会正积极推进与国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并与英美等国的监管机构达成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监管合作协议。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流和监管合作，建立监管高层的互访和磋商机制，实行跨境联合现场检查。同时，还应努力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促进监管制度国际化，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新规则的形成与发展，以适应金融监管新形势的需要。
(五)加强监管人才培养和对金融消费者的知识普及。监管当局应加强对监管人才的培养和对金融消费者的知识普及，提高私人银行监管的效率。监管机构对监管人员要加强监管理念、监管手段的培训教育，增加员工对被监管机构创新产品的理解和熟悉程度，培养熟悉业务运作的高素质、专业化的监管队伍。监管部门还应加强对消费者金融知识的普及，提高消费者风险认知水平，以提高对金融机构选择能力，消费者在信息披露充分的情况下，理应为自己的投资决策负责。
(六)加强私人银行业务现场检查。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对私人银行业务进行定期、不定期的现场检查，力求保证业务发展是在谨慎经营和真实管理各种风险的前提下进行。银监会应对私人银行业务实施持续跟踪监控，确保业务依法合规，有效控制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创新，保障业务稳定、健康发展。
一、市场准入监管
1.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金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并不是商业银行越多越好，监管当局审批设立商业银行机构，一定要考虑一国或一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把设立商业银行与当地经济发展、市场竞争环境结合起来。不然，会导致银行业的恶性竞争，引发金融危机，反而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稳定。2.符合金融业发展的政策和方向，符合商业银行合理布局、公平竞争的原则。我国金融业发展政策和方向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要求，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商业银行市场准入必须遵循这一要求，当前我国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社区银行，扩大引进外资银行，就是这一要求的体现；合理布局就是要求审批设立商业银行时应考虑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商业银行的数量要与当地的经济发展规模相适应。经济发达地区商业银行机构多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少一些；公平竞争原则，设立商业锒行机构要有利于形成竞争机制，避免行业垄断；要求商业银行机构依法台规经营和开展有序竞争，避免利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同业利益和同业形象。3.符合最低资本金及股权结构和股东资格要求。具有任职资格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一定比例有金融从业经验的人员。4.符合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的要求。在商业银行法人机构的市场准入标准中，要求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民主、高教的决策体制和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内部约束机制。要求有完善的内控制度，主要包括：统一、严格的业务标准、程序及相应的制度；统一、科学的授权、授信制度；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识别、评估和控制系统；独立、高效的内部稽核审计系统；建立完善的内部报告及信息管理系统；重要业务岗位的监督、制约机制。5.符合经济核算的要求，确定的综合经营计划和预期财务指标水平比较合理。综合经营计划应对未来大部分业务的市场情况进行描述和分析，并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业务策略。6.符合商业银行营业场所的要求。商业银行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且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安全保卫防盗、防抢和消防设施，以及开展各项业务的必要设施，确保高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二、业务营运监管
1.业务营运监管的主要内容
（1）资本充足性。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关键的问题是要有适当的贷款评估和资产分类方法以及相应的会计准则。恰当地评价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就意昧着必须准确评估商业银行的贷款组合、拥有资产或其他表外资产业务，并对其资产组合进行分类，保证提取足够的呆账准备金。（2）资产质量。资产质量是衡量一家商业银行经营状况最重要的依据，商业银行经营出问题往往是从资产质量恶化开始的，然后才是相应收益和资本充足率的下降。因此．监管当局把资产质量作为最重要的监管内容。一是保证银行的信贷职能建立在稳健原则之上的，建立并保持信贷政策和贷款审批、管理程序方面的文件规定；二是监管当局必须对商业银行的单项信贷、资产分类和提取呆账准备金政策进行定期检查，评估这些政策和实际资产质量是否相适应；三是监管当局必须对商业银行有问题的信贷和回收逾期贷款的程序进行关注，在提供担保和抵押的情况下，还应对担保的可靠性、抵押品的质量进行连续的评估和监测；四是限制对单一贷款人和关联企业的风险，防止风险集中。（3）流动性。流动性比例的监控必须与商业银行的总体经营状况结合起来进行评估，流动性越高，说明商业银行掌握的低收益资产就多，资产的盈利性也就越差，就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长远发展能力。（4）盈利能力。盈利是商业银行经营的目的，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有盈利，股东才能分得股息和红利，银行才能提取积累，增强抵御风险的实力和发展的能力。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主要取决于收入和费用支出水平。