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伦理道德;现代转型;重构
我国传统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前后相继,交相更替,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成了具有独特内容和风格的传统美德,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建设的教育思想,有我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这些内容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活秩序的深层设计,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今天,进一步探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转型与重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特点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博大精深,形成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儒家伦理思想更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占据核心和主干地位。
儒家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高原则是“爱人”,其核心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基本准则和要求;而将这样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扩充到社会政治领域,提出“礼仁”一体,使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儒家伦理的鲜明特色。这使得儒家伦理在漫长的我国封建社会具有了与封建政治一体化的正统地位,对当时社会秩序的调整和传统文化的继承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修身养性,打造内质
修身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概念,也被称为“修德”、“克己”、“正身”、“修己”。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性本善,同时又认为如果没有一番修身慎独的功夫,本性的善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善。要实现这种转化,首先必须做到律己修身。孔子认为,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样的修养功夫,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也就是对自身厚责,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而“求诸己”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慎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这就是说,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经过这样的修养锤炼,人们就可以成为品质高尚、节操坚定的正人君子。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不仅知识分子多形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气节,而且一切志士仁人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基础和前提,毕其一生去追求、去践行[1]。这种重视修身的道德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而且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都表现出重视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品格。
2.克己奉公,注重整体
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们要有社会责任、国家责任、家庭责任,强调每一个人应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人们的家国意识、乡土情结特别浓厚,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是重视群体价值的最突出体现。在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国人都应以国家统一为乐,强调为社会尽责、为天下尽忠的献身精神。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传统道德重视群体价值的又一体现。在宗法制下,家族是个人实现其个人价值的保证,因此只有维护家族的利益,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群体拥有支配的权利,个体则只有服从的义务,个人只有克制身心,服从群体,才能与世俗融洽相处。重视国家、群体的利益,以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之一,它形成了国人顾大体、识大局、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怀的情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的美德[2]。这种美德,培育的是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历来为我国人所推崇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道德观念的反映。
3.先义后利,见利思义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坚持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孔子告诫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同时,孔子根据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划分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倡导要做讲究大义的君子,而不做只讲利益的小人。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董仲舒更概括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的命题。“重义轻利”这种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这种义利观注重社会公利,引导人们为国家和百姓作贡献,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本位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造就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追求完善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也培育了一批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献身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如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成仁取义的理论,给后世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伟绩。
二、传统伦理道德在社会转型中所受到的影响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对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而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生产关系,在对小农经济与封建政治关系的思考中,儒家探索出与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纲常伦理,并使之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民主观念、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在价值判断和经济判断之间也不断发生着无法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作为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现代社会强有力的冲击,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
首先,传统的伦理道德只注重人们的道德教育,而忽视了法律、法规等手段对社会管理的作用,破坏了法律的独立性,阻碍了法律的形式化,导致了法律的道德化。究其原因,由于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和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伦理或政治一元化的社会,由此造成长期以来的道德一元化。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已经走向多元化,一元化的道德规范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对多元化道德的需求,便在若干领域造成道德规范的缺失。
其次,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强调树立群体意识、整体意识。传统道德中公私概念非常模糊,一方面只有家族利益而没有个人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6]。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是公有,公有是共有,也没有公私之分,没有个人产权边界的概念。而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求利,利润追求的最大化和利益占有的利己性是市场经济行为的根本特性,离开这一点就不会有市场经济行为,也不存在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目的,都是为了赚取最大利润,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充分尊重人的个性、能力、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权利,克服传统的“义务型”伦理的强权倾向和片面性。
再次,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倡重义轻利,国家要不以利为利,个人要以义为重,甚至产生“以贫为荣、以富为耻”的扭曲的道德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直接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能也不可能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追求物质利益作为社会的基本问题和价值目标来加以解决、规范和追求。
综上所述,个体的道德理性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旧伦理观念相互冲突,善恶是非界限非常模糊,这就需要社会以制度的形式,建立一系列明确的社会道德规范,告诉人们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做的,协助个体确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同时,个人的道德意志也是有限的,往往难以克制自私欲望的膨胀,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所提供的约束,包括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都可以强化个体的道德意志。三、传统伦理道德现代化重构的路径
迈进新世纪,在我国社会广泛而激动人心的现代化转型中,不只是现实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同样面对着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重构、整合、创新。那么如何来重构呢?不能因为传统伦理道德存在的某些问题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应本着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原则,并根据现时代的特征,建立符合我国特色的伦理道德体系,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实现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与互补
虽然传统伦理道德中有其消极的一面,如等级特权、尊卑有序的观念是为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服务的,与现代社会极不相容,但诚实守信、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道德在现代社会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传统道德应客观评价,有效利用,做到真正的扬弃。另外,道德习惯的形成,除传统的劝导、说服、教育外,还需要一定的强制性。在市场经济中某些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假冒伪劣、权钱交易、损坏公物等,仅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要改变重德轻法的传统,逐步确立法律的权威。同时,我们应看到道德规范有其立法的必要性,这既可以保证社会变革中道德规范的更新,又可保证已形成的道德规范的贯彻执行。此举是重建现代道德文明,树立道德新风,防止道德沦丧的重要途径,也是强化伦理道德观念与强化法律意识同步进行的有效方式。当代我国的法制现代化是我国人民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法制变革运动,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特色。
2.强调社会价值与个人利益的统一
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道德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而又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并由此衍生出一整套缜密的道德规范,将人们的言论和生活,自内心深处纳入传统经济需要之网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利益关系在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竞争、民主、法治经济,虽然能够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开拓精神、创新思想和效率意识,但同时,市场自身的趋利性、排他性和商品交换等价值原则,容易引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离开一定的经济道德基础,只能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信誉崩毁、甚至罪案丛生。因此,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仅强调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而要更多地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将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与国家经济政策有机地协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与个人是互为目的的。一方面集体作为个人利益的代表应以个人为目的,在物质上根据社会公正原则尽力满足个人的正当利益,不断提高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在精神上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个性发展,促进个人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以集体为目的,为维护和增进集体利益而努力工作。只有集体利益得到了满足,集体壮大和发展了,个人的利益才能更容易得到体现和实现。通过两方面的共同努力、相互促进,使个人和集体都达到共赢,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3.应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赏罚机制
通过注重人的心理需要、情感因素和对利益的要求,来引导人们的行为。道德赏罚机制就是赏善罚恶、扬善抑恶,它是社会运用利益机制对法律规范调整范围之外的个体行为进行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评价和调控方式。所谓“赏”,就是社会通过给予实施道德行为者更多的利益来肯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昭示和倡导一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所谓“罚”,就是社会通过剥夺实施不道德行为者的既得利益来否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显示道德规范的权威性,以禁止不道德行为的再次发生。如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行为可通过树立典型、舆论引导等方法,对行为者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奖励,以保证行为者的利益;而对于不道德行为,如制假卖假、坑蒙拐骗等,我们应当通过各种媒体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对其进行物质上的处罚,从而让人们分清是非善恶,对自身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改革本身是对原来基本秩序的重塑,是一个从有序到无序再到基本有序的过程。无序状态的存在,既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也是再次走向有序的一个基本环节。今天讨论该问题,着眼的是“失”中有得,是在失去陈陈相因的传统后重新建构我们的伦理体系。社会转型时期迫切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使社会从动荡走向有序,从“个人伦理”走向“制度伦理”,这是当代我国道德嬗变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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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铭松.论我国传统道德伦理[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4):92-97.
