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家校合作；社会资本；组织社会学
学校和家庭本是互不相干的两个组织，它们之间为什么要交往和互动呢?道理人所共知，当然是因为学生。学生作为中介连接着家庭和学校。家庭与学校的互动有一个教育本身的目的，即为了孩子的成长。学校与家庭的交往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社会的“烙印”，遵循着各种社会规则。因此，我们还需跳出教育看教育，否则很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那么这些社会规则是什么?它们规定着家校之间怎样的交往?组织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阐释视角，即资源依赖机制、认可与合法性机制、关系网络机制。
一、资源依赖机制
组织与其他群体或者组织不断进行着相互交流和交易。相互交流包括货币资源或者物质资源、信息资源或者社会适应性的交流。作为一个组织的学校也不例外，它需要与政府、社区、家庭进行资源交换。学校和家庭之间的交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交换，即学费、教育税；一类是非正式交换，即择校费、家长请客与送礼。
(一)资源联结的脆弱
从很多学校的收费公示栏我们可以发现，上学交学费的历史终结了，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成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学校向家庭索取的货币资源不再是学费了，而是变成了借读费、资料费、补课费等。国家推行“一费制”，学校从家庭中能够索取的资源受到了规范和限制。这两个转变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种福音，长久以来“人民教育人民办”，改成了人民教育政府办，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然而这种转变对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互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杰弗里·菲佛(JeffreyPfeiffer)曾指出，一个组织满足特定的群体的努力是它对这一群体的依赖性与对其他群体依赖性进行比较的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群体的需求与其他群体的需求相互冲突的产物。在决定一个组织对其他组织的依赖性时，有三个因素比较关键。第一，资源的重要性，也就是组织运转和生存对其依赖的程度。第二，利益群体对这一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控制力。第三，替代资源存在的情况，或者利益群体对资源控制的范围，这也是决定组织依赖性的重要因素。目前，学校的资金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拨款，这种资源依赖是否会对学校和家庭的交往产生实质性影响?学校对家庭资源依赖的减弱是否会导致家长话语权的减弱?
对比一下中美学校的教育拨款体制以及相应的家长权利或许更有助于说明问题。美国的公立教育虽然是免费的，但资金都来自政府的税收，凡是有房产的人都必须付学区教育税，各个学区学校的经费来自本学区的学区教育税。正是这种拨款体制赋予了美国家长参与学校的权利，因为他们是学校的衣食父母，学区教育税是美国家长权利的标签。所以各州的教育法例都赋予作为纳税人的家长许多权利。首先，家长是学校管理者的伙伴，学校应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甚至创造机会让家长参与到活动中来。其次，每个学校都必须建立家长教师联合会，协调家长与教师、学校的沟通。家长对子女的学业进步、学习情况有很多发言权，家长可以进教室听课，因种种原因对任课教师不满均可提出换班；再次，家长有权查看学生所有档案记录，包括出勤纪律、考试分数、处分记录、心理咨询记录等，并有权查阅教师上课使用的教材、课本、作业、考卷等。
总之，美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不是被动无力的，他们有许多权利使自己能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中来。为什么美国各州的教育法例都赋予作为纳税人的家长许多权利呢?在资源依赖理论看来，一个组织满足特定的群体的努力是它对这一群体的依赖性与对其他群体依赖性进行比较的结果。当学区内学校的生存依赖于学区教育税的时候，当学区的居民也就是孩子的家长是学校的衣食父母的时候，政府和学校当然要赋予家长权利。
反观我们的学校资金，主要是由财政直接划拨。学校是依靠国家而存在，似乎与家长无关，也与学区无关。这种财政拨款方式掩盖了家长作为学校拨款人的事实，也削弱了家长参与学校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政府、学校甚至家庭自身都没有也不会意识到家庭是学校的衣食父母。所以我们有理由担忧资源联结的脆弱所带来的作为外部环境的家庭对学校组织的外部控制的削弱。实际上，现实中学校和家庭的弱关系与学校和政府的强关系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校与政府的关系被称为婆媳关系，人们批评学校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
(二)家校关系的商品化
与正式交换的日益趋弱相比，家校之间的非正式交换却更趋活跃。这主要通过三种形式：择校费、家长资源库、家长的请客送礼。
人们对中小学阶段的“择校”问题反映强烈，它已成为困扰我国各级政府的重大问题，而择校费的收取却已成为学校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学校的财政结构可以看出，国家对学校的拨款只是保证学校的基本运转，给教师拨付的是基本工资，实际上学校教师的福利部分和学校发展的一部分经费需要学校自筹。因此择校费的收取成了弥补学校福利和发展资金不足的主要手段。择校费给家校关系带来的深刻影响是学校教育的商品化。有钱的孩子可以进入有着良好师资、好的学习氛围和高升学率的重点学校，而穷人的孩子却被排挤在外。择校费这种方式正在影响着学校与谁打交道。通过收取择校费，学校筛掉了穷家长，留下了富家庭来打交道。
如果说择校费筛选了谁来与学校打交道，家长资源库则决定了学校邀请谁来参与学校管理。几乎每一个学校都建立了家长资源库。学校对家长的职业、工作单位作过记录，那些对学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提供帮助的家长将被列入家长资源库。对于那些为学校活动的开展提供帮助的家长，学校会邀请他们加入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和班级家长会，使其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家长对学校影响力的大小与家长对学校所作的贡献似乎成正比。
家长送礼请客在中小学很普遍。《中国青年报》在2007年11月19日作了专门报道，标题为“家长送不送礼，真的不一样吗”。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很多老师对家长送礼持反对态度，但当面拒绝的却不多，送礼收礼、接受家长请吃的现象在中小学很普遍。送不送礼，真能起到家长想象中的巨大作用吗?不少老师坦言，送礼后的“关照”其实是很有限的，最多也就是孩子调调座位，多找谈话，多发言。但在一位姓王的家长眼里，送不送礼还真不一样：“我给老师送了两只鸡后，老师对我们家孩子的考试、发言、作业情况非常地关心。”家长送礼后，老师会对孩子特别关照指点，严格管理。让孩子专心学业，赢得更多的锻炼机会，列入“重，点培养”的范围。
二、认可与合法性机制
学校中存在着很多矛盾的现象。譬如人们常说：校长应当是教育家，对学校的教学质量负有责任，引领着学校教学的发展。然而现实中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校长的活动大多与学校内部的运作没有关系，而是出外访问，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接待来访的各种团体。又譬如，许多学校制订了各种规章制度，但制订完后常常只是挂在墙上或尘封在电脑里。同样在家校互动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学校在家长参与学校事务上的“不作为”，另一方面是今天的学校在处理与家长乃至社区的关系上出现了大量的“作为”。譬如，对外开放学校场地和设施、建立市民学校、招募青年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公益活动等活动已经在许多学校广泛开展。为什么学校花费很大的资源去做一些与它的效率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活动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个学校的回答：
“从最初的5247小队到见习居委会主任，从英语小教员到青年志愿者，从社区公益劳动到知心家园，从社区居委会到更广泛的社区资源，学校与社区风雨兼程不断走向深入。在互动中我们实现了双赢，在各种媒体与宣传中，学校、汽南社区出现的频率、社会认可度都有所提升。互动中，教师和学生自我发展的渠道和资源得以拓展。学校展示了自身形象，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越来越得到社会认可与赞誉。几年来，我校始终保持良好的招生势头，年均8到10个平行班的规模，中考成绩稳定并保持在同类校前列，所输送的学生素质良好，得到高一级学校的充分好评。”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回答印证了制度学派的解释即认可与合法性。合法性机制的基本思想是：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譬如，我们可以看见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校，会发现它们的内部结构很相似，都采取科层制的等级结构和功能性的组织形式。几乎所有学校，不论小学、中学在管理方面都是在横向上分为政教处、教务处、总务处，纵向上分为校长、副校长、处室、年级等，这：已成为共识。没有班主任、没有校长的学校，恐怕没有一个家长敢将孩子送去就读。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学校为什么要对外开放?为了赢得社会的认可，获取存在的合法性。尽管这些活动耗费财力精力且与学校内部的教学活动无关，其目的不是提高效率，而是提高学校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从而为经营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那么，为什么学校花很大的力气制订了一个制度，但是制订完以后就放到一边了?一位校长的回答很精辟，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市里评比文明单位，要这些东西，我们花了几天赶出来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合法性机制是指那些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合法性机制不仅约束组织的行为，而且可以帮助组织提高社会地位，得到社会承认，从而促进组织间的资源交往。
