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会计职业教育应该是跨界创新的教育。职业教育必须跨越学校与企业，跨越教育层次，跨越学习与工作，跨越教育与职业的疆域。传统的观点往往认为只有学校和实验室才是知识培养和传播的圣地，知识的传递只能是从学校到社会的单向转换，而现代观点则认为，企业及社会职业工作过程更是知识产生和创新的摇篮，知识的转换更多的是学校与企业社会之间的双向流动。高职教育应是两个甚至多个学习地点的高等教育，是一种具有新的话语体系的创新的高等教育，应建立政府行业企业学校融合发展机制，实施跨界多主体培养。因此，要“跳出学校看学校、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知识看知识、跳出专业看专业”，也要“跳出企业看企业，跳出培训看培训，跳出技能看技能”，以逐步形成“合作办学求发展、合作育人促就业”的良性互动机制。其次，从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应有跨界思维。高职高专学生的能力分为技术性能力和素质型能力，为了培养和提高学生这两类能力，重视并优化实践性教学环节是至关重要的。只有结合行业服务行业，专业建设才不会脱离行业发展方向，从传统的以封闭的课堂教学为中心,向以敞开校门办学与“学中做”、“做中学”教学模式并举的根本性转变；从传统的知识传授教学模式,向基于项目导向的新教学模式探索的根本性转变；从传统的以单一课程与课堂教学评价与管理为主体的教学管理模式,向开放的以多元多模式教学评价与管理综合为特征的教学管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是高职会计教育发展新的必然趋势。再次，培养跨界思维的会计人才，是开展素质教育的需要。会计专业对人才的培养进行素质教育，就是要引导其掌握跨行业、跨领域、跨学科学习的本领，使其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创新思维，如何与行业、社会接轨，学习别人充实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高职院校应充分认识新形势下会计人员诚信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加强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诚信教育，不断把诚信道德教育引向深入，要将诚信道德教育与财经法规教育、金融税收等相近专业知识教育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诚信道德水平和业务综合素质，更好的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对会计工作的需要。
二、当前高职会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分析
传授基本理论，突出实践操作，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动手能力，增强学生综合素质，是高职教育教学的根本任务。但是，传统的会计教学更多的强调课堂教学，把大量的课时分配在理论学习上，从而导致职业能力培养的忽视。随着高职教育的深入改革发展，很多高职院校也在会计教学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教学改革，但基于种种原因，依然造成会计教学中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未能达到较好的平衡，培养目标定位模糊，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没有实质开展，本位教育思想突出。
（一）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待加强
一方面，学校的积极主动性不够，校企合作在当前高职院校中表现为内容较笼统，形式较单一，目的性不明确，仅仅停留在为签订协议而签订协议，所签协议内容也多是一些松散式可操作性不强的东西，不少学校开展校企合作更多的是出于应付教学质量水平评估、学校办学升格和行业主管部门检查之需诸如此类的目的，与教育教学需要挂钩，为更好地实现办学培养目标相结合，开展实质性校企合作的现象比较少。另一方面，企业认为校企合作会增加企业负担，不太愿意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学校也没有认真思考给企业提供更多实惠和帮助，校企合作仅仅是校方单方需求，没有形成校企双向互动，导致合作仅仅停留在表层，很难向纵深发展。授课教师本身很多也是从学校毕业就直接从事教育教学岗位，缺乏实践锻炼经验，在工作中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也没有时间和计划参与企业会计工作实践，更谈不上会计理论与工作实践的科研创新，导致教学科研的开展只能是纸上谈兵。
（二）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不够突出到位
顺应时代竞争发展需要，现代企业普遍要求会计人员在提高会计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较强的语言表达与沟通协调能力，能够较好地处理单位内部各职能部门、单位与外部相关行政业务部门和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经济关系，诸如如何做好与工商、税务、审计、财政等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一些行业企业或上市公司，还要注意与行业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畅通，这些都关系到企业会计工作的是否有效开展，是否能给企业建立更好的内外部经营环境显得至关重要。许多高职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并未引起这方面的重视。普遍高职院校往往认为，学校的职业教育突出抓好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与提高，是学校的主体教育教学目标与方向，学生的组织协调、职业应变能力，有待其步入社会后各自的打拼与磨炼，往往忽视了校内学生综合职业素养的全面教育与养成。这就导致我们的高职会计专业毕业生步入社会时，不能具被良好的职业心理，社会交往能力欠缺，也未能掌握良好的工作适应能力和业务应变能力，很难尽快融入激烈竞争的社会大家庭。
（三）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目标定位不够准确
大部分行业企业认为，现在的高职会计毕业生不能较好地实现从学校到社会角色的自然转变，即不能即插即用，往往还需要经过企业的一定培养或老会计领路才能上岗，这是一种趋于较普遍的现象。这就让人感到学校的培养教育成果，与社会行业企业的认同标准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学校的培养目标定位不够准确，专业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方法，达不到用人单位对高职人才的知识技能需求。因此，高职会计教育应注重突出高职层次的实践能力及会计技能的培养，理论不求高精深，讲求适度够用即可，要针对高职学生的学习基础和普遍接受能力以及其将来所从事的职业需要出发，找准培养目标定位来设计知识技能的教学内容，对有助于今后工作实践的基本理论和相关技能，应作为教学内容重点抓实抓好，着重基本业务处理的讲授，高职会计教育的理论培养目标就是让学生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学会日常会计业务处理，能够应对大部分行业企业基本日常会计工作需要，达到初级会计专业技术水平要求，对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引导其向更高层次水平发展。
（四）对职教链条延伸不够，本位教育思想突出
高职院校的生源主要来自于两大渠道，一是高中学生参加高考进入高职院校，二是中职会计专业学生通过中职推优或高职单招考试进入高职院校。这两类学生存在一个本质的区别，即已具备一定的专业教育和不具备专业教育的区别。部分高职院校在专业培养方案和专业课程设置上都缺乏考虑生源情况而作相应调整，造成专业课程设置重复等不合理现象。对“中高本”教育培养模式没有明显的差异与区别，培养目标定位模糊。大部分的高职院校大都是以自身办学为主，走出去参与跨区域联合办学的思想和理念尚未形成，无法吸收别人的好经验好做法，教学改革不够深入。
三、跨界视野下高职会计教育的思路
高职会计教育引入跨界思维，目的是为更好地实现高职教育教学目标，培养出有质量受欢迎的高素质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要用科学的理念、先进的方法、开阔的视野去完善、规划、设计现代高职会计教育教学体系，全方位、宽视野的培养高职会计人才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实现教育与职业的无缝对接。
（一）开展行业领域横向跨界，扎实师生理论实践水平
一是抓好学生的教育培养，让学生在掌握课本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开展一些与课本章节相配套的实验实训，如模拟手工制单、审核凭证、登记账簿、编制会计报表，再与实习实训基地企业合作，利用寒暑假、专周实训、毕业顶岗实训，分层次分内容的巩固完善所学专业知识，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好结合，实现学习和工作“零距离”培养，学生毕业时能够做到即插即用、独立上岗。二是突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要多层面鼓励和支持教师在搞好平时教学科研的同时，一方面要注重与时俱进，专业知识和教学内容及时吐故纳新，要积极参加高职教育教师国培、省培和相关专业业务培训，利用寒暑假到合作企业参加顶岗实训锻炼，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兼职，扩大社会交往、学术交流和专业实践训练，促进和提升教育教学能力水平，教师要经常关注本行业企业发展和专业前沿动态的同时,要充分利用诸如QQ微信等现代联系方式，加强与应往届毕业生的沟通交流，注重毕业生实习实践指导，把与就业紧密相关的东西及时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另一方面，要主动利用专业知识服务行业企业，主动承接行业企业科研项目，做到教学与科研并举，理论与实践相长，再一方面，要帮助企业兼职教师掌握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大多数从企业聘请过来的专业人员，虽然在技术上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技术，但不懂教学不知道怎样把他们的技术优势尽快地转化为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这就需要校内教师的传帮带作用，通过随堂听课和教学交流，缩短教学差距。三是要注重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首先在突出企业为师生加强实践技能培养锻炼的同时，更应让合作企业得到相应的实惠，否则会让企业一方感觉到校企合作是一种负担，这种合作就很难有持久性，要充分利用学校的会计专业人才智力优势，从破解融资困境、节约成本支出、提高经营效益、化解不良资产债务、加强财务风险管理等方面为企业做一些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让企业离不开你，校企合作才有生命力，其次，要加强合作企业的广度开发，学校的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要不断适应和满足不同时期行业企业发展的人才需要，让师生更多地学习涉猎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经济业务，有利于更加全面系统的掌握专业知识，提高业务处理能力，毕业生也能进入更宽泛的行业领域任职。
（二）开展教育层次纵向跨界，延伸完善职业教育链条
一是要在满足高职教育会计职业就业培养的同时，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积极争取参加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完善知识结构，提升技术技能水平；二是要做好“中高本”职业教育衔接，通过单招考试、中职推优、专升本等方法和手段，让一些优秀的中高职学生继续接受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一方面提升了会计专业人才素质，另一方面又增加了高职和技术本科生源，还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三是或者组建职教集团或职教联盟，融通“中高本”一体的综合职业教育体系，把高职教育作为中职教育和应用本科的纽带和桥梁，形成完整的职业教育链条，培育不同层次会计专业专门人才。
（三）开展地域跨界，培养国际视野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外资企业和跨国跨境企业的不断增加，市场经济下商品流通日趋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趋势日益加大，会计教育也应该更加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学习国际先进的教育体系和理念，借鉴先进教育理念和优质教学资源，推动自身教学改革，主动与相关专业建立联系，培养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型、复合型和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会计人才。目前，有不少高职院校开始尝试性的与澳大利亚、欧洲、美国和台湾地区的一些高职院校联合办学，目的就是学习借鉴别人的先进办学理念，开展会计专业合作办学，培养能满足国内外企业就业和出国深造多样化需求，掌握相关国际会计知识和专业操作技能，初步具备全球财经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会计人才。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高职院校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探索教育教学改革，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途径。
（四）开展学科跨界，丰富专业内涵
良好的跨文化跨学科沟通能力，对于高职学生会计教育至关重要，这也是区别于传统会计教育最鲜明的特点，我们要大力提倡跨学科营养、跨领域吸收、多角度渗透。一是在职业技能课程设置上，以会计主干必修课程为主，同时还要兼顾从业职业的需要，相应增加商业统计、金融概论、经济法律、纳税实务、税收筹划、公司理财、保险学等相近学科课程设置，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还应增加一些国际会计所具备的相关课程知识教育，不断丰富学生专业内涵建设和外延发展。在综合素质能力培养上，要在突出专业课程设置的基础上，重视学生职业素养和职业发展能力的培养，加强学生思想品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与职业素养相关的德育课程，和跨行业跨文化的交际礼仪、商务公关等与职业发展相关课程，以综合平衡学生跨专业素养，促进提高学生职业综合能力的培养与发展。二是在教师的安排设置上，要突出跨界特色，政府、社会、企业、学校育人人才的多元构成，在抓好校内专业师资队伍素质提高的基础上，要积极主动聘请行业企业实践经验丰富的拔尖人才参与教学，专兼教师并举，校企分段培养，跨校联合协作。用校内的专业理论研究与校外的实践技术管理相互交融，相得益彰，把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企业的职工培训计划并举，学生学习得益多师，教学资源与企业实践平台充分共享。三是在学生的日常学习管理上，也要做到大家参与，齐抓共管，推行多元化管理制度。在继续保持高职院校原有的辅导员制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推行班主任制、导师制，甚至导生制。辅导员以专业为单位，由专职辅导员担任，管理的学生和班级数较多，主要从思政方面开展工作；班主任以班级为单位，可由专业任课教师担任，主要掌握目标班级学生学习动态的引导与管理，帮助学生提高专业知识技能；导师可以宿舍为单位，由院系行政管理干部担任，主要从多角度了解掌握学生在校的学习、思想、生活、起居等方面的动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理想信念，授予他们为人处世之道，梳理思想困惑，解决实际问题等；导生可以学习小组为单位，由素质好、技能强、学有余力的同学担任，主要是辅助任课教师答疑解惑，参与技能实训辅导，互帮互助，相互促进，帮助别人，提高自己。通过多层次多角色师生的参与教育管理，让学生明白、掌握和丰富学习方法和处世经验，扎实专业，练就本领，融入社会，深化内涵。