[3]魏英敏.当代我国伦理与道德[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335-350.
[4]王殿卿.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196-197.
一全球化及其带来的道德变局
虽然受到当今世界上诸多势力的批评、反对或否定，全球化在当代世人的经验世界里是处于快速提升之中的。这个经验性判断当然可以由我们经常吃喝的麦当劳、可乐等全球化饮食、每天上网浏览的全球信息、整日受到的全球污染来证明，也可从他国学者的论述中得到证明：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六年前就描述道：“不久前，我在莫斯科的饭店房间里每天晚上都可以收看一个德国频道，即德国电视二台的节目；稍早一些时候，我在开罗的饭店里每天晚上都可以收看美国CNN的电视节目；几天以后住在维也纳时又看到日本的电视节目；在我汉堡的家里，每天晚上都能收看大约25或30个频道（我们已经加入了有线网），其中包括一个英国频道、一个美国频道、一个法国频道和一个土耳其频道。过不了10年，只要我们进入有线网或者屋顶架设一个解码器，就能收看上百个频道。”[1]很清楚，他在此描述的是自己对于文化全球化的经验。对于这种经验，戴维?赫尔德等人叙述道：“在全球化的诸种体现形式中，几乎没有什么像国际品牌、大众文化偶像和工业品以及卫星向各大洲成千上万的人现场直播重大事件那样如此直观，覆盖面广并且渗透力强。全球化最大众化的象征包括可口可乐、麦当娜和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新闻。无论这些现象有着怎样的因果重要性和实际意义，也很少会有人怀疑，最直接感受到和经历的全球化形式是文化全球化。”[2]也就是说，全球化已经贯穿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之中，贯穿在人们最为直接的经验感知之中，而这种“贯穿”在程度上和速度上还在迅速增长。在本文看来，这种经验性的对全球化的证明方式是最为切实可靠的，它虽然不能对全球化中的各种复杂性作出说明，但却可以有力地否定对于全球化存有各种居心的否定。
在通过经验证明全球化及其迅速提升的基础上，讨论其内部机制、外在特征及其产生影响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在我看来，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就其最为主要的方面来说就是资本化（capitalization），这一点实际上早在马克思对资本和世界历史研究中就被指出了。他说：资本在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同时，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又说：“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4]在此，马克思主义清晰指出，资本具有扩散至全球的趋势，这种趋势是资本本身具有的内在必然规定性。今天，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内在逻辑已经转化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对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实际上，物化关系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即资本——引者），借助复制的形而上学，实现了对现实的时间和空间的统治。资本主义的同质化的时空依然是人们所面临的惟一现实。”[5]国外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学者也指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因为“作为其基础的世界经济在整体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支配的”。[6]这些话清楚表明，资本运行的巨大旋涡是全球化的主导机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全球化的主导外在特征就是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一体化（mondialisation）。这种同质化既表现在我们今天的衣食住行与西方人的衣食住行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上，也表现在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程序及其处理观念正在趋同上。这种一体化既表现在全球性的各种成文不成文的规则正在对我们起着越来越强的制约功能上，也体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正在开始对于世界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上。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同质化和一体化是资本化的必然结果和外在表现。
在本文中，我们无力对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层面影响予以讨论，只想对考察它对世界道德局势的影响。从宏观上，全球化已经并正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道德状况，形成一个巨大的多层次道德变局。下面我想将这个变局的特点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人类历史上各种道德传统被挤压到同一时空场中，使之发生各种冲突和同化，这里的同化是基本层面的会通和趋同，普世伦理就是展现出的某些苗头。
我们知道，人类在自己的文明史上创造了多种道德传统，除掉大量由于各种原因湮灭掉的之外，保存到今天的还有佛教道德、基督教道德、伊斯兰教道德、印度教道德、锡克教道德、耆那教道德及各种世俗道德等。由于全球化造成的时空压缩，使这些道德观念及其实践者需要面对面地接触、肩并肩地生活。一方面，这使本来极少接触的各种道德观念在同一时空点出现从而彰显出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使各种道德实践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比如，目前伊斯兰世界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冲突中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道德方面的因素；马来西亚前领导人马哈蒂尔等人对亚洲价值观的阐扬及对西方价值观的批评也表现出东西方道德观念的冲突。另一方面，全球化造成的时空压缩也使各国人民学习、接受、实践其他的道德观念成为可能，这无疑也极大地推扩了人类道德实践的空间。而且，也使人们必然要寻求和建构普同性的道德，寻找人类共同的道德底线。这充分体现在当代诸多学者对于普世伦理的思考和探索上。其最为典型的文献体现当然就是1993年9月4日由世界宗教大会通过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孔汉思起草）及1997年9月1日呈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世界人类义务宣言》（由众多国家的前领导人签字）。另外，世界各国学者对此还有更为丰富的探讨。比如，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讨论形成一种国际社会伦理的可能性[7]；安娜伊莎贝尔??普雷拉?弗洛雷斯则试着思考将和平确定为人类一种新的社会道德契约[8]。可以说，普世道德的寻求构成当代人类思想的重要工作，并取得了某些值得关注的进展。
2、各种道德传统在全球场景中受到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感官主义、自由主义道德的深刻的消解，但力图寻求各种新的扩张和发展。
由于资本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进展，其带来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感官主义、自由主义道德在今天的世界上大行其道。它们既展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也更为露骨地表现在网络世界中。这势必使多少都有禁欲主义和集权主义色彩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和消解。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道德及其载体（如宗教组织或个体实践者）便对此做出两种反应。一是坚持甚至强化自己的传统，其代表便是各种宗教都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和实践。另一种是修正自己的传统，表现出某些与时俱进的色彩，其代表则是各种宗教都有的温和派和改革派。前者可以霍梅尼革命后伊朗政权和阿富汗的“道德实践”为例，他们在国内严苛的伦理政策引起许多世人的关注和不安；后者则暂可以较为复杂的基督教的解放神学和过程神学为例，他们对于传统基督教道德的革新虽然受到各种不同评价，但的确表现出迥异于传统的特征。目前这两种反应都表现出较强的发展势头，这也使全球化带来的道德变局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复杂性。
3、公正、平等、民主、自由成为全球基本的道德准则，但仍然在实践和学理两个层面受到批评和挑战。
毫无疑问，全球化势必将资本运作的基本道德原则带向整个世界。从正面和积极方面来理解，这些道德原则应该是公正、平等、民主、自由等。这在今天的全球社会生活中有着多方面的体现，在此，我们想以由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商界领袖长期协商拟定的考克思圆桌商业原则来说明一下。这份原则一开始就声称：“就业与资本的流动性使经济活动及其影响不断地全球化。”“没有道德准则，就没有稳定的经济关系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接着它提出许多原则，其中包括：“供应商和竞争商应该本着诚实公正的精神履行义务，相信这样才会带来更多的商机。”“公司应认识到，真诚、公正、真实、守信与透明不仅有利于经济活动的信誉和稳定，而且有益于提高商业交易（尤其是国际商务）的效率和顺利性。”“在商业的各方面公正对待顾客，其中包括高水平的服务和顾客不满意时的补救措施。”“与雇员坦诚沟通，公开分享信息（仅受法律和竞争情况限制）；”“及时与雇员沟通，了解他们的思想、不满和要求；”“与雇员有冲突时应相互信任，协商解决；”“避免歧视行为，确保公平对待、机会均等不受性别、年龄、种族和宗教的影响；”“尊重物主/投资者的要求、建议、不满和他们的正式决定”；“在定价报价、许可、售卖权等所有业务中追求公正性；”“尊重人权与民主制度，并尽可能改善人权与民主状况”。[9]这里引用的是经商的原则，这些原则清楚地体现出其背后的道德倾向。极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经商原则和道德大部分还体现在《不同者的宣言：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国际商务伦理准则》中。这是由三大一神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商业、金融、学术和宗教机构的领袖们制定的。从这两份文件中可以看出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已经成为它的制定者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无疑也是他们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形成的人生道德原则。无论从学理还是从实践的层面来看，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已经成为全球道德的基本准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当然，我们要看到的是，也有人从各个角度对于这些原则提出批评。比如，蒋庆就认为“民主具有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的独特的文化属性，这种独特的文化属性产生于具体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具有超越历史文化的普遍性。由于民主要受其历史文化背景的限制，当我们讲民主时，只能是讲西方的民主，而不可能有人类的民主。”[10]这些批评能否成立和有效当然还需要深入的探讨。
以上我们所谈三点仅仅是全球化带来的道德变局的主要方面，同时也是较为直观的表象层面，对于各种次要的、细密的内容和深层、复杂的内容没有进行讨论，因为后者需要更深的研究和更大的篇幅。
二全球化道德变局中的中国传统道德
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道德资源如何能在当代社会发挥其应有价值是学界应该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本文看来，这项课题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道德变局的问题。下面我们想首先考察传统道德的状况，然后再考察传统道德资源在全球大潮中发挥作用的应然方向。
1、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洗礼，中国传统道德的存在状态是：文献俱在，少数人力图复兴，但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不占据主导地位，不接受者甚多。
