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解构主义；汉语言文字学；结构主义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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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11］王宁.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M］∥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必须对祖国的语言文字满腔热情满腔爱。不一往情深，就钻不进去，就不能体会其中的奥妙，就不可能获得真知。学生学语文，也是同样的道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鲁迅先生也说过：“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生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学生对祖国的语言文字产生浓厚的感情，就能孜孜矻矻，深入其中，寻求知识宝藏，就能刻苦地进行训练，正确地使用。怎样激发他们热爱的感情呢？
抓住汉语的特殊性和内在规律性进行教学，引导学生认识它的悠久历史，懂得它源远流长，激发自豪感。结合课文的讲谈分析、结合学生听、读、说、写的训练，传授语言、文字、语法、修辞等汉语基础知识，分析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生动，激发热爱的感情。比如辨别字的形、音、义，不能只机械地、呆板地就某个字论某个字，要讲出汉字的特征。让学生理解汉字就是由横、竖、撇、点、捺、提、钩等七种基本笔画组合而成，不管是笔画少的，少到两画，如力、乃、又，还是笔画多的，多到二十几画，如蠢、羸、攥，都饱含线的艺术，各个部件组合得紧凑、有韵味，形体匀称，给人以图画美的感觉。汉字的一字多音、一字多义反映了这个工具表情达意的准确度和精细性，启发学生饶有兴味地进行辨别、探讨。让学生知道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根据史前文物资料推测，大约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汉语字词的丰富、语言的优美、同义词近义词区别的细微，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远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教学时可适当采用比较的方法与英语、日语、德语等有关词语比较，比出汉语的丰富多彩，比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激发学生对中华民族、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
引导学生赏析优秀文学作品，培养他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祖国文学的感情。在德国，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歌德写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诗剧《浮士德》，在统一德意志语言，使德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之林方面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可那时已是十八世纪未，十九世纪初。而我们伟大祖国很早就出现了《诗经》、《左传》、《楚辞》、《史记》等伟大作品，那都是公元前的事。至于公元后的文学作品，真是多如天上的灿烂群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伟大作家的作品更是在世界上闪射着夺目的光辉。带领学生学习古往今来运用祖国语言文字写成的佳作，犹如身入胜境，在无数瑰丽璀璨的珠宝中观赏遨游，美不胜收。让学生体会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和表现力，哪怕是一首小诗小词，也有无穷的趣味。如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仅仅二十七字，绘出了栉风沐雨恬然垂钓的图景。人物、山水、草虫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色彩班谰，生意盎然，用诗词表现画的形象、画的意境的技巧令人惊叹！又如把杜甫的《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两首律诗放在一起教，启发学生从诗中的忧与喜来领会语言文字巨大的表现力。写国破之忧愁，笔笔忧，句句愁，花鸟草木皆添愁；写收复失地之喜，一个“狂”字，感情横溢，思绪腾飞。“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一联诗句，四个地名，佐之以“从”、“向”、“穿”、“下”等介词与动词，把归程的路线、飞越的神思、急切回归的心情、喜出望外的感情等等表达得淋漓尽致，发挥了很强的感染力。语言文字的奥妙无穷，有时奔腾如滔滔江水，鲁迅的《“友邦惊诧”论》中“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统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就是运用语言文字倾泻感情的典范，语句短促，历数罪状，犹如短枪，犹如匕首，锋利无比，发挥了强烈的战斗作用；有时洗炼如矿出金，质美意深，如《一件小事》中“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的“榨”字就经过洗炼之功，把车夫形象的高大、“我”内心的感动与觉醒刻画得入木三分，字虽一个，但有千钧之力。语言的奥妙远不止上述说的这些，颠倒词序，增减字数，正话反说，褒词贬用，虚实搭配，含蓄豪放，绮丽雄浑等等均大有琢磨推敲的天地；至于音韵的和谐、语调的铿锵、节奏的明愉等等可诉之于学生的听觉，引导学生在朗读、背诵之中体会语言的优美生动，培养和激发他们对祖国语言文字真挚热爱的感情。
