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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研论文(合集7篇)

时间:2023-03-16 16:29:30
教育教研论文

教育教研论文第1篇

职业教育在德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向来是德国民族引以为豪的教育财富,每年所有青年人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在就业前接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以学校和企业双向结合的培训造就了德国出色的技术水平,使德国的工业及工艺技术一直处于世界经济发展前沿。就是在如此良好社会背景及发展水平之上形成的体制,由于在本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其地位发生了动摇,出现了职业教育与培训位置间的危机,具体表现为需要培训人员的增加与企业提供培训位置的减少。这种矛盾的出现是由于当时企业的经济结构与劳动组织的相应调整与变化,使得一直以和谐发展的职业培训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危机,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出现矛盾与不协调。当时德国尚缺少对培训位置的数据统计,国家在职业教育发展问题上缺乏足够的规划与预测。对此,德国的教育科学部部长HelmutROHDE认为,职业教育政策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提供良好的培训,为我们的青年一代能够在职业培训市场上找到一个合适的、高质量的培训位置。如何解决此问题,德国政府将目光对准了职业教育的研究,希望通过对职业培训市场数据的统计与分析,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对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能够防患于未然,实现对职业教育的科学规划与管理。事实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可行之路。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法律的健全与完善,保证了此报告的顺利实施与完成。1976年,鉴于对培训位置供求数据的统计与对培训位置的规划和预测的需要,《培训岗位促进法》生效。其中第一次明确联邦政府将职业教育报告作为每年对职业教育现状和发展的综述性报告,包含关于职业教育的统计数据和职业教育计划的制定。1977年,形成了第一本职业教育报告。其后,1981年颁布的《职业教育促进法》又将职业教育的研究与职业教育的管理与规划相联系,明确了职业教育研究在国家职教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及任务,并就为完成报告所应有的研究组织与机构、相应承担的责任及义务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二、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的地位及作用

1.《职业教育报告》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每年出版的职教政策性报告它是联邦政府在制定职业教育政策时所依据的纲领性文件。是所有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规划和实施人员制定工作计划的基础,称之为德国政府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白皮书。

2.《职业教育报告》由联邦教育与科学部联邦职教所研究、起草它对整个联邦职业培训的质和量统计基础数据进行研究以及对各地区、各行业的培训情况进行总结。完成此报告的宗旨是将全社会的职业教育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协助联邦政府解决职业教育事业发展上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

3.《职业教育报告》自1977年开始研究,已有20余年了它对教育政策及社会产生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一是此报告所形成的历年对培训市场供需关系的分析与研究,一直是德国政府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依据;二是它对社会、企业培训岗位的设立,家庭、个人职业岗位的选择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三、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的结构与内容

德国职业教育报告内容大致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职业教育发展政策报告。以1997年内容为例,主要有以下方面:对过去职业教育发展形势的总结与评价;现实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挑战与要求;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政府对出现的问题采取的政策与措施及前景展望。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出了德国政府对过去职业教育发展所持的态度与意见,国家对整个职业教育发展的宏观性的预测,代表了国家的教育意志与思想;但同时不排除社会各界不同的看法,也反映工业界、社会少数派代表的意见。

第二部分为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状况及数据统计。以1997年为例,主要有:职业培训的量的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职业教育的内容形式及其结构问题;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职业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的国际比较等。

两部分的内容特点:

第二部分侧重于研究方面,通过对大量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及前沿性的课题研究,体现出教育决策所具有的科学性及可行性”。同时,对职业教育发展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也进行了论述。其中包含有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职业教育与个人发展、职业教育与企业发展、职业教育的内部发展、职业教育师资、职业咨询与指导、促进与支持妇女及残疾人职业教育与培训、新的职业及对职业教育的改革要求、不同领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差异及教育政策诸方面的内容,其全面与详实是任何一类研究报告所不能比拟和涵盖的。

四、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的内容特点分析

德国职业教育年度报告,之所以能在德国教育界与经济界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报告将职业教育研究与国家的教育及就业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在《职业教育促进法》中指出,职业教育规划是协调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通过教育规划使职业教育的发展尽可能符合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需要,这种职业教育规划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职业培训单位提供的从性质、数量、规模和地域的培训名额的统计与分析,预测并提供职业培训位置。因此,要求联邦主部门对职业培训名额在地域和行业方面的供求发展进行经常的观察,具体的内容即为年度报告,报告中须说明下一个年度可能提供的职业培训名额的情况,若应提供的培训名额不能得到保证,则必须在报告中提出克服困难的建议。

鉴于此,对职业培训位置的分析与预测构成了整个报告的主体,是整个报告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种研究内容与时展需要相结合的思路,使职业教育研究一开始就纳入紧密联系实际开展综合研究,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轨道。通过以分析职业培训市场供求关系入手,实现了职业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的统一,这也从某种方面体现出了德国民族务实、求真的民族个性。

这种对职业培训位置的分析预测,所具有的深远意义还在于,明确了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政策。通过系统的对职业教育数据的定量分析,为企业界、行业组织、工会团体、公开的社会组织开展培训提供了广泛的信息,从而实现了研究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同时,一个最有意义的特征是,这份报告为广大青年及适合培训者所利用,成为其选择培训位置,确定将来的就业机会与可能的重要工具。

2.国家对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视,将教育决策、规划与管理紧密与教育研究相连突出的特征就是联邦职教所的建立,同时赋予它的法律地位及任务。根据《职业教育促进法》,联邦职教所是一个法人团体,主要任务有:①协助准备国家的培训条例和其他法则、职业教育报告及进行职业教育统计;②促进模式试验;③就职业教育问题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进行并促进职业教育研究;④编制获承认的培训职业目录;⑤审核、批准并赞助职业培训函授课程。联邦职教所属于联邦教育科学部的一个重要的研究与决策机构,同时,在法律基础上建立了主管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监督保证了各项研究工作的完成及研究内容的专业水平。

3.职业报告除大量的统计数据外,还反映出大量的研究课题、典型试验,代表着较高的专业和学术水平,其观点与内容在德国职教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作为国家最高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联邦职教所除完成历年的政府报告外,还承担有大量的研究与试验任务,至今进行了约125个专项典型试验课题,它以不同的时间周期来运作,在每年的报告中将不同的研究成果反映于其中。目前包含在此报告中的研究共有以下四类,即重点研究课题、一般性研究课题、超前研究课题及国际资金资助课题。其中超前研究课题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自1995年起为适应职业教育出现的新形势与新情况而设立的,迄今为止进行了三方面内容的专项研究,即职业资格和能力与职业的升迁;新的职业与新的就业领域;通过教育改革体现职业教育课程的个性化与差异性。

典型试验及其成果反映出德国职教研究的特色及价值取向。1978年以来,联邦职教所利用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的资金资助校外职业教育典型实验,以开发和实验职教实践的新举措。这类试验内容与问题来自于职业教育实践,具有较强的应用性,试验的结果同时也能够在相应的领域推广与应用,从而实现了研究的社会价值。如“学习岛”的研究,新职业与就业领域的研究。这种兼顾了职业教育制度与就业制度双重需要的研究,在德国职教界具有广泛的影响,研究的内容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将来的职业教育发展;同时,所形成的职业教育思想与职业教育概念丰富了职业教育理论。

4.研究数据的全面与可靠,保证了报告内容的科学性与教育决策服务的价值根据《职业教育促进法》的规定,报告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有两部分组成:①上一年度截止到9月30日登记入册的培训合同签订数及由联邦劳动局介绍但未被利用的培训位置数和在联邦劳动局登记寻找培训位置的人数;②预测该年度的寻找培训位置的人数和可提供的培训位置数额。历年报告就上一年职业教育形势与培训位置的供给进行总结与评价,尽可能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进行客观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供需进行有针对性的预测与展望。

为了保障此数据统计的收集与整理,相应制定了一系列数据统计归口及管理制度。其中联邦统计局主要管理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的基本统计数据,保证此数据的共同利用价值;具体有关职业教育数据内容的调查设计、数据的登记整理及培训合同签订数由联邦职教所管理进行。此数据与各级地方劳动部门登记的需培训人数构成培训位置分析与预测的基本数据。各州统计局负责本州职业学校的有关数据的管理;劳动就业人口数和参加职业咨询与职业指导数则来自联邦劳动部。

5.报告中反映出研究者的科学的务实精神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贯穿此报告体现出的是研究计划的周密性,准备工作的充分性、研究人员的高水平、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内容的实用性。每年的4~5月份将下一年的报告在研讨的基础上进行人员及内容分工,这种分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作为年度报告的任务承担者,必须在所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所要求的内容。从事此报告的研究及工作人员约有80余人,相当于全所人员的五分之一,从而保证了此报告的质量与水平;此外,这种分工表现为内容的细化与具体,作为研究人员能够深入了解此方面的内容,达到报告内容的准确与实用。

五、中国职业教育报告情况及其发展思考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研究领域为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一直将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本国的具体研究需求相结合作为努力方向,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科研水平的提高。

