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5 15:04:46
序论：在您撰写传统道德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是一种默契，或许更是一种共识。两大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在春节前后，集中时间版面，讨论中华传统文化，是不是可以理解这是在释放一种信号，散发一种能量：传统文化是强国利民不可忽视的强大精神支柱。
中国传统文化贯穿着传统美德。而中华传统美德始终被认为，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优良精神，崇高气节，高尚情感，良好礼仪的集中概括。“扶贫济困，救死扶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不所欲，勿施于人”，“良善抵万金”，无论是孔子、孟子的至理名言，还是凡人草根在生活中积累提炼出的警言佳句，都是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的真实写照。几千年来，人们正是沿着这条光明宽阔又充满了善意的大道一代代走下来。它美丽又具有魅力，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然而，现实中并不是到处都是阳光，阴暗和扭曲同样存在。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言而无信，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等等劣迹，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之中，让人不寒而栗。最典型的是食品安全，为了蝇头小利，可以置人的生命而不顾。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胺，像幽灵般时不时出现，使人谈吃色变。至于拒不赡养老人，损人利己，见死不救等与良心道德相悖的丑事，也屡见不鲜，令人心寒。
道德伦理的衰落，影响的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而是整个社会。事业的发展，国家的兴旺，人民的富强，缺少了道德支撑，只能是一时的辉煌，甚至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近期，到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这里，把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提高到国家民族的层面来认识，并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传统道德;传承活力;市场经济
"彰善瘅恶"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伦理基础和基本使命。孔子倡导的"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就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概括和总结。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尺度,既表现其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又表现出其和时俱进的内在品质。不同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是道德创新的现实历史基础。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认为,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应体现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国有之血脉”。尽管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传承特征尚有不同见解,但从其复杂的个性特征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特质,就是传统道德体系中最具有活力的传承基因。
一
人和自然和谐交融,亲密友善,相生相伴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和“无人合德”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周易大传》以“天”、“地”、“人”为“三才”,道家的《道德经》以“道”、“天”、“地”、“人”为“四大”。“三才”、“四大”都是把“人”看做和天地自然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董仲舒在描述天地人三者关系时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佛,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
中国古代思想家尽管主张繁杂,对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的熟悉上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分割,人的道德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定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和天地合德,和日月合明,和四时合序。”思想家把人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共生的东西称之为道德。当人遵守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谐共生的道德时,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当人们用道德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熟悉,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时,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崇尚“仁者爱人”。“仁者爱人”观念的形成,说明“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是人类的一种完美的道德追求,而“仁爱”精神就是传统道德规范的体现,是调节人和人、人和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子说“,仁者,爱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就是要人们替别人着想,要待人以诚,施人以惠。“天人合德”和“仁者爱人”这种超然豁达,元限宽广的道德境界,塑造了中华民族明白达观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注重人必须不断熟悉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的完美融合的传承特征。既注重道德理想的塑造,又注重具体道德规范的创造和运用。把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使道德调节功能充分发挥。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收自己的道德观念。"[3市场经济是一种借助利益竞争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它要求在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等,因此新的道德规范应体现出市场经济人的道德行为多样化的特征,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切忌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反市场经济的要求,脱离群众的道德实际。
中国古代的“仁爱”或“仁道”中包含着人和人之间应当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友爱、互助等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爱"观则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前者更多地关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道德规范上是尊重人、关心人，救助解困、敬老、助残等,后者更多地关注个人权利的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和个人的尊严。“仁爱”精神是一种人类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信念,从“仁爱”精神的现代意义上讲,它将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依然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功能。
二
在传统道德思想体系中，“中庸之道”既是方法论,又是一种理想道德观念。要实现“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人们要自觉地用折衷调和方法,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和稳定。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之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传统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它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和品德,合理的法律和法规都要适中,恰到好处,不能偏向一面,不能走极端,不能打破人和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充分尊重自然规律是传统道德的主要方法和一贯主张,也是中国社会和民族保持社会稳定性、连续性的法宝,但过分地强调回避矛盾会使社会发展缺乏活力,缺乏创新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庸之道”并非惧怕矛盾,过分抑制人的个性发展,也并非过分抑制创新,而是强调在稳定的前提下,熟悉和把握自然规律。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可以发现“中庸之道”具有吸纳优秀文化的内在本质和非凡的融合之力。
作为道德观念,《札记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央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慎乎其所不睹,恐怕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要求人们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也要非常小心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这是一种较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古希腊的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要留心,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而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且“丝毫不做不适当的事"”[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民族道德心理定势中的“中庸”特质,并未扼杀市场经济的创造活力,也未抑制人们的创新精神,反而彰显出更多的主动性。
市场经济和“中庸”的慎独思想都崇尚诚信原则,尽管二者有不同的内涵和解释。市场经济把诚信看做是经济活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要素,是人们履行合同、契约的信任前提,而中国传统道德把自觉履行道德责任,自觉进行道德修养作为君子修养的基本准则。孔子所讲的“言而有信、敬事而信”就是要求人们说话要老实可信,认真而老实地对待事情和工作,信实无欺。经济学学者史怀泽曾经说过“自由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除了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还需要在老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5两种诚信观在这里结合得是多么完美啊!市场经济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形态在中华道德文化背景条件下,不但没有排斥中华传统之美德,反而显示出主动融合姿态。亚当%26#8226;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老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6市场经济活动的参和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成为维持市场经济中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行为准则,是人们一般的、基本的道德信念、道德人格和良心,也是评价人的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假如用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去看待这些市场经济道德观,人们并不感觉生疏可怕,因为两种道德观中都十分重视社会公德的建设,都认为"老实"是社会公德的基础。因此两种文化在融合过程中都显示出活力。