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其意义绝不局限在语言文字的本身，而是输送给学生多种营养，滋润他们健康成长。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等都可渗透于语言文字的教学之中，给学生的思想情操以熏陶感染。
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它有一定的底线，当越过那个底线，便可能引发一系列恶性事件。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发表自己内心想法的途径多种多样，各种贴吧，论坛齐上阵。但人们渐渐开始不顾及那条底线，想说什么说什么，各种言语遍布网络空间。所谓“人言可畏”，一大波言语的侵袭，引发一场场“血案”。前段时间传遍网络的乔任梁自杀事件将“网络暴力”展现的淋漓尽致，各种言语键盘鼠标呈现在人们面前，有人伤心，有人惋惜，有人却是借机进行各种言语攻击，连当事人的亲朋好友也不放过，让她们在伤心之余红遍网络，拉到众人眼前时刻关注着，寻到机会便出来吐槽一番。当然也有人对这种做法持反对态度，站出来“主持公道”，于是两种意见，两拨人开始在虚拟的平台搭建辩论台，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各种言语在有形和无形中伤害着他人。
“人言可畏”的同时，“祸从口出”也让不少人栽了跟头。如同乔任梁事件，天台事件也将“祸从口出”四个字展现的淋漓尽致。几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字，拼凑到一起却触犯了法律，遭到拘留。这样的事虽然时不时的发生，但人们依然无动于衷，依然管不住自己的脑子，想说什么说什么。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可能在不知不觉见触犯法律。
人们常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很多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在网上对某事件大肆宣扬自己内心的想法，说着当事人如何如何，却从不曾换位思考，当你身临其境，当你是那位当事人时，你还会这么想吗？许多人喜欢八卦娱乐明星，粉丝们宣传自己的偶像多么多么好，黑粉们则编辑各种文章宣传那人素质如何差等等各方面的缺点，有些甚至严重到虚构诋毁，恶意中伤他人了。人们可以用言论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制造谣言，编纂虚假内容污蔑他人的方法已经对言语形成了一种侮辱。
语言是人们用来沟通的途径，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向他人分享喜怒哀乐，但网络不是人们发泄的平台，在上面谩骂或者诋毁他人的言语让网络环境变得乌烟瘴气。语言是纯粹的，一个个字组合成一句优美的话，人们应该善待它，将它融入良好的环境中，实现它的价值。
课堂教学是学科课程的主渠道，也是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主阵地。首先必须把握好课堂教学的主要环节和基本摸式。我们认为，在教师指导下的读书、思考、交流、练习是课堂教学的基本环节。在这里，读书是基础，思考是关键；交流能让学生在童心童语的氛围中互相启发、互相学习，发挥班级授课的忧势；练习则使知识得到巩固和积累，并转化为能力，让学生开始初步的运用。很明显，这些环节都是以学生为活动主体的。因此，如果教师的指导基本得法，就能大致使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步入语言文字训练的轨道而不致陷入“发胖式分析”的歧途或重蹈“满堂灌”的覆辙。当然，“教师指导”是至关重要且需精心设计的，否则，训练的效果就会不佳。这里，首要解决的又是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问题。从我省许多老师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课堂教学经验来看，先扫除障碍（生字、难词、有关背景、知识等），重点抓好识字写字；接着初读课文，理解课文大意、结构；继而精读课文（或片断），侧重语言训练；之后勤读背诵，加强语言积累；最后迁移练习，促进语言运用，应该是我们语言文字训练课的课堂教学基本模式。当然，模式的把握和运用也有高下智愚之分。但只要牢牢把握这一摸式中的后三个重要程序，做到语言训练（包括分析比较）有重点，勘读背诵（全文或片断）有积累，迁移练习有运用，那么，语言文字训练的目标不难达到。