四、结语
【关键词】世界/跨文化教育/理论/流派
【正文】
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education），一般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在英语当中，与之相近的词汇还有“cross-culturaleducation”（多种文化的教育）和“trans-culturaleducation”（异文化的教育）等。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建立在某种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所属，而每一种教育也都与特定的民族文化密不可分。按照教育的民族属性，它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单一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两大类。前者是指受教育者所受教育基本上仅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单一的民族属性，如早期的美洲印第安民族教育等。而后者，则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如移民教育、殖民地教育、留学生教育、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均属于跨文化教育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单一层民族教育的背景上实施异文化教育的现象，都可以视为跨文化教育。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久而有之。但人类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则始于本世纪。特别是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各界学者自20世纪上半叶起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从不同的立场、目的和学科角度提出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派流。时至今日，跨文化教育研究已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扩展到加拿大、前苏联、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及中国等诸多国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择选一些影响较大的跨文化教育及相关理论流派作一简略介绍，供我国有关教育研究人员借鉴和参考。
一、文化变迁论
1、文化人类学派的观点本世纪初期，伴随西方殖民地的扩大和传教士的布教等活动，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世界各地。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其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迅速瓦解崩溃。以此为背景，有关文化变迁的研究进一步引起世界各国人类学界的强烈关心。在早期的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学派等研究的基础之上，美国人类学会于1935年在其下属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SSRC）当中，指派罗伯特·莱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赖福·林顿（RalfLinton）、米尔维勒·赫斯克维兹（MelvilleHerskovits）3名人类学者负责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变迁”（或称“涵化”）研究的委员会，对有关文化变迁的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整理。经过1年左右的细致深入研究，于1936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文化变迁研究备忘录》的研究报告。虽然该报告仅有4页，但却给文化变迁下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定义，并将到当时为止的有关研究课题和涉及领域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对后来的文化变迁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该报告书主要由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首先，他们将文化变迁（acculturation）定义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的结果，使其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发生变化的现象。”（注：江渊一公著：《异文化间教育学序说》，第68页，日本九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其次是研究的路线，包括有参考价值的论文索引、资料的分类、分析的方法。第三是对文化变迁问题的分析，包括民族间接触的类型划分、文化变迁的状况、文化变迁的过程。第四是在文化变迁过程当中文化选择和融合的心理结构，包括个人的作用、对相异文化采取接受或拒绝态度，人们的人格类型特征、因性别及社会地位、信仰、职业等不同所导致的态度差异、在文化变迁过程的初级阶段时的反抗与妥协心理、伴随抛弃固有行为方式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忧虑。第五是文化变迁的结果，包括接受、调整和拒绝。
这一研究虽然还不能构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为以后的文化变迁学说及跨文化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基础的理论框架。例如，指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所导致的文化变迁，并不一定局限于一个文化集团，可能会导致双方都发生某种变化。也就是说，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往往具有双向性。而且，接触的结果除同化、拒绝同化外，其中所说的“调整”实际上指出了文化融合及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可能性。另外，正确地指出了对待异文化的态度还会因个人的人格特征和具体情况而产生差异。而在研究报告中出现的许多术语，如传播（diffusion）、选择（selection）、适应（adaptation）、变迁（acceptance）、调整（adjustment）、融合（integration）等，至今仍被学术界所广泛使用。
但文化变迁学说的真正形成，是距此约20年后由文化变迁研究专门委员会的一些新成员，在过去的基础上通过进行大量新的调查研究来完成的。他们于1954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它与1936年的研究报告相比，除强调系统的理论体系构成外，还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与前者以西方以外的不发达民族和国家为研究对象不同，新研究报告侧重于研究美国国内的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文化变迁；其二，与前者强调文化变迁的消极变化过程不同，后者更侧重它创造新文化的积极的一面。
首先，新研究报告认为文化是一个具有“自律性的体系”（autonomousculturalsystems）；继而，提出文化变迁是“通过两个以上的自律性的文化体系的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变迁。将文化看作为一种体系，对于把握文化变迁的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认识和判断处于变迁过程中各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如对外部的“开放性”或“封闭性”；在内部结构上的“僵硬性”或“柔软性”；以及在文化环境变化情况下的体系恢复能力等。他们认为，在文化的接触和变迁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放弃”和“丧失”，决不是通向一种“虚无”的过程，它必然要被新的文化所“补偿”。因此，对传统文化的主动放弃，实际上意味着对新文化的选择。而在多数情况下，当把某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引入到另一种自律性的文化体系中并与之结合成为一体，便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另外，该研究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反向适应”（reactiveadaptation）的概念。即当来自另外文化集团的排斥威胁过大时，有时会产生与同化恰恰相反的“撤退”（withdrawal）过程，从而对自身集团的诸种文化形态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并予以强化。他们认为，这种反向适应是一种“后向”的适应；而“融合”和“同化”是一种“前向”的适应。融合（fusion）是指两种文化处于大致对等的关系，是一种双向过程（bilateral）。同化（assimilation），则处于与融合完全相反的一极，即一个集团接受另一个集团的文化的单向过程（unilateral）。融合与同化，分别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但无论是融合还是同化，其结果都是使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丧失。而既不完全融合和同化，又在相当程度上使各文化体系保持相对的自律性，则成为所谓的“共生的多元主义”（stabilizedpluralism）。
2、心理人类学派的观点与上述文化人类学派注重文化变迁中文化集团的质的变化不同，二战后兴起的心理人类学派的文化变迁研究更侧重于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个人的认知、适应途径、行为方式及人际关系等的定量分析。如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哈勒威尔（Hallowell），于50年代开始将文化变迁的过程划分成若干个阶段，并采用心理测定法对文化变迁的程度进行测定。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名学者沃盖特（Voget）认为，将文化的变化作为同质的单位来处理是不正确的。作为一个“变化着的连续体”中的变异形态，他将之划分为土著型（native）、土著改良型（native-modified）和白人型（American-marginal）。与此相似，布鲁那（Bruner）提出了非文化变迁型（unacculturated）、境界型（marginal）、文化变迁型（acculturated）。紧接着，著名学者斯宾德勒（Spindler）又使用心理人类学的方法，对向异文化（白人文化）适应过程后的不同结果，即不同人的行为的变化进行了整理。他认为这种“变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划分为保守的传统倾向派、部分传统信仰保持派、过渡中间派、被白人文化同化了的文化变迁上层派及其下层派五种变异。进入60年代后，斯普拉德利（Spradley）在参考斯宾德勒的类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不同人们划分为五种行为类型：①固守传统文化，对西洋文化持完全拒绝态度类型；②对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均采取拒绝态度创造出全新的信仰和价值体系的类型；③拒绝传统文化而被西洋文化的价值体系同化了的类型；④立于两种文化中间摇摆不定的类型；⑤能创造性地并有效地适应复数文化环境的类型，即所谓的“双文化人”。
二、文化同化论
其最具代表性的是本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在思想基础上，它与19世纪以来美国盛行的同化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所谓美国白人“开拓者”，强制要求新移民和少数民族等采用与自身集团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盎哥鲁文化同步主义”（Anglo-Conformity）或所谓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其核心理论，可以列举20年代由帕克（Park）和巴杰斯（Burgess）提出的“民族同化周期说”，也称做“接触理论”。他们认为，民族的同化必须要经历一个互相接触和较量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一个周期。一般这个周期由接触（contact）—竞争（competition）—冲突（conflict）—调整（adjustment）—同化（assimilation）几个阶段所构成，最终被支配集团的文化所同化。用美国社会学者纽曼（Newman）的评价，同化理论的公式可以用A＋B＋C＝A来形容。
到了60年代，美国学者对同化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民族同化意识以及如何被同化等方面。如1964年高顿（Gordon）的“同化七阶段说”：①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表现出向主流民族（移民和少数民族所处社会的支配民族）的靠拢倾向；②与主流民族的成员建立密切关系（工作、学习、娱乐等伙伴关系）；③增加通婚；④民族属性的改变（产生对主流民族的归属意识）；⑤减少对主流民族的偏见；⑥消除差别意识；⑦放弃与主流民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70年代，美国移民社会学者葛瑞利（Greeley）从分析移民的内心世界入手，提出“同化六阶段说”：①主流文化对移民的冲击；②因异文化冲击所引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强化；③随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恢复，开始正视和吸收主流民族的文化；④一部分趋向同化并获得一定权力的领袖人物从移民集团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设法消除本集团的偏见和差别意识的同时，为提高本集团的社会地位也必须与其民族集团进行抗争。然而这些人所采取的对抗态度往往受到主流民族的警惕和压制，从而常常驱使他们的偏见和差别意识重新得到强化；⑤挫折与反省使他们对两个民族都加深了认识，开始思索能使双方共同生存的第三条道路；⑥最终形成可以在两个世界自由转换的概念体系。也就是说，他认为同化的结果并非肯定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的。
三、文化融合论
也被称做“熔炉”论（Melting-PotTheory）。其代表人物为美国历史学者亨利·塔纳（HenryJ.Turner）等。这一融合主义（Amalgamationism）的核心思想，是主张不要完全排除各少数民族固有的宗教及文化等背景，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用纽曼（Newman）的公式来形容的话，则应是A＋B＋C＝D。