对盈利能力的监管，主要关注商业银行在财务会计核算中的不审慎行为，主要盈利不实。应付利息计提不足，表内应收未收利息长期挂账；果账损失和应收账款长期挂账不核销；呆账准备金计提不足；营业费用成本占比过高。上述现象的长期存在，将极大地损害商业银行的健康稳健发展。（5）管理水平和内部控制。管理水平和内部控制是监管当局检查评价商业银行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完善的内部控制是衡量商业银行具有良好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有利于保证商业银行业务操作的效率性和有效性、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行为准则的规范性。因此．监管当局在鼓励商业银行创新、发展的同时，必须要求商业银行贯彻“内控优先”的原则。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包括授信的内部控制；资金业务的内部控制；存款及柜台业务的内部控制；中间业务的内部控制；会计的内部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的监督与纠正。
2.业务营运监营的方式
（1）非现场监管。具体操作方式是在商业银行本外币并表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日常业务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搜集、整理、分析，对比监控各项比率指标和审慎经营的要求，监控业务经营状况和动态变化，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预警，要求商业银行迅速解决。（2）现场检查。监管当局指派专人或进入商业银行实地检查。一是专项检查：对暴露或掌握的风险隐患和问题，监管当局要安排专人进行专项重点检查，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采取必要的措施督促其纠正。二是全面检查：即常规检查，是对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包括资产质量、贷款风险、经营管理与内部控制水平和日常业务操作等进行定期全面检查。对现场检查后，非现场监管发现的问题和商业银行纠正的情况，进行后续跟踪监督。这样有利于强化现场检查的敷果和作用。（3）监管报告。监管报告应对照监管目标和监管依据，对某一商业银行目前的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和评价。一是对商业银行机构总体状况的评价。商业银行机构的偿付能力是否可以满足其日常经营活动中正常及特别流动性的需求，业务经营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安全稳健。二是对商业银行具体的监管进行评价。有无违规经营行为，不良资产状况是否真实，呆账准备金提取是否足额，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水平是否满意，内部控制和管理是否到位，以及其他的漏洞和不足。三是对商业银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商业银行机构管理层有何经营策略、资本规划、时下设想、经济环境及市场竞争情况。四是监管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拟采取的监管措施。
摘要近年来，有关银行的负面舆论不绝于耳，在新闻媒体和网络舆情的压力下，《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七不准”原则等监管规章文件匆匆出台。这种“倒逼”机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与《合同法》、《价格法》、《商业银行法》等大法形成冲突，影响了银行自主经营的权利，也抹杀了平等自愿的合同精神，破坏了监管的权威性，扭曲了市场竞争机制对行业自我完善作用的发挥。本文从法理角度分析了舆论倒逼监管立法的诸多弊端，并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银行业监管法的冲突倒逼机制
一、舆论“倒逼”立法之弊
负面舆情后各项监管“新规”的出台，体现了银监会在维护金融稳定、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银行业经营管理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但总体来说这种倒逼机制弊大于利。主要弊端在于：
（一）小法抵触大法，损害银行自主经营权
根据企业性质和法的效力，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首先应受《民法通则》、《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合同法》、《价格法》的约束，其次再受银监会各项监管法规的约束。作为以盈利为目的参与市场活动的法人，银行的自主经营权受到法律保护，这其中包括依法开展业务、依法制定非政府管制的服务价格等权利。而银监会迫于舆论压力出台的一些规章文件，赋予了商业银行政策性的义务，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银行自主经营的权利，也不符合其上位法的精神。如2012年3月的《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银监发〔2012〕3号），其中“减费让利”、“贷款利率不得一浮到顶”等要求与《商业银行法》、《公司法》中规定的“自主经营”、“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亦相抵触。又如近日热议的“停办存折业务”话题，办存折被舆论涂上社会公益色彩，实际上也是对银行自主经营权和自主定价权的剥夺。
（二）新规否定旧规，损害监管的权威性
FSAP评估团认为，中国的银行监管独立性不强，监管法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监管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在倒逼机制中可见一斑。
一是监管责任“被扩大”。 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监管理念，银监会的主要职能是“管风险、管法人、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然而舆论倒逼使得银监会面临诸多“义务附加”，凡是与银行有关的、公众不满意的事情，银监会都“被”监管责任。“被”责任与监管资源配置不匹配，与法定职权不一致，如果监管不到位，反而会遭到更大的负面舆论。
二是原有规定“被新规”。集中体现在法规修订和业务准入上。一些原有的监管法规，频频面临修订或是被新规取代，如《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2003年公布后又于2012年再次修订并征求意见；一些已获准入的业务，在舆论压力下又被新规甚至一纸通知叫停。这是一种事后的规范，破坏了监管的严肃性。