可以预见，合法性机制将是继续推动学校对家庭和社区开放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与调整着双方的交往方式和程度甚至规则。学校的制度化过程即学校或教师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和做法或“社会事实”的过程。
三、关系网络机制
关系网络是由社会成员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社会关系网络重视人际关系，而不重视个人特征；重视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网络以及人们身处在什么网络(占有多少资源)之中，而不重视类别；重视个人能够通过这种关系网络摄取多少资源，而不是人们实际占有多少资源；重视人们在网络中的位置或者网络所能使用的资源，而不重视人们的阶级地位。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都与“关系”有关。这不仅体现在商业领域，也体现在学校中。学校属于正式的制度结合体，遵循许多正式的运行规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学校总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其成员都来自社会，因此不能不正视“关系网络”对学校及其成员的影响。有学校经验的人都知道，诸如家长会、家访等正式交往，不过是学校与家庭交往中的冰山一角，而冰山的底部则是大量的学校、家长、教师之间错综复杂的非正式关系。这些关系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的，甚至是网络化的。学校则是这些关系网络的汇合点。这些关系及其强弱程度极大地影响着家长对学校的选择和学校运作的参与。
那么这些关系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或许访谈中家长的话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吴女士(学生奶奶)：“选择原因是觉得这个学校教学质量好，管理规范，我们亲戚的小孩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他们有推荐。”
彭女士(一年级家长)：“在女儿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学校。我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就问同事、朋友等。”
访谈显示出家长选择学校所依据的大量信息显然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获取的。如同格兰诺维特(S.M.Granovetter)在《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中揭示的弱关系在求职中提供各种信息一样，家长在选择学校时，会去打听大量各个学校的信息，然后进行比较。博特提出了关系网络的重要功能：有网络的人得到的信息和设网络的人得到的信息差别是很大的；传递信息的时间性、内容的丰富性也与网络有关；网络还具有推荐的作用，网络中的关系伙伴可以帮你说话。那些由于职业和单位的差异而处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的人，所获取的学校信息的能力也会有差距。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信息的差异限制了家长为孩子选择学校的能力。
但是关系对家长与学校的交往产生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信息的差异，更多的是经由人情、关系、面子来实现的。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这些访谈：
家长彭女士：“现在学校限制户口，但我借助自己的优势，只要孩子选择了，我就一定会用自己的关系让她进来。”
家长李女士：“我闺女都在这学校毕业，当时为了上这个学校也是通过XX区教委上的这个学校。这学校是挺好的学校。”
研究人员：“你们学校择校费是多少?”
江老师：“自费班15000元五年，择校生1000元一年，要是有关系单位来还不收钱。因为学校社会关系很多，收费也不多，我们主要依托自费班。”
研究人员：“你们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哪些?”
江老师：“哪儿都有，主要是关系单位的领导，还有老师亲戚等。”
研究人员：“关系单位主要是哪些?”
江老师：“政府、办事处、派出所、武警等。”
家长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影响着孩子学校的选择，甚至学校内的分班、相关教师的关照以及各种机会的获取等。正如边燕杰在《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中所证明的在华人社会起作用的不是弱关系，而是强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基于出生而获得的先赋角色以及由此构成的先赋性关系。还有一种基于求学、当兵、就业而获得的获致角色及由此结成的获致性关系。前者如教师亲戚的孩子都可以进，直系亲属可不用钱，旁系亲属要花钱；后者如共建单位等。这些关系网络左右着学校和家庭交往的模式。与欧美不同，我们的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正式交往似乎先天发育不足，而家长与学校、教师间的非正式沟通却大量存在，发展和构建亲密的非正式关系似乎成了我国家长的偏好。
家庭和学校大量非正式交往的存在其实是整个大的社会背景在学校中的反映与折射，是社会规则在学校中的延伸。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西方社会所遵循的是团体格局的逻辑，而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着差序格局的关系社会。人情、关系和面子是衍生自传统文化的一套社会机制。城市化和工业化虽然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形态，但人情和面子的社会机制却并未因此而消失，它不仅具有规范的作用，能约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且经常被人们用作为一种工具，来争取个人想要获取的某种社会资源。
[关键词]家校合作；社会资本；组织社会学
学校和家庭本是互不相干的两个组织，它们之间为什么要交往和互动呢?道理人所共知，当然是因为学生。学生作为中介连接着家庭和学校。家庭与学校的互动有一个教育本身的目的，即为了孩子的成长。学校与家庭的交往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社会的“烙印”，遵循着各种社会规则。因此，我们还需跳出教育看教育，否则很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那么这些社会规则是什么?它们规定着家校之间怎样的交往?组织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阐释视角，即资源依赖机制、认可与合法性机制、关系网络机制。
一、资源依赖机制
组织与其他群体或者组织不断进行着相互交流和交易。相互交流包括货币资源或者物质资源、信息资源或者社会适应性的交流。作为一个组织的学校也不例外，它需要与政府、社区、家庭进行资源交换。学校和家庭之间的交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交换，即学费、教育税；一类是非正式交换，即择校费、家长请客与送礼。
(一)资源联结的脆弱
从很多学校的收费公示栏我们可以发现，上学交学费的历史终结了，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成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学校向家庭索取的货币资源不再是学费了，而是变成了借读费、资料费、补课费等。国家推行“一费制”，学校从家庭中能够索取的资源受到了规范和限制。这两个转变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种福音，长久以来“人民教育人民办”，改成了人民教育政府办，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然而这种转变对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互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杰弗里·菲佛(JeffreyPfeiffer)曾指出，一个组织满足特定的群体的努力是它对这一群体的依赖性与对其他群体依赖性进行比较的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群体的需求与其他群体的需求相互冲突的产物。在决定一个组织对其他组织的依赖性时，有三个因素比较关键。第一，资源的重要性，也就是组织运转和生存对其依赖的程度。第二，利益群体对这一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控制力。第三，替代资源存在的情况，或者利益群体对资源控制的范围，这也是决定组织依赖性的重要因素。目前，学校的资金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拨款，这种资源依赖是否会对学校和家庭的交往产生实质性影响?学校对家庭资源依赖的减弱是否会导致家长话语权的减弱?
