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华裔
华裔问题是中国移民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这次大会上，学者们对当代华裔移民在美国较高的社会地位持普遍的肯定与赞誉态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邓肯•拉塞尔（DuncanRussel）提出，1970年代以来华裔不仅实现了从“永久外国人”到“模范少数”的转变，还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和社群构建有重要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朱晓燕教授对拉塞尔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华裔形象在过去两百年间从“黄祸”变为模范少数，改变了美国人对华裔的认识。暨南大学陈奕平教授及硕士生宋敏峰则指出，华裔在发展自身和繁荣当地社会的同时，也在诸多领域参与了中美关系，对提升中国形象、增强中国软实力有积极作用。华裔社会组织的功能也是学者们所注意的。暨南大学李爱慧副教授肯定了“美华协会”（1973年成立）的重要地位。她指出，该协会成立初衷是为华裔争取民权和推动华裔参政。1980年代以来，该协会发展为亚裔的联合组织，在维护亚裔权利、支持亚裔候选人和推动亚裔投票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佐治亚大学博士生杜丹辨析了华裔秘密帮派的双面性。她承认，唐人街秘密帮派不乏从事、鸦片及等非法活动者，但它们也有向弱势华人提供工作和生存机会，帮助他们免受歧视的一面。而且，随着唐人街华裔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其集体意识的提高，华裔帮派冲突减少，形象日益积极。
2．美国黑人
关于黑人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恩铭教授将历史上黑人对美国认同的矛盾性归因于白人种族主义。他认为，作为受奴役和歧视的民族，绝大多数黑人希望和要求融入美国社会，真正成为美国公民，但白人种族主义对其融入却顽固抵制，这使其被迫诉诸分离主义，试图以自立和自治实现自由和平等。由此，融入主义和分离主义贯穿了黑人斗争的始终。浙江师大孙群郎教授将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总结为20世纪美国大都市黑人居民分布的典型特征。他认为，这种特征的形成，既和黑人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白人种族偏见以及金融机构、住宅建筑商和地产经纪的歧视有关，也和地方政府的“排他性区划”和住宅法令，以及联邦政府的住宅抵押贷款政策和公共住宅政策密不可分。辽宁大学高岳副教授将革命时期到内战前反蓄奴和反歧视黑人的道义力量未能促成美国废奴的原因，归纳为政治利益的牵制和当时美国自由观包容性不足。鲁东大学高春常教授对黑奴中的灵性经历做了探究。他认为，黑奴在宗教亢奋状态下幻听、幻视、昏厥，出现生死体验、巡游地狱和天堂以及觉察双重自我等现象，不仅是其个人因素激励的结果，也和社会机制的作用有关。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高国荣副研究员对1970年代兴起、争取环境权益的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做了解释。他指出，该运动的主力是社会底层，尤其是黑人等少数族裔和低收入民众。它之所以发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有毒有害废弃物集中分布在低收入及有色人种社区。美国大西洋大学博士保罗•多坦（PaulDottin）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美国补偿黑奴制与种族隔离的运动的起因予以了揭示。与黑人相关的社会组织和人物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论证了南部妇女反私刑协会（1930年成立）在反对白人对黑人私刑和公立学校种族隔离，促进种族平等方面的贡献。南开大学张聚国副教授剖析了匈牙利1848年革命领袖路易斯•科苏特（LouisKo－ssuth）寻求美国支持的两次访美经历。张聚国认为，科苏特对奴隶制的沉默招致了废奴主义者和非裔美国人的愤怒，他推动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引起了蓄奴州对联邦干预南部制度的担心。科苏特访美失利折射了当时美国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悖论，反映了内战前美国社会在废奴问题上的地域冲突。河南大学王金虎教授对20世纪前期美国史学家乌尔里克•菲利普斯（UlrichPhillips）的历史命运做了点评。他说，菲利普斯的著作慎思明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但由于其中饱含对黑人的歧视，他的史学观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为学界所排斥。北京大学研究生乌兰探究了19世纪美国黑人领袖和废奴思想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的认同观。她认为，道格拉斯对美国认同的形成是渐进的，其自我认同、种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和相互影响。
3．美国犹太人和印第安人
学者们对美国犹太人的讨论集中在身份认同方面。天津师大杨卫东副教授认为，美国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是双重的，既忠于自身的美国公民身份，又对以色列有着高度的民族认同，他们极力维护本民族特性以免被融入美国社会的“大熔炉”。这种双重性不仅造成了犹太人认同的两难，而且对其他族裔群体有示范效应。对杨卫东的看法，福建师大硕士生赵万武表示同意。他认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的认同源于其“大流散”以来强大的适应力、无母国的政治经历以及美国城市化与犹太人经商传统的契合，对以色列的认同源于故土情怀、犹太人一体观、“大屠杀”的记忆以及阿以冲突等灾难和挑战的刺激。在印第安人史方面，南开大学丁见民副教授探讨了杰克逊总统选择将“野蛮人”从“文明区域”迁出，强制印第安人西迁的动因。他认为，由于白人至上和“红种人”难开化观念的流行，美国“文明开化”印第安人政策到1820～1830年代宣告失败，是杰克逊政府西迁印第安人的前提。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为西迁印第安人提供了可能，而南部要求维护州权和白人利益的压力则是西迁印第安人的根本原因。南开大学付成双副教授对“生态的印第安人”假说提出了新思考。他认为，该假说在学术上有片面性，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印第安人的环境伦理，但它表明了欧美主流社会对过去以征服自然为荣的基督教环境伦理的反思。吉林大学美国籍博士生罗利•杰特摩尔（RoryJetmore）以反抗白人殖民者闻名的苏族（Sioux）部落为个案，考察了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历史关系。他说，欧洲殖民者奔赴新大陆是为了摆脱压迫，但由于文化的误解、种族的偏见及贪婪，在新大陆却变成了压迫者。而且，美国一直试图“文明化”印第安人，这种自视的种族优越感招致了印第安人的仇恨和抵制。
4．美国移民政策和奥巴马时期种族关系
关键词：美国文化与社会美国研究美国
中国的美国学界了解美国的美国学界如何进行美国研究，其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学术界如何界定美国研究?美国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美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美国学者采用什么样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美国研究?美国研究作为一个专业在美国大学里处于何种地位，有何特点?美国的美国研究对中国的美国研究有何借鉴意义?这些中国的美国学界思考的问题正是本文的关注点。
一 美国研究的界定
根据美国的美国研究协会(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执行主任斯蒂芬斯的定义，美国研究是“旨在促进从宽广的人文意义上理解美国文化的过去与现在的一个独特的跨学科领域”。依此定义，美国研究的对象可以理解为美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即“美国的历程”。这事实上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领域，不仅涵盖了传统的美国历史研究，而且包括对美国当代社会与文化现象的考察。
那么，美国学者从事美国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用斯蒂芬斯的话说，就是“理解我们自己”。事实上，每一个国家都有理解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的必要，但美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民族与文化大观园，似乎比任何国家都有更强烈的紧迫感要理解自己。斯蒂芬斯说，“为了使我们的民主社会得以运行，公民们必须能够在复杂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其实这与民主社会并无太大关系，美国特有的复杂的移民文化背景与民族关系极其相伴随的文化共识的欠缺天然地要求美国人：时不同民族、种族群体的历史与文化差异保持敏感，并在差异中寻求统一国家赖以维系的文化共识。从这一角度不难理解为什么斯蒂芬斯认为，美国研究试图理解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加勒比海、中东及拉美地区的移民，以及被征服的美洲土著民所构成的文化多样性及其相互间的碰撞与冲突，同时认识美国人也拥有一个更大的文化遗产――一套给美国生活提供意义的共享的信仰、行为与符号系统。说到底，美国研究不仅探讨美国文化内部的差异，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发现和促进共识，其根本目的是要给一个多元民族／种族、多元文化乃至多元性别的大国培养具有基本价值共识和文化认同的合格公民。
关于这一点，美国研究的开山鼻祖帕灵顿在其被公认为美国研究奠基之作的《美国思想的主流》一书中说得明白：“我试图描述在美国文化中某些被认为是美国传统所特有的根本性观念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它们是怎样在这里诞生的，它们是怎样受到反对的，它们对决定我们特有的理想与制度的形式和范围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后来的美国研究超越了对美国观念的剖析，但对美国理想与美国制度内涵的探究却始终是它的根本追求。
另一个理解美国的美国研究的重要问题是：作为一个学科，美国的美国研究有何独特性?可以说，美国的美国研究选择了其开山鼻祖帕灵顿所开辟的“宽广的道路”(broad path)，也就是不局限于传统的学科分界，而是从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维视野来考察美国，试图提供对美国经历的全方位的(更多是人文角度的)解释。这一特点在美国最重要的美国学研究组织美国研究协会的会员构成上反映得十分明显。该协会的成员主要来自文学、史学和哲学领域，另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研究、艺术研究、传媒研究、女性学研究、民族／种族问题研究等几乎所有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美国大学里的美国研究系或中心常常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拥有独立的固定师资的一个教学科研单位，而更像是一个协调机构，其主要功能就是把全校的人文、社科人才与物资资源组合起来为美国研究与教学服务。可以说，跨学科研究与多学科交融构成了美国的美国研究的独特风景线。