“熔炉”论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美国建国后，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所谓的早期西欧白人“开拓者”占据着支配地位。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南欧的意大利、东欧的波兰，以及亚洲的中国和日本等移民大量移入。在严酷的环境当中，各民族集团共同努力使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08年在华盛顿公演的由英国籍犹太人作家詹克威尔创作的舞台剧《熔炉》（TheMeltingPot），当时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美国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剧中唱到：“美国是上帝赐予的熔炉。来自欧洲的所有人种熔化在一起……这片土地上的有着五十种不同语言和不同历史的集团，反目为仇。然而并非永远如此，因为有上帝的火焰。争斗与复仇正被焚烧。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英格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都将被投入熔炉。美国人将由上帝来创造。这里还没有真正的美国人，他们还在炉中。即将诞生的是融合了所有人种的超人！”（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5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
但是，这种融合主义的理想并未能如愿以偿。正如美国籍犹太人哲学家喀兰（Kallen）指出的：“人或多或少可以改变自己的服装、政治观点、配偶者、宗教、哲学，但是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祖父。”（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7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他认为“熔炉理论”不仅在现实上难能实现，就是在理想上也有失妥当。他以管弦乐队为例，倡导“统一体中的多样性”。并于1915年发表题为《民主主义与熔炉》的论文，首次提出“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概念。但须指出的是，与倡导融合主义的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白人少数民族集团同样，喀兰当时所讲的“文化的多元主义”，实际上是限定在欧洲白人集团的范围内，并不包括黑人和土著的印第安人。即使是“熔炉理论”，实际上也同样是将欧洲白人集团以外的有色人种排除在外的。
四、跨文化适应论
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其中包括个人的文化态度、思维方式、信念、动机、民族归属意识、文化摩擦、人际关系、文化调整、文化交流能力等诸多因素。心理学家博瑞（Berry）根据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对主流民族的态度，在跨文化适应方面将人们划分为四种类型：①文化迁移型（acculturation）。否定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与主流民族保持积极的关系；②拒绝型（rejection）。具有强烈的本民族归属意识，对主流民族集团采取消极态度；③平衡型（integration）。在持有本民族归属意识的同时，与主流民族也保持积极的关系；④文化放弃型（deculturation）。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与主流民族的交往上均采取拒绝态度。另一位心理学家阿德勒（Adler）则根据对异文化适应的心理过程，提出了五阶段说：①接触。接触异文化后，对该文化中的某些新的特征产生好奇和兴奋；②崩溃。新鲜感消失，并出现隔阂、迷惑、混乱、乏力感；③摸索。开始尝试建立新的文化观；④自律。对两种文化的异同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从迷惑中逐渐走出来；⑤确立。对两种文化的理解赋予新意，使自己更加丰满和成熟。而阿特津森（Atkinson）则侧重研究在主流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歧视的环境下少数民族的异文化适应心理。他的跨文化适应五阶段说是：①对异文化采取积极适应的态度；②因两种文化在价值观、信仰等方面的差异，陷入混乱、动摇和苦恼当中；③在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对异文化产生抵抗并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之点；④在民族自尊、民族忠诚与理性之间寻找平衡点；⑤协调两种文化，能恰当地处理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对问题采取更灵活的态度。
另外，噶勒浩恩夫妇（Gullahorn）根据对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过程，总结并提出了跨文化适应曲线，简称w.曲线。这种跨文化适应曲线反映了多数人在接触异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样式。以青少年到国外留学的文化体验为例，该曲线共分为7个阶段：密月期——所见所闻都感到十分新鲜，觉得周围的人也很亲切；斗争期——面对日常生活及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出现无力感，常常在斗争与脱逃两者之间徘徊；纠葛期——困难和问题无法顺利解决，而使情况更加恶化；适应期——逐渐适应当地社会和日常生活；再纠葛期——自以为对异文化已经了解，但对复杂的问题仍不能明澈地把握；归国前期——喜悦地期待着归国，精神振奋，有恋恋不舍之情；归国后的冲击——与所期待相反，在生活及与人接触当中，有疏远之感，必须进行文化的再适应。
五、跨文化交流论
文化与交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人与其他动物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人类持有文化。而文化又是通过交流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因此，交流是文化的一个特有功能。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文化即交流，交流即文化。所谓交流，一般是指人们通过言语与非言语媒体以传达知、情、意的相互作用的总称。但不同学科对文化交流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如日本的辞书和百科事典有关交流的定义就达到100多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列举：（1）相互作用过程说：主要是把人际之间的交流看作是构成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基础。通过这种交流，可以使人相互发生作用。认为“交流是一个理解对方，并被对方理解的过程。它是根据情况的总体的运动而经常发生变化的一种动态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2）刺激—反映说：主要是从学习理论的观点加以考虑的。通过刺激—反映的实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说服效果。该类型主要是把交流作为社会调节和管理与说服的一种手段。认为“交流即对刺激的一种生物体的特定反映。”“人类的交流是通过言语象征以引起反应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4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3）附加意义说：是在上两种学说的基础上，将作为媒体的记号附加上一定的意义，然后把这种意义传达给对方的一个过程。认为“交流即将某种意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的过程。”“是通过选择、创造和传达记号将传达者心中的意图让对方能够知觉的一种过程。”（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25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4）修辞（逻辑）说：是根据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代修辞的观点来加以定义的。认为口头交流是由讲话人、特定语言、目的、听众及讲话的特定时空这五个要素所构成。而现代则进一步将之概括为：行为、情景、行为者、手段、目的等五种因素。
由上可见，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是在某种文化的信息输出者和不同文化的信息接收者之间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文化交流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当中通过信息传达所进行相互作用的一种象征性的过程。此外，与跨文化相近似的概念还有“国家间交流”、“国际交流”、“异人种间交流”、“异民族间交流”等。正如文字所述，国家间交流是指在国家间和政府之间直行的交流，主要是以外交和政治宣传为目的：“国际交流”是指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多国间的文化交流。而异人种间的交流是指在人种上具有不同体质特征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异民族间的交流通常是指在同一国家内属于不同民族者之间的交流。概括起来，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不发达民族向发达民族学习，期望将外民族的先进文化等引入到自己的民族中来，通常带有“文明开化”的性格特征。如日本在古代向中华民族学习文字、宗教、政治制度等。第二种是对自身民族的文化持有一种优越感，企图将自己的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当中，常常与“文化输出”或“文化侵略”等字眼相伴。如历史上大英帝国等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和文化拓展。第三种是对自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异同，能够较为平等和客观地加以看待并互相理解，即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目前世界一般所倡导的是这种以互相尊重为前提的多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
六、跨文化理解教育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对方文化差异的理解和尊重，而是作为一种完整和可操作的教育过程，包括知、情、意各个方面。首先，须了解文化与他文化的异同，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来增加有关的知识和信息，即所谓的认知过程；其次，是情感的转变及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应学会心胸宽广和平等对待不同文化；最后，是将这些知识和情感等付诸实践。
应该说，平等的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条件是跨文化理解，而文化上的偏见则是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流中的最大障碍。社会心理学家波利斯林（Brislin）在所著《跨文化交流中的偏见》（《Prejudice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一书中曾将偏见分为六种类型：①“基于极端人种差别主义基础上的偏见”（red-neckracism）。根据某种主观上的标准，将特定的人种判定为低劣人种，是一极具主观色彩的偏见；②当感觉到其他文化成员对自己的文化有所威胁时，对其所持有的一种“基于象征的民族差别主义上的偏见”（symbolicracism）；③对其他文化集团虽然下意识地怀有非善意的感情，但自己并不自觉的“名目主义的偏见”（tokenism）；④根据其他文化成员的情况采取不定的态度，这种偏见被称之为“保持一定距离的偏见”（arms-lengthprejudice）；⑤“基于好恶基础上的偏见”（reallikesanddislikes）；⑥六种偏见中最轻的一种，称做“基于熟悉与否基础上的偏见”（thefamiliarandunfamiliar）。（注：石井敏等：《异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ツョン》第118页，有斐阁出版社，1996年。）这些偏见尽管程度不同，但对跨文化交流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波利斯林认为，对这些应从跨文化教育的角度加以克服和改进。为此，他充分地对教材指导人员、参加者、时间、场所等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六种教育方法：①以情报及事实为中心，首先必须就有关当地的文化等通过授课、讨论、照片、录像带、文献等，使当事人获得必要的知识；②从当地文化的观点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原因加以阐明，并指出因为行为方式不同而易带来误解，尤其要摆脱自文化中心的评价和判断；③树立正确文化观，要对当事者指出自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特征；之后，阐述当地文化的这些特征，从而使其了解在进行文化交流时所产生的文化上的差异；④修正认识上的偏差，将心理学的原理应用到跨文化的研究中。如利用赏与罚的心理学原理，使当事者更容易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做出适当的修正；⑤经验学习的方法。其特点是在指导人员的帮助下让参加者进行跨文化体验，或通过模拟体验使当事人理解跨文化的特征；⑥相互作用的方法。与经验学习相似，但要求与当地文化的出身者或者具有这方面丰富经验的人一起行动，使其能够在直接的相互作用中克服不安与不。这种学习和训练的方法，一般至少需要2、3天至1周。
七、多元文化论与多元文化教育
1、多元文化论如上所述，“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的概念，是早在1915年由美国学者喀兰提出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没有社会制度上的保障，这种理想只能停留在议论上。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多元文化论”，一般是指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产物。这场席卷美国的“黑色旋风”，既是一场反对种族歧视和差别、要求平等和民权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反对同化主义和融合主义的文化运动。这一反过去的白人文化同化思潮，认为黑人文化有着与白人文化不同的和独自的价值标准，旗帜鲜明地喊出“黑色也是一种美”的口号。作为当时黑人民权运动著名领袖之一的杰西·杰克逊，把用白、黑、黄、棕（墨西哥人）、红（印第安人）等颜色共同组成彩虹，来作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象征。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1964年美国颁布了公民权法；1965年颁布了初等中等教育法、投票权法；1969年颁布公正居民法；1972年颁布雇佣机会均等法等。与此同时，在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个由“白人化”转向“黑人化”的文化倾向。黑人歌曲、爵士音乐、黑人舞蹈和美术等的独有价值被重新发现；“黑人研究”、“黑人民族史”、“黑人文化史”等课程和研究机构在大学中出现。这一风潮很快波及到其他少数民族。要求重新认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尊重各民族的独自特征和民族感情，实现社会的多样一体，成为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理念。用纽曼的公式来形容的话，便是A＋B＋C＝A''''＋B''''＋C''''。
