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治理是指多元利益主体对环境污染这一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以达到有效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维护人们享有清洁环境的公共利益。学术界普遍认为利益相关者概念最初是由斯坦福研究院于1963年提出的，并将其定义为“组织没有这些群体的支撑将无法存在”，包括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债权人和社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定义，其中Freeman（1984）的定义最具影响力。Freeman将其界定为“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这个定义被应用于许多研究中。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尤其是牵涉到一系列利益，利益相关者管理开始流行于环境治理领域。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能够提出一套分析框架，分析者可以据此勾画出城市环境治理多元利益主体的行为关系，通过理性地处理这些关系，达成“共赢”的合作方案和环境“善治”的目标。随着社会-政治学理论（如治理理论）在某些关键主题上的概念化，如自反性现代化、协商民主、彻底的多元主义和生态民主等，该理论逐渐融入到传统管理理论中，以提供一个更好治理环境风险的分析框架（Benn等，2009）。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的发展是遵循着个体-关系-网络的逻辑线索，体现了研究者对于利益相关者管理行为的理解和认识是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林曦，2010）。这也反映了相对于个体视角和关系视角的研究，网络视角更加符合实际的利益相关者管理情境。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排斥个体和关系视角的研究，因为个体和关系是构成整个网络的基本单元，而应将其作为网络视角的基石。因此，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也应围绕着网络视角展开，并且个别学者已在该领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二、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形态模型再思考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前提条件是清楚的，即一个好的运行环境是有利的，而一个坏的运行环境则是有害的。但是，针对组织问题和目标，人们喜欢聚焦于利益相关者及其关系的影响，而尽量简化利益相关者所处的混乱和复杂的背景环境。许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地讨论，并且Vidgen等（1996）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一个人类或非人类组织单元的政策，或者受到一个人类或非人类组织单元的政策影响的所有人类或非人类组织单元。虽然此定义可能有失公允，但是其目的是想引起人们对利益相关者所处环境因素的重视。尽管Rowley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切入了对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的研究，重点关注了网络密度和中心性，实现了对于二元关系视角的超越（Rowley，1997）。但是，他过分关注网络的整体属性而忽视了利益相关者分析所坚持的主体属性分析，使得网络中节点间互动关系中的结构和行为要素无法进入分析范围。林曦以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融合关系行为和网络结构维度，得出了一些整体结构分析无法得出的结论和启发（林曦，2013），但是她并无法清晰阐释利益相关者互动行为的发生机理及其过程。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形态模型缺乏对利益相关者主体行为的影响、承受和表现载体的考察，即利益相关者行为运行环境。基于此，本文试图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重新构建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形态模型，弥补传统社会网络模型的缺陷，拓宽对于利益相关者及其行为分析过程的理解。ANT有利于帮助匹配影响组织成功的利益相关者（人类主体）和其运行环境（非人类主体），其贡献在于明确了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理，因为它强调谈判和协商的作用，并承认非人类主体作为组织、群体和个体环境的重要性，将人类主体和非人类主体共同纳入网络结构形态模型当中。
三、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城市环境治理转译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学者MichelCallon、JohnLaw和BrunoLatour为代表（巴黎学派）的社会科学家共同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理论。ANT认为应该平等地看待“人”与“非人”的网络要素，通过“异质性”网络模型刻画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网络结构环境对单一行动者提供了机会和限制，以及个人、群体或组织的行为受到了其他网络行动者关系的影响。此外，ANT强调联合整个行动网络的价值，重视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与整合，主张通过社会行动者之间的沟通、谈判、协作等社会互动行为来将社会冲突转化为秩序，为研究利益联盟网络的形成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方法（王爱民等，2010）。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以三个核心概念为基础，分别为行动者、广义对称性和转译。ANT将有主观目的和意图的人类主体和非人的观念、资本、科技等主体认为是行动者，即任何可以改变事物状态的东西。这些“异质性”行动者构成了网络的基本要素，具有一定的影响能力。广义对称性认为应该克服传统社会学中的二元划分，整合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对待网络中的“异质性”行动者，打破以人类行动者为中心的传统思维。转译概念是ANT的中心，是事实建构者给出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所吸收人的兴趣的解释，反映了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途径以及其网络形成的过程，并且刻画出在构建网络过程中利益嵌入的特征。转译成功的关键在于每个行动者都获得满意的角色，将处在各个领域的异质性行动者联结起来，构建起一个处于动态稳定的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又称为转译社会学，认为只有过转译才能构建起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并不是原有预定的行动者简单组合，而是每一个行动者的利益、角色、功能和地位都在新的行动者网络中重新加以界定、安排和赋予。1986年，Callon通过对圣柏鲁克湾的海扇贝养殖案例的分析，描述了一个由海洋学家、渔民、海扇贝、海湾以及多样的技术等元素所构成的网络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并辨出五个转译的关键环节，分别为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和异议。在此转译过程中，还应设立一个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Pas-sagePoints，OPP），OPP是指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或利益的必经之点，是所有行动者进入网络的唯一选择。在此研究基础上，许多学者通过结合特定的研究问题和情景进行了对应的行动者网络转译分析，那么针对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城市环境治理异质行动者网络的转译和构建过程可如图2所示。根据图2可知，城市环境治理异质行动者网络的人类行动者包括政府、企业和公众，分别代表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而非人类行动者则包括生态、政策、资金和资源等，并且一般由政府部门承担着核心行动者的角色，因此OPP可设定为治理环境污染，实现清洁环境。尽管这些转译环节看似分开的，但是它们并不总是可分的，有些环节可能会重叠。此外，成功转译后所构建的网络也有可能遭到某些因素的破坏，并且一旦网络结构发生变化，新的转译将重新开始，更多利益需要再次协商。总之，转译是一个实体引导其他实体朝其所期望的目标前进而必须经过的路径，并最终说服其他行动者被征召和动员进网络。