三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形成是围绕“义利”关系的争论展开的。因此,“义利之辩”的过程,就是中国传统道德价值、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和缩影。“义利之辩”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摘要:一是“义利统一”;二是“利重义轻”;三是“重义轻利”。以上三种观点在中国传统道德形成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影响,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调节功能也十分明显,其中“重义轻利”观在总体上处于支配地位。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将义利关系严重对立起来的代表性观点,它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来董仲舒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统治阶级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强调“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人们“存义去利”，“存理灭欲”,彻底否定了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道德观念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否则易出现“义”和“利”的严重脱节。当“义和利”严重对立时,就会出现个人主动放弃自身利益或自身利益被剥夺。“重义轻利”观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抑制人对社会的侵害,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
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如何确立新的“义利”关系是当今道德建设的热点新问题。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中,有“权”和“利”之争。权利的本质意义是对人的某种自由或利益的肯定,从这个角度上讲道德权利是从道德上给人提供一个自由选择其行为方式以获取正当利益的合理范围,权利人可以以一定的道德上的支持和保护功能,这是法律所不能取代的。很显然,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中还没有合理解释和合适的位置,这里的“义”并没有法律的含义,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权利并不是爱心和同情心激发的纯粹的赠品和恩赏,因为假如是恩赏,对它的造当反应则只能是感恩谢德。”[7“凡是我作为一个人所享受有的权利也就是另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8在这里所讲的“义”是指“义务”而“非”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法律许可或法律未禁止的范围内,根据社会需求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正当权力,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定式中把追求个人利益看做是小人的行为,君子只能看重“义”。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过程中,我们在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流时,因“义”而失“利”的事例很多,教训也不少。更有甚者,把它运用到体育竞赛之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传统重“义”思想的表现。当我们从本质上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熟悉市场经济,审阅中国传统“义利”关系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表现得就十分突出,有时我们也会把“见利忘义”说成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种熟悉显然存在偏差。只重视“义”而忽视市场经济规律性,不利于建立新的“义利”关系。传统“义利”关系中能反映出中华民族特征的,对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的精华部分,理应在新的“义利”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新的义利观的主流思想,而那些过于理想化的“义利”观只能供后人观瞻了。
四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这种宗法制度里,维护其存在的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导向是重视个人对家庭、宗族和国家的道德责任,强调个体利益服从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遵循整体主义的利益原则,反对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主张个人不得有独立的利益和人格,不答应把个人利益放在宗族和国家利益之上。子从父、弟从兄、妻从夫、家庭从家族、宗族从国家,封建君主则以一人之大私,以为天下之大公,孟子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协调封建人际关系的“五伦”“三纲五常”作为维护封建传统道德准则,从根本上维系着封建宗法制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也、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他在强调法治的同时,把“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看做天下之常道,认为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传统道德的局限性是统治阶级历史局限性的内在表现。革命者和改革者都把“三纲五常”形容为“吃人”的道德,恐怕就是从封建礼教扼杀人的个性讲起的。变革需要打破封建礼教,而那些被世界人民传颂的中华民族经典性美德,依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生存活力。“尊老爱幼”等是传统礼教法纲中流传最为广泛的道德观念。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哪种经济形态,中华民族都接受不了将个人利益完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价值观念,至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血缘情结和家庭美德也不会因市场经济利益关系确立而完全消失,而会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新的道德体系之中,成为市场经济道德体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9市场经济肯定个人追求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并且借助各种经济利益激励机制或激发个人劳动创造的热情,这就要求我们从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树立公平、公正、竞争、效率和责任意识。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道德情结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存在着巨大差异和矛盾。这种差异和矛盾从表面上看似乎根本没有相互融合的因素,但目前中西方的家族中,这种血缘道德情结构成的道德“法网”仍然成为人们关注和探究的对象,无论是在华人经济圈里,还是在世界闻名大企业中,靠“家文化”或“家道德”支配的家族企业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家文化的血缘道德责任和整体主义道德准则,在法律社会里,在市场经济的细胞中依然魅力元限,光彩照人,取得令人惊奇的经济成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已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但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情缘却不能消失。市场经济是一种充分尊重个性、展示个性魅力的经济形态,而血缘道德的整体主义原则依然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传统道德的传承活力,不是由理论推理而成,而是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尽管有人用现代管理的理论对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但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仍在不断地涌现和发展壮大。
五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十分注重塑造人们“至善”的道德人格,培养具有理想品德的“君子”。它的目标是现实的,而不是玄虚的;方法是注重实证的,而不是注重逻辑分析的;途径是偏重于启迪内心觉悟而达到行为自觉,而不是偏重于由外在实践而达到思想领悟。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要求人们接受道德教育,熟悉理想的道德观念,并在行为上表现出君子的美德,达到知善和行善的统一。具体来说有三大特征摘要:
一是通过“德教”达到“修身”。孔子倡导“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0,也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道家和儒家尽管有所不同,但也十分看重“修德”。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把修身的过程和道德提高和普及的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注重实效的优点,它有效地克服了道德的虚幻性和教条性。二是倡导“知行合一”。孔子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际上,“知行合一”就是通过道德教育,增进人们把自己的道德熟悉付诸道德实践的自觉性,达到道德熟悉和道德实践的统一。三是强调“言教”和“身教”的统一。在“言教”和“身教”的言论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孔子非常强调在对君子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时,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道德思想教育民众,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民众,激发民众对理想美德的追求。
我们可以把“君子”的道德觉悟看做是道德先进性的标志,但它不能是只有少数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英雄人物才能做到的英雄道德,我们要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普通公民和职业人员应当遵守的“群众道德”作为普遍性德教的内容,体现出人的基本道德义务。在现实生活中,对“英雄道德”的宣传和教育往往偏重于先进性的号召,忽视对群众性道德广泛性的引导,忽视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可操作性的道德准则规范的宣传教育,“知行合一”完全成为摆设。合理的道德观念中的道德规范,通过有效教育手段去教育民众,使人们在实践中自觉熟悉和接受、转化为自己不可夺移的“内心信念”和“内在律令”。