三是新规继续被追问。倒逼本身就是权威丧失的一种表现。经验证明，在一片敦促声中出台的监管法规，往往只能在短期内起到平息舆论的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近日“七不准”出台后，中国日报网、《金融观察》等媒体刊登评论文章，认为银监会“没有具体操作方法，没有相应处罚措施”，应该采取“突查或者暗访”等举措。或是新规所禁止事项已成为行业“潜规则”，银行可以采取多种手段绕过规定，难以监管到位。如虽然“七不准”禁止以贷收费，但一些银行推出了普通贷款转作承兑汇票的融资业务，其实是变相的贷款收费。
（三）“Regulation”重于“Supervision”，扭曲市场机制
根据自由市场理论，价格会在市场调节下趋向真实价值，行业会在自由竞争中走向完善。作为监管部门，“手把手”式的管制（regulation）反而不利于银行业的成长。一是使价格形成机制行政化。除利率、汇率外，银行提供的绝大部分产品不具有社会公用性质，银行享有自主定价权。但目前对银行定价的管制过多，如《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等，较大压缩了银行自主定价的空间。二抑制了金融创新。中国银行业在积极拓展中间业务、寻求盈利模式转变过程中，会伴随不合规现象，也会形成与群众期待（如“跑赢CPI”）的差距。这些问题应当通过市场和司法来解决。如果管制过严，那么市场运行的规则就会扭曲。比如监管者应舆论要求取消银行收费，那么银行出于盈利目的很可能停办该业务，金融创新受到抑制。
二、“倒逼”机制之源
一方面，舆论能够形成对有关部门的倒逼力量，体现了中国金融市场不断走向民主透明、规范高效的进程；另一方面，在乱问责、乱敦促的背后，也折射出银行、消费者、媒体、市场等方面的几大缺失。
一是银行服务理念的缺失。首先，涉银负面舆论的直接原因在于银行自身。相当一部分负面舆论并不是由于银行业务不合规，而是由于银行的营销人员对产品宣传不到位、未充分揭示风险、夸大收益、误导消费者造成的。
二是金融消费者“买者自负”意识的缺失。许多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未仔细阅读和理解合同内容特别是风险、收益和免责条款，在发生纠纷时无法举证银行的侵权责任，导致对银行的不满意。
三是新闻媒体法律知识和严谨职业素养的缺失。一些报道为吸引眼球，用词不加斟酌，并且将所有与银行有关的事件都指向银监会。如“服务收费乱象”，“服务”将盈利性的银行混淆成公益性单位；“收费”将市场定价混淆成行政事业性收费；“乱象”将群众不满意笼统归结为不合规，对舆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是政府有关部门价格监管的缺失。根据《价格法》、《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规章，商业银行定价应由当地政府价格管理部门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罚。然而有关部门并未尽职。
三、政策建议
对于涉银负面舆论，银监会既不能不回应、不作为，也不能以仓促立法来迎合呼声。
（一）分清监管责任，把握监管重点
法律有明文规定由其他相关部门管理的涉银问题，应由相关部门监管，银监会协办，为相关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为专业问题提供学理性的解释。法律无明文规定应由哪个部门管理、其内容又不属于审慎监管范畴的，银监会也不宜出台法规进行规范。如银行产品的营销规范、银行工作人员的素质培养，应当由银行自己管理。如涉及违法违规，则应当由司法部门来裁决。属于银监会法定监管职责内的、涉及银行风险、内控、信息披露方面的事项，应该主动监管、事前监管，而非“监管空白”。
（二）用准有关法律，谨慎出台新规
对于已有法律规范的，不宜另立新法。如“明码标价”、“合规收费”、“以质定价”、“公开透明”等原则，在《民法通则》、《合同法》、《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基本法律中已有规定，无需三令五申。确有必要出台监管法规的，应当充分其合理性、必要性和可操作性，对于在实践中难操作、难界定的，不要做出规定。如“七不准”关于禁止捆绑销售的规定，由于银行业务繁多，面对同一个客户往往需要交叉销售，因此捆绑销售在实际操作层面并不好界定。
（三）保护银行声誉，鼓励金融创新
区分舆论合理和不合理的诉求。如理财产品“跑赢CPI”就是不合理的诉求，不应予以支持。对于媒体泛泛批评的“不规范”，要厘清界限，对合规业务予以支持，保护银行声誉。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平衡和保护各类金融主体的合法权益。在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引导行业走向规范。如对于银行服务收费问题，不是为其制定标准，而是要求银行提高透明度。
（四）培养市场精神，完善司法体制
加强对金融知识和法律知识的普及，提高金融消费者的“买者自负”意识、风险意识，提高他们对银行营销行为的辨别、理解能力，从根本上减少负面舆情的爆发。涉银纠纷，应当多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而不是立新规来解决。将一些典型案件的司法裁决结果进行整理，作为判例，为消费者提供法律的参照。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3]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12月1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关键词：网络银行；风险；监管；对策
本文是河北省社科联民生调研课题理论成果（课题编号：201401345）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9月16日
一、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一）国外研究状况。美国阳伦-H-利普斯、托马斯-R-马瑟查尔、简-H.林克合著的《电子银行》，美国玛丽-J-克洛宁所著《互联网上的银行与金融》这些著作对网络银行的业务特点、竞争优势、风险问题等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但对网络银行风险防范及控制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细致。Mayr J.Cornin.在《Banking and Finance on the Internet》指出，加强网络银行风险防范与控制，要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内控制度，从网络银行内部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建设上防范和消除网络银行风险。新加坡Tan Chwee Huat在出版的《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in Singapore》中指出，网络银行的风险具有开放性、易变性和流动性等特点，一定不能忽视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网络银行风险管理主要依靠国家中央银行的指导和各商业银行的通力合作。