四、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管理过程分析
城市环境治理是一个基于“满足-理解-管理（Meet-Understand-Manage）”的过程，其中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知识将被关注和采纳，而不仅仅只是规则制度（Parr等，2003）。城市环境治理的概念内涵表明其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多元利益主体的作用范围和正当角色；多元利益主体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来达到城市环境治理的目标。同时，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还应充分考虑某些条件影响因素，如社会文化、政治、法律、技术、时空和生态等。也就是说，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应该符合地方背景和实际环境情况。那么，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平等地看待人和非人行动者，将所有影响核心组织目标实现的要素纳入到网络中，因此城市环境治理也可认为是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网络组构过程，即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在其运行环境背景和条件下透过转译建构起一个动态稳定的异质行动者网络。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管理过程分析框架，并说明了其具体步骤和详细内容，请见表1。根据表1可知，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管理过程试图将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融合在一起，通过良好的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和水平，以期创建一个推进城市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其具体步骤如下：
1.明确治理对象并界定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大气、水和土壤污染治理最为紧迫和重要，并以大气污染治理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考虑到不同的环境污染问题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如污染来源、途径和方式等，明确具体的治理对象是有必要的。ANT表明应该将问题呈现作为转译的第一阶段，而问题呈现是围绕核心行动者进行的。尽管政府不再是城市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但是以政府主导的国家力量依然是城市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是不可替代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因此，以政府环保部门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应认定为核心行动者，即核心利益相关者，其急需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以实现城市环境清洁的目标。然后，根据核心行动者的目标，设置一个强制通行点（OPP），将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其他行动者目标实现的必经途径。
2.识别利益相关者的关键利益以及各自差异。
城市环境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多元化，即除了政府外还需要其他行动者参与到治理过程中。Carole提出在城市治理过程中政府应将更多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提供义务和责任转移给其他组织，如企业、NGO和公众，强调开发和管理不同类型的组织间网络的必要性（Carole，2001）。同时，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理论也表明了城市环境治理不仅只是政府干预，还应该发挥市场和社会的调节作用。基于这一宏观选择范围，并结合核心行动者的问题，辨识出城市环境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并明确各自的关键利益。其次，界别利益相关者在资源、权利、意识和知识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有利于进行合理的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此外，还应明确利益相关者在网络中为了达到其所期望的目标所需排除的主体障碍。
3.勾画人和非人异质行动者的网络关系图谱。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协调稳定发展，并且这种平衡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取向和选择。因此，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生态和谐三者应该确定为异质行动者网路的系统属性，即系统行动者。一般而言，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包括利益相关者的实际行为、合作意愿和冲突威胁。那么，这就有必要首先界定和明确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范围和行为期望，并且辨识出能够影响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其他非人类行动者，包括政策、资金、资源和其他等。最后，在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的基础上，初步勾画出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关系图谱。
4.赋予利益并进行网络行动者的征召和动员。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依赖体现了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并且这种利益交换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进行的。分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资源依赖，有利于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行为关系，以进一步识别利益相关者行为支持/反对态度和认知相似度，为转译过程中的赋予利益环节提供可靠的基础依据。然后，根据核心行动者的目标，赋予其他网络行动者利益或角色，以激起其加入网络的兴趣，并召集所有异质行动者，进行初步的讨论和协商，以达成行动共识。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逻辑出发，设计人类和非人类异质行动者的互动机制，并动员所有行动者进入到治理网络当中，实现城市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的初步建构。最后，辨析和评估核心利益相关者目标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目标的内在契合度，并重新识别和定位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核心价值，以巩固和稳定异质行动者网络。
5.制定具体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和计划。
如何制定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是利益相关者管理研究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类型匹配不同的管理策略。因此，结合异质行动者网络建构过程，分别从个体（合作意愿和冲突威胁）、关系（兼容性和必要性）和网络（网络密度和核心组织的网络中心性）角度，制定具体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然后，分别针对整体和具体的利益相关者，制定详细的利益相关者管理计划，以利于城市环境治理工作的有序进行。此外，通过采用听证会、座谈会和专家论证会等，评估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和计划可行性。
6.执行决策和监测网络。