二 美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及其演变
美国学术界的美国研究始于20世纪20、30年代，40年代奠定基础，50、60年代迅猛发展，进入本世纪已牢牢确立其学术地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积累了一系列有效的理论与方法。
美国研究学术史上的第一个流派一般追溯到所谓“神话与象征”派。该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这就是，在美国文化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存在着某种根本的特质，即在美国文化史上反复出现的某些“神话”(myth)、“象征”(symb01)与“母题”(motif)。为了把握美国文化的精髓，该派学者主张深入解读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经典著作。该流派曾推出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刘易斯(R．W．n．Lewis)的《美国亚当》、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的《处女地》、利奥•马克思(Leo Marx)的《花园里的机器》，等等。
受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美国的美国研究进入70年代经历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大转型。首先，研究者不再把“文化”这一概念狭义地理解为某种“高雅”的东西，而是在人类学意义上把整个“生活方式”统统纳入“文化”这一大范畴之内。这样，美国研究的视野为之大大开阔，美国社会与文化史的方方面面成为美国研究学者的合法领地。其次，受现象学及其相关思潮的影响，美国的美国学研究逐渐放弃了寻求对社会与文化现象进行纯粹科学、客观描述的努力，转而视研究者的主观阐释和自我反思为一切社会分析的固有特性。最后，符号学理论在这一时期被引进美国研究。符号学探究意义如何通过符号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得到传播和理解。美国学研究者们将这一基本方法用于阐释几乎任何――种文化作品，如时尚、建筑、食物、电视以及各种语言、图像和声音等艺术形式。近年来，人类学的影响又有回归之势，由此兴起了所谓阐释民族学(hermeneutic ethnography)、文本民族学(textual ethnography)和社会人类学(socio―anthropology)等三大流派。所有这些流派都不再追求经典人类学的纯粹客观描述，而是致力于富有启发性的阐释。
新马克思主义是美国研究领域另一具有重要影响的流派。该派学者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或阶级决定论，相信文化至少是一个具有半独立性的领域，值得深入研究。他们还认为，大多数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历史学和文学分析都是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打转，只有从跨学科的角度对整个政治一经济一文化系统进行批判，才能揭示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本质。新马克思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当属所谓
法兰克福学派的一批赫赫有名的学者：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阿多诺(Theodor Adorno)、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与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其他可归人新马克思主义旗下的思潮还有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和巴克汀(Mikhail Bakhtin)的符号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等等。
20世纪80年代，美国研究受到来自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的强劲影响。美国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后结构主义者包括：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拉康(Jacques Lacan)、克里丝蒂娃(Julia Kristeva)与巴特(Roland Barthes)。顾名思义，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超越。如果说结构主义关注的是语言的逻辑，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要颠覆这一习以为常的逻辑。自称为后结构主义者的学者彼此常常互不认同，但在否定二元对立论这一结构主义乃至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思维范式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最终都走向了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认为一切观察均取决于视角)。80年代以来在美国研究领域与后结构主义彼此呼应的另一个不无争议的学者群就是所谓后现代派了。这一派的理论来源是法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德勒兹(Gilles Deleuze)、瓜塔里(FelixGuattari)、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后现代派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反对由传统宗教、哲学、资本主义、性别等界定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s)或普世故事与范式，转而寻求“地方的”、“亚文化的”的意识形态、神话与故事，认为没有一种话语可以评判和取代所有其他话语。在美国研究领域打出后现代主义旗帜的重要学者包括斯皮瓦克(Gatyatri Spivak)、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哈拉维(Donna HarawaY)。
90年代的美国研究界兴起了对性别／性(gender／sexuality)及种族／民族(race／ethnicity)研究的热潮。其源头可追溯到60年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这些运动动摇了美国文化传统的根基，挑战了长期支配美国意识形态的美国“例外论”，打破了美国“主流文化”的一统天下。美国文化的“中心”与“边缘”的界线开始模糊了。过去被忽略或压制的问题如今成了学界审视的焦点，如同性恋问题、性怪癖问题、性角色问题、性别歧视问题、堕胎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与种族／民族相关的性别歧视问题、印帝安文化的地位问题，等等。在这一方兴未艾的性别／性以及种族／民族研究的热潮中，美国历史的每一时期或每一方面似乎都在被改写。
在传统的美国史研究领域里诞生的最引人注目的流派当属“新社会史研究”和“新文化史”研究。新社会史研究把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的方法引入美国史的研究，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丰富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对象上，新社会史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开始倡导书写“从下向上看的历史”，致力于“恢复”或“创造”美国少数群体――女性、同性恋者、工人和其他被边缘化的人群――的历史。新社会史的重要史学家包括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格特曼(Herben Gut―man)及女性主义史学家罗森堡(Carol Smith―Rosenberg)和司科特(JoanScott)。与新社会史研究相关联的新文化史研究强调史学作品的文学特性，否定史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传统界线，试图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文本阐释方法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不过，这一流派在理论上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在史学实践上的贡献。其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特拉亨伯格(Alan Trachtenberg)、萨斯曼(Warren Susman)、利尔斯(T．J．JacksonLears)、怀特(HaydenWhite)和拉卡普拉(DominickLaCapra)。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研究成为美国研究领域里的一个热点。文化研究旨在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学理论、影视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考察工业社会的文化现象，试图揭示特定的文化现象与意识形态、种族、阶级与性别等之间的关系，进而对现实社会与政治现象提出批判。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书面语言、电影、电视、图片等大众文化的“文本”，同时也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一般公认为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包括霍尔(Stuart Hall)、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赫布戴吉(Dick Hehdige)以及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等知名学者。在美国，文化研究的重镇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Santa Cruz分校)的意识史(history。fconsciousness)研究、斯坦福大学的现代思想研究和威斯康星大学(Milwau―kee分校)的20世纪文化研究。