其次，要真正落实好语言文字的训练，在具体操作上应提出一些根本要求和硬性规定。比如，40分钟的课时目标要明确单一，除了思想感情教育方面的教学目标外，语文知识和能力的目标要非常具体且数量不能过多，最多也不应超过三项。因此像作文训练课“教会学生按人物动作的先后顺序说。写，语句通顺连贯”的课时目标是订得具体且切实可行的，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课时目标却订得高而空洞、大而抽象。再如，“以读为本”、多读课文是一节成功的小学语文课所不可缺少的。在小语课堂的40分钟内，如果听不到琅琅的书声，那就很不好了。因此，每一节课，学生至少应该有10分钟以上的时间用来读书，包括朗读和默读。这样，到课文教完时，我们期盼“低年级学生对全篇课文，中高年级学生对重点句段能背诵”的要求，不仅可以达到，而且不增加学生的课外负担。又如课堂练习，包括书面练习，每节课也都应有具体安排。现在有一种把书面练习都放在课外的不良习惯，这实际上增加了学生的课外负担。从语文的角度来说，小学课外的语文学习应是阅读课外读物和自由练笔，所以我们认为书面练习，包括作文一般都应在课内完成。还有，指导学习方法，这既是完成中小学语文教学要使学生最后能做到“自能读书”广自能作文”的目标所必需，也是提高语言文字训练效丞所不可缺少的。最理想的学法指导应该是全盘考虑、分项设计，做到有序、有机的渗透。即使眼下一时达不到，我想也应该增强学法指导的意识，做到对单元、课文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学法指导，力求让学生在小学阶段基本掌握一般的学习方法、学习语文的方法和形成良好的读写习惯。在指导学法的随机渗透和专课讲授两种方法中，我们更加提倡前者，它更便于学生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在参与领悟、体会、总结中，更加深刻、更加具体地把握祝。
为了保证以上这些根本要求和硬性指标的达到，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还必须注意一些问题。第一，应精当讲解。每节课不论是思想内容的理解，还是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训练，教师的讲解都应当十分精要和恰当。当前在这方面的一个通病，是凡事均搞“联想”、搞“发散”。“联想”、“广发散”是思维训练的极好形式，但运用必须适度，以教材允许和学生能做到为宜。第二，要精简提问。提问力求具有启发性、导向性和示范性。有的地方为了克服以“提问式”代替“启发式”、以多提问来酿成“课堂活跃”的弊病，硬性规定一节课中老师提出的关于内容理解上的问题一般不超过五个，但却鼓励学生质疑问难，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三，必及时反溃教师对学生的朗读、答问、提问、交流，要及时进行评价，组织学生讨论，对的肯定，错的纠正，并简述原因和方法。这是提高训练质量和效率的最好契机，最能给学生──不止于答间的个人，而是全体──以深刻的印象。高明的教师是从来不放过这一时机的。书面作业完成后，应要求学生自我检查或互相检查，然后尽可能地有重点地在课内评价和反溃第四，有自学时间。这里的自学是指预习，朗读前的准备，回答问题前的思考，查阅资料、草拟提纲、质疑问难等学生个别的学习。这种学习是不可缺少的。它是训练过程中知识和能力内化的必经途径，也是课堂教学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体现。学生自学时，教师要巡视指导，矫正反溃。
课堂教学是学科课程的主渠道，也是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主阵地。首先必须把握好课堂教学的主要环节和基本摸式。我们认为，在教师指导下的读书、思考、交流、练习是课堂教学的基本环节。在这里，读书是基础，思考是关键；交流能让学生在童心童语的氛围中互相启发、互相学习，发挥班级授课的忧势；练习则使知识得到巩固和积累，并转化为能力，让学生开始初步的运用。很明显，这些环节都是以学生为活动主体的。因此，如果教师的指导基本得法，就能大致使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步入语言文字训练的轨道而不致陷入“发胖式分析”的歧途或重蹈“满堂灌”的覆辙。当然，“教师指导”是至关重要且需精心设计的，否则，训练的效果就会不佳。这里，首要解决的又是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问题。从我省许多老师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课堂教学经验来看，先扫除障碍（生字、难词、有关背景、知识等），重点抓好识字写字；接着初读课文，理解课文大意、结构；继而精读课文（或片断），侧重语言训练；之后勤读背诵，加强语言积累；最后迁移练习，促进语言运用，应该是我们语言文字训练课的课堂教学基本模式。当然，模式的把握和运用也有高下智愚之分。但只要牢牢把握这一摸式中的后三个重要程序，做到语言训练（包括分析比较）有重点，勘读背诵（全文或片断）有积累，迁移练习有运用，那么，语言文字训练的目标不难达到。
其次，要真正落实好语言文字的训练，在具体操作上应提出一些根本要求和硬性规定。比如，40分钟的课时目标要明确单一，除了思想感情教育方面的教学目标外，语文知识和能力的目标要非常具体且数量不能过多，最多也不应超过三项。因此像作文训练课“教会学生按人物动作的先后顺序说。写，语句通顺连贯”的课时目标是订得具体且切实可行的，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课时目标却订得高而空洞、大而抽象。再如，“以读为本”、多读课文是一节成功的小学语文课所不可缺少的。在小语课堂的40分钟内，如果听不到琅琅的书声，那就很不好了。因此，每一节课，学生至少应该有10分钟以上的时间用来读书，包括朗读和默读。这样，到课文教完时，我们期盼“低年级学生对全篇课文，中高年级学生对重点句段能背诵”的要求，不仅可以达到，而且不增加学生的课外负担。又如课堂练习，包括书面练习，每节课也都应有具体安排。现在有一种把书面练习都放在课外的不良习惯，这实际上增加了学生的课外负担。从语文的角度来说，小学课外的语文学习应是阅读课外读物和自由练笔，所以我们认为书面练习，包括作文一般都应在课内完成。还有，指导学习方法，这既是完成中小学语文教学要使学生最后能做到“自能读书”广自能作文”的目标所必需，也是提高语言文字训练效丞所不可缺少的。最理想的学法指导应该是全盘考虑、分项设计，做到有序、有机的渗透。即使眼下一时达不到，我想也应该增强学法指导的意识，做到对单元、课文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学法指导，力求让学生在小学阶段基本掌握一般的学习方法、学习语文的方法和形成良好的读写习惯。在指导学法的随机渗透和专课讲授两种方法中，我们更加提倡前者，它更便于学生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在参与领悟、体会、总结中，更加深刻、更加具体地把握祝。
