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艺术的感召是强大而无形的，人们会自觉接受并要求与其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并在潜意识中进行积淀式的自动储存。这是因为文化在人的潜意识中以“无物之阵，无形之网”强大的钳制力使其思维模式与文化母体保持步调的高度一致，显现民族共有的思维模式和审美结构，以稳固的民族审美框架自动调配其心理的意识取向和发展趋势。甘南唐卡艺术是藏传佛教文化的缩影，无论在绘画形式还是表现内容上深受格鲁派文化的影响，“法无自性，缘起性空”的龙树中观宗的思想使其无论从题材还是审美意象上都侧重于佛教诸尊的描绘，体现的是一种集精神内涵、审美格调、民族哲理等为一体的民族性。如为了体现五彩世界和大乐之境，经常采用金色作为颜料，达到梵天雨花效果，与藏传佛教的哲学思想自然吻合，是宗教文化的外化表现。在构图上追求严谨、匀称、饱满、紧凑等效果，经常采用曼陀罗式结构以表现大圆满法的宗教精神，形成众星拱月之势，使观赏者有一种运动、均衡、优美、荡气回肠的审美感受。在人员选择上，要求画师们不但拥有较高的修养，而且都是虔敬的佛教徒，深受藏传佛教文化感悟，并通过修习拥有一颗脱离轮回苦难的菩提心，以虔诚的宗教情思为宗教崇拜和思想进行绘画创作。在审美方面，唐卡艺术家受宗教文化的熏陶把绘制唐卡看作一种宗教修行手段，表现“线房即禅房”的宗教含义，使宗教内容与表现形式达到高度的辩证统一，拥有巨大而深沉的审美价值。在功用方面，认为一幅高质量的唐卡可给众生带来无限的福祉，可增加信徒的和自信心，嘉雍群培在《藏族文化艺术》一书中认为：“如果你的作品粗糙或比例不当，你将失去已获得的善业功德，失去人们的信任。”［2］唐卡艺术论其本质是以藏传佛教文化为轴心的民族艺术，是文化必然性在主观意识上自我映射，受生活环境、、艺术氛围等客观因素影响而形成民族绘画，是宗教文化构建的民族艺术精粹。所以，绘画心理往往会在非理性状态下自然显露，是文化大框架之中自我特性的揭示，随文化的变迁而自动演变，并决定着其客观外化形式的发展轨迹。
二、民族文化决定绘画心理的构成趋势
“每一种民族审美心理结构都是由多种心理要素奇妙地排列组合而成的。从一个纵横交错的坐标系格局上发挥其动力定型的系统功能，产生独特的审美效应。”［3］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框架构成是以本民族文化积淀为基础的，受生存环境、文化传承、生理素质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会以民族特有的稳定性自动渗入到整个民族的大脑记忆库中，并以基因遗传的形式不断规范着民族心理的发展轨迹。
（一）民族文化气质影响着绘画心理的发展趋势文化以基因遗传的形式传承，并决定着民族性审美结构的发展框架。一个民族文化气质的形成是世代积淀的成果，是集复杂性、稳定性、发展性、嬗变性为一身的综合体，以相似的意识、理念、风俗、信仰等形成的民族文化涵盖整个区域内的族群，以促使民族气质的形成。文化气质可以体现出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面貌和本质属性，是在生理遗传观照下民族经验的深度积淀和高级神经性活动的自我显现，规范着本民族审美理念、审美意识、审美实践等的发展趋向和表现形式，是民族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览绘画史，在不同民族绘画作品中总是渗透着民族特有的审美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是以民族独有的气质、性格、精神等元素所构成民族审美理念的倾向性，以地域为界限世代相传，是汇集了无数次实践经验所形成心理结构固态化的集中表现。迄今为止，甘南藏区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以藏传佛教为指导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氛围笼罩下的民俗文化，并以一定的形式准则不断规范着甘南唐卡艺术的审美品味和审美心理的方向性。这种受区域性限制而在小范围进行的基因遗传，致使甘南唐卡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具有模式化、民族化、宗教化等显著特点而显得独树一帜。这种一脉相承的文化美学是世代积累并不断演化的成果，是本民族在社会实践中综合了诸多审美经验而形成的民族性偏爱，与生活环境、社会文化、艺术氛围等息息相关。唐卡艺术独有的特征和功用使甘南藏族群众在审美愉悦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以独有的艺术性、前瞻性、表现性展现着藏传佛教的宗教精神、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宗教仪式等，是宗教文化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体。
【关键词】写实性；图象；投射；匹配
自14世纪意大立文艺复兴开始，乔托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先驱之一，开始了对写实性绘画的探索。众所周知，写实性绘画旨在模仿自然，表达客观对象的真实性、准确性。艺术家们则是利用自己已掌握的手段去描绘眼中的可见世界，力图在二维平面中制造出一个三维的可见世界这样一种错觉。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性绘画渗透着人文主义的关怀，但艺术家仍无法逃脱宗教的影响，绘画的题材选择上也大多由此而来，还不能够关注到周围人群的真实生活。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艺术家们也将目光转向了他们所生活的现实社会，并诞生了卡拉瓦乔、伦勃朗等等那样一大批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们的笔下总是饱含着对人民大众苦难生活的同情，对不公平社会制度的控诉，而这样的画作都是以写实性的绘画技巧将生活场景如实的展现于观者的眼前，激起观者的经验并产生联想。而这之后，写实性绘画更由学院派继承并发扬光大。
20世纪人类世纪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摄影技术出现，它使我们可以不依自身的感觉为转移看到物体，并可以充分表达细枝末节，使公众对写真的心理需要很容易得到满足，这对于写实性绘画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wWW.133229.CoM
而为何要广泛应用这些写真图象呢？“我们明确人们对这样的图象是最容易接受的，被真实再现的事物比起抽象性的事物也更容易记忆，这其中最主要的应该是人们心理上总会不自觉的将以往的经验投射于图象之上，满足自身对写实性的心理需要。”生活中为我们传递大量写真图象并且也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电视”，它所播放的图象在观者的观念中知道所看到的是一种二维平面中的三维深度的感觉，但观看是自身意识却又把这些图象看作是真实存在的，这其中观看者心理投射去匹配这样一些情境则发挥着巨大作用。