2、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education），一般是指在多民族国家当中，为保障持有多种多样民族文化背景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移民等的子女，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并使他们独有的民族文化及其特点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实施的教育。其代表论者为美国的班克斯（JamesA.Banks）。他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使属于不同文化、人种、宗教、社会阶层的集团，学会保持和平与协调互相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共生”。（注：JamesA.Banks:《AnIntroductiontoMulticulturalEducation》，日文版第2页，SIMUL出版社，1996年。）但多元文化教育并非只是一种理念或口号。要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教育活动，必须进行切实的教育改革。这一改革至少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教育课程的改革，要在所有学校和大学的课程内容当中，真实反映各少数民族集团、文化集团和被歧视集团的呼声、成就和斗争历程；其次是充分保障所有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特别为使那些低收入阶层的子女、非白人儿童、女学生和残疾青少年能接受教育并完成学业，要采取种种有效措施；再次是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要对属于不同人种、文化和集团的成员持积极和肯定态度。也就是说，它是一场从教育内容、制度体系到思想观念的全面的教育改革运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多文化教育学校应具备的8个基本特征：①教职员要对所有学生寄以厚望并持肯定的态度，关怀学生；②学校的正式教科书当中，要正确反映男女性别以及多种多样的文化和民族集团的贡献、文化和观念；③教师的教学要与学生的学习、文化和动机相一致；④教职员要尊重学生的母语和方言；⑤学校所用教材要立足于多种多样的文化、阶层和人种集团，在记述上必须公正和客观；⑥学校的学生评价及考试活动，要注意文化上的区别和标准掌握的适当；⑦学校文化及其活动要反映文化和阶层的多样性；⑧学校的培育方针，要指向不同的人种、社会阶层和语言集团的全体学生，要制定积极的进取目标并尽力帮助他们得以实现。他强调多元文化教育的教育对象并不仅是少数民族和移民等，也包括主流社会的白人青少年，是对所有学生的教育。另外，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教学科目，必须浸透到所有有关科目当中。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将文化的概念分为宏观文化和微观文化两种。而所谓的多元文化教育并不是要削弱或者取消平等、人道主义、自由竞争等代表全民意志的宏观文化，其主旨在于强调对弱小民族和文化集团的尊重，使所有民族的儿童都能真正受到平等的对待。
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课程设置“统得过死”和“放得过宽”都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原来不统一规定全国的课程标准，各地学区都有自己独立的课程标准。但美国在后来的中小学课程改革则试图将全国统一要求和地方课程相结合。英国历史上没有统一课程设置，都是由地方自行设置，而在1988年公布的《教育改革议案》中规定中小学要开设核心课、基础课和附加课，从而也推行了国家课程，加强了国家对中小学课程设置的控制。中国目前的新《课程计划》，在课程设置和课时分配上，重视当今世界课程改革的趋势，课程设置以国家统一安排的为主，适当安排了地方课程。
多样化、开放化的发展趋势
作为人才发展的重要目标要求，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把道德教育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许多国家把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渗透到各科教学之中，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培养他们良好的思想品德。
在注意吸收现代最新科学成果并使之与本国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方面。瑞典、爱尔兰等国在课程改革中注意“壮根”，提出课程应植根于广泛的文化传统和当地社会、经济之中。而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课程改革的普遍性趋势。
课程改革的综合化趋势
为了加强有关学科之间的联系和渗透，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一些国家在中小学开设综合课程。美国在《2061计划》中提出的课程改革，注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数学知识的综合，并增加必要的技能训练。每门课程自成开放性的体系，在同一个单元里将多学科综合起来进行教学。
全球痛失300种语言
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学者艾布拉姆斯和斯特罗加茨警告，超过300种语言已成为绝响，另有数以千计的语言也将面对相同的命运。他们强调：“90％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消失。”他们认为，世界多元语言的消失，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严重威胁，这种损失形同6500万年前包括恐龙在内的数不清物种从地球上销声匿迹。
据最权威语言数据库（ethnologue.com）提供的资料，目前有6809种语言在世界上使用，其中讲357种语言的人分别不超过50人。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高地省的阿巴加语为例，只有5个人讲这种语言，这还是1994年的统计资料，说不定阿巴加语已经绝迹。如果人们承认语言灭绝是人类文化遗产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而只有通过现代科学工具的分析才能协助解释一种语言为何会从地球上消亡及如何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
但是，让进化派生物学家吃惊的是，语言濒危和物种灭绝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母语受外来语威胁就像物种那样，一种语言如受到强大的外来语的威胁，如果它没有足够多或年轻的人口或在经济上能生存与发展的人口使用，如果它的生存环境被摧毁或被战争所破坏，它就可能湮没或被人忘却。
现在许多国家政府都提倡外来语以作为团结政治力量的工具或作为官方行政用语。这就使得在贫困和偏僻的地区，外来语就像隐伏的病毒，能迅速使当地人厌倦自己的母语，使母语在两三代之内灭绝。
语言学家瓦阿斯为美国《应用语言学论坛》期刊撰写的研究报告说：“现代的语言‘杀手’是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罗斯语、阿拉伯语、东非斯瓦希里语、华语和印尼、马来语。”
俄学生宿舍楼突起大火
11月24日凌晨1时17分，位于莫斯科市西南位置的俄罗斯卢蒙巴各族人民友谊大学6号学生宿舍楼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火灾。大火在短短的3个小时内就将一幢5层的大楼吞灭。
俄罗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拉西德·努尔伽里耶夫表示，大火的主要原因是使用电器不慎，“没有故意犯罪的特征也没有同爆炸物有关的记号”。最有可能的与火灾相关的火源是电暖气。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正在进行紧张调查的工作人员仍然表示不排除人为纵火的可能性。
得知俄罗斯卢蒙巴各族人民友谊大学留学生宿舍发生大火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刘古昌率使馆领导和有关人员前往医院、友谊大学探望中国留学生。刘大使返回使馆后立即向中国驻俄记者介绍了有关情况。
11月24日晚，教育部连夜召开会议，成立了临时应急工作组，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担任组长。当晚，教育部决定，将和外交部联合派工作组赴俄。同日，教育部致电我驻俄使馆，转达了国务委员陈至立对受伤中国留学人员的慰问。
过后，中国外交部和教育部联合工作组对中国留学生在俄人民友谊大学火灾之后的积极行动表示充分肯定，希望大家继续伸出友爱之手，希望能有更多的留学生志愿者参加救助伤员的工作。岑建君同时强调，希望广大留学生不要受火灾的影响，为民族的振兴和民族的富强安心学习。
俄教育部国际教育合作局副局长塔洛诺夫表示，俄方将尽一切所能解决问题，最大程度地减轻伤员的痛苦。他说，俄教育部将督促发生火灾的俄人民友谊大学做好火灾善后工作。俄教育部还与俄外交部、卫生部等有关部门保持经常联系，共同解决有关问题。
印度欲取消基础考试制度
谁都知道，做学生最怕的就是考试，这一点各国概莫能外。印度人才资源开发部部长乔希近日在印度联邦院表示，印度政府有意取消现行的基础考试制度。具体来说，印度学生从迈进小学校门第一天到高中毕业的10年时间内，将无须再为频繁的考试担忧。乔希部长表示，政府准备采取此举是为进一步减轻广大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使他们从频繁的考试中解脱出来，从而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增强体质，最大程度地开发自己的聪明才智。
印度人才资源开发部是印度联邦政府设立的专管教育的最高部门，类似我国现在的国家教育部。其主要任务是：规划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善各级教育设施、制定教学计划、出版教科书等。所以，部长的表态无疑代表着政府的权威，因此消息传开，使得印度的广大学生欣喜若狂。因为自1968年起，全印度便开始实行“10＋2＋3”的正规学制，即中、小学10年教育(包括5年小学，3年初中和2年高中或职业教育)，2年预科教育(又称高级高中教育)和3年本科教育。为了自己将来能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学生们不得不三更灯火五更鸡，终日埋头书海之中。但是即便如此，由于考试成绩不理想，学生遭到家长和老师责骂和体罚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所以，一听说不用考试，你想想，学生会有多高兴。
但当地不少人认为，政府想要推行如此重大的改革，遇到的阻力将会很大。好在目前执政的印度政府主张通过不断改革，将印度带入新世纪。因此对于广大印度学生来说，与考试说“再见”也许将不会是遥远的梦想了。
美谴责学生夏令营
美国中学生竟然搞“夏令营”！此消息传到佛罗里达州长、布什总统的弟弟杰布·布什的耳朵后，这位见多识广的中年男子也禁不住脸上一阵阵发烧，颇替这些孩子感到难为情。7月6日，他下令立即全面调查此事。同时，佛州众议院一名共和党议员建议，应该出台一项法律，禁止未成年人在户外，尤其是在父母不在场的情况下，擅自衣服。
据了解，美国休闲协会最近在佛州科莫湖度假区举办的一次青少年夏令营，被认为是今年夏天美国孩子最酷的室外活动。该协会已是第3次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夏令营。
主办方一再强调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如将派保安24小时驻守在营房附近，以驱赶不受欢迎的“参观者”；几年前由营员们制定了一系列活动纪律，其中包括“不要将和色情混为一谈”、“不得随意触摸他人”等等。尽管如此，这项活动被《纽约时报》曝光后，还是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佛州众议员佛雷指出，休闲协会是一家纯粹商业性机构，他们在利用孩子们的“纯洁”赚钱，必须立即加以制止。
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到目前为止，美国今年旅游业收入已经达到400万美元，各地旅行社都扩展了相关的旅游业务，比如5月份推出的“”航班等。休闲协会本身也在发展壮大，现在全国已拥有267家分会。但是即便如此，活动在很多领域仍然受到严格限制，特别是在青少年中间。
新西兰语言学校倒闭
新西兰其中一家规模颇大的语言学校“现代语言学校”倒闭后，五百多名中国留学生被迫离校，引起了当地媒体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的关注。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教育处官员杨晓春表示，他们在8月29日开始收到中国留学生反映的有关现代语言学校的情况，该校在9月5日倒闭。杨晓春说，在该校约有800名学生，其中600名左右因此受到影响，其中80％至85％是中国留学生。他表示，中国驻新西兰使馆教育处方面已经和中国留学生进行接触，为他们提供帮助，并与新西兰有关方面进行交涉，使这些学生的学习和住宿情况得到适当的安排。
新西兰媒体指出，现代语言学校倒闭拉响了留学生人数下降的警报。这家在克利斯赖彻奇其中一家最大的学校倒闭的原因是“把太多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过度依赖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克利斯赖彻奇的语言学校代表澳康纳指出，当地的语言学校过度依赖中国留学生，当市场开始萎缩，这些学校就要面临“重组”。
外国留学生去年为新西兰带来了17亿新西兰元的经济利益，其中中国留学生为新西兰的教育机构带来了8亿新西兰元收入，约占50％。
德大学免费教育终结
德国一家法院日前裁定两位图宾根大学学生在校方的案子中败诉。这两位学生大学的原因是校方根据新的教育法规开始向他们征收学费——新的教育法规规定：大学生在第十四学期后必须缴纳大约每学期1000马克左右的学费。而败诉的两位学生分别已经就学23和29个学期！所以法院依此判决学生败诉。
众所周知，德国大学的免费教育是作为其社会福利的，一直是德国政府引以为自豪的一面旗帜,已执着飘扬了近半个世纪。自从20世纪60年代德国社民党执政时期提出“大学门前不分贫富”的口号,实施大学免费教育以来,这一体制历经了风风雨雨数十载,其间政府虽几度易主,但这一免费体制却一直保持到今天。
然而，到了新世纪之初,德国社民党重新执掌政府大印之际,在大学教育经费面临重重困难,德国大学“高龄”（规定时间内不能正常完成学业的大学生仍然由政府继续负担毕业后的培养费用）毕业生在人才市场越来越失去竞争力的情况下,它不得不考虑“改变初衷，革新旧制”了。
英学生抗议调高学费
来自英国各地的上万名学生，于日前在伦敦市中心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以确保英国大学竞争力为名而决定于3年后调升大学学费的计划。
游行学生高喊“教育必须免费”的口号，手举“要助学金不要学费”的标语前往特拉法尔加广场集会。警方估计，大约1万名学生参加了抗议活动。但主办游行的英国学生联盟称有3万多学生。
这次的示威活动亦包括了英国数个教师联盟的成员以及其他同情学生处境的社会人士参与。伦敦市长利文斯通以及英国在野的保守党党魁史密斯也参加了游行。
史密斯对学生代表表示，保守党若赢得下次选举重新执政，将免除大学学费。然而，一位学生联盟的领导人指出，这位反对党领袖尚未说出的另一部分主张，是要减少10万个学生进入大学的机会，学生们对于这样的政策不能认同。
（一）无边界高等教育理论