为了保证以上这些根本要求和硬性指标的达到，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还必须注意一些问题。第一，应精当讲解。每节课不论是思想内容的理解，还是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训练，教师的讲解都应当十分精要和恰当。当前在这方面的一个通病，是凡事均搞“联想”、搞“发散”。“联想”、“广发散”是思维训练的极好形式，但运用必须适度，以教材允许和学生能做到为宜。第二，要精简提问。提问力求具有启发性、导向性和示范性。有的地方为了克服以“提问式”代替“启发式”、以多提问来酿成“课堂活跃”的弊病，硬性规定一节课中老师提出的关于内容理解上的问题一般不超过五个，但却鼓励学生质疑问难，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三，必及时反溃教师对学生的朗读、答问、提问、交流，要及时进行评价，组织学生讨论，对的肯定，错的纠正，并简述原因和方法。这是提高训练质量和效率的最好契机，最能给学生──不止于答间的个人，而是全体──以深刻的印象。高明的教师是从来不放过这一时机的。书面作业完成后，应要求学生自我检查或互相检查，然后尽可能地有重点地在课内评价和反溃第四，有自学时间。这里的自学是指预习，朗读前的准备，回答问题前的思考，查阅资料、草拟提纲、质疑问难等学生个别的学习。这种学习是不可缺少的。它是训练过程中知识和能力内化的必经途径，也是课堂教学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体现。学生自学时，教师要巡视指导，矫正反溃。
关键词：索绪尔；语言；文字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98-02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的学生根据索绪尔上课的笔记整理而成的一部语言学著作。书中他从符号学和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了语言学的本质，认为语言是一套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本文主要对索绪尔对语言文字的关系的看法做一个简单地述评，并谈谈自己对语言文字关系的认识。
一、索绪尔对语言文字关系的看法
索绪尔《教程》绪论第六章的标题――文字表现语言就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从属于语言。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建立在听觉形象基础上的符号系统。与某一概念相联系的听觉形象，是语言的本质。接下来的论述中，他更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第六章共有6个小节，分五个层次进行论述：
第一层：语言和文字是两套不同的系统，必须区分开来。他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索绪尔以照片做例子，说我们认识语言不是通过语言本身来认识的，而是借助文字这种外部手段，就好像我们认识一个人，不看其本人，而是看他的照片，结果被表象所迷惑，不能清楚地看待文字的本质。
第二层：语言不依赖文字独立发展，而文字是依赖语言的。他以立陶宛语在今天仍旧反映印欧语系的状况为例，说明语言是离开文字而独立存在的。此外，他还讲到“有些很细微的语言事实是不依赖任何符号记录的帮助而被保存下来的。”
第三层：很多人并不区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他们甚至把文字看得比语言更重要。索绪尔认为是不对的。论证这一层观点时，他说就连像葆朴这样的人，都没有把字母和语音明白准确地区分开来。在语言学领域的权威人士，直到今天，还是把语言和正字法混在一起。
第四层：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世界上有两种体系文字，一种是表音体系，另外一种是表意体系，首先，他把汉字看成表意文字，但也看到了汉字表音的倾向；其次，汉字只对于汉语而言，在汉人看来更不易区别。
第五层：写法和发音发生龃龉的原因及其后果。写法和发音矛盾的原因很多，索绪尔只谈了最重要的，“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字却有停滞不前的倾向，后来写法终于变成了不符合于它所应该表现的东西。在某一时期合理的记音，过了一个世纪就成了不合理的了。”另一个原因是一个民族需要借用外来字母时，借来的字母又不能适应新的书写体系，就只能采用随机应变的方法；还有就是词源上的原因。当写法和语音发生矛盾就会产生一系列后果，例如,语言本来的面貌被文字遮掩了，文字不再是一件衣服，而是假装，我们把文字看得比语言重要，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后果；另外就是人们总是在语言和文字不一致的时候，以文字为标准。
二、索绪尔对汉字的认识
索绪尔在《教程》中讲到：“在他们（汉人）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乍看这句话，好像是索绪尔在给文字下定义，但是仔细理解的话，其实他只是用了一种比喻的修辞方法，将汉字比喻为第二语言，是为了突出文字对汉人的重要性。他说表意体系中的一些文字，有的已经失去了表意的功能，变成了单纯表音的符号。他讲这些时，已经意识到了汉字中的形声字出现了。所以，他也意识到汉字不仅表意，而且具有表音的功能，汉字是一种形、音、义结合而成的单位。汉人遇到同音词时，就会借助书面语来区别意思，表达思想。他以方言为例，说明相同的书写符号可以表示不同方言表现的同一现象。他觉得汉字可以跨越方言而存在。汉字对于汉语来说是不同的系统，与汉语本身的系统并没有纠结在一起。
