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布区域不同
农业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化，是有机体生产过程，农业生产不可在大范围内逾越自然地带而存在。我国地域辽阔，跨越数个自然地带，从中国的东北到西南，从完达山开始，越过长城，沿吕梁山，经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东麓，东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区，濒临海洋，气候温暖湿润，原生动植物多为森林型，产生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西北部分则深居内陆，高山峻岭，远离海洋，气候波动影响大，干旱且多风沙，原生动植物为草原型，发端了饲养家畜为主的畜牧业。我国草原畜牧业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积较大的省份；农耕畜牧业则广泛分布于东部、南部种植农业大省，在气候、交通、劳动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它们在历史时期内的分布大体与自然地带的分布相吻合。
（二）经营方式不同
经营方式的差异是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最为明显的区别。我国传统农耕区农户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为中心经营畜牧业，分散圈舍养殖，或以定居点为中心小范围游牧。因农耕的需要而饲养畜禽，规模不大，因此需要的养殖技术较为简单，对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约因素。草原区畜牧业普遍水热条件较差，难以满足定居的生态需要，多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大，往往可远至上千公里。由于气候的波动性，草原区畜牧业不确定因素很多，如天气、饲草料、疫病、食肉野生动物侵袭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因素，对养殖知识及生产组织水平的要求很高。为了对抗风险，减少生产的边际成本，因此草原区畜牧业不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生产，家畜虽私有，但内部多有分工。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化生产，单个放牧单元的家畜规模可达成千上万。
（三）农业经济地位不同
畜牧业在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地位也有显著差异。农耕区畜牧业的目的多是对种植业进行完善和补充，其目的在于提供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区饲养的耕牛，不是为了肉用，而多是用来耕田、负重。故传统农耕区种植业可脱离畜牧业而存在，而畜牧业则不可脱离种植业，是从属地位。畜牧业则是草原区农业生产的支柱形态，几乎是游牧民农业收入的全部。畜产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由于游牧农业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需要通过畜产品来交换农区的茶叶、粮食、手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产品也是牧民的生活来源。
（四）驯化的畜禽种类不同
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对畜禽的选育标准有差异，驯化出的家畜种类、品种也不一样。农耕区畜禽的选育标准主要为饲料转化效率高，多为杂食性，能够喂养农耕生产出的各种农作物，生产性能好。个体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独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护，对恶劣环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点。总体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种类地域差别不显著但品种区域有差别。草原区畜牧业饲养的几乎都为家畜，它们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多为草食动物，且体格较大，便于牧人在空旷的草原地区监管。往往一个游牧系统饲养多种家畜，各有作用。家畜为了采食、躲避自然灾害、种内竞争，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区家畜与环境之间经过多年的双向选择，家畜种类的区域差别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饲养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则饲养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适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类型不同
这两种类型的畜牧业还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农耕区畜牧业分布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区域内；而草原区历史上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据。从历史传说到历史记载开始，就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虽草原民族与农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区域内的畜牧业形态几乎没有变化，所孕育的两种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联系与交融。农耕和畜牧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曾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