当前，城市水资源污染处理问题已经受到我国大部分城市的严重关注。各地先后建成了污水处理厂家应对水资源污染问题。但与人们期望相反，多数污水处理厂并未充分发挥其处理城市水资源污染处理方面的应有作用，污水处理的效率与质量并不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1基础设施有待完善
许多城市污水收集管网配套率不高，具体有以下两种情况：（1）只重视排水管网主干道与污水处理工厂的建造规模，忽视结户支管与收集支管的建造，导致原有污水收集管网无法有效利用，不能充分发挥收集污水的作用。（2）一些较老城区的排水管道有很多都是雨水与污水共用管道，在雨水管道中还包含着大部分的城市生活污水，致使污水管网结户支管改造后还不能与污水处理网相互配套，城市生活污水无法顺利接入主干道。
1.2前期工作有待加强
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建设水资源污染处理相关项目重要的前置要件之一。可行性研究报告涵盖了项目投资额度的大小，实施步骤的可操作性及建成后的营运效率等重要内容。其成果直接昭示着项目的未来发展和最终结果。但是，当前许多地区依然存在重视形象，重视政绩，忽视实际的问题。很多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做得不充足，缺乏考量实际状况就盲目开工。甚至某些项目为了能够尽快通过审查上马开工，使用虚假数据编制可行性报告，导致可行性研究失去本来的意义。许多规模庞大，投资巨大的污水处理项目自建成之日起就面临污染水资源缺乏的情况。
1.3管网后期维护工作没有跟上
排水管网既承担着排放污水职责，也是收集城市污水的重要设施。使用过程中，管道发生破损，需及时修复以保障管网的正常使用。在实际工作中，管网维护工作做得很不够。远离市区或偏僻地方的管网，常常面临损坏而无人修理的局面，而市政设施建设导致管网破损，有时也得不到及时修理。
1.4污水处理结果不能满足规范标准
部分污水处理设施由于地处郊区，没有收到应有重视，其排放水体的管道被其他设施占用，加上配套的污水网管缺乏，导致这些设施处理后所排放出来的污水质量远远达不到相关标准的要求。
2做好城市环境工程污水治理工作的建议
2.1科学规划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按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合理规划污水处理设施的布局，按照近期与远期相结合、现状与发展相结合、区域环境与水质要求相结合、处理水源体与周边环境保护相结合的方针，分布实施污水处理项目。污水处理厂的选址不能轻易改变。污水处理设施尤其是污水输送主干管及收集系统和接户管要与城市基础设施相配套。污水输送主干管与道路等基础设施不能一次形成的，按规划分期分阶段实施。近期不能确定收集支管和接户管的，要在主输送干管适当位置按规划预留接口，待区域位置明确后，再行接入。建设污水处理厂，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要实事求是，根据当地具体条件进行深入论证后再予以实施，否则只能是劳民伤财，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留下不和谐的音符。
2.2加强污水管网配套建设
提高城市污水处理水平，不能单纯加大污水处理设施规模，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已有设施的作用，提高污水处理效率。首先，要充分掌握已有在使用中的设施情况，及时解决存在问题，保障现有设施的正常使用。其次，要梳理污水来源途径，对新建污水输送主干管但缺乏收集支管和接户管的地方，分片建设配套管网，防止个别区域污水不能进入主干管现象的发生。对仍使用污水雨水混合管道的老旧城区，有计划地实施分流制改造，把生产、生活污水引至污水处理厂，从而实现城市污水处理厂对城市各方面污水的全方位接纳。
2.3做好管网后期维护
管网维护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污水处理效率。如果管网发生截断或破损而得不到应有的维护，就会妨碍污水得到及时收集与处理，污水处理厂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为充分发挥污水处理厂的作用，更好地保证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特别是在城郊结合处等偏僻地区，必须做好管网的后期维护工作。对于因市政工程施工而受到破坏的污水管网要做好应急处理工作，不能让污水管道长期处于无人治理的状态。
2.4采用新的污水处理工艺及提高污水再生效率
污水处理工艺直接关系着城市污水处理效率。污水处理工艺越先进，污水的处理效率越高。目前我国城市污水处理一般采用活性泥污染法。该法具有较强的降低有机负荷的能力，优点是能耗少，运行成本低。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发展一些高效低耗、环境友好型的处理工艺。城市污水再生效率的提高不仅可以节约淡水资源，还能进一步促进污水处理技术的发展。
3协调处理环境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要统和地理位置、风俗文化、城市风格等各方面因素，科学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合理布局发展产业。城市环境是整个规划的基础前提。它不仅包括自然与地理环境、人文风俗、气象水文等，还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等内容。实施环境勘测需要综合评价大气、水文、噪音等环境数据以及城市历来的污染物来源情况等，这些都是城市环境规划的基础组成。城市的规划发展，体现着整体与局部协调统一的辩证关系，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正确把握城市发展方向，需要从整体上考虑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坚持区域化、节点化，积极学习借鉴周围城市规划的成功经验，保障城市规划科学性和可行性。良好的生存环境是人类生活的根本保证。在社会化大工业生产高速发展的今天，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城市污水处理，还是城市发展规划，亦或环境保护问题，其根本都是自然和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和谐共存，协调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思想。环境保护，节约资源，需要我们所有人长期不懈的努力。
4结束语
为使保护城市水环境的理念深入人心，我们应积极健全水环保税收制度。其一，扩大征税范围，动员全社会成员共同承担水环保责任，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都应纳入征税范围，把收费改成征税，以有效限制企业、居民浪费水资源。其二，城市水环保税收标准需要改善，针对企业及个人消耗水资源的实际情况进行区别对待，一旦发生破坏水环境的行为就提高税收标准。其三，完善相关水环境污染税费政策。一直以来，城市环保部门的工作难点就是征收税费，应真正落实污染罚单，跟法律部门协商进行强制征收，以有效约束企业及居民的污染行为。另外，城市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还需加强调整其产业结构，努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技术含量等，鼓励企业启用绿色环保设备，努力降低企业对城市水环境造成的污染。
2科学治理城市水环境
2.1严格控制污染源
河流、湖泊等最主要的污染源之一就是城市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等。所以，城市有效治理水环境的先决条件是严格控制污染源。这不仅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及时完善法律法规，还需要城市的水务监管机构依法办事，严格限制居民及企业的污染排放，严厉打击违法的水体污染行为。同时，城市应加强建设处理污水的设施，扩大污水处理厂的规模，争取将整个城区覆盖，确保一切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等经过有效的污水处理后才排放到河流、湖泊里，促使城市从根源处治理水环境污染问题。
2.2综合整治水环境
城市水环境的治理不能只在城区进行，而应实施综合整治，认真贯彻引、截、治、疏、保、管得六字方针，并以先城区后农村、先上游后下游、先重点后一般为综合整治原则，始终坚持引疏结合、截污先行、治保并重、多管齐下，有效实施城市水环境的综合治理措施。当然，水环境的综合整治需要各部门协调合作，重点推进建设城市截污管网及污水处理厂等，确保企业工业废水的排放达到标准，争取对城市水环境进行长效管护。
2.3加强雨污资源化
在城市水环境的治理中，污水回收利用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2]。目前，城市水资源日趋贫乏，污水经过二次安全处理后可回收利用于市区的绿化、公园景观等，还可用于工业及道路喷洒，在投资较小的基础上将收获较可观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同时，城市新建的小区应加强建设水循环系统，完善小区的绿色基础设施，通过渗水管道、植树种草等方法有效控制雨水渗透，充分利用雨水资源，有效缓和城市水资源贫乏的困境，从而减轻城市水体污染。
3加强公众参与城市水环境治理
3.1强化城市水环境治理决策民主化
