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论文摘要：贸易政策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政治因素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种利益集团利用游说、集体行动、政治捐款、社会问题等影响政治决策过程，实现收入再分配。同时，各政党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会考虑中点选民的利益，将贸易政策作为竞选拉票的手段。 论文关键词：美国，贸易政策，利益集团，政治取向 持续30年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配额于2005年初被终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的大好时机。然而，就在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仅几个月，美欧等发达国家就开始向中国纺织品发起攻击，大肆渲染中国纺织品出口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将该行业近年来流失的大量失业机会归因于来自中国的低成本产品的竞争，归咎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措施来调控纺织品服装出口量，如2005年初对148种纺织产品征收出口关税，并降低了出口退税，纺织品、服装的退税率分别从14%、17%调低到11%和13%。为了缓解国外压力，中国政府还宣布，从2005年5月20日起提高74中纺织品的出口关税，对部分服装出口征收400%的关税。中国政府还调整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但是，美国不顾WTO的承诺和中国政府的诚意和合作态度，还是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实施限制，从而引发了中美纺织品贸易纠纷。 在这种贸易争端的背后，隐含着复杂的政治利益。因为在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内的利益冲突有时比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具影响力。最为重要的是，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比其对社会效率的影响要重要得多。贸易政策的制定并不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尺度，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通常会成为政府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政治因素在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取向，以期对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的中美纺织品贸易之争或许有些裨益。 美国贸易政策理论综述 (一)集团利益 在竞争理论中政治学被定义为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竞争有限资源的一种关系，是“冲突的社会化”。而冲突归根结底是为了资源。“在追求和实施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分配政治献金和其他政府收益”。最早研究利益集团问题是在政治学领域Bentley1908年在《政府过程》一书最早提出了集团的政治理论，认为社会的政治形态就是集团间的力量均衡，政府行为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利益集团作为政治产出的需求方，它们相互竞争，通过捐款、游说、向政府施压等行动来影响选举、立法等政治产出(Political outcome)，争取对本集团有利的再分配政策，提高成员的福利。贸易政策的政治决策过程是一个博弈过程，最终采取的贸易政策是政治过程均衡的结果。首先，相互竞争的政党通过许诺贸易政策获得利益集团的捐献资源。其次，贸易政策被用来作为寻求政治支持的资本。各利益集团运用各种资源进行游说，进口产业集团为进口关税而游说，出口产业为自由贸易而游说。 (二)国际贸易与国内收入分配 Samuelson 和Stolper 证明了在国内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益，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因贸易受损。而在国内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行业有该行业的特定要素，贸易将使出口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益，与进口产品竞争的部门的特定要素所有者受损，工人的损益情况视工人的消费结构和各行业使用劳动力的密集程度而定。在贸易中受益的阶层将支持自由贸易，受损的阶层将支持保护主义。Rogowski 根据Samuelson-Stolper的理论分析了贸易扩张和收缩对一国国内各阶层政治力量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联盟的变动，他认为由于同一种要素的所有者具有同样的利益，国内政治联盟将根据要素所有权划分阵营。Alt 和Gilligan 则根据特种要素理论，讨论了贸易变动对不同部门利益的影响，认为，贸易会引起不同行业间的利益冲突。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隐含假设，即多元决策假设，一国政府在决策时将会考虑到公民的偏好。尤其是，那些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并形成利益集团的公民的利益将会在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得到更多的反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需要利益集团在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由于利益集团能够更好地向政府提供有关的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 (三)贸易政策的形成 20 世纪70 、80 年代，对贸易政策形成的政治经济分析理论诞生。Mayer从公民直接投票的角度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形成。Hillman (1989)指出贸易保护政策是失去了竞争优势的衰退行业向政府游说的结果。Findlay和Wellisz(1982) 认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会围绕贸易政策进行竞争。Magee， Brock和Young (1989)试图将政党纳入对贸易政策形成的分析，认为政党、利益集团和公众之间将在关税政策的博弈中形成两阶段子博弈精炼Nash均衡。Grossman和Helpman(1994) 讨论了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的非合作博弈，指出政府的目标函数中既包括对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的考虑，又有对消费者大众福利的权衡。保护率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有效地组织利益集团。值得一提的是，Grossman和Helpman (1995)还将他们的模型进一步推广到关于贸易谈判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认为两国国内利益集团力量的不平衡会导致两国关税水平偏离自由贸易条件。当一国政府面临参加还是不参加区域自由贸易协议的选择时，将考虑自由贸易协议能够给本国带来的总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内支持或反对自由贸易协议的利益集团力量的对比。当两个国家相同产业的利益集团都同样强大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影响将不起多大作用。 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学分析 (一)利益集团与集体行动 在美国，占劳动力总量2%的农业人口，一直得到政府相当高的保护。联合国计划署的数据表明，美国和欧盟对农产品补贴已经增长至每年大约3500亿美元。OECD的有关资料显示，美国欧盟对农产品生产者的直接援助高达2790亿美元。由于政府的补贴，不管市场价格如何，一个美国农民家庭每年的收益就高达US$160，000；英国援助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享受补贴的美国低价棉花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导致了中国棉花价格下降，当地棉农被挤出市场，令棉农损失17.2万元人民币和72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保护服装纺织业的理由是：首先，服装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该产业技术简单，能轻易被任何穷国模仿。 美国农民通常是一个组织良好且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群体，即利益集团，他们团结起来向政府和国会施压，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行为经济学家称之为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他们只代表整个社会一小部分成员的利益，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是为了影响政府的决策，而不是为了增加总产出，他们都是分利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政治结构，而是为了影响现有的政策后果。他们通常运用“显性”的影响方式—“游说”和“隐性”的影响方式，即“献金”来影响政治家或政治决策。哪个利益集团呼声高，它的利益就可能得到政府的保护，这就是美国厂商通常采取的“抱怨战术”。Tosini 和Tower研究发现，在支持1985年保护主义者纺织品法案选民和从纺织服装产业公司和联盟中得到的捐献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错综复杂。政府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不仅是为了讨好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服装商，还有美国国会两院某些亲拉美力量。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美国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以波音、IBM 等瞄准中国巨大市场的出口商、进口廉价中国产品的销售商为支持方，人权组织、“西藏”、“中国民运分子”组织组成反对方。在美国，工会往往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向政府施压的一个组织。如1995年拥有三大汽车生产商的北密歇根的美国汽车联合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抗议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认为墨西哥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法国人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形象地描述了美国利益集团参与国内政治的特点。指出，“在法国，看到的新的事业中居于首位的是政府，在英国看到的是人的等级，而在美国，你却将一定会发现协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加成功地把协会的原则适用于实现众多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劳联-产联(AFL-CIO)为代表的劳工联盟四处游说，要求美国国会通过《中国货币法案》，并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美国制造业联盟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40%，美国政府应对中国施加压力。2005年上半年，来自汽车生产州密西根州的众议员以及“健全美元联盟”的制造商团体都向政府建议，要求向中国施压，促其货 币升值。 近年来，美国的集团政治迅速发展。老的集团变得更加积极，在游说政府方面更加职业化。据贝里80年代中期的统计，63%的公司公共事业部门使其办公室升级，增加了办事人员。大约有400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置了办事处，在华盛顿为游说服务的律师也明显增加；新的集团迅速增多，杰克.沃克80年代调查了564个院外活动组织，其中1/3是1960年到1980年期间建立的。根据官方统计，1983年美国有17644个正式的非赢利性全国社团，比1970年增加了近7000个，即几乎增长了近70%，其中的很大部分为政治利益集团。一项全国调查表明，60%以上的成年人至少参加一个社团。在美国的利益集团中，劳联-产联，农产主利益集团等都是主力军，他们作为美国重要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拥有重要的地位。美国Corney大学的劳动经济学教授凯特(Kate Bronfenbrenner)作了一项调查，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了美国制造业领域工会的活动，她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该领域的工会抗议活动增加了60%，而此前只有29%工会组织此类活动。 (二)选举竞争 长期以来，贸易在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中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追求政治利益的手段。 政府制定政策时所考虑的也许不首先是其对经济的贡献，即成本效益问题，而是对选票的贡献(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 中点选民(Median Voter)：政治家常用选民的偏好来分析政党之间的竞争。假定贸易政策能用关税率水平加以表述，选民对政策的不同偏好表现为不同的关税水平。中点选民就是政策偏好较折衷的那部分选民。假设按对关税率高低偏好不同将选民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民倾向于关税率tA，第二组(即中点选民)偏好于关税tM，第三组选民喜欢较高一点关税tB。假如一个党派提出高关税率tA来赢得第一组选民，另一个党派就可能提出较低的关税率tB而获得了第三组选民的选票。政治竞争迫使两个党派都提出接近于tM的关税率，即接近中点选民所赞成的的关税率tM。中点选民就位于我们下面曲线的中间地带的选民(见图1)。2002年3月，布什政府对钢铁进口征收进口附加税，就是要照顾俄亥俄州等四个钢铁产地的选民，并且为来年的大选做准备。 拍卖会：一些经济学家将贸易政策模型想象成一场拍卖会：利益集团根据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来提供政治捐款来“购买”政策。为了获取竞选资金，各政党往往会根据企业的政治捐款作出承诺。如果大选获胜后，会采取一些有利于某些行业或企业的经济政策，以“回报”它们竞选时的“投资”。1995年美国就欧洲限制香蕉进口的配额制度提交世贸组织，宣称欧洲的香蕉贸易体制不仅损害了中美洲国家的利益，其实是为了保护奇奎塔(Chiquita)香蕉公司的利益。因为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某民主党、共和党都曾经慷慨解囊。 (三)贸易政治过程的新取向——社会问题和党派之争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Destler认为，贸易政治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寻求保护的利益集团，因为国际竞争中无法取胜的生产者都会寻求通过阻止或限制进口来解决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纺织、钢铁、汽车、鞋、机床、半导体产业都曾寻求过保护。但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出现了新的动向，生产者一方面会依赖进口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一旦进口增加，与之竞争的相关生产者的抵抗就会高涨起来，寻求保护。拿纺织行业来说，战后经常要求并得到特别保护的美国纺织业协会，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改变了保护战略，一方面追求服装业的国际化，但随着多边纺织品协定的废除，便确定了所谓“原产地原则”，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美国规定了只有在北美生产的布匹及纺织品原料生产的服装才能享受免税及无限额进口的优惠政策。 