二、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农耕区畜牧业是人们利用农区中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陆生（或水生）饲料植物及丰富的农副产品等，采用舍饲、半舍饲经营方式，饲养牛、羊、猪、鸡、鸭等家畜与家禽。农耕区畜牧业在当地农业系统中的地位虽不如草原区畜牧业，但因我国农耕区体量庞大，基数大，故在全国畜牧业总量占据的比例也非常大，历来是我国畜禽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农耕区畜牧业除了提供丰富的畜禽产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是通过畜禽转化农副产品为有机肥，家畜粪便还田，保证了土壤肥力，维系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构建成中国传统的生态型农业。农耕区生活可以独立于畜牧业，但生产不能长期脱离畜牧业。中国农耕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有大量的技术措施都是针对种养结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促进。中国的土地耕作数千年之久而未明显衰退，畜牧业粪肥及其副翼性经济作用功不可没。如我国农耕核心地带太湖地区，明清时衍生出了“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这些复合生产系统中畜牧业都发挥了重要的养分转化与流动功能。因中国南北地带性差异较大，农耕区畜牧业文化遗产又有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的分异。
（一）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中国南方的农业系统主体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滥觞，逐步融合荆楚和巴蜀农业系统，并随着汉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闽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远达西南岩溶地区，最终将稻作农业系统扩散到整个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系统的畜牧业作为种植业的副业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粮—猪农业”这一简单而又高效的农业结构，猪吃残羹剩菜及多余农副产品，并辅以鸡鸭鹅等家禽，按需促进役畜的饲养。以长江流域为主还产生了蚕桑养殖这一独特的劳动密集型养殖业类型，长江上游的巴蜀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都是重要的养蚕治丝起源地与发展地，衍生了蚕桑生产与其文化系统。南方农耕区畜牧业多舍饲经营，并培育出相应的品种，如太湖猪、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细，配合优良的水热条件，种养相得益彰，生产效率很高，满足了南方地区在宋代之后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物质需求。这一精细舍饲畜牧业模式的发生有其合理历史内核，在现今及以后的畜牧业发展规划中，其价值应予以肯定与重视。
（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北方的农业系统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之上，并向北扩展到东北辽河流域，向南扩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达青藏高原东沿。种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态广谱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马、牛、羊、豕、犬、鸡”六畜的养殖。畜牧业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种依生态系统而定，驯育出不少性状优异的草食家畜品种。但随后畜牧业的基调受“粮—猪农业”之影响，无不竭力种粮养猪。水热条件较南方次之，没有大量余粮大规模发展耗粮型畜牧业，但因农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积较大且不少区域处于半农半牧区，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动物的舍饲或半舍饲的畜牧业模式，在定居点附近进行适度放牧。精细管理的程度较南方差，但畜牧业的模式更为灵活，农牧结合，不专事农耕，如宁夏盐池的滩羊养殖系统，甘肃民勤的绿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统等。北方农耕区靠近草原牧区，与其发生不自觉的系统耦合，还产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马互市、甘肃临夏东乡异地育肥系统等重要畜牧业文化遗产内容。
三、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巨大，类型多样，从东北延续到西北的广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条件。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时间很早，约在全新世早期，欧亚大草原的先民已进入游牧阶段，并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产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在草原地区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迁移，但游牧畜牧业的农业生产形态未发生改变，构成游牧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历史时期内草原畜牧业的最重要价值一是保护了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景观格局。我国草原畜牧业产生于草原生态系统，继承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区域性特点，畜牧业文化遗产也相应呈现出区域特色，在与其环境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形成了物种、土地利用系统、景观、生态伦理观念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内容，在数千年中为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社会的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为产生了除农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衣食住行，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无不融合了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游牧民族贡献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们将无法想象华夏文明是何等式样，更无从探索其发展历程。草原区畜牧业文化遗产按草原类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为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三大版块。
