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民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权力与义务的有机统一性，包括“企业组织”与“公民”两个概念。其中，“公民”概念的核心是公民权；企业公民与传统意义的个体性公民不一样，它指的是一种组织性、群体性的公民。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公民建设理念的思想基础，企业公民思想的提出与发展超越了传统企业社会责任强调责任与义务的理念；企业公民思想的提出与发展也是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在发展的历程上与相应的内涵等方面都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Matten(2005)认为企业公民建设可归纳为企业公民局部观、企业公民等同观和企业公民延伸观三方面[3]。而现今管理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建设与应用，是对企业公民延伸观的体现，超越了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特征，全面体现其“公民权”理念。从法学角度来说，冯梅等(2011)认为企业公民是根据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已经正式注册登记，不仅需要履行相关义务，还享有企业权利的法人[4]。企业公民的义务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与慈善责任、环境保护与公益责任等相关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公民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利、生产经营权利、法律保护权利、信息披露与使用资源权利等[5]。企业公民建设指的是公司将自身价值观与社会基本价值进行统一协调，应用到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与战略发展相整合的行为方式，其本质就是在公司经营与管理过程中要承担相关的义务与解决相关的责任以及享受相关的企业发展权利，即要把谋权利与履行社会责任有机统一起来，求得二者和谐一致。跨国公司是一系列生产要素有机组合而成的一个完整与创新系统。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管理不仅受到公司治理模式、组织文化等的影响和企业家及经营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战略理念的影响，还受到公司所在地法制的管理与约束以及所在地行政文化与特色等的影响。“经济人”是跨国公司发展最重要的本性，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成为跨国公司治理行为追求的首要目标。但是，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在公司治理上不仅实现利润最大化，还要增加社会财富、保护社会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利益价值最大化，落实社会人、道德人与自然人等人性的体现。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跨国公司在公司治理上不仅要考虑公司大股东利益价值，还要考虑与公司相关的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经销商、中小股东、融资单位、政府及所在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同时，由于跨国公司不仅要考虑母公司或公司集团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建设，还要注重与适应跨国公司分公司所在区域的法律、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跨国公司企业公民行为是指在特定的法律框架与社会行为规范下，从企业公民人性、利益相关者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不仅要实现公司的企业公民权利，还要自觉履行企业公民义务，落实与建设企业社会责任，创造利益价值最大化，包括战略性与利他性企业公民行为建设两个角度。跨国公司企业公民行为会影响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公司治理，影响到公司的社会与国际影响力，从而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和企业价值的实现，最终影响到公司竞争力[5]。新常态下，企业公民行为体现出了“企业组织”作为一个主体具备“公民”的特征，具有“公民”的特性，即“经济人、社会人、道德人和自然人”四个人性假说。因此，新常态下的跨国公司企业公民行为就是公司股东及高层管理者等在公司治理过程中表现出企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行为，具体表现为跨国公司企业公民经济行为、企业公民社会行为、企业公民道德行为与企业公民自然行为四个方面（如图1）。企业公民经济行为的提出，体现了跨国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的特征，反映公司及高层管理者等为追求公司经济价值所体现的经济行为，是跨国公司公民行为建设的基础；企业公民社会行为的提出反映了公司的社会属性，指的是公司在实现企业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要考虑、关注与保障公司利益相关者等成员的价值，即实现公司价值利益最大化，是跨国公司公民行为建设的保障；企业公民道德行为的提出是在遵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等明确规定需要履行的责任与义务以外，还需要从道德人的角度开展公司公民行为建设，是跨国公司公民行为建设的文化底蕴；企业公民自然行为的提出直接反映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与发展趋势，要求公司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合理地开发与使用自然资源，把公司的发展与当地环境资源的保护进行有效的协同，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是跨国公司行为建设的指向标。
二、跨国公司企业公民行为指标体系的设计
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1）科学性原则。由于企业公民是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可持续发展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发展，企业公民行为评价指标选择与设置上要考虑科学性原则，准确与完整地体现企业公民所体现的内涵与外延范围，全面反映企业公民相关内涵与理念。（2）层次性原则。企业公民行为评价指标的选取要尽可能地全面反映跨国公司治理过程体现的思想与行为，其层次性与涵盖面要尽可能全面，在涉及经济、社会、道德与自然等方面要具备协调性、完整与层次清晰的指标体系。（3）可操作性原则。企业公民行为评价指标的设计要保证数据可操作性与方便性，指标含义要科学与清晰、计算口径与内容要一致、核算方法要统一，保证评价指标比较结果的合理性、客观性、公正性与简便性。（4）系统性原则。企业公民行为评价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能够全面并综合体现跨国公司治理过程中的各项权利与义务，指标的选择要能全面反映与经济、社会、环境、道德慈善等相关的行为特点，体现企业行为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效果。
2.评价指标体系理论框架及设计现代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以经济责任为核心，忽视了企业法律、社会、道德与环境保护等责任，并且过去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仅强调其责任行为，忽视了企业公民权建设。由于跨国公司具有最高的决策中心与完整的决策体系，强调分公司协同发展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其公民行为建设不仅体现社会责任的热点，还注重强调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因此，跨国公司治理反映了公民权利，是公司对所有权、生产经营管理权与使用权的支配与使用，强调要考虑与公司发展及治理过程相关的一切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因此根据跨国公司发展情况以及国家提出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影响下，构建一套适合在华跨国公司企业公民行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有着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企业公民行为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1）企业公民经济行为的评价指标根据跨国公司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权利以及为企业股东创造利润的义务，实现公司财务价值效益最大化，因此，跨国公司企业公民经济行为可以从企业价值、股东权益与经营管理三方面进行设计：一是企业价值，该指标主要通过衡量一个企业发展过程中体现的价值与潜力来体现，包括企业总资产报酬率、每股收益、资金价值比率、管理效能提升贡献度等指标；二是股东权益，该指标主要通过衡量企业股东收益与价值来体现，包括股东权益保障、净资产收益率、财务报告是否真实可信等指标；三是经营管理，该指标是通过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体现的行为与结果，包括企业纳税状况、获取利润、罚款支出总数、制定企业生产与管理准则等公民行为标准技术创新等指标。通过跨国公司企业公民经济行为指标的衡量，反映跨国公司在公司治理过程中体现的企业价值行为，以“经济人”身份去行使生产经营权利等，追求企业股东利润价值最大化与利益相关者利益最佳化的协调。（2）企业公民社会行为的评价指标跨国公司企业公民是经济社会见识与发展的重要构成单元，是社会化与经济化的企业，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在公司治理过程中需要考虑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员工、合作伙伴关系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该类指标可以从员工权益、合作关系与法律责任三方面进行设计：一个是员工权益，该指标主要通过衡量企业员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是否得到企业的保证与支持，反映企业劳动力价值观，包括社会保障情况、职业发展情况、人权保护情况、企业创造就业岗位年增长率等指标；另一个是合作关系，该指标主要通过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来体现，包括利益相关者投诉次数于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与运行情况等指标；还有一个是法律责任，该指标主要反映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履行法律责任状况，包括企业公民行为或社会责任报告、遵守法律与规则制度等指标。