欧美等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对网络银行的风险监管基本上采取宽松的监管原则，主要通过补充新的法律、法规，使原有的监管规则继续适应网络银行环境，并针对网络银行及其风险的特点，制定、颁布相应的立法建议和监管指南，建立了较完善的网络银行监管法律体系。
（二）国内研究状况。网络银行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开始于2000年前后，但与其迅速发展的形势相比，我国网络银行风险监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相对滞后。尹龙是国内研究网络银行比较早的学者，他在论文《对我国网络银行发展与监督问题的研究》一文中，对网络银行的风险特点和监管措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结合我国网络银行的现状，提出了完善网络银行监管的必要性和监管策略。张成虎在发表的《信息技术风险监管――银行监管的新领域》一文中，对银行技术风险进行了定义，分析了技术风险的表现形式和国内研究现状，并对我国网络银行风险监管问题提出了对策。张军亮在论文《我国网络银行的风险与监管体系建设》中通过分析我国网络银行风险监管的难点，提出了从三个层次建立风险监管体系。徐静在《关于完善我国网络银行监管的思考》中，指出网络银行在我国迅猛发展，但是网络银行的发展不可避免要带来风险，监管部门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防范和化解，例如建立健全我国的网络银行监管制度，借鉴国外网络银行监管经验，改变传统的银行组织架构和管理方式，积极培养适应网络银行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总体而言，网络银行风险监管理论还处于不断丰富和完善状态，这与网络银行的迅猛发展不相适应。
二、网络银行存在的风险分析
（一）系统技术风险。网络银行的技术风险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密码、口令简单。网络上的许多风险的起源是使用了简单的、静态的口令。网络上的口令可以通过许多方法破译，其中最常用的两种方法是通过监视信道窃取口令和口令解密；二是系统本身漏洞。UNIX操作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从一网的计算机客户端使用“跟踪路由”命令的话，就可以看见数据从客户机传送到服务器要经过许多不同的节点，这些节点最容易受到攻击；三是信息易窃取。大多数网络上的信息没有加密，或简单加密，以至于文件传输很容易被窃取。同时，网络防火墙的设置比较复杂，许多系统在设置过程中无意识地扩大了访问权限，从而被不法人员利用获得信息；四是监视系统。当客户使用文件传输协议或远程登录终端模拟协议连接远程账户时，他输入的口令是没有加密的。所以，通过监视携带口令和用户名的IP包可获取他们，并使用这些用户名和口令到系统。
（二）操作风险。操作风险指来源于系统可靠性、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重大缺陷而导致的潜在损失的可能性。操作风险主要涉及网络银行账户的授权使用、网络银行的风险管理系统、网络银行与其他银行和客户间的信息交流、真假电子货币的识别等。商业银行职员对业务的漫不经心和客户的疏忽也有可能导致网络银行严重的操作风险，从而危及网络银行的总体安全。网络银行可能会因为客户欠缺网络安全方面的知识而面临相当高的操作风险。另外，商业银行职员和客户不能够充分理解网络银行采用的不断更新的软件，进行误操作也会给银行或客户自身带来操作风险。
（三）银行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指网络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因为经营不善而使利润下降的风险。网络银行能否获利，主要取决于客户数量的多少。只有不断增长客户数量和提高客户信任度，才能确保网络银行的盈利能力。因此，经营风险又可以分解为注意力分散风险和服务对接风险。注意力分散风险是指网站因为吸引不到足够的点击量，无法形成一定数量的固定浏览群体，从而使潜在的客户流失，造成银行收益下降的可能。服务对接风险是指网络银行不能提供足够多的电子商务网站的在线支付服务，造成客户转移，使银行的营业额下降，最终导致收益损失的可能。
（四）行业法律风险。网络银行的法律风险来源于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规章和制度，以及在网上交易中没有遵守有关权利义务的规定。网络银行业务牵涉到商业法律，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财务披露制度、隐私保护法、知识产权保护法和货币发行制度等。当前，我国电子商务还处于起步阶段，针对网络银行、网上支付的专门法律还没有出台配套的法律法规，所以，利用网络及其他电子媒体签订的经济合同中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风险，也使得银行、司法机关在打击网上金融犯罪时难以采取主动措施。
三、我国网络银行风险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模式不合理。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一套针对于网络银行监管的模式，现在用的监管体系都是沿用了传统银行的监管方式，因此出现了监管的手段跟不上网络银行发展的现象。网络银行业务相当大的一部分具有同质性，又经常出现在同一个平台进行。这就与传统银行业务按照机构或者产品划分的监管方式有着很大不同。所以传统的银行监管模式很难适用于现阶段的网络银行。同时网络银行涉及到的监管机构相对较多，目前，还没有一套科学的协调机制。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理念、监管职能、监管手段等方面各具特点，因此会出现相同的网络银行业务得出不同的监管结果。在进行传统银行业务与网络银行业务的融合过程中，较多的使用电子记录、电子凭证、电子数据等方式，从而不能准确预测资金的流动，不能够满足网络银行监管的要求。
（二）监管水平较低。由于网络银行出现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导致我国的网络银行监管部门职能设定不是很清晰，缺乏熟知网络银行相关法律法规、掌握计算机网络和传统银行业务的监管经验的监管人员，所以导致监管专业水平较低，业务能力不强。监管机构和人员对于风险的预测、分析、控制的能力薄弱，所以较难适应新时期网络银行监管的要求。