（一）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蒙古高原生长有羊草、羊茅、冰草等多种禾本和豆科优良牧草，培育了牛、马、山羊、绵羊、骆驼五畜为主的家畜。游牧技术发达，可通过家畜配比来提高草场利用率；缺乏高大山体，则依靠长距离迁徙的“走敖特尔”来追寻食物与躲避自然灾害；生产组织多以部落为基本单位，各有分工。蒙古高原牧区在文化上更是大放异彩，因没有阻隔交通与交流的自然屏障，游牧部族常可在这块大草原上建立类似农耕政权的有效管理组织，如秦汉时的匈奴、隋唐时代的突厥、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明时的北元等，他们都曾在此登台亮相。蒙古高原既是他们挥师南下入主中原的大本营，又是他们班师回乡休养生息的根据地。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既是孕育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形成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又通过互市或军事介入，与南方的农耕政权发生物质和文化交流。
（二）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在青藏高原农业系统中，畜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潮湿，牧草生长期短。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并培育出了适应高原环境的专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马、藏羊、藏猪、犏牛和藏獒等。畜种分布出现地域化、专业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类在狩猎生活中逐步认识和驯养出来的家畜，比较适应高原生态环境，分布较为广泛；马、驴、骡和猪等牲畜的高原适应能力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绵羊和山羊更能适应高寒环境，多分布于山地之间。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区域，游牧业经济活动表现岀明显的专一性、稳定性特点，其游牧系统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间的季节游牧，游牧的距离不远，如四川红原的麦洼牦牛放牧系统，甘肃天祝县的白牦牛放养系统。同时青藏高原畜牧业还哺育了藏族及藏传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农业伦理思想不过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传统、野生动物爱护、禁忌文化等习俗，生态伦理思想非常浓厚。
（三）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包括河西走廊和新疆在内的内陆河流域广袤区域，该区以多个分散的点状绿洲为节点，构建了山地－绿洲－荒漠的复合生态系统。其发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气候影响薄弱的广大内陆，存在地带性荒漠和高大的山体，高大山体构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气候带，分布着面积广阔的草原，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在这里发展了草地畜牧业。高山上较为丰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挟带沙石和土壤有机物，在山麓地带形成冲积扇，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适于中生植物生长，于是成为草木丰茂，鸟兽繁衍的天然绿洲。绿洲以农业为主，在绿洲边缘地带进行着适度游牧，多为半农半牧或农牧结合的类型。该区培育出了诸如伊犁马、大尾羊、哈萨克羊这样的优良畜种。游牧方式为不同绿洲或山体不同海拔之间的长距离游牧，转场可达上千公里，对生物的时间地带性原理体现最为明显。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带性的局限，对地理地带性加以剪裁、连缀，排除不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截取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构建了全新时空体。同时由于山体的牧区和绿洲的农区大体沿山脉走向线状分布，农牧区距离较近，农牧系统结合一直较好。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孕育了以哈萨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还一直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文化则以外入的伊斯兰文化为主导。
四、结语