公众在看到戏剧布景时总会沉浸于艺术家所设置的情景中，唤起自己以往的经验匹配于布景之中，完全它作为真实存在，这样一种心理投射无法避免。正如我们总会把天空中的云朵读解为一些图象。在所谓的“罗夏测验”中，把一批标准墨迹交给受试者进行解释，同一块墨迹会被解释为蝙蝠或蝴蝶，更不用说在用这种测验方法所积累的浩瀚文献中我们所发现的无数其它可能情况了，罗夏本人强调说，在正常知觉即我们心灵中的印象归档跟由“投射”引起的各种解释之间，只有程度的差异。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归档过程时，我们就说我们在“解释”，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归档过程是就说“我们看见”。这完全取决于用已存储在自己心灵中的事物或物象去匹配的能力。 “我们得到的忠告是：有许多绘画应该隔一段距离观看，这会使我们发现我们的想象力回把一片杂乱无章的色彩转化成一个完美的物象，艺术家则把观看者拉入了他们所制作的圈子”。京剧艺术中挥鞭为骑马，人物立于两旗之中则为乘船渡河等等这样一些读解均为艺术家对观看者以往经验的唤起投射于情境之中。我们可以发现观看者或大众在心理上无法回避在经验与物象之间这种投射的匹配过程，并总是在寻找着写真性情境，而人们对这样写真的需要也将持续存在，并且我们不可否认，记述性绘画也许暂时可被人民忽略，但饱含要感情的，负载着历史的这样一些写实性绘画仍然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现代社会图象这一形式不仅唤起了生活经验，而且也在描述中包含了对生活本身的评论，是对经验的反馈与联想。“这个时代的每个人身上都深深的打上了这一时期的烙印，都不约而同的赞成着这个时代的见解、感觉、甚至错误。”在绘画中，艺术家则以基本写实的语言去关注显示人生，这时的现实主义绘画则被赋予了85新潮体现着艺术自由精神有着思想解放，但没有自己的艺术语言，也没有体现中国的社会现实这样一种盲目的抄袭与模仿阶段后，90年代，创造和丰富着都市文化的“新生代”这样一批艺术家的出现，则给当代中国美术史上增添了划时代的一笔。这时期的社会生活对艺术的发展与表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艺术家们在追求图象表现力的同时，更追求着对真实生活的表现，剖析着自我的内心亲情感。90年代初期一个真正现代的物质社会向中国走来，困惑、理想的失落、无聊，对物质利益的渴望充斥于都市的每个角落。新生代的艺术家刘小东、方力均、申玲等人则用基本写实的语言表达着自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认识与感受。他们的绘画图象具备着纪实性、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有着不同的指向，可以指向完美、纯洁，也可以指向痛苦与虚无，指向所愿意真实表述的每一个方面。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自身的心理上是不可回避的对写真图象切实需要的同时，我们更加欣赏这样一些具有时代深刻性的现实主义绘画，它们具有这样一种真实：时段性、背景性和现实性。不论时间过渡到何时他们都具有着实实在在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法）亨利·马蒂斯.画家笔记，马蒂斯论创作[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这个阶段是儿童由以游戏为主的学习方式，转为以学校正规教育为主的学习生活的开始。在这个阶段，作为教育者所面临的最主要课题，就是如何把儿童在入学前的自由式即兴作画的热情引导到正规学习中去，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教材要适合此阶段儿童的兴趣外,师授课方法要正确得当。因为这个阶段的儿童刚进入一个新的学习环境，一方面对这种正规的学习方法感到新鲜好奇,才能得到教师的认可，因而这一时期教师的教学宜以正面鼓励和耐心细致的引导为主，如果因授课方法不当，激不起儿童的学习热情，或是指责过度，无疑将会使他们中断绘画的兴趣，给以后的学习带来困难。
2中组阶段（3－4年级）
这个阶段被人们称作儿童绘画的转变期或过度期。在这一阶段，他们的绘画水平是不稳定状态。因为这时期的儿童基本上能看出作品的不足，但又不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此时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具备。无法解决诸如物体的结构、比例、色彩等问题，因而作画的兴趣下降，缺乏以前的那种热情和信心，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显然是儿童从直观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的过度阶段。在这个时期，教师如不注意引导，过度指责，容易导致大批学生对绘画失去信心和兴趣，所以当儿童进入这个时期，教师一定要及时给予指导，通过多种形式的美术教育方式，如走出课堂、多增加写生和速写的练习，这对提高学生的造型能力和顺利度过这一时期是很有帮助的。
3高级阶段（5－6年级）
在这一时期，儿童在抽象思维方面已得到了很大发展，爱好美术的同学此时热情更高，他们对形体的观察理解能力已有了很大提高，常规教育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样教师就需对这阶段的学生教育要有所区别，除了传授课堂知识，在课外对爱好美术的学生要系统地传授一些理论知识和绘画技巧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写生能力的训练。
4浅谈儿童基本绘画技能的培养
儿童绘画中最基本的技能主要是临蘑写生、速写和默写四个方面，这是提高儿童绘画水平最基本的方法，也是将儿童由被动的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的最理想途径，只有掌握了一定的绘画技能，才能使儿童的绘画表现得更轻松而得心应手。
4.1临摹：临摹对儿童阶段的学习来说，是一个重要途径。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很注重临摹的学习。临摹要注意学习对象，低年级适于临摹简单的，线条单纯，色彩明快，令他们感兴趣的图画，可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发挥，以丰富画面内容。这既可增加他们的兴趣，也可锻炼他们的想象力和创作能力。到中高年级，可根据儿童实际绘画能力提供给他们一些静物或风景作品，但要注意一点，临摹只是辅助学习方法，要掌握好绘画的技能，重要的还是造型能力的训练。
笔者以多媒体投影以及影像灯配合的方式向学生演示了这一幅著名的油画作品，引导学生从作品的主题、意境、色彩、空间等方面进行分析，形象演示带来的直观体验与循循善诱的启发引导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探究欲望。阳光灿烂、村落参差、曲径通幽，人物已成了作品的点缀，小径两边疏落有致的树木给人以强烈的空间透视感，观众视线很容易被引向小道的纵深处，内心具有几欲走进的想法。在这样的演示与启迪中，学生对霍贝玛的风景画风格具有了更深的领悟，作品有如优雅的田园抒情诗，尽显荷兰乡村的宁静、美丽，洋溢着浓浓的明朗、乐观的情绪，处处流露出荷兰画派的画家们对祖国秀丽山川的热爱。