贸易保护主义也会利用社会问题要求政府限制进口。所谓社会问题，其本质就是认为贸易削弱了或者威胁了现存的国内水准。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很难遵守劳动标准及环境限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污染、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等等。贸易保护主义正是利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外贸政策施加影响。WTO西雅图会议上的反全球化运动就体现了这一点。同时，贸易政策也成为各党派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当权政府在获取政治捐献上比它的竞争对手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许诺连任后采取的贸易政策。如1988年美国的议会选举中当权政府拿走了运动捐献的3/4。 贸易政策的国际影响 在国内，各种利益集团试图对政策形成过程施加影响，以便使最终出台的政策对自己最有利，执政者则审时度势，连横合纵，通过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国际层面，各国执政者派出的谈判代表或许就代表执政者本人的意愿，在谈判中尽量满足本国某些利益集团的要求。一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使本国多得，外国少得。在国际政治和国际谈判中，不同国家国力的强弱和不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扮演角色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谈判的结果。对于小国来说，利益集团游说下的贸易政策，其影响仅仅在国内。但对一个大国来说，其贸易政策如果只考虑国内利益集团而忽视了国际上的利益集团，或利益相关者，采取非合作的贸易政策，容易引发贸易纠纷或贸易战。在经济全球化下，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作为利益相关者，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进一步说，如果双方将贸易关系激化，反过来会伤害国内另外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那就是广大消费者。贸易政策的政治过程就是干预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贸易政策的目标不是效率，而主要考虑分配因素，即贸易政策被作为对社会不同利益集团收入分配的工具。 任何政策都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政治也因此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来避免或者减少国家之间贸易摩擦，这就是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各方面战略对话的意义所在。战略对话不仅仅是为了增进两国的互相理解，更重要的是为了找到和确立全球化状态下解决两国贸易纠纷的新机制。比如，就中美纺织品争端来说，谈判或对话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一种选择，因为：首先，在美国，目前有大约60-70万人从事纺织行业，但主要从事的是与服装无关的其他工作，美国的纺织业大部分已经消失。也就是说，美国市场上的大部分纺织品都是进口的，并不是中国人夺去了美国人的就业；其次，贸易本身是一个相互的需求的过程。简单的讲，没有美国的进口商，中国也就不会出口。再次，即使不从中国进口，美国的进口商也会从越南、墨西哥、印度甚至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进口。因此，从政治、经济两方面与美国政府进行有效协调，是解决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美国文学 诺贝尔文学奖 政治理想 借鉴与输出 洋为中用
[中图分类号]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1－0127－09
在上个世纪的百年文学史中，包括英美诗人T・S・艾略特在内，共有11位美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其创作的本意上讲，这些作家中并没有一位是纯粹意义上的政论性文学家，然而，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又无一不在其文学作品中体现了文学对政治的关注。在当今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正确认识美国文学中的诺贝尔文学奖现象，重新评价其政治意蕴，对于进一步理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美国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内涵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世界性的文学第一大奖，对于世界文学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中，美国作家在世界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数量和影响来衡量，美国文学引领了上个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取向。如果说北美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美国文学是以政论性文学为其主体的话，那么，在这百余年的美国文学发展史上，并没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专门从事政论性文学创作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的是文艺美学标准，艺术创新是其重要人选标准之一。但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它与王朝的更替交叠，国家的兴亡盛衰紧密相关。特别在历史巨变之际，二者的融合激荡常常磁暴般地引发出无比绚丽的人文景观，往往铸造出壮美的文学与悲怆的政治。而在历史温和地量变之时，尽管期间少有剧烈的碰撞，但它们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作用也没有停止。只看盛世文学(如盛唐)的升平气象，那也是和政治有着莫大的关系的。”美国自建国以来，在200余年的发展史中，并未出现过社会形态和国家体制的变更。在上个世纪的百年之中，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的剧变，美国均参加了，此后又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然而，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在美国境外进行的，美国成了战争的受益国，一跃成为世界的霸权大国。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趋势上看，美国在上个世纪处于盛世时期，因而其文学创作在政治追求方面并没有出现过北美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以建立新的国家体制为宗旨的政论性文学家。但是，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学创作在文艺美学追求的同时，却无时不将政治要素融入其作品中，原因在于“政治总是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为权力、族群、国家、治理等等政治的核心概念是我们群居生活中的必需品和日常用品。……政治学给予我们许多选择的理由和原因的解释，政治小说则还在这些理性思辨的基础上给予我们许多政治生活不完全意识到的主体感觉、他人感受和自由而又富有逻辑的推进式联想。”换言之，既然文学研究的是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文学无论是在创作方面还是在批评方面，都无法摆脱对人在群体性方面所形成的政治关系的探索。
在表现形式上，政治形成的政权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公共权力，在国家行为主体内是稳定社会的力量；在国际上，是稳定国际秩序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之前，政治具有舆论宣传、以期达到某一社会共同体内人们政治认同的作用；在新政权建立之后，政治又具有维护与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政治活动，更侧重于伦理原则的‘元政治’，而非侧重于实际利益的‘权力政治’。前者属于体现人们内心愿望的全民政治，注重的是社会‘如何组织’的问题；后者属于表现为各种运作机构的党派政治，关心的是国家‘谁来统治’的问题。前者作为伦理政治主要考虑政治的正义性，而后者作为一种当下政治的核心是形形的权力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无疑是依托于暴力对国家机器的掌控。”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要求获奖者既要突出表现手法，还要在思想上和生活观上真正具有高尚的道德，因此，道德标准成为获奖的必要条件。在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尽管没有一位在其作品中直接叙述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潮以及预测政治走势的作家，但是，这些作家在其创作中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政治活动”中对伦理原则“元政治”的追求。这也恰恰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人的动物论”，即“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且不论亚里士多德对家庭和国家起源的结论是否正确，仅就其对人的社会性及其伦理性而言，是有其合理性的。
对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关注，从美国这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代表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大街》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部批判美国资本主义所谓的“精神文明”、讽刺新兴中产阶级、表现美国公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的代表作品，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颁奖辞申明：“伟大的美国新文学是和民族自我批评一起开始的。它是一种健康的标志。刘易斯具有不仅用他坚实的手、而且还用他嘴边的微笑和他心中的青春活力来推动自己开垦土地的耕犁的天才。他开辟了新的耕地，他具有一个新开拓者的风度。他是一个拓荒者。”《大街》留给人们的启示是：“‘上帝创造了国家，人创造了城市，而魔鬼则创造了乡村。’乡村和城市一样，到处都充满了虚伪、不平、欺压和邪恶。”戏剧家尤金・奥尼尔在二战初期对纳粹充满忧虑，看到人类的自南和民主受到极大的威胁而计划写一部反法西斯极权主义的三部曲，却未能如愿。然而，身处现代主义盛行的时期，奥尼尔在获奖并沉默多年之后东山再起从而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奥尼尔现象”。奥尼尔是以“称之为一个深刻的个性对美国旧式乐观主义的反拨”而获奖的。奥尼尔在《琼斯皇》中通过描写一个黑人暴君精神崩溃的故事对集权主义进行了抨击。作为一位社会悲剧作家，奥尼尔在其全部作品中均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人所处于的网境与张力，虽然也有些评论家认为奥尼尔的作品具有颓废倾向，但作为探讨人本体论上二律背反的社会悲剧，又理所当然是不能以喜剧来收场的。诗人T・S・艾略特曾声 黑奴母亲塞丝为了不使自己的孩子再度沦为奴隶而将其杀死。这场人间悲剧就是要重现过去奴隶制惨痛经历的集体记忆。莫里森的小说是为整个人类而创作的，而非像其先前的黑人作家那样站在黑人的立场上来控诉白人世界。在种族平等、民主和自由的诉求上，莫里森的文学创作开创了世界文学的先河。
在这个分类中，海明威是一个另类作家。作为一名地道的美国白人作家，海明威的海外经历使他成为一名“世界公民”。亲身参加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海明威的伦理道德意识和正义感逐渐凸显出来。海明威从一战的战场上“凯旋归来”后，回顾这场战争所带给他的：死者与生者，失败者与胜利者，究竟谁是赢家?因而，处于迷惘之中的海明威在法国巴黎被斯坦因冠以“迷惘一代”的代言人。海明威为何迷惘?因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利益争夺的战争，因此也是一场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
“海明威通过这部作品(指《永别了，武器》)告诉人们，‘迷惘的一代’的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帝国主义战争。”弘扬正义，为正义事业献身是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所要体现的政治意识。因为这场战争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之战。海明威最终回到了美国，但却把其小说的主人公乔丹永远留在了西班牙大地上，将其正义之思与文艺美学之求完美地融为了一体。
刘易斯、福克纳、奥尼尔和斯坦贝克4位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虽然没有上述作家那样丰富的国外经历，但其文学创作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同样体现了国际化的创作背景。这4位美国作家也或多或少有其海外经历，并认真研读过欧洲文学大师的作品，从中汲取了国外文学名家的创作经验。刘易斯活跃于19－20世纪之交，他曾数次游历欧洲和南美，并在浩瀚的书海中寻觅世界和民族文化的宝藏，因此，虽然刘易斯并没有国外定居的经历，但是，仍然是世界文学的资源哺育了美国这个首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福克纳试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未果。作为与海明威齐名的作家，福克纳也试图进行战争文学创作，也试图探讨战争的意义，曾出版了《一个寓言》、《士兵的薪饷》和《野棕榈》等战争题材的作品，但他的人生经历无法使其在这条创作道路上像海明威那样一直走下去。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和日本的经历以及欧洲心理哲学和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使福克纳开拓了视野，为他走向约克纳法塔法世系小说创作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中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为他成为世界一流作家铺平了道路。奥尼尔在商船上游历过南美和南非，他的游历使他接触到社会的下层，再加上他对易卜生、叔本华、王尔德、尼采、希腊悲剧，尤其是对斯特林堡作品的研究，虽然他所处的时代是现代主义盛行的时代，但是欧洲的戏剧传统和欧洲思想对奥尼尔的影响和他的自身经历，使他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创作实验之后还是回归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为其后来位居第三代英语戏剧代表作家的地位奠定了基础。斯坦贝克二战期间曾作为战地记者到过欧洲战场，战后又去过苏联。虽然斯坦贝克在反法西斯题材的创作中并不成功，但他鲜明的为无产阶级写作的立场在11位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却是最为明显的，因而斯坦贝克被冠以“左翼文学家”的称号。
三、诺贝尔文学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