畜牧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在生产经营的诸多环节，分散的养殖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十分突出，从日本的经验看，小规模经营农户之所以能顺利地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与大市场接轨，正是得益于其背后的综合农协。以调研对象———中民兴畜牧合作组织和其所在的榆树市大坡镇养鸡业为例，该镇养鸡业始于1992年，由于养殖规模小、成本高、技术落后，养鸡户各自为战、互相排挤，在市场竞争下，养殖积极性不高，养鸡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该合作组织成立于2009年，分散的养殖户依托合作组织，以具有一定规模的整体参与市场竞争，集鸡雏供应、饲养、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2年多以来，该镇养鸡业快速发展。所带动的乡镇中，弓棚、保寿、黑林和秀水都是吉林省粮食产量前100名的乡镇。可见，畜牧合作组织在联合养殖户的过程中，扩大了小农经济的外部规模，形成规模优势，以横向联合推动纵向发展，为粮食主产区畜牧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设现代化畜牧业、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关键的2点就是规模化发展和标准化生产[1]。分散的小规模养殖户依托畜牧合作组织统一培训、统一供料、统一技术、统一免疫、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价格等，畜牧业生产实现了标准化。达到一定标准的合作组织可进行行业的产品标准认证和生产标准认证，以自己的商标走向市场并形成特色品牌，使畜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散养户无法实行标准化生产，并非由于其没有引进优良品种、饲料的愿望或是对免疫、技术等不感兴趣。而在于目前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无法满足这些诉求，并且小规模的家庭养殖收益无法弥补标准化的技术成本。因此，畜牧合作组织的作用不只是表面上的标准化统一，而在于把分散的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从生产和发展的实际出发，使标准化成本得以由规模经济所弥补。
首先，畜牧合作组织根据成员需求与市场需求，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了外部经济的内部化，改变了单个养殖户在大市场的弱势地位，提高了产销各环节的议价能力，经济收益明显。同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机会，社会收益明显。长期以来，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直被倡导和鼓励，但家庭经营的小规模生产无法激发可持续生产的动力。统计显示，我国每年产生的畜禽粪便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2.7倍，污染严重。调研中看到，民兴畜牧合作组织充分利用鸡粪，兼业发展鱼虾养殖和经济林木种植，田丰合作组织将猪粪进行有机处理，发展沼气等，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应。
吉林省畜牧合作组织发展的起步较晚，20多年的发展中，培养出了一批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服务规范的合作组织。但受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农民合作意识以及人才等因素的制约，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调研发现，在成员构成多元化的同时，非农民身份的成员在畜牧合作组织中占比较大，且在股权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还有很多的主要成员，身份虽然为农民，但早已脱离真正的农业领域，即真正农民成员的力量还处于弱势。农民内生力量的薄弱造成外来资本大量侵入畜牧合作组织，产权结构与真正意义的农民合作组织要求还存在偏差，外来工商资本所固有的逐利性与“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的宗旨存有矛盾，不利于畜牧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大部分畜牧合作组织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且规模较小，业务多停留在生产资料与初级畜产品的生产流通上，角色是联结农资供应企业、养殖户与畜牧产品加工企业的中介。不具备运作的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条件，市场竞争力较弱，合作水平较低，对成员带动能力不强，无法满足成员的综合需求。对吉林省榆树市未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158户农户进行访谈，60.1%的受访者表示，未加入的原因是“没有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合作组织”。
合作组织既要解决成员的畜产品销售，又要将畜产品销售给加工企业或消费者。目前，多数组织以协议约定同成员之间的畜产品定向转移关系。而实践中，畜产品转移数量有时无法确切约定，有时又无法约定。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出发点，一方面成员在市场环境较好时，常会受利益的诱惑而减少与合作组织的畜产品转移量。另一方面，合作组织成员往往存有不信任的心理。这就产生了合作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内部冲突[2]。与成员定向转移产品关系的稳定性是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仅依靠协议不能根本解决内部冲突问题。多数畜牧合作组织缺乏科学的利益机制，无法通过紧密的利益关系吸引成员并维持稳定的合作。很多畜牧合作组织业务定位不准，组织机构和管理运营的随意性较大，各种外部力量交叉混乱，违背了“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有些由政府牵头或参与发起，由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而导致政企不分；有些由农村“能人”或农资公司发起，又由于能人或公司的力量而演变为私人或合伙企业。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和个人以兴办畜牧合作组织为旗号，侵占市场，空享国家的政策、资助和补贴。不规范的、假冒合作组织的存在，形成不正当的利益竞争，侵占了国家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公共支付，扰乱了正常的发展秩序。目前，吉林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员整体的综合素质较低，真正能够带领组织发展的人才不多，成为合作组织发展的瓶颈。资金方面，农民手中的资金非常有限，须向金融机构融资来解决。然而，农村金融目前正在发展之中，支持额度有限且贷款成本高于城市一般工商企业贷款。