跨国公司在经济建设与追求企业价值的过程中，不仅要扮演“经济人”责任，还要扮演“社会人”的角色，不断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建设，以多方面身份角度赢得公司利益相关者各方面的认可，从而促进公司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3）企业公民道德行为的评价指标跨国公司从传统古典经济学目标出发，为了实现组织的利益，其建设层次需要不断提高，不仅要在经济、社会等行为开展建设，还需要更好地履行道德与慈善责任，以“道德人”的身份赢得社会的尊重与支持。该类指标可以从公司社区活动与慈善活动两方面进行设计：一方面是社区活动，该指标主要通过衡量公司对社会贡献价值与参与社区治理活动，在物质与经费等方面上进行投资支持，包括社会贡献价值、社区治理情况等指标；另一方面是慈善活动，该指标主要通过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慈善捐款数量与慈善捐赠形式是否丰富与多样性，体现跨国公司企业公民道德行为是主动还是被动行为，包括慈善捐款比率与慈善捐赠形式多样性等指标。只有把企业的发展纳入到社区与社会大系统中发展，树立企业良好形象，在中长期发展中不断塑造公司的形象与品牌，建设与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让广大消费者更好的吸纳企业产品与服务，实现大社区和谐发展，才能从长远保证企业价值的实现。（4）企业公民自然行为的评价指标现代跨国公司的竞争力与影响力等已经超越了一般企业的特征，公司发展不断呈现全球化与一体化趋势，公司的发展也逐渐改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与资源使用型特点，不断体现技术型特点。因此，跨国公司在为大股东追求与创造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更要从战略角度考虑公司长期发展，与公司相关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不断履行环境、资源保护责任与其他责任，以“自然人”身份实现公司与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社会等可持续协调发展[6]，注重资源、环境效益与效率。该类指标可以从环境保护与安全管理两方面进行设计：第一方面是环境保护，该指标主要反映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体现的环保发展战略，包括环保投资经费、产品或服务是否环保型、企业环境保护规划和细则建设情况、环保经费增长率、能源节约率等指标；第二方面是安全管理，该指标主要通过企业在经营管理中体现企业公民行为责任是否到位来体现，包括安全事故发生率、安全生产制度建立与落实、开展安全生产教育等指标。跨国公司企业公民自然行为是社会与企业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责任，对公司向高层次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实现了保证。新时期，国家不断提出与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可持续健康发展”等理念或精神，对跨国公司企业公民自然行为给予明确的发展指导。
三、结论与展望
一、当前中国国际贸易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是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当前中国的国际贸易人才最为主要的渠道还是通过高校与国际贸易相关的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当前中国有600多所高校都开设了国际贸易或类似专业，这些专业的培养方式和内容几乎是同质化的，学校之间无论是办学目标还是教育理念、改革目标及措施、教学模式等方面都较为相近，缺乏差异性和特色性。对于一些有针对性的专项人才培养较为匮乏。二是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的高端人才匮乏。当前中国的国际贸易人才还缺乏对高端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本身的高端人才较少，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高校和专门的培训机构针对国际贸易高端人才开展专项培养。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需要越来越多在具备复合型素质的基础上，掌握某一领域或者某些领域的专业技能。如2015年总理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明确表示将有序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跨境投资人民币使用、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发展，既促进中国自身的发展，适应世界金融体系和市场的改革与发展。随着这些业务的推进，必将促进中外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对于高端人才的需求也必将越来越多。三是国际贸易的人才培养缺乏实践性。当前的国际贸易主体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贸易更多地受制于跨国公司。显然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与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贸易是不同的，后者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以及统计方法。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方法”，跨国公司本身的“逐利性”使得国际贸易中对于“结果”的追求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成为国际贸易人才的根本诉求，这就要求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需要更多的实践，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更多的还是停留在校园停留在理论层面，在培养过程中缺乏贸易实践锻炼。
二、基于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策略分析
一是要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国际贸易人才培养。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不断深入发展，国际贸易必然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驱动力量，而人才是国际贸易中的核心竞争能力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国际贸易的人才培养。从国家层面、学校层面、公司层面(尤其是存在国际贸易行为的跨国公司)、社会层面等多个不同的主体出发，协同创新，高度重视国际贸易人才培养，只有在理念上高度重视了，才可能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二是要加强国际贸易的高端人才专项培养。国际贸易人才需要具备多元复合的素质要求，如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通晓国际规则和管理、熟悉并热爱本国文化，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流实践能力。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高端人才在国际贸易中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在前文已有论述，可谓非常重要。很多时候，高端人才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往往是决定方向的人物，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很可能是公司业务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因此，在跨国公司主导国际贸易的背景下，对于国际贸易的高端人才专项培养亟待发展。三是重点提升国际贸易人才的实践能力。“纸上来得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商场如战场，风云变幻，波云诡异。因此需要在国际贸易人才培养过程中加强实践能力的提升。尤其是针对高校的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而言，所输送的毕业生是否被社会所接纳，是判断高校办学水平和效益的一条根本标准，因此国际贸易的毕业生最根本的检验标准在于能否投入国际贸易实战并能胜任相应的工作。
作者：陈静 周初
关键词：培育；发展；跨国经营；跨国公司
1中国培育和发展跨国公司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1）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角。据《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一万三千多亿美元，较2005年猛增了38%，2000年全球跨国并购达110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近50％。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工业集团、商业集团。他们不仅是世界资金的最大源头，也是世界新技术开发的主要来源，是控制国际资本运营的龙头，在世界主要股市上挂牌并交易的股票，基本上也是跨国公司发行的。国际贸易中，80%的贸易额由跨国公司进行，凡是有新时代的意义的产品，都是源于这些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推动市场国际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体。由此可见，我们完全可以说跨国公司将主宰未来全球经济。
（2）跨国公司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别的国家而得到独立的发展，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国必须顺应这一潮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广泛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否则，我们必将失去获取参与世界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机遇。