对比一下中美学校的教育拨款体制以及相应的家长权利或许更有助于说明问题。美国的公立教育虽然是免费的，但资金都来自政府的税收，凡是有房产的人都必须付学区教育税，各个学区学校的经费来自本学区的学区教育税。正是这种拨款体制赋予了美国家长参与学校的权利，因为他们是学校的衣食父母，学区教育税是美国家长权利的标签。所以各州的教育法例都赋予作为纳税人的家长许多权利。首先，家长是学校管理者的伙伴，学校应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甚至创造机会让家长参与到活动中来。其次，每个学校都必须建立家长教师联合会，协调家长与教师、学校的沟通。家长对子女的学业进步、学习情况有很多发言权，家长可以进教室听课，因种种原因对任课教师不满均可提出换班；再次，家长有权查看学生所有档案记录，包括出勤纪律、考试分数、处分记录、心理咨询记录等，并有权查阅教师上课使用的教材、课本、作业、考卷等。
总之，美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不是被动无力的，他们有许多权利使自己能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中来。为什么美国各州的教育法例都赋予作为纳税人的家长许多权利呢?在资源依赖理论看来，一个组织满足特定的群体的努力是它对这一群体的依赖性与对其他群体依赖性进行比较的结果。当学区内学校的生存依赖于学区教育税的时候，当学区的居民也就是孩子的家长是学校的衣食父母的时候，政府和学校当然要赋予家长权利。
反观我们的学校资金，主要是由财政直接划拨。学校是依靠国家而存在，似乎与家长无关，也与学区无关。这种财政拨款方式掩盖了家长作为学校拨款人的事实，也削弱了家长参与学校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政府、学校甚至家庭自身都没有也不会意识到家庭是学校的衣食父母。所以我们有理由担忧资源联结的脆弱所带来的作为外部环境的家庭对学校组织的外部控制的削弱。实际上，现实中学校和家庭的弱关系与学校和政府的强关系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校与政府的关系被称为婆媳关系，人们批评学校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
(二)家校关系的商品化
与正式交换的日益趋弱相比，家校之间的非正式交换却更趋活跃。这主要通过三种形式：择校费、家长资源库、家长的请客送礼。
人们对中小学阶段的“择校”问题反映强烈，它已成为困扰我国各级政府的重大问题，而择校费的收取却已成为学校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学校的财政结构可以看出，国家对学校的拨款只是保证学校的基本运转，给教师拨付的是基本工资，实际上学校教师的福利部分和学校发展的一部分经费需要学校自筹。因此择校费的收取成了弥补学校福利和发展资金不足的主要手段。择校费给家校关系带来的深刻影响是学校教育的商品化。有钱的孩子可以进入有着良好师资、好的学习氛围和高升学率的重点学校，而穷人的孩子却被排挤在外。择校费这种方式正在影响着学校与谁打交道。通过收取择校费，学校筛掉了穷家长，留下了富家庭来打交道。
如果说择校费筛选了谁来与学校打交道，家长资源库则决定了学校邀请谁来参与学校管理。几乎每一个学校都建立了家长资源库。学校对家长的职业、工作单位作过记录，那些对学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提供帮助的家长将被列入家长资源库。对于那些为学校活动的开展提供帮助的家长，学校会邀请他们加入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和班级家长会，使其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家长对学校影响力的大小与家长对学校所作的贡献似乎成正比。
家长送礼请客在中小学很普遍。《中国青年报》在2007年11月19日作了专门报道，标题为“家长送不送礼，真的不一样吗”。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很多老师对家长送礼持反对态度，但当面拒绝的却不多，送礼收礼、接受家长请吃的现象在中小学很普遍。送不送礼，真能起到家长想象中的巨大作用吗?不少老师坦言，送礼后的“关照”其实是很有限的，最多也就是孩子调调座位，多找谈话，多发言。但在一位姓王的家长眼里，送不送礼还真不一样：“我给老师送了两只鸡后，老师对我们家孩子的考试、发言、作业情况非常地关心。”家长送礼后，老师会对孩子特别关照指点，严格管理。让孩子专心学业，赢得更多的锻炼机会，列入“重，点培养”的范围。
二、认可与合法性机制
学校中存在着很多矛盾的现象。譬如人们常说：校长应当是教育家，对学校的教学质量负有责任，引领着学校教学的发展。然而现实中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校长的活动大多与学校内部的运作没有关系，而是出外访问，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接待来访的各种团体。又譬如，许多学校制订了各种规章制度，但制订完后常常只是挂在墙上或尘封在电脑里。同样在家校互动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学校在家长参与学校事务上的“不作为”，另一方面是今天的学校在处理与家长乃至社区的关系上出现了大量的“作为”。譬如，对外开放学校场地和设施、建立市民学校、招募青年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公益活动等活动已经在许多学校广泛开展。为什么学校花费很大的资源去做一些与它的效率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活动呢?转贴于中国中国-我们不妨来看一个学校的回答：“从最初的5247小队到见习居委会主任，从英语小教员到青年志愿者，从社区公益劳动到知心家园，从社区居委会到更广泛的社区资源，学校与社区风雨兼程不断走向深入。在互动中我们实现了双赢，在各种媒体与宣传中，学校、汽南社区出现的频率、社会认可度都有所提升。互动中，教师和学生自我发展的渠道和资源得以拓展。学校展示了自身形象，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越来越得到社会认可与赞誉。几年来，我校始终保持良好的招生势头，年均8到10个平行班的规模，中考成绩稳定并保持在同类校前列，所输送的学生素质良好，得到高一级学校的充分好评。”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回答印证了制度学派的解释即认可与合法性。合法性机制的基本思想是：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譬如，我们可以看见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校，会发现它们的内部结构很相似，都采取科层制的等级结构和功能性的组织形式。几乎所有学校，不论小学、中学在管理方面都是在横向上分为政教处、教务处、总务处，纵向上分为校长、副校长、处室、年级等，这：已成为共识。没有班主任、没有校长的学校，恐怕没有一个家长敢将孩子送去就读。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学校为什么要对外开放?为了赢得社会的认可，获取存在的合法性。尽管这些活动耗费财力精力且与学校内部的教学活动无关，其目的不是提高效率，而是提高学校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从而为经营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那么，为什么学校花很大的力气制订了一个制度，但是制订完以后就放到一边了?一位校长的回答很精辟，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市里评比文明单位，要这些东西，我们花了几天赶出来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合法性机制是指那些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合法性机制不仅约束组织的行为，而且可以帮助组织提高社会地位，得到社会承认，从而促进组织间的资源交往。
可以预见，合法性机制将是继续推动学校对家庭和社区开放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与调整着双方的交往方式和程度甚至规则。学校的制度化过程即学校或教师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和做法或“社会事实”的过程。
三、关系网络机制
关系网络是由社会成员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社会关系网络重视人际关系，而不重视个人特征；重视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网络以及人们身处在什么网络(占有多少资源)之中，而不重视类别；重视个人能够通过这种关系网络摄取多少资源，而不是人们实际占有多少资源；重视人们在网络中的位置或者网络所能使用的资源，而不重视人们的阶级地位。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都与“关系”有关。这不仅体现在商业领域，也体现在学校中。学校属于正式的制度结合体，遵循许多正式的运行规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学校总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其成员都来自社会，因此不能不正视“关系网络”对学校及其成员的影响。有学校经验的人都知道，诸如家长会、家访等正式交往，不过是学校与家庭交往中的冰山一角，而冰山的底部则是大量的学校、家长、教师之间错综复杂的非正式关系。这些关系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的，甚至是网络化的。学校则是这些关系网络的汇合点。这些关系及其强弱程度极大地影响着家长对学校的选择和学校运作的参与。那么这些关系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或许访谈中家长的话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吴女士(学生奶奶)：“选择原因是觉得这个学校教学质量好，管理规范，我们亲戚的小孩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他们有推荐。”彭女士(一年级家长)：“在女儿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学校。我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就问同事、朋友等。”访谈显示出家长选择学校所依据的大量信息显然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获取的。如同格兰诺维(S.M.Granovetter)在《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中揭示的弱关系在求职中提供各种信息一样，家长在选择学，会去打听大量各个学校的信息，然后进行比较。博特提出了关系网络的重要功能：有网络的人到的信息和设网络的人得到的信息差别是很大的；传递信息的时间性、内容的丰富性也与网络有关；网络还具有推荐的作用，网络中的关系伙伴可以帮你说话。那些由于职业和单位的差异而处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的人，所获取的学校信息的能力也会有差距。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信息的差异限制了家长为孩子选择学校的能力。但是关系对家长与学校的交往产生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信息的差异，更多的是经由人情、关系、面子来实现的。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这些访谈：家长彭女士：“现在学校限制户口，但我借助自己的优势，只要孩子选择了，我就一定会用自己的关系让她进来。”家长李女士：“我闺女都在这学校毕业，当时为了上这个学校也是通过XX区教委上的这个学校。这学校是挺好的学校。”研究人员：“你们学校择校费是多少?”江老师：“自费班15000元五年，择校生1000元一年，要是有关系单位来还不收钱。因为学校社会关系很多，收费也不多，我们主要依托自费班。”研究人员：“你们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哪些?”江老师：“哪儿都有，主要是关系单位的领导，还有老师亲戚等。”研究人员：“关系单位主要是哪些?”江老师：“政府、办事处、派出所、武警等。”:
家长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影响着孩子学校的选择，甚至学校内的分班、相关教师的关照以及各种机会的获取等。正如边燕杰在《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中所证明的在华人社会起作用的不是弱关系，而是强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基于出生而获得的先赋角色以及由此构成的先赋性关系。还有一种基于求学、当兵、就业而获得的获致角色及由此结成的获致性关系。前者如教师亲戚的孩子都可以进，直系亲属可不用钱，旁系亲属要花钱；后者如共建单位等。这些关系网络左右着学校和家庭交往的模式。与欧美不同，我们的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正式交往似乎先天发育不足，而家长与学校、教师间的非正式沟通却大量存在，发展和构建亲密的非正式关系似乎成了我国家长的偏好。
家庭和学校大量非正式交往的存在其实是整个大的社会背景在学校中的反映与折射，是社会规则在学校中的延伸。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西方社会所遵循的是团体格局的逻辑，而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着差序格局的关系社会。人情、关系和面子是衍生自传统文化的一套社会机制。城市化和工业化虽然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形态，但人情和面子的社会机制却并未因此而消失，它不仅具有规范的作用，能约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且经常被人们用作为一种工具，来争取个人想要获取的某种社会资源。
美国经济学和社会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书提出，集体利益包括相容性(inclusive)和排他性(exclusive)两种:相容性利益是指利益主体在追求这种利益时是相互包容的，即所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若干年后，他在《国家的兴衰》(1982)一书中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共容利益”(encompassinginterests)的基本概念。拥有共容利益主体，其自身利益与社会的繁荣密切相关，因而有强烈的激励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理性地追其自身利益的个人或某个拥有相当凝聚力和纪律的组织，如果能够获得稳定社会总产出中相当大的部分，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损失，则他们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了共荣利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是规避风险，彰显共荣利益的平台。广义的合作可以用来指称人类群体活动的三种形态，即“互助”、“协作”和“合作”。狭义的合作则是合作的高级形态，它包含着工具理性的内容而又实现了对工具理性的超越，可以看作是人类较为高级的实践理性的现实表现［5］。在公共安全教育的实施中，政府、社会、家庭、高校通过互动合作，从共荣利益角度去整合资源，而不是单一的追求自身利益，在利益的诉求上更多倾向于合作共荣，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模式，从而更从容的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缺乏信任、互动与回应机制: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困境
家庭教育是人类最原始、基础的源头教育。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往往对安全的第一意识便是来自孩童时期的家庭教育。随着现代性本身的发展和全球化趋势导致的风险无限扩大化，风险社会作为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另一种力量开始崛起，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开始由物质财富分配向风险分配重组。而高校在公共安全教育的实施中往往关注的是他们自身的狭隘利益，忽视了家庭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一方面，由于地域、时间、文化层次、工作关系和自身的参与意识等影响和制约，家庭无法也不愿参与高校的管理和教育;另一方面，高校教育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作为高校的管理者和教育者也不愿意家庭广泛的参与，因此家庭和高校之间的互动将无从产生。尤其在公共安全教育的内容和路径上，高校多从维护学校的稳定出发，而忽视了学生本身，或者家庭的因素，那么形成的结果就是输入与输出信息的极不对称性，故而，公共教育的实施主体便失去了约束性和自觉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无法兼顾到对家庭因素的考量。人的自利性造成了“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6］因而由人组成的组织或利益集团在常态下更关注自身的利益。政府作为“政治人”，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源。但在现实中，政府往往又无法绕开自己的利益，无法避开“经济人”理性的支配，常会选择在更短的时间内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日常中，政府的公安、司法、卫生、文化、工商、质检、宣传、新闻出版等有关部门并没有与高校形成紧密衔接和良性互动。据调查，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的公共安全教育仍由校内某一职能部门承担，这就造成了公共安全教育师资、资源的紧缺，教育成效不明显，尤其是风险社会所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使大学生在风险面前无所适从，不知如何应对，风险意识淡薄，这也是高校突发性事件频发的诱因之一。公共安全教育制度缺乏全员参与，缺乏互动平台，安全教育常常成为事后的补救，缺乏前瞻性。一定程度上说，是信任、互动、回应机制的缺乏和预警机制的不健全。
走向风险共担的合作模式:高校公共安全教育的有效路径
公共安全教育是一项合作的事业，在风险面前，各利益主体是积极索取自己的狭隘利益，还是积极互动、资源共享、互惠信任、平等合作。很显然，应对风险的公共安全教育绝不是高校自身的义务，而是政府、社会、家庭共担的责任，那么只有各利益主体的广泛参与，平等合作，建立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合作新模式，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才能得到合理解决，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与回报才会相匹配，才能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快乐成才塑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切实提高公共安全教育的有效性。
1培育风险文化，构建风险共担机制
高校在实施公共安全教育时，要放眼世界，洞察国际风云变幻时局，结合青年大学生的自身特点和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提高他们对风险的认识、应对和化解能力，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为了保障这个机制的良性运转，需要政府、高校、家庭形成良好的诚信、授信和互动，在互动中促进利益的共荣。同时强化风险的共担，使每一个主体在风险面前，都出自整体的利益，而不是自身或某个集团的狭隘利益。
2疏通家长参与渠道，构建家校合作模式
在家校合作模式中，马忠虎对家校合作活动的分类及家长在不同活动中的角色提出构建“以家为本”和“以校为本”的合作模式，崔鸣国则提出以“家校互动”为合作模式。无论是“以家为本”、“以校为本”，还是“家校互动”，最首要是要疏通家长的参与渠道，参与渠道不畅通，合作就得不到落实。高校可通过网络为沟通载体，互联网的产生和广泛运用为家校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平台，高校在公共安全教育实施中，可通过微博、网络电视、QQ群、飞信等多种方式沟通交流，讯息的快捷性和私密性使教育效果更为明显。除了运用现代的多媒体技术之外，还可沿用传统的书信形式，满足不同的家庭需求。总之，高校和家庭只要通过采取多种途径产生互动和回应，那么建构起家校合作模式，就会促进公共安全教育的实施，并取得明显的成效。
3增强利益共生共荣，构建府校合作模式
近年来，地方政府越来越热衷于开展与高校之间的合作，通过与高校建立的合作，一方面依托高校培养急需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通过高校的知识化带动地方政府的产业化，不断拓展产学研一体化，加快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高校和地方政府拥有两种不同资源，这两种资源具有相当的互补性，通过资源的整合，既可以帮助高校走出目前的发展困境，又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地方政府通过与高校在公共安全教育领域开展的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有利于安全教育机制的建立、安全教育知识的更新和教育教学方法的创新，能紧跟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形势，安全教育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教育效果更为显著［9］。密尔认为，一个好政府的首要问题不在于它管多少具体的事情，而应该把提倡公民的公共精神看成是其最重要的任务，而且在公共精神的教育与提升方面，公共权力机关应起着表率的作用［10］。故而，政府在与高校合作时，必须以利益的共荣为原则，通过资源整合、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共同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公共安全教育和公共精神的培养推动合作模式的健康发展，更大范围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的形成。