但是,目前我们的研究报告,还仅仅停留在作为一份数据汇总与资料整理基础上的研究报告,与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相比,存在着几个不够明确的问题。第一,报告的属性问题,即此报告属于研究性的课题还是同时具有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服务的功能,这决定着报告的写作方向与具体内容的制定,正因为对此问题界定不够明确,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此报告内容与结构问题的反复争论。第二,报告的特色问题,即什么是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报告。从内容上讲,我们的报告在目前不可能对劳动力培训市场进行调查与预测的前提下,其主要内容仅仅停留在对历年职业教育发展基本状况的数据统计,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但由于对构成中国职教报告的基本框架、具体内容、形式诸方面的认识与理解存在着不一致,从而使报告成了年复一年的统计资料,长此以往,将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第三,报告的结构问题,即在对我国职业教育进行全面描述的基础上,就数据分析与宏观决策研究的结合,整体描述与地方特色的兼顾问题。根据我国国情及因地制宜的发展原则,在报告中如何体现此类问题也是一个难点。第四,对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及教育教学改革的宣传与推广问题,作为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加以考虑。

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与完善,为我们的报告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在总结我们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研究情况,为完成我们的报告,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完成报告所应有的组织、管理制度建设如果历年的职教报告是我们今后的一项常规工作,且作为政府决策的参考与咨询工具,而我国现行的法律还没有对教育科研做出具体化的规定时,我们的报告迫切需要进行管理部门的参与支持。对完成研究所应有的组织机构、管理职责、人员经费、时间进度等方面,应做出一系列的规定,通过制度化的管理完成报告的任务。

2.对现行报告进行认真研究,确定其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就其形式、结构、篇幅等具体事项做出原则规定,使报告的完成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就报告所涉及的数据统计、文献资料,应建立一套稳定、可靠的信息源。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及我国的地域差距大的特点,作为一份政策性的参考资料,发挥地方研究部门的积极性,扩大地方的研究内容,充分利用地方的研究特色,使报告成为各地经验利用与推广的工具,将是一个发展方向。

3.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提高了报告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特别是报告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它是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主导,除需要对现实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外,就问题本身需要进行大量的分析与研究,并能够提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为此提高从事研究报告人员的科研水平,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教育教研论文第2篇

1.教育对象的复杂多变性决定教师工作具有较高的研究含量。

的确,小学教师所面对的教育是基础教育中的正处于人生中发展最快、变化最大时段的学生。在这一时段内,不但学生的生理发生巨大变化,其心理也随之变化。因此,对于不同群体学生特点的研究就成为小学教师做工作的前提。其次,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对自己的教学方法进行研究。教师的教学方法没有固定的标准,教学本身及教学环境的复杂性要求教师进行深入的思考,怎样启发引导学生,怎样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怎样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怎样组织教学,等等,都需要教师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在领会教学理论精髓的基础上作出决定与判断。为保证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尽量减少负面影响,教师有责任审慎自己的教学实践,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学教师应该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

2.社会文明的进步,对小学教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时代在发展、在变化,环境系统已从超稳定的一端移到了剧变的一端,在现实条件中取得成功的条件已完全不同,信息时代需要新的素质品格。曾经,小学教师在学生的心目中是知识、信息来源的重要途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途径,但是如今已是信息时代,有了网络媒体,学生完全可以从网络上学到许多知识,而且小学生的可塑性很强,如何把小学生从外面多彩的世界拉回到课堂上来,如何在小学生的心目中再塑光辉形象,这对小学教师将会是一个挑战。面对这一挑战,传统的经验或教育是招架不住的,当传统教育慌乱地企图还以经验方式应付信息社会的时候,很快就会发现陷入了拼时间和拼经历的境地,因此,小学教师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

二、小学教师进行教育科研的误区

1.科研至上。

综观目前我国一些中小学的教育科研,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相当数量不是在默默无闻地为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作贡献,而是在大张旗鼓地为树立学校的社会形象,扩大学校的“知名度”做广告,在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开展的背景下,教育科研成为某些学校之间相互攀比的筹码,成为花瓶或摆设。在有些小学,教育科研甚至成为教师评优的敲门砖。随着国家对教师专业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教育科研成为教师晋升评优的附加条件,有些教师热衷于搞科研,就在于教育科研的光环效应,而是否对自身素质有所提高,对教育问题能否解决则不重要了。

2.重虚而不重实。

许多小学或小学教师在搞科研时忽视了科研与教学的结合,重理论不重实践,科研形态有了,却没有直指教学的痼疾。有了科研的行为,却没有真正解决教学的实际问题,往往是轰轰烈烈地“科研”一番,但教师的行为依然如故,学生的状态仍同往常,其结果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课题而课题。这样,虽然学校也忙于申请种种课题,但课题研究的成果并不能为学校所用。虽然各小学也倡导教师投入研究阵营,但这样的研究并不能切实地改变教师的课堂行为,应该说,这是小学教育科研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3.跟着潮流走。

小学教师在从事教育科研时往往缺乏主题意识,缺乏对自我面临问题的捕捉能力和洞察力,一旦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或“潮流”,有些教师就闻风而动,作相应的各式各样的研究。例如:创新教育一出现,不少小学教师就以创新为题申报课题,好像课题名称没有创新就无法实现创新人才的培养一样,使得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没有针对性,也无法解决实际的教学问题。

三、小学教师教育科研的对策

1.培养小学教师的科研意识,改变其陈旧的思想观念。

在小学开展教育科研对许多小学教师是一种新要求,因而必然会存在一些思想障碍,长期以来,只重视“教”,轻视“研”,只重视“考分”,轻视“素质”的提高,把学校看作是单纯传授书本知识的场所,把教学的功能片面归结为教师传授书本知识。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教学工作形成了一套僵化的模式,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写、学生抄,教师考、学生答。其结果使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缺乏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思维,只会死啃书本,习惯于重复他人思想,大大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只有改变传统的陈旧的观念,才能找到教育科研的突破口,才能在教学指导思想上,从升学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在教学质量的评比上,由单纯依赖分数、升学率向学生全面发展转变;在课堂教学结构上,从教师为中心向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相统一的方向转变。也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广大小学教师从事教育科研的欲望,才能提高教师的科研兴趣,才能提高教师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研水平。

2.让小学教师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教育科研的优势,使他们由被迫到自觉地进行教育科研。

通过教育科研,教师可以了解国际国内教育发展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接受现代教育思想,树立新的教育理念,找出其自身存在的不足,及时加以改进;教师通过教育科研可以不断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创造性地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个性和特长,使自己的教育教学效果不断提高;教师参与教育科研可以提高教师的素质,使教师在实践中锻炼,在改革中成长。

3.选择合适的方法。

教育科研需要以科研的方法为支撑,科研方法是完成科研课题所采用的程序、途径、手段或规则,在课题研究实践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运用恰当的方法,能使课题运行步骤清晰,成果有推广价值,这与常规教学中的经验总结不同,它是在科学方法指导下开展的教育教学研究活动,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常规经验总结轮廓模糊,又易受主观因素的干扰,科学性较差,所以小学教师学习运用科研的基本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金春兰.教师,你是一个研究者.黑龙江教育,2001,(11).

[2]陈平.引导新教师走上教学研究这条幸福之路.人民教育,2001,(1).

[3]耿文侠.中小学教师科研能力及相关因素的研究.教育探索,2002,(9).

教育教研论文第3篇

[关键词]非师范地方院校;教师教育;农村中小学

Abstract:Nowadaystheteachers''''educationinnon.normalcollegesisfacingsomeproblems,suchashowtomeettheneedsofteachers''''educationdevelopmentinruralareas,howtofacilitate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andhowtomakethebestuseofteachers''''educationinnon.normalcolleges.Inordertoassurethe

qualityofteachers''''educationinnon.normalcolleges,weshouldconsolidatethepositionofteachers''''educationinnon.normalcolleges,Strengthentheconsciousnessofservingtheelementaryeducationandbuildenvironmentof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Thestrategyforteachers''''educationinnon.normalcollegesisthat:to

establishthefosteringsystem,constructtheopenmutual.activemodel,implementthesystemofmanagementbycollegesthemselvesandstrengthenthequalityvalueofteachers''''educationinnon.normalcolleges.