90年代在文学研究领域兴起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eism)对美国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作为文学批评理论，新历史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重视历史背景的文学批评方法。为了全面把握某一文学文本的意义，新历史主义批评家重视考察与该文学文本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其他文学文本、非文学文本(特别是原作者接触到的文本)乃至相关的政治与社会经济背景。该派学者还关注文学文本中的“权力斗争”，试图从字早行间捕捉有关权力掌控者如何支配边缘群体的信息。显然，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它试图超越后者的经济与阶级决定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所渭“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后殖民研究兴起于70年代，以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它所关注的是前殖民统治者欧洲国家与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殖民帝国的形成、殖民统治对后殖民社会的历史、经济、科学与文化的影响、殖民地的文化产品、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后殖民社会在当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的状况，等等。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一些美国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始探讨美国的历史扩张、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以及美国帝国主义的内涵。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文研究中心的部分师生近年来组织了一个十分活跃的“美国研究与后殖民主义理论读书会”。
三 美国研究专业在美国大学里的发展
美国的美国研究最早由一些大学历史系和英语系的学者发起，可追溯到上世纪20～30年代。这些学者不满于美国大学课程对欧洲历史与文化
的偏爱，决心要探索“美国的独特经历”。1933年，耶鲁大学授予了第一个美国文明史方向的博士学位。40年代初，一批著名大学着手组建美国研究专业，开始讲授相关课程，这些大学主要包括乔治・华盛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
50年代，美国研究专业在美国的大学里确立了正式地位，越来越多的系开设了美国研究课程。到1958年，全美国高校已经建立了100个美国研究专业。6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运动为美国研究专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系列新的专业分支加入进来，如黑人问题研究、妇女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民俗文化研究、物质文化研究，等等。美国研究专业的跨学科特性由此奠定。
今天，在全美国各类大学和学院里活跃着多达261个美国研究专业或系。
美国大学里的美国研究专业大体可分为四个方向，包括艺术、社会科学、历史与文学。艺术方向的课程涉及建筑、舞蹈、电影、音乐和戏剧；社会科学方向的课程涉及人类学、地理学、政府研究、法律研究和社会学；历史方向的课程涉及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历史，同时还按专题讨论诸如文化史、思想史和社会史；文学方向的课程涉及对经典和非经典作家的研究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与背景之间的关系。
美国研究本科阶段的前两年一般安排一系列概论性的课程，有些为断代史课程如美国革命、内战与重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有些为专题课程如移民、家庭、美国现实主义，另有一些针对不同区域的课程如南方史、西部史、新英格兰史，等等。此外，还有一些课程向学生介绍美国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学术史。
在本科的后两年，学生通常要明确自己的兴趣，选择比较具体的专题领域，如大众文化、区域主义、种族与民族、性别角色、法律与社会、表演艺术，等等。学生还可以把美国研究的课程同相关学科的课程组合起来，如黑人问题研究、人类学、传播学、文学、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妇女研究，等等。本科高年级的课程通常采用专题讨论课的形式，通过阅读、独立研究与写作对某一领域进行比较深入的钻研。
硕士研究生阶段包括1个学年的课程学习，要求学生修完至少8门核心和选修课程(有些学校还要求学生到附近的博物馆或文化机构实习)，并撰写原创性的毕业论文。从耶鲁大学的美国研究硕士课程目录中，我们可以窥见美国的美国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之一斑：美国学者(相当于名著选读)；全球化与文化研究；黑人文学经典反思；当代黑人诗人；20世纪早期美国种族构成探究；种族与记忆；加勒比海地区黑人移民知识分子；美国文学的交叉点(印第安人文学、黑奴文学、通俗文学、女性文学以及现代派文学的比较研究)；表演与身份；表演与跨国主义(探讨全球化与表演艺术之间的关系)；即兴创作分析(对种种即兴创作艺术进行跨学科的剖析)；美国史学史概论；宗教与美国史选读；黑人解放史研究；20世纪美国史研究；美国自传；20世纪美国史选读，19世纪美国史讨论；美国文化史研究方法与实践；史学研究中的物质文化；民主时代(1830―1860)的美国艺术；美国物质文化概论；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性别与性研究；叙述与其他历史，市场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方法；美国世纪：1941～1961；美国早期历史研究；从新美国电影到全球好莱坞；现代美国医学文化研究；20世纪的生物学与社会；人造环境与地方政治；美国文化景观；背景中的拉尔夫・埃里森(黑人现代派作家)；性别、领地与空间；郊区文化研究；美国文学与世界宗教。
美国大学里的美国研究博士项目一般包括2年的课程学习与资格考试准备、至少一年的教学经历和5年左右(自通过资格考试日开始计算)的博士论文写作。博士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选课和读书，最终必须完成对美国研究领域具有重要贡献的博士论文。下面选取一些美国大学2003～2004学年通过答辩的美国研究博士论文题目，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些美国的美国研究在博士生教育层次的研究动态；《有关生育技术的电影对种族与性的表现》、《保守主义与美国消费者民主的逻辑，1938～1976》、《谁的身体?谁的自我?：20世纪女性的身体与女性的社会行动》、《美国人是怎样发明感恩节的：一个美国节日的文化史》、《种族国家：种族主义、新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社会民主的死亡》、《大萧条与中产阶级：专家、大学青年与商业意识形态，1929～1941》、《亚裔美国人与变动的种族政治：一所公立精英中学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解体》、《美国文化中的西部鬼城，1869～1950》、《拒绝沉默：美国舞台上作为保护人的黑人妇女角色溯源》、《回忆吉姆・克罗：作为史料的文学回忆录》、《减肥时代的肥胖与国家》、《建造现代摩天大楼：大萧条至冷战时期纽约建设的政治与权利》、《谁读美国书?：英国大众读物在美国，1848―1858)、《多元社会的民主危机：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寻根》。
纵观美国研究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其作为一个学科和一个专业的最显著的特点，这就是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一方面表现在美国研究领域的美国学者不囿于传统的学科门户界限，积极借鉴或引进对自己有用的任何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创造性地开辟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新领域，使美国的美国研究始终保持勃勃生机。如果要问美国的美国研究有什么独特的研究方法，那就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无论是人类学的、社会学、文学的、文化研究的、传播学的，还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的研究方法，只要用得着就拿来。如果要问美国的美国研究探讨什么专门的问题，那就是跨学科的问题，无论是思想史的问题、社会史的问题、文学史的问题、艺术史的问题、物质文化的问题、种族的问题、性别的问题、还是妇女的问题，统统从跨学科的角度去探讨，因为现实中的问题本来就是跨学科地存在着。
美国的美国研究的跨学科性还表现在其专业建制上的门户开放与兼容并蓄。美国务大学的美国研究专业都致力于充分发掘本校各相关学科的教师资源，采取嫁接与组合战略设计出富有本校特色的美国研究项目。在美国，没有一个美国研究专业拥有自己需要的全部师资和研究人员，也没有一个美国研究专业不鼓励和要求学生跨学科地选课。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美国研究专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这样介绍自己：“本专业把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多种族的、多性别的、多元文化的、经由跨越国界的种种力量形成的社会进行跨学科的分析。我们的师资大多数来自比较民族研究(……)、历史学、文学和妇女研究。我们还有人类学、传播学、环境科学、艺术、政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的师资。”显然，拥有来自不同学科的师资队伍组合在美国高等教育中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优势。
哈佛大学的美国文明史专业要求博士生掌握一个主修领域和两个辅修领域的知识。主修领域可以是美国史、美国文学、美国法律或美国音乐；辅修领域必须与主修领域区别开来，涉及某一个重要的时代或专题。如主修美国历史、计划在博士论文中研究20世纪30年代种族关系的学生可能需要选择美国抗议文学和美国黑人问题研究作为2个辅修专业；主修美国文学、对”世纪美国小说感兴趣的学生则可能有必要选择19世纪美国历史和19世纪美国音乐作为两个辅修领域。
【关键词】 WASP文化 移民（immigrants） 归同盎格鲁论(Anglo-conformity) 熔炉理论(Melting-pot) 多元文化论(Cultural Pluralism)
引 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出现、通信和交通运输的完善、人口流动幅度的上升、美国成为一个多元文化、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在这个移民国家，多元文化论崛起，人种、民族和性别意识抬头，这种现象威胁着美国身份和占据主导地位的WASP文化。进入20世纪以后，以拉美裔和亚裔为主的移民涌入美国。这些移民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依然和母国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把母国的文化带入美国、在母国进行经济教育等投资，因此这种文化植入逐渐地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美国的社会结构。全球化、多元文化理论、世界主义、移民贬低和反对国家特性的情绪都冲击着美国人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WASP主流文化就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威胁；主流文化这一理念逐渐被“多元文化”理论所代替。