判断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可以从多方面来予以考察，但是，毋庸置疑，诺贝尔文学奖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也是当今判断一个作家乃至一个民族文学发展水平的尺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在文学领域内创作了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这文学“不仅包括纯文学，而且包括在形式和风格上具有文学价值的其他文学作品”，从而使文学奖的颁奖范围扩展到整个人文学科的范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范畴变化说明了该奖项评选更加注重人文思想的综合考察。在上个世纪的百年发展历史中，在美国文学界，加上英美诗人T・S・艾略特在内，共有11位作家获此殊荣。这一现实表明，美国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文学发展史也非常短，但其发展速度之快，成果之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美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全球化因素与美利坚民族的发展史是一脉相承的，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自美国民族文学形成那天起，就把他国的先进文学思想吸纳到了自己的发展轨道。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北美革命时期的政论性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家均以欧洲政治哲学为其创作思想基础，作品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变革。此后，美国文学家就一直效仿其先辈，沿着这条发展道路走了过来，所不同的是：先辈注重权力政治，而20世纪作家关注的则是政治理想。
北美革命时期的文学基本特征是政论性文学，而非为艺术而艺术的其它类型文学创作，这是因为北美殖民地人民要脱离宗主国的统治，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虽然北美殖民地的移民多数来自英国，但是，由于地域、经济生产模式和心理认同模式不同，最终导致同一个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政论性文学作品作为政治文本，直接服务于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文化教育，以期达到政治认同之目的。例如汤姆・潘恩的小册子《常识》、《危机》和由杰弗逊主持起草的《独立宣言》等政论性文本，宣传和鼓动人民起来造反，脱离英国的统治而走向民主自治的道路，或者以大陆会议的形式宣布独立的政治纲领性文件，都为这个国家的诞生起到了历史性的权利政治的作用。
建国之后，美国文学政治性的主流已不再位于诉求国家的政治范畴，而是位于心理和精神层面上的政治文化范畴。“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映，它是作为一种观念形式存在的、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的感受、理解和认识的综合。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不仅反映着一定的政治关系，而且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它对于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美国建国后的文学政治性主要体现在文学的公共空间内。文学公共空间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场域之外，由自律、理性、具有自主性和批判精神的文学公共参与的交往，即对话空间的场域。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学作品可以以纸质书籍、电子文档、网络文学、影视等形式得以传播，而当“文学与报刊紧密地联姻，既推动了文学革命，又为文学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文学副刊和专门的文学杂志便是其中的产儿。”上个世纪初，美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也多以报纸和杂志刊载的形式首次与读者见面。随着科技和传媒技术的发展，电子图书、网络文学和影视文学等诸多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应运而生。但不论采取哪种传播方式，文学都在公共空间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为宣传美国的政治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综观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文学创作实践及其获奖原因。思想要素均为其获得成功的基本要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T・S・艾略特在1923年评论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文章中指出：用以组织文学作品的传统模式假定社会秩序是相对连贯和稳定的，它已不能适应‘当代历史中大规模的无效和无政府状态”’。欧洲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导致了政治形势的动荡，并由此引发了文学传统的变革，其最大特征是打破旧有传统而建立新的传统，应运而生的是文学现代主义潮流的迅速发展。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的发展，美国文学史上出现了3位丰碑式的文学家：诗人T・S・艾略特，其 《荒原》被公认为是现代主义诗歌的里程碑；美国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典型之作；而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成为英语戏剧发展史上第三代的代表作家。这一阶段的获奖作家还有辛克莱・刘易斯和赛珍珠。这5位获奖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均体现了动荡的年代文学对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关注。除现实主义作家刘易斯和赛珍珠以外，其他3位作家均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次大战之后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水岭。“后现代主义通常用于指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以后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这一时期，纳粹的极权主义、大规模的人种灭绝、原子弹毁灭世界的威胁、对自然环境愈来愈严重的摧残以及人口过剩所造成的不祥后果，大大地加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道德标准的灾难性影响。”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的共同点是文学创作均在于打破旧的文学传统，但不同之处是后现代主义却无意再去创立新的传统。无传统就成为了新传统。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对战争的思考、人的普世性的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等政治的理性思考成为这一阶段获奖作家创作的基点。最为激进的具有政治倾向的获奖作家是斯坦贝克，而对战争进行理性反思的当数海明威。辛格以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历史背景而创作的作品，颠覆了犹太教中上帝与选民之间的“契约论”。非裔作家莫里森和犹太裔作家贝娄虽为少数族裔，但在其文学创作中更加注重人的普世性探讨。布罗茨基的“四海无家”与“四海有家”观念是对传统家园(国家)概念的反拨。此外，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在塑造硬汉人物形象的同时，又为当今生态批评的热点研究提供了反生态批评的素材。
从文学发展的全球化因素来看，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的海外经历和对他国文学思想的吸收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然而，这些文学家在接受国外文学传统和思想方面，尤其是在继承欧洲的文学传统及其思想方面，并非全盘照搬，而是将其与美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即使像赛珍珠这样在中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作家，也不免在其文学创作中融入美国思想。这些作家对他国思想是经过筛选后才予以输入的。虽然这些作家并非刻意在其创作中为自己戴上政治国际化的桂冠，而且其中也没有任何一位作家是专门为政治而写作的，但是，对他国文化营养的汲取，帮助他们从人的社会性和普世性层面上进行了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深层次思考。
欧洲思想对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思想影响是其成功的国际化因素之一。这11位获奖者中，只有赛珍珠具有直接的中国背景，布罗茨基具有区接的苏联背景，其他大部分作家的文学创作均与欧洲思想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是西方文学界发生巨变的时代，而变化的起源基本上都是在欧洲。除上述提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流以外，欧洲的文学理论发展电为美国文学的繁荣提供了理论营养。源于欧洲的符号语言学和形式主义催生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艺理论，随着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欧洲文艺批评思想一并传入美国，成为这些获奖者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解读的指导思想。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批评语言学颠覆了语言学的传统观念，将文内与文外、文字与意识形态合为一体，使这些获奖者大大拓宽了文学创作的空间。
20世纪美国在诺贝尔文学奖上所取得的成就见证了美同文学发展的强势态势，而美国群体作家对获奖作家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获奖固然是对作家成就的肯定，然而，在未曾获奖的美国文学家中还不乏一批功名卓著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作为一个文学创作的群体，这些文学家都在不同层面上烘托了这些美国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例，西奥多・德莱塞、司各特・菲兹杰托德和理查德・赖特对社会的批判，在某些方面要比这些获奖者更为尖锐，其作品《美国的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土生子》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的批判要比那些获奖者更要深刻得多。这些作家在其作品中甚至直接触及美国政界的腐败和美国社会伦理道德以及产生犯罪现象的根源，进而表现出对人的价值的深刻关怀。
同世界上所有事物一样，美同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其正反两方面的价值。美国文学在20世纪获奖的事实印证了美国文学的繁荣，使美国文学跃居世界文学的领军地位。美国文学在全球化进程中更由输入转向输出，其输出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文学在美国称霸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软权力”的作用。这一点也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深切关注。
四、美国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内涵对中国文学的启示
美国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奖中所取得的成就，在诸多方面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使中同在世界史上立于东方伟人之列。在中国早期政治思想史上，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儒家政治思想，老子和庄子的道家学说，墨子的墨家政治思想，为稳定社会秩序，均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虽然这些思想家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的策略上相差甚远，但其基本核心思想都是君权在上。这种政治思想的内核一直延续下来。无论是通过仁治还是通过法治，在解决人际和谐、群体和谐和天人和谐的问题上，其核心点仍在于解决人在社会秩序中的问题。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上，许多思想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政治思想是通过文学作品反映出来的。先秦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秦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中唐时期的诗人韩愈、晚唐时期的李商隐等举不胜举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志士，无一不在关注政治问题。屈原“忧国投江”更是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即使像南北朝时期著名田同诗人陶渊明具有社会隐逸性质的作品《桃花源记》也体现了他对政治的逆向思维的踪迹。一句话，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没有哪一位是能够逃离政治思考的。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文学救国和文学治同在政治与义学联姻方面的范例更是比比皆是，其中鲁迅便是中国文学近代史上最为值得称颂的政治思想家和文学家。20世纪，中国经历了由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最后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然而，在过去的百年间，中国文学却与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无缘!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且不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文学，就是新中国建国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除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在20世纪最后一年获奖以外，中国文学作家群在这块领域内仍未曾有缘。