（3）跨国公司是世界先进技术的开发者和生产者。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为了在竞争中确保不败，都利用自身的资本雄厚、设备齐全以及技术人才等优势，大力研究和开发新技术，无数的发明与革新都在国际级跨国公司中产生。例如，杜邦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几乎垄断了全世界有关化纤专利的80%；埃克森研究与工程公司60多年来，先后共取得1万多项专利。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各国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庞大的资本规模、先进的科学技术，全球化的经营战略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已经将其触角伸展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代表本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成为世界市场的主宰者。
（4）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有利于消除贸易壁垒。当代世界贸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地区集团化倾向增强，这为商品出口造成了很大的障碍。特别是发达国家，狼狈为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用各种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限制和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对其出口。在中国加入WTO的今天，中国企业可以走出国门，到这些国家去投资建立生产经营基地，打破关税、非关税壁垒，使中国商品能就近就地在这些国家销售，并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换，带动有关联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产品出口，进而扩大出口量，改变不利的出口条件，开拓国际市场。
（5）企业跨国经营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企业国际化要求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建立起一整套适应国际市场变化，按照国际惯例和国际通用标准办事的管理办法和生产技术标准，同时，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国外企业的激烈竞争，有利于促使其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企业素质，从而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总之，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考验的今天，中国要积极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积极培育和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2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和问题
纵观我国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情况，我国目前现有的跨国经营有以下问题：
（1）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不够。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不够：一是企业家本身忽略了金融资本运作本身也是一个产业的事实，本能地将金融资本贴上“过度投机和不务正业”的标签；二是企业家坚信实业才是最重要的，不善于从金融角度发动和组织跨国经营的行动；三是即使产业界认识到了金融资本的重要性，由于当前国内金融体系服务不完善的限制，也难满足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要求。
（2）投资规模小，海外投资技术水平低。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总体投资规模较小，与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相比，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力度还不够。从单项投资额来看，中国跨国企业投资规模也较小。据统计，2005年我国海外企业中方投资100万美元以上的占到90%，500万美元以下的只占到2.3%，平均每家的投资额才100万美元。而发达国家单一投资项目的跨国投资的平均金额是600万美元，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50万美元。世界跨国公司的渗透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高科技产品和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一些高技术产业，比如航天航空、微电子、生物工程等，在现代跨国公司中逐渐成为支柱产业，而我们企业在科技方面比较落后，许多企业没有技术优势，更没有形成核心技术。（3）宏观管理体制滞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跨国经营的管理体制是按市场化的原则形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而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管理体制严重滞后，缺乏统一且透明的政策。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最大体制障碍是政企没有完全分开，政府还管着企业很多事物，如对企业投融资、进出口贸易等一系列市场活动的审批;过细的产权和人事管理;在部门与地区利益的驱动下,对企业的联合重组、收购兼并进行行政干预等等。
（4）跨国经营缺乏人才。在中国，无论是何种性质的企业，很大部分的涉外管理员工大多只是具有单一的外语专长或某一学科的知识，缺乏既懂外语又熟悉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管理等多方面知识，了解和适应国外的社会文化、传统习惯、商业操守、政治、法律制度、利益集团等等的复合型人才。在跨国经营的业务往来中，有部分企业过度的依赖国外的银行、律师和国外的一些中介机构，这不仅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决策判断能力，有时还会因合同缺陷等原因而上当受骗遭受损失。
（5）企业文化兼融与整合难。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还来自文化兼融的风险。如何在短时间有效建立不同国别文化相融合的跨国企业文化模式，是决定跨国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尤其是跨国并购，由于企业间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如果中国企业将自身的文化强加给被并购企业，往往容易造成企业间的文化相斥，甚至容易酿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国首钢在巴西企业并购中所出现的劳资矛盾，就是典型的一例。
3中国培育和发展跨国公司应采取的对策
（1）政府应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虽然取得了初步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促进跨国企业发展。一是加快制定和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的法律规范，建立全国统一高效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实施有关促进、保护、监管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使企业能及时获取权威性政策咨询服务。二是落实企业的跨国经营自，尽快使具备“走出去”条件的企业享有外贸、外经、外事审批权、资金融通等自，使企业得以在国际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三是深化财金政策的配套改革。通过税收、信贷和保险等手段鼓励跨国公司的发展。四是积极推进国家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建立良好的国家间关系。
（2）充分发挥跨国企业的比较技术优势。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其技术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征较为明显的行业，如家电、纺织、轻工、电讯设备制造等产业上。在这些行业我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较为突出。因此，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应充分发挥技术和产品的比较优势。实施差异化和错位竞争战略，以开拓市场空间，建立综合竞争优势。但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虽然我国企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的低成本技术优势，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实施跨国经营有效，但对发达国家来讲，仅靠传统技术优势是很难实现规模化、全球化战略目标的。因此，跨国企业还需不断提升高新技术研发能力，尽可能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以应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
（3）培养和引进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和引进业务技能强，通晓外语以及国外文化的经营管理人才是中国领先企业海外经营成功的必要条件。中国企业可以从两方面解决人才问题。一是在企业内部着力培养一批又懂外语，又懂法律,还通晓财务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担当公司的管理者和业务骨干。通过内部员工的国外培训、高薪聘请国外专家、吸纳海外学子等等多种渠道吸引人才。二是大力实施海外机构人员本地化战略。善于利用东道国的人才资源，从而更好的适应东道国的情况，进一步将中国推向世界。