WASP主流文化地位的确立
作为美国特性的WASP文化涉及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人种、民族属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语言和宗教）以及意识形态。WASP文化源于来自大英帝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代表着以白色人种―英格兰人（Englishmen）为主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美利坚民族形成时到19世纪中期这个新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以英语为主要交流工具；以白人为主体；以英裔人为主要人群；以基督新教为主要。早期移民把自己的文化、语言、宗教、习俗和政治制度带到“新大陆”这片土地上。在母国文化的影响下，早期移民在艰苦的环境中移植WASP文化，贬低其他文化、宗教和信仰，形成了 WASP文化的主导地位。
第一，早期移民或因政治迫害、或因宗教、或因经济原因涌入“新大陆”，这样的相似性为其融合为一体创造了基本条件。
第二，作为白色人种，早期移民代表着英格兰社会的主流人群。外貌的相似性和语言的共通性使得早期移民在美国东海岸诸州落户并始终坚持盎格鲁-新教文化。
第三，早期移民享有共同的，因为大多数移民是新教徒。早期13个殖民地移民主要来自于英格兰：作为安立甘教会迫害者的后裔，他们带有强烈的清教色彩。
基于以上诸多相似性，第一批欧裔移民形成了WASP文化（盎格鲁-新教文化）。有着坚实基础的此文化在殖民地时期、甚至从17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一直占主导地位，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核心文化。
WASP主流文化地位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族群、种族的移民涌入美国使WASP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美国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移民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1880年～1924年）和1965年以来的移民潮。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初期，涌入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于欧洲：从1840年到1890年欧洲移民占据移民总数的90% （Boyer，2001: 361）。这批欧裔移民几乎完全同化，融入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后者，称之为“新移民”和前者的老移民在语言、宗教、社会习俗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文化上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二战后，拉美裔移民成为20世纪后半叶美国移民的主流。到了20世纪中后期，拉美裔和亚裔移民在数量上超过了欧洲移民，使得种族冲突、同化问题更为突出。由于拉美裔、亚裔移民在肤色、语言、宗教、文化等各方面与白色人种有着巨大差异，所以这些移民很难融入美国的核心文化―WASP文化；相反他们在不同方面挑战并威胁着此核心文化。
1.“同化”理论
WASP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早期。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移民来到了美国寻求自己的“美国梦”。英裔移民已逐步被日耳曼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所取代，从而形成了亚文化与WASP主流文化的冲突。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坚信所有的移民应该被“同化”（assimilation）或者“美国化”(Americanization)以维持WASP文化的核心地位。美国政府与此同时要求同化移民，要求所有移民学习并接受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彻底摒弃母国的文化传统,成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美国社会学家密尔顿・ M・戈登(Milton・ M・Gordon)提出“同化”论或者“归同盎格鲁论”（Anglo-conformity）:无论民族、种族、宗教，在美国只有主流地位的WASP文化，“要求移民及其后裔必须接纳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标准，一切外来的移民民族集团，都应该在各个方面向它看齐”（李小兵，2008：197）。这种理论在20世纪初占主导地位。戈登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同化》写到：第一阶段的移民如下列公式描写的方式相处：A+B+C+…=A―A代表WASP文化；B和C分别代表不同的族裔文化，暗示了在美国的不同种族将会被彻底地美国化、屈从于WASP文化（袁明，2003: 51）。1919年路易斯・布兰代斯法官宣布移民美国化意味着“必须采用这里普遍流行的服装、举止和习俗……用英语代替母语，不得有双重国籍和双重忠诚”（Huntington, 2005: 100）。这种理论及强迫性的“美国化”表明了美国政府保持其人种高度纯洁之决心，也体现了其对亚文化之担忧。
20世纪中叶，教育成为同化（美国化）移民的主要手段。各地学校均坚持让移民子弟接受“盎格鲁-新教传统和价值观”。20世纪70年代后，东欧移民的第三、四代已经完成了同化过程，旧文化所剩无几。其标志，外语在教堂中不再使用，教会出版物和宗教仪式全部改用英语―WASP文化之标志。
2.多元文化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以下面的公式描述了在第二阶段移民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新的社会关系：A+B+C+…=E（袁明，2003:51）。这样的公式意味着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移民能够形成新的美国文化：经过在美国社会的共同生活，不同族裔移民（A,B,C）成为有美国特质的“E”，意味着移民学习接受WASP文化的同时保持自己所剩不多的母国文化。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不同种族文化进入美国社会，尽管其政府要尽力维持其主流文化的地位，维持完整的美国特性，美国主流文化已逐渐受到移民文化的挑战。
多元文化论和多样性理论意识形态的出现，损害了美国的文化核心和“美国信念”的合法地位。1915年，“同化”理论受到“多元文化论”（Cultural Pluralism）的挑战。哈佛大学教授霍瑞斯・卡伦（Horace Kallen）主张的沙拉理念或“多元文化论”针对熔炉理念和盎格鲁-撒克逊至上论而提，是一种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地位、捍卫少数民族权力的民族理论（李小兵，2008：198）。这一理论提出美国文化不再是单一的WASP文化，而是众多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的组合。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因为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政治原因，移民有所减少。然而美国经济之迅猛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来为美国服务，基于此从1960年到2000年美国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各个民族必须在以欧洲白人基督教文化为主体的美国社会中求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他们也把自己民族的特点、理想、观念、思想、道德和人文精神都带到了这片土地上。多元与一元的差异性突现，族裔要求权利的呼声逐渐高涨，并最后以多元文化形式体现出来。伴随着20世纪下半叶民族运动、妇女运动的呼声，解构主义这一术语在美国社会学领域日益流行。解构主义者提倡双语教育和语言多样化，主张各群体的权利和种族权利，粉碎着美国具有核心文化这一说法。
“多元文化理论”不仅描述了美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还是个社会学理论。美国政府鼓励移民保持其原籍、文化和民族特性，以赞行动来保持移民的种族特性。随着这一理论的提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变成了用连字符号连起来的美国人，例如墨西哥美国人、日本美国人、爱尔兰美国人等。这一理论反复强调了来自不同民族种族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移民尽力保持自己母国文化、语言、宗教的心愿，同时反映了他们同母国之间的情感联系（Boyer, 2001：16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并且成为世界强国，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各国人才为之服务，因此1965年开始了第二次移民潮。1965年通过的《移民法》取消了1924年以来占据重要地位的移民数量配额制，并且规定是否移民主要取决于移民的技术和专业而非其国籍。受此法案的影响， 取代欧洲移民，拉美裔和亚裔移民成为移民主力。1965年后80%多的移民主要来自于亚洲和拉丁美洲，其中墨西哥人、华人、菲律宾人和韩国人数量最多（Boyer, 2001:364）。
如表一所示，1965年后移民特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姬虹，2008：47）。
第一，移民数量的变化：欧洲移民从37%减少到9.6%； 其他各洲和亚裔移民都从13%增加到39%（梁茂信，1997：87）。第二，肤色的变化：白色人种的低出生率和拉美裔人的高出生率影响了第二代、第三代美国人；白人和黑人的跨种族婚姻改变了美国人的肤色。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美国人逐渐变为“褐色”，有色人种数量的急剧上升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盎格鲁-新教文化理念主导的美国族群结构。种族的多元、文化的多元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社会学家戈登（Gordon）以公式A+B+C+…=EA+EB+EC+…来表示在第三个阶段民族交流和共同生活的结果产生出保留了各民族、种族（母国）文化的“美国人”（袁明，2003：52）。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说明了美国现有文化的多元性，也说明了其WASP主流文化地位所受到的挑战和威胁。
3. WASP主流文化之将来
