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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理论论文(合集7篇)

时间:2023-03-17 18:07:09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第1篇

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指出:“所有的‘后’(post)字都是一种序列符号,表明那些事物是处在现代之后并接现代之踵而来。”①既然“后现代”是“接现代之踵而来”,如果持着历史的目光,就应该深刻地理解或走进现代性,否则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各种后现代思想和理论。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而言,还不能急切地“走出现代性”。我这样说,是因为在我看来,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实践上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现代性”任务,另一方面目前的儿童文学理论在“现代性”认识上还存在着诸多的语焉不详乃至错误阐释。反对“现代性”必须“在场”,必须首先身处“现代性”历史的现场。人们曾经对激进的后现论的代表人物博德里拉作过这样的批判:“博德里拉的这种‘超’把戏,只是一名唯心主义者匆匆路过一个他从未莅临、也不了解,甚至根本没有认真去对待的环境时,浮光掠影地瞥见的一点皮毛而已。”②中国儿童文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操持后现论话语的研究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在“现代性”历史的现场这一问题。吴其南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和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是两个用后现论批判现代性的典型文本,前者的“结语”以“走出现代性”为题,后者的第一章“反思与重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中的一节的题目就是“发生论辩证:中国儿童文学起源的现代性批判”。对于儿童文学史研究的这两部著作来说,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辨析,通过对当时的思想、文化、教育的中国“环境”的历史性把握,来阐释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历史,乃是应该具有的“在场”行为,但是,在我看来,这两部算得上运用后现论的著作,在解构“现代性”时所提出的重大、重要的观点,都出现了不“在场”的状况。下面,我们稍稍作一下具体的说明和分析。吴其南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经历了三次启蒙高潮。……前两次,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儿童文学尚处在草创阶段,启蒙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不可能在儿童文学中有多大的表现,……只有新时期、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才在儿童文学内部产生影响,出现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

③我的观点恰恰与吴其南相反,纵观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历史,“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恰恰发生于“草创阶段”,它以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为代表。我在《“儿童的发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一文中指出:“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在阐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时,往往细读不够,从而将‘人的文学’所指之‘人’作笼统的理解,即把周作人所要解决的‘人的问题’里的‘人’理解为整体的人类。可是,我在剖析《人的文学》的思想论述逻辑之后,却发现了一个颇有意味、耐人寻思的现象———‘人的问题’里的‘人’,主要的并非指整体的人类,而是指的‘儿童’和‘妇女’,并不包括‘男人’在内。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的‘人’的概念,除了对整体的‘人’的论述,还具体地把‘人’区分为‘儿童’与‘父母’、‘妇女’与‘男人’两类对应的人。周作人就是在这对应的两类人的关系中,思考他的‘人的文学’的道德问题的。周作人要解放的主要是儿童和妇女,而不是男人。《人的文学》的这一核心的论述逻辑,也是思想逻辑,体现出周作人的现代思想的独特性以及‘国民性’批判的独特性。”“其实,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所主张的‘人’的文学,首先和主要是为儿童和妇女争得做人的权利的文学,男人(‘神圣的’‘父与夫’)的权利,已经是‘神圣的’了,一时还用不着帮他们去争。由此可见,在提出并思考‘人的文学’这个问题上,作为思想家,周作人表现出了其反封建的现代思想的十分独特的一面。”①在《人的文学》发表两年后撰写的《儿童的文学》一文,其实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表述的一个方面的启蒙思想,在儿童文学领域里的再一次具体呈现。此后,周作人在《儿童的书》、《关于儿童的书》、《〈长之文学论文集〉跋》等文章对抹杀儿童、教训儿童的成人本位思想的批判,都是深刻的思想启蒙,是吴其南所说的“专指意义上的启蒙,即人文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冲突”。周作人的这些“思想革命”的文字,对规划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至为重要。“吴其南认为‘只有新时期、八十年代’才‘出现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其阅读历史的目光显然是被蒙蔽着的。造成这种被遮蔽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整体的历史事实,比如对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理念,对周作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思想的全部面貌,没有进行凝视、谛视和审视,因而对于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资质不能作出辨识和体认。”②再来看看杜传坤的“中国儿童文学起源的现代性批判”。杜传坤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这部著作中对“儿童本位”论这一“发现儿童”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五四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是救赎,也是枷锁。”③杜传坤这样分析现代的“儿童的发现”———“儿童被认同才获得其社会身份,而其社会身份一旦确立,马上就被置于知识分子所构筑的庞大的社会权力网络之中———只有满足了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儿童’才有可能获得认同,因此,成为‘儿童’就意味着获得监视。监视实践要求为儿童立法的那些人,比如儿童文学专家、教育专家、心理专家从事一门专业的监督任务,在这一监督中,一种社会无意识逐渐得以形成———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为了能够在未来的成人世界里生存,儿童必须习得成人为其规定的知识、道德与审美能力……”④我认为,这也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的不“在场”的阐释。要“在场”就得从笼统的宏观叙事,走向具体的微观分析。在中国,“儿童的发现”的代表人物是周作人,“儿童的发现”具体体现为他的“儿童本位”理论。当杜传坤指出“成为‘儿童’就意味着获得监视”时,最应该做的是在最能代表“现代”思想的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中发现“监视”儿童的证据,发现周作人认为“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的证据。我翻遍周作人的著作,非但找不到可以支撑杜传坤的批判的只言片语,反而随处遇到的是她的指控的观点。我们信手拈来两例。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所以我们对于误认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对,就是那不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的意见,我们也不以为然。那全然蔑视的不必说了,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①周作人的这样的言论不恰恰是对杜传坤所说的“只有满足了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儿童’才有可能获得认同”这一观念的批判吗?“昨天我看满三岁的小侄儿小波波在丁香花下玩耍,他拿了一个煤球的铲子在挖泥土,模仿苦力的样子用右足踏铲,竭力地挖掘,只有条头糕一般粗的小胳膊上满是汗了,大人们来叫他去,他还是不歇,后来心思一转这才停止,却又起手学摇煤球的人把泥土一瓢一瓢地舀去倒在台阶上了。他这样的玩,不但是得了游戏的三昧,并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义,与时时处处拘囚于小主观的风雅大相悬殊: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么努力学玩,正是我们唯一的道了。”②在这样的话语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与“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这一观念相反的儿童观。如果按照杜传坤的观点,即将“监视”儿童视为“现代性”,那么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就是反现代性的;如果认为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是现代性的,那么杜传坤所判定的现代的“监视”儿童,就不是现代性的。我本人是将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的最为杰出的代表。我在《论“儿童本位”论的合理性和实践效用》一文中指出:“绝对真理已经遭到怀疑。但是,真理依然存在,我是说历史的真理依然存在。