（三）法律法规不健全。网络银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以其独有的便捷性，给传统银行带来极大的冲击，同时在传统银行有效的相关法律运用到网络银行上就显得不是很适应。科学的网络银行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包括金融理论、通讯理论、计算机理论、网络技术理论等内容。这些内容共同作用才能使网络银行业务的安全有效进展。但是，目前我国关于网络银行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现阶段我国有关于信息安全保障以及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法律仍然不够，对于网络银行的业务规范相关法律几乎没有。2001年，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的十几家银行共同建立了我国的金融认证中心，解决了网络银行认证方面的一部分问题，但是其影响力只限于签发相关的金融系统的证书，没有真正形成权威的认证体系。所以，目前出现了商业银行自己发放认证证书，并且参与虚拟交易的现象。银行的监管机构所颁布的相关规章制度及行政法规仍不满足网络银行监管的需求。例如，2006年所颁布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仍然没有关于技术风险管理方面的法规制定。
（四）缺乏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市场准入是控制网络银行风险，维护交易安全的第一道关。把好准入关，就能够将那些可能存在安全隐患，造成安全风险的网络银行排除在外。根据《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网络银行的准入适用的仍是审批制。从我国当前网络银行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对现有银行开办网络银行业务的，施行严格的审批制是十分必要的，可有效的降低网络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业的风险。但是该规定所具有的时间性、程序复杂性与网络银行业务开展的多样性，变化性及迅捷性等特点是相互冲突的，导致传统银行从事网络银行业务条件过高，市场进入成本较高，不利于网络银行业务的开展和运行。
同时，网络银行处在日新月异、纷繁复杂的金融环境中，同样也受到优胜劣汰规律的制约，一旦不符合市场要求和经营条件的，也应当适时退出。如何减少其在退出时造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而我国目前缺乏这方面的制度。
四、完善我国网络银行监管体系的对策
（一）健全网络银行相关法律法规。只有健全的法律法规才能够做好风险监管的工作。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电子商务的兴起，我国需要制定科学的、规范的网络银行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网络银行的各种业务，从而降低网络银行风险。我国在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中承认以数据电讯的形式签订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与此同时，在2004年又出台了专门的《电子签名法》力争完善相关法律。但是现阶段，我国仍然缺乏对网络虚拟交易税法、信息安全相关立法、网络交易隐私权立法等多方面法律的制定。在国际范围内，各个国家之间缺乏金融与司法的有效联系，从而不能够适应网络全球化的需求，对于跨国网络金融犯罪的国际条例仍然约束力不强，所以我国要力促健全国际与国内的网络银行相关法律法规，力促实现网络银行的依法监管目标。
（二）加强网络银行监管机构建设。我国的网络银行风险专设机构的建设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以央行为主体建立完善的网络银行监管机构。从传统的银行监管机构中抽调对计算机网络、银行业务、金融体系等技术理论过硬的人才建立一支监管能力强的网络银行监管队伍。并且对机构中的骨干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负责对网络银行风险预测与指导下属机构业务。与此同时各个地区需要设立相应的网络银行监管机构，将我国的网络银行风险区域进行合理的划分监管。并且定期的组建网络银行的法律以及电子商务方面的专家进行研讨，依照我国网络银行风险监管的发展现状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时的发现问题，提供意见，并且将建议及时地提供给中央银行，以便进行下一步的网络银行风险监管制度改革。由此可见加强监管专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培养是此环节的重点。
（三）创新监管思路，提高监管部门业务水平。网络银行业务引领了我国的银行业走向网络化的道路，现阶段我国网络银行业务的发展仍然不够成熟。所以在进行网络银行风险监管的同时要注意不能够阻碍网络银行的正常发展。在预测以及控制风险的过程中要保护网络银行的竞争、不断地创新监管思路。提倡强化主管部门对网络银行的业务监管，简化网络银行创新业务以及审批业务的冗繁程序，彻底的简化网络银行业务的审批方式。
（四）加强市场准入与退出的监管。加强市场准入方面的监管。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通常是对在现有组织框架下开展网络银行的不需要审批，由其自行发展；而对设立独立的开展存贷款业务的网络银行法人，则需要审批。英国监管当局认为风险较大的金融机构不宜从事网络银行业务。对于我国而言，在网络银行业务发展初期，基于对其业务未知风险的防范，审批制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能将那些可能存在安全隐患、造成安全风险的银行排除在外。我国可以进一步在总体上确立审批制度的前提下，制定灵活的市场准入制度。可以适当放宽市场准入主体条件，对进入网络银行业的主体予以有条件的开放；逐步放宽网络银行的业务范围，允许网络银行兼营证券、保险的业务，逐步实现银行功能的全面化；适当简化审批程序。长远看来，审批制会加大网络银行的市场准入成本，因此应当尽可能的简化审批程序，降低进入成本，以避免影响网络银行的业务创新和技术进步，降低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加强市场退出方面的监管。当前欧美国家对网络银行的退出处理非常谨慎，一般要求网络银行制订可靠的信息备漏案、参加储蓄保险计划。网络银行退出时以市场兼并作为主要的措施。网络银行的退出不仅关系到银行的有形资产处置，还涉及到多年积累的无形资产，比如客户交易信息、消费信息、个人理财方式等数据的处置。因此，对网络银行的退出设计应当谨慎，作出妥当的安排。对此，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我国网络银行的市场退出机制包含以下四点：一是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使网络银行均参加储蓄保险，以抵制市场风险；二是制定可靠的信息备份方案，减少信息数据处置不当带来的损失；三是确立网络银行审慎退出的监管原则，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四是以市场的办法解决网络银行的退出，提倡选择企业并购方式。