三、对索绪尔观点的评价
总的来说，索绪尔的语言文字观是为《教程》的观点服务的，他专门开辟一个章节讨论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就是为了说明语言学是一门单独的学科这个观点。他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的看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矛盾。
（一）合理性
他对汉字的看法具有其合理的一面。他意识到汉字里也有表音的成分，即形声字。我们说汉字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种结构单位。它的含义广泛、模糊、没有专一的所指。我们平常跟人说话，如果对方讲的太快，就会说：“别着急，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绝不会说：“你一个词一个词慢慢说。”即使语言学家也不例外。显然，这里的“字”指的就是语言的结构单位。这些情况可以清楚地说明，“字”是汉语社团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写出来的字仅仅是把这种心理现实性书面化而已。这就是说，字首先是说的单位，从汉语形成的时候开始人们就用字说话，而后才把这种说的字写出来，至今还只有几千年。索绪尔对汉字的认识有一定的正确性的，只把他研究的内容限于表音体系。
（二）矛盾性
尽管索绪尔看到了语言和文字发展的不同步性，但他仍然坚持“文字表现语言”，而且强调“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语言”。于是在他看到了文字不表现语言时就说出了“(文字的)写法终于变成了不符合于它所应该表现的东西”这样自相矛盾的话。如果文字是表现语言的，语言变化了，那么文字也应该随之而改变，既然语言变了，文字可以不改变，这本身就证明了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怎么明明看到了文字不表现语言的现象，还坚持它应该表现语言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索绪尔一方面举出具体的实例来论述“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是一种假装”，文字是如何不表现语言的；另一方面又坚持“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语言”，这是他在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方。
四、笔者对语言文字关系的认识
（一）文字是为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媒介来传递信息的，只是依靠口耳相传而流传下来的，它不具有超时空性，不利于保存，因此不能适应语言社会交际功能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人类经过长期的摸索，终于创造了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文字。反过来，文字的产生对语言也有积极的作用。它的超时空性、稳固性的特点决定了文字可以永久保存。
（二）人类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语言。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它在人们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文字就不同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早期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比如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建国前是没有文字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交流。只不过，后来有了文字，他们的生产活动才有了更加详尽完备的记载。
（三）就存在形式而言，语言以语音为物质材料，文字则以书面符号为物质材料，不论文字的书面符号是否直接记录并表示语言的语音，这种物质存在形式的差异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字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不同于有声语言，也决定了人们对这两者在掌握和使用上的差异。
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一直是语言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不管人们如何争论，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当今社会，语言和文字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利用好语言和文字，为的是更好地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张朋朋.评索绪尔对语言和文字之间关系的论述[J].汉字文化，1994（4）.