‘儿童本位’论就是历史的真理。‘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依然拥有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性和力量’。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对于以成人为本位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都是端正的、具有实践效用的儿童文学理论。它虽然深受西方现代思想,尤其是儿童文学思想的影响,但却是中国本土实践产生的本土化儿童文学理论。它不仅从前解决了,而且目前还在解决着儿童文学在中国语境中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作为一种理论,只有当‘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已经失去了效用,才可能被‘超越’,反之,如果它在实践中能够继续发挥效用,就不该被超越,也不可能被超越。至少在今天的现实语境里,‘儿童本位’论依然是一种真理性理论,依然值得我们以此为工具去进行儿童文学以及儿童教育的实践。”③钱淑英在《2013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热烈中的沉潜》④一文中,指出了当前围绕着“儿童本位论”的学术分歧。从钱淑英的“与此相反,以吴其南为代表的研究者则站在后现代建构论的立场,对‘儿童本位论’进行了批评和反拨”这一表述里,似乎可以读出关于“儿童本位论”的认识、评价上的分歧,似乎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这一信息。可是,我却想说,在本质上,我与吴其南、杜传坤的分歧不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而是是否置身于“现代性”历史的现场,准确、客观地把握了“儿童本位”这一现代思想的真实内涵的分歧。我对于哈贝马斯将“现代性”视为“一项未竟的事业”,抱有深切同感。现代性思想的相当大部分,依然适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这个正在建构“现代”的具体的历史语境里,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的时代里,我们只能、只有先成为现代性的实践者。不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这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合法性。至少,我们也得在自己的内部,使“现代”已经成为一种个人传统之后,才可能对其进行超越,才有可能与“后现代”对话、融合。这体现出人的“局限”,但是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规律。

二、必须“走进”的后现论

我虽然批评了杜传坤、吴其南的后现代话语中的某些观点,但是对两位学者积极汲取后现论资源的姿态却怀着尊重,并且认为,这样的研究能够把对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从他们的研究中悟出的道理是,在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的发展方面,现代思想和理论依然富含着建设性的价值,可以在当下继续发挥功能,而后现论也可以照出现代性视野的“盲点”,提供新的建构方法,开辟广阔的理论空间。现代社会以及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某些后现代思想理论就是对这一变化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反应。后现论关注、阐释的问题,是人的自身的问题,对于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研究者,更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某些方面来看,后现论是揭示以现代性方式呈现的人的思维和认识的局限和盲点的理论。与这一理论“对话”,有助于我们看清既有理论(包括自身的理论)的局限性。因此,“走进”后现论是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研究不可绕过的一段进程。后现论中具有开拓性、创造性和批判性的那些部分,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后现论中有我所需要的理论资源。不过,如同“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吉登斯语)一样,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存在着很多的悖论。我的基本立场,与写作《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的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接受那种认为历史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断裂,需要用全新的理论模式和思维方式去解释的后现代假设。不过我们承认,广大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内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它需要我们去重建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同时这些变化每每也为‘后现代’一词在理论、艺术、社会及政治领域的运用提供了正当性。

同样,尽管我们同意后现代对现代性和现论的某些批判,但我们并不打算全盘抛弃过去的理论和方法,不打算全盘抛弃现代性。”①“自觉地进行学术反思,在我有着现实的迫切性。我的儿童文学本质理论研究和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面临着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它们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愿意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要回答本质论(不是本质主义)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一问题,而与这一问题相联系的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起源即儿童文学是不是“古已有之”这一问题。”②我所说的“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指的就是来自吴其南、杜传坤等学者的后现论话语式的批判(尽管没有指名)。在中国儿童文学界操持“后现代”话语的研究者混淆了“本质论”与“本质主义”的区别。吴其南在批判现代性时说:“关键就在于人们持一种本质论的世界观,现实、历史后面有一个本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在那儿,人们的任务只是去探索它、发现它。”③杜传坤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一书中认为:“联系当代儿童文学的现状,走出本质论的樊笼亦属必要。对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而言,五四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是救赎,也是枷锁……‘儿童性’与‘文学性’抑或‘儿童本位’似乎成了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的一个难以逾越的迷障。如同启蒙的辩证法,启蒙以理性颠覆神话,最后却使自身成为一种超历史的神话,五四文学的启蒙由反对‘文以载道’最终走向‘载新道’。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同样走入了这样一个本质论的封闭话语空间。”①我的立场很明确,“本质论”与“本质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我赞成批判、告别“本质主义”,但是不赞成放弃“本质论”,为此,我特别撰写了《“反本质论”的学术后果———对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大问题的辨析》一文,以事实为据,指出了以吴其南为代表的“反本质论”研究的学术失范、学术失据的问题。我在文中说道:“犯这样的错误,与他们盲目地接受西方后现论中激进的‘解构’理论,进而采取盲目的反本质论的学术态度直接相关。从吴其南等学者的研究的负面学术效果来看,他们的‘反本质论’已经陷入了误区,目前还不是一个值得‘赞同的语汇’,‘反本质论’作为一项工具,使用起来效果不彰,与本质论研究相比,远远没有做到‘看起来更具吸引力’。”在论文的结尾,我作了这样的倡议:“我想郑重倡议,不管是‘反本质论’研究,还是‘本质论’研究,都要在自己的学术语言里,把‘世界’与‘真理’、‘事实’与‘观念’区分清楚,进而都不要放弃凝视、谛视、审视研究对象这三重学术目光。我深信,拥有这三重目光的学术研究,才会持续不断地给儿童文学的学科发展带来学术的增值。”②近年来,我本人也在努力理解后现论,希望借鉴后现论,解决自己的现代性话语所难以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尽管我依然坚持儿童文学的本质论研究立场,但是,面对研究者们对本质主义和本质论的批判,我还是反思到自己的相关研究的确存在着思考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局限,是没能在人文学科范畴内,将世界与对世界的“描述”严格、清晰地区分开来。有意味的是,我的这一反思,同样是得益于后现论,其中主要是理查德•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借鉴后现论的过程中,我反思自己以往的本质论研究的局限性,明确发展出了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我做的最大也是最有意义的一项运用后现论的学术工作,是运用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方法,解决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文学史起源研究的重大学术问题。

一直以来,以王泉根、方卫平、吴其南、涂明求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而我则反对这种文学史观,认为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它没有“古代”,只有“现代”。但是,在论证各自的观点时,双方采用的都是将儿童文学看成是一个“实体”存在这种思维,而这种思维具有本质主义的色彩。所谓将儿童文学看成是一个“实体”存在,就是认为儿童文学可以像一块石头一样,不证自明———如果一个文本是儿童文学,那么就应该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是儿童文学。在我眼里是儿童文学的,在你眼里如果不是,那就是你错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讨论,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局之中。然而,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问题不说清楚,儿童文学这一学科就没有坚实的立足点。是借鉴自后现论的建构主义本质论帮助我打破了思考的僵局,我认识到儿童文学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现代人建构的一个文学观念。依据建构主义的本质论观点,作为“实体”的儿童文学在中国是否“古已有之”这一问题已经不能成立,剩下的能够成立的问题只是———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是在哪个时代被建构出来的。于是,我撰写了《“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得出了“儿童文学”这个观念不是在“古代”而是在“现代”被建构出来的这一结论。在《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生———以美国影响为中心》①一文和《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②一书中,我进一步考证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概念的建构过程。