主要参考文献：
[1]尹龙.网络银行与电子货币的发展及影响[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 商业银行绩效； 资本监管； 非利息收入； RAROC
【中图分类号】 F83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7-0081-05
一、引言
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是银行监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资本充足率成为各国银行监管的核心指标和国际标准；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将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由制度建设推向了逐步实施阶段。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引发了各界对巴塞尔资本监管协议的反思，并导致《巴塞尔协议Ⅲ》的迅速出台。我国也提出了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等银行业审慎监管的措施。杨柳等[1]提出，高的资本充足率一方面为银行的实力和支付能力提供了可靠保证，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代价昂贵的经营成本。过高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往往会使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效率降低，失去发展活力以及核心竞争力降低等。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有何影响？有多大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对增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经营绩效有重要的意义。
在当局对资本充足率实施更严格监管的背景下，我国的银行业面临着危机与挑战，我国银行应及时调整经营模式，走多元化发展的路径，以谋求更好的发展前景。陆晶晶[2]提出中间业务带来的非利息收入，因其不占用银行资产、不受存贷利率影响、风险小、服务形式多等优势，成为银行收益新的增长点和银行未来重点发展业务。目前，我国各个银行逐渐意识到非利息收入的重要性，纷纷积极开拓非利息收入市场。李浩然和马晓娇[3]通过比较发现，一部分学者认为发展非利息收入有利于稳定银行收入，降低银行风险，而有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发展非利息收入是否能够达到风险分散效应，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是我国商业银行在经营模式调整过程中需要探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综上所述，资本监管和非利息收入对于银行的绩效都有一定的影响，分析研究这两个因素，可以为我国银行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加快调整银行的业务方向，从而有益于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
二、文献综述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大部分学者分别从资本监管或者非利息收入某个单一的角度来分析其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一）资本监管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吴玮[4]研究发现在实施资本监管后，银行对贷款加强监管，使不良贷款率降低。另外，资本监管还有利于银行业务的转型，银行会减缓扩张贷款业务，这使得银行利润主要来源大大缩水，因此银行不得不重视中间业务的发展，特别是非利息收入。王文佳[5]认为近几年我国银行通过增加资本积累来提高资本充足率。在监管压力下，资本监管对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没有形成有效约束，但对资本充足水平较低的银行有较好的监管效果。许友传[6]在对57家银行有关数据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就监管压力对我国银行业资本调整和风险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尽管监管压力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明显的影响，但对核心资本率变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二）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蒋莉[7]认为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非利息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且对我国16家银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非利息收入和银行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手续费佣金收入相关性比较显著，其他非利息收入跟银行绩效的相关性不显著。娄迎春[8]通过实证分析法对银行绩效与非利息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现阶段银行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并不明显，认为主要是非利息收入在银行收入中占比小，非利息收入每笔业务平均承担的费用过高所致。王珊珊[9]通过考察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非利息收入与银行资产收益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段玉琴[10]的研究结果表明，提高非利息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增加银行的收益，但对国有银行绩效的影响并不如股份制银行明显；另外非利息收入能够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稳定银行收入。