一些人口学家预测到2050年时非洲移民、亚裔移民和拉美裔移民总数将比美国总人数的一半还要多，而且美国不再是主要的白人社会。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非洲裔达到3400多万，占总人口的12.3%；西班牙美国人达到3500多万；亚裔美国人达1000多万，占总人口的3.6%；而且现有的250多万美国人都有印第安血统（戴炜栋，2003：54-81) 。按照这样的速度，这种假说在50年后就会成为现实。
美国一浪一浪的移民潮冲击和改变着美国的人种组成，使美国在不断变色。当非白人总人口向半数进军时，何谓主流社会？何谓亚文化？当盎格鲁-新教文化受到威胁时，美国白人是否会像其父辈一样展开白人本土文化保护运动？当美国白人地位和利益受到威胁时，激烈的种族冲突还会上演吗？笔者认为各种族、各族裔文化“融洽相处”、“和睦共处”才是美国多元文化并存之真谛。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平等中互相交流，在融合中取长补短，在互动中共同发展才能真正体现美国民族的多元性。
结 语
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冲突”、“磨合”中，WASP文化的存亡是一个历史过程，呈现动态性。从美国社会现有的多元文化、多种族现象以及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来看，“归同盎格鲁论”已经被“多元文化论”取代。美国不再是一个有自由的个人组成的民族，而是保存了种族特点与传统的社团组成的民族，因此美国核心文化―WASP文化以及创立美国统一品格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
参考文献：
[1]Boyer, Paul 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United States History[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Huntington, Samuel P.程克雄译.我们是谁？―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3]戴炜栋.美国社会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4]姬虹.美国新移民研究：1965年至今[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5]李小兵，田宪生.西方史学前沿研究评析[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6]梁茂信.1940-1990年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与影响[J].美国研究，1997，1.
虽然英美两国文学有了彼此不同的发展土壤，但在英美文学的交融中仍然体现出了文化的同源性特征。文学具有民族和时代特征，英国的社会变革对英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文学中处处显露出时代变革的烙印。英国文学的显著特点就是大量作品中存在乌托邦情结和帝国情结。帝国情结主要来源于英国的殖民文化和国家性质，它随着英国社会的发展而出现，同时也随着它的没落而消失。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体现出强烈的侵略意识和民族意识，因此战争文学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乌托邦文学起源于几个世纪前英国的政治猜想热潮，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学，尽管这种文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但是它的出现曾经推动了人们对强权的戒备和反省。相比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由于出现和发展的时间较短，缺乏历史沉淀，但是为世界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讨论。美国文学发展到今天，其最大特点就是对现实的剖析。美国文学作品善于描写和揭露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并通过对现实的揭露反映社会的本质。此外，由于受到社会历史的影响，美国文学的创造性较强，并朝着浪漫主义的方向发展。英美文化差异主要是由于历史的影响，文学评论的差异同样离不开历史的影响。例如时代和继承历史的抉择中犹豫不前。尽管近代以来出现的新思维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英国文学和文学评论，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文学评论还是进入了蛰伏期。与英国文学评论不同，美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几乎是同时产生的，这个文学体系的形成源于美国自身，它形成于欧洲大陆，然后在北美得以发展，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文学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英国的文学评论是在社会变革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新旧文学交替出现形成了它独特的文学体系。美国的文学评论处处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创新精神，然而相比于英国文学，它在文化底蕴方面仍然存在一定欠缺。文学评论的发展具有偶然性，这使我们在研究英美文学评论时也可能受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如评论家个人的喜好和专长等。
总体来看，英美两国的地域性差别对两国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差异性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发展，同时对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首先来看英美文学评论中语言差异的影响。语言作为文化的表现方式之一，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受到语言差异及各种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学评论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当语言接受一定程度的加工与再创造后，文学作品便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内涵，进而形成文化差异。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一方面推动着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即丰富的文化底蕴与浓厚的历史感，最大程度地促进文学评论的顺利开展。英国文学评论的主要特点为保守、中规中矩，这与英国人思维及个性带有保守、低调的特点有关。除此之外，英语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且作为英国的母语，人们对其的尊重与敬仰也能极大地影响到文学评论。对于美国人而言，历史上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英语的运用方面受到了英国人的影响，但美国的发展历史中没有经历过封建时期，直接移植了欧洲的资本主义，这样的历史背景使美国文学评论中使用的语言具有先进性与创新性，常带有夸张语气，非常直接与大胆。再来看英美文学评论中文化内涵差异的影响。从英国文学评论方面来看，评论语言主要处于继承与摒弃之间。英国人思维的固守性，使英国文学评论也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带有宗教色彩还是现代诙谐色彩的文学评论手法，都展现了英国文学评论领域渴望突破自我与探索新兴评论方式。从美国文学评论方面来说，其文学评论发展方向与美国文学趋同，不但没有历史厚重感，缺乏深层次的含义，而且缺少了历史文化的积淀，难以在世界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这些情况都与美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美国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决定了美国文学评论语言上的直接与大胆，加之受到印第安土著文化及欧洲大陆文学的影响，文学评论的角度更为灵活与全面，因此美国文学评论在世界文学领域中的意义愈来愈重要。
美国文学和文学评论没有英国那样的历史包袱，因此在文学的发展中显然更富于创新性，这种文化差异对两国的文学评论影响深远。影响不同国家文学评论的因素很多，如社会背景以及评论家自身的喜好等，但是不难发现，民族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起着支配作用。美国文学评论在创新方面要胜过英国文学评论，而在历史积淀方面，英国文学评论则更有优势。
作者:肖莉 单位:湖北美术学院公共课部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英国文化研究 实用主义 马克思主义
美国本土传播批判研究审视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提及美国的传播研究，国内学者大都定性为经验研究或行政研究，好像在美国传播研究中，批判的声音不存在。与此相反，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美国本土学者在传播批判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芝加哥学派以社会批评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将传播与媒介纳入其研究视野，关注语言、符号和交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作用，倡导社群与共享的观念。杜威认为：“在一切事务中，交流是最美妙的。”①在此语境下，他们反对原子论的个体观念，批判美国资本操纵媒介的现象。杜威认为，一切倾向于生产资料分配的集中化的经济条件、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化都影响公共报业，无论个人是否喜欢。需要大公司大资本去经营现代企业的原因自然会影响出版业。②此后，美国新一代社会批评家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与“刻板印象”概念，拷问了美国政治对媒介的影响，质疑了美国新闻业的客观公正性。
遵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拉扎斯菲尔德虽然也具有社会批判意识，但其已远离芝加哥学派的“历史/文化解释”的批判路径，他更关注一种基于社会科学解释的批判理念，期望批判理论将事实与价值分开，以调和媒介批评与商业媒介之间的关系。哈特认为，拉扎斯菲尔德的批判立场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权威的承认和对权力的妥协；二是在主导范式下寻求变革，主张现有理论视角或实际视角的融会。③可见，拉氏的媒介批判思想是妥协性的，而杜威恰恰对与商业和政治保持暧昧关系的媒体保持着警觉与批判。