三、未来指向:融合“现代”与“后现代”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第2篇

幼儿的一日生活离不开家庭与幼儿园.这是他们学习与生活的基本场所.家庭的基本结构,父母的关系,家长的教育观念无一不影响着幼儿自身的心理变化.对学前儿童社会性适应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幼儿在家里依赖父母,在幼儿园依赖老师.因此,如果幼儿所处的环境是不融洽的.就很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心理的良好发展.父母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承担着主要的教育责任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应关心爱护孩子,使孩子得到足够的母爱和父爱的温暖.有些家长因为工作忙造成和幼儿的交流时间过少,不够关注幼儿等问题.并且很少真正从孩子兴趣出发考虑,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从而致使幼儿产生攻击和反抗.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不断出现.要帮助其通过合理的方法宣泄出来,减轻幼儿的心理负担,使其获得平衡的心态,不至于在心理上或身体发育上形成障碍.在幼儿园里,教师的行为容易引起幼儿的模仿.教师教育幼儿时的言行举止非常重要,教师可能觉得是无意的一次训斥幼儿,动机是好的,但也有可能导致幼儿形成自卑、孤僻的心理.幼儿园的各项活动的规划是否符合幼儿成长的需要,也会影响幼儿心理健康的形成.教师的病态人格将严重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在情绪不稳定的教师所教的班级里,出现人格障碍的学生人数也较多.这些细微的过程贯穿幼儿成长阶段的始终.并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2对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策略

2.1在幼儿一日活动中的渗透

幼儿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都蕴涵着丰富的教育内容,因此,是心理健康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应充分利用一日常规生活来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游戏是贯穿始终的.幼儿园教育倡导玩中学:“活动游戏是独立性培养和合群性养成的极好手段.”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教育,维护心理健康.并从中学习到如何与同伴和谐相处.通过这种具体且形象的活动方式,幼儿的心理不断地得到成长与发展.作为教师也应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活动当中,并要预防幼儿抵触情绪的产生.教师也应该多表扬幼儿,幼儿往往渴望获得老师的赞扬和喜爱.并从中获得信心“.在有些具有较强规则的游戏里,孩子们还能够学会如何对待挫折,面对挑战,这些游戏都有助于孩子们品质和意志的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并不是一门独立的教育活动,教师要将心理健康教育有效渗透于幼儿园一日活动中.幼儿每天都在进行多种多样的活动,教师要牢牢把握住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发展特点,有的放矢的进行渗透性教育.将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从原始的在书本上的教育,延伸至其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利用幼儿园的进餐、午睡等生活活动进行随机教育.设立生活角区域角,开展角色游戏.通过做游戏,唱儿歌,讲故事等多种多种多样的形式,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幼儿通过与同伴在游戏中协助、分工、合作、谦让等,锻炼了幼儿的交往能力,对幼儿形成良好的性格有很大促进作用.让每个幼儿养成健康的心理,不放弃任何一个幼儿.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是我们幼教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工作.

2.2良好心理环境的建构

生态学指出,要把幼儿的心理发展放在多个心理系统中并加以整合.而幼儿发展的环境并不是在一个家庭中,一个幼儿园中.而是特指那些以人际文化为主要元素的人文环境.除了必须保障幼儿人身安全的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对幼儿心理环境安全的保护.教师、家长要学会换位思考,不要过多的厉声责备幼儿.尽管他们的心理年龄尚且还小,但是他们对这种安全的心理氛围的要求也就尤其重要.我们作为幼儿最依赖的人,更应该多站在他们的角度为他们考虑问题.不能仅凭主观臆断,觉得幼儿年龄尚且比较小,不懂事.就可以不顾他们的心理想法,做一些伤害他们的事情.而是应该多鼓励、表扬幼儿,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对于问题突出的孩子还要和家长联系,咨询专家,进行心理治疗.

2.3幼教工作者的整体素质

据笔者了解,现今我国幼儿教师的基本素质还不是很高.很多学前教育缺乏新的师资力量,原有的教育理论还在比较低的水平.幼儿教师一般而言,基本是一些高职专科院校毕业的.相对别的国家来说,还存在十分大的差距.她们对于儿童表现的心理特征不能很好的进行分析与矫正.也更没有能力来预见和干预了.一些幼儿园教师在解决幼儿特有的心理方面的问题时,则是把有关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用于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中.这种状况带来的后果,不仅没有对症下药,还有可能恶化幼儿的心理问题.而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专业化水平要求相当高的职业,因此需要专业化的师资培养.进行心理学知识的培训是解决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专门师资缺乏的重要途径.可以把这种心理学专业知识的培训作为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的一个内容,通过专业化的教育,无论是在基础的理论知识方面还是在实际的操作技能方面,都能使幼儿教师得到很好的职后训练,从而保证其能胜任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推动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顺利开展.然而,心理问题对于幼儿在该阶段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这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要壮大幼儿教育群体的师资力量尤为重要.我们要重视幼儿教师的职后培训工作的开展,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提高他们的基本素质.和自身的心理水平.这也是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幼儿教育是启蒙教育,作为一名幼教工作者,要不断学习,提高认识.加强理论知识,学习系统的教育的途径和教育的方法等.

2.4加强家园共育

幼儿是在周围环境中各种条件的相互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在幼儿期,他们对周围环境的辨别力差,对成人依赖性强,教育的作用体现在生活中的人、事、物对幼儿的影响,幼儿生活直接作用于幼儿发展.家园犹如一车两轮,只有同向运转,才能共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幼儿良好心理环境的创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幼儿园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一致性.利用时间等方式与家长进行交流,随时了解幼儿在家情况,并向家长反馈幼儿在园表现,以取得家园一致性教育.同时转变家长的教育观.重视对幼儿的个别辅导.对于某些内向的幼儿来说,也许会有一些问题不愿意与老师和家长进行沟通.就憋在心里.这时,我们可以采取个案法,给予特别的关注,及时矫正不良的心理行为.必须十分关注个体幼儿的心理健康,实施个别教育.根据不同,制定出不一样的教育方案,因材施教.然而,正因为缺乏有效的交流,才会引起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实很多问题,我们通过老师、和家长可以对幼儿进行适当的沟通.应该充分的认识到幼儿在学习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并能及时、积极的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家长应多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作为教师,也应常常与家长联系、沟通.加强家园共育.教师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是离不开家长的配合的.只有在学校与家长的双方共同努力的条件下开展教育,才能更加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其次,多倾听幼儿的心声.倾听并不是简单的听,而是全身心的投入,专注的倾听儿童诉说的态度、方式及内容,是儿童对辅导者建立信任感的重要因素.当儿童与教师诉说一个他所遇到的问题时,教师必须积极倾听,并不时给予反馈,让儿童知道你在专心倾听,以促进良好的沟通.只要教师做个有心人,在幼儿教育过程中能及时发现幼儿心理健康问题并及时引导,才能引导幼儿心理的健康发展.因为学前教育是对于幼儿的一种启蒙性教育,它又在幼儿教育中起着导向的作用.理论研究表明:幼儿身上表现出的问题,往往源自家庭教育.由此可得,教师要引导家长使用正确的教育手段,确保家园共育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机统一,应该使双方达到统一的认识高度,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才能得到科学合理的解决.进一步加强了家长与幼儿园的双方的主动和创造,使教育一致性原则得到了真正落实.幼儿园多于家长沟通,力求创设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幼儿实施有效的影响和教育,让家长从培养幼儿良好的心理素质入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来,在观念上和行动上真正尊重孩子.对于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深感任重而道远.随着我国幼儿教育事业不断蓬勃发展,陆续有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

3结语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第3篇

从近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跋涉和知识积累历程。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外来学术文化资源,尤其是西方学术文化资源的输入和传播,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建设的基本知识背景和主要学术源头之一,影响着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知识活动的现实走向。