二、以互动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参与的激情
初中美术教学中，有些教师习惯于对学生进行“被动给予”，这样的教学模式看似能够较为迅速地完成教学目标任务，实际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受到了较大的制约，他们在美术学习中缺乏直观的参与体验，求知欲和参与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这对于提高学生的美术学习兴趣、效率以及美术综合素养等方面都会产生制约影响。笔者在美术课堂教学中注重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以提高学生参与性为抓手，紧扣学生内心的参与想法，满足学生的愿望，以师生互动、教师启发、学生自主为主要教学模式，进一步提高学生在美术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如，在欣赏《熟悉的物品》时，笔者结合学生在美术学习中渴望参与、渴望自主的心理需求，引导学生分组研究，感悟和理解线条、形状、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基本造型要素，尝试描绘物体的立体感，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合作能力、创造能力，发展富有个性的表现能力，培养学生善于发现美、感受美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笔者向学生展示了不同材料与内容的静物图片，引导学生从线条、形状、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方面对作品进行解读，并尝试走进作者的内心深处感悟作品蕴含的情感，在范图分析引导后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学生分析与交流之后，笔者要求学生运用现有的工具笔进行造型，重点掌握好位置与比例关系，以及通过增加明暗的方式提高静物的体积感。学生完成作品之后，在小组内进行点评，每个小组都推荐一幅作品参加全班的点评活动，其他学生提出相关的意见，师生共同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实施评价，以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中，每位学生都成为了美术学习的主角，思维积极，相互之间也能够密切合作，动手操作能力与美术鉴赏能力、构思表现能力等都有了显著进步，对美术学习的兴趣与效率都得到了同步提升。
三、以竞争的学习氛围营造你追我赶的氛围
宋代朝廷、皇帝对绘画的喜爱，画院的建立，为画家们营造了良好的创作氛围，崇尚写实华丽的宫廷画风，并将“尚形”的画风推向了高潮，成为为朝廷所接受的正宗主流。但随着社会政治的改变和审美的更迭，一种代表宋代士人独特意识表现方式逐渐漫进宫廷，即“文人画”。文人画代表了宋代士人的最高境界，也正是苏轼重“意气”思想的主要体现。坡倡导“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渐渐地成为了一股影响绘画创作的思潮，并发展为后世文人画的基础理论。
苏轼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在散文、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造诣。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中庸博爱，道家的清净无为，佛家的超脱旷达，在他的文学艺术创作中都有体现。然而在绘画方面，道家与佛家的思想对其影响尤为突出。在审美主客体上，他有着和道家相通的精神，他主张“游于物之外”，而不能“游于物之内”。因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 。如果“游于物之内”就会过分重视物质，会受到俗世和情感的束缚，追求极乐却反生悲伤，寻求福佑却反生祸事。这些观点皆与道家的思想相通，他认为作画主要是为了自娱自乐，抒感，不需过分在意形态上的局限，重在对情趣的表达。
苏轼“意气”理论
苏轼认为绘画创作的“意气”非常重要，“意气”是画家主观意识的综合体现。苏轼所强调的“意气”却是指画家的一种精神境界，正是他将“意气”的概念从构想上升到精神层面。苏轼所认为的意气是创作者内涵、道德、才气、修为在绘画作品中的集中表现，苏轼所推崇的“意气”不求形似，主张绘画对不同事物精神品质的体现，以画表意，借画娱乐。
苏轼“意气”理论之表现和特征
1.神似为上
关于苏轼“意气”重于“得理”的审美追求在文人画里有重要的体现，也正是苏轼这份崇尚“意气”的美学追求为文人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他首先提出“文人画”的理念，对文人画的探索可以窥见苏轼尚意的美学思想。苏轼认为绘画不能局限于所表达的事物是否与客观事物一样，不能过分注重绘画的技法与功力，并以之来分辨绘画的好坏，还要透漏出画家的情趣，修养和意境，即寓情于景，借景抒情，使绘画能够用来表达作者的情绪和感受更多的为画家自己所用。
2.画意诗情
苏轼对文人创作提出两点要求：
一、神似高于形似；二、诗镜通于画境。苏轼是一位大文学家，他的诗词中不乏对艺术理论什么的阐述和认识。他曾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是一个新的美学范式。士人画应追求“意气”，即使是一点也可寄托无边的春意，强调了对清新、疏湛、简致的追求。超越形式，随心而行，飘飘逸笔，追求神似，保持心灵的自由和高洁的性情。 “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是苏轼对绘画功能的一个新的认识，不再是只为了博取朝廷皇帝的喜爱，而是如同诗词歌赋一般具有聊以表达心绪的娱乐审美功能，这正是他将“意气”置于“得理”之上的原因。
3.以书入画
“以书入画”是苏轼也是苏轼作品具有“意气”的重要体现，苏轼以书入画，使画面具有不同于画工画的逸趣和自然生命力，又可以使绘画过程迅速完成、一气呵成。 “画竹，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正是用以形容以书入画的强大的表现力和生命力。苏轼乃是宋代的大书法家，他重“意气”的审美追求使其更加强调书法在绘画中的应用，自由飘逸，增加画面的趣味性和生命力。 “以书入画”使苏轼的作品具有了“写”的特征，苏轼崇尚“意气”的审美追求，使他无法接受院体画那样细致入微的对物体进行刻画的形式，而且这样的作品较为俗气，拘束。苏轼这样“意气”的表达方式将绘画提升到了不同的境界，由绘画制作走向绘画创作，还原生命的本态，最终成为了文人画的显着标志。
4.崇尚简古
“尚简”是文人画的主要审美追求而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便是苏轼。