“无边界高等教育”是2000年英国的《无边界的教育业：英国的观点》报告中提出的，是突破传统与宁静的象牙塔文化并走向开放与竞争的高等教育理念。“无边界高等教育”理念是在社会与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跨越高等教育的传统地理界限、学习方式和内涵的全新的教育时空与教育文化。无边界高等教育理念在跨越传统教育模式的制度、形式、空间、结构的实质是在更加开放的教育氛围中实现高等教育更广意义的交流、沟通、合作，也就是更深层次的教育资源供给和共享。无边界高等教育即超越边界的高等教育。这一术语包括那些教育过程中和教育相关的市场主体和教育活动的互动，其具体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基于就业能力的无边界职业生涯对教育终身化的需要，教育的类型和层次突破常规，教育的需求更侧重于教育的终身化；第二，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以及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教育机构的教育供给，使以政府为教育供给主体的多元化；第三，教育的跨国沟通和跨界交流，以及在教育活动中社会团体、企业、个人等资源的介入，使大学教育突破大学的传统界限；第四，现代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大学的学习和活动突破传统大学的时间和空间界限。所以说无边界高等教育是教育过程中社会资源对教育的渗透以及高等教育开放的过程。相对于传统的大学教育，无边界高等教育有其明显的特点：
首先，教育供给的多样性。教育主体突破学校单一主体概念，社会团体、企业、个人等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主体均可以参与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突破传统的校园学习概念，根据学习的需要可以借助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实现跨国学习、跨校学习，根据学习的要求在社会团体、企业、个人科研等活动中赚取学分。资源的丰富和课程的灵活成为教育供给多样性的典型特征。
其次，学习方式的开放性。学生学习过程突破传统高校围墙的界限，可以借助信息科技等技术，通过网络共享、跨校选课等方式实现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自由学习和个性发展成为学习形式开放性的典型特征。
再次，教育供给的有效性和教育发展的均衡性。由于资源供给主体多元化，高等教育和社会的结合更加紧密，教科研的发展相互促进，使教育供给的效率大大提升，而教育沟通和交流不仅有利于资源共享，而且有利于教育主体的共同发展和教育均衡。同时无边界教育使学习突破时间、空间和地点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学生的学习成本和增强教育的公平性。应该看到，在无边界高等教育的背景下，教育资源的“跨界”共享，高等教育原有物理性和概念性的边界被打破，原有的政府、教育主体和市场的关系也要求随之而变。
（二）中国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现状
随着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不断改善，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质量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首先，在高校井喷式扩招的背后却是高等教育资源建设的相对滞后，在教育过程中受资金、师资、设备等条件限制的高等教育质量如何得到保障？其次，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教育过程受传统教育管理思想影响，相对封闭的教育过程如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再者，社会对高等教育人才需求的不断提高，高等教育在满负荷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教育质量？这些成为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需求急剧增长的背景下，政府和学校作为资源供给的单一主体却并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得到有效改善，学校虽然在资源改善方面通过开放、交流、沟通、合作理念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具体尝试，如远程教育、网络课堂、国际高校之间的联合培养模式、中外合作教育等，但这种表面层次或具有局部资源共享性质的合作，相对于大学扩招和教育心理层面大众化及终身化转移的资源需求只是杯水车薪。同时作为教育受益的社会、市场和企业却未能有效参与到高等教育的资源供给体系中，这不仅不利于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而且也不利于政府、市场、社会和高校之关系的转变与和谐。不可否认，高校在应对现实教育问题上也在进行改变和完善，但相对于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和社会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是远远不够的。第一，教育资源的共享还是比较有限，校际交流等也仅仅局限于局部或表面；第二，相对于快速发展的信息科技，高校资源的互联互通还极其有限，其平台建设和资源共享的应用还有待提升和完善；第三，市场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受惠主体，教育参与意识还有待提高，特别是企业优质资源的教育应用和配合需要提升；再者，对于政府、市场、社会和高校在无边界理念下的关系有待调整，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协调机制急需建立和完善。
二、无边界教育理论构建中国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动因
以无边界高等教育理念构建中国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体系，是教育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发展的趋势，由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实质所决定，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现代高等教育从竞争走向合作的内在动因。
首先，通过无边界多元供给，提升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有效性。人才建设不仅是教育机构或哪一个部门能够单独完成的事情，它需要以社会需求作为导向，社会、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参与。构建良好的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机制，需要相关各方的积极参与。在各方参与、共同支持的情况下，各方资源才能够充分应用到高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例如，作为人才培养的直接受惠方———企业，在经济利益的作用下势必会通过改变生产设备来提升生产效率以获取最大利益，而这种先进的生产设备也正是教育过程需要的优质资源，在良好的校企合作框架下先进设备既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
其次，无边界职业生涯的发展需要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供给。在社会日趋民主和公平的大环境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遇和创业机会，频繁的工作流动、职业转换和弹性组织的出现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这也正是无边界职业生涯理论的重要内容，这种职业生涯发展趋势体现了现代社会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不确定、不稳定、易变和动荡的特点，这也说明了个体面临的就业竞争将更为激烈，个体应该重视核心能力的培养。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供给在实现资源优质化、多元化的同时，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可以跨越不同组织，并实现核心技能的提升，这更加符合无边界职业生涯对现代教育的要求。
再次，教育现代化的典型特征是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无边界教育理念倡导的跨界教育和资源共享可以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和学生个性发展的学习需求，从而推动“人人有学上，人人上好学”的教育理想变为现实。特别是在现代科技的支撑下，资源共享可以使教学主体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学习主体可以跨越时空限制构建适合自己发展的个性课程。在无边界高等教育理念下，基于教育质量提升的内在动力需求，教育全球化和校际沟通合作会成为高校发展的必然趋势，反过来也必然推动教育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当然，由此引发教和学的方式的变革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适应。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把竞争作为基本的价值导向和运行机制。竞争机制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激发了高等教育的活力和效率。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由此导致的生源竞争和学校利益得到不断强化，学校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目标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竞争的实质就是通过资源的占取获得利益的最大化。过度竞争不仅加剧了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同时也降低了教育资源的配置和效率。具体表现在资源数量成为高校优劣的重要指标，重点高校和地方高校的差距不断拉大等。无边界高等教育的理念可促进教育从封闭、僵化、集权化的体系中走向开放与合作。学生能够在无边界高等教育的实施中跨越时空和教育供给主体的限制获得更优的个性化学习服务；教育主体能够通过外部资源的合作和共享，培养自身特色并增强核心竞争力。这种以多方共赢为目标，以特色或优质教育为核心，以合作为基础，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的教育新格局，正是现代高等教育从竞争走向合作的具体表现。
三、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的分析框架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与高等教育需求快速增长相结合的背景下，基于无边界理论的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无疑成为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选择之一。如何构建符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资源共享平台，如何发挥优质资源的最大效率，如何提升高等教育教和学的质量，如何使教育创新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构建基于无边界原理的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框架，开展服务于新型教育资源共享环境的资源共享机制建设是一个重要选择。随着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如何在科技创新要素、人力资本要素的生产和开发中更好地服务于知识经济，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基本担当。构建良好的高等教育资源教育供给体系，需要在高等教育无边界发展的趋势下从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四个维度构建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打造一个引导、供给、监督、使用的共同体。在这个体系中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各司其职，积极参与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过程并相互协调和配合，在现有高等教育资源基础上充分提高供给的有效性，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全球化成为高等教育发展和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典型外部特征。在高等教育日益“无边界”的教育发展市场中，政府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会因为市场、社会的强大影响而突破传统，政府、社会、个人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在无边界背景下进行重新梳理。
首先，从资源供给的单一到多元化。不同的市场化程度对应不同的主体关系。随着高等教育走向市场，企业、用人单位、政府作为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得以彰显，高等教育呈现出充分的市场反应，竞争、选择、价格等市场因素在高效运作中流行，如何使高等教育以服务产品的方式在国内及国际市场更自由的流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当代高等教育系统日益变的庞杂，国家作为唯一管理者和资源供给者的角色已经难以为继，因此，源于市场监控、资源供给和管理准则逐渐对大学的功能进行强化。高校之间从发展的需要出发逐渐从以竞争为主向竞争基础上的合作迈进，政府、市场、团体、个人和大学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并且从单一变为多元复杂。
其次，各主体的职责在发生变化。政府逐渐淡化直接决定者的作用。政府的重点是从制度层面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市场，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的资源提供者将更多地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监督和协调。个人作为高等教育服务的直接享用者，在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将逐渐突破被动选择的局面，可以更加灵活的根据个性发展需要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主张和选择，张扬主体意识成为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体系中人作为个体的典型表现。社会作为包含多种个体的共同体，不再是被动的接受高等教育输出的人才，而是主动地为高等教育提供资源并根据市场发展引导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和目标，同时对高等教育的过程和质量进行监督，对高等教育的人才输出进行差别选择。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果受益者的代表，同时是高等教育发展中市场需求的重要载体。企业对于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不仅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风向标。同时，企业利用自身的设备和实践优势积极参与到高等教育的资源供给中，也是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再者，现代教育背景下的主体关系取向是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的框架基础，其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和不固定性是高等教育发展和创新的体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利于行为主体确立价值取向，对于其发展具有内在驱动作用。第一，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对于个人而言，不仅可以降低教育成本，而且可使个性需求得到最大化的满足。第二，社会作为利益的共同体，在全社会形成高等教育快速持续发展的良好氛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第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有效的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仅有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更新换代，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企业降低成本并获得更大的市场利益。第四，政府作为公民让渡权利的产物在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中对高等教育管理和协调功能的强化，既有利于政府合法性的体现，也有利于公民发展需求的实现。