（4）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鉴于目前国有企业仍是我国跨国经营的主体，要从根本上提高企业跨国经营的实力，必须加大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实施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增强企业跨国经营的动力和活力。首先，应积极推进跨所有制企业的兼并重组，使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在竞争性领域基本实现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退出，真正形成以市场为主导，以资本为纽带，企业自发兼并扩张的竞争格局；其次，鼓励国有企业上市，尤其到境外上市，通过境外上市有效地改变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实现国有资本的国际化流动，推动国有企业跨国经营；再次，通过跨国购并的方式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实现企业的快速扩张和企业股权结构的多元化，提高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目前，国际社会还未形成统一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关于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法律文件。但随着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人权责任问题的日益突出，各国际组织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以借助软法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约束，使其承担相应的人权责任。1.全球契约。联合国是当前国际社会重要的国际组织之一，在推动跨国公司人权责任问题发展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199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提出了“全球契约”（GlobalCompact）的概念，重新定义了私营企业与联合国间的关系。自“全球契约”于2000年正式启动以来，已有来自近145个国家的8000多家企业及4000余个非企业成员正式加入了协议[2]。“全球契约”并不是联合国为解决跨国公司问题所做出的第一次努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跨国公司发展巅峰时期，联合国就已经开始关注跨国公司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产生的影响[3]339~357。“全球契约”共提出了十项原则，分为人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反腐败四个方面，其中前两项原则直接涉及跨国公司与国际人权问题①，该人权原则的提出也反映了国际社会承认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应承担人权责任的理论趋势。“全球契约”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全球各企业和组织可以自愿加入。近年来，“全球契约”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建立问责机制框架来保障该契约的完整性，这些举措包括严格的全球契约标识使用政策，全球契约办公室申诉程序以及要求所有参加的企业每年提交进展情况通报等。2《.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以下简称“原则”）（GuidingPrinciplesonBusinessandHumanRights：ImplementingtheUnitedNations“Protect，RespectandRemedy”Framework）的制定可以追溯至2003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属的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通过的《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人权责任准则草案》（以下简称《草案》）（TheNormsontheResponsibilityof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andOtherBusinessesEnterpriseswithRegardtoHumanRights），该《草案》曾一度被认为是第一部直接赋予跨国公司以人权责任的法律文件。《草案》中将国际人权法中所承认的权利与原则作为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问题中所应参照的标准。由于一些利益相关者对于《草案》中的内容及适用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该《草案》最终被搁置了，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仍致力于寻求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业人权责任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因此，2005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约翰•鲁格（JohnRuggie）作为联合国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着手进行相关工作。经过多年探索与努力，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最终于2011年通过了《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并确立了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公司尊重人权的责任和受害者获得补救的三支柱理论基础。《原则》中吸收借鉴了《草案》里的相关内容，并针对不同主体具体规定了相关基本原则和实施原则。《原则》并未创设新的国际人权义务，而是直接来源于国际人权公约的相关规定，明确了国家以及工商企业所应遵循的标准和实施办法，并在各项原则后附评论意见，对条文内容进一步进行解释与说明。《原则》虽为软法，但对于跨国公司以及其他工商企业来说提供了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是联合国在企业与人权保护问题上的又一里程碑。3《.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以下简称《准则》）（OECDGuidelinesforMultinationalEnterprises）是1976年通过的《国际投资和多国企业宣言》的一部分，它最初的目的是通过制定成员国协商一致的国际标准以实现外国投资利益的最大化并降低因对跨国企业施加相互矛盾的要求而产生的风险[4]233。《准则》一开始并未对跨国企业对东道国人权及社会问题产生的影响予以关注，但随着跨国企业人权责任问题的日益凸显，《准则》在其修订过程中对跨国企业遵守东道国相关法律政策规定以及尊重人权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在2000年6月《准则》的修订中增加了独特的实施机制，即要求各国设立国家联络点（NationalContactPoint）以解决争议并对企业行为进行咨询。《准则》在2011年进行了最新一次修订，并在此次修订中增加了新的人权章节。现行《跨国企业准则》所实行的跨国企业尊重人权框架遵循2011年《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中三大支柱理论。除要求企业遵守东道国国内相关法律并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外，《准则》还建议企业通过政策声明以承诺尊重人权并开展人权禁止调查。但是由于《准则》是成员国自愿加入，其所提出的要求建议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国家联络点所做出的决定也无法律效力及强制执行力，因此从性质上更多为经济性决定，而非法律决定。4《.多国企业与社会政策三方原则宣言》。国际劳工组织是联合国中唯一具有三方性结构的组织，并一直致力于解决跨国公司行为中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1977年国际劳工组织了《多国企业与社会政策三方原则宣言》（以下简称《三方原则宣言》）（ILOTripartiteDeclarationon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ndSocialPolicy），并分别于2000年和2006年进行了修订。《三方原则宣言》包含了一系列一般性政策，其中要求多国企业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适当考虑地方的作法；遵守有关人权和劳工权利的国际劳工标准（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并兑现符合国家法律和已接受的国际义务的承诺。同时还对就业、培训、工作和生活条件、劳资关系等与人权相关的敏感问题制定了具体的指导原则。《三方原则宣言》明确规定这些权利是普遍享有的并且不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而适用于所有国家与个人。它对包括移民劳工在内的具有特殊需求的群体进行了特别关注，同时表明仅靠经济增长是不足以保证平等、社会进步以及消除贫困的。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国需完全适用《三方原则宣言》中的规定并由政府按时提交相关报告。尽管《三方原则宣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由于其规定详尽且为国际社会绝大部分国家所认可而被认为是目前劳工与人权领域最为完备并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标准。
二、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国内法依据