我们知道，中国社会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就发生了天翻地履的变革，中国的道德状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传统道德真正的实践者越来越稀少，能够为人们所见的只是大量道德文献。如果仅就这些文献估计，在人类各民族之中，中华民族的德资源大约是最为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的了。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而言，这些文献的主要部分可以分为儒、释、道三家。从规模上看，这三家的道德文献可以说是浩若烟海，比如儒家的五经及董子、程子、朱子、陆子、阳明子的著作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道德说教或是对自己道德进行论证的本体论等内容，还有许多
二、三流的思想家的著作中道德伦理的成分就更多，至于《颜子家训》、《朱子家训》及《语》、《小窗幽记》等文献就是更为典型的道德训条。佛教的道德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约束佛教弟子的戒律，这也就是“三藏”中的“律藏”；另一类是这些佛门戒律对于世俗人类的影响及其影响之下形成的一些信条和典籍，比如明清时期的大量劝善书（当然，这些劝善书也和儒、道二家有关联）。道教也都有较为丰富的道德文献，同佛教一样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道经“十二类”中的戒律类，指的是功过格及戒规、科律等；二是这些戒律影响民间形成的一些著作，其中大多和佛教类同或混合。总的来说，这三家的道德资源都相当广博，是它们整个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还有大量武德、医德、师德、文德、艺德等职业道德方面的文献。一般而言，它们大多包含在这类职业的有关著作之中，比起这类职业的具体操作内容在比重上并不算大，但其内容的启发价值不容人小觑，有些信条直到今天还在对这种职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现实功能。
在实践方面，在当代中国，完全按照传统道德持身立世的人毕竟已经不多，但是保持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来为人处世的人还是有一定比例。其中，释、道二教内部严格遵守戒律的信徒应该说还是有相当人数，而能创造性地实践儒家道德在当代社会中也不是不能发现。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河北省徐水县的孙大午先生，他在自己的企业推行儒家的一些伦理规范，不仅使自己企业中的许多人受到影响，而且影响到周围村庄的民风。可以预期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上这样的例子还将出现更多。从总体上看，在当代中国，能够继承和较大程度上持守传统道德的人在整个社会上所占比例不大，并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某些年轻人）在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于传统道德持否定和批评的态度。这无疑和全球化带来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及公正、自由、独立的影响有关，因为这些内容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基本上没有的，甚至对此有一种较强的否定倾向。今天年轻人大部分都接受全球化的崭新影响，而不太接受传统的影响。这在世界各国和各个领域都是如此。
2、中国传统道德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在学理上，大力发掘资源，并予以全球化背景上的理论整合；在实践上，经过改造之后的传统道德可以在整个社会广泛推行，并亟需出现具有榜样色彩的典范。
实事求是地说，在今天全球化的理论层次上观察，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资源虽然极为广博，但系统性较弱一些，而且内部存在各种对立和冲突，也和现代社会生活距离较远。因此，有必要在当代条件下予以重新整合和改造。这里的“整合”有两个维度，一是中国传统各家美德的整合，二是和其他各种国外传统美德的整合。其中，前者看似简单实则极难，因为“三教合一”的提法已经有一千多年，但仅就伦理道德来说就一直没能取得多大的进步，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信仰体系和思想体系的深层分歧；后者自然也会存在类似前者的问题，但由于全球化的广阔背景却在今天为此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时空压缩导致的各道德传统之间的深层了解甚至共同生存感受成为可能。这里的“改造”有两个最为基本的出发点，一是从当代中国现实出发，二是从全球化的现实出发。前者的含义在于改造传统的根本目的是为现实服务；后者的含义在于改造中国传统必须兼顾整个人类的状况，必须着眼于为所有的世人服务，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必然要求。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改造”还是“整合”指向的都是传统道德资源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坦率地说，这个理论工作目前仅仅是有所起步，其巨大的工作尚在后面。在此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工作中的一个基本理论要点是必须吸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等基本的现代道德观念，在这些观念的基础才能较好地改造我们的传统道德，其应有价值才可能发挥出来。
在实践层面上，这个应有价值的真正实现在相当的程度上还依靠人们在实践中的宏扬。因此，经过改造之后的传统道德在当代中国社会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关键还在于人的努力，关键还在于出现具有真诚意志的道德典范。这是中国传统美德在中国社会广泛推行的关键所在，也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上中国传统道德能占一席之地的关键所在。但是，在此我要提醒注意一些伪冒道德实践者和蠢陋道德实践者的出现，他们可能是借助传统道德之名来谋取各种各样的私利，或者是过于教条化地理解传统道德而没能吸取公正、自由等今日全球化的基本道德。比如，在当代有些自称为儒者的人就可能有伪儒、陋儒的存在。对此，我们有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锐利的目光。
从总体看，全球化是一个积极和消极、肯定和否定、建构和解构等多种对立力量并存的必然历史过程，它也是人类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整合阶段。对于任何一种传统道德它都会发挥具有对立性质的双面影响，中国传统道德资源在这一巨大潮流面前自然也不可能逃脱这一宿命。但量，必然的历史过程最终仍然要由人的活动来完成，在全球化带来的道德变局面前我们完全不必束手而待，而是应该挖掘、开拓我们优秀的传统美德，创造更为灿烂、更为美善的当代道德和未来道德，以期不负我们的先人留下的无尽恩泽，以期不负我们是礼义之邦的子民。
[1]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学》（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页。
[2]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45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39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391页。
[5]张一兵、蒙木桂《神会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6][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65页。
[7]见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全球挑战、伦理与国际社会》一文，载《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8]见安娜伊莎贝尔??普雷拉?弗洛雷斯《和平文化，社会的一种新道德契约》一文，载《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是一种默契，或许更是一种共识。两大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在春节前后，集中时间版面，讨论中华传统文化，是不是可以理解这是在释放一种信号，散发一种能量：传统文化是强国利民不可忽视的强大精神支柱。
中国传统文化贯穿着传统美德。而中华传统美德始终被认为，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优良精神，崇高气节，高尚情感，良好礼仪的集中概括。“扶贫济困，救死扶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不所欲，勿施于人”，“良善抵万金”，无论是孔子、孟子的至理名言，还是凡人草根在生活中积累提炼出的警言佳句，都是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的真实写照。几千年来，人们正是沿着这条光明宽阔又充满了善意的大道一代代走下来。它美丽又具有魅力，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然而，现实中并不是到处都是阳光，阴暗和扭曲同样存在。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言而无信，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等等劣迹，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之中，让人不寒而栗。最典型的是食品安全，为了蝇头小利，可以置人的生命而不顾。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胺，像幽灵般时不时出现，使人谈吃色变。至于拒不赡养老人，损人利己，见死不救等与良心道德相悖的丑事，也屡见不鲜，令人心寒。
道德伦理的衰落，影响的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而是整个社会。事业的发展，国家的兴旺，人民的富强，缺少了道德支撑，只能是一时的辉煌，甚至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近期，到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这里，把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提高到国家民族的层面来认识，并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传统的道德规范开始解构，出现了许多的引起道德反思的社会现象。全社会对此类事件的强烈关注，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焦虑感和道德自觉。毫无疑问，“小悦悦事件”就是这样一个触动我们心灵深处，拷问我们灵魂的事件。 一、“小悦悦”事件始末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已经58岁的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引发网友广泛热议。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2011年10月23日，广东佛山280名市民聚集在事发地点悼念“小悦悦”，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2011年10月29日，没有追悼会和告别仪式，小悦悦遗体在广州市殡仪馆火化，其骨灰将被带回山东老家。“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小悦悦事件”再次引发了每一个中国人对鲁迅先生当年批判的国民劣根性的思考。2011年10月21日零时32分2岁女童小悦悦离世，各地网民纷纷在微博、论坛为小悦悦祈福、寄托哀思。而小悦悦事件所引发的全国性关于道德、法律、人性等讨论、反思也随之达到了一个高潮。“小悦悦事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如何重构社会道德体系、挽救社会信任危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广东省委书记也在2011年10月20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忍住刮骨疗伤的疼痛来唤起社会的警醒与行动。事件发生后，通过媒体的报道，在国内各个群体都引起了高度关注。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小悦悦的安危牵动了所有人的心。最初舆论仅仅是针对漠视的路人进行批评与指责。随后，在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上开始对事件本身以多元视角展开了深入反思。网友和各种媒体声音在鞭挞社会冷漠的同时，更多的是讨论公民道德规范的解构、公民的责任以及社会救济机制等更深层次的问题。