治理城市水环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努力实现公众参与治理水环境的权利，促使他们共同参与决策[3]。其一，城市水环境治理决策的过程应民主化，确保居民履行自己的民利，参与制定水环境的治理决策；其二，水环境治理的内容应民主化，促使治理决策及治理内容的制定能充分考虑公众的利益，重视群众给出的意见、建议，提高城市水环境治理决策的民主化程度。
3.2加强宣传教育，公开环境信息
保障公众的言论自由，并给予新闻媒体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有效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型社会媒体为公众宣传水环境保护观念。建立信息平台，定期公布相关的环境信息，促使公众能及时了解城市水环境动态，从而有效提高水环境保护信息的公开度、透明度，鼓励公众监督非法污染企业及个人等，并通过奖励等手段有效激发出公众的监督热情，实现城市水环境治理的全员参与性。
3.3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渠道
当然，如果参与渠道不畅通，公众就无法有效参与城市水环境治理。公众不管是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决策还是监督，都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健全参与渠道，邀请公众参加定期举行的信息会、听证会等，并鼓励他们为城市水环境的治理提出建议；官方设立举报平台，针对公众举报的信息进行公开，并告知公众后续的处理办法，定期收集公众意见，确保公众切实履行自己的监督权等。
4结语
关键词：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公众参与
自从我国开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不断的发展，同时城镇化的战略也不断的推进。但是，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较为粗放，导致消耗了巨大的能源，甚至是牺牲了一定的环境为。所以目前，部分城市的生态环境状况较为严重。近些年，国家修订了《环境保护法》，其创新之处在于改变了环境治理的模式，改变了环保部门的单一治理，鼓励政府、企业以及公众等主体共同治理，突出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作用。公众参与能够促进城市环境治理的科学性，体现他们的良好监督作用，有利于化解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利益冲突。
一、公众参与理论基础
我国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问题较为复杂中，有时政府这只治理环境“看得见的手”可能会失去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够为公众参与其中而提供一定的机会，公众参与属于第三种力量的介入，公众参与能够有效的降低社会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本，同时也有利于降低由于政府控制政府失灵所导致的环境资源浪费。
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国际上就提出了环境权的口号，关于环境权的理论，其诞生的条件就是公众对于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不信任，所以这个口号的目的之一就是以公民权来进一步保障环境权，限制政府权。根据这一理论，公众把环境的治理权委托给了政府，政府由于是受到公众的委托才能去行使环境管理治理权的，所以就不能去滥用，而公众属于权利的主体，所以他们当然也有权去进行监督。随着人类对环境认识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环境权属于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二、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现状
我国目前公众参与到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其中参与的最通常的方式就是公众向城市环保部门写信、以及举报。就目前情况来看，公众反映一般都是城市的大气污染以及噪声污染等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在我国目前的城市公众参与在不断的完善，但由于存在一定的因素制约，仍存在一些问题以及不足。
（一）缺乏参与的长期性以及稳定性
我国的环境生态治理的政策一般是政府来管制，公众参与的形式比较限制，这种依赖型的参与较为有效，无法保证公众的参与的长期性以及稳定性，并且参与的效果受到城市环境行政部门的制约，并不取决于公众的持续程度。另外，公众由于过分依靠政府的行政导向，如果没有触发自己的利益，一般不能把其立场充分表达。所以，公众参与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监督功能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
（二）对环境污染情况的末端参与
公众的检举的发生的条件一般是已经发生，也就是生态环境已被破坏，污染现象发生严重时，公众由于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所以向有关部门举报和控告一些环境问题。但是城市的生态环境具有不可恢复的特点，一旦发生破坏，恢复现状较困难。所以公众属于末端参与，不能及时的制止环境危害的发生，无法实现公众参与的根本目的。
三、公众参与城市生态环境治理需注意的原则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技能提高环境保护的效能，也是顺应环境治理职能力量的转变潮流。公众在参与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必须要注意一定的原则：
（一）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要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
公众在参与治理城市生态环境时，必须要注意科学化的开展，必须要坚持科学的理论指导，实际上就是要坚持环境与经济发展同时并行的理论指导方针，通过这一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基本角度以及方法。所以公众在开展科学的治理城市生态环境时，需要牢牢的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原则；另外还需要深刻的意识到环境治理的意义所在，要时刻的把治理生态环境工作作为提高中国城市综合实力的关键组成内容，总的来说要坚持结合理论以及实际，因时制宜的灵活的将科学治理、防治结合思想的基本原则融合于具体的治理工作。
（二）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要坚持用科学的方法落实
对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具体工作，需要进行量化考核。国家党和政府已经提出了当前不断改进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基本任务，具体是：要不断深化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技术研究；强化生态环境方面的宣传活动；组织进行全面的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记录编写等任务。对于这些治理城市生态环境方面的任务要注意进行分解，同负责人签订责任协议，并入日常工作目标的管理考核范围，并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奖惩，以此落实好治理城市生态环境的任务。
（三）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要坚持用科学的制度
开展治理城市生态环境，需要成立治理城市生态环境方面的领导小组，定期举行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对当前的治理情况进行分析；解决目前一些环保人员力量缺乏以及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关心环保方面的人才的发展，将其作为选拔培养干部的基本规划；坚持以人为本，关心环保部门职工，鼓励他们为治理城市生态环境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四、结束语
公众属于是城市生态环境情况好坏的利益相关者，所以说，公众们能够积极的投入到城市的环境保护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样能够有效的降低城市环境治理的成本，充分的发挥公众监督的优势，公众属于当前环境管理的关键力量之一。所以如何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进一步促进他们参与城市生态环境的治理当中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花明，陈润羊.论循环经济中的公众参与[J].江西社会科学，2007（04）.