Keywords:non.normalcollege;teachers''''education;ruralschool

承担教师教育任务的非师范地方院校是指由原来独立设置的地方师范院校升格或与其他院校合并而成的地方综合性大学。这类大学有丰富的教师教育资源,它们一直继续教师教育工作,承担着为基础教育培养师资的重要任务。但随着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施行,教师教育机构的大学化与开放化格局的逐步形成,教师的职前培养、在职培训和任用管理等都纳入法制化轨道。在这种形势下,非师范地方院校作为教师教育的一支主要力量,它的具体任务是什么?未来如何发展,这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一、非师范地方院校教师教育面临的主要任务

1.满足农村基础教育师资发展要求

我国教师教育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农村基础教育师资问题。农村教育师资队伍经过20多年的改造和发展,现在总体数量趋于饱和,但真正合格的教师严重缺乏,存在既“超编”又“缺人”的突出矛盾[1](P55)。一是高中阶段教师数量严重短缺,教师学科比例不配套问题突出。高中教师数量上的增长不能与高中扩招同比增长,导致教师数量上的缺口。由于长期“超编”与“缺人”的矛盾突出,高中扩招导致的教师数量缺口无法弥补,农村学校层层“拔高使用”教师,使原来合格的小学和初中教师分别成了不合格的初中和高中教师。对于农村小学来说,这无异于釜底抽薪[1](P64)。教师超编必定影响教师人才的引进,所需要的教师和大学毕业生进不来时,必然会影响不同学科师资在校内的合理调配,导致部分学科教师数量短缺。二是教师年龄结构老化,合格教师超负荷工作。超编的结果是教育行政部门不敢进新教师,导致教师年龄结构老化,“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的情况十分普遍,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学科结构失衡,必然会在局部范围内抽调教师顶替,而顶替的结果不仅使一些学历合格的教师在兼教的科目上成了不合格教师,而且使得合格教师超负荷工作,影响本学科的教学。三是农村骨干教师流失严重。这一直是农村教师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村教师想调到城区学校任教已经成为青年教师的心理定势。许多地区出台农村骨干教师进城任教的鼓励政策。每年都有一批优秀农村教师被调进城,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农村中小学骨干教师不断外流。农村学校骨干教师流失,更加扩大了城乡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1](P66)。四是普遍缺乏现代教育知识与理念。就农村教师整体而言,他们捕捉现代信息不够,涉猎领域不宽,一些几十年来已经形成的观念、思想、方法,与现代科学信息技术发展、教育科学发展的要求相距甚远,严重影响了当前素质教育和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行。另外,农村教师教育信息化程度偏低,科学技术素养较差,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普遍不强。

2.有效地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非师范院校举办教师教育在实践操作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事。一是专业化特色淡化。首先表现在课程安排上,教育类课程比重较低,公共课和专业课比例大。其次表现在课程传授方法上,偏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学习,对中小学教育实践和中小学生的发展状况缺乏调查研究。有些高校学生的教育专业素质训练明显不足,甚至连学生的教育实践都得不到保障。再次表现在教师发展政策上,重科研轻教学,把教师的时间精力过多过早地吸引到与综合性大学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同步的高新尖项目上,对教学研究不重视。然后表现在人才引进上,对其教学能力要求不严,教师教学的艺术性和敬业精神不能与科研成果的高产同步提高,使得师范类学生和其他有志于当教师的非师范类学生失去了在优秀教师的教学过程中直接模仿受益的机会。最后表现在校园文化建设上,是重学术取向,缺乏“师范”氛围的营造,不利于学生教育情感的养成。这些使得原本非师范院校在教师教育方面的“学术性”优势反而变成了阻碍“师范性”发展的绊脚石[2]。二是学科教育学师资短缺。没有强大的教育学科,就没有高质量的教师教育。能够举办教师教育的非师范院校,其基本的条件之一是应该具有较好的教育学科基础。然而对这一点不少高校是极为忽视的。有的学校教育理论课程、教师职业技能课程和各专业学科教学法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如有的高校师范生有数千人,而教育学、心理学的专任教师只有少数几个人。这些教师疲于应付繁重的课堂教学,没有更多的精力从事科研和学科建设,在职称竞争中往往因论文数量不足惨遭失败,学科建设更是难上台阶。这使得教育专业的教师纷纷“改行”或“跳槽”,造成师资更加匮乏。这种现象深层次地影响了未来教育专业师资的培养。三是对基础教育关注不够。教师教育的发展,其活力和生命力就在于不断适应基础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需求[3]。非师范院校要办好教师教育,就要在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同时加强对基础教育的研究。但是许多高校似乎无暇关注这一点。如基础教育新课改搞得轰轰烈烈,但高校教育专业教师却对此缺乏关注与理解。试想,不积极引导我们的师范生去关注课改、关注基础教育实践,将来他们如何走向基础教育第一线?对基础教育的研究,脱离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是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的致命弱点,它已经严重影响到这些高校教师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

3.充分发挥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优势

长期以来,我国师资培养主要由单一型师范院校承担,具有封闭性、一次性等特点,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其弊端日益突出,如学生知识面窄,适应能力较差,学术视野不广,专业基础不宽,研究能力不强等[4](P8)。相比而言,由师范院校合并组建的非师范院校则具有举办教师教育的诸多优势:一是学术水平较高,有利于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1991年欧洲教师教育联合会提出了“教师教育大学化”概念,旨在充分利用大学资源,大力加强教师教育的学术性,使未来的教师能自由地探讨学问,并养成独立研究的能力。非师范院校大多文理学科基础宽厚,有利于开展基本理论研究和从事跨学科研究活动;非师范院校拥有一批知名学者,他们的科研成果往往代表了某一领域较高的学术水平;非师范院校学术自由氛围浓厚,对外学术交流频繁,学术讲座形式多样。利用这些对学生进行学术熏陶,是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和理论修养,提高他们教学和科研能力的有利优势。二是学科门类齐全,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非师范院校大多囊括了文、史、理、工、法、经、管、教育等主要学科门类,利用这种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一方面有利于对师范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整体优化,达到优势互补目的;另一方面有利于拓宽师范生的知识面,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为培养全能型和自我发展型教师创造更好的条件。非师范院校还可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对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师资进行培训,真正实现教师教育的“一体化”,以适应教师终身教育的需要。三是课程设置广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非师范院校办学规模较大、基础学科较强、学科种类较多,各学科之间具有互为支撑与融合的优势。这一优势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也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了较为宽广的知识背景。此外,非师范院校还拥有较先进的硬件和软件设施、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知名度,有利于吸引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教师教育专业[4](P9)。

二、非师范地方院校教师教育的价值取向

发挥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的优势,保证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质量,必须遵循如下指导思想:

1.巩固教师教育在非师范院校的地位

虽然目前参与教师教育的非师范院校大多由原来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与其他专业院校合并而成,但在办学实践中并没有确立教师教育应有的重要地位,而对如何利用非师范院校的优势,吸引更多优秀师范生,促进教师教育专业健康发展等方面的目标不甚明确。为避免这种“非师范化”情况的发生,学校领导应从思想认识、经费投入及政策保障方面重视教师教育基地建设,在师资队伍、教学条件、经费预算、科研立项等方面做出统一规划,在教师教育专业招生、就业、师范生待遇等方面采取倾斜政策,以确保教师教育建设与整个学校的发展协调一致。为此,必须成立专门的教师教育管理委员会,对全校的教师教育进行统筹规划,促进校内非师范专业与师范专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以培养学术性和师范性相结合的高素质人才[4](P11)。

2.增强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意识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司长管培俊指出:“坚持教师教育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方向,促进大学与中小学的结合,这是国际趋势。”在一份对我国非师范院校参与师资培养的可行性及条件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办学层次上有56%的学校愿意参与普通中学的师资培养,而愿意参与初等教育师资培养的学校仅占18%,可见绝大多数学校并没有把培养初等教育师资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4](P12)。另有调查表明,许多举办教师教育的非师范院校设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却没有基础教育研究所,即使有也是偏重于纯理论研究,与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相脱节。为提高教师教育质量,非师范院校应大力增强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意识,密切关注基础教育改革需要,不断拓展为基础教育服务的范围。如承担教师继续教育任务,实现教师教育的一体化;承担中小学校长及骨干教师培训工作,为基础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等。

3.营造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环境

大学校园既是一个教育环境,同时又是一个文化环境。校园文化以潜在的规范性支配着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对群体中的每个成员产生潜在的教育作用,使生活在这种环境的成员不断调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以获取群体的肯定[5]。非师范院校应着力建设和营造教师教育专业发展的文化环境,把综合性、多样性的大学文化同教师教育文化有机结合,积极营造具有本校特色的教师教育所需要的文化环境。

三、非师范地方院校教师教育的具体措施

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的具体措施应包括教师专业化培养规格、培养模式、管理方式和课程设置等方面。

1.确立教师专业化的人才培养规格

教师应具有三个方面的专业素质,即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学科知识和专业知识、基本能力和专业能力。教师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就是热爱学生、为人师表。教师学科知识强调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了解;教师专业知识应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教师基本能力包括学习能力、思维能力、交流能力和组织能力。教师专业能力包括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以及了解研究学生的能力[6]。非师范院校在教师专业化人才的培养过程中,首先要引导师范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在培养规格上,从培养学科型教师向培养综合型、复合型的专业化人才转变;在培养层次上,逐步向培养具有硕士学位水平的学术型、研究型教学骨干人才过渡,以适应基础教育对优质教师的需求。

2.建构服务农村基础教育的开放、互动模式

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可以采取开放办学的形式,即师范专业学生可以平等地享受学校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财富,包括学术资源、信息资源、图书资料、教师资源、文化资源和各种设施等。同时还可以在中小学聘请优秀教师为师范生授课或开设各种学术讲座,组织各种有利于提高师范生科学文化素质的学术活动,以解决传统教师教育中学术性不足的问题。