这也是其重“意气”审美追求的重要体现，在画境上追求“萧散简远”、“简古”、“清丽”，力求“平淡”。重“意气”而轻“得理”，讲究到笔墨和技术时，就是笔墨的个性和画面的简古。苏轼的朱竹便是个性化画法的典范。较之以往的描摹细工，逸笔草草便是从尚繁到尚简的最好体现，作品的留白处能够使人产生无限的遐想，观者会以一种最美的方式取填补，也能给具有不同审美感受的人以满意的韵味。
苏轼“意气”理论之价值和作用
苏轼重“意气”的绘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绘画地位的提升。 在古代，主要有士农工商这四个阶级，地位最高的是士即读书人，而工的地位较低，为百工，画师便是百工之一，因此，读书人大多对作画者有鄙夷之心而不愿从之。而苏轼的绘画理论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绘画的看法，他强调绘画抒发心意的的功能和“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的娱乐功能。满足了文人的审美心理需要，在苏轼的推崇和提倡之下，绘画不再是卑贱之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人儒生都接受绘画作为自己抒绪消遣娱乐的雅事。作为文人阶层的杰出代表推动了绘画文人美学观念的影响力，我们无法忽视他促进绘画地位提升的作用。
苏轼“意气”理论之传承
苏轼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天才，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然而我们应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这是一个值得探索和深思的问题。尽管苏轼在“意气”的理解和追求更高于常人，但他在绘画上，并没有坚实的绘画功底。他的绘画创作开启了文人画的开端，但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引导了后世“文人画”的发展。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学习苏轼对“意气”的追求？当然需要，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苏轼那样独特的天赋，我们很难学到他的精髓，像苏轼这样的奇人，中国上下五千年只此一人。那么，我们要学习他绘画的表达方式吗？并不是的，他绘画的创作表达方式很简单可以学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苏轼的“画外功夫”，即使学到了他的表达方式，也只是邯郸学步而已，况且就算是他本人也曾对自己关于绘画的创作表示否定。后世的文人学子，以至当今的继承弘扬者，最为推崇的便是苏轼的绘画理论，还有他的画风。在绘画上，我认为我们应该追求“有道有艺”，不仅要具有苏轼重“意气”的审美追求，也应该学习其他画家的“画之本法”。我认为要想成为一位优秀的绘画大师甚至是普通的画家，都应该既具备“意气”精神，又兼有“得理”技艺。所谓“外师造化，中心得源”便是这个道理。具备厚实的绘画造型能力的“艺”，要明白光有“心”是不够的，必须学会以形写神，才能使绘画达到最高境界。而苏轼的绘画理论有利有弊，绘画的审美发展道路是永无止境的，艺术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对于苏轼的审美理论，我们应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气息，努力创造出具有新时代精神和内涵的作品，便是我们对苏轼理论的最好传承。
【关键词】 绘画史；江南；文人画
新世纪以来，我国绘画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地域绘画和专题研究不断增加，而原来以名家、名作为主的研究相对弱化。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国家的文化政策和各地的社科规划有一定关系，也与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鼓励立足本地文化资源建设学科特色策略相关联。江南绘画史的选题和研究正是反映了这种倾向。它是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基地“江南文化史”系列研究之一。诚然，江南地域绘画和专题研究的突出优点一是能够围绕江南区域构建清晰的“绘画谱系”，突出江南绘画的地位、价值和影响；二是更加方便排列史料，大师、名作、分期、画种等要素组合简易；三是在研究上江南地域的天然整体性，保证了把江南绘画问题能够还原到整个历史文化情境中进行讨论。
一
历史至今涉及江南绘画的文献卷帙繁杂，但粗疏整理可分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代画史、画论涉及江南绘画的主要文献。
1.魏晋至隋唐五代记载江南的画史与画论。分两个时期：第一，魏晋六朝时期。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论画》，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南陈姚最《续画品录》，南朝宗炳《画山水序》，南朝王微《叙画》，南朝梁萧绎《山水松石格》。第二，隋唐五代时期。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唐王维《山水诀》，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唐彦悰《后画录》，唐李嗣真《续画品录》，唐张怀瓘《画断》，五代梁荆浩《笔法记》、《画说》。
2.宋代记载江南的画史（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沈括《梦溪笔谈》，苏轼《东坡论画》，邓椿《画继》，李成《山水诀》，郭熙《林泉高致》，郭思《画论》，米芾《画史》，罗大经《画说》，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宋朝名画品》，董逌《广川画跋》，韩拙《山水纯全集》、《宣和画谱》。
3.元代记载江南的画史（论）。赵孟頫《论画》，钱选《霅川翁论画》，杨维桢《图绘宝鉴序》、《论画》，汤垕《画鉴》，黄公望《写山水诀》，李衎《竹谱》，管道升《墨竹谱》，李澄叟《画说》，倪瓒《论画》，吴镇《论画》，柯九思《论画竹石》，王绎《写像秘诀》，饶自然《绘宗十二忌》。
4.明代记载江南的画史（论）。莫世龙《画说》，宋濂《画原》，唐寅《论画》，唐志契《绘事微言》，沈周《论画》，文征明《论画》，顾凝远《画引》，杨慎《画品》，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王世贞《艺苑厄言》，陈洪绶《老莲论画》，茅一相《绘妙》，李开先《中麓画品》，陈继儒《论画》，赵左《论画》，无名氏《画山水歌》，恽向《道生论画山水》。