有人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形象地比喻为“文学奥运会”金牌，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诺尔文学奖是一项在世界各国文学家之间进行的文学创作成就大比拼。既然是一场竞争，就必然存在竞争的规则。考察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可以看出，“理想主义倾向”始终是其首要条件。作为“理想”，除了文艺美学的理想以外，理所当然包括“政治理想”。中国文学发展史曾见证了文学与政治联姻的事实，那么中国文学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的原因又在于何处呢?其缘由是多方面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辉煌只能代表过去，却说明不了今天。19世纪上半叶，中国在长期自我禁锢之后，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了国门。才使中国开始向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学习。在20世纪初的 旧民主革命时期。一批仁人志士开始向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政治思想。作为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的旧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国家处于危在旦夕之际，在国内，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压迫使民众根本就没有民主政治可言，因此，中国文学的繁荣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国的社会改革是在极其艰难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这一期间，虽然出现了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和鲁迅等一批政治思想家和文学家，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所限，多数文学家的政治思想只能采取迂回策略来予以表达，否则作家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的后果。大文学家鲁迅在其全部小说及其文论中，也只能采取寓言式的写作手段来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美国自建国伊始就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民主思想基础较为雄厚，除了美国史上的几个特殊阶段以外，文学家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此外，由于美国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多元文化在其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除历史上蒙古族和满族人关主政以外。主要是以汉民族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社会体制的国家。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平衡阻碍了中国文学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事实上，是中国社会体制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全球化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同样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建国初期，出于政治原因，中国文学的大门仅对苏联开放，引进的均为苏联文学，因为中苏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两个政治伙伴。而当中苏关系破裂时，那扇唯一的开放之门又被紧紧关闭。极“左”思潮盛行的“”时期，政治又被作为检验文学的唯一标准，在民主政治发展仍处于滞后状态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中国的文学家是不能标新立异的，因为当时的政治口号是“七亿人民一条心”，否则就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思想的禁铜也束缚了中国文学家的视野，因此，在这百年期间，除了像老舍、巴金、鲁迅等几位重量级的文学家以外，是很难有人挤入诺贝尔文学奖之围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学界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为中国文学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此时的世界文学已经步入后现代主义阶段，现代科技和现代传媒手段的快速发展，使文学进入精英文学边缘化、大众文学市场化的发展道路，难以出现象《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这样具有政治思考的经典名著。这一事实表明，中国文学若想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圈子，还得从中国文学自身的努力做起。虽然全球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但是。西方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文学发展的道路及其取得丰硕成果的经验还是值得中国文学界认真予以思考和借鉴的。文学家在当今中国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舆论作用，在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具有与法制手段同等重要的历史作用。文学家也是人，同样处于社会群体之中，在经济社会中必然存在利益的思考。但是，由于文学内在的政治性和思想性的特征，必然要求文学家多了一份社会责任，在文艺美学的追求中，不能见利忘义，而是要多出具有表现积极向上、表现人的普世精神的“理想倾向”精品，才能为中国文学迈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门做好准备。
美英日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在社区治理方面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模式。本文梳理与回顾了三个国家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中一些基本的共性，这些共性或规律对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社区治理具有较强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一)社区治理的开展离不开政府的高度支持。在这些国家社区建设的历史上，尽管期间有个别历史时期，如美国在七八十年代、英国在八十年代，政府对社区的资助减少，社区一定程度上被置于边缘化的境地，但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这些国家的政府对社区治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美国20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联邦政府支持社区发展的先河，九十年代时克林顿政府把社区建设作为实现其“再创政府”“复兴美国”的重要手段之一，一直到小布什、奥巴马执政，都非常重视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作用;英国政府亦是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后，面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困难，英国政府都是把社区建设作为主要的抓手，特别是布莱尔政府的“社区复兴运动”与卡梅伦政府的“大社会”计划尤其体现了政府对社区战略价值的重视。
(二)社区治理应充分重视与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构建多元合作治理的格局。无论是美英的社区自治模式还是日本的混合模式，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都是一支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力量，致使这些国家社区治理的格局上，越来越显现出政府、非营利组织与市场化组织等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格局。这种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局面的形成，与这些国家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重视与支持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积极创造条件从法律、政策及经济上支持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美国1973年颁布的《国内志愿服务法案》及1990年签署的《国家与社区服务法案》，推进了美国社区的志愿参与及其组织化，根据2001年美国全国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全体公民中大约有2/3的人至少参加一个社团或组织。至于在城市里建立的社区协会(community associations撇量更是达到28万个。奥巴马政府创立的“社会创新基金”为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支持。而1998年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与非营利组织签订合作协议的国家，即所谓“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关系协定”(简称Compact协议)，使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制度化;日本1998年则制定了非营利组织的专门性法律，即《特定非营利组织促进法》，为日本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支持。事实上，日本非营利组织法律的制定促进了日本非营利组织的勃兴，并将日本社区治理带入到了官民共治的社区治理新阶段。
美国的社区发展实践始于19世纪末的进步时代。1889年，为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美国的社会工作者效仿英国社区睦邻中心的做法，在美国建立了第一座社区发展中心一一“赫尔馆”。与英国主要是反贫困的任务相比，美国早期的社区睦邻中心主要承担着帮助新移民尽快融入美国社会的任务。同时，社区帮助运动以美国为影响最大，表现为“在美国的发展更为迅速和普遍，不仅对所在社区的贫民及整个社区的福利提高有很大贡献，对一般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社会改革运动的推进也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联邦政府支持社区发展的先河，并为政府政策干预社区发展建立了制度基础。
(二)二战后美国政府社区治理政策的调整
20世纪60年代，美国约翰逊政府实施了“反贫困战争”的政策，开始推行以公民的广泛参与为基础的“示范城市项目”，同时设立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简称HUD)，从而给予弱势社区的居民在有关社区事务决策中更大的发言权。HUD是美国政府在联邦政府层面对社区事务进行管理的机构，负责制定社区发展计划，帮助社区提高自身发展和能力，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等财政援助项目计划。纽约与亚特兰大市当时的城市治理面临诸多项目，在这个项目推动下，它们成为美国最早开始有意识系统进行城市社区治理的城市。从1974年开始，HUD开始了社区发展联邦补助金计划，为社区提供廉价住房与内部公共服务的供应提供财政支持;并以此为经济杠杆，鼓励并支持公民的社区参与。同时，联邦政府还从制
度层面确定社区管理的政策基础，"1977年联邦政府颁布了《社区再投资法案》，鼓励商业银行和储蓄协会向其社区内的中低收入人群和小企业、小农场提供贷款，以促进中低收入社区的发展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
80年代，美国进入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新发展阶段，联邦政府认为依靠国家政策实现社区复兴是“不明智的”，从而削减了对社区发展的支持。此后，代表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与老布什总统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执政时期，开始倡导与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一场在政府财政危机背景下开展的运动，联邦政府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展时期进一步削减了对贫困社区的援助。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老布什总统对与社区治理紧密联系的志愿服务的倡导与推动，1990年老布什总统签署了《国家与社区服务法》，在全体人民中特别是青少年中倡导志愿服务精神，积极引导志愿服务深入基层社区，客观上对于解决社区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90年代后美国政府社区治理的全面推进
90年代克林顿上台后，把社区建设作为实现其“再创政府”“复兴美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将社区摆在了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因为在克林顿看来，“美国人结合为团体，共同工作，寻求共同基础，并找到共同的方法使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并且其认为“社区是民主的聚集地，只有在这里才可以让每位公民都真正的参与到公共讨论之中，1992年克林顿政府提出“授权区和事业社区计划”，并在1993年5月获国会通过。“授权区计划”与“事业社区计划”是克林顿担任总统时期两项重要的社区发展政策，主要是联邦政府利用税收优惠及灵活援助拨款等战略，向单个和成群的贫困社区提供帮助，使贫困群体获得自我发展与自我增值的能力，以解决他们自身的各种问题。"1993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国家和社区服务信托法案》，并建立了全国社区服务协会，发动不同年龄的志愿者投身社区服务，标志着把国内所有的社区服务项目都纳入到了统一的管理网络。”1997年又通过了《美国社区振兴法》，计划建立100个“社区振兴区”，推动社区福利发展。
【关键词】中国；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中国和美国在文化方面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国在传统文化、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基础、目标、内容和方法途径等方面各有不同的特点，坚持辩证的否定观，理性地借鉴美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1、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比较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近代资产阶级学说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基础主要有政治社会化理论、人本主义理论和实用主义哲学等。比较重视实验探索和实证分析，注重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
2、中美高校思政政治教育目标的比较
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有本质的不同。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比较开放，呈现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美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49年提出的“教育要面向民主、面向国际、面向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立意高，目标远大，肩负培养社会主义祖国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对人的政治要求高。
3、中美高校思政政治教育内容的比较
（1）两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面从相同点来看：
首先，道德教育都是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强调道的重要内容。公民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对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有直接的影响，高校大学生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素质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良好道德修养。
其次，中美高校都高度重视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阶级性，使国民对自己的国家具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对大学生进行民族意识和国家价值观的灌输。
（2）两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面也有许多不同
首先，宗教教育在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更加注重伦理道德的教育。其次，美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抽象、纯理论的概念比较少，重视社会需要与学生个体的需要的紧密联系。我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注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体系的建构。
4、中美高校思政政治教育方法途径的比较