作为道德传承的手段,中国传统的“德教”观应视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在于其形式上的创新和否,而在于能否赋予其合乎时展要求的道德内容和此相适应。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都是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并在实践中得以提升后,形成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往往只看重新问题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事物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也被称为道德经济,它有很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道德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并未被人们广泛熟悉。中国德教的传统优势似乎也未引起人们的广泛的注重,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过分地张扬市场经济道德个性,过分地对传统的德教思想进行批判和否定。伦理缺失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职业道德缺失现象,而中国传统职业道德观念和“童叟无欺”、“为人师表”、“诲人不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传统德教经典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最具有传承活力的基因,是市场经济在中国传统道德氛围赖以存在的温床。
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认真探究市场经济就是“道德经济”的真正含义,似乎市场经济就是个人对金钱的崇拜,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就是洪水猛兽,把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对立起来。在社会转轨时期出现某种思想冲突和混乱不足为奇,出现道德伦理的缺失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反对将两种文化现象进行简单嫁接,更要警惕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否定中国传统德教观,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道德中排斥外来文化习惯心理优势。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和现代科学的教育手段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将显示出传统和现代相合的优势[l1。
六
中国历代思想家在构建其道德思想体系时,总是围绕如何巩固至高无上君主制度来设计的,从道德思想学说的创立,到道德思想灌输乃至道德理论运用上,都是倡导个体服从整体的道德价值观,其核心都是为统治阶级提供最有效的“仁治”理论。实现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灵魂和最终目的。不管是儒家历来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近代思想家提出的、具有时代意识的道德思想,都是把道德思想和政治实践融为一体的,都是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实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在这一点上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真正地达到和谐统一。统治阶级看重“德治”,经常借用国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思想、行为规范赋予政治和法律的权威。中国古代思想家只能把对“善”的至高无尚的追求,寄托于统治阶级的“仁治”上,而从历史上看“仁治”或者说“德治”都是一种道德的理想追求。道德的理想化和理想化的道德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和自身。传统道德假如不能随着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失去自身的光环,就不能成为调节人和人、人和社会的重要工具,其结果要么导致道德上的虚伪,要么是对道德的肆意践踏,使道德成为一种游离于社会生活的东西。
市场经济是最活跃的经济形态,一方面它需要形成系统的道德观念,作为人们评价行为的基本价值尺度;另一方面还要求形成一套道德行为准则,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性。假如市场经济缺少一套和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就会造成人们道德精神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无序状态。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依靠代表社会公意的法律,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而且还需要用代表“社会公利”的道德,借助国家民众用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传统的"以德治国"和现代的"以德治国"尽管有本质的区别,但把道德作为"治国"的纲领,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共视为治国之纲领,其时代意义就非同凡响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彩,良莠并存,既有反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文明进步的道德思想,又有受历史局限性日益滞后的、腐朽的道德陋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它要求人们在严格遵守追求利益游戏法则的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现代市场经济对于世界文化的文明成果的融合之力,是其推动世界文明飞速发展的标志。既然市场经济在中华大地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既然市场经济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碰撞和冲突中相互融合的局面已初显端倪,说明中国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基因兼容性和吸纳力十分强大,二者将在实践中相互吸纳,在碰撞中相互扬弃,在融合中相互促进,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道德体系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摘要：
[I董仲舒.春秋繁露[MJ.
[2论语%26#8226;八千宵[M.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摘要:第3卷[M.北京摘要:人民出版社,1972.
[4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摘要:商务印书馆,1993.
[5史怀泽.敬畏生命[MJ.上海摘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亚当%26#8226;斯密.道德情操论[MJ.北京摘要:人民出版社,1972.
[7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M.北京摘要:商务印书馆,1981.
[8潘恩.潘恩选集[MJ.北京摘要:商务印书馆,198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摘要:第4卷[MJ.北京摘要:人民出版社,1972.
[10孔子.论语%26#8226;宪问[MJ.
[l1夏伟东.重新熟悉中华民族传统的诚信道德素质[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摘要中国传统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传承活力是什么?如何建立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道德体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新问题。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既然市场经济在中华文化环境中已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一方面说明中国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基因兼容性和吸纳力都十分强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二者只有在实践中相互吸纳,在碰撞中相互扬弃,在融合中相互促进,才能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道德体系,推动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传统道德;传承活力;市场经济
"彰善瘅恶"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伦理基础和基本使命。孔子倡导的"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就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概括和总结。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尺度,既表现其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又表现出其和时俱进的内在品质。不同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是道德创新的现实历史基础。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认为,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应体现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国有之血脉”。尽管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传承特征尚有不同见解,但从其复杂的个性特征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特质,就是传统道德体系中最具有活力的传承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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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自然和谐交融,亲密友善,相生相伴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和“无人合德”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周易大传》以“天”、“地”、“人”为“三才”,道家的《道德经》以“道”、“天”、“地”、“人”为“四大”。“三才”、“四大”都是把“人”看做和天地自然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董仲舒在描述天地人三者关系时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佛,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
中国古代思想家尽管主张繁杂,对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的熟悉上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分割,人的道德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定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和天地合德,和日月合明,和四时合序。”思想家把人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共生的东西称之为道德。当人遵守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谐共生的道德时,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当人们用道德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熟悉,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时,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崇尚“仁者爱人”。“仁者爱人”观念的形成,说明“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是人类的一种完美的道德追求,而“仁爱”精神就是传统道德规范的体现,是调节人和人、人和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子说“,仁者,爱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就是要人们替别人着想,要待人以诚,施人以惠。“天人合德”和“仁者爱人”这种超然豁达,元限宽广的道德境界,塑造了中华民族明白达观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注重人必须不断熟悉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的完美融合的传承特征。既注重道德理想的塑造,又注重具体道德规范的创造和运用。把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使道德调节功能充分发挥。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收自己的道德观念。"[3市场经济是一种借助利益竞争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它要求在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等,因此新的道德规范应体现出市场经济人的道德行为多样化的特征,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切忌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反市场经济的要求,脱离群众的道德实际。