在畜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准确定位，将力量集中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强政策的引导和落实。在实践领域要充分调动发挥畜牧合作组织的作用，通过畜牧合作组织加强政府与养殖户、生产加工企业之间的联系，降低管理成本并提高管理效率。满足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等软需求，关键要看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是否真正实现。政府应通过公共管理和服务，运用市场手段，输出合理有效的政策产品，加快畜牧合作组织的成长，使之成为推动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吉林省畜牧专业合作组织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政策上要加强支持，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的“扶持政策”，细化支持其发展的税收、信贷、财政、信息等政策体系。但不能过度依靠向有关部门灌输“为农服务”的观念，要注重对支农政策的激励和保障措施加以制度的细化和完善。此外，更要重视政策落实的环节，向吉林省23家调研对象征询发展的政策建议，60.9%的受访组织表示“希望把现有政策落到实处”，可见，相比于政策体系的支持力度，政策落实水平也同样重要。作为国家鼓励发展的互助型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一方面享有国家的支持政策和资助补贴等公共支付；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作为一类企业法人进入市场并参与竞争。因此，既要鼓励其在竞争中成长和增强实力，又要引导其避免过度竞争，平衡生存与发展，兼顾效率和安全。同时，要细化法律法规来防止其向私营企业的性质演变，甚至假借合作组织的名义侵占国家的公共支付。#p#分页标题#e#
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畜牧业向着现代畜牧业转变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地区基层畜牧业体制建设，强化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服务能力、物资储备能力和畜牧业信息化服务和建设能力。应该始终坚实科学技术为先的发展理念，并对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内动物品种进行不断的更新和改良，将提供优良的改良动物品种作为畜牧业服务的突破口。同时在发展本地区动物改良品种之外，还应该积极的引进国外优秀的牛羊品种，通过杂交育种培育出更加优质的牛羊新品种，逐渐形成完善的牛羊品种改良和推广的全新体系。
此外，还要做好动物产品加物流配送和品种改良地的建设。在动物养殖过程中要强化动物检验检疫工作，保障畜牧业动物制品及其副产品的安全性。做好动物检疫接种服务工作，对于新引进的牛羊品种进行隔离观察，一个月后在不出存在任何传染病的前提下，才能将其混入到牛群和羊群中。做好强制免疫工作，全面实施免疫标志制度，经过免疫的品种都应该打上耳标，提高畜牧产业动物养殖的疫病防治质量。同时还要完善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动物免疫防治体系建设，建立完善的疫情预警监督机制，做好动物疫病的各项监督工作，通过不断对疫情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是，提高整个专业对舞蹈额质量，保证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畜牧业生产的安全化和有序化。
2内蒙古鄂托克前旗要发展畜牧养殖新模式要保证科学化养殖
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在发展畜牧业过程中应该及时的转变发展模式，将过去的那种依靠经验养殖的模式及时的摒弃，转变为科学养殖。首先，动物饲养过程中应该由原来的自然放养向着集中化和规模化养殖方式转变，积极的发展当地的草产业资源，对草产业资源结构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这样不但能够为动物规模化养殖提供充足的材料，同时对于保护当地草场生态多样性有着显著的作用，最终能够降低动物养殖的经济花费，提高畜牧业养殖的经济效益；其次，畜牧业的经营方式应该有粗放型向着专业化方向转变，实现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畜牧业经营发展的规划化和产业化；再次，改进生产方式，提高动物养殖的质量和品质。
一是做好前期的申报和审核工作，对汉中市准备申报标准化示范场的养殖场进行前期摸底审查。二是明确目标任务，及时组织各县区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业务部门负责人及全市“百强养猪示范场”负责人，开展畜禽标准化创建活动、动员培训，就《汉中市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指南》进行详细解读，要求各县、区和各示范创建单位高度重视，全面推进汉中市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进程，带动汉中现代畜牧业发展。
二、抓指导、强培训、重服务
汉中市把标准化规模养殖作为提升畜牧业转业升级的一个阶梯。提出的“255”倍增生猪规模化养殖计划，全市新增百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大户482户，达到6562户；其中千头以上养殖场增加21户，达到350户，万头以上规模猪场增加3户，达到12户。全市规模场生猪出栏占总出栏的61%，较上年增加2.4%。开展百场示范创建活动，在全市通过调研摸底筛选出100个规模养殖场作为市级标准化示范场。通过媒体和汉中农业网对其建设规模、饲养量进行排序公示，并得到市级财政资金的有力扶持，极大激发创建工作的热情。为加强锻炼培养干部职工，提高工作热情和技术服务能力，发挥技术单位的技术优势，分别成立了生猪养殖技术、家禽养殖技术、牛羊养殖技术、动物疫病防控四支技术服务组，由高级技术专业人员带队，深入农村给畜禽规模养殖场和养殖户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指导，承担项目课题，开展专题调研，给农民群众提供了便民服务。技术服务组先后为市直机关工委、市农业局、市委办、市水利局、市老干局、市扶贫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处等单位和西乡、汉台、勉县等有关县（区）开展养殖技术培训十多期，培训人员近2000人，发放科技资料近万份，发放科技教材200多册，解决了全市畜牧生产中许多实际问题，赢得了农民的广泛赞誉，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促进了畜牧科技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三、创新模式和思维方式，提升畜牧业科技水平