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学术建设最早的参与者们,在西方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的熏陶和装备之下,以“儿童本位”为核心观念,以令人惊诧的学科跨度,完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知识体系最初的言说和构建。20世纪5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移植和影响,在满足了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理论渴望和需求的同时,也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改造成了相对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显露出其学理上的贫弱与尴尬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人们继续延续着这种集体学习的激情和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建设,就其基本的学术依托而言,是人们不断借鉴外来学术资源、不断集体学习的结果。

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借鉴外来理论资源方面,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学术路径。起初,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艺思潮变革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西方文艺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朴素的热情和学步的冲动。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理论、英美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还有发生认识论、格式塔理论、系统论等等周边学科的理论学说,都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儿童文学研究者们所热衷的学习内容和知识领域。尽管这些学习和吸收所带来的理论转化和建设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其后也遭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抨击,但这一吸收和借鉴,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们的知识更新和拓展,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转型和建构,无疑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若干年来,我们对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关注、吸收和借鉴,也构成了一份虽然有限却也持续不断的出版清单。能够列入这份清单的译介著作主要有周忠和编译的《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1983年,中译本年份,下同)、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1983年)、安徒生的《我的一生》(1983年)、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1991年)、《长满书的大树》(1993年)、鸟越信的《世界名著中的小主人公》(1993年)、穆拉维约娃的《寻找神灯――安徒生传》(1993年)、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的魅力》(1995年)、约翰?迪米留斯等主编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1999年)、松居直的《我的图画书论》(1999年)、维蕾娜?卡斯特的《成功:解读童话》(2003年)、杰拉?莱普曼的《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2005年)、奥兰斯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2006年)、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2007年)、艾莉森?卢里的《永远的男孩女孩:从灰姑娘到哈利?波特》(2008年)、王逢振主编的《外国科幻论文精选》(2008年)等等。毋庸讳言,在最近20多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进程中,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影响了(或将要影响)我们在儿童文学相关论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建设进程,同时,从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它们的出版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借以了解世界的愿望和努力。

或许,今天我们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学术译介工作已经抵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根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学术走向,对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更加自觉、更加系统,同时希望也是更加有效的译介和引进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几位研究者、译者和出版社共同努力,推出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理论译丛”第一辑(四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收入这套译丛的四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欧美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的《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英国学者彼得?亨特选编的《理解儿童文学》(郭建玲、周惠玲、代冬梅等译)、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美国学者蒂姆?莫里斯的《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张浩月译)。

《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论题组合新颖、开放,论述方式严谨而又不失个性的概论性著作。该书涉及对儿童文学概念和范畴的理解、儿童文学教学活动、儿童文学阅读与接受、童年概念、儿童文学与市场、儿童文学与意识形态、儿童文学基本文类及其特征等内容,并提供了将各种当代文学理论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的示例与可能。该书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是当代北美儿童文学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和批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重要的英语儿童文学学术刊物上,并以其广泛深入的话题探讨和活泼诙谐的论述风格始终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著作,它较为综合地反映了诺德曼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对于儿童文学文类特征的再认识,对于“儿童文学的乐趣”及其实现途径的思考,以及对于如何将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运用于儿童文学批评的尝试,对当代英语儿童文学教学和批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儿童文学的乐趣》第一、二版分别出版于1992年和1996年,纳入本次译丛的系诺德曼与同事梅维丝?雷默合作修订的第三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学术话题也得到了新的探讨。该书已经成为目前北美地区高校儿童文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理解儿童文学》一书是编者彼得?亨特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精心选摘的14篇论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儿童文学传统概念(如儿童文学、童年等)的理解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与文体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献学批评、元小说理论等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应用等等。彼得?亨特是英国知名的儿童文学学者,也是《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的主编。这一组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第一部分“理论与批评方法”中摘取的学术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相关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它们从多维的研究角度展示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拓展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它们在运用、借鉴不同批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理论阐发的同时,也显示了这种借鉴和运用所可能具有的理论上的创造性。

《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西方当代童话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作者杰克?齐普斯以童话的古今发展与演变为基本背景,从五组个案出发,细致解读了童话中所蕴藏的“神话”因素。他指出,许多经典童话在今天已经成为代表着永恒真理的神话,但恰恰是在这些仿佛来自久远年代的“真理”中,积淀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当代童话阅读与创作不应仅仅成为对于这些古旧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全盘接受,而应当致力于发现和揭示出那潜藏在真理假象之下的“神话”内涵。本书最后,齐普斯在测绘当代美国童话可能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在当代童话创作中打破童话“神话化”的樊笼,挣脱传统的、旧有的、神话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以求发挥童话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期望。本书作者齐普斯是当代西方童话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切入童话及其当代形式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在西方儿童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多种文本形式。有人甚至断言,自齐普斯以后,人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地欣赏迪斯尼对于经典童话的各种改编了。这本《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齐普斯一个阶段的童话研究论文集,但个中许多论点基本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童话研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本书中,齐普斯的分析和论述同时结合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当下的现场感,他对于古典和现代童话的“神话”内涵的提取过程展示了理论分析本身的魅力。

《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站在儿童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具体的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出发,论述了成人、儿童、风俗、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当前电影中的儿童成人化和成人儿童化倾向。此外,本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儿童图画书的相关品质等问题。作者的论述涉及从纸质图画书到电影屏幕、从传统的经典文本到当代流行文本的广阔论域,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养育经验,探讨了历史上和当下的儿童文化所传达出的矛盾讯息。他指出,童书与儿童电影同时也是特定的时代焦虑与成人欲望的写照;而许多儿童文学和文化经典在呈现种族主义、男权主义与暴力的同时,其自身也总是与权力的运行紧密相连。在本书中,作者所拷问的并非儿童应当得到什么的问题,而是成人给了儿童什么。通过揭示我们的文化是如何通过视觉媒介看待儿童并与之对话的,本书提出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中呈现的世界观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莫里斯的论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另一部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度引起争论的《以彼得?潘为例,或论儿童小说的不可能性》(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1984)。如果说莫里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罗丝在《以彼得?潘为例》一书中所揭示的儿童文学的成人话语权问题,那么通过将图画书、电影等儿童文化领域的新媒介纳入其论述范围,他的这部著作不但拓展了罗丝的理论,也大大加强了其当代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儿童文化领域,致力于寻求和探讨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而这种探求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研究话题的重要丰富与拓展。这一研究视野的开拓在本辑丛书中得到了十分鲜明的反映。例如,《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除了探究儿童文学及其阅读活动的方方面面之外,还探讨了诸如玩具、电视和电影是如何影响体验和理解文学的方式等话题,其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本人也是对于儿童文化始终保持学术敏感的一位研究者。早在1982年,他就为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编辑了题为“为儿童的商业文化:童书的一种语境”(Commercial Culture for Children: A Context for Children’s Books)的专栏,其中收入了包括大众市场与儿童玩具、当代少年电影趣味趋势、儿童电视观看等话题在内的九篇论文。其后,儿童文化、尤其是儿童通俗文化也一直是诺德曼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样,《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将传统童话和现代童话纳入到广阔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和意识形态背景上加以分析;而作者齐普斯从来不把童话的呈现仅仅限定在纸本意义上,他的许多研究都是以当代童话电影、卡通等为对象展开的学术探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就专辟一章,就迪斯尼动画的“神话”性进行了“祛魅”分析;而在其他各章的论述中,齐普斯的分析也时常跳出印刷文本的限制,将童话的现代呈现媒介也同时纳入论述范围。《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则将儿童文学、儿童电影等的研究置于错综复杂的儿童与成人的“文化-权力”关系中加以探讨,同时也显示了鲜明的美国文化色彩和意识。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第4篇