中国古代的“仁爱”或“仁道”中包含着人和人之间应当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友爱、互助等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爱"观则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前者更多地关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道德规范上是尊重人、关心人，救助解困、敬老、助残等,后者更多地关注个人权利的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和个人的尊严。“仁爱”精神是一种人类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信念,从“仁爱”精神的现代意义上讲,它将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依然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功能。
二
在传统道德思想体系中，“中庸之道”既是方法论,又是一种理想道德观念。要实现“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人们要自觉地用折衷调和方法,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和稳定。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之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传统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它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和品德,合理的法律和法规都要适中,恰到好处,不能偏向一面,不能走极端,不能打破人和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充分尊重自然规律是传统道德的主要方法和一贯主张,也是中国社会和民族保持社会稳定性、连续性的法宝,但过分地强调回避矛盾会使社会发展缺乏活力,缺乏创新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庸之道”并非惧怕矛盾,过分抑制人的个性发展,也并非过分抑制创新,而是强调在稳定的前提下,熟悉和把握自然规律。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可以发现“中庸之道”具有吸纳优秀文化的内在本质和非凡的融合之力。
[关键词]传统道德;传承活力;市场经济
"彰善瘅恶"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伦理基础和基本使命。孔子倡导的"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就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概括和总结。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尺度,既表现其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又表现出其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不同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是道德创新的现实历史基础。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认为,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应体现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国有之血脉”。尽管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传承特点尚有不同见解,但从其复杂的个性特征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特质,就是传统道德体系中最具有活力的传承基因。
一
人和自然和谐交融,亲密友善,相生相伴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和“无人合德”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周易大传》以“天”、“地”、“人”为“三才”,道家的《道德经》以“道”、“天”、“地”、“人”为“四大”。“三才”、“四大”都是把“人”看做与天地自然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董仲舒在描述天地人三者关系时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佛,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
中国古代思想家尽管主张繁杂,对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的认识上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分割,人的道德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定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思想家把人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共生的东西称之为道德。当人遵守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谐共生的道德时,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当人们用道德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时,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崇尚“仁者爱人”。“仁者爱人”观念的形成,说明“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是人类的一种完美的道德追求,而“仁爱”精神就是传统道德规范的体现,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子说“,仁者,爱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就是要人们替别人着想,要待人以诚,施人以惠。“天人合德”和“仁者爱人”这种超然豁达,元限宽广的道德境界,塑造了中华民族明白达观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注重人必须不断认识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的传承特点。既注意道德理想的塑造,又注意具体道德规范的创造和运用。把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使道德调节功能充分发挥。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收自己的道德观念。"[3]市场经济是一种借助利益竞争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它要求在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等,因此新的道德规范应体现出市场经济人的道德行为多样化的特点,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切忌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背市场经济的要求,脱离群众的道德实际。
中国古代的“仁爱”或“仁道”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友爱、互助等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爱"观则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前者更多地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道德规范上是尊重人、关心人，救助解困、敬老、助残等,后者更多地关注个人权利的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和个人的尊严。“仁爱”精神是一种人类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信念,从“仁爱”精神的现代意义上讲,它将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依然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
二
在传统道德思想体系中，“中庸之道”既是方法论,又是一种理想道德观念。要实现“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人们要自觉地用折衷调和方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和稳定。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之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传统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它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和品德,合理的法律和法规都要适中,恰到好处,不能偏向一面,不能走极端,不能打破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充分尊重自然规律是传统道德的主要方法和一贯主张,也是中国社会和民族保持社会稳定性、连续性的法宝,但过分地强调回避矛盾会使社会发展缺乏活力,缺乏创新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庸之道”并非惧怕矛盾,过分抑制人的个性发展,也并非过分抑制创新,而是强调在稳定的前提下,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可以发现“中庸之道”具有吸纳优秀文化的内在本质和非凡的融合之力。
作为道德观念,《札记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央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慎乎其所不睹,恐怕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要求人们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也要非常小心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这是一种较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古希腊的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要留心,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而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且“丝毫不做不适当的事"”[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民族道德心理定势中的“中庸”特质,并未扼杀市场经济的创造活力,也未抑制人们的创新精神,反而彰显出更多的主动性。
市场经济和“中庸”的慎独思想都崇尚诚信原则,尽管二者有不同的内涵和解释。市场经济把诚信看做是经济活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要素,是人们履行合同、契约的信任前提,而中国传统道德把自觉履行道德责任,自觉进行道德修养作为君子修养的基本准则。孔子所讲的“言而有信、敬事而信”就是要求人们说话要诚实可信,认真而诚实地对待事情和工作,信实无欺。经济学学者史怀泽曾经说过“自由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除了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5]两种诚信观在这里结合得是多么完美啊!市场经济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形态在中华道德文化背景条件下,不但没有排斥中华传统之美德,反而显示出主动融合姿态。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6]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成为维持市场经济中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行为准则,是人们一般的、基本的道德信念、道德人格和良心,也是评价人的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如果用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去看待这些市场经济道德观,人们并不感觉陌生可怕,因为两种道德观中都十分重视社会公德的建设,都认为"诚实"是社会公德的基础。因此两种文化在融合过程中都显示出活力。