四、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的政策及建议
第一，确立共存的“大教育”发展观念。
无边界高等教育的理念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影响并不是高等教育失去边界，而在于人的思维和认知方式的更新，在无边界高等教育理念中教育不再受主体、时空和地域限制，教育可以均衡发展，人可以更加公平的获得个性化发展的教育需要。基于无边界高等教育多元供给体系的目标是构建跨区域、跨行业、超部门、无时空界限的高等教育服务共同体和终身教育体系。社会、企业和个人等也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体，这种体系基于一种建立特色和优质资源共享的合作共同体，实现优质资源的增值和高效。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为跨界或跨联盟的主动学习，这种竞争和合作不仅需要学校和教师具有自身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也需要通过挖掘和提升外部教育资源，从而激发创新意识，优化教育服务。这是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本和有效途径。当然，在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中资源供给主体具有不同的性质、文化和管理体系，要求不同的主体具有宽广的视野和社会责任意识，通过合作共享、互助共赢形成包容和共存的大教育环境。
第二，构建求同存异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体系。
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以及校际配置失衡，导致优质教育资源的结构性匮乏是无边界教育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因。高等教育资源共享作为无边界教育的实质和典型特征，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的良性运行必须依靠资源的互补和整合，不同地域、不同传统、不同文化氛围、不同结构、不同来源的资源共享和互补，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增大和价值增值，从而形成一个涵盖多元体系的高等教育服务体系。求同存异是实现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框架的构建原则的前提，“同”指构建这一体系的目标和运作规范，“异”是指资源供给者自我特色和优势，通过求同存异为基础的资源共享，形成高等教育资源的动态优化和良性发展。
第三，建立高效互连的资源共享及供给平台。
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的主体具有多样性，各主体具有不同的特色和优势，会形成不同的教育需求和资源供给。在传统集权和封闭的教育管理中，各学校或部门可以很容易通过构建管理平台自成独立的体系，而在无边界高等教育资源多元供给体系中，跨越组织、区域和国家界限的各种主体在结构松散的情况下实现资源共享必须依赖于一个公共服务平台，以实现资源的数据交换和跨界共享。这种平台应该可以满足主体间的协同工作和开放应用。平台的组织搭建一方面可以通过主体之间的自由合作实现，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管理协调的重要实施者，也具有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先进的信息技术则是平台重要的技术保障。
第四，建立多赢共治的协调管理机制。
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语文教育在具有丰富内涵的同时也具有重要而深刻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对学生的全面综合发展及创新实践能力的提升有积极作用，同时也能够有效推动语文教育目标的实现，对教育教学作用的充分发挥有重要的意义。（1）语文教育价值的发挥只有以生活世界为依托展开语文教学，将语文知识的传授与学生生活紧密相连，关注受教者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体验，才能有目的地激发学习兴趣，从而进一步调动内在学习动机，受教者才有可能在课堂内及生活中主动学习并应用各种语文知识，我国的语文教学也才能发挥出自身的工具性价值[1]；只有以生活世界为依托进行文化传播，才能展现并发挥中华文化的博大及包容性，学生的自我意识才能得到更深层次的激发，才能在精神层面感受到中华文化深远厚重的人文气息，而只有经历了文化对灵魂与精神的长久浸染和熏陶，学生才能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及品格性情的陶冶，而语文教育也通过这一过程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2）辅助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语文教育将在很大程度上拓展教育时空，对学生现实生活的关注将使教育更能够触及到学生的深层次情感，使其得到情感的全新体验、心灵的更高感悟，以更博大的教学姿态激发出教学双方的参与热情，调动师生的自主性，提升教与学的效率，使受教者在潜移默化中掌握并能够熟练应用语文知识技能，最终达到学生母语语言文化素养全面提升的教学目的，在此基础上，学生也能够进行对自身的多层次多方向探究，学会如何看待和尊重生命、热爱并营造生活，积极寻求精神层面的良善美好，创造个体的存在价值。（3）还原语文教学的本真情态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语文教育能够淡化传统语文教育中师生双方的地位，展现教学双方作为独立个体的完整状态，营造更为平等和谐、氛围融洽的教学环境，使教师与学生能够在平等自由的心态下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与探讨，挖掘母语文化中的精粹，分享不同个体在生活中对于语文的不同体会，并在此过程中相互提高，为语文课堂赋予不一样的生命活力，实现语文教学的良性动态循环，还原语文教学最本真的情态。
二、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语文教育原则
1.以人为主体的教育任务
生活世界的主体之一是人，人在生活中不断发展并完善自我，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教育目标是人的培养[2]。作为主要教育科目的语文必须将育人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在此基础上发挥语文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作用。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语文教育教学，无论是浅层次的知识技能传授，亦或是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承与精神发展，都应始终坚持以人为主体的最终教学目标，以培养人格健全、精神健康并具有高综合文化素养和自主创造能力的人才为教育任务。
2.语文教育的和谐性
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人是主体，因此强调的和谐性代指人与生活世界中的对象之间的适度平衡，具体而言就是人与他人、自我、社会、自然之间的相互适应。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语文教育应注重教师与学生之间民主关系的搭建，使课内教学融洽而充满活力。以和谐原则为前提的语文教育课堂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隔阂能够取得最大程度的消减，进而能够做到真实而积极的、不同情感与精神的相互交流。教师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进行文学认知与感悟提升，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提升自我并体味如何实现与他人、自然及社会和自我之间的和谐发展。
3.语文教育的体验性
体验是人在现实生活中无可避免的一种存在形式，缺乏体验的个体无法具有情感的共鸣、精神的升华及智慧的启迪。体验是对生活的融入和思考，是人赖以生存发展的必要手段。语文教学同时也是学生用以感悟和理解语文文字及语言中深刻意义的重要途径。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语文教学需要坚持以体验性原则引导学生对课内文本进行深层次的领悟，挖掘隐藏在文字深处的艺术魅力，与创作者产生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拓宽精神视野。自我表达需要建立在体验的基础之上，作为母语语言学科，如果缺乏真实体验，学生将失去创作灵气与热情，因此，坚持体验原则，引导学生体验、品位生活中的细节，是我国语文教育教学的应有之义[3]。
三、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语文教育策略
1.加强语文教学的体验性
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语文教育教学内容不能仅限于学生对知识技能的认知和理解，同时更要重视受教者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感悟及实践，积极寻求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并能够实现主动的自我个性构建。因此，语文教育并摒弃传统上机械、单调的知识技能传授模式，使学生能够以心感悟，用情感体验、捕捉生活中的瞬间。语文教学是由教师、受教者、文学知识以相互交融和促进的形式而构成的复杂体系，作为受教者的学生只有以自主体验的方式才能适应这一体系，而如若缺乏了体验性的教学过程，文学知识中的精神内涵则很难被学生内化吸收。因此，语文教育应采取情境塑造、诵读加强、课外实践等多种不同形式的活动课程以强化教学中的体验性内容。语文教学的活动课程是教育生活化的最佳体现形式，学校应重视并适当增加活动课程的开设，教师引导学生将书本知识与生活学习、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状况、课内传授经验与个体实际经历相互结合，不断拓展语文教育教学界限，使其能够与社会相互融合，并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学习语文知识、语言技能，促使学生提升母语能力，通过生活化的语文教育这一途径使学生个性得到培养、人格得到完善和健全。可充分发挥学校及有关教师的优势，深入挖掘校园生活中的语文教育资源，创办特色文化活动，积极开设文学选修课程，定期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文化文学知识讲座，营造活跃的生活化语文学习气氛，引导并鼓励学生组建学习小组或文学团体，积极开展科学而有计划性的社会调查、书法比赛、校刊编制等实践活动。以对社会和生活的关注为突破口，进行开放性的语文教育教学；以实践为手段为学生锻炼自身所学知识技能创造条件，逐渐培养和树立学生在语文学科上的自信心。
2.淡化课堂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界限
现实生活是文学的来源，因此我国的语文教育不能脱离对学生现实生活的关注而独立存在[4]。要实现语文教育的价值、充分发挥其作用，教师应将课内知识延展并融入到学生的生活世界，以生活与文学知识的对比调动学生的探索兴趣，促进其思想观念、情感意识的自主激发。因此，教师应转变旧有教学形式，通过音乐、图片、视频等多种方式将课内涉及到的文学内容以更为生动而形象的方式展现到学生面前，淡化生活与课堂间的界限，将抽象的黑白文字与形象的生活美结合在一起，激发学生自主探索发现文学中、生活里及在二者交汇处的精神价值和内涵，在此基础上发散思维，自由想象，以生活为依托为课堂注入生命的气息，并以课堂为考据关注并改造现实生活。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内容或多或少都与生活有着联系，《兰亭集序》描绘了欢聚宴饮的乐趣，《雨霖铃》（寒蝉凄切）叙述了离别的愁绪与不舍，《荷塘月色》展现了自然的美好，《边城》则真切展示了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特有的风俗面貌。显而易见，语文教学以课文为起点延展向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延展过程中具有了无限的开放性。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课文内容的人文性质进行挖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课文内容的生活化加工处理，在教授过程中将书本内容与受教者个人经历、现实生活及心情感触等因素相互联系，启发学生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在课本蓝图的指导下重构情境，在情境范围内指导学生对课本知识做更为深入的感知，进而提出并解决问题。组织学生对有关内容进行探讨，在课堂内容结束之后指导学生针对所学知识及自身感悟进行总结性报告，总汇、归纳知识要点，加深理解领悟，同时对报告中的谬误进行及时修正，使学生真正有所感悟和获取，满足受教者的精神生活需要，激发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关注和学习热情，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进行引导。
3.赋予语文教学以活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知识论；教育
在马克思教育思想的研究中，似乎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总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理解教育，探索教育的本质。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品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积极寻找到他与其他同时代人在思想方面的不同，就不难发现，马克思对于教育所作出的的贡献，尤其是在是揭示认识教育本质方面所提供的理论基础，就是世界观问题。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马克思关于教育的思想之所以远远的超越了近代思想家的视野，具有先进性，就在于他实现了世界观上的变革。因而就一定要探讨世界观的变革，对理解教育带来了何种实质性的影响，恰巧这种变革开启了研究当代世界观教育的思想境域。