互动培训模式强调非师范院校与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互动。(1)互动培训的实施路径:一是高校专家与大学生流动驻校教学与培训教师,即“送教下乡”;二是大学生与农村教师“一对一互换”培训,即“实习支教”。(2)互动培训的主要内容:对农村教师而言,包括更新农村教师教育观念、提高农村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和科研能力等三个方面。对大学生而言,包括参与甚至在一定范围替换中小学教师的教学,从而使自己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3)互动培训的保障机制:一是制度保障。高校首先要从制度上保证“送教”专家和“支教”学生达到一定的质量标准;受训学校应在所需求高校专家的类型和数量以及拟接受高校学生的班组问题上制定明确的规则。此外,高校与受训学校以及其他管理服务机构应该共同制定对互动培训的效果的评估指标和评定方法。二是机构保障。地方教育局师训机构应该承担高校与农村学校之间的中介责任(负责双方间的联络、沟通及互动培训各项事务的统筹)。三是人员保障。送教专家、大学生与受训农村教师是互动培训的主要参与者。农村学校的支教学生辅导教师、中介机构的人员以及其他人员,都是互动培训的重要依托力量。四是资金保障。首先要保障送教专家的劳务费、差旅费和基本办公经费;其次是要保障支教学生的生活补助费、人身保险费和交通补助等。

3.强化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的学院化管理方式[4](P10)

教师教育的学院化管理方式是将非师范院校中所有教师教育专业集中到专门进行教师教育的教育学院管理,由教育学院统一负责全校师范生专业课的教学和职业技能训练、师范生教育实习基地建设,组织和指导师范生教育实习,协助教务处制定师范专业教学计划,协助招生办确定师范生的招生计划,协调职前教师培养与各专业学院之间的关系以及职后教师培训与继续教育学院之间的关系,加强与中小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联系,组织教师参与基础教育改革实践及理论研究,及时传达贯彻教师教育的方针政策等。

4.加强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质量评估

在外部运行机制上,国家应制定有关政策和专业标准对参与教师教育的非师范院校进行鉴定和认可,以确保它们的办学水平和师资培养质量。专业标准是进行教师教育专业管理的重要手段,包括教师教育机构资格认定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教师资格标准、教师资格证书标准等[4](P12)。只有获得认可和授权的非师范院校,才可依据法律要求举办教师教育。我们要建立起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对教师教育机构进行认定和评估的机构,制定科学的评估标准,对所有参与教师教育的非师范院校进行严格的资格认定,以提高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的质量。

综上所述,非师范院校举办教师教育只要准确定位,挖掘潜力,发挥综合优势,选择适合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不仅可以弥补独立师范院校的不足,而且能在办学效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质量、基础教育研究等方面得到明显的改善和提高。

[参考文献]

[1]唐松林.中国农村教师发展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2]张伟.教育科学学院服务于教师教育的回顾与反思[J].山西科技,2006,(5):27.

[3]杨庆国.论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方式的多元化趋势[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10):37.

[4]易红郡.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的综合优势,发展模式及质量保障探讨[J].教师教育研究,2005,(5).

教育教研论文第4篇

以往的研究综述主要基于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凭借个人经验主观判断,因而难免会得出不当的归类和总结。科学知识图谱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利用信息可视化技术可以使人们更方便地观察、浏览和整合文本信息,并且找到数据中隐藏的规律和联系[3],同时也可以用来深度挖掘数据,以客观、形象地揭示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演进。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采用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悄然兴起的文献计量方法,结合多元统计及信息可视化技术,通过定量的文献数据收集和处理,较客观地反映“特殊教育教师”研究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从而避免以往传统文献研究偏于定性归纳、过于主观的问题[4],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是目前国内惟一能提供全面的数据批量下载功能(即施引文献和参考文献能一起被套录)的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且收录数据质量较高,使得其评价功能较有权威性。所以,本文利用CSSCI数据库,以“特殊教育教师”、“特殊教育师资”、“特教教师”、“特教师资”、“特殊教育and教师”、“特殊教育学校and教师”、“聋校教师”等作为关键词检索项,下载了1998-2013年间相关文献的所有题录和参考文献数据,删除重复文献和非学术性质的文献,最终得到有效引文共116条,包含162个关键词和700条被引文献,并对关键词和被引文献作规范化处理,以便于后续的统计分析,如:将“特教教师”、“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统一为“特殊教育教师”,将“教师培养”、“教师培训”统一为“师资培养”。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工具为CiteSpace软件。该软件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华人学者陈超美博士与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联合开发的科学文献分析工具,在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科技政策等方面都有应用。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热点领域的分析和学科前沿的探测[5]。这种历时性可视化技术可以自动聚类和对术语进行标识,绘制的图谱可视化效果好,通过图谱中各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和各节点圆圈的大小、年轮的厚度、颜色的差异等,可以了解该节点的共现频次、中心度、在不同年份的被引情况和热点动态等。

三、特殊教育教师研究的热点领域

关键词是文章主题的高度概括。对某个领域一段时期内的关键词出现频次进行高低排序,某个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频繁,表明该领域对其的关注度越高,高频关键词通常可用来确定某个研究领域的热点状况[6]。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运行软件时,时间跨度选择1998—2013年,单个时间分区长度设为1年,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keyword),术语类型选择“突现术语”(BurstTerms),TopN选择Top50,意味着选择每一年的出现频率最高的前50个关键词进入图谱绘制,网络简化算法选择Pathfinder对图谱进行精简,适当减少连接数量能使网络的主要结构更清晰、更明显。调整可视化图谱时,阈值选择频率≥4,即:只有至少出现4次的关键词才会在图谱中以文字标出,字体大小和出现频次是成比例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1所示。根据陈超美博士的定义,图1中各圆圈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多少,圆圈越大表示出现的频次越高,受研究者关注的程度越大,也即是研究的热点领域[7]。图中具有深色中心的圆圈代表可视化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中心性≥0.1),它是图谱中中心性和频次较高的节点,这些节点可能成为网络中由一个时间段向另一个时间段过渡的关键节点。关键节点在网络图谱中起到连接和过渡的桥梁作用,这些通过突现术语(BurstTerms)找出来的关键节点可以看作研究的热点领域。由图1可知,按照节点大小寻找到的1998—2013年特殊教育教师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包括特殊教育、特殊教育教师、教师、教师资格制度、美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师资培养、社会支持、师资培训等。另一方面,按照节点的中心度来挖掘整个网络图谱中起过渡作用的关键节点,一个关键词的节点中心性越强,意味着它控制的关键词之间的信息交流越多。按照关键词的中心性大小排序,结果如表1所示。结合表1和图1可知,从节点中心度来看,“特殊教育”和“特殊教育教师”两个节点的年轮最大,占整个研究领域的核心地位,这和本文的研究主题一致。另外,“教师”、“美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教师资格制度”、“师资培养”、“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等也是较为明显的关键节点。通过以上对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的进一步归纳和汇总,并结合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和二次相关文献的阅读,总结出当前我国特殊教育教师的研究热点领域主要包括: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特殊教育教师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一)特殊教育师资培养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我国历来重视特殊教育领域的师资培养和建设,《残疾人教育条例》第六章就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从事残疾人教育的教师培养、培训工作,有计划地举办特殊教育师范院校、专业,或者在普通师范院校附设特殊教育师资班(部),培养残疾人教育教师。”[8]《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中又明确提出要“加大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力度,鼓励高校在师范类专业中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加大部级教师培训计划殊教育教师培训的比重”。在培养体系上,我国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形成了中等特殊师范教育、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学历层次相衔接的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体系。在培养模式上,我国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一般包括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两种。职前培养主要由高等特殊教育师范院校或高等师范院校中的特殊教育专业承担;职后培训没有固定的模式,一般为校本培训、远程培训和由特殊教育培训中心定期举办的短期培训等。但有学者提出,我国特殊教育师资同时存在着专业化程度不高、学历层次低和培训效果欠佳的问题[9],还面临着数量缺乏、教学能力与经验匮乏、教师资质偏低以及自我效能感不足的发展瓶颈。在融合教育的大背景下,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知识与技能的融合成为当今教师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应当改变当前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模式,加大对特殊教育骨干人才、融合教育专门人才以及随班就读普及型人才的培养[10]。

(二)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职业具有自己独特的职业要求和条件,有专门的培养制度和管理机制,把教师视为一个履行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11]。特殊教育由于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才能促进特殊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唐春梅提出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的内涵包括4个方面:掌握系统的特殊教育领域的科学知识、有效地解决特殊教育中的实际问题、有充分的专业自、恪守共同的职业道德[12]。但学者们关于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现状的调查结果并不让人乐观:冯建新对陕西省197名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后发现,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程度偏低、培训次数少,特殊教育教师科研意识淡薄[13];丁相平对山西省进行相关调查后发现,特殊教育教师存在专业化程度偏低、科研能力较弱、社会地位不高、工作满意度低和压力大等问题[14];有学者对湖北省、吉林省等地的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进行调查研究后也发现有类似的情况。这些实地调查表明,虽然国家一直在强调要加强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但在实践中仍有许多实际困难。为此,郑俏华提出了特殊教育学校师资队伍专业化发展的策略,认为:建立完善的人才引进、任用制度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良好前提;改革评价与激励机制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有效保障;强化继续教育工作,开展校本培训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以人性化的管理打造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可形成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良好氛围[15]。