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国内法依据主要分为东道国法律规制与母国法律规制。前者主要是各国相关公司法、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中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规定，当跨国公司违反相关规定时，东道国可以基于属地管辖原则对其进行管制。后者中当前对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规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外国人侵权请求法》。《外国人侵权请求法》（TheAlienTortClaimAct，ATCA）规定在《美国法典》第1350条，它确定了联邦法院在特定情形下对外国人提起的侵权民事诉讼具有管辖权①。《外国人侵权请求法》于1789年通过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几乎无人问津，直至1980年Filartiga案才正式崛起。1995年在适用该法审理Kadicv.Karadzic一案中美国联邦法院第一次将其对外国人提起的民事诉讼管辖权扩张至非国家行为人，但是各地方法院对于公司是否可以作为国际人权责任的承担主体以及所应适用的标准产生争议。因此，200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Sosav.Alvarez-Machain案，首次对《外国人侵权请求法》表明立场，认为该法不包含任何实体权利，只赋予美国联邦法院受理特定情形下的侵权民事诉讼管辖权[5]。在该案中，作为法庭之友而提交意见的除了代表支持各方当事人的各式各样的团体之外，还包括美国政府、澳大利亚、瑞士等过政府以及欧洲委员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虽然在判决中澄清了一些问题，然而就《外国人侵权请求法》的历史、性质、范围、诉因、合法性、合理性、管辖权、法律选择、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等问题，仍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6]4。尽管如此，《外国人侵权请求法》在之后十余年间仍在一系列跨国公司侵犯人权案件中得以适用，可以肯定地说，该法在其理论与实践上较他国国内法及国际法传统理论与实践已有巨大突破，尤其是域外管辖制度的适用。但在2013年4月1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针对适用《外国人侵权请求法》提起侵权民事诉讼的又一热点案件Kiobelv.RoyalDutchPetroleumCo.案所做出的判决中认为，美国联邦法院对Kiobel案并没有管辖权，这一判决被学界认为是《外国人侵权请求法》域外管辖制度的终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听证会上要求控辩双方论证联邦法院行使外国人侵权案件民事管辖权的基础。在终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外国人侵权请求法》排除域外适用假设（presumptionagainstextraterritoriality），原则上该法仅适用于发生在美国领土内发生的外国人侵权民事诉讼案件，除非案件本身与美国有足够充分的联系（sufficientconnection）。尽管判决中并未对“足够充分的联系”做出明确规定，但排除域外适用假设在极大程度上限缩诉权，降低了适用该法解决外国人侵权民事诉讼的可能性。对于美国国会制定《外国人侵权请求法》的最初意图并未有相关国会讨论记录。但主流观点认为《外国人侵权请求法》的出台，一方面是帮助新生的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中赢得尊重，另一方面是给外国人提供救济以消除国家安全隐患和发展国际经济贸易[7]62。根据该法规定，联邦法院在原告证明存在违反万国法或美国缔约的条约内容时对人权案件具有事项管辖权（subjectmatterjurisdiction），但从该法管辖权适用的发展来看，目前美国联邦法院对于外国人侵犯人权案件原则上适用属地管辖权，并结合密切联系原则。笔者认为，《外国人侵权请求法》的出台目的在于为外国人在特定情形下的侵权行为提供民事救济，并通过判例法减少各地方法院在审理此类侵权案件中存在的分歧。但由于美国法律制度中原告所承担的风险较小，并易获得惩罚性赔偿，这就使得侵权受害人在满足原告资格的情形下更倾向于在美国提讼。在其他国家对案件具有管辖权时，法院通常会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撤销诉讼。随着相关案件的增加，美国最高联邦法院在Kiobel案判决中将《外国人侵权请求法》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定，这一做法一方面符合涉外侵权案件管辖权适用的主流观点，一方面也可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三、现行跨国公司人权责任法律规制之障碍
（一）国际法对跨国公司人权责任规定的局限性现行国际法具有国家本位性特征，强调人权义务承担主体主要是国家，因此依据国际法追究跨国公司人权责任主要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即目前国际法还尚未明确跨国公司的国际法律人格。传统国际法是赋予国家以人权义务，其主要解决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在现行国际法框架下，国家的人权义务是双重的，一方面国家负有尊重其领土内个人人权的义务，另一方面国家要防止其他行为人侵犯本国国民人权[8]309。这一双重义务也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2条中明确规定①。但随着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的变化，国际社会已存在针对跨国公司和其他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人人权责任的规范，但多属于软法性质。目前国际法对跨国公司承担国际人权责任属于间接规定，跨国公司的人权义务主要是由国内法规则管制，即国家需要在国内法层面采取国家措施调整公司行为以保障人权，因此在这些条约义务项下的公司义务更多为国内法性质而非国际法性质。
（二）国际软法对跨国公司人权犯罪规制不具有强制性截止目前，国际社会还未形成对跨国公司人权责任进行直接规制的国际法。目前对于跨国人权责任多是通过软法，国内司法机制等途径进行规制。但是从法律性质上来说，软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解释为对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承认。同时，如“全球契约”虽然制定了书面申诉程序，但是其对跨国公司采取的措施也并非具有替代性。因此，软法中的规定只能看作是一种理论发展趋向，并可以对未来法律制定与修订起到指导性作用。就制定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跨国公司人权责任条约这一问题来看，国际社会多国通常缺少建立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的政治意愿，而且建立这种法律文件需要大量的法律工作，这些现实原因会使得这一工作进程更为缓慢[9]41。
（三）国内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目前，多国国内法已对公司侵犯人权行为有所规制，多见于健康权，工作安全，环境保护及劳动权领域。很多国家还采取域外管辖制度以规制跨国公司人权犯罪，或通过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减少传统普通法存在的不利影响。然而，大多数国家对跨国公司人权责任均只有原则性规定，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母国在跨国公司侵权案件司法管辖权上更倾向于消极管辖。尽管实行域外管辖制度的国家可依据国内法相关规定主动对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行使域外管辖权，但实践中这些国家一般会以国籍有效原则为由消极行使[10]347。其次，由于国内法对跨国公司人权责任规定的原则性特点，绝大多数跨国公司侵权案件都是以一般侵权行为进行审判，但因相关规定较为笼统，审判裁决往往无执行力或以庭外和解告终。以美国《外国人侵权请求法》为例，该法未直接规定公司需履行国际法上的人权义务，而只是将国际法上的侵犯人权行为转化为国内法的一般侵权行为。到目前为止鲜有跨国公司承担人权责任的成功案例，更多的是以跨国公司与原告庭外和解告终。最后，东道国往往会调整相关法律政策以吸引发达国家在其本国建立子公司，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跨国公司在其领土内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在东道国侵犯了其本国国民或是东道国与跨国公司共谋侵犯人权的情形下，东道国会对跨国公司的侵权行为视而不见，使得国内执法机构往往难以有效执行。
四、我国跨国公司人权责任制度之完善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积极调整吸引外资战略，使得跨国公司开始大量涌入我国市场。跨国公司为我国带来大量资金、先进技术及科学管理模式，在其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为我国经济及管理机制改革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给人权责任领域带来了挑战。2014年8月商业和人权资源中心（Business&HumanRightsResourceCenter）就大中华区企业与人权现状公布的简报中明确指出，目前我国企业（包括中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和政府具体的人权实践与到国际标准还有很大差距[11]。近些年来，有关在华跨国公司及海外中资企业的负面人权影响报道层出不穷。前者如强生公司出产的在中国内地及香港销售的婴儿洗发水中含有致癌物质，康菲和中海油合资建设的渤海蓬莱19-3油田的漏油事件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等等。中资企业在海外的人权影响则主要集中在冲突地区和高风险地区，如非洲等国中存在的劳动环境、劳工标准、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跨国公司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法律规制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和国际社会的发展，反之则可能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存在潜在的威胁。仅凭现行的国际人权法以及具有国家本位性特征的传统国际法已难以规制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确保跨国公司尊重保障人权应通过母国、东道国、国际组织的法律规定及执行机制对跨国公司人权问题共同加以规制和监管。