尹超[11]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得出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会对其经营绩效产生正影响。通过发展非利息业务提高银行的资本收益率是一个合理的途径。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很少考虑外部因素即资本监管和内部因素即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综合影响。另外，在考虑对银行经营绩效影响时，主要集中研究盈利水平或者风险水平的某一方面，而较少从盈利和风险综合平衡的角度去考察银行的绩效。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用的数据来自于CSMAR（国泰安）数据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各商业银行年报。选取了其中10家上市商业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2007―2014年度的数据，涵盖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两大主要的商业银行类型。
（二）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样本银行资本监管和非利息收入对绩效的综合影响，而不是不同银行之间的差异比较，所以本文考虑采用变截距模型，如公式1。
（三）变量的选取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银行非利息收入占银行整体业务收入比例作为衡量银行非利息收益的指标（NIR），采用资本充足率（CAR）作为资本监管的核心指标，而采用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作为衡量银行经营绩效的指标，同时，选取银行总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变量解释如表1。
其中，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作为衡量银行绩效的指标，综合考虑了收益和风险两方面的因素。同时，参考窦尔翔等[12]的计算RAROC的方法，即假设ROC等于ROE，分别取各银行的移动标准差（3期移动平均）作为计算RAROC的分母，以权益收益率（ROE）作为分子，从而计算出各银行在2008―2013年度各年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的值。本文构建了以下指标，以反映经过风险调整的银行盈利能力，见公式2。
RAROCi，t=ROEi，t/σROEi，t （2）
其中，σROEi，t表示银行在2008年至2013年期间权益收益率的移动标准差，RAROCi，t表示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计算结果如表2、表3所示。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4、表5是样本银行CAR、NIR、ROE和RAROC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1.从总体上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状况较好，样本银行中的资本充足率（CAR）都达到了巴塞尔协议中最低资本充足率8%的要求，平均值达到11.84%。
2.我国的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银行业收入的比例（NIR）相对不高。样本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为17.20%，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与国外大银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从均值来看，国有银行中的中国银行的占比最大，比值为31.58%，这是因为中国银行从中央银行分得了国际结算业务这一有竞争力的非利息业务的缘由。非国有控股银行中，非利息收入占比最大的是招商银行，达到19.90%，浦发银行占比最小，为9.62%。说明非国有控股银行之间非利息收入占比差距较大，非利息业务发展不平衡。
3.样本银行经过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平均为12.90%，银行权益收益率（ROE）相对较低。权益收益率是上市银行重要的盈利性指标，样本银行ROE均值仅为18.62%，上市银行整体绩效水平偏低。ROE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在非国有控股银行，浦发银行的ROE值最大，为30.03%，华夏银行的ROE值最小，为11.20%，说明非国有控股银行之间绩效存在一定差异。进一步分析可知，按RAROC和ROE均值排名在前五的上市商业银存在差异。按RAROC排名，排在第一名的是兴业银行，达到22.49%；而按ROE排名，排在第一位的是招商银行，ROE值为21.94%；都排名在前五名的只有兴业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这说明经过风险调整之后的银行绩效指标跟没有经过风险调整的纯绩收益效指标的计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也说明了考虑风险的必要性。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计算ROE时的净利润没有像计算RAROC时的经济资本那样考虑是否真实反映了银行当中存在的不同风险。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于考虑风险的RAROC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作为因变量，资本充足率、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解释变量，银行规模即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的自然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利用EViews 5.1软件对前文公式（1）的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中可以看出该回归结果通过了F检验的显著性检验。CAR的系数通过T检验，并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本充足率在一定程度上能直观反映出对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的影响，但是同时影响的程度比较小，从上面的结果中可以看出，CAR系数为正，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资本充足率的提升，提高了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以上回归结果说明，随着新巴塞尔协议对CAR要求的提高，资本监管力度的加强，银行对贷款的监督和管理进一步加强了，为信贷业务提供了正向的激励：资本监管制度实施之后，资本成为了上市商业银行的稀缺资源，银行不敢轻易放贷，从而不仅减少了不良贷款业务降低不良贷款成本，也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资本监管对银行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