关键词:文字;语言;关系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language educational world from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 about the writing and the language relations’ discussion as well as the writing and the language relations’ elementary theory two aspects to the writing and the language relations basic view. Based on this， elaborated the writing important function.
Key words: writing; language; relations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是语言文字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许多问题就讨论不下去。
1中外学者关于文字与语言关系的讨论
1.1索绪尔关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观点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中，首先指出了人们的“错觉”: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和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这种错觉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只这一点已足以表明语言是怎样离开文字而独立的。
接着，索绪尔分析了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
但是文字何以有这种威望呢?
(1)首先，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书写的纽带尽管是表面的，而且造成了一种完全虚假的统一性，但是比起自然的唯一真正的纽带，即声音的纽带来，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视觉形象比音响形象更为明晰和持久，因此他们更重视前者。结果，书写形象就专横起来，贬低了语音的价值。
(3)文学语言更增强了文字所不应该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字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语言显然要受法规的支配，而这法规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规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到头来，人们终于忘记了一个人学习说话是在书写之前的，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
(4)最后，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龌龊的时候，除语言学家以外，任何人都很难解决争端。但是语言学家对这一点没有发言权，结果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于是文字就从这位元首那里僭夺了它无权取得的重要地位。
索绪尔进而从拼音文字“写法和发音发生龌龊的后果”分析原因:
这一切的明显后果是: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件假装……
另一个结果是:文字越是不表示它所应该表示的语言，人们把它当作基础的倾向就越是增强;语法学家老是要大家注意书写的形式。从心理方面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会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人们使用“念”和“念法”这些字眼，就是把这种滥用奉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和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以后是怎样一种情形呢?索绪尔认为:
假如一个人从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丧失了这种可以感知的形象，将会面临一堆没有形状的东西而不知所措，好像初学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救生圈一样。……因为声音脱离了书写符号，就只代表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所以人们还是宁愿依靠文字，尽管那是会使人上当的。
看来，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或者把二者混为一谈，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字母文字的国家里也普遍存在。任何语言，只要它有相应的文字，就除了索绪尔所说的“音响形象”(语音形式)以外，又多了一种索绪尔所说的“视觉形象”(书面形式)。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口说的语言是从书写的语言产生的，也就是说，语言是从文字产生的，文字是土壤，语言是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禾苗。而事实恰恰与他们感觉相反:语言才是土壤，文字才是禾苗。
1.2汉字和汉语
翻开中国语言文字学名著《广雅疏证》的卷首，可以看到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和王念孙的两篇序言。段玉裁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而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王念孙的自序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道理:
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
这段话明确阐述了概念(义)、语言(音)、文字(形)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那就是:概念、语言、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三样东西，它们之间并没有谁等于谁的必然联系。人们交际的最终目的是表达概念，在口头交际中，头脑里的概念要借助约定俗成的有声言语形式来表达，在书面交际中，有声言语形式要借助约定俗成的书写符号来表达。文字并不能直接表示概念，如果没有有声言语作为基础，文字便完全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
很明显，这段话阐明了文字的本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并不是语言本身。可是在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乾嘉学派”之前，至少是在17世纪中叶顾炎武提出“考文自知音始”之前，两千年间的中国学者，包括一些鸿章硕儒莫不把语言和文字二者混为一谈。即使是在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存在这种错觉。那么产生这些错觉的原因是什么呢?