三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形成是围绕“义利”关系的争论展开的。因此,“义利之辩”的过程,就是中国传统道德价值、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和缩影。“义利之辩”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一是“义利统一”;二是“利重义轻”;三是“重义轻利”。以上三种观点在中国传统道德形成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影响,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调节作用也十分明显,其中“重义轻利”观在总体上处于支配地位。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将义利关系严重对立起来的代表性观点,它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来董仲舒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统治阶级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强调“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人们“存义去利”，“存理灭欲”,彻底否定了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道德观念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否则易出现“义”与“利”的严重脱节。当“义与利”严重对立时,就会出现个人主动放弃自身利益或自身利益被剥夺。“重义轻利”观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抑制人对社会的侵害,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
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如何确立新的“义利”关系是当今道德建设的热点问题。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中,有“权”和“利”之争。权利的本质意义是对人的某种自由或利益的肯定,从这个角度上讲道德权利是从道德上给人提供一个自由选择其行为方式以获取正当利益的合理范围,权利人可以以一定的道德上的支持和保护作用,这是法律所不能取代的。很显然,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中还没有合理解释和合适的位置,这里的“义”并没有法律的含义,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权利并不是爱心和同情心激发的纯粹的赠品和恩赏,因为如果是恩赏,对它的造当反应则只能是感恩谢德。”[7]“凡是我作为一个人所享受有的权利也就是另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8]在这里所讲的“义”是指“义务”而“非”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法律许可或法律未禁止的范围内,根据社会需求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正当权力,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定式中把追求个人利益看做是小人的行为,君子只能看重“义”。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过程中,我们在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流时,因“义”而失“利”的事例很多,教训也不少。更有甚者,把它运用到体育竞赛之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传统重“义”思想的表现。当我们从本质上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认识市场经济,审视中国传统“义利”关系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表现得就十分突出,有时我们也会把“见利忘义”说成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种认识显然存在偏差。只重视“义”而忽视市场经济规律性,不利于建立新的“义利”关系。传统“义利”关系中能反映出中华民族特征的,对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的精华部分,理应在新的“义利”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新的义利观的主流思想,而那些过于理想化的“义利”观只能供后人观瞻了。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这种宗法制度里,维护其存在的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导向是重视个人对家庭、宗族和国家的道德责任,强调个体利益服从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遵循整体主义的利益原则,反对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主张个人不得有独立的利益和人格,不允许把个人利益放在宗族和国家利益之上。子从父、弟从兄、妻从夫、家庭从家族、宗族从国家,封建君主则以一人之大私,以为天下之大公,孟子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协调封建人际关系的“五伦”“三纲五常”作为维护封建传统道德准则,从根本上维系着封建宗法制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也、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他在强调法治的同时,把“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看做天下之常道,认为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传统道德的局限性是统治阶级历史局限性的内在表现。革命者和改革者都把“三纲五常”形容为“吃人”的道德,恐怕就是从封建礼教扼杀人的个性讲起的。变革需要打破封建礼教,而那些被世界人民传颂的中华民族经典性美德,依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生存活力。“尊老爱幼”等是传统礼教法纲中流传最为广泛的道德观念。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哪种经济形态,中华民族都接受不了将个人利益完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价值观念,至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血缘情结和家庭美德也不会因市场经济利益关系确立而完全消失,而会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新的道德体系之中,成为市场经济道德体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9]市场经济肯定个人追求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并且借助各种经济利益激励机制或激发个人劳动创造的热情,这就要求我们从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树立公平、公正、竞争、效率和责任意识。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道德情结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存在着巨大差异和矛盾。这种差异和矛盾从表面上看似乎根本没有相互融合的因素,但目前中西方的家族中,这种血缘道德情结构成的道德“法网”仍然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在华人经济圈里,还是在世界著名大企业中,靠“家文化”或“家道德”支配的家族企业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家文化的血缘道德责任和整体主义道德准则,在法律社会里,在市场经济的细胞中依然魅力元限,光彩照人,取得令人惊讶的经济成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已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但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情缘却不能消失。市场经济是一种充分尊重个性、展示个性魅力的经济形态,而血缘道德的整体主义原则依然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传统道德的传承活力,不是由理论推理而成,而是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尽管有人用现代管理的理论对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但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仍在不断地涌现和发展壮大。
五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十分注重塑造人们“至善”的道德人格,培养具有理想品德的“君子”。它的目标是现实的,而不是玄虚的;方法是注重实证的,而不是注重逻辑分析的;途径是偏重于启迪内心觉悟而达到行为自觉,而不是偏重于由外在实践而达到思想领悟。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要求人们接受道德教育,认识理想的道德观念,并在行为上表现出君子的美德,达到知善和行善的统一。具体来说有三大特点:
一是通过“德教”达到“修身”。孔子倡导“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0],也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道家与儒家尽管有所不同,但也十分看重“修德”。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把修身的过程和道德提高与普及的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注重实效的优点,它有效地克服了道德的虚幻性和教条性。二是倡导“知行合一”。孔子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际上,“知行合一”就是通过道德教育,增进人们把自己的道德认识付诸道德实践的自觉性,达到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三是强调“言教”与“身教”的统一。在“言教”和“身教”的言论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孔子非常强调在对君子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时,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道德思想教育民众,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民众,激发民众对理想美德的追求。
我们可以把“君子”的道德觉悟看做是道德先进性的标志,但它不能是只有少数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英雄人物才能做到的英雄道德,我们要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普通公民和职业人员应当遵守的“群众道德”作为普遍性德教的内容,体现出人的基本道德义务。在现实生活中,对“英雄道德”的宣传和教育往往偏重于先进性的号召,忽视对群众性道德广泛性的引导,忽视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可操作性的道德准则规范的宣传教育,“知行合一”完全成为摆设。合理的道德观念中的道德规范,通过有效教育手段去教育民众,使人们在实践中自觉认识和接受、转化为自己不可夺移的“内心信念”和“内在律令”。