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监管常态化”的要求，一批现代化、标准化的养殖场、养殖小区相继建成投产，并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导型、企业带动型、协会牵头型、项目推动型、农户联建型”五种发展模式，畜牧产业化步伐加快，生产方式得到较大转变。实行品牌战略，狠抓无公害、绿色产地、产品认证，注册了“汉中黑珍珠土猪肉”“朱寰牌生猪”“无抗饲料”等畜产品商标。加大标准化示范带动作用、提升汉中市现代畜牧业的科技水平。用高科技装备武装畜牧产业发展，用科技水平提升产业发展。引进新的养殖理念和新的科技成果，推广自动饲喂新系统和无塔自动供料系统。从养殖场设计规划到圈舍设备，再到粪污无害化处理，提升科技水平和生产水平。汉中市通过“百场创建、千户推进”活动，以标准化创建为契机，全面推进汉中市畜禽标准化工作建设。动物防疫冷链体系、兽医实验室建设项目、乡镇兽医站建设项目、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项目、畜牧产业化建设项目、大型沼气池建设项目、一村一品建设项目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的实施，对改善养猪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从畜禽良种化入手，抓全市畜禽种源建设，借助国家农业部良种示范体系项目。建设一批科技水平高，技术和资金雄厚，管理规范的种猪场和种猪供精站、点，全面普及和提高畜禽良种化的水平，为汉中市畜禽良种化提供支撑。抓生产技术管理和制度建设通过技术培训和百场示范创建，督导规范生产管理制度和技术工艺流程，并通过政府行为向畜禽示范场派驻畜牧兽医技术监督员，用规范化制度化加强管理。要求防疫制度化、防疫标示明确、管理制度上墙、创建文本规范，制度完善健全。全面推进粪污无害化处理，加大环评力度，取缔无证化经营行为，提高准入制门槛。对饲料添加剂和违禁药品使用监管力度，定期督导检查，确保畜禽食品上市安全。
四、加快畜牧业转型，推进现代畜牧产业发展
1.饲料加工机械化方面。我国畜牧业的饲料加工起步较晚，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了快速发展时期，我国的饲料加工技术，在设备方面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调配饲料、熟化饲料的机械加工已经趋于完善。此外，我国的饲料在袋贮方向已经开始利用生物技术和装备，在草颗粒草粉加工方向也开始逐渐普及全日粮配方的技术和设备。但是这一方面，对于技术、人才和资金都需要很大的后备支持，所以设备发展并不完善，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畜牧饲养机械化方面。对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讲，主要的畜牧饲养集中在家禽饲养以及牲畜中的猪、牛饲养。目前较发达的是家禽饲养，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家禽饲养方面就形成了一系列标准化的设施。但是像电脑自动化控制、智能孵化设备目前只有在大型的养鸡场可见。现在我国养鸡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单一链式喂养，喂养的速度较低。
我国目前养猪机械化发展只占了整个行业的30%，余下仍然沿用传统的养殖方式。猪舍的建造方面，农户可以清楚地分出保温栏、育喂栏和产仔栏，但是在猪舍的饮水、消毒、喂食和清理方面并没有完全采用机械化。我国先进的养牛机械几乎90%以上都是依赖国外进口，自行研制生产的设备少，局限在移动车式、管道式、提桶式。
二、畜牧业机械化存在的问题
首先，畜牧业机械化程度低，大部分使用半机械，即便是具有先进机器的大养殖场，机械的使用效果也不尽理想。中小型的养殖场，机械配置率低，技术支持较差，经营环境滞后，这已经成为畜牧业全面发展的一个瓶颈。其次，技术质量和服务体系落后。目前市场上机型单一，相互操作起来配套性较差，在售后服务上问题较多。
三、畜牧业机械化发展策略
我们在清醒地认识到现存的问题后，就应该要全力解决，科学设定发展策略。
1.加大畜牧业机械化宣传展示。必须帮助养殖户认识到只有通过机械，才能降低饲养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实现产品增值。可以组织沙龙或者以讲座形式互相探讨交流。政府可以组织大型的畜牧业机械展示会，并向农户们普及科学的养殖方法。
2.建立专业化服务体系。畜牧业的机械化和市场体系大环境密不可分，所以必须尽力排除阻碍因素，培养熟练的操作维修队伍，合理分布专业的操作经纪人，根据地区实际来调节收费价格，制定出专业科学的服务流程。
1.1标准化、规模化养殖进程明显加快。近年来，邢台市积极引导养殖场(户)转变发展方式，走规模化、标准化养殖道路，特别是2010年农业部启动创建示范场工作以来，邢台市积极参与创建，截至目前，共创建各级示范场160个，其中部级15个，省级63个。结合国家“菜篮子”、“标准化改造”等项目扶持资金向各级示范场倾斜等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各养殖场（户）参与创建的积极性，全市规模养殖场的标准、规模、饲养管理水平和养殖效益都有了明显提高。从标准化水平来看，一方面，规模养殖场设施化水平大幅提升，通过近三年来的示范创建活动，邢台市有280多家养殖场对畜禽舍及附属设施进行了改造，170多家养殖场配套健全了粪污处理设施，140多家养殖场完善了防疫设施，160多家养殖场安装了可视监控系统。自动喂料、自动饮水、温湿度环境控制等设备均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另一方面，科学的饲养管理规范加快推行，像河北旺族集团、隆尧怡东农牧有限公司、隆尧正大种猪场、沙河凯特等示范场无论从规模、生产经营理念还是管理水平来看在全省甚至全国都处于先进行列。从规模化水平来看，通过近几年的示范创建，全市各类规模养殖场（区）发展到3600个，其中年出栏万头以上的猪场25家，存栏1万只以上的蛋鸡场达到220家。存栏300头以上的奶牛场（小区）稳定在80家左右，生猪、蛋鸡、奶牛和肉（畜）禽规模养殖比例分别达到69%、88%、100%和89%。
1.2畜牧支撑体系建设日益稳固。近年来，邢台市各级畜牧兽医基础设施和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按照明确职能、理顺体制、优化布局、综合设置的要求，市级和县级均建立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办公室。全市共建立乡级畜牧兽医分站117个，招聘全额事业编制人员482名，村级动物防疫员5325名，市、县、乡、村四级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体系基本形成。全市投入防疫和畜产品安全基础建设资金2600万元，建设市级兽医实验室和畜产品检测中心各1处，建立3个部级动物疫情测报站和3个省级动物疫情测报站，大大增强全市动物疫病预防和畜产品安全监测能力；禽流感、口蹄疫、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密度连年保持在100%，实现多年无重大疫病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为现代畜牧业发展保驾护航。