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和心理问题的产生都可以从家庭教育，尤其是家庭的教育方式和家庭人际关系中找到某些直接和间接的原因。因此，学校心理素质教育与家庭心理素质教育的相互配合，发挥学校、家庭对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合力，是使心理素质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
从现有研究看，对学校心理素质教育的研究比较多，研究者们也找出了学校心理素质教育和培养的有效途径，如专题心理素质训练、学科教学渗透、学校心理辅导与咨询等。随着学校心理素质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重视家庭教育对学生良好心理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助推作用。
一、心理素质教育家校合作的意义
(一)心理素质教育家校合作可以优化教育资源，全面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
家校合作中，家庭全方位支持学校教育工作，学校尽全力帮助家长解决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而使家庭和学校在教育过程中密切合作，互相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优化了家校教育资源。
学校和家庭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教育环境，父母的教育方式和家庭环境对孩子的认知、个性、社会化、心理健康等因素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家庭教育中存在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如家长缺乏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对教育缺乏正确认识、教育方法粗暴等。
孩子从六七岁开始，学校成为了他们的主要学习、生活场所，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教师和同伴成了影响他们发展的重要因素。学校教育具有系统化、专业化的优势，但也存在对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不利因素，如大班教学，教师缺乏对每个学生心理的全面认识。
家校合作可以充分利用两者的资源，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把握好学生发展的关键期，推进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发展。
(二)心理素质教育家校合作可以提高家长素质，形成良好的家庭心理氛围
家校合作教育不只是使学生受益，同时也给家长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使家长更新教育观念，提高教育管理能力，从而更多地从孩子的身心健康的角度来看待孩子的发展。也就是说，家校合作也会提高家长的心理素质水平，改善亲子关系，形成良好的家庭心理氛围。
(三)心理素质教育家校合作可以促进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
我们的研究发现，学生心理素质与学业成绩是紧密联系的。在对小学生心理素质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学业成绩高分组学生主要分布在心理素质较好的水平层次，学业成绩中等组的主要分布在心理素质中等水平层次上，而学业成绩低分组的主要分布在心理素质不好的水平层次。对中学生心理素质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学业不良学生在智力、创造力、抱负、独立性、坚持性、求知欲、自制性、自尊心、责任感等因素上与学业优秀学生有极显著的差异：学业优秀生在各项心理素质上的平均分明显优于学业不良学生。这说明，学业优秀学生的心理素质整体优于学业不良学生。可见，心理素质的提高能够促进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
具体说来，如果父母经常参与家校合作活动，并且在教师的帮助下在家庭中帮助孩子学习，那么孩子往往会从两个方面受益：第一，可以提高孩子一些科目的学习成绩；第二，如果父母与学校合作得比较好，他们的孩子会更加重视家庭作业和学业成绩。这种积极的态度是取得学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心理素质教育家校合作的现状及问题
在对学生的教育过程中，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心理素质教育的现状看，目前在对学生进行心理素质培养时，我国更多地注重学校的训练与教育，而对作为学生重要生活场所和心理环境的家庭却比较忽视，更没有把学校心理素质教育的主导作用与家庭心理素质教育的助推作用有机结合，更好地探索学校与家庭教育的合作机制。
(一)家庭与学校教育指导思想存在显著差异
由于我国素质教育不断深入发展和中小学教师的教育实践的加强，大多数教师能充分认识到培养孩子素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多数家长教育能力不强，教育方式不科学，仅以孩子考高分为目的，以高分作为考好学校、找好工作的资本，不懂得培养孩子的全面素质。
(二)教师与家长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和互相配合
教师与家长虽对孩子的教育都很重视，但是家长对教师的工作态度、工作方法、道德水平、业务水平均持不信任态度。教师对家长的认同情况要略好一些，但也不容乐观。而且，教师与家长均缺乏一种一贯的、积极的、主动的合作愿望，双方各自长期“孤军奋战”，不能有效挖掘合作教育的资源，只有在孩子“犯错误”时，这种合作愿望才相对强烈。
(三)家校合作的具体操作逐步规范，但实效性低
由于学校教育改革在不断地深化，许多学校逐步重视家校合作资源的开发，如举办家长例会、实行家长接待日制度、教师家访、建立家长委员会等。家长会、家长学校已逐步成为教师与家长联系的重要方式。但是这些组织在执行、督促、检查上还存在疏漏，如联系方式不当、联系频率不高、联系面狭窄、联系内容偏、联系制度和组织名不副实等，同时活动周期长。
(四)教师、家长交流的内容偏颇，且缺乏协调、统一
教师、家长交流的内容集中在孩子学习方面，这反映了教师、家长对孩子学业成绩的高度重视。但是，有些家长和教师对孩子学习成绩的重视却陷入狭窄，即只重视分数；有的则只注重孩子是不是守纪；至于身体方面、审美方面、劳动方面的交流内容却非常少。交流内容的偏颇，易造成孩子畸形发展，并使教育实效性降低。
三、心理素质教育家校合作的方式
(一)开设心理素质教育家长培训班
家长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等家庭因素对学生的心理素质有重要的影响。举办心理素质教育的家长培训班，可以帮助家长提高素质，增强家教能力。有经验的学校将心理素质教育家长培训班的学习内容规定为：学习心理素质教育的基本知识，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常用的教育方法；提高自身素质，“以身立教”；改变教育方式，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重视熏陶教育等。具体的方式可以采用发放家教指导手册、组织各种亲子活动、时常和家长进行电话交流、定期开展家教讲座等。通过交流、指导等方法，使家长增长家教知识，主动配合学校工作，同时利用反馈机制，学校可以帮助家长发挥家庭个别教育的优势，提高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效果。
(二)加强家校联系
家校合作是家庭与学校共同发挥教育作用的好形式。为此，学校必须和家庭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加强家校互访。教师应加大家访频率，了解学生的家庭教育情况和学生在家的思想状况、生活情况。定期开家长会，及时对家长进行一些必要的心理健康辅导，使学校和家庭在教育上取得一致；邀请家长到学校了解情况，共同商榷教育方法；设立热线电话，耐心解答家长咨询的问题。
座谈、交流。以家长会、家长—教师讨论会等形式开展家长和教师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共同探讨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措施，总结家教经验，树立家教典型。
建立家长开放日制度，让家长参与心理素质训练课。通过这种活动，教师、学生、家长可以在平等的氛围中交流心得体会，感受心路历程。家长开放日制度还可以使家长更多地了解学校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以及学生在学校中的表现，增强家长对学校的信任，拉近家长和教师、家长和子女的心理距离。
此外，还应定期向家长汇报学校、学生情况(如发放材料、通电话、通信、设立网络论坛等)，评价激励家长(如评优秀家长、优秀家庭，为其他家长树立榜样等活动)等。
(三)聘请家长辅导员
为了有效利用家庭教育资源，学校可以聘请一部分家长作为学生的辅导员，负责组织学生在社区的活动。家长辅导员们一般是邀请有文化、有耐心、再就业的家长担任。学生们在社区的活动，包括少先队体验活动和体育运动等，一般应由学生自己设计，制定出方案后，再由家长辅导员提出意见。通过这些活动，使家长和孩子的关系更为紧密，同时增强孩子的组织能力、合作意识和自信心。
(四)成立家长委员会
北爱尔兰大学教授摩根等人曾把家长参与学校活动的形式分为低层次的参与、高层次的参与和正式的、组织上的参与。低层次的参与是，信息传递(双向沟通)和参与子女学习；高层次的参与是，应邀参加学校活动和培养对学校的兴趣；正式的、组织上的参与是，协助学校运作和参与学校决策。家长委员会就起协助学校运作和参与学校决策的作用。可见，家长委员会是家校合作的最高组织形式。家长委员会的成立可以是家长们自发组织的，但主要应有学校发起和组织。一般来说，家长委员会可以有十多位家长代表组成。为了加强家长委员会和学校的联系，家长委员会中还应有3名学校管理人员或教师参加。家长委员会对学校心理素质教育实施监督，并经常性地提出建议，督促学校提高管理能力、开展丰富的教育活动，并参与学校心理素质教育方面的重要决策等。
参考文献：
(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 重庆 400000)
摘要：家校合作是新时代的发展呼吁下的一种全新的关系理念,探索家校合作对当今教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主要从家校合作的概念、家校合作的理论基础、家校合作的角色定位、家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家校合作的反思这几个方面介绍了家校合作的进展及其取得的成就。
关键词：家校合作;现状调查;文献综述;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5-0002-02
苏霍姆林斯基说：“施行学校--家庭教育不仅可以很好的培养年轻一代，而且还可以使家庭和父母的道德面貌完美。没有对子女的教育，没有对学校生活的积极参与，没有成人与孩子之间经常的精神上的接触和相互充实，就不可能有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家庭本身，不可能有学校这个最重要的教育教学机关，也不可能有社会在精神上的进步。”[1]因此探索家校合作以成为当今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参考了1999年至2051年校园CNKI中的30篇期刊论文及万方数据中的20篇学位论文，并对其进行了整理。