罗尔德•达尔儿童作品中语言方面的幽默就是属于这种类型。读者如果读到语言结构等不同寻常的文字是就会发笑。[2]所以达尔在其儿童作品中运用了很多不和谐的语言使得小读者甚至成年人都被他的幽默所折服。这些不和谐的语言在达尔作品中随处可见,它们看似不和谐,但却引人发笑同时发人深省,这就是达尔式幽默的独到之处。达尔在其儿童作品中应用的这些文字游戏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创新词创新词即新词的使用,是达尔在其儿童作品中应用的一种处理语言的幽默方式之一。简单地说,达尔在书中根据我们所熟知的词语创造出一系列的新词。这些新词的使用给人以新的视觉、听觉甚至味觉的冲击,在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例如达尔的作品《吹梦巨人》(TheBFG)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HUMANBEANS:这个词显然是在humanbeing(人类)的基础上创新而成的。因为在书中所有巨人城堡里的巨人(吹梦巨人除外)都以人类为食,包括全世界的人类,从土耳其到日本,从丹麦到中国。这些人在书中被称为humanbeans(人豆)。一方面因为beans的发音和being很像;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巨人的眼中,人类如此渺小,他们以人类为食就如同吃豆子一样轻松。这种比较兼顾了词的发音与意义两个方面,让读者觉得妙不可言。SNOZZCUMBER:作为巨人城堡里唯一不食用人类的吹梦巨人BFG,他的食物就是这个snoz-zcumber。这个词可以分为“snozz”和“cumber”两个部分。词的第一部分是作者创作出来的,它的发音给人以一种不愉快且恶心的感觉。词的第二部分使读者很快想起了黄瓜(cucumber)这个词,所以可以推论它应该是一种瓜类。这样一来,“snozzcum-ber”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像黄瓜的蔬菜,但形象丑陋,口味令人作呕。书中的描述和插图证明了我们的想象是对的。尽管这样吹梦巨人也不苟同于那些吃人的巨人同伴们。他的一日三餐以这种蔬菜为食,可见他的心地有多么的善良。FROBSCOTTLE:这个词完全是作者原创的,没有任何依据,但根据书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吹梦巨人喝的水,是一种甜甜的、混合的、浅绿色的起泡液体,就像人类喝的汽水一样。DILLION:这是达尔在书中创造的一个表示数字的新词。他在书中这样描写吹梦巨人,说他可以做无数个梦。(BFGcanmakedillionsofdreams.)我们只知道一些表示巨大数字的词,如“million”,“billion”,“trillion”,达尔造出的这个“dillion”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它比前三个词还要大,大到数不清的程度。此外,达尔还创造出了几个巨人城堡中奇怪动物的名字,例如:SCOTH-HOPPER,WRAPRASEAL和CRUMPSCODDLE。我们只能根据词的发音和自己的感觉来想象这些人类世界中并不存在的动物。这些看似很拗口的词不但不会使小读者心生畏惧,反而能激发他们极大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二)首音误置首音误置这个词来自于一名牛津大学的专家威廉•斯普纳。一次,他在对学生说话的时候误将“downtrain”说成了“towndrain”,不小心把这两个词的首音“d”和“t”,互换了一下。而更巧的是互换完的两个词竟然组成了一个新的词组,有它新的含义,“回去的火车”变成了“城镇的下水道”。[3]这种现象在英语中被称作首音误置。达尔在其作品《吹梦巨人》中就特意运用了这个语言现象。DAHL’SCHICKENS: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首音误置,它的原词是英国著名作家CHARLESDICKENS。吹梦巨人因为没有上过学,所以英文水平欠佳。当误把CharlesDickens说成了Dahl’schickens。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变化后的新词竟然包括了作者的名字达尔(Dahl)和一个有新的意义的词—小鸡(chickens)。这样一来,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吹梦巨人的口中变成了达尔的小鸡。这不仅在发音上显示了奇特的效果,而且意思上也诙谐幽默。

(三)变位词变位词是改变某个单词或短语的字母顺序后构成的新词或新的短语。这种语言现象在达尔的《小乌龟是怎样长成的》一书中运用得恰到好处。他在书中描述了一只神奇的小乌龟,它有神奇的力量,能看懂人类看不懂得语言。可能成年人会觉得这个歌谣很幼稚无聊,但孩子们却非常喜欢。而且书的题目(ESIOTROT)也选自于这个歌谣,这会使小读者们产生好奇,迫不及待地阅读下去以发现更多的奥秘。

(四)发音和语法错误在达尔儿童作品中塑造的喜剧人物或反面人物形象中,有许多存在着发音和语法错误。这是作者为了完善他们的滑稽或丑陋形象而有意为之的。这些形象的代表集中于《吹梦巨人》和《女巫》两部书中。吹梦巨人由于没有受过教育,在说话时常常犯一种可笑的错误。他每说一句话,无论句子的主语是什么,谓语一律用第三人称单数。这种蹩脚的英语听起来令孩子们发笑,同时也提醒他们要使用规范的语言。读者随着阅读的深入会很快适应吹梦巨人的这种系统性的语法错误。然而按照这个规律,偶尔他也有用对语法的时候。这时读者反而会觉得诧异可笑。幸运的是,在故事快要结束时,小女孩儿苏菲教会了吹梦巨人拼写和语法,规范了他的语言,并鼓励他阅读书籍。最终吹梦巨人在苏菲的帮助下可以说出并写出一些标准的英语了。这同时也给小读者们做出了一个好榜样。再如在达尔的另一部儿童作品《女巫》里,大女巫有一种特殊的说话方式。她的一些发音非常怪异。例如,她不会字母“w”“r”“v”“g”的正确发音。下面是书中大女巫和其他女巫的一些对话。大女巫的这些特殊的发音使她在读者心中的形象更加丑陋和残忍。和吹梦巨人不同的是,她一直不能也不想改变这种说话方式。

二、罗尔德•达尔的幽默对儿童读者的作用

书籍对儿童读者的作用通常有两点:娱乐儿童与教育儿童。但这两点很难达到平衡。一些作者只关注书籍对儿童的教育作用,认为书籍应该帮助孩子学习知识。这样的书籍只会给儿童带来枯燥无味的体验,甚至使儿童对阅读失去兴趣。另一个极端是作者只关注书籍的娱乐效应和销售量,这种书籍只能供儿童娱乐和消磨时间。而孩子们会很快忘记书中的内容,同时也学不到任何东西。这两种极端的书籍都不是我们想要的。达尔在其书中运用的乖讹幽默使他的儿童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达尔让儿童在快乐中学习的本领展示了一位作者的神奇力量。

(一)娱乐儿童儿童文学首先要做的是吸引儿童的注意力,让儿童喜欢阅读。一部作品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关键在于读者和作品内容的亲疏程度。儿童在阅读的时候总是喜欢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儿童喜欢在书中找到共鸣,找到自己的影子,实现自己的愿望。只有这样的书籍才会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达尔作品中幽默拉近了他和孩子们的距离。达尔作品的所运用的幽默都源于儿童的生活。作品中幽默的人物使用幽默的语言。这种语言的不和谐性引起了儿童的极大兴趣,使他们陶醉其中,期待在下一本书中找到同样的幽默情景。