无论怎样，杜威、拉扎斯菲尔德、李普曼及其他美国学者，他们媒介批判的哲学思想多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寄希望于媒介与传播改革来维护美国的民主机制。这种批判思想具有注重当下性和功利性，缺乏历史性的反思和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理论观照。由此，他们所寄予厚望的经验共享、平等参与的传播理念在随后的传媒实践中陷入困境。杜威期望实用主义应包含对民主的构想，其基础是传播赋予人的力量以及专家和公众的互动机制。但现实情况是，媒介技术被用做政治工具，个人表达被公共意识的媒介表达取代了，个人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转换为代表形式问题。在此情形下，杜威的实用主义理想破灭了，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传统日渐式微。反观拉氏等人的传播研究，在思维方式上属于工具理性，在受众研究上脱离不了“刺激—反应”模式，在媒介研究上忽视了媒介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在此语境下，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美国传播研究亟须革新。 传播研究的两种批判路径比较
在批判范式之下的美国传播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前期代表人物如阿多诺等人的观点与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观点，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如霍尔等人的观点与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如凯利的观点获得了关注与争论。本文更为关注这两组观点间的差异，进而理解二者之于美国传播批判研究的张力关系。
移居美国的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等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审视美国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大众文化已经沦为文化工业链条上的可复制和标准的商品，其内含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已经将受众异化——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通过大众文化制造的虚假认同来维护其不合理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可见，法兰克福前期代表人物批判的靶子主要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其社会关怀是反思法西斯极权主义操纵下的传播对受众与社会的危害，透视资本主义传播制度下的弊端，使媒介与传播起到解放人的潜能和满足人们全面发展的作用。与阿多诺等人相对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同，法兰克福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借鉴了胡塞尔现象学观点，如“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并吸收了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思想，从交往理性的视角来反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现象，他对大众传媒促成“公共领域”的形成寄予厚望，但随着20世纪资本主义媒介商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理性化的公共领域已经消亡。他主张用主体言语的功能来建构其“交往行动”理论，以此来诊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弊端。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间的矛盾，美国本土多数学者对其表现出了天然的怀疑与拒斥心理。这从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在传播研究上的分歧可见一斑。对法兰克福学派使用的“批判”二字，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的印象是：“‘批判’一词与其说是描绘一种立场，不如说是一件用于掩护的外衣，马克思主义处在被敌视的流亡时期用得上这样的外衣。”④这表明，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进行传播研究在美国的尴尬处境。哈贝马斯的理论虽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症候，但由于其理论的复杂与思辨性，不可能引起讲究实用主义的美国本土传播学者的兴趣。因为美国学界认为，哈贝马斯试图提供元叙事的努力甚至人的解放的元叙事的努力是在帮倒忙，是偏离杜威所谓的“日常细节的意义”⑤。
英国文化研究关注传播在文化语境中的社会意义。该学派学者如威廉斯、霍尔、费斯克等人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思想，对英国社会出现以及引进的通俗文化进行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纳入意识形态范畴进行审视不同，英国文化研究是将意识形态纳入文化的范畴进行观照，以揭示文化文本中蕴涵的意识形态与压制因素，并发掘受众对文本的对抗性解读力量。这种研究的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法兰克福学派以意识形态解读大众文化与受众关系的机械模式，颠覆了大众社会理论主张的被动受众观主张，在美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正如哈特所言，英国文化研究在美国至少受到两种兴趣的欢迎：第一种兴趣是学术追求的兴趣，其思想是把文化当做解释传播和媒介的恰当场所；第二种是对社会进行社会政治批评的兴趣，其重点是社会传播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权力和支配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积极受众的观念和抵抗的观念都是主要的吸引力。⑥
美国以文化研究路径进行传播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凯利。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⑦该观点认为，传播是建构一种文化或信仰的认同。与霍尔等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事文化研究不同，凯利传播研究的文化路径根植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并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他重视社群与共享观念，主张以一种对话的视角来考察传播的过程。由此，凯利提出的文化研究理论与霍尔提出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如哈特所说，美国传播研究的文化研究视角与美国文化研究接近的感觉是虚幻的，因为凯利所指的思想传统难以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⑧
传播批判研究的张力格局原因
由上述可知，美国传播研究的批判路径主要遵从两种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传播研究的实用主义批判路径占有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可谓举步维艰。正如哈特所言：总体上看，美国传播学走的是美国社会科学的路子，在媒介与社会问题上，它拒不接受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以上经验来看，根据传播学领域的社会批评史和激进批评史分析，文化研究仅仅是一种短暂的现象。⑨不仅如此，即使主张以符号、异化和新弗洛伊德分析法来进行文化研究路径的美国本土学者，如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修·邓肯（hugh dalziel duncan）、赖特·米尔斯，他们虽发表了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但其声音在美国传播研究圈内也是微乎其微。因此，以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取向的传播批判研究在美国学界中存在一种张力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张力格局”的出现，除源自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哲学批判传统的分野外，还有下述三点原因：
首先是历史与文化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处于剧变时期。大规模的外来移民、工业化与都市化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交通工具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大众媒介（报纸、广播、杂志）对知识与经验的普及愈来愈重要。在这种语境下，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芝加哥学派关注传播在社会中的影响，包括传播对美国社会的稳定与改良、对维护美国民主机制、对共享社群文化与形成公共舆论等方面的作用。虽然拉扎斯菲尔德的传播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但其研究属社会科学传统，具有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研究的语境主要源于三个因素：欧洲哲学批判思维传统，对法西斯主义宣传策略的反思，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英国文化研究由于学界寻求对社会的其他解释和变革的情绪、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思考以及对美国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而展开。
其次是学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秉持实用主义精神的芝加哥学派学者，他们以社会改良视角来观照传播的作用，目的是维护与完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对媒介与传播的作用持有乐观主义信仰。对此，哈特认为：“美国社会史表明，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未能激励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播与媒介学者，因为合作与社群的观念维持着当代文化标志的力量。”“事实上，‘崇美主义’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物，始终是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⑩反观法兰克福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他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卢卡奇的“物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等理论为认知模式，并运用法国结构主义的媒介符号与话语分析，关注传播与媒介对实践民主的可能及其对人潜能的解放。