关键词：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投入产出效率；数据包络分析（DEA）
中图分类号：X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4.017
由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重心城市长期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发展过度依赖能源资源消耗等[1]，随着经济和城镇化的持续快速发展，环境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城市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等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鉴于此，我国及各级城市政府对环境问题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城市环境治理与保护也逐步发展和成长起来，尤其是近年来迫于国内外的环保压力，更使其成为热点问题之一[2]。近年来我国城市环保投入增长显著，但其占GDP的比重仍然很低。因此，要在城市环境治理资源比较稀缺的情况下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效率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有决定性作用，把环境治理的投入和产出结合起来研究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对于改进环境治理措施和提高治理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献分析发现现有成果具有以下特征：1）在研究对象上，偏重于省域[3-6]或全国[7-9]分析，鲜见以城市为评价单元的文献[10，11]，这可能是由于城市环境数据难以获得，但城市不仅是经济和社会的核心，也是环境污染的大户和环境治理的核心责任单元，对其在现有投资模式下的环境治理效率考察对指导当前城市环境治理具有更为切实的现实意义；2）研究方法上，部分研究人员采用环境治理投资直接产生的污染物削减量以及对污染物的综合利用产值来衡量治理效益的传统方法[12-13]，部分人则采用了更为缜密的数学方法，如AHP[14]、DEA[15-16]等，此类研究多以城市环境治理投入年份前后的投入量和产出量数据之间的对比来衡量治理效果[17]，虽能说明一定问题，但并不能很好的把投入和产出有机关联起来，即使采用能将二者关联起来的DEA等方法的文献，由于评价单元过于宏观（全国、省等）或微观（企业或单个城市等）或过于地域化（针对某省城市或特殊地区等），致使对城市环境治理政策和措施制定的参考价值有限；3）在研究内容上，当前的研究侧重于对效率状态的测度和特征[1-3-5-7]总结上，仅少部分研究据评估结果给出了优化建议[18]或效率影响因素[19]。总之，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研究仍不够系统，采用什么标准、方法、程序等仍不能给出较为完善的答案，甚至要解决什么问题都还模模糊糊。综上所述，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效率是解决严峻的环境状况与财政资金压力之间矛盾的唯一出路，系统化城市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效率研究框架是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遵循系统化和“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原则，本文认为对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进行评价应该着重思考以下几个问题：1）确定量化评价方法或模型及指标，2）根据方法指标判断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状态及其时空变异特征，3）明确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4）预测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及其变化，探究提升效率的优化方案。本文在此逻辑主线引导下，以全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09年数据，构建指标体系，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以期为城市环境治理高效发展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1 评价方法和数据处理
1.1 评价方法
DEA方法是运用数学规划模型对若干具有多输入和多输出的决策单元（DUM）进行相对效益比较的有效方法，现已广泛应用于城市和旅游效率等[20-22]研究中，其对于处理多输入和多输出问题具有绝对优势[23]。城市环境治理是一项包含多元输入和输出的复杂过程，故本文选取DEA模型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进行评价，且文中DMU为270个样本城市，鉴于城市环境治理过程中投入要素的可控性和规模相应，研究采用投入导向和BC2模型。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分为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三类，当其值为1时表示该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已处于最优状态，反之，则说明当前城市环境治理要素投入存在冗余或产出不足，且其值越小越表明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越严重。
1.2 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选取过程中假定城市环境治理效率遵循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24]生产函数，同时参考罗默（Romer）[25]和卢卡斯（Lucas）[26]等主导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资源、资本、技术和劳动视为城市环境治理发展的推进力量，从而将其作为本文4大投入要素；产出上，环境和社会效益应成为核心目标，经济效益为关键产出。同时，鉴于DEA方法使用要求投入和产出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投入和产出指标之和小于等于DMU总数的一半[11]（部分研究认为是三分之一[27]）的原则，共选取12个投入和产出指标，形成“三层七维多指标”评价体系（表1）。另外，选择人均GDP、工业企业数、城市规模（城市人口反映）、财政分权等指标以考察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分异和变化原因。
1.3 数据收集与数据处理
数据主要源自所涉及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缺失数据大部分从相应城市或省《统计年鉴》获取，极少部分采用相关模型处理或赋值，以消除原始数据中受0值影响造成运算失败。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地级及以上城市287个，但固原、中卫、拉萨等17个城市指标缺失严重（缺少三年及其以上数据），不适于DEA运算，予以剔除。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指数运用Deap2.1软件运算，采用Arcgis和Excel对运算结果进一步分析。
2 评价结果分析
2.1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现状特征
（1）总体效率特征：效率普遍偏低，综合效率明显低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当前，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偏低，要素资源浪费和产出不足现象十分严重。效率分解上，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综合效率，三者均值分别仅为0.476、0.713、0.707（图1）；效率类型划分上，高效城市（>0.9）、中效城市（065-0.9）和无效城市（
（2）空间分异特征：综合和规模效率三地带分异性相似，八地区分布“大集中-小分散”