(二)教育儿童儿童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给儿童正确的引导和良好的教育。通常儿童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们应该读的,另一类是他们想要读的。现实中,这两类书籍很难重合。儿童不想读他们应该读的书籍,而他们想要读的书籍又不被老师和家长认可。一本好书应该结合这两种类型,让儿童喜欢读他们应该读的书籍。达尔幽默的文学作品巧妙地结合了这两点。儿童可以轻松愉快地从他的书中学到东西。例如达尔在书中运用的文字游戏培养了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儿童在猜测这些文字游戏的过程中又会学到新的单词。学会单词的喜悦会激励他们学习更多的句式、语法等等,从而慢慢懂得去欣赏文字的魅力。达尔在一次采访中曾这样解释他对儿童作品的观点:“它教给儿童如何运用语言和用语言做游戏的快乐。总之,它帮助儿童学会不再恐惧书籍……如果我的书籍可以帮助儿童成为读者,我会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三、结语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第5篇

近年来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繁荣发展,而理论批评则相对滞后,这是一个急需引起理论界重视并尽快提出解决方案的问题。

( 一) 本土文学精神的提炼与凝聚

本土原创文学的发展必然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土壤内,因为我们主流儿童文学的创作,是用汉语言文字写作生长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孩子,中国人的童年经验与童年体验。因此,无论是现实文学世界,还是幻想文学世界,无论它所体现的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无论作者的视野在乡村,还是在展现都市,文学世界的主体意蕴必然始终是中国的。因此,从逻辑推理上讲,一种属于中国式的本土儿童文学的精神应该是可以被提炼与凝聚出来的。虽然不同作家的写作路数与文学风格千差万别,但文学精神的脉络应该是贯通的。

中国儿童文学精神的凸显会促进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因为它会增进作家的文化自觉意识,切实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孩子的生存生活现状去进行创作。这样的精神也会建构到我们评价判断作品的价值标准中去。儿童文学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纽带,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自然渗透在文本中,现代文化在不断的建构发展中,依然需要作家理论家去思考,诠释,表现。新时期以来,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都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文本中儿童性、文学性,以及二者结合后的儿童文学性的内涵表述越来越现代,人物形象的塑造越来越体现出我们现代中国孩子的健康生命姿态,语言与审美思想的呈现也愈益呈现现代中国的精神特征。一种深刻的民族文化精神与文化理想正在被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们用心地表述着,建构着。这切实需要理论界从宏观的视野高屋建瓴地概括出来,凝聚出来。本土儿童文学立足本国与走向世界都要依靠其本土特质。在本土儿童文学文化输出的过程中,世界人民藉由文本想了解的,应该是中国的孩子是怎样的,他们的生活环境与生活内容是怎样的,他们的性格气质是怎样的,他们的所思所想是怎样的。外国的小朋友想认识中国的孩子,外国的大人想藉由中国的孩子了解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未来。当然,他们最直接的还是想获得具体的审美感受,那种感受必然是非西方的,令他们感到陌生新异的,所以,那只能是中国的。

新时期以来,我国已有一批作家获得了重要的创作成就,他们的作品已经走向世界。代表作家如曹文轩、张之路、秦文君、杨红樱等。对这些作家,更要进行深度的总结研究,研究他们的成长历程,创作理路的发展演变,文学创作的文化、社会、思想资源,作品中语言表达、人物塑造、审美意象、意境、思想意涵的独创性与中国特征。以文化输出的视野来看,中国内涵的析出更是非常关键。因为这一方面有助于确立作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文化品牌,形成连锁的文化产业效应。另一方面可以促成本国与世界人民对作品的理性认知,深刻理解作品。也有助于典型性地凝聚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文化向心力,使我们在面对国际市场时,以统一的中国人的面貌出现。

( 二) 文化多样性的研究

在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视野之后,还要注意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中国版图辽阔,民族众多,东西部差异,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异,城乡差异,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电子时代信息和影像产品的多媒体化,网络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等,这些都使得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日益凸显。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多样性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前沿学术问题。它在儿童文学、儿童文化中的投射力与影响力同样关键。因为孩子所生活的文化环境,他们的文化个性,以及他们拥有文化差异和对立的程度等,都关涉影响到“今后他们对自己文化的态度,也影响了对其他文化的态度。从很大程度上说,它关乎着接纳和拒绝,容忍和偏执,热爱和平或是钟情战争。”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步伐的加快,我们与国际社会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孩子会愈益置身于一种多元文化的生活空间中,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也势必会愈益受到中国作家的关注与表现。近年来我们的学者在这方面已有很敏锐的关注。接下来我们的研究要有意识地发现、概括文化多样性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形态。要关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地区的作家的创作。一直以来,我们关注的都是汉语言儿童文学,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儿童文学也应该逐渐被纳入关注视野。

( 三) 细读文本是增进理论问题意识、研究儿童文学文学性的可靠手段

儿童文学学科具有跨学科的学科属性,可以从各种学科立场与学术视野去展开具体研究。但是一些基本儿童文学理论问题的形成与儿童文学文学性的研究,还是得从细读文本入手。这样一种思路能使我们牢牢握定研究对象,真正切实地面对研究对象,具体细致地掌握与理解研究对象。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研究其根本路径是审美感受与价值体验,这奠定了其主观性的基本特质,这与自然科学“客观”、“物质”的特性有本质的差异。但我们依然要向自然科学学习,学习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做科学实验时的态度与方法,科学研究的姿态与工作状态,对对象的无穷逼近、解剖,对真理的不懈探求等。文学理论批评如果能就作品内部的世界分析出具体的东西,就这一个作家的创作概括出具体的理论问题,并以此形成与作家的交流对话,这样才能真正起到促进创作的作用。总之,文学现象的研究不能泛泛而论,无的放矢,文学成绩与经验的总结,问题与不足的反思是一个由个别而整体的过程。要能以学理性的结论去向社会敞开原创儿童文学的成绩,促使作家去认识反思自己的创作,要增进他们对文学资源与个体优势的自觉认识,要帮助他们逐渐走上个性的原创道路,不跟风,不随波,增进自我原创的信心与可能性。对新人新作要有及时的跟踪把脉,展开趋向性的分析研究,以鼓励为主,有问题适时纠偏,充分体现出批评的功能。从当前儿童文学资源的勘探与利用的现状看,中国儿童的生存现状依然是创作主导的表现领域,在此基础上作家以文学性的理想途径干预现实的、超越现实的意识也要自觉加强。这些方面都亟需理论界对创作的引领。

( 四) 理论研究与少儿出版状况的对接

少儿出版是推动儿童文学事业的第一平台,这一功能越来越显著。理论研究滞后于创作,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滞后于出版状况。理论研究还没有有效地和出版界获得嫁接与联通,甚至,在面对大量的出版现象与文学现象时,搞研究的一下还跟不上这个节拍,搞出版的可能更显示出是行家里手。当然,二者的研究视野、兴趣、结论会各有倾向,纯粹的理论批评研究是任何其他角度的研究所无法替代的。但我们现在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落实一种机构,使理论界和出版界对接,使研究者能在更及时、畅通的渠道下掌握儿童文学创作的新面貌,跟踪进行分析研究。