再次是学科旨趣差异。实用主义主张从历史与文化的语境来研究传播，他们重视实证主义，但也不忽视其他研究方法。他们关注伦理但又重视科学。所以，实用主义路径的传播批判研究，多借助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而法兰克福批判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多依托人文学科，如哲学、符号学、文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更多关注传播的规律性东西，而人文学科更多关注传播的意义问题。
注 释：
①dewey，john .experience and nature . chicgo：open cour publishing co.1925：166
②dewey，john.freedom and culture.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39：149
③⑥⑧⑨⑩哈特[美]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162页，165页，196页，190页。
④carey，james w.“the mass media and critical theory：an american view”，in michael burgoon，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6.beverly hills，ca：sage.1982：22
关键词：战后美国；社会和谐；共识论；例外论
中图分类号:D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044-04
20世纪中叶，美国学术领域出现了一股以鼓吹社会共识或一致为标志的学术思潮，并逐渐发展为战后美国政治文化领域中具有主导性影响的思想。这一思潮的出现有其独特的历史与时代背景，它既是美国社会变迁在观念形态上的体现，又是适应美苏全球冷战对抗大战略的客观要求的反映。它的出现对美国冷战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对20世纪后期新保守主义的勃兴和长期占据社会文化主导地位具有直接的关系。
一
任何社会思潮的产生总是由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战后美国共识论思潮产生的前提条件有二：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冷战对抗格局的直接影响，二是美国国内社会发展变迁因素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为重要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上升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这不仅深刻地影响到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深刻地影响到美国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诸领域的发展方向。首先，战后初期美国拥有全球第一的超强国力，激发了举国上下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早在1943年《生活》杂志创刊人亨利?卢斯就公开声称美国世纪已然来临，杜鲁门总统更是踌躇满志地宣告美国将义不容辞地承担起领导“自由世界”的义务。其次，冷战对抗所具有的制度与意识形态竞争特性需要在学理上有相应的理论应对。冷战时代的特点在于：对抗性的双方在全方位较量中竭力巩固自己的阵脚，赢得优势以最终压倒对手。与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的竞争相比，相互间妖魔化舆论攻势使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上升至主导地位，这从肯尼迪和尼克松等执政时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的高度依重可见一斑。
国内方面，20世纪中叶的美国正步入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第二次社会转型时期。19世纪末，美国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的第一次转型，经济社会日新月异，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迈进消费社会的门槛。二战结束后，以生产为主导的工业社会逐渐向以服务和消费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转变，社会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大多数家庭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赤贫和匮乏成为历史。因经济原因而发生的社会冲突明显减少，社会和谐度稳步增强。最为重要的是，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1956年，白领阶层人数首次超过蓝领，［1］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逐渐上升到支配地位，美国社会结构日益向菱状结构演变。
另外，自新政时代以来，工会运动再掀高潮，战争结束之际，工会会员达到了1450万人，其中1千万人属于劳联（AFL），450万人属于产联（CIO）。［2］虽然工会与政府间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但在持保守政治立场的人眼中，在长期的劳资对抗中代表劳方利益的工会是激进政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二
战后美国社会共识思潮主要围绕consensus这一概念展开，这一概念来自拉丁文的consentire加后缀tus而成，一般译为“和谐”、“一致”、“共识”等，意指社会群体在情感和信仰上的团结一致或认同，因此，共识论也被称为和谐论。1959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首次使用该词来指称当时已见雏形的和谐论思潮。共识论者相信，consensus这一词语是对美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贴切描述，除此之外，很难再找到更合适的词语。当然，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因学术领域和旨趣的差异，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论说。张涛认为，“和谐”指的是美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及其所包含的个人主义与进取精神。［3］这正是大部分共识论者立论的基础。具体而言，共识论者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概念进行论述：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英国文化研究 实用主义 马克思主义
美国本土传播批判研究审视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提及美国的传播研究，国内学者大都定性为经验研究或行政研究，好像在美国传播研究中，批判的声音不存在。与此相反，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美国本土学者在传播批判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芝加哥学派以社会批评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将传播与媒介纳入其研究视野，关注语言、符号和交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作用，倡导社群与共享的观念。杜威认为：“在一切事务中，交流是最美妙的。”①在此语境下，他们反对原子论的个体观念，批判美国资本操纵媒介的现象。杜威认为，一切倾向于生产资料分配的集中化的经济条件、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化都影响公共报业，无论个人是否喜欢。需要大公司大资本去经营现代企业的原因自然会影响出版业。②此后，美国新一代社会批评家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与“刻板印象”概念，拷问了美国政治对媒介的影响，质疑了美国新闻业的客观公正性。
遵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拉扎斯菲尔德虽然也具有社会批判意识，但其已远离芝加哥学派的“历史/文化解释”的批判路径，他更关注一种基于社会科学解释的批判理念，期望批判理论将事实与价值分开，以调和媒介批评与商业媒介之间的关系。哈特认为，拉扎斯菲尔德的批判立场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权威的承认和对权力的妥协；二是在主导范式下寻求变革，主张现有理论视角或实际视角的融会。③可见，拉氏的媒介批判思想是妥协性的，而杜威恰恰对与商业和政治保持暧昧关系的媒体保持着警觉与批判。
无论怎样，杜威、拉扎斯菲尔德、李普曼及其他美国学者，他们媒介批判的哲学思想多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寄希望于媒介与传播改革来维护美国的民主机制。这种批判思想具有注重当下性和功利性，缺乏历史性的反思和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理论观照。由此，他们所寄予厚望的经验共享、平等参与的传播理念在随后的传媒实践中陷入困境。杜威期望实用主义应包含对民主的构想，其基础是传播赋予人的力量以及专家和公众的互动机制。但现实情况是，媒介技术被用做政治工具，个人表达被公共意识的媒介表达取代了，个人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转换为代表形式问题。在此情形下，杜威的实用主义理想破灭了，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传统日渐式微。反观拉氏等人的传播研究，在思维方式上属于工具理性，在受众研究上脱离不了“刺激—反应”模式，在媒介研究上忽视了媒介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在此语境下，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美国传播研究亟须革新。 传播研究的两种批判路径比较
在批判范式之下的美国传播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前期代表人物如阿多诺等人的观点与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观点，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如霍尔等人的观点与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如凯利的观点获得了关注与争论。本文更为关注这两组观点间的差异，进而理解二者之于美国传播批判研究的张力关系。