（一）国际层面我国应当积极参与跨国公司人权责任问题相关的国际会议及论坛，并与国际社会各国开展国际法律合作，推动国际法及国际人权法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当前跨国公司人权责任问题难以规制的主要理论原因是由于传统国际法观点认为只有国家是国际人权义务的承担主体。随着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的日益严重，我国应当明确立场，呼吁确立跨国公司在国际法及国际人权法中的责任主体地位，使跨国公司能更为有效地承担起其相应的人权责任。同时应当促使国际社会探讨直接予以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可能性，制定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规制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行为的国际法律文件。就目前国际社会已形成的有关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国际法律规范来说，相关法律内容已通过现有国际法及国际人权法内容延伸而形成，但是仍然缺乏国际层面上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追究机制。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相关国际法律文件和追究机制的制定设立中应当增加话语权，切实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税务咨询师宋宁认为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有三种：第一是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的避税；第二种是利用国家政策的避税，但该种行为虽不为法律所支持，但也不明显违反法律之规定；第三种即为非法的避税，包括了非法的转移定价等行为。北京大学税法专家刘剑文教授将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分为两类：合法的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行为以及非法的避税行为。前者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行为是在法律范围内的合法行为或至少由于其本身不具有非法性，因此无可罚的前提基础。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既包括税法所鼓励的税务安排行为也包括税法虽然不鼓励但也未明确禁止的行为。其中税法不鼓励但也未明确禁止的行为相当于上文所称的中，即“法无明文”的行为。一般意义上的避税(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就是指这种不应当接受税法苛责的中。但是，正是由于避税这个概念的混用使得一些非法的逃税行为也批上了合法的外衣冠冕堂皇地称着为税务筹划或合法避税。这些行为即属于本文所称的非法避税行为从实质上触犯了我国的税法，但却一直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一种合法的避税或税务筹划行为。由此可见，简单地将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及资本弱化或滥用税收协定等行为认定为中性的避税的观点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笔者认为一种行为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应当严格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依据现有法律法规跨国公司的涉税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是跨国公司合法的税收行为。所谓跨国公司合法税收行为是指跨国公司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纳税义务，即严格按照我国现行有效法律法规所做出的行为。应当指出，依照我国的现行税法体制这里的法律包括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所通过的法律及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部门所制定的部门规章，同时也包括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具有效力的法律性文件。跨国公司按照这些法律的规定所为的涉税行为属于合法行为，在立法未改变前国家应当予以肯定。
第二种划分即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行为。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相当于一种中。即“法无明文”的行为。这种中处于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外，既没有得到法律允许但亦不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因此它既不属于合法行为，也不属于违法行为，故在法律性质上称其为“中性”。详言之该中无论其产生于何种出发点，因其属于企业未能落入现有法律所调整的范围因此不应当做出否定性判断。
跨国公司第三种行为：非法逃避税收法律义务的行为。在实践中这种行为有着极为复杂的表现形式。传统观点否定避税行为的不法性就是将该避税行为的产生一概归究于法律漏洞。事实上问题集中在第二种避税行为与第三种避税行为的界限上，即何种行为是中性避税行为，何种行为又应当被认定为是逃税。诚然，由于法律立法技术的限制及法律本身的缺陷所导致的不利后果的确不应当由当事人予以承担。但，何谓避税?是否跨国公司的所有涉税行为都可以为此避税行为所包含，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鉴于此，以跨国公司最常使用的转移定价为例，我们有必要借助税法基本原理及其它一些基本原则和对我国税法框架下的跨国公司避税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以确定其法律性质。二、跨国公司避税行为性质——以转移定价为视角
如本文所述，转移定价是跨国公司通过关联交易等特殊手段及安排该达到减少在东道国应该交纳的税收，造成该东道国的税收流失的行为。对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行为的性质，我们可以从税法基本原则出发进行必要分析。
实质课税原则作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公理”性效应。它是租税法律主义原则之外的解释和适用税法的最重要的原则。因此有学者认为其是构筑税法独立基础的契约性原则。与租税法律主义原则不同的是实质课税原则强调经济现象的“实质”，即去伪存真的效果。“如果是通过假装行为隐藏真实行为时，尽管它是假装行为，也要以真实的行为作为课税基础”。如果从法律所规定的表面形式出发，假装行为可能由于其欺骗性而不落入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之中，但是按照实质课税原则，假装行为并不因为表面的欺骗性而丧失其“应税性”。
公平税负原则又称应能税负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穆勒和庇古将相对牺牲的概念引入税法，认为凡具有相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同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这个观点也被税收立法者引进税法的观念中，并最终形成公平税负原则。如果说在流转税和所得税这样不同类型的税收横向比较上难以体现公平税负原则的话，那么在课税对象相同的同一种税目下税负的公平性问题就体现得极为突出。事实上由于我们国家特殊的商品课税体制与国外不同，实行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征收。增值税的征收贯穿了商品生产及流通整个环节且存在先征后，即征即退免征等诸多税收优惠措施以及企业自身的混合经营及兼营行为使得脱逃税大有可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别较大，企业的实际税负不均。如果认为诸如资本弱化等行为是一种投资战略上的避税行为，那么跨国公司为逃避纳税义务而人为地调整商品或服务价格使其背离市场公允价值的行为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显故意的逃税行为。这种行为的存在使得其税收义务非法地减小从而相对其他正常企业获得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但是目前众多企业正是借者税务筹划的名义进行逃之实。
因此，实践中简单地否决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违法性是不适当。我们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应对跨国公司的此种行为。
参考文献：
[1]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台湾：三民书局，1987.
[2]北野弘久.陈刚，罗永箴译.税法学原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3]丁以升.论法律调整之外的中.法律出版社，1993.
2.跨国公司税法的制定
跨国公司税法的制定是跨国公司税收活动的重要环节，是跨国公司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具体化。跨国公司是在国家之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跨国公司课税涉及到国家的利益，跨国公司税收调节是代表国家，因此跨国公司税收法律应有更高的权威性，跨国公司税法应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颁布，这是国际比较普遍通行的办法。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实行法制时间很长，立法思想比较成熟、立法程序严格、立法水平高、立法范本科学，因此跨国公司税收立法非常严密，简洁明了，可操作性强，确保了西方国家具有高质量的跨国公司税收法律、法规体系，为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高效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强化了跨国公司税收政策的全面实施。
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立法制度逐步完善，税收立法也取得成绩，跨国公司税收立法日益成熟，但是我国跨国公司税收法律只有少数是由全国人大颁布，绝大多数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以及部门和地方规章，权威性不强，不利于维护跨国公司利益，也和国际惯例不相适应。随着加入WTO的需要以及各类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提高我国跨国公司税收立法的层次非常重要。对过滥、过杂的跨国公司税收法规、规定应尽快清理整顿，建立适合新形势的层次高、简洁明了、统一、科学和国际惯例靠拢的跨国公司税收法律体系，确保跨国公司课税活动的高效运行，确保跨国公司税收调控高效率。在立法过程中，要按照《立法法》的规定，严格立法程序、进行科学论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公平、公开、透明的原则，制定出和国际惯例接轨的跨国公司税收法律体系。
3.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