(三)特殊教育教师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

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仅影响其自身的教学工作,也会对施教对象产生重要影响。特殊教育教师是一个高应激的特殊群体,由于特殊儿童的身心障碍,导致其学习能力和情感发展较为缓慢,短时间内不会有明显教育成效,因而特殊教育教师教学成就感低下,甚至产生职业倦怠感。另外,特殊儿童往往伴有情绪和行为障碍,特殊教育教师的注意力必须保持高度集中,以随时应对突发事件,这使他们长时间地处于疲劳状态,容易导致各种身心不适。申仁洪对重庆市132名特殊教育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表现突出。教师缺少社会支持会导致无助感,进而又陷入更深的社会孤立中,如此循环容易导致教师产生彷徨及抑郁等心理问题[16]。周玉衡调查发现:山东省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总体水平较低,在385名特殊教育教师中,发生心理问题的比例为50.13%[17]。赵小红等在2012年对国内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总结分析,发现多数研究认为,我国的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不容乐观,并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业倦怠问题[18]。因此,特殊教育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应该引起自身和教育管理部门以及社会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特殊教育教师的社会支持是指特殊教育教师从他人或者社会网络中获得的支持性资源,是缓解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压力的重要资源[19]。一方面,社会支持可以降低特殊教育教师感知压力的基线水平,降低对压力事件的严重性评价;另一方面,社会支持能够为特教教师提供问题解决策略和情感抚慰,帮助教师有效地应对压力情境,从而降低其危害程度。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提高特殊教育教师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减轻应激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四)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是国家对特殊教育教师实行的职业资格认定制度。特殊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特殊教育工作的艰巨性和专业性,对特殊教育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为了保证特殊教育的师资质量,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实行了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美国的特殊教育教师任职资格认证制度较为系统和全面,在认证机构、认证标准、认证考核与认证的更新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和说明,在世界上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20]。英国特殊教育教师的任职资格采用“普通教师资格”+“特殊教师资格”的双证制度,并分别针对听觉障碍、视觉障碍和多重感官障碍3类学生的教师的准入资格进行了明确规定[21]。我国尽管于1994年在《残疾人教育条例》第三十七条中明确规定“实行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但缺乏切实的措施来保障其落实,只是在经济发达的上海率先实施了一段时期。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再次提出“研究建立特殊教育教师专业证书制度,逐步实行特殊教育教师持证上岗”。我们应该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与实际,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出台专门而具体的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条例及实施办法,并配套相应的法规以保障实施。特殊教育教师的任职标准应区别于普通教育教师任职标准,突出其专业性和针对性,以促进我国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另外,英国细化特殊教育教师资格种类的做法也很值得参考。

四、特殊教育教师研究热点的知识基础

知识基础是一个有利于进一步明晰研究热点本质的概念。如果把研究热点定义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那么研究热点的引文就构成了相应的知识基础。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被概念化成一个从研究热点到知识基础的时间映射[18]。对关于特殊教育教师研究的106篇核心论文的700条引文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可以发现某一研究主题的知识基础。因此,有必要了解所收集数据的引文情况,从而揭示其研究热点的知识基础。CiteSpace软件不但能够提供直观的、可视化的科学知识图谱,而且通过软件操作处理还可以得到与图谱相对应的详细数据。运行软件时,节点类型选择“参考文献”(CitedReference),经过网络算法Pathfinder的精简,得到包含464个节点和1573条连线的可视化图谱。节点越大,表明文献的被引用频次越高,其在特殊教育教师研究领域的地位越为重要。从中提取出的高被引文献如表2所示,其中半衰期描述文献的老化程度,半衰期越小,其老化速度越弱,有效价值也就越大。从表2可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丁勇于2003年发表在《中国特殊教育》上的《近年来我国对特殊教育教师教育研究综述》[22],其半衰期为1年,老化程度较弱。该文主要对2003年以前的国内外特殊教育师资培育的总趋势、目标和方向、培育模式、培育课程及任职资格、制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由于综述整合了近年来特殊教育教师领域的研究现状,信息量比较多且综合概括,阅读综述可在较短时间内了解该专题的最新研究动态,了解若干篇有关该专题的原始研究论文,因而不难理解其为何有如此高的被引用率。被引频次排在第二位的是华国栋于2001年编著的《特殊教育师资培养问题研究》[23],它是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的研究报告。该课题集结了全国各个地区特殊教育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主要围绕在普通师范院校如何培养特殊教育师资开展研究,具体包括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课程大纲、教材、教学和训练方案4个部分,是我国较早大规模系统研究特殊教育师资培养问题的教育部重点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对后来的特教师资研究影响较大。其中,赵微发表的《英国培养普通师资具有特教技能》一文即为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徐美贞于2004年发表的《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和刘在花于2006年发表的《特殊学校教师职业枯竭特点的研究》虽然发表时间较晚,但至今均已被引用了9次,从中可以看出,特殊教育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和职业枯竭问题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这和特殊教育教师所处的教育环境有关。特殊教育教师的教育对象是有着各种障碍的特殊儿童,发展较普通儿童落后,还有部分学生有情绪问题和过激行为,特教教师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保持良好的状态,防止职业枯竭,把特殊教育作为一门终身热爱的职业来对待,是以往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顾定倩发表的两篇有关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论文被引频次也较高,其通过对国际上特殊教育教师的类型划分、资格标准、任职资格的获得等比较分析,探讨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教师资格制度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策略。虽然我国有关特殊教育的法律法规几次提出实行特殊教育教师专业资格认证制度,但多止步于此,少实际落实。因此直至今天,特殊教育界的学者们仍然在大力宣传和呼吁落实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张悦歆于2004年发表的《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与特殊教育需要》[24]一文,其半衰期为两年。该文分析了当前我国特教教师素质的现状和教师专业化存在的问题,指出了特教教师走专业化道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总结出我国特教教师达到专业化的标准和促进专业成熟的途径。普通学校教师需要专业化发展,施教对象为各类残障儿童的特殊教育教师更需要专业化的素养和技能。结合特殊教育教师研究的热点领域和知识基础的计量分析可以发现,聚类出的特殊教育教师热点领域均可在知识基础分析中找到相应的引文和著作,这进一步印证了陈超美博士提出的“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被概念化成一个从研究热点到知识基础的时间映射”的观点,从而也进一步印证了本文计量分析结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五、结语

教育教研论文第5篇

1.1强化论文过程管理,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学位论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能够综合性、全面性的对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以及水平高低进行反应,而学位论文也是对研究生自身学术水准高低进行衡量的重要载体与指标。而要想使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有保障,就要从源头环节进行强化,保证论文写作过程中的监督严格性,并详细的进行评审与答辩。并且还要针对论文的开题、初检、答辩等多个不同环节建立起管理制度。促使论文的形成过程得到更加完善的管理,极大的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哈工体育大学就是利用校外教授进行答辩外审的方式,来确认本专业的论文是否能够报送,在通过之后,还需要得到三分之二的委员会评审通过,最后再由学校的学术委员进行审批。论文的开题和答辩,则是由校内外的教授来担任评委,利用预开题与预答辩的形式做好准备后,再执行正式答辩。除此之外,哈工体育大学对论文的检测标准,也严格要求在10%以内。只有真正的严格标准,才能够防止不端学术行为的出现,为学术研究树立好风气。

1.2强化教育培养过程实践环节,提高实际工作能力首先,对教学进行实践训练,哈工体育大学针对体育学教育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便是体育师资,那么教学的能力便成为了培养的核心所在,教师要想使得自身专业水平得到提升,就必须要保证实践能力持续成长。那么这就需要让研究生充分掌握知识与技能,并且让其明白教师这一角色的责任。经过学习后的第二阶段,就可以在引导下为本科学生进行5-7周左右的教学实践,但要保证以教学进度为前提来备课,通过教案为大纲来上课,研究生的教师则要对全过程加以指导,这一环节的成绩最终要记录学习档案之中;第二,积极的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让学生深入的投入到社会实践活动中,一般为4-6周的时间,通常在第三、第四学期展开。社会时间活动必须要写实践报告,并交予学院备案,记录学分;第三,实践竞赛。组织完成1-2项校内外的相关工作,学院教师担任裁判,对整个过程进行考核;第四,每个研究生必须每学期参加讲座与学术报告,至少2次,在学生毕业之前,参加校内外体育部报告会的次数不低于2次,并提交相应的学术学习手册,由导师审查签字,记录学分。

2体育教育改革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2.1体育教育改革实践问题

2.1.1师资力量薄弱影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哈工体育大学中的体育学教导教师多数是本科教师,多数担任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教师都是学校培养,只有小部分教师具备资格与能力参加研究生课程的授课,导致教师自身教学压力大,无法全心投入到教学中。而具备能力的教师则压力更大,不仅要负责课程,还要负责实践、论文等工作。

2.1.2招生持续性问题哈工体育大学近几年呈现出的研究生招生分数较高,始终没有降低,并且与其他专业分数相同,导致一些学生望而却步,形成的结果便是报告人数越来越少。

2.1.3课程设置问题目前,体育学研究生课程的设置基本是参考体育院系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较为单一陈旧,重复本科生的课程太多,过度地突出课程体系的专业化和专门化,综合性体现不够,局限在一个学科领域,任课教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认识不够深入,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知识面不够宽广,缺乏必要的应用知识与应用能力,无法适应社会应用型体育人才培养需要。