纵观一系列评论文章，大多数人都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国人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而相关的文化道德建设却落后于时展，重建社会道德已经刻不容缓。因此，思考此类事件的实质，并对道德解构进行深入分析显得尤为必要。 二、事件本质：传统社会道德的解构 通过对“小悦悦事件”的回顾，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了这反映出社会公民道德出了问题。但是，什么是公民道德，到底传统社会道德出了什么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同时又不得不受到社会的法律、道德的支配和约束。为了使人真正成为人，社会成为真正的文明有序社会，就必须有道德的自觉规范。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重要手段，道德与法律规定共同构成人们的行为规范内容。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就调节范围而论，道德大致分为两类：公德和私德。公德维系社会公共生活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约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行为，避免一个人对他人造成实质性伤害，如坑蒙拐骗。”私德指个人品德、作风、习惯以及个人私生活中的道德，约束个体行为，如见义勇为，这是个体基于内心的道德准则而外化出来的利他行为。不管是公德还是私德，都体现的是对善的向往与追求。无疑，从小悦悦面前走过去的18位路人，在那一瞬间用“失德”的行为扭曲了自身的道德人格。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是害怕受到讹诈而保护自己的措施，南京彭宇案(2006年发生在南京，路人扶起跌倒老太反被诬陷事件)的判决结果被放大为使得路人不敢再去随便搭救陌生人的重要原因。但是，人命关天，生命岂容漠视。在一个具有健全道德人格公民心中，人的生命绝对应该远远高于个人的委屈。因此，这一事件本质上体现了传统道德的失范即现代社会公民传统道德规范的解构。社会现象都是时代的产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道德的“失范”脱离不开我国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传统道德规范是与熟人社会相联系而起作用的，道德的履行带有很强的地域封闭性、封建等级宗法色彩以及重义轻利的特点。现代社会，公民自主意识增强，个性更加突出，而且随着社会交往的频繁流动性和社会利益群体的日益复杂，传统道德规范开始消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已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也不能完全做到为现代化进程提供所需要的价值支撑。在此阶段，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新型道德文化还没有达到成熟和完善。可见，“小悦悦事件”就是一个道德文化体系发生重大变革时期的代表性事件，它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道德文化发展程度不高并伴随传统道德资源的不断消解。 三、道德解构的两个层面 道德的作用形式是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内心信念，存在形式是心理意识、原则规范、行为活动等。可见，道德归根结底要通过公民个体来起作用。道德一旦生成就内化为信念，外化为行动，必然要外显在人的言语和行动两个层面。那么公民道德的解构，就是指道德规范从道德话语和道德行为两个层面不断消解。道德话语一般具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描述意义，指道德语言用来描述“可感形象”，记录或揭示道德事实（或现象），包括根据真实道德事实进行话语层面的道德判断及推理，从而得出合乎实际的道德结论。另一种是情感意义，指道德语言是个人情感和主观态度的外化，语言背后存在可以感觉到的道德情感。道德话语的解构是以上双重意义的解构。描述合乎道德的事实，体现真挚道德情感，是道德语言的基本意义。但如今社会层面的很多道德语言不仅不反映实际道德状况，反而成为掩盖不道德状况的工具。这种情况在虚假广告（包括虚假的商业信息宣传等）表现得很突出。社会上有号称“优质产品”的黑心奶、黑心药、黑心食品等等。一些人的道德表白与其思想意识和行为表现的事实完全对立，道德语言苍白无力，慢慢被消解，全面丧失描述、反映道德事实的意义。伴随着语言描述上解构的是道德话语内在情感意义的丧失。冠冕堂皇的假话背后并无半点道德感情可言。道德话语背后充斥着假话和不道德的伪善情感，这直接导致诚信的丧失和人际防范意识的增强。网络虚拟环境在一定意义上降低了一些人在网络上（比如，QQ和论坛）说谎的道德愧疚感。当道德成为纯粹的语言游戏和作秀技巧，再加上一些不道德的内容被披上道德话语的外衣，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社会公民道德话语体系的解构。道德行为是人们按照一定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关系上，从本人意志出发自主选择的行为。道德行为过程包括三个基本环节：确定目的和形成动机、实际的行动、行动后的效果和评价。从动机来看，市场经济中的道德行为往往带有利益获取的表征，传统道德中的内在的利他性退居次要地位。儒家提出“仁”的思想，并把它当作最高的道德原则，要求人们应当“推己及人”“舍己爱人”。俗话中的“施恩不图报”等在市场现实中被许多道德行为的功利性所掩盖。一些商家屡屡在公益活动中表现的十分踊跃，但往往缺乏“我为人人”之心，获取知名度而谋取利润是内在的驱动力量。不否认很多企业和个人的确是想着回报社会和帮助别人，但是那些为了私利而作秀的现象无疑影响了公众对道德行为的判断。社会大众对道德行为动机的怀疑可以从“小悦悦事件”有人对拾荒阿姨陈贤妹救人为了想出名的质疑声中看出。就道德行为本身而言，主要是一些虚假的内容被填入道德的空壳，使得社会公民对道德行为持冷淡的态度。最近几年陷入风波的一些慈善机构造成的恶劣影响仍在继续。行动后的效果和评价无疑是对道德行为层面解构的最后一根稻草。“小悦悦事件”中，就“有评论文章分析，南京彭宇案(2006年发生在南京路人扶起跌倒老太反被诬陷事件)的判决结果让路人不敢再去随便搭救陌生人。缺乏好人有好报的社会环境以及制度保障，是此类事件一再发生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道德行为层面的解构会造成社会公民的道德情感丧失，甚至被不道德情感取代，使人失去践行道德和拒绝不道德行为的心理动力，如此则会造成人际冷漠和社会“失德”现象频发。#p#分页标题#e# 四、道德的解构是社会生态危机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然而，人们的社会意识一旦形成，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决定和影响人们的社会存在，这就是存在与意识的作用和反作用。社会流动的频繁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陌生人社会”开始形成。传统社会道德体系开始消解，体现了时代对道德建设的新要求。当代社会的道德问题，与其说是道德的困境，不如说是现代工业条件下人类生存状况问题的反映。市场的本质是交换，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越是自主运行，越是容易把人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上的工具。道德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力是毋庸置疑的，当道德文化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步调，必然会阻滞社会发展的进程。“一旦社会道德解体，人的生存危机就来临了。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就是因为存在着凝聚社会成员的道德体系。”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已经把人们从泛道德主义①中解放出来，人们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同一化”表现实现了个性化的发展。然而，转型期社会，传统道德的解构使得我们陷入社会生态危机（相对于自然生态破坏而言）：人与自我方面，盲目追逐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价值追求，缺乏自觉与自省意识，放弃自我约束与良心叩问，呈现出道德虚无感；“人与人方面，冷漠、疏远日益严重，呈现出道德扭曲状态；人与社会方面，在许多层面和领域，诚信与廉耻缺失，责任感与道义感松懈，呈现出道德异化现象。”公民道德的解构还造成一些人对道德困惑的极端反应，出现反道德的道德虚无主义倾向，这也直接造成一些越轨和违法现象的发生。 道德解构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2011年4月14日，总理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指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举例来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这不仅是维护正常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土壤。”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了当前文化文化建设的紧迫性，“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舆论引导能力需要提高，网络建设和管理亟待加强和改进”。 对于道德每况愈下的种种不满和指责的背后，潜伏着我们渴望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能够自我反思，并担当社会责任的道德自觉意识。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道德困惑和道德解构问题是走向新道德文化的起点，是打上时代烙印的社会现象。一些受到普遍关注的道德迷惑和缺失，虽然表现出了负面价值，但亦发挥了反面教材的教训和警醒作用。人类道德发展的总趋势是向上的、前进的，虽然在一定时期可能有某种停滞或消解现象，但在总方向上，道德是沿着曲折的道路向前发展的。总体上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道德文化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要用发展的办法进行解决。对于道德解构进行深入思考有助于更好把握现在，创造美好未来。道德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并不是经济发展自发的成果。必须通过针对性的手段和措施，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现代化目标的新型道德文化创造生长条件。
中国古代先哲十分注重诚实守信，将其视为立身之本。《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就是强调人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信无欺是人际交往的原则。中华传统文化承认人有义和利的双重需要，从不否定利的存在和价值，但是更加注重轻利重义的品质。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为大学生指出了一条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途径，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认为“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既不能违背诚信的原则，更不能违仁丢义。为利出卖灵魂、丧失人格、更是为人不耻。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过分世俗化和物欲化的倾向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制和克服作用，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诚信和义利的关系，形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
2．“尊道贵德，律己修身”的修养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别注重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首先将“德行”列于首位。道德唯上，渗透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人讲道德有“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正正做个人”的说法；做文章讲道德强调“文以载道”；做官要“为政以德”，教育以“德教为先”等等。其次十分重视个体的修养实践，强调要将道德认识见之于生活行动，提倡“身体力行”“躬行实践”。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孔子提倡“修己”“克己”。而孟子的“反身而诚”、“求其放心”、“发人善端”都是强调应该发挥人的道德理性。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倡导克己自省、立志乐道、改过迁善、知行相资等修身原则和方法，突出个人的主体地位，肯定主观能动性，在生活中，要随时监督自己，严于律己。注重内省。这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学生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塑造学生健全高尚的人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