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是把税收法律由条文变为现实的执行和操作过程，是税收调控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在税收征收管理活动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税收征收管理活动包括征收过程和管理过程两个阶段。在征收阶段，税务部门根据税法规定，采用专门的方法，通过确定营业收入、成本、利润等指标，最后计算出税金，将税金上交国库，实现税收收入目标。这个过程也是税收调控的实施阶段，在课税过程中，跨国公司、母国、东道国的物质利益发生重新分配，跨国公司会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改变其行为，体现了税收调节经济职能。如果缺失这一阶段或这一阶段未严格按税法规定执行，税收收入目标可能达不到预期规模，税收调控也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税收管理过程主要是税收管理主体对客体规定了一系列的纳税程序、税金计算、税务稽查、违章处理等有关纳税事宜，是税收收入足额入库的保证，也是税收调控职能发挥的保证。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制定了专门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来规范征税过程和管理过程，保证税收制度的准确实施，保证税收调节经济目的的实现。
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还要涉及到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协调，许多国家制定了具体的合作办法。比如国际税收协定规定了签约方有相互提供税收情报、进行信息交流、共同防止跨国公司偷漏税的义务，也规定防止滥用税收协定的有关条款；欧盟订有《相互援助指令》和《税务相互协助公约》；OECD制定有《OECD同期稽查协议范本》等等。这些都规定了税收征收管理的国际协作，强化了对跨国公司的税收管理，保证了跨国公司税收调控预期目标的实现。我国这方面比较滞后，应加快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的国际合作步伐。
4.跨国公司税收司法
跨国公司税收司法是指拥有司法权的国家机关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审理判决有关涉及跨国公司的税务纠纷案件和税收犯罪案件的活动，跨国公司税收司法主要包括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刑事诉讼。税收行政诉讼其程序为原告人的、法院受理、案件审理、判决、执行。税收刑事诉讼司法程序包括税务机关将违法案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受理后，予以立案，并为提起公诉作准备，检察院经过审查，对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受理公诉、立案审判。税收司法对违反税收法律的犯罪分子予以惩处，对有争议案件进行解决，保证跨国公司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的贯彻实施，是跨国公司税收征收管理活动顺利进行的保证，也是实现国家跨国公司税收政策的保证。跨国公司税收司法还要求有关国家间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密切配合，在有关跨国公司案件取证、拘捕、审判等活动中予以通力的合作。由于许多国家在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着差异，对跨国公司税收案件的处理还需要有关国家进行具体的协调，尽可能在法律框架内，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税收利益关系，使违法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二、跨国公司税收调控机制本质运动形态——收益的变动
跨国公司税收调控机制本质运动主要是指通过课税变动母国与跨国公司、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以及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亦即变动跨国公司、东道国、母国的收益。收益变动包括以下内容：
1.商品税税负变化对收益变动的影响
商品税税负变动对收益变动的影响可通过商品税负担的最终归宿来分析。许多学者对商品税的归宿进行了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在局部均衡分析中，得出了商品税的归宿由课税商品的供需曲线的相对弹性而定，在需求曲线固定的情况下，供给曲线越缺乏弹性，商品生产者税负越重；在供给曲线固定的情况下，需求曲线越缺乏弹性，商品的消费者税负越重。通过一般均衡分析发现税收由生产者负担，生产者所得降低，收益下降；一般来讲，税率越高、税负越重，收益下降幅度越大。以上说明，对跨国公司课征商品税，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收益，进而影响跨国公司的行为。
跨国公司商品税负担是如何使收益变动的呢？由于商品税与边际成本之间具有相关性（原因是边际成本与固定成本无关，只与可变成本有关，而可变成本是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随着产量的增加，边际成本也是递增的；由于商品税与生产量成正比，因此商品税与边际成本正相关），这就决定了商品税具有通过与价格机制的相互作用引起收益变动的功能。对跨国公司征收商品税，跨国公司的边际成本会三升，如果存在产品的市场价格上升，那么会发生替代效应，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发生改变，在存货不变的情况下，会影响跨国公司销售量，最终跨国公司收益发生变动。如果价格不变，跨国公司商品税负将增加边际成本，直接降低企业利润，导致收益下降。至于收益变动的幅度取决于税率的高低、市场的供求情况以及产品的供求弹性等因素。
2.所得税税负变化对收益变动的影响
所得税税负变动对收益变动的影响可以通过分析公司所得税税负的最终归宿来确定。由于公司所得税课征的对象是经济体系中所有的公司，而不是某一产业的公司，所以必须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法来分析公司所得税的归宿。许多学者（比如ArnoldCHarberger，美国）通过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认为，在所有情况下，公司几乎负担了全部的公司所得税。因此征收公司所得税必然降低公司收益，公司所得税税率越高，税负越重，收益下降幅度越大。也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许多公司具有相当程度的垄断，可以轻易抬高价格，将部分税负向消费者转移。但是无论何种观点，公司所得税导致的税负必定影响公司的收益，这是确信无疑的，只不过会计利润小于税法固定的应纳税所得，会产生以后期间增加所得税费用的情况。
举例分析：
某企业1994年12月购置设备一台，价值180万元，按税法规定该设备使用年限为6年，企业经税务机关批准采用加速折旧，折旧年限为3年，第四年起不再提折旧。加上该企业1995年－2000年每年的所得税税前利润总额均为100万元，所得税税率为33%。
该企业就存在时间性差异的问题。按税法规定每年计提折旧额30万元（不计算残值），而按加速折旧每年计提折旧额60万元，每年的时间性差异为30万元。
按应付税款计算：1995年－1997年每年应交所得税42.9万元[(100+30)×33%]，每年所得税费用为42.9万元，每年净利润为57.1万元；1998年－2000年每年应交所得税23.1万元[(100-30)×33%]，每年所得税费用为23.1万元，每年净利润为76.9万元。
按纳税影响会计法：1995年—1997年每年应交所得税42.9万元，递延税款9.9万元，每年所得税费用为33万元，每年净利润为67万元；1998年—2000年每年应交所得税23.1万元，每年所得税费用为33万元，每年净利润为67万元。
实例说明，不同的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计入当期所得税费用的金额是不同的，直接影响当期净利润的数额。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财务人员应该通过对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的合理筹划和安排来节省所得税费用，以求利润最大化。同时作为税务人员，代表国家执法，应该认真稽核企业所得税，掌握企业在调整纳税时的方法，防止不合理的调整造成税款的流失。
在实践中，对时间性差异的处理方法又具体分为：递延法和债务法两种，主要区别是在对递延税款是否随国家税率变动而进行调整。因此，在审核企业应交税金时也要注意。
公司负担的所得税负如何使收益发生变动呢？所得税与产品边际成本无关决定了跨国所得课税机制具有通过它与利润或所得函数关系形成利益导向，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由于跨国公司所得税与产品边际成本不相关，因此跨国公司所得税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变动。在涉外税收协调体系的制约下，跨国公司所得税税负的高低直接影响投资收益率的变动，进而影响纳税人经济行为的变动。
3.国际税收协调对收益变动的影响
国际税收协调是指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使跨国公司税负适度、免除国际重复课税、制裁国际偷漏税、消除恶性税务竞争，在承认各国税务管辖权的情况下，通过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签定多边或双边税收协定，确保母国和东道国税收利益公平，确保跨国公司税收负担合理，投资收益稳定增长。国际税收协调主要是通过签定多边和单边税收协定来实现。国际税收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税收管辖权的国际协调。由于经济发达国家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居民税收管辖权，发展中国家以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倾向于实行地域管辖权为主，要避免重复课税，必须通过税收豁免、税收饶让、税收抵免等多种手段进行协调。二是转让定价的国际协调。由于各国税制的差异、税负的差异，跨国公司往往利用其全球网络的优势，通过产品定价权转移税基，达到避税目的，损害东道国的利益，这就需要有关国家共同协调，消除这一问题。三是税收优惠的协调，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东道国给予跨国公司的税收优惠，母国应给予全部或部分抵扣，确保跨国公司有较高的收益，实现东道国税收调控目的；其次，许多国家为了引进外资，争相降低税负，展开税务竞争，对经济和税收收入带来负效应。所以，国家间非常有必要进行国际协调，来消除负效应。四是税收征管的协调，包括交换税收情报、建立征管协作机制、跨国税务审计、派驻税务官员等。
【参考文献】