1.家校合作的概念
“家校合作”目前未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英语中表达“家校合作”的最常见的是"home-school cooperation"。对此，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家校合作进行了解释。
徐锦俊从家校合作推进学习型家庭的意义上指出，“家校合作指学校与家庭在认识一致、目标认同、情感融洽、信息沟通的基础上，双向互动地共同促进学习型家庭的生成和发展。”[2]刘衍玲，臧源，张大均，在其论文《家校合作研究述评》中指出“家校合作是指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家庭和学校两种力量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互相协调的教育互动活动。”[3]周丹认为“家校合作”既是一种关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两者关系的理念，也是一种处理两者关系的行为模式。他指出：“家校合作”是指家庭与学校以沟通为基础，相互配合，合力育人，使孩子受到来自两方面系统一致、各显特色、相辅相成的教育影响力，形成多种终身受益的必要素质，更好地实现社会化。[4]岳瑛在谈教师与家长的合作时指出：教师与家长的合作指教师与家长通过交往实现的教育原则，教育要求，教育过程，教育手段等方面的一致互补。[5]杨俊认为"家校合作"即家庭与学校已沟通为基础，相互配合，合力育人的一种教育形式。[6]我国家校合作研究的专家马忠虎认为，“家校合作”是指对学生最具影响的两个机构--家庭和学校之间形成合力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校在教育学生时能更多地得到来自家庭方面地支持，而家长在教育子女时也能得到来自学校方面的指导。[7]这一概念把家校合作所涉及的范围界定在学校和家庭两个领域。
家校合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综合以上几位教育专家，学者教育实践工作者，从他们对家校合作概念的理解中，我们对家校合作的内涵应把握以下几点：（1）家校合作是一种双向活动,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配合。家长要对学校教育给予支持，学校要对家庭教育做出指导，其中学校应起主导作用。（2）家校合作活动围绕的中心应该是学生，学生是家校合作活动的最终目的。（3）家校合作是社会参与学校教育地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
2.家校合作的理论基础
国内关于国内家校合作的理论研究，有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其中苗建玲在其论文《小学家校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应对策略》中对各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总结：[9]
对家校合作的认识。
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在儿童教育方面家校之间要保持一致进行合作，强调共同发挥家校“合力”的重要性。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功能互补。
许多教育人士从家庭、学校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出发，从理论上探讨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如何配合，以达到两者的功能互补，实现教育最优化的目标。
在德育方面强调家庭的作用。
有的学者从家庭环境的特殊性和家庭环境的不同类型角度，阐述家庭对学校德育的环境作用。有的研究者从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和角色理论两个方面分析了家庭与学校在德育方面存在的对立与冲突。
3.家校合作中各参与人员的角色定位
家校合作中家长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担任着不同的角色。家长在家校合作活动中因个人的兴趣、爱好、特长，需要的不同，在不同的实践，不同的地点，充任的角色就有所不同。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也是这样。他们只有意识到自己所担任的不同角色，才能更好地去履行相应的角色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国家校合作的专家马忠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11]
3.1 家校合作中学校管理人员的角色。学校管理人员在家校合作中具有四种角色.首先,他们是鼓舞士气的"宣传员"和组织者。他要通过对家校合作的大力宣传、指导，使教职员对家校合作充满信心和热情，使学校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对家长参与的欢迎，营造出学校与家庭合作，通力共育人才的新气象。
其次，他是家校合作活动的策划人和支持者。要实现学校的教育和培养目标，校长必须明确家、校、社区合作的重要性，并努力建设这样一个合作关系。
再次，学校管理人员的第三个角色就是他自身，“学校管理者”。他必须在家长与管理人员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他除了影响学校的整体气氛和精神外，还要使学校保持"门户"开放政策，为家长提供相应的学校教育资源，组织家长教育活动等。
最后，学校管理人员是活动的协调人。缺乏对家校合作活动的有效协调与管理，家校合作就无法实现连续性。
3.2 教师在家校合作活动中的角色。教师是家校合作过程中的主要人物，是家校合作活动的具体策划人，组织者和参与者。他在家校合作过程中担任的角色除教师本身外，还包括活动的推行人、指导者、咨询者、活动资源开发人、家长的朋友、交流的对象等。
在家校合作过程中，许多教师除以上角色外，还与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家长”。教师也会为人父母，也是一代儿童的抚育者。当他们从家长的角色再回到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的角色时，他们就能很好的理解家长的想法和需要。
4.家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在家校合作的问题上，许多家长，学校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仍存在很多问题。下面就从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对家校合作的认识问题和在实践中的偏差两方面进行论述这一问题。
4.1 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对家校合作的认识问题
马忠虎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包括以下两点：[12]
1．从家长方面看，大部分家长缺乏参与学校教育的意识，没有意识到参与是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部分家长认为孩子进了学校，孩子的一切都应该学校负责，因而将教育孩子的责任一股脑的全推给学校，认为孩子的学习和思想归老师管，自己只提供钱，供穿，从思想上放松了孩子的教育。在这种思想下，如果不是学校“请”，他们是不会主动与学校联系的。
2．从学校方面看，有些教师在教育学生时忽视了家长的教育。
许多教师往往认为家长不懂教育，他们不能也无法参与孩子的教育，请他们来反而给学校带来麻烦和干扰。因此，学校单方面教学生，使家长不能全方面了解孩子的情况，无法进行针对性教育；老师说教流于一般化，变成空洞的说教，泛泛而起不到相应作用。
(二)任学兵指出家校合作的问题出在政策上支持的力度不够[14]
至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制订家长参与教育的政策或法律，明确家长参与教育的合法权益，使家长在监督、参加学校的教育管理，教育教学活动时有法可依，合法的行使自己的权力。同时，强化家长对教育事业的参与，加强家长自我教育和教育孩子的责任。
(三)合作欠深度
关于这一问题任学兵在家校合作与素质教育一文中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目前常用的合作方式是开家长会，让家长签字，家访和个别交流等。这些活动以了解通报情况为主，至于如何解决存在的问题，使各自的事情，缺少有计划，有深度的共育层面上的合作，更缺少对合作活动的检查，监督等措施。[15]
五、对已有研究的反思
家校合作前人已经从概念，各参与者的角色定位，理论基础，家校合作活动分类，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但是我国在家校合作研究领域中还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研究水平较低,家校合作的研究比较分散、不成体系，理论研究与教育教学实践相脱离的现象还比较严重。
本研究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为理论基础，借鉴国内外已有的家校合作相关理论和经验，通过研究我国农村小学家校合作的现状，并对学校的教师和家长进行问卷调查，探寻和发现我国农村小学家校合作的现状和家校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根据当前不断深化的基础教育改革的要求，提出一系列具有实践价值的解决问题的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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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建设的核心主题之一。从本世纪初到现在的十多年来，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努力，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这个过程中高职学报发挥的作用却微乎其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高职院校对自身定位进行反思的过程中，高职学报没有同步，仍然停留在学科体制下的办刊套路中。“随着校企互动的频繁与深入……真正意义上的院校与企业的紧密合作伙伴关系即将建立”＼[1＼]，国内高职院校将向着国外职业院校“通过研发、创新带动企业生产”的方向前进。在这个过程中，高职学报已经感受到了自身的生存和价值危机＼[2＼]。因此，近年来已经有人开始探索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以期寻求在当前阶段高职学报的出路，本文拟对这些研究做一综述，并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研究的基本概况