中国传统道德中，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宽容厚道，关爱他人，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对仁有多方面的解释，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同时要尊重人，孔子说：“己立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明人伦”，强调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在人伦要求中提出“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把“礼”看成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左f将礼比作国家的躯干，并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苟子认为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礼，一方面是封建社会上下尊卑，君臣父子等级的体现与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必备条件。《礼记·冠义》把礼当作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所以孔子对世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主要表现为“让”。“让，礼之主也”。对人谦让，是礼的重要道德内涵。提倡“谦恭礼让”、“严己宽人”的处世哲学，达到“荣辱不惊”“弘毅坚韧”的人生境界，为人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的思路和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培育宽容忍耐、尊重他人、注重和谐的优秀品质，在学生中间营造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和谐氛围。谦让首先是自己要谦虚，不妄自尊大，不骄傲自满，通利能辞让，治学能下人，只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有所作为。
4．“精忠报国、克己奉公”的爱国抱负和集体情怀
中国传统道德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公忠”的道德原则，强调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即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重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强调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群体为本位。在公私关系上，强调“公”。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忧国忧民精神，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岳飞的“精忠报国”的高风亮节，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贞品格；以及“饮雪吞毡，坚贞不屈”的苏武，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义务感，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克己奉公”，始终把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主张个人应该为国家民族利益尽职尽责，应以天下、国家的富强发展为已任，胸怀天下公而忘私。历代传颂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至理名言。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5．“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思想，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迂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名言。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力进取精神的具体体现和有力写照。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既含有坚定的意志力、果敢力、笃实的行动力，又含有积极主动的追求精神，道出了作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胜不骄、败不馁；正视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力、能力和毅力不断地去超越自身，从而获得自身的目标与价值。同时，中国传统理论的“有为”精神。主张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实现，在人生舞台上能够有所“立”。对学生进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教育，可以培养学生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精神品质。中华民族以艰苦奋斗精神著称广世，向来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品德与境界。孔子认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应该过分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因为过分膨胀的物欲，会造成道德的堕落，所以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自己不仅以粗粮冷水、曲眩而枕为乐，更赞赏以苦为乐、勤奋好学的弟子颜回。所以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周易》指出“君子以俭德辟难”，《尚书》提倡“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墨子》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古代先贤们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勤俭节约的具体方法：朱柏庐在《冶家格言》中明确提出“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资冶通鉴》则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古代先贤的名句佳篇和勤俭事迹对学生进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消费观、审美观、是非观，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来磨炼意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人为核心，以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的道德修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传承发扬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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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思想品德课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因此，从当今新的历史时代出发认真总结、研究中国古代道德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德，推动小学思想品德课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什么是传统美德？今天我们应当继承哪些美德？这是我们在讨论此问题时首先应当明确的。中国几千年的道德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东西，就道德内容讲，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善为本的人伦思想。与人为善是传统道德中很重要的内容，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做人之本。其中强调，在与人交往时要温和、友爱、忠厚、善良。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在外要“爱人”，如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墨子提出“兼相爱”，要“爱人犹己”，都强调了要善待他人，对人有仁爱之心。另外，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强调要讲谦让，替他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教人们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不要只顾自己、不想他人。在这种道德伦理思想支配下，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良好的社会风尚，如尊老爱幼、助人为乐、讲谦让、懂礼貌等等。这种谦和、善良的人伦思想，正是我们今天待人处世、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应提倡的。
第二，自谦自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为人之道。对己严、对人宽一直作为传统美德流传至今，它强调做人要谦虚、谨慎，不能骄傲自满。事情没有做好，首先要“反求诸己”，从自己这里找原因。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都强调了在为人处世上要严于解剖自己，对待他人要宽容，不苛求于人。传统道德观还强调，当自己强于人时要“毋以己长而形人之短”，当自己不如人时，不要嫉妒人，“毋以己拙而忌人之能”。这些都是很好的品质。今天，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提倡要敢于表现自己参与竞争，这种自谦自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思想还需要不需要呢？我认为，不但需要，而且还有它特殊的意义。我们讲竞争不是资本主义的相互倾轧，在竞争中更需要学会正确对待自己和他人，心胸宽阔，能与人合作。
第三，自尊自爱，讲情操、重气节的人格品质。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多少仁人智士都把追求高尚情操作为理想人格的重要方面。比如，强调为人要正直，面对邪恶要刚直不阿，敢于主持正义，宁愿直死，不可曲生。做人要有骨气，“在上不骄、在下不谄”、要洁身自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另外强调做人要知荣辱，懂得自尊自爱“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这种自尊自爱、追求高尚情操的精神品质，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加强对学生进行高尚道德情操的教育，从小培养他们懂得自尊自爱是很重要的。
第四，以公为先的人生价值观。与西方人本主义道德观相比，中国传统道德观更注重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个人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上，强调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以“为国为民献身为荣”，在生死观上强调要能做到“舍生取义”生要生得正大、死要死得壮烈。“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都表达了以公为先的人生价值观。特别是在祖国危难关头，民族英雄们所表现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国家之务为己任”的民族责任感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之情。尽管在封建社会中，这种以公为先的思想通常与忠君相联系，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与我们今天提倡的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不能相提并论，但其中的忘我精神、牺牲精神、高度的民族责任感，还是我们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应该发扬光大。