移居美国的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等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审视美国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大众文化已经沦为文化工业链条上的可复制和标准的商品，其内含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已经将受众异化——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通过大众文化制造的虚假认同来维护其不合理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可见，法兰克福前期代表人物批判的靶子主要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其社会关怀是反思法西斯极权主义操纵下的传播对受众与社会的危害，透视资本主义传播制度下的弊端，使媒介与传播起到解放人的潜能和满足人们全面发展的作用。与阿多诺等人相对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同，法兰克福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借鉴了胡塞尔现象学观点，如“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并吸收了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思想，从交往理性的视角来反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现象，他对大众传媒促成“公共领域”的形成寄予厚望，但随着20世纪资本主义媒介商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理性化的公共领域已经消亡。他主张用主体言语的功能来建构其“交往行动”理论，以此来诊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弊端。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间的矛盾，美国本土多数学者对其表现出了天然的怀疑与拒斥心理。这从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在传播研究上的分歧可见一斑。对法兰克福学派使用的“批判”二字，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的印象是：“‘批判’一词与其说是描绘一种立场，不如说是一件用于掩护的外衣，马克思主义处在被敌视的流亡时期用得上这样的外衣。”④这表明，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进行传播研究在美国的尴尬处境。哈贝马斯的理论虽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症候，但由于其理论的复杂与思辨性，不可能引起讲究实用主义的美国本土传播学者的兴趣。因为美国学界认为，哈贝马斯试图提供元叙事的努力甚至人的解放的元叙事的努力是在帮倒忙，是偏离杜威所谓的“日常细节的意义”⑤。
英国文化研究关注传播在文化语境中的社会意义。该学派学者如威廉斯、霍尔、费斯克等人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思想，对英国社会出现以及引进的通俗文化进行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纳入意识形态范畴进行审视不同，英国文化研究是将意识形态纳入文化的范畴进行观照，以揭示文化文本中蕴涵的意识形态与压制因素，并发掘受众对文本的对抗性解读力量。这种研究的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法兰克福学派以意识形态解读大众文化与受众关系的机械模式，颠覆了大众社会理论主张的被动受众观主张，在美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正如哈特所言，英国文化研究在美国至少受到两种兴趣的欢迎：第一种兴趣是学术追求的兴趣，其思想是把文化当做解释传播和媒介的恰当场所；第二种是对社会进行社会政治批评的兴趣，其重点是社会传播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权力和支配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积极受众的观念和抵抗的观念都是主要的吸引力。⑥
美国以文化研究路径进行传播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凯利。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⑦该观点认为，传播是建构一种文化或信仰的认同。与霍尔等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事文化研究不同，凯利传播研究的文化路径根植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并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他重视社群与共享观念，主张以一种对话的视角来考察传播的过程。由此，凯利提出的文化研究理论与霍尔提出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如哈特所说，美国传播研究的文化研究视角与美国文化研究接近的感觉是虚幻的，因为凯利所指的思想传统难以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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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批判研究的张力格局原因
由上述可知，美国传播研究的批判路径主要遵从两种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传播研究的实用主义批判路径占有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可谓举步维艰。正如哈特所言：总体上看，美国传播学走的是美国社会科学的路子，在媒介与社会问题上，它拒不接受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以上经验来看，根据传播学领域的社会批评史和激进批评史分析，文化研究仅仅是一种短暂的现象。⑨不仅如此，即使主张以符号、异化和新弗洛伊德分析法来进行文化研究路径的美国本土学者，如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修·邓肯（Hugh Dalziel Duncan）、赖特·米尔斯，他们虽发表了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但其声音在美国传播研究圈内也是微乎其微。因此，以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取向的传播批判研究在美国学界中存在一种张力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张力格局”的出现，除源自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哲学批判传统的分野外，还有下述三点原因：
首先是历史与文化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处于剧变时期。大规模的外来移民、工业化与都市化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交通工具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大众媒介（报纸、广播、杂志）对知识与经验的普及愈来愈重要。在这种语境下，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芝加哥学派关注传播在社会中的影响，包括传播对美国社会的稳定与改良、对维护美国民主机制、对共享社群文化与形成公共舆论等方面的作用。虽然拉扎斯菲尔德的传播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但其研究属社会科学传统，具有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研究的语境主要源于三个因素：欧洲哲学批判思维传统，对法西斯主义宣传策略的反思，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英国文化研究由于学界寻求对社会的其他解释和变革的情绪、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思考以及对美国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而展开。
其次是学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秉持实用主义精神的芝加哥学派学者，他们以社会改良视角来观照传播的作用，目的是维护与完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对媒介与传播的作用持有乐观主义信仰。对此，哈特认为：“美国社会史表明，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未能激励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播与媒介学者，因为合作与社群的观念维持着当代文化标志的力量。”“事实上，‘崇美主义’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物，始终是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⑩反观法兰克福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他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卢卡奇的“物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等理论为认知模式，并运用法国结构主义的媒介符号与话语分析，关注传播与媒介对实践民主的可能及其对人潜能的解放。
再次是学科旨趣差异。实用主义主张从历史与文化的语境来研究传播，他们重视实证主义，但也不忽视其他研究方法。他们关注伦理但又重视科学。所以，实用主义路径的传播批判研究，多借助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而法兰克福批判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多依托人文学科，如哲学、符号学、文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更多关注传播的规律性东西，而人文学科更多关注传播的意义问题。
注 释：
①Dewey，John .Experience and Nature . Chicgo：Open Cour Publishing Co.1925：166
②Dewey，John.Freedom and Culture.New York：Capricorn Books.1939：149
③⑥⑧⑨⑩哈特[美]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162页，165页，196页，190页。
④Carey，James W.“The Mass Media and Critical Theory：An American View”，in Michael Burgoon，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6.Beverly Hills，CA：Sage.1982：22
⑤Rorty，Richard.“Haberm as and Lyotard on Postmodemity”，in Richard J.Bernstein，ed.Habermas and Modernity.Cambridge，MA：Polity Press.1985：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