校企合作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成为国内职业教育发展研究的热点了，并且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如火如荼，高职学报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讨论中应该说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诸多高职学报在上世纪90年代就设立了相应的栏目，甚至有些学报的这一栏目在各种学报评比中还获得“优秀栏目”或者“特色栏目”的荣誉。但高职学报自身直到2008年才进入校企合作的研究视野。2008年10月，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付昌辉在《编辑学报》发表了《校企合作多元主体下高职学报的功能》，紧随其后，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顾健在《科技与出版》发表了《高职院校学报也应面向企业》。同年，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竺小恩的《高职学报服务地方经济的3项举措》中也有涉及学报和企业间关系的论述。至此，高职学报自身开始放下矜持步入了校企合作的大讨论中。2009年和2010年顾健又先后在《科技与出版》刊发了两篇相关论文，即《论高职院校学报企业审稿专家队伍的建设》和《高职学报服务社会的方法与途径》。2011年，上海电机学院学报吴学军在《编辑学报》发表了《让学报走进企业 为科技创新服务――〈上海电机学院学报〉的办刊实践》，不仅谈到了学报走进企业的做法，还列举实例展示了取得的成效，这虽然是一家普通本科学报，但对高职学报校企合作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2012年，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王丽婷在《编辑学报》发表了《充分挖掘企业资源 提升高职院校学报影响力》。2013年，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李艳发表《服务行业企业是高职学报的必然选择》，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韩翠丽发表《提高高职学报企业作者论文写作规范化的探讨》，同年，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陈新文在他的《高职教育改革与高职院校学报转型》中深入探讨了高职学报与校企合作之间的关系。2014年，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袁能先在《编辑学报》发表《高职院校学报与企业合作发展的实践――以〈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为例》，高职学报也终于展示了自身的实践经验，同年，韩翠丽发表了《高职学报企业作者群的开发和培育》，王丽婷发表了《高职学报编辑对企业专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开发》。
以上是近些年来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研究的绝大部分成果。可以看出，从呼唤高职学报面向企业到具体实践经验的展示，高职学报同仁在校企合作的大潮中是勇于探索和敢于实践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可喜的。但从另一方面看，每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只能以个位计，说明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发挥确实有限。
二、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
1. 理论探索
理论探索是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并且也是在校企合作讨论热潮中一以贯之发挥的作用。以“校企合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精确搜索，有3万余篇论文，模糊搜索的话会有4万余篇，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高职学报上发表的，高职学报在促进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功不可没。但随着校企合作的进一步深化，高职学报的理论探索功能应进一步加强，对此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陈新文教授在他的《高职教育与高职院校学报转型》中予以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随着校企合作互动的频繁与深入，高职院校‘贴牌式’校企合作模式行将结束，真正意义上的院校与企业的紧密型合作伙伴关系即将建立”＼[1＼]。而高职院校学报在这个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服务好行业企业，他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一是加强校企合作理论研究成果的整理与宣传，推动校企合作理论的丰富与完善”;“二是加强校企合作实践模式的创新研究，推动校企合作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三是加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推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1＼]。陈新文教授对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理论探索方面的认识无疑是非常深刻的。理论探索也是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最能够发挥其所长的本职工作，因此发挥好理论探索的功能，引领校企合作发展的方向，因为高职学报重要的发展之道。
2. 技术研究
技术研究是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作用研究的重点。几乎所有的相关论文都提及技术研究的重要性。袁能先甚至进一步认为高职学报的发展方向应更多地侧重于“专业技术领域的理论探讨、工程实践以及应用性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等方面，这样才能更好达到为本校师生教育科研和行业企业的广大技术人员服务的目的＼[3＼]。为此各高职学报想尽办法，不遗余力，其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是积极组稿，发掘企业专家、技术人员作者队伍。这方面，顾健、竺小恩、王丽婷、李艳等人的文章都分别有所论及有的甚至将企业专家聘为特约撰稿人。韩翠丽还专门撰文讨论《高职学报企业作者群的开发和培养》的问题。袁能先所在的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更是紧紧“依靠德阳市科协、德阳3大央属企业科协、中国二重的《大型铸锻件》《中国重型机械》、东汽的《东方汽轮机》、东电的《东方电机》编辑部”，与他们“达成了互通互换稿件协议”＼[3＼]。其次是聘请企业专家作为审稿人。这方面大家也都有谈到，顾健在《论高职院校学报企业审稿专家队伍的建设》、王丽婷在《高职学报编辑对企业专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开发》中有更为详尽的论述。但企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毕竟不用于高职院校的教师，虽然他们“身处生产与管理的第一线，掌握着最新和最实用的技术成果和管理成果”＼[4＼]，可他们中的大部分在论文写作上还是新手，因此韩翠丽专门为此撰文《提高高职学报企业作者论文写作规范化的探讨》以寻求有效解决途径。总的来说，高职学报要将技术应用研究发展壮大必须加强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互动、文化互动、人才互动”＼[5＼]。
3. 宣传窗口
企业技术应用文章的刊发本身具有一定的宣传、展示作用，是高职学报作为媒介的一项辅助功能。但这项功能在高职学报编辑的努力下获得了进一步的挖掘。付昌辉在《校企合作多元主体条件下高职学报的功能》一文中提出“编辑应当发挥并利用高职学报的媒介功能，积极、真实、具体地介绍企业，宣传企业。可以利用封二、封三和封底，以图文结合的形式报道合作企业的有关信息。内容可以是企业及其机构（部门）介绍、科研成果和产品展示，以及校企活动等;内文空白处可以用来刊登企业的科研动态信息、成果应用的追踪报道和企业科研人员优秀成果展示等”＼[6＼]。顾健甚至在他的《高职院校学报也应面向企业》中提到“以专栏的形式来反映企业家的声音，及时反映和展示新技术、新设备”。此外还有编辑提及企业及企业文化、企业优秀人才、校企合作成果、校企合作优秀教师等方面的宣传。这些都是高职学报能够通过努力做到的，但限于学报较低的发行量以及读者的小众，可能产生的影响力不会很大，这是目前不得不正视的实际情况。
4. 服务平台
李艳在她的《服务行业企业是高职学报的必然选择》中提出“高职学报服务行业企业是学院的办学定位所致”，“那种不顾自己的实际状况、一味模仿普通或重点高校办刊模式的做法”，“实是愚蠢之举”，她提出高职学报要为“高职学院发展和行业企业搭建交流平台”。顾健、王丽婷等人也有类似观点。综合来看，这个平台涵盖的内容较为广泛，涵盖了上述理论探索、应用研究、宣传窗口中的大部分功用，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如袁能先提出“扩大学报在企业中的交流发行”，韩翠丽提出要将“企业普遍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刊登出来”等等。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校企联合办刊”。顾健在《论高职院校学报企业审稿专家队伍的建设》和《高职学报服务社会的方法和途径》两篇文章中分别提到要“聘请企业审稿专家担任校企互动栏目的主持人或指导专家”、“联合开辟栏目”，但这两篇文章提到的合作办刊是仍是局部的，小范围的。随着高职学报的发展，可能会有更加深入的合作办刊形式出现。
三、结语
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发展的大方向，同国外职业院校通过研发、创新带动企业生产的方式相比，目前国内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方式技术含量明显偏低，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在今后必将朝着“真正意义上的院校与企业的紧密合作伙伴关系”方向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对高职学报来说应该是个发展的好机遇。但是目前高职学报存在几个方面的制约瓶颈，严重影响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作用的发挥。首先是高职学报内容上的大而全问题，当前大部分高职学报都是综合性期刊，栏目众多，做好做精的却很少。这种格局对高职学报的影响力和发行量都是致命的，高职学报必须在进行深度校企合作之前解决好这个问题，否则校企合作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其次，目前高职学报的期刊评价机制仍是沿用普通高校甚至重点高校学报的评价机制，唯影响因子独尊，这种导向异常不利于高职学报在校企合作中作用的发挥。从2012年始开始的学术期刊改制大讨论，虽然在学报界影响广泛，但是并未在高职学报中形成独有的发展与改革观点，高职学报在这场讨论中实质上是“失语”的。高职学报应该借助即将到来的又一次学术期刊改革，提出并形成自身特有的发展思路，否则高职学报最终会在期刊改革和校企合作的大潮中被淘汰。
[参考文献]
＼[1＼] 陈新文.高职教育改革与高职院校学报转型＼[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3）：73-76.