此外，在传统道德中，还有一些。如：教人们要珍惜时间，勤奋好学，自强自勉，以及劳动人民在长期艰苦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中形成的吃苦耐劳、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豁达乐观的性格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
如何将这些传统美德吸收到思想品德课中，使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放异彩？我认为首先要处理好继承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精神的关系。
我们经常强调在思想品德课中要继承传统美德，也要体现时代精神。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谈继承，应立足于当今时代，从当今时代的要求出发对传统道德进行筛选、创新、改造，使之成为新时代道德文明的一部分；谈到时代精神也离不开对传统道德的继承，因为任何一种新的道德观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仅依赖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基础，也是对原有道德的扬弃，新的道德观念是在对旧道德的更新改造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因此，小学思想品德课应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从时代进步的角度对传统美德的再认识。
道德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每一道德观都以一定时代为基础，即使是带有人类道德共性的传统美德，人们对它的认识层次也因时代的不同存在差异。
如，艰苦朴素、艰苦奋斗，这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艰苦生活和劳动中形成的美德。这些美德在任何时代都是应当提倡的，但今天讲与过去讲，哪怕是20年前都是不一样的。过去讲艰苦朴素、艰苦奋斗更注重于物质上的节约，生活上的俭朴和在贫困艰苦条件下的吃苦耐劳精神。这是劳动人民对劳动成果和艰苦的劳动环境所持的一种朴素的情感和态度。今天，生活条件改善了，特别是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向小康水平迈进，我们还抱着原来的观点教育学生显然不行，那么，我们还要不要讲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呢？当然要。艰苦朴素、艰苦奋斗不仅是人对劳动成果、物质条件的态度，同时也是人的一种生活态度、生活追求，在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的今天，是以奢侈、浪费，以能吃能花为美，还是以节俭为荣；是贪图安逸、追求享受，还是艰苦奋斗，反映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今天，我们进行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教育，应从现实社会出发，着眼于培养学生以简朴为荣，肯于吃苦，勇于奋斗的良好品质和道德风貌，而不能停留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认识水平上。
再如，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有着像中华民族这样浓厚的爱国情感。然而，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和长期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爱国情感又具有狭隘性和封闭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比如在认识祖国方面曾经表现出的夜郎自大的倾向，单纯强调祖国的繁荣富强，缺少忧患意识的培养；另外，过分强调爱国不离本土，简单地把是否留在国内作为衡量爱国与否的标准等等，从而造成教育上的片面性。今天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要在世界大背景下让学生认识祖国，既要看到祖国建设的兴旺发达，又要看到与先进国家的差距，着眼于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为祖国做贡献的责任感。
另外，如宽厚、谦让、谦虚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封建社会里，又与忍让、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孤高自傲等消极的人生态度相联系。
所以，在谈到继承传统美德时，应从时代进步的角度，对传统美德进行再认识，使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更好地体现时代的要求，反映新时代的风貌。
（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道德文化遗产，从时代的要求出发，对道德文化遗产进行更新改造，为现实服务。
传统的道德文化遗产是古人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它们流传千百年，至今仍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借鉴价值。对这些传统道德文化遗产，应本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进行更新、改造，赋与新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合理的利用。
有些优秀的传统篇，如优秀的传统故事、格言警句，可以直接纳入小学思想品德课教材。目前，我们教材中已吸收了一些，如“狼来了”、“凿壁借光”、“十八缸水”等故事，以及古代的格言、谚语，但随意性较大。我认为，对优秀的传统篇应有一总体考虑，对其中代表中国道德的精华、具有流传价值又符合小学生理解能力的，应有意识、有重点地吸收到教材中，使这些传世佳作一代一代传下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品德课教材风格。
有些传统道德，如孝敬父母，在封建社会中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是封建家庭伦理观的核心，体现着封建的宗法依附关系。特别是“父为子纲”、“父母在不远游”之类的说教，是我们今天应屏弃的，但其中赡养父母、尊敬父母等观念还是要提倡的。对类似这样的传统道德，我们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照搬古人的说教，而是在更新、改造的基础上，赋予新的内涵，使其成为反映时代要求的新道德。
另外，古代蒙学中采用的一些方法，我们也可以考虑借鉴。如《增广贤文》，将各时代和当时社会广为流传的格言、谚语，用依韵归类的方法编排成文，读来琅琅上口，便于咏诵和记忆；再如《三字经》，将道德要求和道德故事用三字排列方法，编成顺口溜。学生在读诵中记住了这些故事和要求，数年后，一想起“三字经”，就能回忆出故事的内容及所讲的道理。儿童期是一个人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在这时给他们一些至理名言，让他们记忆、背诵，将会使他们终生受益。当然，我们不能照搬古时的方法，它们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路，我们还应根据当今时代的特点编出具有时代风格的新篇。
（三）在克服传统道德观中消极因素的基础上，不断确立反映时代精神的新道德，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
当我们谈到继承时，也应看到传统道德中存在着的不可低估的消极因素。它不仅根深蒂固地积淀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而且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
如封建的家庭依附观念对现代孩子的影响，集中表现为孩子对父母的过分依赖和独立意识的欠缺；再如，长期存在于没落封建统治者中的摆阔气、讲排场的风气，在今天的社会中也有反映，由此造成一部分学生道德观念的混淆，以显阔、出手大方为美；另外，在传统观念中存在着的保守性、封闭性，造成我们民族长期以来求稳求安、墨守成规、满足现状的心理状态，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现代的青少年一代。
[关键词]传统道德;传承活力;市场经济
"彰善瘅恶"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伦理基础和基本使命。孔子倡导的"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就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概括和总结。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尺度,既表现其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又表现出其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不同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是道德创新的现实历史基础。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认为,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应体现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国有之血脉”。尽管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传承特点尚有不同见解,但从其复杂的个性特征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特质,就是传统道德体系中最具有活力的传承基因。
一
人和自然和谐交融,亲密友善,相生相伴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和“无人合德”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周易大传》以“天”、“地”、“人”为“三才”,道家的《道德经》以“道”、“天”、“地”、“人”为“四大”。“三才”、“四大”都是把“人”看做与天地自然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董仲舒在描述天地人三者关系时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佛,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
中国古代思想家尽管主张繁杂,对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的认识上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分割,人的道德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定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思想家把人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共生的东西称之为道德。当人遵守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谐共生的道德时,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当人们用道德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时,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崇尚“仁者爱人”。“仁者爱人”观念的形成,说明“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是人类的一种完美的道德追求,而“仁爱”精神就是传统道德规范的体现,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子说“,仁者,爱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就是要人们替别人着想,要待人以诚,施人以惠。“天人合德”和“仁者爱人”这种超然豁达,元限宽广的道德境界,塑造了中华民族明白达观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注重人必须不断认识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的传承特点。既注意道德理想的塑造,又注意具体道德规范的创造和运用。把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使道德调节功能充分发挥。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收自己的道德观念。"[3]市场经济是一种借助利益竞争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它要求在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等,因此新的道德规范应体现出市场经济人的道德行为多样化的特点,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切忌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背市场经济的要求,脱离群众的道德实际。