中美两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和途径上的不同点。
（1）从美国高校来看。首先，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联系实际，针对学生的思想问题、模糊认识和他们所关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时事方面的敏感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其次，美国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自主化和多样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渗透在学生的生活、学习、择业和交友等各个方面的过程中，突显了美国高校渗透式教育的特色。
（2）从中国的高校来看。首先，我国高校主要集中在心理咨询和就业指导这两个方面，而且指导理论和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我国高校比较注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和理论内容的系统性。其次，教育主管部门给高校设置了统一规范的思想政治课程体系，而且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各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二、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美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取长补短，不断提高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生动性、实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1、应当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
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贯穿实用主义哲学思想非常彻底， 而且其教育理论研究也卓有成效。我国高校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所以效益不高，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存在着脱离实际、缺少实验依据、理论过于抽象以及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缺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运用。
2、坚持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人的价值
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常常过度地强调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而忽视了人的价值。借鉴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和人本主义理论的合理成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注重从关注人的实际需要出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了解人、理解人，正确地对待教育客体，尊重其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切实把工作做到人的心坎上。
3、注重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也应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
增强公民的责任意识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这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既要重视教育目标的高远性和全局性，又要从扎实的基本实践入手，切实把责任感教育纳入日程，使公民勇于承担宪法确定的权力和义务，勇于担起责任。
4、以法制教育内容为重点，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法律教育内容相对薄弱。因此，应当注重公民的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教育，切实提高公民知法、懂法、遵法、守法的自觉性，能够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
参考文献：
[1]刘耀京，高书文. 试比较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J]. 社科纵横，2010（ 2） .
美学虚事拓展向政治实事，就美学学科本身而言即由先验转向经验的努力；就政治哲学而言，是唯有美才是使人间事务臻于永恒的确认。康德以来，现代美学即已面临主体性沟通的基础问题（所谓主体间性的难题），而将康德先验共通感扩展为经验对象的审美共通感（审美共同体），并拓展为一个大论域，是对现代美学和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扩展。
德国学者韦尔施一语中的：“……美学丧失了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这导致审美思维在今天变得举足轻重起来，美学这门学科的结构，便也亟待改变，以使它成为超越传统美学的美学，将‘美学’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进来，诸如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伦理学等等”。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骆冬青等先生的“政治美学”可作如是观察。文以载道，骆冬青等纵论晚清以降，小说叙事作为权利话语在政治教化中的美学意蕴。 参见骆冬青：《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骆冬青：《叙事智慧与政治意识——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政治透视》，《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骆冬青：《叙述的权力：先锋小说的政治美学阐释》，《南京师大学报》2006年第3期；骆冬青：《“小说为国民之魂”——论晚清“小说学”的奠立与政治教化的关系》，《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蒋晖以《李有才板话》 蒋晖：《〈李有才板话〉的政治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6期。为个案，分析赵树理文学功用性的呈现模式，即新的革命经验如何在农民的特殊交往方式中得以表达的问题；申明说书人用声音（说书、讲故事）超越文字书写（诗话、小说，朗读、默读）的本体论和存在论意义。《李有才板话》中说书人的美学尝试承担起五四以来建构起民族国家想象的新方式，不失为《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政治共同体理论的实践阐发，并启示我们分析礼乐、诗赋词曲戏、小说、话本、电影电视等权力话语载体及其审美交往模式的演进于人的存在论意义。张旭春的《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 张旭春：《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 人民出版社，2004年。通过20世纪中国创造社的审美政治化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浪漫派的政治审美化的对勘，展现出两种现代性追求的浪漫主义道路。因为中英救亡与启蒙的不同语境，分别代表着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想。
综观以上政治美学的探索历程，其美学研究仅只限缩在文艺（文学文本）政治美学，分别代表了文体模式、文本呈现模式、中西对比模式在该研究中的成就。但是，其对“现实审美”，如时尚、文化产业等时代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注。“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的金树是常青的。” ［德］歌德：《浮士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5-96页。艺术不能生活化，即是没有价值的艺术；生活（包括政治）不能艺术化，即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并且，美学日常（包括政治）的艺术性并不能因对象化而被遮盖。对美学学科而言，艺术审美，以及“现实审美”都应当纳入“政治美学”的框架之内。
政治美学话语、审美共通感问题与美政预设：现状审视、选题意义与现代性反思政治认同的审美性已是一种历史事实，中西政治哲学中都鲜明地存在着关于美学的思想，其中有许多著作本身就是美学名著，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在中西美学思想中也有大量的关于政治的美学观照，其中，审美性（“道”）对政治（“器”）认同的超拔性论述成为焦点所在。就当代中国知识界而言，骆冬青认为，政治“秩序感”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家的风格等等都体现出美学的精神；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与未来构建了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把特殊群体、阶级、集团的利益、情感、意志、观念净化并升华为人类的普遍理想和共通情感；政治统治的美学奥秘在于使权力成为魅力、权力结构进入情感结构；政治的等级结构深刻地表现为审美的一种价值结构；政治权力渗透到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视、听、言、行的根据和规范。 参见骆冬青：《论政治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政治美学的意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骆冬青对“政治美学”的研究，总体设计为四个部分：1.“有限的自由”研究政治美学概念的成立；2.“权力与魅力”探讨政治中“神道设教”、“兵刑合一”，以及“等级距离”等方面体现的美学精神；3.“历史与实践”则研究政治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塑造和空间的意识形态分割，探讨“正义”、“爱”、“民主”、“革命”等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生存向度及其美学意蕴；4.对政治中“美的灾难”与“美是目的”思想的研究。（参见徐敏：《政治美学：一个新的学术课题——“回归实事：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学术研讨会综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但在骆冬青后期有关“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的系列研究中，并未完成对此后两者的开拓。骆冬青的研究直接助产了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 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的诞生。范永康从“诗性政治”的“心理本体”筑基上见出审美政治的想象性、人文性、体验性、超越性、整体性等美学特征。 范永康：《试论“诗性政治”概念及其美学特征》，《理论导刊》2009年第12期等等。范永康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的研究”(07BZW012) 项目，后继将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嘉惠学林。董志刚、张政文、江宜桦、应奇等人 董志刚：《审美化的政治话语——夏夫兹博里的美学解读》，《哲学动态》2010年第4期；张政文：《席勒美学：一种重建的政治哲学现代性话语》，《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范昀：《审美与公共性：重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美学的价值》，《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Yi-Huah Jiang, Thinking without a Bannister: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Aesthetic Politics，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3). Yi-Huah Jiang: Politics Aestheticized: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of Politics Action,《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六卷第一期，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应奇：《政治的审美化与自由的绝境——康德与阿伦特未成文的政治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则从夏夫兹波里、席勒、阿伦特等西学人物的批判中寻求政治美学的理论意义。等等。
“政治美学”旨在探究政治生活本身所蕴涵着的美学奥秘，运用美学方法来分析政治。那么，政治美学的命题是否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若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上观察，以上研究并未见出“政治”存在者的问题所在，连带地难以凸显美学于存在的意义。在汉娜·阿伦特看来，问题在于政治事务该不该成为哲学（美学）问题。由于反驳了蒙昧智者，如柏拉图等，对世俗的蔑视，阿伦特主张哲学家应当和柏拉图的“洞穴”同在。 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nald Bei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29.追思现代性以来，苏格兰自然神论者对经验乃至自然本心（如沙夫茨伯里的“常识”、休谟的“同情”说等等）的辩护，继而关心、承认政治事务，即是对哲学家走出柏拉图式“洞穴”的反驳；哲学家于封闭的洞穴和大众一起，在智者看来，现世的肉体、感觉、乃至政治并非错误和邪恶的源头，政治事务成为哲学问题。此对中世纪以来的形而上学迷梦而言，不是一种新学说，而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这在对康德等人的“批判”中表现为一致。阿伦特通过康德的解读，将这种转型根源于审美共通感和政治共同体间通洽的难题。关注更好地生活、或政治生活，克服从柏拉图直至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形上幽灵和幽暗倾向使“审美性是认同的外部工具和手段，还是是其内部的本质要求和体现”的争论 徐翔：《政治认同的审美性——兼重审文学在“再政治化”中的本体论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成为人为制造出来的伪难题。审美在理论上无论作为政治的本质还是工具，都是不能取代在其现实中即体即用的融通关系，这是美学的内在问题。尼采、马尔库塞以来，伊格尔顿臧否现代性以来的美学人物，开篇申论“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历史渊源，凸显美学是“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 ［英］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导言第3页。即以身体造反逻各斯的中心问题，这是美学对政治实践的理论反映。