2.2针对体育教育改革所需采取的解决措施

2.2.1强化师资团队在教育改革的新形势下,一方面,不断加强重视教学改革,积极认真地完成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提高任课教师专业理论水平,鼓励支持教师不断拓宽教学内容,并开设新的选修课和专题课。另一方面,加强与校内其他学科合作,研究生的跨学科研究,开设跨学科跨学院的研究生课程,给研究生更广泛更灵活的学习和研究空间,聘请其他学科的教授担任教师开设课程,

2.2.2提高招生持续性必须要针对师资力量团队进行扩充,并且采取评职考核的政策来鼓励教师,每年引进优秀的教师以及师资团队,制定相应的师资培养计划,持续为体育学研究教育团队提供支持。

2.2.3科学设置课程科目学科想要发展,首先学生源就必须要充足,所以,针对体育学研究生的教育发展问题,需要利用招生政策加以支持,从专业发展角度出发,即便是区别对待也要以不影响其他专业的情况下,来降低分数,保证招生计划完成。同时,积极鼓励其他非体育专业的学生跨学科报考,实现复合型体育人才的发展。

3结语

教育教研论文第6篇

(二)实践性

在语文教育中,实践的重要性更加淋漓尽致,同时,语文学科相较于其他学科,也在更好地践行了知识。读读写写,阅读写作就是一个学习加实践的过程。实践分为直接实践与间接实践,学习语文的过程是实践的间接过程,生活语文是实践的直接体现。语文从来不像其他学科,缘木求鱼式的进行生硬教学。这也就给思想政治教育在语文学科中的渗透提高了成功性。

(三)人文性

语文课程中的材料文章是经过严格选择出来的典范文章,无论是在写作技巧,还是文化思想上都是优质兼得,这些文章本身就是人文性的,而语文课程的教学素材又是以其为基础的,所以说语文教学具有人文性。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只有A,才有B这样的条件逻辑。因为两者相互渗透,且无需条件也在进行中的。语文教材本身就含有思想政治教育,学习语文的过程也是学习思想政治的过程,反之亦然。

二、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一)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

素质包括两个基本的概念: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提升文化素质来说具有双重益处,在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语文教学中时,一方面可以使得学生得到了双重文化,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对于语文的学习有更深层次的领悟,提高学生的思维广度,而非只是学习基础的语文文化知识[3]。

(二)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

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根本目的所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能够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崇高理想。一个有文化而没有道德的社会人对于社会来说,是具有危害性的,最近几年发生的众多知识分子犯罪的新闻事件,也验证了曾经说过的伟大名言。

三、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原则

(一)文道统一

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并非仅仅强调“渗透”二字,关键之处在于对度的把握,能否把握到一个合适的度便取决于教师的职业素质了。如果在语文教育中过度的强调“文”的重要性,就变成了传统语文的教育方法,说教生硬的知识传授;如果在语文教育中过分强调“道”的重要性,那便成了本末倒置,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了语文课堂的全部那是万万不可的。所以,在实践运用中,需要教师在语文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求统一,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联系,是同一时态的统一,并非两个不同时态的统一[4]。

(二)无痕原则

顾名思义,无痕原则讲求的艺术关键在于无痕,这也是取决于教师的教育水平、职业素养。在运用中,切不可将其表现得过于浓重,在语文教学中,不可将思想政治教育生硬地强加给学生,使得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导致学生的被动的结果,就证明了教育效果的失败。所以在实际课堂中,教师应该借助相关性、合理性的教材,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潜移默化地设计在其中,并无痕地引导学生,让学生思考与领悟,使得学生主动接受学习。

(三)实际原则

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实际原则,在表现内容方面涵盖两个概念,一是与社会大背景实际原则,即在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语文教育的过程中,要遵循着社会实际,当学生在课堂上得到思想政治教育后,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是内化与外化统一的过程,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缺乏合理性与社会实际性,那么将是教授现代人学习古代生活模式的错位教育;二是与学生个体的实际原则,这主要是说在进行思想诊治教育的过程中要能够因材施教,找到合适的契合点进行教育,这样才能使教育效率得到最大化[5]。当代大学生面临着自我统一度差、社会适应性差、经济压力以及就业困难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就要求,教师在语文课堂中渗透思想政治过程中要找到这些契合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社会实际与学生实际额原则,采用合理科学的教学方法,考虑到学生的目前处境与心理状态,做学生的指引者与解惑者,为学生进行社会实践、解决自身思想等问题上创造条件。

(四)针对原则

针对性的原则也就是教学中的因材施教的原则,学生是发展中的独立个体,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立特别的,所以不能以一育百,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要辩证的看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教育工作做到有的放矢[6]。所以在将思想政治教育在语文教育中进行运用时,也要采取这一针对性原则,具体的情况给予具体分析,对学生现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后,选取合适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选取合适的渗透方法,在合适的时间里,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使得学生感觉到及时就医的舒畅感。

(五)以身作则

教师的言行与素质对学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学生学习的表率与领导者,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学生的素质,在语文教育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更要求语文教师在对语文教学认真细致的同时,对于思想政治的教育更要以身作则。新时期的教育要求对教师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终身学习时身为教师必须履行了的行为准则之一,教师唯有不断学习,不断的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提高自己的素质内涵,只有这样,在语文教学中,才能够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从而提升学生的思维深度,也会增加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渗透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关乎于素养方面的教育,所以要求教师要为人师表,给学生树立正确的榜样力量。成为学生可以学习的人,可以信任的人。

四、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一)提升校园文化氛围

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是开展教育工作的物质基础,校园应该加强对校园文化的建设工作,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加强良好文化对学生的引导,让学生能够在文化气息浓重的校园中受到思想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文化的力量。因为社会风气各路熏染,现在的学生在文化上也就受到了很多不良因素的影响,很容易出现偏差与误导。校园文化对于教师与学生来说具有导向、激励的作用。所以提升校园的文化氛围对于语文教学中思想政治的渗透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7]。

(二)作文教学教育

作文在语文教学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作为是检查阅读效果,写作功底以及分析学生思想状体的有效途径。教师可以在学生的作文中感受到学生目前的情感与思想所处在的位置,能够分辨出学生的阅读能力的高低。作文又是语文实践的重要表现,所以通过选题,可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审阅学生的作文来了解学生的目前状态。为以后进行的思想政治的教育提供准确、针对性的方向。

(三)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

教师的专业素养直接决定了其是否具有教书育人的条件。包括了专业技能、经验素质、思想品德、心理素质等多方面。教师是教育工作的具体践行者,教师的专业素养直接决定了学生的发展。所以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对于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是最关键的。提高教师文化素养的方式有很多,首先教师自身要有良好的自觉意识,不断提升自己;其次,可以进行培训或者参加交流会,这些对于教师专业素养的提高都有一定的作用。

(四)加强网络教育

现在的大学中,高校师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网络,这是社会信息时代的大背景所决定的,因此教育不能仅仅依靠课堂,也要通过网络进行教育工作。对于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的措施是加强学校关于思想政治的教育网站建设,在语文教学网络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在通过网络进行积累知识时能够获得双丰收。

五、结论

教育教研论文第7篇

关键词:教育理论教育研究教育批判教育实践多维综合

中国分类号:C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2-0002-09

值新世纪之际,反思教育理论,洞见教育理论研究的明天,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思考着教育理论的未来形态及教育理论研究的走向。对世纪的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会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应该关注什么?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下文展示的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走向教育理论自身的批判

着眼于批判,于理论自身的反思与评判中增强理论研究的自我意识和活力。

(一)批判之必要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社会路向的偏离,那么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旧有传统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教育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已有的教育理论研究,正视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弊端,那么,教育理论自身就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自身也就少了一份更新的基础,少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

从理论的一般发展逻辑上看,批判也是理论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哲学本身的发展就会大受制约。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范畴重新衡量和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还是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理论研究以很大影响,催生着新理论的萌生。

教育理论研究少批判之风,少反思之风,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它既没有文学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哲学的究根追底;既没有科学的反求诸己,也没有文化学、社会学的自我批判。它常常是以一种波澜不惊、四平八稳的形态向前运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教育自身往往倾向于构成一种保守、封闭的体系,作为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研究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保守、封闭的罗网,而无开放的胸怀,也就少自身的深刻反思与探究,拒斥彻底的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批判对理论的研究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一是监督,通过透视教育理论研究的运行情况,提示着理论研究依循原有预定的路向前进,使理论发挥其自身应有的功能;二是规范,及时捕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甚至理论成果的表达形式规范化;三是引导,通过对理论研究的评析,辨识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形态,使研究适时转型、变化;四是重构,“不破不立”,批判所担负的并不仅仅是解构的功能,而且也承担着重新去“结构”的角色,正是在批判之中,理论的新形态得以生成。教育理论研究中少了批判,多了“共鸣”;少了彼此间的对立,多了一团和气和自说自话,其后果是许多研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理论上一片沉寂,缺少新的生长点,同时研究缺少应有的规范。

(二)批判之含义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批判绝不仅限于否定、批评,它是与分析、评判、甄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既有反思的意味,也有建构的功用。理论在着眼于自身批判的同时,也正是于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寻求着建构的路径。就此而言,批判至少意味着下列几个方面:

批判意味着距离:对这样的距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从批判的立场上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与批判对象的不一致,如果两者完全趋同了,也就没有了批判存留的必要与可能;第二,从批判所处的角度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中立与客观,站在一定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被批判对象,角色的任意调整,都有可能使批判的立场颠倒或转换。正是由于这种距离,使得批判显得冷峻与不尽“人情”。就拿教育政策的批判来说,它几乎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领域,在这种批判中,教育研究者既要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既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独立性,也体现了教育理论研究的独到价值。换句话说,教育理论研究之所以对教育政策、决策有所助益,正是在于你首先是一个研究者,你的立场、观点、角度是与决策者不同的,你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儿。没有认识到这点,你的研究也就在决策者心目中失去了光彩。

批判意味着究本溯源:批判不是在表面上看问题,不是认同和首肯所呈现的种种结论,而是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做前提上的探寻与思索,分析其前提存在的合理性及依据的确当性。它常常表现出一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与精神,有一种“吹尽黄沙”的执着。正是这种追本溯源,使得研究更具理性,认识日趋合理。

批判意味着重新衡量和估价:批判常是与对历史的反思、对既有事物的重新甄别和评判结合在一起的。它对那些既定的标准进行再审视,为事物的分析提供新的坐标与标尺;为历史的演进进行“盘点”,对历史作出重新的梳理与评定。正是这种重新衡量和估价,使得批判常常与重新的建构结合在一起。正所谓“不破不立”。

批判意味着独立:批判应该有一种不强人从己,也不强己从人的洒脱,它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为特征,不盲从,不轻信。以批判为己任的研究者,有时嬉笑怒骂,有时坦诚直言,表现得特立独行。正是这种独立,使得教育理论研究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注意到自身的运行与发展。

批判意味着质疑和否定:批判既然总是与分析、评判、批评等结盟,也就常表现出对既有结论和认识的质疑与否定。质询某一认识是否合理,重新审视某一结论是否正确,这些最终达成的往往是否定。好在正如霍葆奎教授所言的:“只有一种观点的学术,是窒息了的学术;没有争论的学术,是死亡了的学术。”正是这种质疑和否定,才使得理论繁荣,认识日益趋向于真理。

(三)批判之指向

教育理论研究的批判可以指向许多方面,大凡其中诸多事物,如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群体,都可以置于批判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和打量。这里着重分析对研究前提、概念与命题的批判。之所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批判,是由教育理论前提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歧义性和命题逻辑证明的非终极性等因素所决定的。

在教育学的每一具体理论中,都有其确定的理论前提,但每一前提不仅是解释某种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理论的层次是无限的,不存在确定不变的终极前提。任何理论前提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总是依靠某一或某些条件而存在的,因而需要寻根究底的考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育理论与其前提的关系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前提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是理论各环节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前提又不完全在教育理论之中;因此,对教育理论前提的批判反思,不能完全在教育学自身内部进行,否则就变成了用教育学自身理论说明前提,即用此前提说明此前提,用此推论说明此推论的循环论证。而就教育学中存在的若干概念、术语来讲,无一没有歧义。因为概念总是从教育实际经验中得出的,在实践领域甚至是理论领域,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操作情景来界定概念,选择概念某一方面的含义。这种以多样性为前提所进行的选择,就造成了教育上的概念、术语的多样的可能性。①此外,以概念为基础的命题的逻辑说明,也不存在同一的、终极的层次。在每一命题的逻辑论证中,每一说明层次当中都含有一个自身尚待说明的问题。教育理论自身的这些特征,要求在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向理论的根本点发问,在宏观的理论背景下对它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

对教育理论中的理论前提、概念术语、命题所作的反思,是在四个依次展开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规范性的批判反思;二是对合规则性的批判反思;三是对真实性、可行性或者说合理性的批判反思;四是对有效性的批判反思。

第一种反思是考察、追究概念、术语、命题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不是”以及“针对什么或相对什么而言”等等,也就是要追究、考察规范和标准。

第二种反思是在确定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判定它们是否合乎逻辑等方面的规则。合乎规则的思维,是产生和形成正确命题、概念的条件之一。对于判定理论观念来说,合规则性是从形式上进行的判定,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只有这些尚且不够,因为符合规则的思维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思维,其真实性、可行性即合理性还需要从事实方面去追究。这就需要第三种反思──考察分析它在实践上真实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真的这样;它是否可行,可行与不可行的条件和根据怎么样。由于“真实”就是能被实际从事的相应活动所实际地把握,“可行”就是能成为实际进行的活动,因此,真实性是可行性的前提,可行性是真实性的验证。

第四种对有效性的反思,就是考察、追究其“作用”、“影响”、“价值”或“意义”,分析其预期效果、潜在意义,质询如果这种思想观念成立且可行,意味着什么,会引起什么后果,产生什么连锁反应。

一般来说,对于教育学中的任何命题、概念等,都可以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例如,对“课程是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全部经验”这一命题,就可以首先弄清什么是“经验”,什么是“学校情境”等;把“课程”归属于“经验”在逻辑上是否相悖;这种课程界说在实际中能否把握,运用它可否分析学校中的有关现象;它与教育学中其它相关概念关系如何;它在整个教育理论中居何地位,有何作用及意义等。

应该指出,在批判中既要反思旧的观念和做法,对研究传统进行梳理,同样也需要甄别新的认识和行为。新的并不见得是对的、好的,旧的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落后的、不好的。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学理上的原因,主要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给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受其支配的“新”与“旧”的观念,总是觉得“新的总比旧的好”,“越彻底越好”这样一来,谈论旧的就被视为保守,批评新的就被视为顽固。

二、走向丰富的教育实践

着眼于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于理论与实践的两相融合中寻求教育理论的生长点。

(一)理论需要借助于实践才能得到发展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理论界一直论争不下的一个命题。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是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理论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理性,而实践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感性。理性与感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深入本质,后者则囿于现象世界,囿于直观世界。任何事物、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或形式,它们与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不是等同的,马克思也曾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但理论毕竟需要直面实践,在实践中体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理论归根结底是来于实践,又归根结底是要指导实践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理论是需要以实践为土壤的,正如迪尔登在《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讲的:“教育理论是一种独特努力的产物,这种努力是要去获得教育实践的理智而深沉的理解;这种理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既有课程的,也有制度的;既有经验的,也有评价的。但是实践并不一定借助于理论来进行。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指出,从历史的观点看,实践先于理论;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没有理论体系指导的理智的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教育理论的性质决定了实践视野的重要

教育学从根本上讲,是应用的学问。

理论有两种基本的指向,一是解释或预测,二是规定或建议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与这两种指向相对应,可以将理论分成解释理论和实用(应用)理论。解释理论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实用理论则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是说,实用理论是关于如何进行改进的建议或规定,其主要功能在于指导实践。从教育理论的功能来看,教育理论主要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在于对教育实践提出处方或建议,因而主要归属为实用理论。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排除教育理论中有解释理论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主要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是给定的。比如说,在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理论中,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引进的。教育学意义上的理论,则是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和建议人们怎么做。

(三)教育理论总体上是落后于教育实践的

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实践工作者大多是借助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来观照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形成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参照体系。迄今为止,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学校教育活动等缺乏基本的了解,更缺乏深入的探究与说明,以至于支配教师实践行为的不是理论,而是积习已久的教育上的惯。

第二,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作出预测与评判。描述、解释、评判、预测,是任何一种理论对相应的实践行为应该发挥的四种作用,也是理论功能的有效体现方式。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状况来看,教育理论由于自身解释功能的降低以及对实践行为的“规避”,使得

自身无法对实践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对实践的评判也常常显得缺乏应有的针对性。

第三,用超乎教育现象的理想化认识来指导实践。由于这种理想是在摆脱对教育现实的真切感受的状态下提出的,因而指导意义有限。这样还会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久而久之,实践界会对理论生厌,说不定哪天还会“揭竿而起”。教育学不是玄学,不是闭门造车的学问,这点是每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记取的。

第四,用简单化了的推论来认识、界定复杂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为,在它的内部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它的外部所形成的方方面面彼此羁绊的联系,是简单的眼光所无法打量与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对教育内部的复杂系统知之甚少,研究者大多是用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论和演绎在认识着教育,为实践工作者提供着这样或那样的学问。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隔绝已久的理论与实践的壁垒。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体现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因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应该以“对话”作为沟通性前提方式。对话的目的是增进两个群体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结成研究共同体,共同面对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形形问题。

(四)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形成多样化的理论形态

虽然有人指出:“什么样的理论能够向教育实践提供最多的帮助,这是一个真问题;而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帮助,这只是个假问题。”但是,的确存在着一些对实践缺乏效用、缺乏指导意义的教育理论。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相对说来得当的选择,就是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

其一,把握实践问题,分析实践问题。实践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它的生机活力和多样态的存在方式,使得它与抽象的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如果理论是停滞不前的,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与活力的,那么,

它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无法适应实践的挑战与要求。理论的抽象与一般意义,不应成为远离实践的借口,只有在分析实践中存在的多种多样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才能“活化”,从静态的语言表述转化为动态的生成。