1.3畜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近年来，邢台市通过亲情招商、以商招商、举办项目推介会等招商措施，北京保吉安、泰国正大、河北雨润、北京奥天、山东六和等一大批部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相继落户邢台，进一步推动了邢台市现代畜牧业发展步伐。据统计，近三年来全市新、改（扩）建各类畜牧项目100多个，总投资近百亿元，其中北京宝吉安与威县、巨鹿合作的肉鸡产业化项目，山东六和与兴达合作的肉鸭产业链项目，泰国正大集团独资的生猪生产项目等均相继顺利投产，带动了当地畜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另有北京奥天生猪养殖项目、河北雨润集团生猪生产及肉食加工项目、河北旺族集团生猪产业链项目、君乐宝乳业的万头奶牛生态牧场项目等正在建设中。特别是君乐宝与威县合作总投资5亿元的万头奶牛生态牧场项目，目前进展顺利，预计2014年底可投入生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奶源基地，对我市高端奶产品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现代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差，产业化发展滞后。从国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看，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一般应达到60％。在国内超过50%的地区也为数不少，而邢台市2013年底才达到44%。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远不能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少，优势不明显，一体化、集团化程度不高。畜牧业龙头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有所壮大和发展，但面对日益竞争激烈的国内外市场，仍存在许多问题：第一，企业规模小，产品质量差，管理制度落后，竞争力不强。第二，龙头企业科技和制度创新能力不足。有些大型企业仍然依靠粗放扩张的经营模式，严重忽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在市场竞争中缺乏自己的名牌产品的优势产品，在企业管理中，没有及时采用现代经营管理制度，存在产权不明晰、决策不科学的问题，仍然依靠传统家族式的管理方法来管理集团企业，使企业长远发展受到很大影响。有的企业严重缺乏稳定的原料基地，有的企业市场营销渠道不畅，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和手段有待提高。
2.2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仍待加强。在现阶段，邢台市的畜产品监管机构、监管手段、检测人员及设备等均不能满足产品监测的需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依然不容忽视。
2.3资金缺乏仍是制约畜牧业发展的瓶颈。随着现代畜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变，邢台市财政及金融的支持力度与畜牧业发展规模不相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步伐。
2.4产业发展空间逐渐缩小。随着邢台市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资源、环境对畜牧业发展的制约日益突出，在土地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挤压下，畜牧业发展空间的压力正逐步加大。
2.5畜牧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力量薄弱。市、县两级畜牧兽医部门均没有单独的行政执法机构，现有的畜牧执法人员全部是动物卫生监督所或畜产品安全监管办公室人员兼职，并缺乏必要的执法手段，畜牧法赋予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执法权力得不到很好的执行。
3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对策
3.1实施产业拉动，扶强壮大龙头企业。紧紧围绕畜牧业主导品种，加快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步伐。鼓励现有龙头企业通过更新改造、链条延伸、开发新上，谋划建设一批投资10亿元以上的大项目，增强发展后劲；以资源优势、生态优势、政策优势，广泛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到我市落户，建设一批能够延长畜牧业产业链，标准高、规模大、外向型、牵动强的畜牧业深加工龙头企业。坚持引资金与引技术相结合，实现畜产品的精深加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尽快形成一批龙头企业集群。
3.2实施规模推动，强化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按照国家《畜牧法》、《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强化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一是推进畜禽规模化养殖。重点推进年出栏1000头以上规模养猪场和常年存栏1万只以上蛋鸡规模养殖场，推行牛羊舍饲圈养，加快奶牛规模场建设和养殖小区股份制改造。二是推行标准化生产。制订和完善生产标准化技术规程，引导生产者按标准组织生产，逐步使畜禽养殖在选址、圈舍建设、投入品、疫病防治、饲养管理、粪便处理、产品安全等方面达到标准化、规范化，不断提高畜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三是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活动。按照农业部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标准，认真组织开展示范场创建活动，通过示范创建，提升全市养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