5.清代记载江南的画史（论）。王时敏《西庐画跋》，王鉴《染香庵跋画》，笪重光《画筌》，王晖《清晖画跋》，吴历《墨井画跋》，恽南田《南田论画》，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王原祁《雨窗漫笔》，唐岱《绘事发微》，邹一桂《小山画谱》，黄钺《二十四画品》，郑燮《板桥题画》，蒋和《画学杂论》，张庚《浦山论画》，孔衍栻《石村画诀》，王昱《东庄论画》，方熏《山静居画论》，邵梅臣《画学杂论》、《画耕偶录》，沈宗骞《芥舟学画编》，王概《芥子园画传》，松年《颐园论画》。
以上论及江南绘画的主要文献，得益于自清代开始的画史（论）资料的辑佚、修撰工作，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便利。这方面代表性的有清《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清《佩文斋书画谱》，黄宾虹、邓实《美术丛刊》，于安澜《画史丛书》，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王伯敏、任道斌《画学集成》等。
（二）清末至民国时期有关江南绘画的记述和研究。
清末至民国时期，西风东渐，在西方形式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影响下，中国绘画研究出现从传统哲学向科学化转向。美术理论家们吸收西方科学方法，撰写系统而非片段，有理论见地而非仅史料堆砌的通史，成为这一时期绘画史写作的新面貌。著名的有陈师曾《中国绘画史》（1925），滕固《中国美术小史》（1926），潘天寿《中国绘画史》（1926），郑昶《中国画学全史》（1929），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1），王钧初《中国美术的演变》（1934），秦仲文《中国绘画学史》（1934），俞剑华《中国绘画史》（1937），胡蛮《中国美术史》（1942），刘思训《中国美术发达史》（1946）。例如滕固早年留学日本，后又负笈德国，他的《中国美术小史》和《唐宋绘画史》吸收“新史学”和“风格分析”的新机，在有限的史实中，突破了明清画史写作范例，不但对中国画史发展脉络与因果联系作出新的阐释，而且在宋代绘画研究中发展了风格学“内向观”，在着眼于风格转换的同时，也涉及了左右风格演化的生活方式。
（三）新中国至今关涉江南绘画的研究动态。
这一时期分为两个时段：新中国成立至结束，改革开放至今。第一个时段，有关江南绘画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陈出新，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但因单一苏联的国际联系政策和“”的干扰，绘画研究在政治主导和冲击下，步入迷津，彻底失去学术自身的独立。
第二个时段，改革开放引发了对中国绘画历史、现状与未来前所未有的讨论，涌现了数量庞大的研究队伍，无数高质量论文、著作次第面世，迎来了绘画研究开拓进取、开放发展的新局面。在此，我们无法详尽列举，而突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新评价20世纪初以来否定甚多的文人画，特别是几乎全盘否定的文人画的正统派，实事求是地恢复其本来面目。文人画是江南绘画的主要构成，文人画也是宋元以后中国绘画的主体，对文人画的“拨乱反正”牵涉到对中国绘画传统的正确认识。始于1984年黄公望学术研讨会，其后1989年“董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1990年“吴门画派国际研讨会”，1992年“四王绘画国际研讨会”，1992年“倪瓒生平艺术及其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赵孟頫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有关文人画会议的相继召开，有助于在艺术本体自身规律上总结不以西方写实主义为标准的历史经验，恢复自赵孟頫、董其昌以来至清初四王传统派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从而超越20世纪初以来一味批判至多而仅在技法上略有肯定的简单化倾向，把传统派置放到国际文化冲突的格局中反思，把弘扬传统派代表的民族传统作为世界多种文化在相互尊重、互相补充、平衡发展的必然来认识，找到发展新世纪中国绘画的启迪。
第二，地域与专题研究增多成为近来的一个突出现象。近年来，各地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更加倾向选择本地区画派、画家作专题研究。2001年上海书画出版社组织“海派绘画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广州美院组织“广东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中国美院组织“浙派人物画研讨会”等是近年来集中讨论地域美术现象较重要的会议。研究机构的选题也反映了这一点，浙江文化工程的《浙江绘画史》，浙江大学宋史研究基地的《南宋绘画史》，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基地的《江南绘画史》等等。其他地区也是这种倾向，京津地区关注“京津画派”，上海偏爱“海上画派”，广东关心“岭南画派”，台湾更是如此。
第三，重视绘画研究方法论的讨论、译介与争论，推动了研究方法的深入与多样的发展。重视绘画研究方法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美术史编写中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争、反思与批判，随后，中国美院范景中、曹意强等通过《美术译丛》译介从贡布里希、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李格尔到哈斯克尔、赫伊津哈等人的著作，风格学、图像学、艺术科学开始被人了解，并在今天的多数江南绘画研究中得以贯彻。20世纪90年代至今，林嘉琳、方闻（美国），薛永年、洪再新、徐建融、李德仁、刘纲纪等人努力推动了“哲学—美学的研究方法”的进步。这些方法论的互补探究和多元并存，更加全面地揭示了江南乃至中国绘画的发展规律。
（四）当代海外关联江南绘画的研究状况。
当代海外涉及江南绘画的研究总体上是在个案深入与多种方法并行的基础上展开方法论争与融合，并思考新的集成。海外中国绘画涉及江南绘画的研究也是一支重要组成。在这方面，台湾、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的学者是主要力量。不同时期的学者湾有李霖灿、谭旦囧、那志良、江兆申、张光宾、徐复观、翁文同、石守谦、陈葆真、蒋勋等人。美国有罗樾、苏利文、李雪曼、方闻、李铸晋、何惠鉴、王季迁、高居翰、傅申、班宗华、巫鸿、李慧淑等等。他们借助各类博物馆、美术馆、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私人收藏的大量中国绘画作品，以西方学术的背景和视野，运用风格分析、图像学、文化学、社会学、阐释学、心理学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绘画展开多维研究，成果卓著。例如方闻《心印》就是吸收了风格分析的理论方法，以“视像结构分析”为基本思路，对宋、元、明、清杰出绘画作品进行真伪甄别、断代和梳理其艺术风格的演变。同时，又密切联系与作品相关的社会背景，从哲学、文学和政治等思潮中寻绎艺术风格演变的历史依据。