以三大经济地带[28]划分为前提，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异性相似。表现为：1）从综合效率看，高效城市个数东部和中部均等，西部略高；低效城市个数在东中西三大地带中基本呈梯度递减分布，中效城市个数中部>东部>西部。2）从技术效率看，高效和中效城市个数在东中西三大地带中呈梯度递减分布，而低效城市则是中部>东部>西部。3）从规模效率看，高效和中效城市个数中部>西部>东部，低效城市呈东中西递减（表2）。
以经济区[29]为前提，270个区位不同、规模不等、发育程度各异的城市总体上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表现为：从综合效率看，高效城市主要分布于大西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部分；中效城市数量较少，分布分散；低效城市数量最多，且密集分布于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和湖北省、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和陕西以及内蒙一带。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八地区空间分布特征基本一致，二者与综合效率呈现相似的集中规律，且高效城市个数均明显增多，集中地域更为广阔（图2、3、4）。
（3）规模收益特征：普遍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发展态势不理想
规模收益发展态势不理想，超过78%的城市处于规模递减状态，处于规模收益递增状态的城市占12.6%，而处于规模收益不变状态的城市尚不足10%（表2）。因此，未来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提高，不能依靠继续增加要素资源投入以进一步壮大规模的途径来实现，应适度消减冗余投入。规模收益空间分异，总体上离散分布，但局部地段显著集中，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特征。如以经济区划分为前提，小集中表现为规模递增城市集中于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规模不变城市相对集中于大西南地区、长江中游和北部沿海地区的沿黄接壤地带、长江中游的江西和安徽等，递减城市相对集中于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的湖南和湖北等、黄河中游的山西和内蒙等、东北的辽宁、大西南的四川以及南部沿海地区（图5）。
2.2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时空演变特征
2003-2009年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持续处于不理想状态，环境治理综合效率指数长期徘徊于低值阶段，期间虽略有上升但总体上呈微弱下降趋势；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虽高于综合效率，但数值仍然偏低（图1）。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中处于高效和中效城市数均有所减少，而低效城市个数增加；规模收益不变城市明显减少，而规模收益递增和递减城市数均略有增加（表3）。
2003-2009年多数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变化显著。若以研究期效率变化值占基期效率值的5%、30%为界，将样本城市分为下降超过30%的显著下降城市、下降值在5%-30%的缓慢下降城市、下降5%或上升5%的基本不变城市、提升5%-30%的缓慢上升城市、提高值大于30%的显著上升城市。则多数城市处于显著上升或显著下降的状态，保持不变的城市数量次之，缓慢上升或缓慢下降的城市数量最少，且变化显著的城市集中于大西南的四川和广西、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和河南（图6）。
2.3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以2003-2009年样本城市投入指标和综合效率指数值为考察对象，利用Excel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其中，Y为城市环境治理综合效率指数，X1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X2为城市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本年完成投资额，X3为财政支出中科学和教育事业支出，X4环境和水利以及公共设施管理业从业人员。统计回归分析检验参数显示R2=0.929，所得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和可信度较高。
Y=0.007X1-0.058X2+0.016X3-0.002X4+0.805 （1）
回归结果显示，城市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财政支出中科学和教育事业支出呈正相关，而从业人员和基础设施建设呈负相关，且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和财政支出中科教事业支出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更为深刻。科技投入和资本投入成为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且前者为正后者为负，其可能的原因对于前者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提出后，我国加大了对科教事业及其研发的支持，对于后者是为应对上级检查和环评压力等导致城市政府重视环境治理基础设施的立项和项目建设，但对设施应用则不够重视，导致不少设施在建成后就处于闲置状态。另外，劳动和资金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比较有限，但劳动力投入为负相关，我国人口众多的背景和多数城市政府为稳定社会而尽力提升就业率的政策可以作为解释。由此可见，对于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不理想的城市，未来应该在提高设施利用率和进一步增加科技要素投入上下功夫。
将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与城市规模（以人口规模为标准，巨型城市>1000万、特大城市300-1000万、大城市100-300万、中等城市50-100万、小城市城市规模类型>工业企业数>财政分权>人均GDP，说明在分权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以扩大城市规模（土地和人口）、提高市民福利为使命，以加速引入工业企业为手段的发展方式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优化产生了阻碍作用。偏相关分析显示：与相关系数相比，偏相关系数普遍减小，且基本保持负相关性，但相关程度排序变化为年末人口>人均GDP>城市规模类型>财政分权>工业企业数，人均GDP和工业企业数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发生了特别明显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财政分权从负相关变成了正相关，这一现象或可解释为：如果固化城市政府的“GDP政绩导向”，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越利于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提高，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3 中国城市环境效率优化建议
综上所述，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提高要增加资金和技术投入、减少人力投入和提高资本利用率，尤其要关注技术投入和资本利用率提升。以城市环境治理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否高于0.9为标准，将270个样本城市进行分为4类，即高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的HT-HS型41个、高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的HT-LS型84个、低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的LT-HS型68个、低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的LT-LS型77个。