回归结果中，非利息收入占比与银行的收益系数为正，即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提升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增加了收益。但是，由于T检验的不显著，说明非利息收入占比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其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该结果与蒋莉[7]的研究结论一致。当前银行界的非利息收入波动性比较大，我国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内部构成因素还不够完善以及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受非利息业务成本因素的影响。以上原因可能致使其与银行绩效关系不显著。
从表6中还可以发现，所选择的控制变量能较好地解释被解释变量。资产总额自然对数（Y1）的系数通过了T检验，是显著的，说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显著的受到资产规模影响。Y1的系数为正，说明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跟银行的资本规模呈正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Y2）的系数也为正，对银行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但T检验不显著；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自然对数（Y3）系数为负，但与银行绩效的关系不显著。
（二）基于不考虑风险的ROE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进一步采用ROE作为被解释变量，替换公式（1）中的RAROC，探讨CAR、NIR等变量对其的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中，回归的结果表明该模型调整的拟合优度只有0.124452，相比前面用RAROC的评估方法，调整的拟合优度达到0.323832，拟合优度相对较低，模型比较不理想。同时，回归结果表明，没有通过F检验，CAR、NIR、Y3对ROE的解释并不显著，没通过t检验的显著性检验，用ROE的模型没有比RAROC的模型好，也表明了RAROC相比ROE是一个更好的绩效指标。
值得关注的一点，在此次模型检验中，资本充足率（CAR）的系数为负数，也就是说资本充足率（CAR）跟权益收益率（ROE）负相关，ROE的提高，并不能提高银行绩效和利润。相反的，在上面的模型中，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可以提高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提高银行绩效。这主要是由于在计算ROE时只反映了绩效当中的收益因素，没考虑风险因素。相反，RAROC考虑了风险因素，解决了ROE指标存在的单一问题，这表明运用RAROC绩效评价方法，可以有效降低风险，通过风险调整测算的RAROC指标更能准确说明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情况，增强了其绩效评估的有效性。
五、结论
本文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角度，综合考虑资本监管和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采用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RAROC综合反映绩效中的收益和风险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资本监管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风险调整后的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与纯收益指标ROE不相关。随着资本监管制度的实施，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不仅使得银行信贷业务的规模有所下降，还降低了银行信贷业务的扩张速度，使银行主要营业收入――利息收入缩水，但同时也促使银行从粗犷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降低了经营风险。因此，我国监管部门更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经营绩效具有正面影响。
另外，模型中非利息收入与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之间没有显著性的关系。从参考的文献中，可以发现蒋莉[7]和娄迎春[8]也得出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绩效没有显著性关系的结论。但是当他们考虑细分不同类型非利息收入时，却可以发现佣金和手续费收入份额对银行的绩效具有显著正效应。这一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业务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其发展还未能够构成规模经济，不能为商业银行绩效带来显著效应，提高银行绩效。商业银行管理层应加强对非利息业务的拓展，加强银行自身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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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蒋莉. 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D].江苏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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