总论以上政治美学的研究成果，结论有三：第一，美学本身对于政治的形上意义的认识较为一致，但对“政治”存在者自身问题的探讨模糊，故而导致美学于“存在”的意义无的放矢。故而笔者希望政治与美学融通能揭示现代社会的某些关键问题。问题不再是诗可以“兴观群怨”，不再是艺术以及新媒介如何被用来服务民族主义、革命、政治宣传、工农兵学运动等等。问题之一是美学如何带有个人亲身体验的张力、激情、苦乐，并作用于政治的现实问题。文学等艺术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不断边缘化的探索，其作用也在不断地收缩，（马克思提醒我们，资本家绝对没有时间读它）但美学却不是。当文学艺术有效地让位于政治力量时，美学诞生了，并且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繁荣起来。和艺术体验相比，审美体验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既是外在功能的，也是内在心性的。政治的现实化依然是关乎权力的，但我们的研究并不表现为司法化的政策、法律、控制、组织或者宗派的衡制，凡此种种可以通过政治科学来探究；美学化的政治提请为这样的一种权力，它植根在个人心性、情感和趣味中，继而运行于创生意义和推进文化的政治象征与感知模式当中。在这方面，政治并没有假借美学的外衣，而是政治本身化身为某种形式的艺术化追求和美学行动。第二，文艺（文学）文本批评在组建想象共同体的阐释中具有范式意义，但由审美共通走向审美的政治共同体实践并不能在对象化世界中被替代；第三，中西美学史中，“政治美学”资料的开拓是方向；第四，在中国大陆知识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地位显要，其在政治共同体实践中的作用辉煌，但理论总结还待深入。在“文学史”的方面，朱晓进等人的研究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作出了梳理；在“论”的方面，2006年4月7日至8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学术研讨会”，可算作接力一棒。故而现代政治哲学引入美学，应当由当代政治哲学的语境和审美共通感的性质来决定。
二
立论“审美共通感”的政治学意义，在于阐明现代“程序学”的原子化弊端、并试图解决主体间性的困境。现代性以来，古典性的共同体（礼俗社会）由“等级大序”的礼制走向了的联合体社会（法理社会）。共同体是依凭人种血缘、地缘、巫术宗教文化传统等所形成的古代群体类型。其先于个人并以习俗塑造、规训着个人。个人从共同体中获得成员资格，并顺应相应的伦理观念。社会则是个人基于自身利益与意志意愿的需要而理性制造的对象，个人是社会的策动者。 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对于共同体和社会的社会学二分，弗林斯借助舍勒的思想评述，将人类共在的社群形式拓展为人群、生活共同体、社会、总格等由高到低的思想史进程，（参见［美］曼弗雷德·S·弗林斯：《舍勒的思想评述》，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97-100页。）其“爱感”占据位格的优先性地位对程序学的批判有方法论的启示。“社会”作为“共同体”祛魅后的复数，何以社会联合？随着古典共和主义的式微，自由主义成为对现代联合社会做出回应的现代性的政治理论。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罗尔斯等提示人们：社会契约论是国家等公共联合体系起源及其正当性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别于“神志论”、“阶级意志论”等精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模式，作为私利博弈的恶之花，把握的是现代性“规则”的一面，而其“质料”可称之功利。“约成”取消精英和庸俗之别，是关于财产的安全机制，反映的是私利的妥协；其内在价值是自由，核心在自主。事实表明，立约的动机是自然（自私），契约启用的前提是人的独立自主、资源分配的正义和平等，等等。即立约前的关系——意义同情等共同体感（集体责任）受到“两可”的处置；守约时，科层制度化-法制化的优先程序，（中立化、非人化，当然也高效、精确、低廉）在有关幸福和道德的问题上保持中立，而将具体有关的人、交往的人变为无关，并拒绝为非自主行为导致的邪恶承担个人责任（对道德缺乏自主）；再次，契约论依托程序原则类型的道德，而期待契约持久、内在的自律，这对契约论本身的悖论解法并不一目了然。该悖论实自自由主义政治纲领的内在矛盾，其积极价值（自主、自由、平等、权利，多元主义和分配正义）内在地导致政治懒惰，乃至公共邪恶和人心缺德等消极恶果。使人担心文明宪法的机械一致及其社会性的逆反倾向，是否能推动人类的进步。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70页。韦伯发现该官僚体制（外显为经济体制）的铁笼性，使天职责任幽灵般地徘徊无往。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42页。阿伦特遭身于二战磨难，认为官僚政治的“无人统治”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45.更易使极权主义滋长，这是原子个人主义的“不判断”（而非知性失聪）惨遭野蛮的恶果……借此推论，现代公共领域的目的和意义一旦被自由主义的政治“道德”蚀空，其契约将徒具工具性职能；一旦形式理性从社会内容中分离出来而且交互确认的纯粹模式被体制化，又如何能够在形式物中聚合其意义呢？马尔库塞的“单面人”、西美尔阐明的的“都会性格”、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体验、哈贝马斯之“公法之私人化”的忧虑等等，表明以契约为内核的“程序政治学”有待进一步完善。“审美共通感”能否赋予其初始的共通意义呢？它能否发挥其政治批判的功用呢？
“共通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共通感”的文献综述参见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3-53页；另及洪汉鼎的译注，见第829页以下；卢春红：《情感与时间》，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6-29页等。“审美共通感”研究的文献请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119、63、74、76页等；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nald Bein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尤西林：《心体与时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第五节、第五章、第八章。共通感的元点意义即五官六觉之共同官能（common faculty，亚里士多德《论灵魂》426b8-427a16），他不仅指五种感觉，而且是指在本质上异于任何一种感觉的五种感觉的综合。托马斯·阿奎那在对《论灵魂》的注疏中，进一步将共通感阐释为外在感觉的共同根源。在此意义上而言，这种能力使共通感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能力。在18-19世纪，苏格兰常识学派依次而表达为日常感觉（common sense）或健全感觉(good sense)： 参见［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同上，第32页；Encyclopdia Britannica, Inc. (eds), The New Encyclopdia Britannica, 15th edn, 3rd vol.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2005), p.493.从文化上提取天生的道德感（情感）来弥补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上对封建专制所取得的契约论成果。（这在英美法系中体现的比较明显）统而言之，在西方哲学史中，因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对峙，即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或逍遥派－罗马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隐约对立，共通感在学理上分疏为“判断力的能力”和“道德品性”（或精神品性；共同观念的感觉和情感——一种对习俗、伦理标准的蕴含：应当/不应当，适当/不适当）之双层内涵，得到“判断力”说和“同情感”说的生发。“判断力的能力”是认识功能，其有审美共通感（审美的形而上学）和逻辑的共通感的分别，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由于否定康德有关规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力的区分，⑦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0、50、43页。对审美－逻辑的共通感并未作出明分，因为康德的规定性判断力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审美的判断，故加达默尔认为“即使就其逻辑意义而言，共通感这一词在康德那里也没有起什么作用。”⑦而“道德品性”是“与社会联系的”道德学或道德感学说，其以沙夫茨伯里的“共同福利的感觉”、哈奇生的“同情”和休谟的“道德感”学说为代表，与之并列者应当是国家公民的共同品性，具有政治－社会内容。简言之即是从柏拉图直到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诸人探讨的政治共同体。此与“与社会联系的”共通感可以合称为社会共同体。在共通感之“判断力的能力”和“道德品性”的分疏中间，分别由康德的反思判断力和休谟的道德感学说的叠合与纠结见出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间的深层融构。用虔诚派厄廷格尔对共通感的界定可直接翻译成“心地”（Herz），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4、831页注［58］。其旨在反对笛卡尔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强调精神和物质的相互联系以及生命的首要性，厄廷格尔将之诠释为与上帝相伴的本能。但这并非忽悠即逝的情感，而是根深蒂固的倾向，并且有神圣的威力。从而“心地”占据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心性之元的地位。元即启始，人择原理表明天地人的共通始源是人类进化的历史根据，康德的审美自然目的论对此进行了辩证分析。
在西方，“审美共通感”的研究有一转折两分叉。一转折即共通感由神话时代和实体哲学时代（前现代）的“普遍性”话语转向现代“判断力”的分析。分叉之一即康德的先验探究。别于常识学派的经验论，以以情感为内核的审美共通感去消解知性范畴和道德命令的纯粹双执。由此，反思判断力凸显的整合心能在重建现代社会公共精神中受到重视。分叉之二是阿伦特的政治学研究替换康德的哲学研究。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即将康德在第三《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采取了政治判断力形式， ［美］安东尼·J.卡斯卡迪：《启蒙的结果》，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86页以下。使巴塔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所持的无为共同体取得理性（即“逻辑的”）社群的样态。在此，阿伦特于人类审美的经验事实，即政治剧场行动中，寻找鉴赏判断及其审美愉悦普遍传达的先天条件，如德艺者（康德称之“天才”）的自然本性及其审美的交往性的研究，等等。以上对共通感议题的估计和扫描由前现代的“普遍性”分析，经康德的“判断力”转向，至阿伦特为代表的“交往性”推进，并未表示它们在主体性本身中是分际的，而仅是探讨它们在现代性突进路线中，像康德、阿伦特等人援引先天的条件，以协调个体性主体的“赞同”和共通；还是像胡塞尔等人以第一人称的亲在感，直面单子主体，寻求主体间性的沟通原则？答案并非明朗。
在此议题“史”的分疏中，我们挖掘共同体（其“伦理主于善、宗教主于真”）的遗产，提取现代性的重要成果——美，对建构现代政治哲学的意义，以校正自由主义政治学中“自主”特权的偏颇，凸显审美在整合幸福论和德性论间的本体地位；用“由特殊而致普遍”特性的“反思判断力”为自由主义政治学中“多元主义”与“价值清单”间的悖反解围；以审美共通感的直觉性为支点来砥砺契约论政治学的起源和其正当所在，努力将现代美学的先验共通感扩展为法政对象（经验）的审美共通感，并将此现代美学所面临的主体沟通问题拓展为一大论域。鉴赏包含一种从外部促进道德的趋势，人的复数性，即审美交往的共通是克服自利性的有效语境，以审美的非功利的合目的性为内核来对抗契约论中的功利（手段、工具）正当观；用审美共通感的“扩展性思维”构组意义社群，通过美的邀请、审美交往达到由“共通感”致“共同体”的尝试，重振公共领域。以判断力的提升来皈依高贵，抗拒恶俗趣味，切实引领时尚社会式的“无人统治”，维护公共和私人世界的和谐……鉴此，美的公共本能，是由政治复数（我们）进入个体单数（我），并争论、协商、行动的契机，这种政治学就是审美共通感以美的心能来构建公共总体性的计划。
审美共通感的现代政治哲学批判由先验回归政治经验，继承席勒、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方向，将审美政治的“历史自身”指向审美目的自身。从“共通感”而言对立于契约论之下的原子个人主义思潮；从“审美”而论区别于与“逻辑的共通感”同质的“程序政治学”；不仅如此，针对主体沟通难题的现代美学，努力将康德的先验共通感扩展为经验对象（法政）的审美共通感。力求提取、维护并服从美的权利，为“共同体”之后的自主个体在公共“社会”中寻求共通的意义。
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针对现代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困境，尖锐地提请审美的政治哲学意义，为阿伦特所未能深入论及处。在阿伦特由康德的意志自由转向行动（公共政治）自由的基础上，着力审美共通感向审美共同体的有限转化，尤其是“行动者”开新启端精神的培植、政治剧场中“德艺(virtuosity)”式行动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1,p.153.的展示等都是值得深入展开的方面，也是难点所在。学院化、学科化的知识分子蔑视、抵制经验化的批判，认为这是具体性地运用知识，而非知识本身，此为思想的市侩哲学、保险主义的政治怪胎。另外，中国原始儒家之礼乐文化、诗性政治中的“伦理审美化”方向，自五四以降，结晶为“以审美代宗教”的理论形态，并表现于日常生活，极端凸显为时的审美政治等等，是本课题深入挖掘、反省的爆破点。
三
真理的诱惑驱使我追问，为什么中国现代政治美学没有急迫地引进“共通感”概念，反倒是阿伦特极度地触及到这一议题？“审美现代性”的政治取向难道就没有文化建设的政治抱负？是政治学科和美学（文艺学）学科的藩篱阻止了这种人文关怀切中时局、针砭时弊？骆冬青的政治美学构想；张旭春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王斑20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范永康文化政治的创构等议题均大致集中于并局限于20世纪中前期（骆冬青除外），并且在中西维度间体证历史遍布的脉搏。全球化以来，我不能称中西视野有何不妥，同时中西汇通的进路也是现代中国担当华夏之道的知识学路向：梁漱溟、朱谦之、张君劢的文化哲学，胡适的实证科学主义，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均是“基于怨恨的以西方之‘道’鄙弃或超越西方的情结。”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6-197页。将古今维度置换成中西维度的结果，只不过是从现代性的一端回往另一端而无从更新，由此屏蔽了现代性本身。刘小枫认为，这是寻医问药的病态阅读心理。 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西学源流”丛书“总序”，三联书店，2006年。在“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之研究中，张旭春已经明显地发现现代性启蒙政治的主体原子化弊端，但中西的浪漫主义比较则将中国政治体制的古今转化置而不论。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勾勒了中国20世纪集体身份认同的文化史观，其崇高形象的定性是求取族群、阶级、国家之生存发展， 刘锋杰依据对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之“政治文化”概念的拓展，其“文学想象政治”的研究和文学政治学的建构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关系论”转向文学与政治自由关联的“想象论”。想象论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建制和人民的形象三个要素，即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刘锋杰打开了“政治文化”的议题，王斑则解决了文学与政治（国家的想象）的融通问题。参见刘锋杰：《试构“文学政治学”》，《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刘锋杰：《从“从属论”到“想象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周景耀、刘锋杰：《文学与政治：可以“想象”与超越偏见》，《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等等。而并未能预见个体精神独立后的政治气象。难道这是“民族现代性”的误区吗？正如范永康等人所发现的西方文化政治的“特殊主义”（如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等等），它们是现代性主体品格在民主宽容政治语境中的表达形式，同样于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理应顺应现代性的民主政治，并且对主体特殊的原子个人主义弊端进行批判，包括王斑所言之“崇高”概念的现代性转型，这是现代性问题的古今问题。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来不断加强的中西文化模式，不应当忽视的历史性事实是，不仅“西方”作为实体是政教合一的基督宗教在欧洲出现后的结果，（因而“西方”乃是一个历史相对性的范畴）而且中国（东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在基本点上也为共同体时代的“西方”所拥有，并在现代性批判中被重建；而与之对立的“西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则只是在现代“西方”才出现的（或成熟的），并被“中方”奉为现代化初渐追求的特性。同时据历史学的佐证，现代“西方”在现代化的进程途中，“中方”（东方）已经参入到现代性（现代化）的古今转型中，如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已构成全球化循环交通的一环，以及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等的研究，已经冲破欧洲中心论的叙事。因而中西比较的实际依据是古今的比较，超过了中西的问题。 参见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38页。同时得益于尤西林教授“中西美学思想”的研修课。