投入冗余度是指保持现有产出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某城市可减少的投入量与原投入量的百分比。本文结合效率优化方向并以冗余度大于20%为界，将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优化模式分为冗余度全小于20%的保持现状型、环境治理资金投入冗余严重的资金节约型、环境治理设施投入冗余严重的资本节约型、从业人员等人力资本投入冗余严重的劳动节约型、科学技术投入冗余严重的技术节约型5大发展模式。但部分城市不应也难以靠采取单一模式使得环境治理效率最大化，不少城市需双管齐下或多管齐下。因此，进一步将优化模式整合为维持现状型、资金节约型、双管齐下型、三管齐下型和四管齐下型（资金、资本、技术和劳动节约型发展模式同时使用）发展模式五类。其中，采取维持现状型和四管齐下型发展模式的城市均占48.9%，其余模式仅占2.2%；且采取维持现状发展模式的城市相对集中于大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尤其是河南和内蒙）和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江西和湖南）。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构建指标体系，利用DEA方法对我国2003-2009年270个样本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及其时空变异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目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较低，2003年以来长期稳定于低值，且在波动变化过程中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效率分解规为模效率>技术效率>综合效率。
（2）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时间序列变化和空间分异显著，但空间变异并不明显，长期保持了“大分散-小集中”的总体特征。
（3）技术投入和资本投入是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关键因素，且资本投入已呈负相关，城市年末总人口、城市规模类型、工业企业个数、财政分权和人均GDP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高低产生负面影响。
（4）以城市环境治理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否高于0.9为标准，可将270个样本城市分为高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的HT-HS型、高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HT-LS型、低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的LT-HS型、低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的LT-LS型4类，且各类城市数量HT-LS型> LT-LS型>LT-HS型>HT-HS型。
（5）以冗余度大于20%为界，将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优化模式分为冗余度全小于20%的保持现状型、环境治理资金投入冗余严重的资金节约型、环境治理设施投入冗余严重的资本节约型、从业人员等人力资本投入冗余严重的劳动节约型、科学技术投入冗余严重的技术节约型5大发展模式，且采取维持现状型和四管齐下型发展模式的城市均占48.9%，采取其余模式的城市仅占2.2%。
4.2 讨论
虽然我国一直在强调城市环境治理和保护，但本文的定量分析表明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从本文的研究和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发展的实际考虑，可得到以下启示：
（1）在现有的投入模式和水平上，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存在着投入要素资源冗余的现象，因此适当的减少投入量和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这对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建设不无益处，未来应重点关注城市环境治理基础设施等资本要素和从业人员等人力劳动要素的浪费。
（2）技术创新和教育投入与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提高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因此加大治理技术、管理技术等技术创新力度是未来大势所趋。
（3）改革开放以来，权力逐步下放，分析显示权利下放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高低负相关，这与城市政府的“政绩GDP导向”不无关联，因此为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和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改革政府“GDP导向”政绩考核方式应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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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China and Its Temporal-Spatial Changes Study
WANG Qin1， GUO Feng1， XU Xin-yu2， LI Wei-wei2
（1. Lanzhou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China’s Environment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nzhou 730000， China）
2.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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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治理，大气污染管理，创新模式创新方法
生态环境是公共产品，也是最公平的福祉。作为代表现代文明水平的城市，比如天津市，现面对着严峻的大气形式，如何创新大气环境治理系统，实现社会、文化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方法，将是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急需解决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一、城市大气环境治理的重要性
首先，考虑到相反发展的环境和经济，提出快速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和处理城市大气条件需要360度无死角全过程管理。而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或研究方法，城市空气环境治理和改革方法管理着高度人为的城市主体的大气环境，并不断改变管理理论，系统和方法以实现环境，并且实现合作发展和持续改进经济的决策过程。其次，就理论和创新而言，它可以表明“业务创新可以提高生态效率”这一假设。基于新系统经济学的原理，构建了既有利于方法又有利于经济的理论框架体系。基于持续改进的理论，建立的自给自足，完整的动态环境管理系统还可以内生地驱动八个系统的有序循环，从而改善环境和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协调发展。再次，作为评估环境执法后果的主要方向，高层政府与污染公司之间的对立可能是周期性的特征。如果“环境管理影响因素”看起来相对不规则，这意味着政府正在推动环境质量的变化，那么以环境为导向的评估可以迅速形成一种稳定策略。在基于高度评价的评级系统中，累积罚款可以达到进化的平衡。第二，地方官员的晋升困难，基于地方基层官员“完全理性的人”方法，使用来自中国北方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衡量体系的假设。不影响环保性能。因此，有必要改变这种由GDP决定的评级模型，以改善大型和小型高管人员的绩效评级系统。最后，环境消极主义与环境悲积极主义两者都有其自身的原因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利用这两种观点的理性因素之外，我们还需要避免这些缺点，对环境问题提供全面和客观的理解，并提供对环境治理有用的指导体系。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区域一般达66-160天了。2017年5月，空气质量根据城市居民问卷调查显示，多数居民对于目前的空气质量感到不满，高达2%的居民希望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能够在2021年达标可达到。从2018年以来，国务院及环境保护部(以下简称环保部》等部门都出台了多项大气污染防治系统。2013年1月1日，该方法被反复称为新《环境保护法》的“历史上最严格的”方法，该方法规定了严厉的行政处罚，例如每日罚款和环境责任。2015年8月，国民议会常务委员会修订并通过了新的《空气污染控制法》。这导致对空气污染行为的惩罚增加，并增加了政府对污染控制的责任。2013年5月至2014年，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引入“十项大气条款”后迅速做出了反应，并以每个地方政府的名义制定了地方空气污染主管部门的治理体系规范。