[1]彼德·M·杰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总和，它包括诸如一般行为、信仰、价值观、语言和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等要素，它也是某区域内人们的价值观、特性或行为的特征表现。不同文化间的社会规范是不同的。跨国保险公司管理者首先要识别和区分文化差异，才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文化差异是在各种人类关系中都存在的，它不只限于语言，还包括非语言沟通、宗教、时间、空间、颜色、数字、美学、风俗习惯、身份意识和食物偏好等，所有这些对不审慎的公司都是潜在的陷阱。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夫斯蒂特（GeertHofstede）认为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经验、受过相同教育的许多人共有的心理过程。接受教育的不同，经历的生活不同，使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拥有不同的心理过程——不同的文化。霍夫斯蒂特根据他对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为同一跨国公司工作的16万名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提出了描述文化差异的四指标说，即：权力差距、防止不肯定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刚性与柔性。权力差距，指社会中权力弱或无权利者相信并接受“权力的分配是不公平的”这一观点的程度。相信与接受的程度越高，权力差距就越大。在权力差距大的文化中，下属对上级有强烈的依附性，公司多是集权型的。在权力差距小的文化中员工参与决策的程度高。防止不肯定性，是指在不确定性防止高的文化中，人们对安全（职业保障）有高度民主需求，十分相信绝对忠诚和专业知识；员工缺乏冒险精神。个人主义指人们只顾及自己及他们的家庭的倾向，集体主义指人们归属集体的倾向。价值观念的刚性是指一种以成功、金钱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价值观念的柔性是指关心别人关心生活质量占主导地位的情形。
文化因素影响保险公司跨国营销与管理
文化差异影响跨国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从设立合资保险公司谈判到保险客户的搜寻、销售，从保单设计、投保、核保、交费到后续服务全过程。同时文化影响市场选择及进入市场的方法等。
文化影响市场选择
对一个国家文化的理解，将影响跨国保险公司经营战略中对市场领域的选择。国际上一些著名学者对这一问题有以下认识：市场营销专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创新倾向主要取决于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传统和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创新波及理论认为，新思想的传播或交流，在文化背景相同的群体内部较容易，否则很困难。社会学家认为，世界文化分为“高背景”和“低背景”两大类文化类型。在高背景文化中，内部同文同种，约定俗成相同，因此信息容易传播。而在低背景文化中，社会内部差异大，存在许多“亚文化”相互独立。这样信息既不易传播，也不易被接受，在保险上表现为新险种的创新过程中模仿者较少。跨国保险公司究竟选择那些国家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必须结合各国的文化背景。
保险谈判过程的跨文化观点
谈判是至少两个团体试图就各自利益问题达成契约的过程，谈判包括两个范畴：谈判主题和谈判过程。在异质文化中，谈判过程是谈判中的关键障碍。不同的文化体系产生不同的谈判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在对主题的会谈开始以前，首先要确定谈判过程。谈判的经典观点把谈判划分为四个阶段：无任务探索阶段、任务阶段、说服阶段和定约阶段。虽然所有的谈判都包括这四个阶段，但是当谈判双方来自不同的文化时，每个阶段的战略、技巧、内容、持续时间和次序，以及每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将是不同的。
保险市场营销调研中文化因素
保险营销调研本质上是指收集、分析和展示与保险营销有关的信息。一般而言，调研的工具是一样的，但是所处的文化不同时，调研的环境和得出的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保险市场调研可以利用直接数据或间接数据，直接数据是通过个人访问、调查、目标小组、观察和实验等方式采集，间接数据是已经存在的、公开的关于某地市场的资料。在这里面，文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对直截数据的获得，上述五种数据采集方法都有潜在的文化缺陷并有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因此，跨文化调研的基本问题是市场分析所得的结论的真实性和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
保险产品设计、定价中的文化现象
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险种的设计，必须符合当地的文化习惯。保费的确定是受诸如成本、需求条件和国家的法律等因素的影响。每一种文化对定价策略以及方法的应用都有其文化偏好。保险产品的费率、理赔率、回报率以及所在的文化也许将成为主要决定因素。收入、文化习惯和消费者偏好在国与国之间是不同的。因此，在不同的文化面前，不同的保险费水平及赔付水平也许会被接受或拒绝。
文化因素对营销方式的影响
目前，保险促销策略主要包括广告、人员推销、公共关系、网上营销等促销方式。每一种促销方法都有其适用性，文化对于沟通和信息的反映方式是不同的，如现今很多国家兴起的网络保险营销深受保户青睐，而一些国家的保险消费者却更加习惯人员上门推销。其营销方式的设计应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
个人推销保险的文化问题
个人推销保险是市场营销组合策略中最大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遵循的文化规范不同，世界各地的保险消费者的需求和要求是不同的，而满足这种需求和要求的过程——个人销售过程也是不同的。在个人推销过程中，往往由于文化上的失礼而陷入困境的不乏其例，特别在人寿保险营销中，在有些国家一些忌讳的语言一定要避开。保险营销人员应该对文化差异有敏感性。另外，宗教和文化信仰常常会影响推销过程，以及处于跨文化的影响下风俗和习惯，都会为推销过程带来影响，譬如头衔的使用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因此必须加以注意。
保险售后服务中的文化因素
保险竞争日益激烈，保险服务日益成为保户关心的问题，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保险公司应及时上门调查理赔。售后服务是整个产品的重要组织部分，如果没有协调一致，产品形象将受到极大损害。售后服务是国际竞争的强大武器，不仅能留住客户，而且能扩大收入。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着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对需求内容的期望值和认同感，决定着他们怎样沟通、怎样交流、双方注重什么和如何反馈等。
管理者与当地员工之间的文化差异
管理是“管”与“理”的有机统一。如果跨国保险公司管理者不相信员工,只“管”他们,而不会“理”他们,就会造成管理者和职工关系的疏远和社会距离的增加,就会影响沟通,甚至造成沟通中断。管理者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这种文化冲突,对职工采取情绪化的或非理性的态度,职工也会采取非理性的行动,这样,误会越多,矛盾越深,对立与冲突就成为必然,后果不堪设想。同时文化差异难于实现保险公司内部管理者与保险营销队伍的良好沟通。
文化差异对跨国保险公司组织机构运转效率的影响
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必然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而同一公司内部便会产生文化冲突。随着跨国保险公司经营区位和员工国籍的多元化,这种日益增多的文化冲突就会表现在公司的内部管理上和外部经营中。在内部管理上,人们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目标和行为规范必然导致管理费用的增大,增加组织协调的难度,甚至造成组织机构低效率运转。
解决文化差异下跨国保险公司营销的策略
管理人员和公司员工本土化
跨国经营的用人策略主要有母国化、东道国化、国际化等，但对于保险行业来说，应实行管理人员和公司员工本土化策略。要本着“思维全球化和行动当地化”的原则来进行跨文化的管理。通常跨国保险公司在海外进行投资经营，就必须雇用相当一部分的当地职员做管理人员及保险人，利用当地雇员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市场动态以及政府方面的各项法规，而且和当地的消费者容易达成共识，雇用当地雇员无疑方便了跨国保险公司在当地拓展市场、站稳脚跟。“本土化”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费用、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资本的危机情绪；有利于东道国在任用管理人员方面，主要考虑的是该雇员的工作能力及与岗位的匹配度，选用最适合该岗位的职员。随着全球营销中产品的快速创新和多样化，以及人类种族之间的空前交往和融合，本土化策略有利于按照当地文化习惯开发产品、实现保险销售。
根据各国文化习惯发展保险电子商务
保险电子商务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电子交易，即通过网络实现投保、核保、理赔、给付，在通往这个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跨国保险公司需根据东道国的语言、信仰、价值观等，设计网上营销流程。电子商务将使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由价格竞争转向技术与服务的竞争。保持与客户长期的、紧密的一对一方式的关系，一直是现代金融服务业追求的目标。随着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保险公司可以通过电子商务系统向客户提供自动化的、专业的和个性化的咨询与产品组合，随时了解并最大限度地满足投保人对保险产品的个性化需求，甚至还可以让客户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酌情定制保单，使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得到统一。
加强保险管理人员和推销人员的培训
大多数公司一般注重对员工的保险专业知识和推销技巧的培训，常常忽略文化差异的培训，跨国保险公司要建立员工的跨文化培训制度，对全体员工，尤其是非本地员工，进行文化敏感性训练。这种训练的目的是加强员工对不同文化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能力。培训通常的主要方式和内容包括：文化知识培训；语言培训；模拟培训；跨文化研究；心理培训；外交技能的培训。
在保险产品设计、定价中结合文化因素
在不同文化中的保险经营活动中，保险营销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理解消费者观念、价值观和保户需求的差异。由于营销本身是基于满足客户的需求的，当这个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以文化为基础时，所以成功的保险营销应该努力去理解所要开拓的市场文化规范。如果保险险种不被接受是因为其价值观或习惯没有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或者没有充分满足特定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公司就必须根据市场需要制定新的险种。保险险种的设计、定价，必须符合当地的文化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