综上，从研究方法而论，我国古代涉及江南绘画的画史（论）大多注重记载和评鉴的方法。近代以来，学者们引进了西方偏重风格演进的内向观和侧重因果关系的外向观方法，使得江南绘画各“时代风格”联系密切，重建历史更为可能。当代海内外在绘画史方面多元方法互补并存，实际上反映了画史研究的综合化倾向。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古代传统和西方史学史的双向深入，特别是重视古代的文献考证功夫，对视觉体验、艺术实践的强调等等。学习西方也宜避免被动仿效因袭，盲目追求学术时尚，而是立足系统性的深入研究之后结合实际选择最佳研究路径。
从研究资料内容而言，一是古代涉及江南绘画的文献丰富驳杂，但经后人的努力流传有序。今天的研究更加开放多元，但地域画派和专题研究取向突出。其二，图像与文献一直是画史研究互补的两面，缺一不可。20世纪以来，各种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博物馆开放程度日益提高，这一切大大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使得前人无法梦见的对风格演变的具体而微的视觉把握能够获得。
二
以上研究，为我们江南绘画史的选题夯实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江南绘画史的写作思路旋即打开：
（一）相关画史资料的收集、梳理和辨别。
首先，鉴于以往论及江南绘画的史料数量庞大，笔者先编制专题文献，从阅读研究性文献入手，摘录成江南绘画史资料汇编。比如先定向性阅读上文提到的清末至民国代表性论著，寻找写作的突破方向。其次，在梳理史料的同时注意考证、辨析和校正问题，并提炼出贯穿江南绘画史写作的论点。最后，在梳理资料和写作书稿过程中，根据对论题的发酵和酝酿情况，及时调整写作方案，从江南绘画史的整体着眼，寻求最佳的切入角度，探索出独出心裁的阐释路径。
（二）以江南区域绘画为中心，重点考察自魏晋以来至清末民国初各历史分期的杰出画家、画作、画派和绘画风格变化，突出江南绘画的地位、价值和影响。紧扣文人画、山水画、花鸟画等重大主题和体现时代性的绘画艺术现象，小中现大，通过江南绘画史透视江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宏大历史图景。
“江南”是一个重要的区域概念，它不仅是一个地理、历史概念，更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首先，江南文化地理区域范围相当于今天长江中下游的浙江、上海、江苏大部及安徽南部地区。自魏晋以来这一地理范围就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宋米芾云：“乃至人称江南，自顾（恺之）以来皆一样，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南宋以后至元、明、清各代逐步限定为八府一州之地，即今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等地。其次，江南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曾有过三次飞跃式发展，它是通过六朝永嘉之乱、中晚唐安史之乱和南宋靖康之难三次变乱完成的。经过这三次中原衣冠南渡之后，江南经济文化胜过北方而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在江南经济文化持续发展而愈益重要的社会发展中，它也不断接受其他区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内外文化因子的碰撞、交融、扬弃中，推动自身的发展，逐渐形成有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质，在语言、、生活习性、审美观念、心理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因此，江南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的提出和研究显然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江南绘画史作为江南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探究历史形成的江南地理区域范围内绘画艺术文化发展历程、地位、价值和影响，突出各时代的杰出画家、画作、画派。例如，两宋时期，苏轼“士人画”理论，董源、巨然山水画，“米家山水”与“小景山水”，文同与“四君子”。元代，钱选与“士气”，赵孟頫与复古、援书入画，“元季四家”写胸中逸气，李衎、顾安、柯九思、王冕和王渊的墨花、墨禽。明代，宫廷绘画和院体，浙派和江夏派，沈周、文征明和“吴门画派”，“白阳”、“青藤”写意花鸟，江南民间绘画（曾鲸、蓝瑛、丁云鹏、崔子忠、陈洪绶），董其昌与“南北宗论”。清代，“四王吴恽”与文人画笔墨程式化，“金陵画派”；“扬州画派”，“海派”、吴昌硕与金石书画运动，清初“四僧”绘画的个性发展，江南版画和年画等等。同时，小中现大，通过江南绘画史透视江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宏大历史图景。
（三）注重将江南绘画的“时代风格”和风格演变作为贯穿江南绘画史写作的主要线索。
江南绘画的关键性技法和组合性图式全然贯穿于江南绘画的历史之中，存在于江南文化的延续当中，因此，江南绘画史的写作必然寻绎风格分析。风格分析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画研究的一项重要且有益的现代贡献。这种方法注重时代而非个人，为了区分一类风格，艺术史家不仅仅关心形式要素、主题和技法这些个人风格的标志，而且要关注形式之间的关系和画面的构成与组合方式，这就成为群体和时代的特征。当这些“时代风格”被摆在中国绘画发展的历史框架内，它们重构形式课题为风格演变提供答案的意义才明晰。唐张彦远写作《历代名画记》时提出绘画发展三段式说法：“上古之画，迹简意澹而雅正……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美国学者罗樾相信，中国绘画每个阶段的风格特征皆由它的内容确定的。针对历史上风格变化的特性，他将中国绘画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一）装饰艺术（新石器时代至周朝）；（二）再现艺术（汉代到南宋）；（三）超再现艺术（元代）——“宋代的客观再现被主观表现抛弃，风格成为每个人的中心问题”；（四）历史性的东方艺术（明代清代）——传统的风格开始作为主题起作用，它们是本来的现实。因此江南绘画史中魏晋至隋唐的人物画，魏晋至清代的山水画，宋元的花鸟画，元代至清末的文人画，它们图绘主题的转换必然求助于风格分析的方法，演绎成风格化的主题。
（四）注重研究和揭示江南画家与作品背后的道德精神传统。