中国古代的“仁爱”或“仁道”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友爱、互助等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爱"观则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前者更多地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道德规范上是尊重人、关心人，救助解困、敬老、助残等,后者更多地关注个人权利的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和个人的尊严。“仁爱”精神是一种人类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信念,从“仁爱”精神的现代意义上讲,它将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依然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
二
在传统道德思想体系中，“中庸之道”既是方法论,又是一种理想道德观念。要实现“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人们要自觉地用折衷调和方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和稳定。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之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传统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它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和品德,合理的法律和法规都要适中,恰到好处,不能偏向一面,不能走极端,不能打破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充分尊重自然规律是传统道德的主要方法和一贯主张,也是中国社会和民族保持社会稳定性、连续性的法宝,但过分地强调回避矛盾会使社会发展缺乏活力,缺乏创新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庸之道”并非惧怕矛盾,过分抑制人的个性发展,也并非过分抑制创新,而是强调在稳定的前提下,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可以发现“中庸之道”具有吸纳优秀文化的内在本质和非凡的融合之力。
作为道德观念,《札记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央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慎乎其所不睹,恐怕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要求人们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也要非常小心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这是一种较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古希腊的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要留心,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而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且“丝毫不做不适当的事"”[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民族道德心理定势中的“中庸”特质,并未扼杀市场经济的创造活力,也未抑制人们的创新精神,反而彰显出更多的主动性。
市场经济和“中庸”的慎独思想都崇尚诚信原则,尽管二者有不同的内涵和解释。市场经济把诚信看做是经济活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要素,是人们履行合同、契约的信任前提,而中国传统道德把自觉履行道德责任,自觉进行道德修养作为君子修养的基本准则。孔子所讲的“言而有信、敬事而信”就是要求人们说话要诚实可信,认真而诚实地对待事情和工作,信实无欺。经济学学者史怀泽曾经说过“自由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除了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5]两种诚信观在这里结合得是多么完美啊!市场经济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形态在中华道德文化背景条件下,不但没有排斥中华传统之美德,反而显示出主动融合姿态。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6]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成为维持市场经济中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行为准则,是人们一般的、基本的道德信念、道德人格和良心,也是评价人的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如果用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去看待这些市场经济道德观,人们并不感觉陌生可怕,因为两种道德观中都十分重视社会公德的建设,都认为"诚实"是社会公德的基础。因此两种文化在融合过程中都显示出活力。
三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形成是围绕“义利”关系的争论展开的。因此,“义利之辩”的过程,就是中国传统道德价值、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和缩影。“义利之辩”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一是“义利统一”;二是“利重义轻”;三是“重义轻利”。以上三种观点在中国传统道德形成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影响,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调节作用也十分明显,其中“重义轻利”观在总体上处于支配地位。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将义利关系严重对立起来的代表性观点,它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来董仲舒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统治阶级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强调“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人们“存义去利”，“存理灭欲”,彻底否定了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道德观念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否则易出现“义”与“利”的严重脱节。当“义与利”严重对立时,就会出现个人主动放弃自身利益或自身利益被剥夺。“重义轻利”观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抑制人对社会的侵害,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
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如何确立新的“义利”关系是当今道德建设的热点问题。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中,有“权”和“利”之争。权利的本质意义是对人的某种自由或利益的肯定,从这个角度上讲道德权利是从道德上给人提供一个自由选择其行为方式以获取正当利益的合理范围,权利人可以以一定的道德上的支持和保护作用,这是法律所不能取代的。很显然,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中还没有合理解释和合适的位置,这里的“义”并没有法律的含义,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权利并不是爱心和同情心激发的纯粹的赠品和恩赏,因为如果是恩赏,对它的造当反应则只能是感恩谢德。”[7]“凡是我作为一个人所享受有的权利也就是另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8]在这里所讲的“义”是指“义务”而“非”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法律许可或法律未禁止的范围内,根据社会需求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正当权力,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定式中把追求个人利益看做是小人的行为,君子只能看重“义”。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过程中,我们在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流时,因“义”而失“利”的事例很多,教训也不少。更有甚者,把它运用到体育竞赛之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传统重“义”思想的表现。当我们从本质上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认识市场经济,审视中国传统“义利”关系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表现得就十分突出,有时我们也会把“见利忘义”说成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种认识显然存在偏差。只重视“义”而忽视市场经济规律性,不利于建立新的“义利”关系。传统“义利”关系中能反映出中华民族特征的,对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的精华部分,理应在新的“义利”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新的义利观的主流思想,而那些过于理想化的“义利”观只能供后人观瞻了。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这种宗法制度里,维护其存在的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导向是重视个人对家庭、宗族和国家的道德责任,强调个体利益服从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遵循整体主义的利益原则,反对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主张个人不得有独立的利益和人格,不允许把个人利益放在宗族和国家利益之上。子从父、弟从兄、妻从夫、家庭从家族、宗族从国家,封建君主则以一人之大私,以为天下之大公,孟子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协调封建人际关系的“五伦”“三纲五常”作为维护封建传统道德准则,从根本上维系着封建宗法制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也、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他在强调法治的同时,把“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看做天下之常道,认为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传统道德的局限性是统治阶级历史局限性的内在表现。革命者和改革者都把“三纲五常”形容为“吃人”的道德,恐怕就是从封建礼教扼杀人的个性讲起的。变革需要打破封建礼教,而那些被世界人民传颂的中华民族经典性美德,依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生存活力。“尊老爱幼”等是传统礼教法纲中流传最为广泛的道德观念。