作为道德传承的手段,中国传统的“德教”观应视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在于其形式上的创新与否,而在于能否赋予其合乎时展要求的道德内容与此相适应。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都是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并在实践中得以提升后,形成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往往只看重问题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事物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也被称为道德经济,它有很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道德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并未被人们广泛认识。中国德教的传统优势似乎也未引起人们的广泛的注意,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过分地张扬市场经济道德个性,过分地对传统的德教思想进行批判和否定。伦理缺失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职业道德缺失现象,而中国传统职业道德观念和“童叟无欺”、“为人师表”、“诲人不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传统德教经典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最具有传承活力的基因,是市场经济在中国传统道德氛围赖以存在的温床。
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认真研究市场经济就是“道德经济”的真正含义,好像市场经济就是个人对金钱的崇拜,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就是洪水猛兽,把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在社会转轨时期出现某种思想冲突和混乱不足为奇,出现道德伦理的缺失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反对将两种文化现象进行简单嫁接,更要警惕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否定中国传统德教观,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道德中排斥外来文化习惯心理优势。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和现代科学的教育手段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将显示出传统和现代相合的优势[l1]。
六
中国历代思想家在构建其道德思想体系时,总是围绕如何巩固至高无上君主制度来设计的,从道德思想学说的创立,到道德思想灌输乃至道德理论运用上,都是倡导个体服从整体的道德价值观,其核心都是为统治阶级提供最有效的“仁治”理论。实现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灵魂和最终目的。不管是儒家历来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近代思想家提出的、具有时代意识的道德思想,都是把道德思想和政治实践融为一体的,都是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实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在这一点上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真正地达到和谐统一。统治阶级看重“德治”,常常借用国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思想、行为规范赋予政治和法律的权威。中国古代思想家只能把对“善”的至高无尚的追求,寄托于统治阶级的“仁治”上,而从历史上看“仁治”或者说“德治”都是一种道德的理想追求。道德的理想化和理想化的道德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和自身。传统道德如果不能随着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失去自身的光环,就不能成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重要工具,其结果要么导致道德上的虚伪,要么是对道德的肆意践踏,使道德成为一种游离于社会生活的东西。
市场经济是最活跃的经济形态,一方面它需要形成系统的道德观念,作为人们评价行为的基本价值尺度;另一方面还要求形成一套道德行为准则,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性。如果市场经济缺少一套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就会造成人们道德精神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无序状态。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依靠代表社会公意的法律,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而且还需要用代表“社会公利”的道德,借助国家民众用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传统的"以德治国"与现代的"以德治国"尽管有本质的区别,但把道德作为"治国"的纲领,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共视为治国之纲领,其时代意义就非同凡响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彩,良莠并存,既有反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文明进步的道德思想,又有受历史局限性日益滞后的、腐朽的道德陋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它要求人们在严格遵守追求利益游戏法则的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现代市场经济对于世界文化的文明成果的融合之力,是其推动世界文明飞速发展的标志。既然市场经济在中华大地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既然市场经济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碰撞和冲突中相互融合的局面已初显端倪,说明中国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基因兼容性和吸纳力十分强大,二者将在实践中相互吸纳,在碰撞中相互扬弃,在融合中相互促进,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道德体系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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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语•八千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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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J.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学者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某些关键概念进行了哲学新诠。贡华南从生命节奏、时令节气、天地节律等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节制”道德进行梳理，认为天道人性由之可以贯通思考。姚新中则从孟子“养”的概念入手，分析其生理之养、道德之养和精神之养的层次区别，由之可延伸出养生、养心、养性、养气等内容，从而对儒家伦理中内与外、德性与德行的互动模式进行哲学审视。
关于儒家是否具备公共道德属性，历来争议多多。针对儒家道德观念仅限于“熟人社会”、只重亲情伦理的说法，王国良予以反驳，认为自强不息、义以为上、反求诸己、立己达人、和而不同、身正忠信、选贤使能、以民为本等理念，都是古今中外共通的公共道德思想。郑淑媛认为，前诸子的道德价值建立在神的基础上，而先秦儒家则把道德价值的基础落实在个体的心理经验事实之上。
儒家伦理道德在两千多年文明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互为表里。冯天瑜认为，“五伦”先于“三纲”，前者成于封建时代，后者成于君主集权时代。将二者捆绑在一起，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思想史实际。吴光指出，阳明学的主要思想结构，包含良知本体论、致良知的方法论、知行合一的实践论和“亲亲仁民”的民本论四个部分。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表现在道德理想主义、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力行实践四个方面。张昭炜以方以智重启青原山王门讲会和《传心堂约述》一书为线索，勾勒江右王门学脉的传承情况。张丽珠认为，戴震的人性论与孟子、荀子都有交集，戴氏认同孟子之性善论，其理论重心放在“如何实现善”上。他虽然与荀子同持气性论，但其性论结构则与荀子有本质不同，是更纯粹的孟学诠释者。
论及中华传统道德，孝道是不可遗漏的焦点之一。欧阳祯人指出，《孝经》的根本哲学理论基础来自孔曾思孟，其前提则是“性善论”，孝具有宗教性，是古代治国安邦的法宝。杨华指出，古代的养老礼、侍亲礼、家训族规、乡规民约，构成了古代对于孝行的礼制约束；在法律层面，从先秦到汉唐都有关于“不孝”罪的严格惩罚。中华传统孝道代代相沿、传承不辍，不仅仅是儒家鼓吹和推扬的结果，还是国家（法律）与社会（礼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姜生则着重从经济环境和社会保障体制，指出孝道的古今差异。
小学思想品德课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因此，从当今新的历史时代出发认真总结、研究中国古代道德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德，推动小学思想品德课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什么是传统美德？今天我们应当继承哪些美德？这是我们在讨论此问题时首先应当明确的。中国几千年的道德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东西，就道德内容讲，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善为本的人伦思想。与人为善是传统道德中很重要的内容，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做人之本。其中强调，在与人交往时要温和、友爱、忠厚、善良。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在外要“爱人”，如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墨子提出“兼相爱”，要“爱人犹己”，都强调了要善待他人，对人有仁爱之心。另外，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强调要讲谦让，替他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教人们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不要只顾自己、不想他人。在这种道德伦理思想支配下，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良好的社会风尚，如尊老爱幼、助人为乐、讲谦让、懂礼貌等等。这种谦和、善良的人伦思想，正是我们今天待人处世、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应提倡的。
第二，自谦自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为人之道。对己严、对人宽一直作为传统美德流传至今，它强调做人要谦虚、谨慎，不能骄傲自满。事情没有做好，首先要“反求诸己”，从自己这里找原因。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都强调了在为人处世上要严于解剖自己，对待他人要宽容，不苛求于人。传统道德观还强调，当自己强于人时要“毋以己长而形人之短”，当自己不如人时，不要嫉妒人，“毋以己拙而忌人之能”。这些都是很好的品质。今天，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提倡要敢于表现自己参与竞争，这种自谦自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思想还需要不需要呢？我认为，不但需要，而且还有它特殊的意义。我们讲竞争不是资本主义的相互倾轧，在竞争中更需要学会正确对待自己和他人，心胸宽阔，能与人合作。
第三，自尊自爱，讲情操、重气节的人格品质。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多少仁人智士都把追求高尚情操作为理想人格的重要方面。比如，强调为人要正直，面对邪恶要刚直不阿，敢于主持正义，宁愿直死，不可曲生。做人要有骨气，“在上不骄、在下不谄”、要洁身自好，“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另外强调做人要知荣辱，懂得自尊自爱“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这种自尊自爱、追求高尚情操的精神品质，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加强对学生进行高尚道德情操的教育，从小培养他们懂得自尊自爱是很重要的。