在历代江南绘画中，卓越的艺术技巧是为了进于道，故绘画中的自然形象并不是客观自然的再现或模仿，而系以图像程式作艺术家性灵之表达。因此要研究江南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历代优秀的画家和作品，不首先考察这些绘画背后的传统，根本就无从谈起。因为江南绘画不但有一个完整而连续的历史，而且这历史还与一个强大的道德精神传统、一种有精神目的却又允许自由多样行为的意识是共同发展的。江南画家们注重道统之“正”，魏晋以来江南绘画发展历程中各种风格的演变与延续均证实了江南杰出画家对道统及其自身的忠贞不渝。而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们看来，一切艺术形式都必须包含或者传播“道”，所有的文化艺术、风俗礼仪必然都揭示出同一个“道”。魏晋画家追求艺术的生命“气息”，顾恺之的看法是“以形写神”，谢赫提出“气韵生动”第一。唐代江南画家强调“度物象而取其真”，反映出晚唐新儒家追究宇宙万物之“理”与“性”的理论。五代到北宋，江南绘画的写实风格与新儒家“格物致知”的理学教义是一致的。在苏轼的号召下，南宋新兴文人画家以自我表现为目的。元代以后，江南画家摒弃写实主义转而追求绘画的“超再现性”，倪瓒认为他画竹“聊以写胸中逸气”。在清石涛看来“一画”是贯穿一切画法的根本，法立于一画，以一画结束。显然，“一画说”包含和揭示出老庄思想和佛教禅机。美国学者方闻总结宋以来中国书画指出，“中国人将书与画都称为艺术家的‘心印’（Imprint of the mind）。作为心灵的印记或者形象”。
总之，江南地域是研究的中心，历史分期是思考上不可或缺的工具，连续的风格传统与视像的时代性结构两者就好像是江南绘画史的经和纬，它们共同熔铸成新的写作集成。
结 语
先撇开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史不谈，单就抽象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而言，这早已是人所共知、人所共用的一个方式，在艺术的表现上或表现的过程中，抽象历来都不缺少，它在提炼形式、组织结构、运用笔墨和色彩上，都讲究以少胜多、以精求简、以妙求神，再极而言之，我们的思维机制即是一种抽象，无论语言，还是视觉方式，都可以说是对我们感知外部世界的再现。
那为什么抽象又成了如此热烈讨论的话题呢?事实上，这几年讨论的是抽象绘画，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抽象思维。注意，当我们说抽象艺术的时候，在很多语境里是指抽象绘画严格地讲，抽象艺术比抽象绘画概念大，很多雕塑、装置、建筑等非架上的艺术形式都可以归在抽象艺术的范围内，如布朗库希的《空间中的鸟》、卡尔德的活动雕塑、极少主义作品、甚至很多大地艺术作品，很多作品都属于抽象艺术，是对外部世界的形式模拟、形式再造、形式想象以及观念表达川，很多装置作品看似由具体的物品构成，但它们并不模仿任何的自然物，仅仅是艺术的构想和某种意图的实现。从中国特殊艺术史的历程来看，言及抽象艺术实质上也多数是在说抽象绘画。从展览实践上，抽象艺术家基本上是指架上画家，而没有多少个做雕塑的、装置要被归在抽象艺术家里(这里更不用讲同样是抽象形式的建筑了)。
在这种特殊语境下，很多的学者、批评家也都区分了抽象、抽象绘画与抽象艺术的关系。这里再重复一下，无非是为了方便我们下面的讨论，即作为抽象绘画的艺术，为什么成了言说和宣示的对象。
一、抽象绘画被视为现代艺术的必然
抽象绘画至少在我们的美术史书写上，被认为是现代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上很多画家、批评家、理论家都认为抽象绘画是现代主义的典范或顶峰。他们大量引述科学原理来论证视觉的特殊性，特别是摄影发明后，更强调绘画区别于摄影的再现镜头的是它具有主观性和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反映。而摄影则成了写实绘画的辅助手段，又从西方绘画的再现传统中分离出新的一支，即强调表现成分大于逼真再现成分。而关于再现的认识，人们也逐渐不再将它视为绝对的逼真，而是认为抽象也是一种再现，而再现也是一种抽象(作为思维和对外部世界的视觉模仿)。
现代主义之所以突出抽象绘画主要是基于对逼真再现的反驳，也是对绘画遭遇危机之后的一种集体反应。如印象派绘画，是依托了视觉成像的理论来展开绘画实验与创作的，塞尚对人物、静物、风景的处理和观察，也是他基于自我视觉、内心感知、视觉提炼进行的绘画实验，他要打破的就是西方的透视体系，他要证明画家是不可能保持固定的视角的，他从几个方面预示了现代主义绘画的方向色彩开启了马蒂斯的大块面、结构上开启了立体派的多面体、形式上启悟了冷抽象的兴起。他的色彩运用极具主观色彩，未尝不是热抽象的先兆，这一时代的绘画实践都强调对世界的重新认识及其表现，强调艺术心理对视觉的影响、形式在视觉思维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传统绘画以主题、社会功能为主，叙事性是重点：进入到现代主义绘画则转向对世界的视觉形式探索。这样，抽象绘画就成为继叙事再现绘画之后的一种发展和潮流，也因此有人为了突出抽象绘画的重要性而称之为现代主义绘画的趋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将抽象绘画与写实绘画对立起来，在国际上褒抽象而抑写实，写实成了俗气、匠气、没有思想、甚至成为压制自由的东西，跌落到为商业宣传、为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地步，抽象绘画则被提高到人性的自由与民主的体现、艺术的开放、社会的宽容、甚至是现代性的象征的地位，到了二战之后又兴起了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抽象绘画更一时成为国际趋势，影响到众多区域的艺术创作和欣赏习惯。关于它的论文、著述汗牛充栋，巍巍显学。
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出现波普艺术之后，抽象表现主义作为一种潮流才衰退下去，但它作为绘画的一种表现样式和语言被延续下来，至于抽象绘画不再是艺术的主流这样的结论也广为流传，在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实践中，作为美术史的叙事，抽象绘画确实不再具有核心位置。至于它在西方生活中的普遍化、样式化、大众化，这与它的传播与美术教育有关，与它的商业化有关，与当代的抽象绘画的历史地位无关。
二、抽象绘画在中国当代
历史的悖论是发生在西方的抽象绘画的兴起、兴盛以及平淡，似乎并不是中国现代美术走过的一条路。尽管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很多画家阐释抽象绘画创作，但它毕竟不是主流，始终处于边缘，而写实绘画作为对中国传统绘画方法的一种补充和反映社会变革、传达观念的手段，受到了特殊的重视，从抗战到新中国之后，写实绘画成为有力的社会动员工具，也成为学院美术教育的主要内容。所以到了思想开放的80年代，当抽象美、形式美被提出时，具有一种革命性的冲破感，使得发自画家内心的那份畅快得以体现。