以“今”来分判“中西”之“古”，并有功于“今”，从而才有现代性。分辨何为“今”，则决定了现代性的气质。坚持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哲学路向，参照西欧哲学架构，则重设出冯友兰的理学路向和熊十力、牟宗三的心学路向；参照西方史学和经验科学学理，则有顾颉刚、陈寅恪、钱穆的传统史学路向，等等。那么“今”就是“中”吗？针砭中国民族现实，为中国思想史服务无可厚非，但唯中国是从，对全球化的趋势而言，则未免精神偏狭。现代性是主体性逐渐成型的心性概念，以中华性之集合性的概念来宣扬“多元现代性”， 参见张法：《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2-23页。是误解自新自反式现代性之“元”的本原性的。现代性是古今时间转型的概念，现代性的“今”于求新中救正、持存，而新变又使“今”在持存的自反性中更新。“古”如何弥新成为惆怅之域。以“今”西与“古”之西比较，则缺失“今”之中，这是无的放矢的，实质则要突出今；以古释古，如列奥·施特劳斯的阐释学，那也约束了“今”，而根本目的则是解释今，骆冬青政治美学研究的器道之辨即是共同体时代牵扯出的美学思想，而美从伦理共同体（善）和宗教共同体（真）中独立作用则是现代性转型以来的现代事件。
美学虚事拓展向政治实事，就美学学科本身而言即由先验转向经验的努力；就政治哲学而言，是唯有美才是使人间事务臻于永恒的确认。康德以来，现代美学即已面临主体性沟通的基础问题（所谓主体间性的难题），而将康德先验共通感扩展为经验对象的审美共通感（审美共同体），并拓展为一个大论域，是对现代美学和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扩展。
德国学者韦尔施一语中的：“……美学丧失了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这导致审美思维在今天变得举足轻重起来，美学这门学科的结构，便也亟待改变，以使它成为超越传统美学的美学，将‘美学’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进来，诸如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伦理学等等”。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骆冬青等先生的“政治美学”可作如是观察。文以载道，骆冬青等纵论晚清以降，小说叙事作为权利话语在政治教化中的美学意蕴。 参见骆冬青：《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骆冬青：《叙事智慧与政治意识——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政治透视》，《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骆冬青：《叙述的权力：先锋小说的政治美学阐释》，《南京师大学报》2006年第3期；骆冬青：《“小说为国民之魂”——论晚清“小说学”的奠立与政治教化的关系》，《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蒋晖以《李有才板话》 蒋晖：《〈李有才板话〉的政治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6期。为个案，分析赵树理文学功用性的呈现模式，即新的革命经验如何在农民的特殊交往方式中得以表达的问题；申明说书人用声音（说书、讲故事）超越文字书写（诗话、小说，朗读、默读）的本体论和存在论意义。《李有才板话》中说书人的美学尝试承担起五四以来建构起民族国家想象的新方式，不失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政治共同体理论的实践阐发，并启示我们分析礼乐、诗赋词曲戏、小说、话本、电影电视等权力话语载体及其审美交往模式的演进于人的存在论意义。张旭春的《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 张旭春：《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 人民出版社，2004年。通过20世纪中国创造社的审美政治化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浪漫派的政治审美化的对勘，展现出两种现代性追求的浪漫主义道路。因为中英救亡与启蒙的不同语境，分别代表着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想。
综观以上政治美学的探索历程，其美学研究仅只限缩在文艺（文学文本）政治美学，分别代表了文体模式、文本呈现模式、中西对比模式在该研究中的成就。但是，其对“现实审美”，如时尚、文化产业等时代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注。“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的金树是常青的。” ［德］歌德：《浮士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5-96页。艺术不能生活化，即是没有价值的艺术；生活（包括政治）不能艺术化，即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并且，美学日常（包括政治）的艺术性并不能因对象化而被遮盖。对美学学科而言，艺术审美，以及“现实审美”都应当纳入“政治美学”的框架之内。
政治美学话语、审美共通感问题与美政预设：现状审视、选题意义与现代性反思政治认同的审美性已是一种历史事实，中西政治哲学中都鲜明地存在着关于美学的思想，其中有许多著作本身就是美学名著，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在中西美学思想中也有大量的关于政治的美学观照，其中，审美性（“道”）对政治（“器”）认同的超拔性论述成为焦点所在。就当代中国知识界而言，骆冬青认为，政治“秩序感”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家的风格等等都体现出美学的精神；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与未来构建了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把特殊群体、阶级、集团的利益、情感、意志、观念净化并升华为人类的普遍理想和共通情感；政治统治的美学奥秘在于使权力成为魅力、权力结构进入情感结构；政治的等级结构深刻地表现为审美的一种价值结构；政治权力渗透到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视、听、言、行的根据和规范。 参见骆冬青：《论政治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政治美学的意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骆冬青对“政治美学”的研究，总体设计为四个部分：1.“有限的自由”研究政治美学概念的成立；2.“权力与魅力”探讨政治中“神道设教”、“兵刑合一”，以及“等级距离”等方面体现的美学精神；3.“历史与实践”则研究政治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塑造和空间的意识形态分割，探讨“正义”、“爱”、“民主”、“革命”等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生存向度及其美学意蕴；4.对政治中“美的灾难”与“美是目的”思想的研究。（参见徐敏：《政治美学：一个新的学术课题——“回归实事：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学术研讨会综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但在骆冬青后期有关“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的系列研究中，并未完成对此后两者的开拓。骆冬青的研究直接助产了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 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的诞生。范永康从“诗性政治”的“心理本体”筑基上见出审美政治的想象性、人文性、体验性、超越性、整体性等美学特征。 范永康：《试论“诗性政治”概念及其美学特征》，《理论导刊》2009年第12期等等。范永康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的研究”(07BZW012) 项目，后继将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嘉惠学林。董志刚、张政文、江宜桦、应奇等人 董志刚：《审美化的政治话语——夏夫兹博里的美学解读》，《哲学动态》2010年第4期；张政文：《席勒美学：一种重建的政治哲学现代性话语》，《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范昀：《审美与公共性：重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美学的价值》，《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Yi-Huah Jiang， Thining without a Bannister: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Aesthetic Politics，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3). Yi-Huah Jiang: Politics Aestheticized: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of Politics Action，《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六卷第一期，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应奇：《政治的审美化与自由的绝境——康德与阿伦特未成文的政治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则从夏夫兹波里、席勒、阿伦特等西学人物的批判中寻求政治美学的理论意义。等等。
“政治美学”旨在探究政治生活本身所蕴涵着的美学奥秘，运用美学方法来分析政治。那么，政治美学的命题是否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若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上观察，以上研究并未见出“政治”存在者的问题所在，连带地难以凸显美学于存在的意义。在汉娜·阿伦特看来，问题在于政治事务该不该成为哲学（美学）问题。由于反驳了蒙昧智者，如柏拉图等，对世俗的蔑视，阿伦特主张哲学家应当和柏拉图的“洞穴”同在。 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nald BEi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29.追思现代性以来，苏格兰自然神论者对经验乃至自然本心（如沙夫茨伯里的“常识”、休谟的“同情”说等等）的辩护，继而关心、承认政治事务，即是对哲学家走出柏拉图式“洞穴”的反驳；哲学家于封闭的洞穴和大众一起，在智者看来，现世的肉体、感觉、乃至政治并非错误和邪恶的源头，政治事务成为哲学问题。此对中世纪以来的形而上学迷梦而言，不是一种新学说，而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这在对康德等人的“批判”中表现为一致。阿伦特通过康德的解读，将这种转型根源于审美共通感和政治共同体间通洽的难题。关注更好地生活、或政治生活，克服从柏拉图直至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形上幽灵和幽暗倾向使“审美性是认同的外部工具和手段，还是是其内部的本质要求和体现”的争论 徐翔：《政治认同的审美性——兼重审文学在“再政治化”中的本体论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成为人为制造出来的伪难题。审美在理论上无论作为政治的本质还是工具，都是不能取代在其现实中即体即用的融通关系，这是美学的内在问题。尼采、马尔库塞以来，伊格尔顿臧否现代性以来的美学人物，开篇申论“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历史渊源，凸显美学是“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 ［英］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导言第3页。即以身体造反逻各斯的中心问题，这是美学对政治实践的理论反映。
总论以上政治美学的研究成果，结论有三：第一，美学本身对于政治的形上意义的认识较为一致，但对“政治”存在者自身问题的探讨模糊，故而导致美学于“存在”的意义无的放矢。故而笔者希望政治与美学融通能揭示现代社会的某些关键问题。问题不再是诗可以“兴观群怨”，不再是艺术以及新媒介如何被用来服务民族主义、革命、政治宣传、工农兵学运动等等。问题之一是美学如何带有个人亲身体验的张力、激情、苦乐，并作用于政治的现实问题。文学等艺术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不断边缘化的探索，其作用也在不断地收缩，（马克思提醒我们，资本家绝对没有时间读它）但美学却不是。当文学艺术有效地让位于政治力量时，美学诞生了，并且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繁荣起来。和艺术体验相比，审美体验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既是外在功能的，也是内在心性的。政治的现实化依然是关乎权力的，但我们的研究并不表现为司法化的政策、法律、控制、组织或者宗派的衡制，凡此种种可以通过政治科学来探究；美学化的政治提请为这样的一种权力，它植根在个人心性、情感和趣味中，继而运行于创生意义和推进文化的政治象征与感知模式当中。在这方面，政治并没有假借美学的外衣，而是政治本身化身为某种形式的艺术化追求和美学行动。第二，文艺（文学）文本批评在组建想象共同体的阐释中具有范式意义，但由审美共通走向审美的政治共同体实践并不能在对象化世界中被替代；第三，中西美学史中，“政治美学”资料的开拓是方向；第四，在中国大陆知识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地位显要，其在政治共同体实践中的作用辉煌，但理论总结还待深入。在“文学史”的方面，朱晓进等人的研究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作出了梳理；在“论”的方面，2006年4月7日至8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学术研讨会”，可算作接力一棒。故而现代政治哲学引入美学，应当由当代政治哲学的语境和审美共通感的性质来决定。
二