二、理论研究资源的获取,与国际交流的重要性

在笔者自己从事批评的过程中,总感觉到理论资源、理论储备的不足。很多时候还是依赖审美感受,结合自我的童年体验,与对童年现象的观察与思考等,进行了一些概括性的分析研究,通过对作品内部世界的理解而获得一些理论话题。也就是说,是作品赋予了笔者理论的活力与阐释的激情,进而上升到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思考。笔者第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是对我国早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成绩的梳理与总结,限于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性,研究成果还很不全面,也不是很满意。但就是通过这个研究,从我们国家最早的儿童文学理论的拓荒者们那里,继承了很多理论思想资源,并内化为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与研究能力。这个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对笔者帮助很大。为了给早期成果定位,研究中还阅读了一些西方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尽管很粗浅,但感觉受益匪浅。在阅读英文原文的过程中,总是很新鲜很兴奋,著作有理论的魅力吸引你读下去,并能获得很具体丰富的感悟与认识,能和自己实际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在做上述工作的过程中,笔者非常遗憾与不满意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时间与经历的限制,只涉猎了这么两部分资源,对建国以后我国儿童文学的理论状况,尤其对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没有系统梳理研究,导致了自己对20 世纪下半叶我国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资源的学习、借鉴不足,这是一种“瘸腿”的状况,所以希望自己尽快把这个缺憾补上。

年轻一代的学者尤其得在此方面下大力气,这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去跻身于他们的行列。只有通过那样的平台,我们才能知道国际儿童文学学界在干什么,都有哪些知名的机构,他们已积累的学术资源与当下的学术理路,最关心的前沿学术问题等。实际上,可能一次会议的议题对我们就是很深刻的刺激,从中可以学习到非常新鲜具体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三、结束语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第6篇

当读者保留自身的期待视野,进入原文文本的世界之后,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分析、理解、判断、总结,直到期待视野与文本视野相融合。从这个角度来看,读者在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中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是原文文本的读者,也是译文文本的作者。由于对原文文本会有差异化的理解,所以不同的译者会译出不同的译文文本。因此,译者在翻译之前对原文文本的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通常,为了能够尽量了解并反映原文文本的真实意义,译者需要对原文文本中涉及的历史、地理、风俗等有一个前期的学习。如前所述,视野融合是接受美学的核心原则。在翻译过程中,译本是译者与原文文本进行多次交流的成果,当然也是译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视野相融合的结果。在整个过程中,译者必须面对两次接受与交流活动的影响:其一,译者与原文文本的交流,这与译者对原文文本的理解直接相关;其二,译者还应该预测到译文读者通过译文与作品进行的第二次交流,这一点对译者的翻译过程也有直接影响。

而这两次接受与交流活动都是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参与因素的。在翻译过程中,原文文本中尚有很多空白需要译者来填充、完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是译者在阅读和理解原文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的具体化的、积极的创造性活动。翻译过程中译者自身的期待视野同样会影响到他的第二次交流活动,也就是译文的生成过程。根据接受美学理论,文学作品的意义包括文学自身的意义以及读者的理解两个部分。在进行第一次交流的过程中,译文的质量与译者的接受水平直接相关,并使得译者的期待视野和原文文本实现最大程限的融合。显然,这种融合会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如历史环境的不断变化等,都会使得译文的质量出现波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者是同一历史时代的译者对知识以及期待视野的理解都不尽相同。而第二次交流活动是译文读者与译者之间的交流,因此译者在追求自身期待视野与原文文本相融合的同时,还应该考虑译文与译文读者视野相融合的问题,关注读者的接受能力与期待视野,在原文文本和读者之间发挥桥梁和媒介的作用。

二、基于接受美学理论的儿童文学翻译原则

(一)准确估计儿童读者的期待视野基于接受美学理论的儿童文学翻译对原文文本的意义没有一个绝对的解释,只有儿童读者自身的阅读才能使得文本的意义具体化。儿童读者在期待视野下开始阅读,对文本进行持续的分析与判断,直到和文本视野相互融合。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充分调动其自身的知识储备,尽量挖掘原文信息,只有这样才能翻译出更好的文本。儿童读者和成人译者在期待视野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注意到两者之间的视野转换问题,准确估计儿童读者的期待视野。

(二)以儿童为本在接受美学理论视域下,文学作品翻译的重心应该从传统的重作者、重文本向重读者的方向转移。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作品只有被读者所理解与接受,才能真正实现其美学价值与文学意义。这个理论不但有效地拓展了文学作品的研究空间,同时也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接受美学理论对传统翻译的“文本中心论”是一个极大的颠覆,有效地提高了译文读者与译者的地位与价值。由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因此其翻译应该以儿童为本,这个原则决定了儿童文学翻译应该以儿童读者的地位与作用为基础。因此,在儿童文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要结合儿童自身的特点,对他们的期待视野进行分析与预测,分析其与成人接受能力的不同点,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尽量保证译本能够为儿童读者所理解、所接受。

(三)注意原作的封闭性接受美学视域下,原文作品是一个未知的、半开放式的统一体,它不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同时也具有固有的封闭性。其开放或封闭的程度受到作品图式化结构的影响。因此,面对众多的译本,除了从历史环境以及译者人文素养等方面进行合理解释之外,还必须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分析、比较和判断,寻找各个译本的优点和不足之处[4]。否则,文学作品将失去其导读、评价与引导等方面的作用,从而使得翻译学习者、译文读者以及翻译理论研究者失去方向。而这个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呢?应该是原作,这是分析与比较的根本基准。虽然译本可能由于历史与环境的变化而出现一定的变化,但是其根本是原作,只是由于译者的审美能力、个人经历、语言能力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译作才发生相应的变化。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所有活动都是建立在原作之上的,这就需要译者在一定程度上遵从原文,即考虑到原作的封闭性。

三、结语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第7篇

1.以“儿童”为基本立场的儿童数学教育思想体系

首先,我们确立了以“儿童”作为数学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基本立场“。儿童数学教育”就是以儿童发展为本,满足儿童发展需求,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教育。进一步,我们需要提炼能反映儿童数学教育系统本质特征的因素。英国学者欧内斯特(P.Ernest)在《数学教育哲学》中,提出了数学教育哲学应围绕以下四个基本问题展开:数学的本质、数学学习活动的本质、数学教育的目的、数学教学活动的本质。参考这一框架,儿童数学教育思想提出了儿童观、儿童数学教育价值观、数学观。(1)儿童观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的“儿童观”是:儿童是活生生的人、儿童是发展中的人。“儿童是活生生的人”,意味着儿童是具有丰富情感、有个性、有独立人格的完整的生命体。因此,教师要尊重儿童、理解儿童、善待儿童,使得每一个儿童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在集体中。“儿童是发展中的人”,意味着儿童是有潜力的人,但又同时具备不成熟的特点,因此教师要充分相信儿童,要注意开发、挖掘儿童身上的潜能,儿童能做到的教师一定不要包办代替,促进儿童的自我成长,让其在自主探索中形成自信和创新能力。儿童又是未成熟的个体,所以教师要包容、悦纳他们的错误,并善于利用错误资源,使之成为促进儿童再发展的新能源。因此,儿童的学习应是学生的主动建构及与同伴和教师互动交流的活动,是一个自产生、自组织与自发展的过程。教育的任务就是激发和促进儿童“内在潜能”,并使之循着儿童成长的规律获得自然和自由发展。(2)儿童数学教育价值观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的“价值观”是:数学教育的价值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数学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汲取知识、增长智慧、浸润人格。为此,教师要教与生活联系的数学,要使学生体验数学知识产生的生活背景,感受数学的发生、发展和应用过程,感受数学的价值;要教相互联系的数学,在学习新知识中播下知识的“种子”,在沟通联系中体会数学的整体;教有思想的数学,注重数学的基本思想,使学生收获数学思考和问题解决的方法,启迪学生的智慧;教美的数学,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会数学的内在魅力,从而产生好奇心和兴趣,进而为形成美的心灵和情操奠定基础;教能完善人格的数学,使学生形成“做真人、懂自律、负责任、有毅力和会自省”的品格。(3)数学观关于数学本质及其作用的认识对学校的数学课程,教学与教学研究的发展有着关键的影响(J.Dossey)。M.Niss更是强调数学教师数学观的重要性,他有一段应当引起所有数学教师深思的话:“缺乏多元多维的数学观也许是今天数学教师的致命弱点。”对于“多元多维”的理解,至少可以体现在如下方面:数学不仅仅是计算,而是包括着数量、关系、图形、规律、不确定性、解决问题等丰富的内容。数学不仅仅包括静止的结果,更包括生动活泼、富有创造的发生、发展和应用过程。数学不仅仅需要演绎推理和证明,还需要观察、分析、类比、归纳、实验等火热的思考,还需要好奇、自信、毅力、实事求是…………