抽象绘画是以自由的姿态现身于新时期的中国美术的。但抽象绘画在中国强大的写实主义绘画面前，始终不能汇集成潮流，仅仅是涓涓溪水，不断有那些性情中人凭着对抽象绘画的执着和热爱，在创作、尝试抽象绘画。对于抽象绘画在现代中国的薄弱，人们一般归之于中国的美术教育体系的缺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抽象绘画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绘画，是腐朽的、没落的。从主流的宣传诉求上讲，抽象绘画很难达到那种直观的图像叙事和明确内容。所以，从画家群体到社会认同层面，都对抽象绘画持排斥态度，认为它不具有技术含量，是一种乱涂乱抹、画不好写实才画抽象。加上写实绘画的政治宣传功能被强化后，纯粹自由的艺术表现受到约束，所以在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启，绘画界对于抽象美和形式美有了一种新鲜的重新认识，感觉到自由心灵的释放。
这一时期的抽象绘画还处在对构成、形式的模仿上。在独立的抽象绘画理论探索上或抽象绘画何以成立的理由上，还没有做到对抽象绘画的全面辩护。在实践上，不过是个别画家在尝试创作，仍然没有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主流的美术杂志关于写实绘画的内容远远多于抽象绘画，事物总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产生特殊的解读方式，同样，抽象绘画在经过了现代主义艺术史的发展之后，本来不是什么重大的创作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相反是一种欣赏习惯和视觉习惯的问题，它的理论重要性在当代国际上远没有其他课题更能引起艺术界的关注和重视。但是因为在中国，它没有成为过主流，也没有进人普遍的社会认同层面，所以就显得抽象绘画还处在神秘的萌芽状态，需要一批又一批的画家通过实践去丰富抽象绘画在中国的内涵，需要一个又一个的展览去普及抽象绘画在 公众中的影响力，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抽象绘画辩论去证明抽象绘画在中国的意义和价值。
三、抽象绘画是观念思辨的对象
抽象绘画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认识经常造成人们对于抽象绘画的误解，甚至有人从中国传统绘画的意象论上来论证抽象绘画自古中国就有，不存在另外的理论需要。我们承认，意象论能够部分地阐释抽象绘画的图像意境和画面，但作为现代主义的艺术思维表述的抽象绘画，更多的是要强调抽象绘画是人类的另一种精神与视觉认识维度，它代表了另一种视觉观念的观念系统。如果我们希望进入到现代性的抽象绘画理论框架上，我们有必要从现代抽象绘画的观念与视觉理论上来阐释它，而不仅仅依托所谓的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也不是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生发或发掘某种理论基因来论证今天的抽象绘画。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称得上现代的中国抽象绘画，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立足在今天的文化意识上，即便渗透了一些传统文化的意识或参照，也不是从传统文脉中产生的，亦不是传统图样的再利用或简化，认为借用了传统图样就意味着当代的中国抽象绘画。首先是中国有了一批画家从新的角度去理解、创作抽象绘画，他们着重于从现代人的知识立场、信仰角度、知识形式来发现、建立新的抽象绘画视觉语言。如果它们带有中国的特色，并非传统绘画理论的引用，用所谓的禅意、禅法、禅机、禅悟来解答中国的当代抽象绘画，会显得中国缺乏理论的创造力，也同时使得这样的语言表述难以做到现代语言与观念的沟通。正如一句“天人合一”并不能全面阐释中国的山水文化，同样一种意象、意境、意味、意理、意念等“家族相似”的词汇组合也不能有效地阐释当代中国抽象绘画。W利瓦用“大象无形”来阐释中国的抽象绘画，给人以古老、未能凸显当代意义的联想，这显示出W利瓦对中国艺术的隔膜。试想，一个在中国转悠几圈、看了几个画室、听了画家的一番话，就洋洋洒洒地说中国的抽象绘画是“大象无形”可靠吗?它表面上取用中国文化哲学思想，实际上消解丁当代中国抽象绘画的创新意义。中国的优秀抽象绘画已经超越了“大象无形”的陈词陋俗，以不可言传、以妙悟神会来理解中国当代抽象绘画无异于降低了它的价值和新的绘画行为方式。与其从一种文化资源上去创造新抽象绘画理论，不如从多种有意义的文化资源上去再造理论。
现代抽象绘画的立论基础有“意味论”、“平面论”、“纯粹性”、“媒介论”等。这些理论应该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抽象绘画的视觉内核，但因为多是从形式构成上人手，发展到后来被病垢为“形式主义”，似乎抽象绘画是“形式主义”的罪恶渊薮。当我们说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分别的时候，使得我们对艺术有了再认识的机会和可能，同时打破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唯一专制论，虽然后现代主义变得模糊、似是而非，但其意义恰恰在于说明了我们人类的生存姿态以及在当代的本质境遇――现代性本身是悖论的结果，是在人类自我意识作用下的一种理性诉求，是寻求人类成熟状态的成长趋势，成熟意味着成熟的疾病和衰弱。后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现代主义的青春补救和反省自律。
对于实践中的中国抽象绘画画家，多数都受到了现代的学院美术教育，对现代艺术知识都有自己的领悟。如果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才要用中国固有文化的质素来衡量他们，这也正常，但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选择，甚至是南辕北辙，今天的中国抽象画家吸取了现代抽象以及现代观念艺术，从他们那些静穆、纯真、干净、理性的视觉传达感来看，他们在仔细地运思他们的绘画方式和绘画行为。不管中国的抽象绘画有多少表现，他们受到现代绘画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抽象绘画，也是有分类的，有区别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抽象绘画分类，就无法进行批评和写作，无法对凡是非具象的绘画都视之为抽象绘画的绘画做出准确判断。正如我们对具象绘画始终都进行苛刻的批评和判断，同样对于抽象绘画也是如此，而且还要更加严厉。
抽象绘画也有它的针对性，特别是在艺术观念化的时代特征之下，它也不会例外。从现代抽象绘画开始，绘画的针对性都是一个出发点，它不会是单纯的手的运动和画面的表现，而是针对不同的问题，如认识世界的不同视觉方法的发现、找到能体会世界存在与自我存在的契合关系、是一种个体意识的张扬、是自由精神的一种象征、是反驳庸俗写实的一种独立行为，等等。但这样的描述不足以阐释中国当代有意义的抽象绘画，它应该是中国多元艺术格局中的一种积极态度和实践。抽象绘画不存在身份合法性辩护的问题，而只存在如何实践和批评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