3.3实施品牌牵动，争创国家和省级产品品牌。以鸡蛋、肉类和乳制品为重点,结合我市实际，科学制定产品品牌建设发展规划，下大力抓好实施。引导养殖加工企业增强品牌和质量意识，健全标准化管理、计量检测和质量信用体系，开发高端产品。，帮助我市知名企业在京津及全国大中城市建立专店、专柜、连锁商场，增设销售网点，提高市场占有率。
3.4实施科技带动，为现代畜牧业强筋壮骨。支持龙头企业围绕产业发展，加快科研投入，加强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协作，建立研发中心，掌握核心科技。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科研推广机构、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广泛参与的新型科技推广体系。创造条件，营造环境，多层次多渠道引进高端人才和先进技术，为我市畜牧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1．1科技推广不断进步襄城区大力推广生猪“150、500模式”，肉牛“165模式”和肉羊“1235模式”等养殖模式［2］。目前该区生猪“150模式”已建成123栋，在建31栋，“500”模式已建成15栋;肉牛“165模式”已建成28户;“蛋鸡153模式”已建成18栋;肉禽“156模式”已建成13栋;肉羊“1235模式”标准化栏舍已建成43栋，有效地促进了传统养殖模式向科学养殖模式转变。
1．2产业化运营不断完善通过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分散养殖户从事规模化生产、市场化运作，从而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经营格局，增加养殖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目前该区各类养殖合作经济组织已达38家，网络养殖户1500多家，初步形成了“小规模，大群体”养殖格局。
2存在的问题
2．1现有体制不能满足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襄城区畜牧业相对于工业、商业、服务业来说，对经济总量的贡献较小，畜牧业生产管理部门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到经费保障都处于弱势地位。该区虽然设置有畜牧兽医局，但长期未健全相应的编制。同时由于防疫体制改革后动物防疫监督的职能统一收回到襄阳市动物防疫监督部门，而日常的动物防疫、技术推广、品种改良等工作仍由襄城区承担，造成了职责和权限、工作和人员不相匹配，影响了日常的防疫和技术指导，制约了畜牧业产业化的发展。
2．2养殖业用地问题突出国家规定养殖用地属农业用地范畴，只要项目所在地畜牧部门和国土部门联合审批即可临时用地。但是作为襄阳市主城区，襄城区的畜牧业用地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相应的规划和政策保障。随着国家对土地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资源更趋紧张，养殖用地的问题将更加突出，新增养殖户由于土地规划问题，不得不暂时搁置。
2．3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强尽管该区养殖大户和新型养殖模式发展迅速，但小规模分散经营仍然占较大比例。现有龙头企业与养殖户利益联结机制尚未健全，市场调节能力弱，辐射示范作用不强，缺乏带动力。
2．4专业合作社组织化程度不高现有的专业合作社在信息沟通、协调生产、调控价格、保护农民利益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运行机制不够健全。多数专业合作社成员之间只是信息与技术共享的松散联系，互利互惠的机制没有完全建立，不能很好地发挥产业化经营的作用。
2．5畜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品质量不高现有畜牧业畜禽品种结构中，耗粮型猪禽比例过高，节粮型、经济型草食牲畜比例过低;产品结构中，肉类产量过大，奶、蛋类产量偏低。
3建议和对策
3．1建立健全畜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按照畜牧兽医及动物防疫行政管理职能，配齐配全专业技术人员，核定全额财政拨款基数;成立动物卫生监督和畜牧技术推广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和技术要求。
3．2合理规划畜牧业专用地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农业结构调整需要，在离主城区较远的乡镇、办事处合理规划和储备畜牧业专用地，为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提供保障。
3．3大力扶持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引导和组织基地生产与农户经营等方面的作用。按照“积极扶持、精心培育、引导生产、提供服务”的思路，培育壮大龙头企业，落实扶持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各项政策，加大对畜牧业产业化的投入。通过项目支持、贷款贴息、技改重组、信用担保等措施，扶持一批起点高、规模大、实力雄厚、带动力强、科技含量高、有发展前景的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养殖大户，形成龙头企业集群，带动畜禽养殖户的积极性。
3．4大力发展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引导畜牧业专业合作社通过合同契约或产权联结等多种形式，与养殖户建立稳定的产销利益联结体，带动农民调整结构、发展生产、进入市场。更好地发挥助农增收的作用，让农民分享加工、流通环节利润。通过“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等多种形式，提高畜牧业专业合作组织化程度，转变畜牧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积极引导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依法完善内部组织结构，健全规章制度，真正把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办成民办、民管、民受益的自治组织。着力培育畜牧业产业中介组织、营销经纪人、运销大户，实现种养加一条龙、产加销一体化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