二、城市大气环境治理现状
（一）城市资源浪费现象严重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不少人形成了环境消极主义与环境积极主义两大派别。环境的负面影响是基于自然资源的损失，许多物种的灭绝、人口的爆炸、食物的破坏以及各种物种的不断死亡。1961年一个美国人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开启了整个世界对环境污染问题反思的大序幕。1964年出版《人口爆炸》则敲响了世界人口数量急剧膨胀的警钟。1972年，丹尼·米德斯（DannyMidus）教授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题为“增长的限制”的报告，该报告严厉批评了生产和消费的结果。对这种环境的负面方法。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教授（JulianLincoln）尽快反驳了领导这对夫妇的学者的环境活动。环境活动主要考虑技术进步和市场体系，以解决环境问题。人类是理性的，科学技术是先进的，经济是无限增长的，市场和价格机制解决了资源短缺的问题。
（二）环境治理措施存在不足造成空气污染问题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出于历史原因。简而言之，煤炭是主要的主要能源消费结构，其次，长期以来，这是一个粗糙的发展模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对GDP和环境的重视是警察和政治理论的发展。在社会政治和行政投入虚假金额的过程中，普通帐户及其政府在废除基本帐户后处于中心地位，政府在实现良好的环境治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市政当局来说，它们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空气污染控制的双重压力。可以以北京市为例可以进行证明，根据三氧化硫，氢化氮和烟（粉）尘的库兹涅茨曲线，污染物排放量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不太重要，但显然与广告组织的环境政策有关。创新将有助于提高生态效率。但是，空气污染系统物理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的滞后性相对较强，以结果为导向的环境质量评估系统需要考虑凤凰城机场的各种环境管理，以查看影响因素SBM-DEA模型用于计算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大气环境，输入和输出变量的缓解率以及平均收敛分析用于通过管理创新提高环境效率。
三、城市大气环境发展趋势
首先，在旧城镇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环境和经济是无法遵循的。对这种巨大的对角线发展模型认为，在生态和文明概念的指导下，必须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其次，不应该为能够在短期内解决空气污染而盲目高兴。从洛杉矶和伦敦等城市的各种旅行来看，管理烟雾绝非几日之功。简而言之，无论是从其他山区学习还是基于中国的疾病反复学习，城市环境治理都需要持续而全面的创新。城市燃气环境治理创新模型的概念包括城市空气环境，管理创新和环境管理等许多领域，要定义它，我们首先需要组织相关概念。现代词典对城市的定义如下：人口稠密，工商业不发达，居民主要是非农业人口，通常是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可以从法律和自然的角度看待城市的定义，从法律上讲，城市是国家和政府确定的具有法律重要性的行政单位。从自然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城市具有某些功能，包括经济和非农业功能，专门的分工以及某些功能，例如政治和文化，人口众多，人口稠密，社会关系复杂。城市环境是由使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人们创建的高度人造的存储环境。人口高度集中，人与环境之间的严重矛盾，社会和政治因素以及经济发展具有三个主要特征，这将对尽快飞行产生决定性影响。人类住区的城市化对空气，水和生物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大气环境主要是指与人类生活更加紧密相关的大气。地球的大气层由地球周围各种气体的混合物组成，范围从几公里到几十公里。一个城市或一个城市群形成后，只有在用餐后才变得美味。由于人力资源的发展，人口密度很高，空气成分与其他地区有很大差异。塑造城市大气环境，城市大气环境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例如高度人造的城市环境以及人类通过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的自然大气环境。
四、城市大气环境治理措施
（一）完善城市环境管理相关措施环境治理是政治生态学和环境政策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倡导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全人类的政治活动。环境治理的定义是环境治理是管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决策过程。环境治理是三个主要的机构：市场、公民和社会（例如，在地方政府、家庭、国际或全球层面）之间的多层次互动。该实现是对环境需求和社会投入的响应，是独立于法律，没有任何程序，是人类过程并且具有广泛接受的行为约束，具有“良好治理”的特征，并且主要目的是：“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齐晔等人则认为环境监管的内涵发生了几度变迁，经历了从环境的行政,再到环境的治理的演变。杨立华和张云则认为环境管理范式就应该从管理过渡到了参与式管理，然后最终再回到治理。专家学者参与、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公民的参与、企业的参与等各种专门化治理模型和强调多个社会主体合作的多元协作理范式，这是治理机构针对环境问题采取的所有措施的原则和方向，主要包括治理机构结构、治理机制、治理原则、治理目标和治理绩效等分析框架。"。
（二）加强环对城市环境的管理1914年，在经济发展理论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生产要素和生产系统中条件的“新结合”以及通过市场获得潜在利益的活动和过程。这一新理论涉及五种情况：引入新的“礼物”，使用新技术，开放新市场，控制新原材料供应以及实现新的工业组织。熊彼特的创新方法属于经济学领域。研发的起点是企业家生产低成本或高利润产品的方式，他的研究集中于西湖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提供的创新，即制度创新的方法，他的研究集中于制度的形成和改革。不同教授从各自的研究系统进-一步丰富创新理论,比较有影响力的有英国经济学家德维克里斯托夫.弗就里曼于1989年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创新涉及政府、企业、科看研方法、大学等多方面，是一个机制概念。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飞跃不能仅仅依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需要政府以最佳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分配资源。社交活动提供信息，游戏规则和激励措施。
五、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