其二,转变研究方式,实施“田野作业”。时下教育理论研究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尚清谈,尚书斋式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有着一定的效用,能够在理论形态和思维深处澄清一些问题,但是,若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均以此为业,以此为乐,终其一生都是在与书本打交道,那么,研究的结论要指向实践就有了一定的难度,解决实践问题就成了一句空话。“到现场去”,感受现场,体验课堂,体会学校的实际生活,通过定性的或定量的研究方法,汇总、提升实践形态中的各种资料,大概才不至于使理论工作者一味地陷于“无现场”的玄思状态。

其三,解构研究话语,形成新话语方式。许多理论工作者不愿深入课堂,深入学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实践工作者不理解他们的理论,“层次”太低。这种想法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也许就会得出另外一个不同的结论:理论工作者尚没有找到一个与实践工作者对话的机制,他们是使用一种与实践工作者不同的话语方式在交流与活动着,从而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沟通就成了“鸡同鸭讲”、自说自话的游戏。实际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活中,由于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环境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是教育自身发展所必需的途径。从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角度讲,以批判的姿态分析自身的观念、偏见、行为以及话语方式,是理论研究本身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其四,与中小学教师合作,构成研究共同体。直面实践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如理论工作者将自身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验证自身的理论;如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一道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共同合作去解决问题。无论何种方式,理论工作者都应以一种合作者而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指导者的角色出现,他应注意倾听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与建议,与他们共同分析所面临的困境,寻找解决困境的方式与方法。这种研究共同体不仅给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提供着一些新的信息和经历,而且为他们提供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实践问题在得到解释、解决,理论问题在得到生成、提升。

卡尔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中谈到:“显然,教育实践并不是能够按一种完全无思维的或机械的方式完成的机器人式的行为。相反,教育实践是一种有意识地作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常常只能根据缄默的、最多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阐述的思维图式来理解,实践者用这种思维图式来认识他们的经验。……从事教育实践总是必须先有一种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同时又是构成这种实践的要素和理解其他人的教育实践的手段。”实践的丰富多样性,同样需要理论的丰富多样。我们期待着这种理论多样性的到来!

三、走向多维度的综合

着眼于综合,于分析的基础上探寻综合这一教育理论发展的机制。

(一)综合是教育的总体特征

任何一个现象或事物,都有其不同的活动方式和特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活动方式和特性的存在,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除了具备一般的社会活动的特征之外,还有着自身的一些独到的表现样式,构成自身独特的特征。

其一,教育是一种多维度的活动。从时间维度来讲,它是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三个时间点上构建一个连续体,试图让过去在今天能够得以延续,让今天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础,让未来有过去和今天的烙印;从空间维度来讲,它是在社区、国家、世界这样三个范围大小不一的空间上构建一座桥梁,试图让受教育者认识到自身的位置,认识到三者间的有机构成等;从个人成长发展来看,横向上涉及人生活空间、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各个方面,纵向上与人的成长发展史和未来发展密切相关。

其二,教育是一种多种因素构成的结构性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涉及的因素众多,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教育环境等无不在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它们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于教育活动中,而是常常构成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联系,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联结方式。因而,单因素地看待问题,分析教育中的种种现象。常常会失却它的整体性,从而使得对其的分析处于一种“失真”的境地。

其三,教育是一种富有情境化、个性化色彩的活动。教育与其他活动方式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教育自身的情境化。它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表现方式,在此时此地适用的行为,在彼时彼地就不见得适用;事先精心策划的行为,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并不见得能够“畅通无阻”。对这样一种活动的分析与研究,需要从具体的情境出发,着眼于特殊的场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

其四,教育是一种动态发展、生成的活动。它在变化中逐渐生成,需要根据教育演进历程加以调整,是以事物间的不断转化为典型体现方式的,“这里不仅有形态的、结构的转化,而且有物质与精神间、不同主体间、实践阶段与水平间、人所在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社会与个体间等多方面、多形态、多时态、多事态、多主体的多重多次转化。”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对这样一个事物,不能沿着把局部要素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研究其性质,再把它们“相加”,得出对整体的认识这样的道路前进。对复杂的事物,不能通过将其还原为简单事物的方法来认识,而是应该研究复杂事物本身,在整体的关联中认识教育。

(二)综合的种类

综合的种类多种多样,这里仅从实践与理论形态的典型体现样式──学科的角度加以粗略地介绍和分析。

1.实践样式的综合。

在当今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形形的教育教学模式与做法。对这些模式与做法,教育理论界长期的态度是或不理不睬,或冷嘲热讽,极少投入理论热情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探讨。这样一来,一些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就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状态;没有了理论工作者的分析与探讨,这些行为常常显得表面与感性,不能很好地提升出来,成为一种“有根有据”的东西。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在教育界存在着这样一个怪诞的现象:一方面是实践中一些新样式在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有着较大的市场,深深影响着广大教师的实践行为;另一方面是这些样式没有理论舞台,甚至在理论工作者看来是一种不值得分析与探讨的行为。实践中的“热火朝天”与理论界的“隔岸观火”形成鲜明的对比。

的确,就实践本身来说,势必会出现一些新的表现样式,尤其在社会变革、教育转型的今天。但是,由于实践工作者自身的局限,这些样式难免会流于感性与直观,借助于感性的、缺少理论支撑的手段来传播。如果理论工作者能够与实践工作者结成研究共同体,两者以一种互补的姿态进行对话与交往,提升出来的经验与做法或许会更具说服力与实践意义。布鲁纳并不是一个实践工作者,但他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理科教学中的发现学习进行的概括,使得发现学习摆脱了一般的现象层面,成为一个为世界范围教育工作者共享的行为样式;布卢姆的掌握学习,前西德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等无一不是如此。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实践工作者行为为后人所采纳。

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综合,实践工作者因视野所限不能去做的事情,恰恰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形形的模式与做法,也需要综合评判。

2.学科间的综合。

我国的教育学大体走过了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这样一个历程,也就是从刚传人的大教育学形态,到20年代以后教育学一分为多;从1949年重新采用教育学形态,再到70年代末以后大教育学瓦解,成为众多不同的形态。时至今日,教育理论的分化已为既定事实,先前的教育理论已分化为课程论、教学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几十门不同的学科。这正如日本《教育大事典》中有关“教育学”的条目所讲的:“现在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已分得很细,所以进行笼统的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已经很少。如果说到某人在进行教育学的研究,就必须问一问他是在研究教育学的哪个专业领域或哪个更加细小的分支。但……非常专门化了的研究恐怕也要犯视野狭小的毛病。为此,有必要对教育学的专业分化有个整体观,对诸多专业领域作综合治理。”教育理论的这种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教育理论分化了,先前的一些整体性的研究内容被各个分支学科“蚕食”了,这是不是如同剥笋一样,剥到最后,教育学自身也不存在了呢?并非如此。任何一门科学,其发展既离不开分析,也离不开综合。分析在思维中把事物加以分解,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综合则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体。分析与综合是同一方法中不可分割的环节,两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对此。恩格斯曾有这样的论述:分析与综合“是必然地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并未能与分支学科的发展同步,未能及时汇综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进一步抽象,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范畴与命题,或为已有的范畴与命题提供新的依据,这恐怕也是众多的教育学书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根源所在。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而是反映出一些教育学研究者把教育学这门学科看得太简单了,他们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剪贴教育学,不仅无益于教育学的建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为教育学掘墓。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综合是必要的,没有了综合,作为教育学基础学科的教育学就不存在,分支学科的发展各自提出自己的研究规范和概念体系,也就失去了分支学科间相互对话、吸取的根基,这些学科也就不成其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了。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综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付出的辛劳甚至要较分析为多,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在占有众多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抽象出共同性、普遍性的东西来。没有对分支学科的熟话以及分支学科间联系的洞察,综合就难以进行。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综合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本领:第一,对教育自身要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第二,注意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不要漠视其他学科的成果;第三,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做到学科领域间的融汇贯通。对学科间的汇总,非不能也,是难为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理论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领域,它比其他学科领域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更高。

在21世纪,可以预期,中国教育理论研究除了上述发展走向外,还会存在其他走向,如走向教育自身独有的领域,即教育理论研究不在教育的兜圈子,直指教育自身的问题;不停留在“抄”与“搬”的水平上,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不附庸于社会意识形态,走向理论的自立等。这里限于篇幅,恕不—一介绍。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在正确把握发展走向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实践,相信会使中国教育理论日益成熟并走向真正的繁荣!

注释:

①[美]爱因斯坦著,许基民译。在谈到概念的确定时,爱因斯坦曾指出:“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的概念,从逻辑观点来看,完全和因果性概念一样,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爱因斯坦文集[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②人类学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研究传统的认识。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贵族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英文为refinedculture。与此相对应的所谓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平民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可称之为高文化与低文化(hingandlowculture),接近于我们所说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或者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种传统运行轨迹不同,表现样式不同,实际的内涵也有着不小的差距。一般说来,大传统常常是以小传统为媒介传播到民间的,因此,它就不可能完全保留其本来面目,而是经过了民间的筛选和转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取舍,也有引申、修订、加工甚至再创造。反思大传统,甄别小传统,探讨大小传统如何转化、运作、相互关联,也应成为批判的主要内容。

③具体内容可参见:郑金洲.教育理论研究的缺失──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理论的反思[N].上海:教育发展研究,1999(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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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翟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6][英]卡尔著,郭元祥等译,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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