一、目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的一种偏执和缺陷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人们一个绝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1]大学生只有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才能深刻理解中国的历史以及当代国情，更加坚信社会主义信念，树立牢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可就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言，我们真的做好了世界观教育吗？马克主义哲学教育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一、社会历史知识（规律）教育；二、价值观教育。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所以我们在进行其教育的过程中也要注重二者的结合。如果教学偏重知识论教育而忽略价值观教育或者偏重价值观教育而忽略知识论教育都是不对的，这样就达不到世界观教育的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中知识论与价值观分离的危害可以总结为三点：首先，不能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并运用于教学之中。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务必掌握以下几点：一、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必须用客观的、联系的、发展的、全面而系统的观点看待问题、解决问题，防止主观、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产生，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而知识论与价值观的分离本身就背离了这一方法，将二者割裂开来进行教育是形而上学的，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主要反映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实事求是。知识论与价值观的分离就造成了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不能与现实贴近的世界观教育就更谈不上科学了。其次，不能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基本知识并运用于教学之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其中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要求我们坚持全面的观点，可在教学过程中对知识论与价值观的分离往往造成我们只能看到某一或某几方面，对知识的掌握度就不够。学生在这学习过程中就容易将世界观当做一种教条，缺乏自己的创新精神或者认为其仅仅只是一种理论，没有实际意义，不会将其运用到现实当中去，这样就违背了世界观教育的初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后，造成教学效果一知半解，在价值观的引导上出现缺陷而发生学生的人生境界不高。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在教学过程中对其二者的分离势必会造成教学效果的不理想。学生会将其当做单纯的理论教育或知识教育，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中之重———实践，对哲学的理解也会出现偏差。从而造成价值观的缺失而使人生境界不高。现在很多大学生都呈现出人文素质方面的欠缺现象，主要表现在只对学习专业知识感兴趣，对其他的采取冷漠的态度，甚至有的学生用冷漠的态度对待政治、对待党团组织，认为政治进步与自己毫不相干；有的学生十分推崇西方的实用主义，将是否对自己有利作为考虑事情的出发点；有的学生则只用功利性和物质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社会经济政治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中知识论与价值观分离的原因
第一、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能把握知识论与价值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要求我们要以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联系是普遍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可能孤立的存在，都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相联系，一切事物只有在联系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在世界观教育中正是忽略了辩证法，没有看到知识论与价值观之间的联系，没有看到人的实践是既不能离开知识论也不能离开价值观的，二者相辅相成，一起形成马克思主义之“打不到的真理”。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把握不全面在一定程度上对知识论与价值观的分离有影响。第二、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整体性，简单地采取学科式的解读，从而知识论与价值论被理解为不同的学科范畴并再理解其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彻底的、科学的体系，整个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就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而言，大多注重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的教与授，个别的甚至脱离开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来学习。其实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实践观，在实践观里包括人的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一个实践行为的发生既是认识世界，也是改变世界，认识世界也包括价值认识，改变世界以真理的把握为前提，实际上，历史科学领域的真理是价值真理。在学理上并不是分别有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所以我们对其二者的理解是万万不能分离的。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综合性以及论证的曲折性，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不深，不能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只关于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学说，它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的三个部分具有“一以贯之”的综合性特点。在论证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完全照搬以往哲学家的思想，而是将他们的思想进行扬弃，创立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完美的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这是在哲学部分。剩余价值学说则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这一点则是在经济部分。而在社会方面则是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系统性、综合性以及其论证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使得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停留在理论表面，能够真正的理解的少之又少。三、做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中知识论与价值观的结合首先，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中知识论与价值观分离的问题。当前我国教育存在功利化的倾向。对于知识的学习已经引起了足够的注意，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教育却存在诸多的问题。二者在实际教学过程当中有着不小分歧及其差异。事实上，以人文素质为重心的价值观教育在大学生素质教学中具有基础地位。因此，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人文教育，它们全是现代教育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和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条块分割，单科性院校较多，基本上分为文、理、工、农、医、财经、法律、师范等几大类。学校强调专业教育，忽略素质教育，尤其是忽略人文学科课程的建设。理工科院校除了设几门政治理论课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人文学科的教育内容，以至于一些理工科学生书本知识多而社会常识少，业务知识学得多而为人处世的道理懂得少。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只学会一门专业知识或者只掌握一门技艺，而却不懂文学和历史，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没有时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没有做人的尊严感与生命的崇高感，那么我们的教育无疑是一种失败。其次、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改，推进知识论与价值观的结合。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要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增加教学大纲中人文学科的课程比例。长期以来，在“学以致用”这个教育观念上存在着认识误区过分强调一个“用”字。应当认识到，科学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不仅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而且也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第二，进一步加强人文学科的科研工作，探讨人文课程教学的重点和方法。人文学科较之一些实用知识有其独特的形而上的特性，它是培养意志、陶冶情操、开阔胸怀、充实心灵的工具。要防止功利主义的影响，坚持人文科学的本意和初衷。人文学科的内容不仅要体现人类发展史儿千年积累的文明成果，更应体现高昂的时代精神。社会的需求与变革，人的价值与追求，人才培养与规划，也都应是人文科学关注的话题。在教学方式上，切忌被动式教育，要把多种教学手段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体验到心灵的感化，达到净化心灵的目的。第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高昂向上的校园精神、严谨求实的学风感染和教育学生。校园文化是高等学府的广大师生在研究和教学的相互活动中，在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中创造生成并能够共享的一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以推动全人类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客观精神与生态环境。其本身是抽象的，附着于学校的硬件设施之上并弥散开来，作为一门隐形课程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生存于其中的每一个成员。大力加强学校文化建设，要做到弘扬其不断追求的精神，也可以说是追求科学的精神与人文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实质通过各类创造活动使其成为师生的理念与行动。通过一系列校纪校规等规则的制定，约束和规范校园文化的方向与内容，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高等院校鼓励什么、反对什么、限制什么，从而保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校园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要加强校园硬件设施建设，以健康、整洁的物质环境进一步强调和烘托学校的科学追求和人文追求。最后，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研究，科学编写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的教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当中，不但对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有充分的涉及，对于世界观的教育也有着大量的论证。这就为我们开展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素材。所以，必须要从经典作品里面寻求相关的资料，形成理论体系，并形成教材，作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的重要依据和方法论。同时，要努力探索当代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科研课题来研究。当前特别要重视和加强潜在的教育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不是喊几句口号，讲几条原理就能奏效的。一方面，我们要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向学生直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强调方法的兼容．把马克思主义通过其他教育领域里的教育形式反映出来。概而言之．就是要形成在教育大系统指挥下的联合兵种主体协同作战。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教育才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当代大学生也才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唐薇 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education），一般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 在英语当中， 与之相近的词汇还有“cro-cultural educatio”（多种文化的教育）和“tra- culturaleducation”（异文化的教育）等。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建立在某种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所属，而每一种教育也都与特定的民族文化密不可分。按照教育的民族属性，它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单一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两大类。前者是指受教育者所受教育基本上仅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单一的民族属性，如早期的美洲印第安民族教育等。而后者，则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如移民教育、殖民地教育、留学生教育、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均属于跨文化教育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单一层民族教育的背景上实施异文化教育的现象，都可以视为跨文化教育。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久而有之。但人类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则始于本世纪。特别是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各界学者自20世纪上半叶起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从不同的立场、目的和学科角度提出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派流。时至今日，跨文化教育研究已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扩展到加拿大、前苏联、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及中国等诸多国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择选一些影响较大的跨文化教育及相关理论流派作一简略介绍，供我国有关教育研究人员借鉴和参考。