第四，以公为先的人生价值观。与西方人本主义道德观相比，中国传统道德观更注重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个人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上，强调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以“为国为民献身为荣”，在生死观上强调要能做到“舍生取义”生要生得正大、死要死得壮烈。“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都表达了以公为先的人生价值观。特别是在祖国危难关头，民族英雄们所表现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国家之务为己任”的民族责任感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之情。尽管在封建社会中，这种以公为先的思想通常与忠君相联系，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与我们今天提倡的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不能相提并论，但其中的忘我精神、牺牲精神、高度的民族责任感，还是我们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应该发扬光大。
此外，在传统道德中，还有一些。如：教人们要珍惜时间，勤奋好学，自强自勉，以及劳动人民在长期艰苦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中形成的吃苦耐劳、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豁达乐观的性格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
如何将这些传统美德吸收到思想品德课中，使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放异彩？我认为首先要处理好继承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精神的关系。
我们经常强调在思想品德课中要继承传统美德，也要体现时代精神。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谈继承，应立足于当今时代，从当今时代的要求出发对传统道德进行筛选、创新、改造，使之成为新时代道德文明的一部分；谈到时代精神也离不开对传统道德的继承，因为任何一种新的道德观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仅依赖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基础，也是对原有道德的扬弃，新的道德观念是在对旧道德的更新改造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因此，小学思想品德课应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从时代进步的角度对传统美德的再认识。
道德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每一道德观都以一定时代为基础，即使是带有人类道德共性的传统美德，人们对它的认识层次也因时代的不同存在差异。
如，艰苦朴素、艰苦奋斗，这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艰苦生活和劳动中形成的美德。这些美德在任何时代都是应当提倡的，但今天讲与过去讲，哪怕是20年前都是不一样的。过去讲艰苦朴素、艰苦奋斗更注重于物质上的节约，生活上的俭朴和在贫困艰苦条件下的吃苦耐劳精神。这是劳动人民对劳动成果和艰苦的劳动环境所持的一种朴素的情感和态度。今天，生活条件改善了，特别是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向小康水平迈进，我们还抱着原来的观点教育学生显然不行，那么，我们还要不要讲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呢？当然要。艰苦朴素、艰苦奋斗不仅是人对劳动成果、物质条件的态度，同时也是人的一种生活态度、生活追求，在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的今天，是以奢侈、浪费，以能吃能花为美，还是以节俭为荣；是贪图安逸、追求享受，还是艰苦奋斗，反映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今天，我们进行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教育，应从现实社会出发，着眼于培养学生以简朴为荣，肯于吃苦，勇于奋斗的良好品质和道德风貌，而不能停留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认识水平上。
再如，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有着像中华民族这样浓厚的爱国情感。然而，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和长期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爱国情感又具有狭隘性和封闭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比如在认识祖国方面曾经表现出的夜郎自大的倾向，单纯强调祖国的繁荣富强，缺少忧患意识的培养；另外，过分强调爱国不离本土，简单地把是否留在国内作为衡量爱国与否的标准等等，从而造成教育上的片面性。今天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要在世界大背景下让学生认识祖国，既要看到祖国建设的兴旺发达，又要看到与先进国家的差距，着眼于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为祖国做贡献的责任感。
另外，如宽厚、谦让、谦虚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封建社会里，又与忍让、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孤高自傲等消极的人生态度相联系。
所以，在谈到继承传统美德时，应从时代进步的角度，对传统美德进行再认识，使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更好地体现时代的要求，反映新时代的风貌。
（二）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道德文化遗产，从时代的要求出发，对道德文化遗产进行更新改造，为现实服务。
传统的道德文化遗产是古人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它们流传千百年，至今仍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借鉴价值。对这些传统道德文化遗产，应本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进行更新、改造，赋与新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合理的利用。
有些优秀的传统篇，如优秀的传统故事、格言警句，可以直接纳入小学思想品德课教材。目前，我们教材中已吸收了一些，如“狼来了”、“凿壁借光”、“十八缸水”等故事，以及古代的格言、谚语，但随意性较大。我认为，对优秀的传统篇应有一总体考虑，对其中代表中国道德的精华、具有流传价值又符合小学生理解能力的，应有意识、有重点地吸收到教材中，使这些传世佳作一代一代传下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品德课教材风格。
有些传统道德，如孝敬父母，在封建社会中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是封建家庭伦理观的核心，体现着封建的宗法依附关系。特别是“父为子纲”、“父母在不远游”之类的说教，是我们今天应屏弃的，但其中赡养父母、尊敬父母等观念还是要提倡的。对类似这样的传统道德，我们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照搬古人的说教，而是在更新、改造的基础上，赋予新的内涵，使其成为反映时代要求的新道德。
另外，古代蒙学中采用的一些方法，我们也可以考虑借鉴。如《增广贤文》，将各时代和当时社会广为流传的格言、谚语，用依韵归类的方法编排成文，读来琅琅上口，便于咏诵和记忆；再如《三字经》，将道德要求和道德故事用三字排列方法，编成顺口溜。学生在读诵中记住了这些故事和要求，数年后，一想起“三字经”，就能回忆出故事的内容及所讲的道理。儿童期是一个人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在这时给他们一些至理名言，让他们记忆、背诵，将会使他们终生受益。当然，我们不能照搬古时的方法，它们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路，我们还应根据当今时代的特点编出具有时代风格的新篇。
（三）在克服传统道德观中消极因素的基础上，不断确立反映时代精神的新道德，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
当我们谈到继承时，也应看到传统道德中存在着的不可低估的消极因素。它不仅根深蒂固地积淀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而且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
如封建的家庭依附观念对现代孩子的影响，集中表现为孩子对父母的过分依赖和独立意识的欠缺；再如，长期存在于没落封建统治者中的摆阔气、讲排场的风气，在今天的社会中也有反映，由此造成一部分学生道德观念的混淆，以显阔、出手大方为美；另外，在传统观念中存在着的保守性、封闭性，造成我们民族长期以来求稳求安、墨守成规、满足现状的心理状态，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现代的青少年一代。
中国传统文化别注重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首先将“德行”列于首位。道德唯上，渗透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人讲道德有“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正正做个人”的说法；做文章讲道德强调“文以载道”；做官要“为政以德”，教育以“德教为先”等等。其次十分重视个体的修养实践，强调要将道德认识见之于生活行动，提倡“身体力行”“躬行实践”。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孔子提倡“修己”“克己”。而孟子的“反身而诚”、“求其放心”、“发人善端”都是强调应该发挥人的道德理性。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倡导克己自省、立志乐道、改过迁善、知行相资等修身原则和方法，突出个人的主体地位，肯定主观能动性，在生活中，要随时监督自己，严于律己。注重内省。这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学生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塑造学生健全高尚的人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诚实守信、以义为上”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先哲十分注重诚实守信，将其视为立身之本。《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就是强调人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信无欺是人际交往的原则。中华传统文化承认人有义和利的双重需要，从不否定利的存在和价值，但是更加注重轻利重义的品质。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为大学生指出了一条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途径，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认为“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既不能违背诚信的原则，更不能违仁丢义。为利出卖灵魂、丧失人格、更是为人不耻。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过分世俗化和物欲化的倾向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制和克服作用，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诚信和义利的关系，形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
3．“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