＼[2＼] 李垣璋，石青青.“后改制时代”下高职学报的生存危机和价值危机＼[J＼].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70-73.
＼[3＼] 袁能先.高职院校学报与企业合作发展的实践――以《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为例＼[J＼].编辑学报，2014（01）：69-70.
＼[4＼] 韩翠丽.提高高职学报企业作者论文写作规范化的探讨＼[J＼].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4）：94-96.
＼[5＼] 顾健.高职院校学报也应面向企业＼[J＼].科技与出版，2008（11）：33-35.
＼[6＼] 付昌辉.校企合作多元主体下高职学报的功能＼[J＼].编辑学报，2008（5）：418-419.
Function of Journal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LI Yuan-zhang1， SHI Qing-qing1， ZHENG Yan-yan 2
（1.Section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Hubei Industrial Polytechnic;2.Section of School and Enterprise Cooperation， Shiyan 442000，China）
学校诞生后，学校和家庭之间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教育关系问题，也备受世人关注。可是几千年过去了，世人每每论及教育中两者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笼统，忽视了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分析。实际上，学校与家庭都随着时代而变迁，他们在教育教学中的关系、地位、影响也都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那么，当今社会学校和家庭之间就教育问题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家校合作”，即家庭、学校在沟通的基础上，互相配合，使学生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系统一致、各具特色、相辅相成的教育影响力，家校合作既是一种关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两者关系的理念，也是一种处理两者关系的行为模式。这种观念，在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得到稳定发展。也正因为起步较晚,才致使我国的家校合作处于发展时期,不同的教育学者对“家校合作”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理论和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作为高中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遇到的问题做思考如下：
一、理论思考
(一)学校公共关系理论
学校公共关系，即学校为了实现其教育目标与公众发生的关系。其中学校是主体，教职工和学生是相关公众,教育主体——学校及家庭、社区的相关组织等。学校公共关系工作就是学校利用各种途径进行宣传,提升学校形象,使之得到公众理解、信任继而合作所进行的学校管理职能活动。在学校公共关系中家长的地位尤为突出，在二十一世纪这样的知识经济时代,每个组织都必须不断与外界进行交流，学校更是必须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正因为这样,为学校的发展赢得一个有利的外界环境,是作为学校管理急需思考的问题。其中最为有效的方式,是大力开展公共宣传,争取大众尤其是家长的支持与合作,这样才能为学校赢得好的口碑。作为高中语文教师，也应该与学校同步做好公共宣传。
（二）动机期望理论
家校合作中又一理论基础——“动机期望”理论指出：个人的成功经历会引发自我价值感增强。对家校合作的研究中，是否能增强家长自我价值感，跟他们是否能够认识到自身对子女教育的价值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理论指出,动机是期望、手段和期望、回报的必然产物。强调人的任何行为都会受到内因和外因的影响。内因是指人自身具有的技能、文化素养等；外因是指机会、外界环境的信赖,外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的行为。家校合作的研究中,外因就是环境、教师的期望。其中环境期望就是社会、学校、家庭对教育的期望,期望是否能够实现,关键要看家长与教师、学校合作和交流情况。作为高中语文教师，一定要做到与时俱进，跟上教育发展的潮流。
(三)责任分散理论
责任分散理论指出，孩子的母亲和教师给予孩子的教育最多，所以肩负的教育责任也最大。母亲教养的责任是全面的，也是在—个私人空间中进行的。教师责任相对比较单一,主要是传授知识,把儿童带进更广阔的世界。虽然，母亲和老师都是为了教育孩子,但是他们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合作者。学校通常觉得，家长参与学校活动干涉学校的正常秩序。正因为这样,学校和家庭的合作和交流没有真正意义。也正因为如此，真正意义上的家校合作非常重要。
以上三方面理论思考告诉我们，家校合作尤为重要。为了使校合作具有实效，笔者结合我们家校合作的实践经验，提出一些策略。
二、实践思考
（一）教师转变观念
受传统的教育观念的影响，许多家校合作实践中，家长与教师处于不平等的教育地位，教师是合作教育中的组织者、管理者，家长仅仅是接受者，家庭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陪衬，没有机会发挥其主动性。
21世纪的家校合作是为孩子健康成长共同服务的，遵从“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的教育教学理念，这也是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具有并确切贯彻执行的思想。新型的家校合作是双向的和伙伴形式的。因为家庭、学校之间是伙伴关系，校方就应该尊重家长，营造平等的合作氛围。教职工要有家校合作中的平等意识，把这种认识在日常的家校合作工作中真正实现，以积极主动地接纳合作伙伴——家长，真诚地让家长参与到学校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中来。
（二）家长转变观念
现在的家校合作现状告诉我们，家校合作的观念陈旧落后。尤其是家长，绝大多数家长缺乏或者没有参与学校教育的思想观念，不认为参与学校教育自己既有权利，又有义务。通常家长觉得教育孩子是学校、老师的事情，孩子的学习、思想也都是老师的事情，他们管好孩子的吃、穿、住就行了。也有的认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是不管，是自己管不了，干脆不管。具有这种思想观念的家庭不积极参与对孩子的教育，甚至他们把家长参与孩子的教育理解为学校推卸责任，是学校无能。有的家长只盼子成“龙”，望女成“凤”，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在孩子学习方面能配合学校，也督促孩子做功课，但德育方面则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家长应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积极应参与家校合作，和学校同学校共同担负起育人重任，共同肩负起学校发展的重任。积极与学校配合，发挥自身教育优势；主动学习文化知识和新的教育理念，提高家教能力。在家校合作中应尊师重教，维护教师在孩子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给学校最大限度的支持，为学生的成长献计献策。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家校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