2.以特色课堂为核心的教学策略

在数学教学实践中,吴正宪团队创造了体现儿童数学教育的八种特色课堂:真情流淌的生命课堂、经验对接的主体课堂、思维碰撞的智慧课堂、机智敏锐的灵动课堂、纵横联通的简捷课堂、以做启思的实践课堂、追本溯源的寻根课堂、充满魅力的生活课堂。“真情流淌的生命课堂”的基本特征是:用真心引领学生进行学习;用真情营造学生敢说敢为的学习氛围;用真情唤起学生成长的力量。“经验对接的主体课堂”的基本特征是:运用情境唤起学生的经验;用学生经历过的例子帮助学生学习;鼓励学生形成自己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思维碰撞的智慧课堂”的基本特征是:激发学生在“问题串”中不断深入地进行思考;鼓励学生在比较中辨析;促进学生在解决“冲突”中提升。“机智敏锐的灵动课堂”的基本特征是:预设灵动的学习资源;创造灵动的学习机遇;激发灵动的学习智慧。“纵横联通的简捷课堂”的基本特征是:梳理学生心中的数学;在联系中启发学生新的生长。“以做启思的实践课堂”的基本特征是:鼓励学生在操作和实践中体验;促进学生在体验中进行思考;激发学生在思考中进行创造。“追本溯源的寻根课堂”的基本特征是:体现数学发生和发展的创造过程;在数学思考过程中体验数学的思想方法;感受数学的文化价值。“充满魅力的生活课堂”的基本特征是:从生活实际中创设情境;鼓励学生运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积淀生活经验回归数学。

二、“再起航”: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理论内涵的提炼与创新实践

2014年12月8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儿童数学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立,研究所的成立是为了真正体现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价值,促进实现既体现教育真谛又具有首都特色的北京儿童数学教育教学,提炼北京市儿童数学教育思想和教育教学研究成果。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研究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开展“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理论内涵与创新实践”的研究。这项研究工作正是对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的深化。深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新课程背景下的深化。在课程标准中,对于数学教学提出了一些新要求,比如培养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这些应该在儿童数学教育实践中得以体现。第二,在价值分析、学生研究基础上的深化。儿童数学教学实践,离不开对于教育价值全面实现、遵循儿童学习规律的这些基本问题的叩问。本研究将选择小学数学的某些核心内容开展教育价值分析、学生学习路线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和评价的整体设计。第三,在实践效果检验下的深化。教学研究和改革的效果如何,需要进一步做教学实验,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1.进一步完善和构建“儿童数学教育思想”

本研究将进一步提炼和总结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的内涵,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儿童观、儿童教育观、数学观,指导数学教学的实践。具体说来,需要回答以下几个主要问题:第一,儿童数学教育思想下的儿童观、儿童教育观、数学观是什么?第二,儿童数学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要素及其关系是什么?第三,儿童数学教育思想指导下的课程设计、教学、评价的特点和原则是什么?

2.开展儿童数学教育视角下的整体教学实验

能够对课程与教学实践产生最直接、最为具体影响的教育研究可能非教学改革实验莫属,儿童数学教育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教学实验必然具备“整体”的特征:第一,教育价值在儿童发展中的整体实现;第二,基于价值分析、学生研究的教学评价的整体设计。根据数学课程改革的新要求、教师实践中的困惑、本课题的研究基础,本课题选择以下两个方面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培养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能力的整体教学实验、发展学生数据分析观念的统计教学整体实验。(1)培养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能力的研究和实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数学问题提出的教学研究引起了国内外数学教育界的关注。其主要原因在于:以“问题解决”为核心的数学教育改革运动的兴起,以及知识经济社会对数学教育提出的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求。许多国家都把培养学生的问题提出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课程目标,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也把原来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拓展为“发现和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围绕着“培养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以下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实践:第一,一个“好”的数学问题发现和提出的过程一般经历了哪些环节?学生的思维过程是什么?第二,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发现和提出数学问题的目标和过程方面有何差异?促进他们提高的策略方面有什么不同?第三,从整体设计上看,培养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能力不仅仅局限在学习之前,素材也不仅仅停留在根据情境提出问题上,特别是如何培养学生运用数学的眼光从生活中发现问题,还有哪些培养目标、培养时机、选择素材和活动设计?第四,发现和提出问题,对于不同学生的作用和价值是什么?(2)发展学生数据分析观念的统计教学研究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将数据分析观念作为统计课程的核心,并阐述了数据分析观念的内涵“:了解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问题应当先做调查研究,收集数据,通过分析做出判断,体会数据中蕴含着信息;了解对于同样的数据可以有多种分析的方法,需要根据问题的背景选择合适的方法;通过数据分析体验随机性,一方面对于同样的事情每次收集到的数据可能不同,另一方面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就可能从中发现规律,数据分析是统计的核心。”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人们对统计课程教育价值的深入理解。在教学实际中,无论是教材编写还是教学实施,大家普遍感觉统计知识和技能的落实比较容易,但数据分析观念在各个年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如何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设计合理的活动来发展数据分析观念,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以上的两个切入点,我们将采取教学实验的研究方法,设计基于价值分析、学生研究的整体教学实验方案;按照新的教学实验方案进行教学实验;对于教学实验过程中和之后学生的变化和发展进行评估;分析实验的效果,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能力、学生的数据分析观念是否有提高,有哪些方面的提高,其典型表现(群体表现和个案学生表现)是什么;在实验的基础上对于教学和评价提出建议。

3.儿童数学教育思想指导下的课例研究

课例研究将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第一,运用量化和质性的方法刻画特色课堂的具体特征。本研究将进一步提炼和明确课堂的具体特征指标,一方面运用这些指标对于课例进行量化分析,另一方面对于具体案例进行质性分析,由此描述儿童数学教育思想指导下的课堂教学的具体特征。第二,分析和开发围绕着核心内容的课例。围绕着小学数学教学的核心内容,选择已有体现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的优秀案例进行再次验证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新的课例,从而形成案例资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