中国传统道德中，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宽容厚道，关爱他人，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对仁有多方面的解释，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同时要尊重人，孔子说：“己立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明人伦”，强调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在人伦要求中提出“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把“礼”看成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左f将礼比作国家的躯干，并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苟子认为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礼，一方面是封建社会上下尊卑，君臣父子等级的体现与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必备条件。《礼记·冠义》把礼当作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所以孔子对世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主要表现为“让”。“让，礼之主也”。对人谦让，是礼的重要道德内涵。提倡“谦恭礼让”、“严己宽人”的处世哲学，达到“荣辱不惊”“弘毅坚韧”的人生境界，为人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的思路和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培育宽容忍耐、尊重他人、注重和谐的优秀品质，在学生中间营造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和谐氛围。谦让首先是自己要谦虚，不妄自尊大，不骄傲自满，通利能辞让，治学能下人，只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有所作为。
4．“精忠报国、克己奉公”的爱国抱负和集体情怀
中国传统道德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公忠”的道德原则，强调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即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重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强调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群体为本位。在公私关系上，强调“公”。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忧国忧民精神，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岳飞的“精忠报国”的高风亮节，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贞品格；以及“饮雪吞毡，坚贞不屈”的苏武，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义务感，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克己奉公”，始终把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主张个人应该为国家民族利益尽职尽责，应以天下、国家的富强发展为已任，胸怀天下公而忘私。历代传颂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至理名言。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5．“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思想，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迂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名言。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力进取精神的具体体现和有力写照。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既含有坚定的意志力、果敢力、笃实的行动力，又含有积极主动的追求精神，道出了作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胜不骄、败不馁；正视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力、能力和毅力不断地去超越自身，从而获得自身的目标与价值。同时，中国传统理论的“有为”精神。主张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实现，在人生舞台上能够有所“立”。对学生进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教育，可以培养学生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精神品质。
中华民族以艰苦奋斗精神著称广世，向来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品德与境界。孔子认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应该过分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因为过分膨胀的物欲，会造成道德的堕落，所以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自己不仅以粗粮冷水、曲眩而枕为乐，更赞赏以苦为乐、勤奋好学的弟子颜回。所以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周易》指出“君子以俭德辟难”，《尚书》提倡“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墨子》提出“俭节则昌，佚则亡”。古代先贤们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勤俭节约的具体方法：朱柏庐在《冶家格言》中明确提出“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资冶通鉴》则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古代先贤的名句佳篇和勤俭事迹对学生进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消费观、审美观、是非观，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来磨炼意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人为核心，以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的道德修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传承发扬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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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至上境界，本身就不是一个学术境界，而是一个道德境界。儒家曰成圣成贤，道家曰成真人成至性，佛家曰成佛成菩萨”。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义务属于“天命所系，天职所在”。
他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种――学问中人和问题中人。在这里，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被诠释为忧国忧民的使命意识，朱学勤先生将这种意识作为衡量学者人生价值的惟一标准。认为知识分子如果直奔学术前程，放弃“问题意识”，是“买椟还珠”，是“一代人的思想悲剧”。
“知识分子”仅从字面上理解，是个模糊的概念。有些人将其解释为以“脑力劳动为生的群体”，有些人将其定义为“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还有一种比较偏激的知识分子定义：即英文中的“Intelligentsia”。这个名词是从俄文中转过来的，基本涵意为“思想观念性的精神群体”，通常指那些迷恋于某种思想理念，并具备为某种思想理念献身的道德激情的群体。更有甚者，将知识分子定义为“人类价值的守护者与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与集团利益的视野，能从人类的福祉的视野来评价事物，并以此来判断事物的是非取舍”的人群。
无论哪一种定义，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后面所涵盖的群体都是模糊而空洞的，不如学者、文人、艺术家等以外在的职业类型或特定的生存方式来界定的群体来得清晰。
如何评价学者、文人、艺术家或所谓“知识分子”的价值？是其学术思想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启蒙作用，是其艺术作品贡献给人类的审美价值，还是其宗教殉道般的狂热激情？
16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在人品上颇有瑕疵，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哲学史上和科学史上的地位，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在个人品格上也有一些缺陷，但他的民主思想对于法国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功不可没。法王路易十四在狱中感叹：“是卢梭和伏尔泰毁了法国！”
的确，没有卢梭和伏尔泰，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没有法国大革命，就不会有后来的宪法政治和民主共和制度。
中国有句老话，叫“文人无行”，文品与人品，有时候并不一致。在历史上留下鸿篇巨著的学者、文人、艺术家未必都有伟大的人格，但我们评价其对历史的贡献不是其道德，而是其学术成就。
思想家和政治家是两种职业，思想家是立于彼岸的观察者、思考者和分析者，思想家用思想而不是品德来影响社会。政治家则不同，政治家是现实社会制度解构或者制度重构的实践者，是政治权力、司法权力以及其他各种权力的操纵者。政治家的个人品格影响整个社会实践的成与败，因此“使命感”、“社会关怀”等道德期望只适用于政治家，是评价政治家的道德标准。至于学者文人们，既然在许多时候被称为“知识分子”，那么当然应以其“知识”造福于社会、造福于后人，作“学问中人”不仅无可厚非，可以说是天经地义。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把道德评价当作衡量标准，给历代学者文人划线打分？其根源在于中国文化的道德本位意识。在中国，社会舆论始终把“忠”、“孝”等纲常伦理作为评价学者文人的首要标准，比如提到屈原，总是把他作为忠君爱国的道德楷模，而不是才华卓越的诗人来彰表。朱学勤先生在《风声雨声读书声》里用炽烈的激情赞美思想家顾准，通篇所赞都是顾准为了理想抛家弃子的献身精神。客观地说，以学术成就而言，顾准不过是说出了哈耶克三四十年前说过的话。
为什么有那么一些人，为了符合世俗社会的道德期望，以宗教般的殉道激情，书写一部又一部悲剧？其动力在于中国文人难以自拔的道德崇拜。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道德，道德充其量只是客观环境的不自由，而道德崇拜不一样，道德崇拜是内心的不自由，它比客观环境这种外在的不自由更可悲，中国式的道德嗜血倾向来自于历代学者文人内心的道德崇拜，这种道德崇拜外化，成为社会思潮和价值体系，才是悲剧的真正根源。我读二十四孝里的《郭巨埋儿》一章，看到的不是孝道对人性的践踏，而是人们内心对这种践踏的接受、欣赏甚至崇拜（否则这么残忍的“道德”如何写进《二十四孝》流传下来）。
历史和社会总是由一些“前因”和一些“后果”组成。什么样的前因孕育出什么样的后果。朱学勤先生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未尝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后果”。
当然，文化这个“前因”所孕育出来的“后果”――社会实践不仅仅限于对彼岸世界学者文人的评价，还有更现实的司法制度。
说到英美司法中的人性和法律，陪审团制度不可不提，有人说那是在保障人们的“犯法的权力”。不错，任何法律都有它的局限，而生活中的案例千差万别，在司法审判中引入并无法律专业知识的陪审团成员，是让人的良知和本能的是非意识来参与辨别罪与否，当全体陪审团成员凭良心和道义对违法者作出无罪判决时，客观上保护了人们在必要的时候，拥有“犯法的权力”。而这个“必要的时候”就是一成不变的法律条文与人道和正义发生冲突的那一刻。
另外，在西方的司法执行中还有“沉默权”一说，每个人都有权拒绝出庭，拒绝指证自己的父母、子女、夫妻等直系亲属犯罪的权利，法律对拒绝提供证据，知情不报的罪犯亲属不会被判处包庇罪。因为社会伦理和亲情是维护家庭关系的基础，如果社会的道德取向是“大义灭亲”，鼓励妻子检举丈夫，儿子揭发父母，虽然对于案件调查和司法审判有利，但是建立于人性和伦理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将面临结构――连亲情都不可以信任的社会是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维系社会关系和谐健康的土壤将因此遭到破坏。从这个意义上看，“沉默权”是英美司法制度在道德和人性之间的明确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