一、文化变迁论
1、文化人类学派的观点 本世纪初期，伴随西方殖民地的扩大和传教士的布教等活动，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世界各地。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其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迅速瓦解崩溃。以此为背景，有关文化变迁的研究进一步引起世界各国人类学界的强烈关心。在早期的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学派等研究的基础之上，美国人类学会于1935年在其下属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ocialcienceResearchCouncil＝RC）当中，指派罗伯特·莱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赖福·林顿（RalfLinton）、米尔维勒·赫斯克维兹（MelvilleHerskovits）3名人类学者负责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化变迁”（或称“涵化”）研究的委员会，对有关文化变迁的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整理。经过1年左右的细致深入研究，于1936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文化变迁研究备忘录》的研究报告。虽然该报告仅有4页，但却给文化变迁下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定义，并将到当时为止的有关研究课题和涉及领域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对后来的文化变迁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该报告书主要由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首先，他们将文化变迁（acculturation）定义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的结果，使其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发生变化的现象。”（注：江渊一公著：《异文化间教育学序说》，第68页，日本九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其次是研究的路线，包括有参考价值的论文索引、资料的分类、分析的方法。第三是对文化变迁问题的分析，包括民族间接触的类型划分、文化变迁的状况、文化变迁的过程。第四是在文化变迁过程当中文化选择和融合的心理结构，包括个人的作用、对相异文化采取接受或拒绝态度，人们的人格类型特征、因性别及社会地位、信仰、职业等不同所导致的态度差异、在文化变迁过程的初级阶段时的反抗与妥协心理、伴随抛弃固有行为方式所引起的精神上的忧虑。第五是文化变迁的结果，包括接受、调整和拒绝。
这一研究虽然还不能构成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为以后的文化变迁学说及跨文化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基础的理论框架。例如，指出不同文化集团持续而直接接触所导致的文化变迁，并不一定局限于一个文化集团，可能会导致双方都发生某种变化。也就是说，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往往具有双向性。而且，接触的结果除同化、拒绝同化外，其中所说的“调整”实际上指出了文化融合及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可能性。另外，正确地指出了对待异文化的态度还会因个人的人格特征和具体情况而产生差异。而在研究报告中出现的许多术语，如传播（diffusion）、选择（selection）、适应（adaptatio）、变迁（acceptance）、调整（adjustment）、融合（integration）等，至今仍被学术界所广泛使用。
但文化变迁学说的真正形成，是距此约20年后由文化变迁研究专门委员会的一些新成员，在过去的基础上通过进行大量新的调查研究来完成的。他们于1954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它与1936年的研究报告相比，除强调系统的理论体系构成外，还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与前者以西方以外的不发达民族和国家为研究对象不同，新研究报告侧重于研究美国国内的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文化变迁；其二，与前者强调文化变迁的消极变化过程不同，后者更侧重它创造新文化的积极的一面。
首先， 新研究报告认为文化是一个具有“自律性的体系”（autonomouculturalystems）；继而，提出文化变迁是“通过两个以上的自律性的文化体系的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变迁。将文化看作为一种体系，对于把握文化变迁的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认识和判断处于变迁过程中各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如对外部的“开放性”或“封闭性”；在内部结构上的“僵硬性”或“柔软性”；以及在文化环境变化情况下的体系恢复能力等。他们认为，在文化的接触和变迁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放弃”和“丧失”，决不是通向一种“虚无”的过程，它必然要被新的文化所“补偿”。因此，对传统文化的主动放弃，实际上意味着对新文化的选择。而在多数情况下，当把某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引入到另一种自律性的文化体系中并与之结合成为一体，便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另外，该研究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反向适应”（reactiveadaptation）的概念。即当来自另外文化集团的排斥威胁过大时，
有时会产生与同化恰恰相反的“撤退”（withdrawal）过程，从而对自身集团的诸种文化形态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并予以强化。他们认为，这种反向适应是一种“后向”的适应；而“融合”和“同化”是一种“前向”的适应。融合（fusion）是指两种文化处于大致对等的关系， 是一种双向过程（bilateral）。 同化（aimilation），则处于与融合完全相反的一极，即一个集团接受另一个集团的文化的单向过程（unilateral）。融合与同化，分别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但无论是融合还是同化，其结果都是使一方或双方的原有文化丧失。而既不完 全融合和同化，又在相当程度上使各文化体系保持相对的自律性，
则成为所谓的“共生的多元主义”（stabilizedpluralism）。2、心理人类学派的观点 与上述文化人类学派注重文化变迁中文化集团的质的变化不同，二战后兴起的心理人类学派的文化变迁研究更侧重于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个人的认知、适应途径、行为方式及人际关系等的定量分析。如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哈勒威尔（Hallowell），于50年代开始将文化变迁的过程划分成若干个阶段，并采用心理测定法对文化变迁的程度进行测定。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名学者沃盖特（Voget）认为，将文化的变化作为同质的单位来处理是不正确的。作为一个“变化着的连续体”中的变异形态，他将之划分为土著型（native）、土著改良型（native-modified）和白人型（American-marginal）。与此相似，布鲁那（Bruner）提出了非文化变迁型（unacculturated）、境界型（marginal）、文化变迁型（acculturated）。紧接着，著名学者斯宾德勒（indler）又使用心理人类学的方法，对向异文化（白人文化）适应过程后的不同结果，即不同人的行为的变化进行了整理。他认为这种“变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划分为保守的传统倾向派、部分传统信仰保持派、过渡中间派、被白人文化同化了的文化变迁上层派及其下层派五种变异。进入60年代后，斯普拉德利（radley）在参考斯宾德勒的类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不同人们划分为五种行为类型：①固守传统文化，对西洋文化持完全拒绝态度类型；②对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均采取拒绝态度创造出全新的信仰和价值体系的类型；③拒绝传统文化而被西洋文化的价值体系同化了的类型；④立于两种文化中间摇摆不定的类型；⑤能创造性地并有效地适应复数文化环境的类型，即所谓的“双文化人”。
二、文化同化论
其最具代表性的是本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在思想基础上，它与19世纪以来美国盛行的同化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所谓美国白人“开拓者”，强制要求新移民和少数民族等采用与自身集团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盎哥鲁文化同步主义”（Anglo-Conformity）或所谓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其核心理论，可以列举20年代由帕克（Park）和巴杰斯（Burge）提出的“民族同化周期说”，也称做“接触理论”。他们认为，民族的同化必须要经历一个互相接触和较量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一个周期。一般这个周期由接触（contact）—竞争（competitio）—冲突（conflict）—调整（adjustment）—同化（aimilation）几个阶段所构成，最终被支配集团的文化所同化。用美国社会学者纽曼（Newman）的评价，同化理论的公式可以用A＋B＋C＝A来形容。
到了60年代，美国学者对同化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民族同化意识以及如何被同化等方面。如1964年高顿（Gordon）的“同化七阶段说”：①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表现出向主流民族（移民和少数民族所处社会的支配民族）的靠拢倾向；②与主流民族的成员建立密切关系（工作、学习、娱乐等伙伴关系）；③增加通婚；④民族属性的改变（产生对主流民族的归属意识）；⑤减少对主流民族的偏见；⑥消除差别意识；⑦放弃与主流民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70年代，美国移民社会学者葛瑞利（Greeley）从分析移民的内心世界入手，提出“同化六阶段说”：①主流文化对移民的冲击；②因异文化冲击所引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强化；③随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恢复，开始正视和吸收主流民族的文化；④一部分趋向同化并获得一定权力的领袖人物从移民集团中脱颖而出，他们在设法消除本集团的偏见和差别意识的同时，为提高本集团的社会地位也必须与其民族集团进行抗争。然而这些人所采取的对抗态度往往受到主流民族的警惕和压制，从而常常驱使他们的偏见和差别意识重新得到强化；⑤挫折与反省使他们对两个民族都加深了认识，开始思索能使双方共同生存的第三条道路；⑥最终形成可以在两个世界自由转换的概念体系。也就是说，他认为同化的结果并非肯定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的。
三、文化融合论
也被称做“熔炉”论（Melting-PotTheory）。其代表人物为美国历史学者亨利·塔纳（Henry J.
Turner）等。 这一融合主义（Amalgamationism）的核心思想，是主张不要完全排除各少数民族固有的宗教及文化等背景，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用纽曼（Newman）的公式来形容的话，则应是A＋B＋C＝D。
“熔炉”论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美国建国后，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所谓的早期西欧白人“开拓者”占据着支配地位。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南欧的意大利、东欧的波兰，以及亚洲的中国和日本等移民大量移入。在严酷的环境当中，各民族集团共同努力使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08年在华盛顿公演的由英国籍犹太人作家詹克威尔创作的舞台剧《熔炉》（TheMeltingot），当时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美国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剧中唱到：“美国是上帝赐予的熔炉。来自欧洲的所有人种熔化在一起……这片土地上的有着五十种不同语言和不同历史的集团，反目为仇。然而并非永远如此，因为有上帝的火焰。争斗与复仇正被焚烧。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英格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都将被投入熔炉。美国人将由上帝来创造。这里还没有真正的美国人，他们还在炉中。即将诞生的是融合了所有人种的超人！”（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5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
但是，这种融合主义的理想并未能如愿以偿。正如美国籍犹太人哲学家喀兰（Kallen）指出的：“人或多或少可以改变自己的服装、政治观点、配偶者、宗教、哲学，但是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祖父。”（注：平治安政著：《アメニカの多文化教育に学が》，第27页，明治出版社，1994年。）他认为“熔炉理论”不仅在现实上难能实现，就是在理想上也有失妥当。他以管弦乐队为例，倡导“统一体中的多样性”。并于1915年发表题为《民主主义与熔炉》的论文，首次提出“文化的多元主义”（culturalluralism）的概念。但须指出的是，与倡导融合主义的主要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白人少数民族集团同样，喀兰当时所讲的“文化的多元主义”，实际上是限定在欧洲白人集团的范围内，并不包括黑人和土著的印第安人。即使是“熔炉理论”，实际上也同样是将欧洲白人集团以外的有色人种排除在外的。
四、跨文化适应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