立论“审美共通感”的政治学意义，在于阐明现代“程序宪政学”的原子化弊端、并试图解决主体间性的困境。现代性以来，古典性的共同体（礼俗社会）由“等级大序”的礼制走向了的联合体社会（法理社会）。共同体是依凭人种血缘、地缘、巫术宗教文化传统等所形成的古代群体类型。其先于个人并以习俗塑造、规训着个人。个人从共同体中获得成员资格，并顺应相应的伦理观念。社会则是个人基于自身利益与意志意愿的需要而理性制造的对象，个人是社会的策动者。 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对于共同体和社会的社会学二分，弗林斯借助舍勒的思想评述，将人类共在的社群形式拓展为人群、生活共同体、社会、总体位格等由高到低的思想史进程，（参见［美］曼弗雷德·S·弗林斯：《舍勒的思想评述》，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97-100页。）其“爱感”占据位格的优先性地位对程序宪政学的批判有方法论的启示。“社会”作为“共同体”祛魅后的复数，何以社会联合？随着古典共和主义的式微，自由主义成为对现代联合社会做出回应的现代性的政治理论。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罗尔斯等提示人们：社会契约论是国家等公共联合体系起源及其正当性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别于“神志论”、“阶级意志论”等精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模式，作为私利博弈的恶之花，把握的是现代性“规则”的一面，而其“质料”可称之功利。“约成”取消精英和庸俗之别，是关于财产的安全机制，反映的是私利的妥协；其内在价值是自由，核心在自主。事实表明，立约的动机是自然（自私），契约启用的前提是人的独立自主、资源分配的正义和平等，等等。即立约前的关系——意义同情等共同体感（集体责任）受到“两可”的处置；守约时，科层制度化-法制化的优先程序，（中立化、非人化，当然也高效、精确、低廉）在有关幸福和道德的问题上保持中立，而将具体有关的人、交往的人变为无关，并拒绝为非自主行为导致的邪恶承担个人责任（对道德缺乏自主）；再次，契约论依托程序原则类型的道德，而期待契约持久、内在的自律，这对契约论本身的悖论解法并不一目了然。该悖论实自自由主义政治纲领的内在矛盾，其积极价值（自主、自由、平等、权利，多元主义和分配正义）内在地导致政治懒惰，乃至公共邪恶和人心缺德等消极恶果。使人担心文明宪法的机械一致及其社会性的逆反倾向，是否能推动人类的进步。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70页。韦伯发现该官僚体制（外显为经济体制）的铁笼性，使天职责任幽灵般地徘徊无往。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42页。阿伦特遭身于二战磨难，认为官僚政治的“无人统治”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45.更易使极权主义滋长，这是原子个人主义的“不判断”（而非知性失聪）惨遭野蛮的恶果……借此推论，现代公共领域的目的和意义一旦被自由主义的政治“道德”蚀空，其契约将徒具工具性职能；一旦形式理性从社会内容中分离出来而且交互确认的纯粹模式被体制化，又如何能够在形式物中聚合其意义呢？马尔库塞的“单面人”、西美尔阐明的的“都会性格”、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体验、哈贝马斯之“公法之私人化”的忧虑等等，表明以契约为内核的“程序政治学”有待进一步完善。“审美共通感”能否赋予其初始的共通意义呢？它能否发挥其政治批判的功用呢？
“共通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共通感”的文献综述参见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3-53页；另及洪汉鼎的译注，见第829页以下；卢春红：《情感与时间》，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6-29页等。“审美共通感”研究的文献请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119、63、74、76页等；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nald BEin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尤西林：《心体与时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第五节、第五章、第八章。共通感的元点意义即五官六觉之共同官能（common faculty，亚里士多德《论灵魂》426b8-427a16），他不仅指五种感觉，而且是指在本质上异于任何一种感觉的五种感觉的综合。托马斯·阿奎那在对《论灵魂》的注疏中，进一步将共通感阐释为外在感觉的共同根源。在此意义上而言，这种能力使共通感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能力。在18-19世纪，苏格兰常识学派依次而表达为日常感觉（common sense）或健全感觉(good sense)： 参见［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同上，第32页；Encyclop?dia Britannica， Inc. (eds)， The New Encyclop?dia Britannica， 15th edn， 3rd vol.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2005)， p.493.从文化上提取天生的道德感（情感）来弥补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上对封建专制所取得的契约论成果。（这在英美法系中体现的比较明显）统而言之，在西方哲学史中，因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对峙，即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或逍遥派－罗马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隐约对立，共通感在学理上分疏为“判断力的能力”和“道德品性”（或精神品性；共同观念的感觉和情感——一种对习俗、伦理标准的蕴含：应当/不应当，适当/不适当）之双层内涵，得到“判断力”说和“同情感”说的生发。“判断力的能力”是认识功能，其有审美共通感（审美的形而上学）和逻辑的共通感的分别，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由于否定康德有关规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力的区分，⑦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0、50、43页。对审美－逻辑的共通感并未作出明分，因为康德的规定性判断力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审美的判断，故加达默尔认为“即使就其逻辑意义而言，共通感这一词在康德那里也没有起什么作用。”⑦而“道德品性”是“与社会联系的”道德学或道德感学说，其以沙夫茨伯里的“共同福利的感觉”、哈奇生的“同情”和休谟的“道德感”学说为代表，与之并列者应当是国家公民的共同品性，具有政治－社会内容。简言之即是从柏拉图直到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诸人探讨的政治共同体。此与“与社会联系的”共通感可以合称为社会共同体。在共通感之“判断力的能力”和“道德品性”的分疏中间，分别由康德的反思判断力和休谟的道德感学说的叠合与纠结见出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间的深层融构。用虔诚派厄廷格尔对共通感的界定可直接翻译成“心地”（Herz），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4、831页注［58］。其旨在反对笛卡尔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强调精神和物质的相互联系以及生命的首要性，厄廷格尔将之诠释为与上帝相伴的本能。但这并非忽悠即逝的情感，而是根深蒂固的倾向，并且有神圣的威力。从而“心地”占据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心性之元的地位。元即启始，人择原理表明天地人的共通始源是人类进化的历史根据，康德的审美自然目的论对此进行了辩证分析。
在西方，“审美共通感”的研究有一转折两分叉。一转折即共通感由神话时代和实体哲学时代（前现代）的“普遍性”话语转向现代“判断力”的分析。分叉之一即康德的先验探究。别于常识学派的经验论，以以情感为内核的审美共通感去消解知性范畴和道德命令的纯粹双执。由此，反思判断力凸显的整合心能在重建现代社会公共精神中受到重视。分叉之二是阿伦特的政治学研究替换康德的哲学研究。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即将康德在第三《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采取了政治判断力形式， ［美］安东尼·J.卡斯卡迪：《启蒙的结果》，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86页以下。使巴塔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所持的无为共同体取得理性（即“逻辑的”）社群的样态。在此，阿伦特于人类审美的经验事实，即政治剧场行动中，寻找鉴赏判断及其审美愉悦普遍传达的先天条件，如德艺者（康德称之“天才”）的自然本性及其审美的交往性的研究，等等。以上对共通感议题的估计和扫描由前现代的“普遍性”分析，经康德的“判断力”转向，至阿伦特为代表的“交往性”推进，并未表示它们在主体性本身中是分际的，而仅是探讨它们在现代性突进路线中，像康德、阿伦特等人援引先天的条件，以协调个体性主体的“赞同”和共通；还是像胡塞尔等人以第一人称的亲在感，直面单子主体，寻求主体间性的沟通原则？答案并非明朗。
在此议题“史”的分疏中，我们挖掘共同体（其“伦理主于善、宗教主于真”）的遗产，提取现代性的重要成果——美，对建构现代政治哲学的意义，以校正自由主义政治学中“自主”特权的偏颇，凸显审美在整合幸福论和德性论间的本体地位；用“由特殊而致普遍”特性的“反思判断力”为自由主义政治学中“多元主义”与“价值清单”间的悖反解围；以审美共通感的直觉性为支点来砥砺契约论政治学的起源和其正当所在，努力将现代美学的先验共通感扩展为法政对象（经验）的审美共通感，并将此现代美学所面临的主体沟通问题拓展为一大论域。鉴赏包含一种从外部促进道德的趋势，人的复数性，即审美交往的共通是克服自利性的有效语境，以审美的非功利的合目的性为内核来对抗契约论中的功利（手段、工具）正当观；用审美共通感的“扩展性思维”构组意义社群，通过美的邀请、审美交往达到由“共通感”致“共同体”的尝试，重振公共领域。以判断力的提升来皈依高贵，抗拒恶俗趣味，切实引领时尚社会式的“无人统治”，维护公共和私人世界的和谐……鉴此，美的公共本能，是由政治复数（我们）进入个体单数（我），并争论、协商、行动的契机，这种政治学就是审美共通感以美的心能来构建公共总体性的计划。
审美共通感的现代政治哲学批判由先验回归政治经验，继承席勒、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方向，将审美政治的“历史自身”指向审美目的自身。从“共通感”而言对立于契约论之下的原子个人主义思潮；从“审美”而论区别于与“逻辑的共通感”同质的“程序政治学”；不仅如此，针对主体沟通难题的现代美学，努力将康德的先验共通感扩展为经验对象（法政）的审美共通感。力求提取、维护并服从美的权利，为“共同体”之后的自主个体在公共“社会”中寻求共通的意义。
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针对现代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困境，尖锐地提请审美的政治哲学意义，为阿伦特所未能深入论及处。在阿伦特由康德的意志自由转向行动（公共政治）自由的基础上，着力审美共通感向审美共同体的有限转化，尤其是“行动者”开新启端精神的培植、政治剧场中“德艺(virtuosity)”式行动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1，p.153.的展示等都是值得深入展开的方面，也是难点所在。学院化、学科化的知识分子蔑视、抵制经验化的批判，认为这是具体性地运用知识，而非知识本身，此为思想的市侩哲学、保险主义的政治怪胎。另外，中国原始儒家之礼乐文化、诗性政治中的“伦理审美化”方向，自五四以降，结晶为“以审美代宗教”的理论形态，并表现于日常生活，极端凸显为文化大革命时的审美政治等等，是本课题深入挖掘、反省的爆破点。
三
真理的诱惑驱使我追问，为什么中国现代政治美学没有急迫地引进“共通感”概念，反倒是阿伦特极度地触及到这一议题？“审美现代性”的政治取向难道就没有文化建设的政治抱负？是政治学科和美学（文艺学）学科的藩篱阻止了这种人文关怀切中时局、针砭时弊？骆冬青的政治美学构想；张旭春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王斑20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范永康文化政治的创构等议题均大致集中于并局限于20世纪中前期（骆冬青除外），并且在中西维度间体证历史遍布的脉搏。全球化以来，我不能称中西视野有何不妥，同时中西汇通的进路也是现代中国担当华夏之道的知识学路向：梁漱溟、朱谦之、张君劢的文化哲学，胡适的实证科学主义，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均是“基于怨恨的以西方之‘道’鄙弃或超越西方的情结。”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6-197页。将古今维度置换成中西维度的结果，只不过是从现代性的一端回往另一端而无从更新，由此屏蔽了现代性本身。刘小枫认为，这是寻医问药的病态阅读心理。 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西学源流”丛书“总序”，三联书店，2006年。在“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之研究中，张旭春已经明显地发现现代性启蒙政治的主体原子化弊端，但中西的浪漫主义比较则将中国政治体制的古今转化置而不论。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勾勒了中国20世纪集体身份认同的文化史观，其崇高形象的定性是求取族群、阶级、国家之生存发展， 刘锋杰依据对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之“政治文化”概念的拓展，其“文学想象政治”的研究和文学政治学的建构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关系论”转向文学与政治自由关联的“想象论”。想象论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建制和人民的形象三个要素，即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刘锋杰打开了“政治文化”的议题，王斑则解决了文学与政治（国家的想象）的融通问题。参见刘锋杰：《试构“文学政治学”》，《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刘锋杰：《从“从属论”到“想象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周景耀、刘锋杰：《文学与政治：可以“想象”与超越偏见》，《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等等。而并未能预见个体精神独立后的政治气象。难道这是“民族现代性”的误区吗？正如范永康等人所发现的西方文化政治的“特殊主义”（如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等等），它们是现代性主体品格在民主宽容政治语境中的表达形式，同样于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理应顺应现代性的民主政治，并且对主体特殊的原子个人主义弊端进行批判，包括王斑所言之“崇高”概念的现代性转型，这是现代性问题的古今问题。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来不断加强的中西文化模式，不应当忽视的历史性事实是，不仅“西方”作为实体是政教合一的基督宗教在欧洲出现后的结果，（因而“西方”乃是一个历史相对性的范畴）而且中国（东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在基本点上也为共同体时代的“西方”所拥有，并在现代性批判中被重建；而与之对立的“西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则只是在现代“西方”才出现的（或成熟的），并被“中方”奉为现代化初渐追求的特性。同时据历史学的佐证，现代“西方”在现代化的进程途中，“中方”（东方）已经参入到现代性（现代化）的古今转型中，如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已构成全球化循环交通的一环，以及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等的研究，已经冲破欧洲中心论的叙事。因而中西比较的实际依据是古今的比较，超过了中西的问题。 参见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38页。同时得益于尤西林教授“中西美学思想”的研修课。
以“今”来分判“中西”之“古”，并有功于“今”，从而才有现代性。分辨何为“今”，则决定了现代性的气质。坚持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哲学路向，参照西欧哲学架构，则重设出冯友兰的理学路向和熊十力、牟宗三的心学路向；参照西方史学和经验科学学理，则有顾颉刚、陈寅恪、钱穆的传统史学路向，等等。那么“今”就是“中”吗？针砭中国民族现实，为中国思想史服务无可厚非，但唯中国是从，对全球化的趋势而言，则未免精神偏狭。现代性是主体性逐渐成型的心性概念，以中华性之集合性的概念来宣扬“多元现代性”， 参见张法：《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2-23页。是误解自新自反式现代性之“元”的本原性的。现代性是古今时间转型的概念，现代性的“今”于求新中救正、持存，而新变又使“今”在持存的自反性中更新。“古”如何弥新成为惆怅之域。以“今”西与“古”之西比较，则缺失“今”之中，这是无的放矢的，实质则要突出今；以古释古，如列奥·施特劳斯的阐释学，那也约束了“今”，而根本目的则是解释今，骆冬青政治美学研究的器道之辨即是共同体时代牵扯出的美学思想，而美从伦理共同体（善）和宗教共同体（真）中独立作用则是现代性转型以来的现代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