(1)单个汉字大约90 %都能够与汉语中的单音节词或者单音节语素相对应，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汉字是直接负载着语义的。这就与字母文字不同:字母文字单个字母一般不负载语义，若干字母组合起来，与词对应，才有意义。那么，字母文字国家的人，他们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不是以单个字母为单位来颠倒，而是以组合成词的一组字母来颠倒;汉字则与词义或者语素存在着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于是以它的基本书写单位——单个汉字为单位，就能颠倒汉语和汉字的关系。
(2)在很多情况下，汉字的造字手段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很容易让使用者错误地把写出的字形和头脑中的概念直接联系起来，而忽略了其中还有语言这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很多没有文字学专业知识的汉字使用者看来，文字的形体和头脑中的概念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他们认为一个概念只能用那样一个字来表示，而一个字也只能表示那样一个概念。
(3)汉字是方块字，这样也容易给使用者造成一个误会:文字的形体和语言中的词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有理据的联系。但事实却是:造字者在造字的时候可以对文字所代表的词有自己的理解，并把这种理解通过某种形式在字符中有所表现，但其具体的表现方式则常常是因人而异的，其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准则，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汉字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异体字出现。
(4)在汉字的教学方法中，有一种是用回溯古汉字的办法来教学汉字的，某个字，甲骨文、金文是这样描画的，大篆、小篆是这样圆转的，隶书、楷书中有那些古文字的影子，这样教的结果能加深记忆，但是也形成了人们认为字与书写形式之间的固定关系牢不可破的意识。
2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基本理论
2.1谁先谁后
语言产生在前，文字产生在后。语言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人类从类人猿进化为人的最后标志就是语言的产生，语言产生的意义在于人类最终告别了动物界。人类的历史，有的说有二三百万年，有的说有几十万年，那么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是几十万年的历史。文字的历史最长也不超过五六千年。这是整个人类的情况。从个人来说，任何一个人都是从幼儿时期先学会语言，到儿童时期逐渐学会文字的;还有人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终身都是文盲。文盲不识字，但都会说话。
2.2谁是根本
语言是根本。没有语言，文字就无从产生。动物没有语言，因此任何动物，哪怕是能用叫声或“舞蹈”或气味发出一些信息的动物，比如蚂蚁、蜜蜂这样一些“社会”性比较强的动物，都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视觉符号。文字永远是语言的依附物，永远是语言的投影。
2.3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
当然是两个东西。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生存繁衍了二三百年到几十万年，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到现在也没有文字，在有文字的社会里，还存在没有学会文字的幼儿和终生不识字的文盲。人类和某个具体的人，都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语言。完全失去了言语能力的人无法完全融入整个社会。
文字是在语言这个土壤上长出的禾苗。自然界只存在没有禾苗的土壤，却不存在不依赖土壤的禾苗。同理，人类社会中只存在没有文字的语言，却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字。相对文字来说，语言是个在它之前很久就已存在的先决因素，因而永远是第一性的。
3文字的功能
尽管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但文字也不是毫无用处得只是依附于语言。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的最大功能是辅助和扩大语言的交际作用，稍纵即逝的有声语言在文字的帮助下可以传诸久远。文字的这一性质显示出了它对于语言的最密切的依附关系，尤其是在研究古代语言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关于古代语言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分析有关的文字记载而获得的。此外，虽然语言并不能记录语言的全部内容，但是人们从字符特别是方块字中读出的信息有时却远远超出了相应的言语词所能表达的范围。例如我们今天听到zang(四声)这个汉语音节时，可以把它和“掩埋死者遗体”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却并不知道古人死后并不以土掩埋，而是以草薪荐覆置于野外，这一远古习俗恰恰反映在“葬”的字形上(从死在艸中)。
参考文献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
2 王玉新.汉字认知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