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哪种经济形态,中华民族都接受不了将个人利益完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价值观念,至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血缘情结和家庭美德也不会因市场经济利益关系确立而完全消失,而会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新的道德体系之中,成为市场经济道德体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9]市场经济肯定个人追求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并且借助各种经济利益激励机制或激发个人劳动创造的热情,这就要求我们从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树立公平、公正、竞争、效率和责任意识。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道德情结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存在着巨大差异和矛盾。这种差异和矛盾从表面上看似乎根本没有相互融合的因素,但目前中西方的家族中,这种血缘道德情结构成的道德“法网”仍然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在华人经济圈里,还是在世界著名大企业中,靠“家文化”或“家道德”支配的家族企业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家文化的血缘道德责任和整体主义道德准则,在法律社会里,在市场经济的细胞中依然魅力元限,光彩照人,取得令人惊讶的经济成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已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但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情缘却不能消失。市场经济是一种充分尊重个性、展示个性魅力的经济形态,而血缘道德的整体主义原则依然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传统道德的传承活力,不是由理论推理而成,而是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尽管有人用现代管理的理论对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但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仍在不断地涌现和发展壮大。
五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十分注重塑造人们“至善”的道德人格,培养具有理想品德的“君子”。它的目标是现实的,而不是玄虚的;方法是注重实证的,而不是注重逻辑分析的;途径是偏重于启迪内心觉悟而达到行为自觉,而不是偏重于由外在实践而达到思想领悟。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要求人们接受道德教育,认识理想的道德观念,并在行为上表现出君子的美德,达到知善和行善的统一。具体来说有三大特点:
一是通过“德教”达到“修身”。孔子倡导“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0],也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道家与儒家尽管有所不同,但也十分看重“修德”。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把修身的过程和道德提高与普及的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注重实效的优点,它有效地克服了道德的虚幻性和教条性。二是倡导“知行合一”。孔子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际上,“知行合一”就是通过道德教育,增进人们把自己的道德认识付诸道德实践的自觉性,达到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三是强调“言教”与“身教”的统一。在“言教”和“身教”的言论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孔子非常强调在对君子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时,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道德思想教育民众,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民众,激发民众对理想美德的追求。
我们可以把“君子”的道德觉悟看做是道德先进性的标志,但它不能是只有少数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英雄人物才能做到的英雄道德,我们要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普通公民和职业人员应当遵守的“群众道德”作为普遍性德教的内容,体现出人的基本道德义务。在现实生活中,对“英雄道德”的宣传和教育往往偏重于先进性的号召,忽视对群众性道德广泛性的引导,忽视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可操作性的道德准则规范的宣传教育,“知行合一”完全成为摆设。合理的道德观念中的道德规范,通过有效教育手段去教育民众,使人们在实践中自觉认识和接受、转化为自己不可夺移的“内心信念”和“内在律令”。
作为道德传承的手段,中国传统的“德教”观应视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在于其形式上的创新与否,而在于能否赋予其合乎时展要求的道德内容与此相适应。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都是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并在实践中得以提升后,形成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往往只看重问题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事物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也被称为道德经济,它有很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道德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并未被人们广泛认识。中国德教的传统优势似乎也未引起人们的广泛的注意,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过分地张扬市场经济道德个性,过分地对传统的德教思想进行批判和否定。伦理缺失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职业道德缺失现象,而中国传统职业道德观念和“童叟无欺”、“为人师表”、“诲人不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传统德教经典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最具有传承活力的基因,是市场经济在中国传统道德氛围赖以存在的温床。
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认真研究市场经济就是“道德经济”的真正含义,好像市场经济就是个人对金钱的崇拜,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就是洪水猛兽,把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在社会转轨时期出现某种思想冲突和混乱不足为奇,出现道德伦理的缺失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反对将两种文化现象进行简单嫁接,更要警惕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否定中国传统德教观,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道德中排斥外来文化习惯心理优势。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和现代科学的教育手段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将显示出传统和现代相合的优势[l1]。
六
中国历代思想家在构建其道德思想体系时,总是围绕如何巩固至高无上君主制度来设计的,从道德思想学说的创立,到道德思想灌输乃至道德理论运用上,都是倡导个体服从整体的道德价值观,其核心都是为统治阶级提供最有效的“仁治”理论。实现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灵魂和最终目的。不管是儒家历来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近代思想家提出的、具有时代意识的道德思想,都是把道德思想和政治实践融为一体的,都是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实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在这一点上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真正地达到和谐统一。统治阶级看重“德治”,常常借用国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思想、行为规范赋予政治和法律的权威。中国古代思想家只能把对“善”的至高无尚的追求,寄托于统治阶级的“仁治”上,而从历史上看“仁治”或者说“德治”都是一种道德的理想追求。道德的理想化和理想化的道德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和自身。传统道德如果不能随着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失去自身的光环,就不能成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重要工具,其结果要么导致道德上的虚伪,要么是对道德的肆意践踏,使道德成为一种游离于社会生活的东西。
市场经济是最活跃的经济形态,一方面它需要形成系统的道德观念,作为人们评价行为的基本价值尺度;另一方面还要求形成一套道德行为准则,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性。如果市场经济缺少一套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就会造成人们道德精神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无序状态。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依靠代表社会公意的法律,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而且还需要用代表“社会公利”的道德,借助国家民众用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传统的"以德治国"与现代的"以德治国"尽管有本质的区别,但把道德作为"治国"的纲领,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共视为治国之纲领,其时代意义就非同凡响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彩,良莠并存,既有反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文明进步的道德思想,又有受历史局限性日益滞后的、腐朽的道德陋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它要求人们在严格遵守追求利益游戏法则的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现代市场经济对于世界文化的文明成果的融合之力,是其推动世界文明飞速发展的标志。既然市场经济在中华大地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既然市场经济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碰撞和冲突中相互融合的局面已初显端倪,说明中国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基因兼容性和吸纳力十分强大,二者将在实践中相互吸纳,在碰撞中相互扬弃,在融合中相互促进,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道德体系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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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语•八千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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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怀泽.敬畏生命[M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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