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效金融市场
在20世纪最经典的经济命题便是有效金融市场的提出，该命题得了了很多坚实的经验和证据的支持。金融市场指证券价格体现了获得信息变化影响的市场。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三个假定为前提：一是投资者，他们是理性的，合理评估证券的价值；而是如果某些投资者不理性，但是引文彼此随机进行交易，非理性的行为相互抵消，不会影响证券的价格；三是特定的情况下，虽然非理性的投资者犯了错误，但是由于有理性的套利人，通过他们消除非理性人对价格的影响。但是作有效市场假说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为有效市场理论的前提设定，建立在假设人理性的基础上。因而在二十世纪末，有效金融市场理论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考验。首先理论所假定的投资者完全理性便遭到了质疑，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不是依据信息购买决定。其次一些金融学家研究得到人的金融行为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而不是偶然地偏离理性。最后，理性的套利源于套利机制，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套利充满风险，作用局限。
（二）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从金融人员的情感、态度等角度分析金融市场非有效性问题，修正有效市场理论的理性假设。在行为金融学理论中，金融行为直接映射经济利益，反映行为者的认知方式、期望、收集信息和价值观念能力。行为金融学主要研究通过建立一套模型，讨论投资者如何决策和确立金融市场的实际价格。行为金融学将金融理论核心从资产定价转向参与者的行为。但行为金融学能还不能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因为行为金融学存在很多不足，缺乏边界清晰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无法整体解释金融行为，对于有效市场的批判太极端，忽视了社会机制在非理性背后的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看，任何金融行为都应发生在社会场域中，并受到文化、思想观念以及制度的塑造。而行为金融学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于金融行为的影响。当然，行为金融学在反省批判经典金融理论，为进一步突破金融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金融行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维度
在古典时代，马克思、齐美尔等学者便开始研究金融行为。但是一直到20世纪末，这一领域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一些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四大关系：银行角色、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关系；股票价格形成社会机制、金融投机集体行动、资本市场风险资本投资选择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制定对于金融公司的合并行为影响；政府角色以及资本市场管制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行为主要表现在金融行为上，经济社会学研究重点便是金融行为的研究，标志着经济社会学不断深化。新经济社会时代，格兰洛维特提出经济行动应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观点。这个观点作为核心假设，得到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以保罗•迪玛吉奥和理查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学家组织开展研究新制度主义，探讨组织制度化结构、组织以及制度环境的关系等。从文化角度批判一切还原为成社会结构绝对主义倾向，将文化要素纳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当代的金融行为研究中较为明显的是综合性的研究。经研究全球大型投资银行的交易员的知识性以及关系性嵌入的问题，卡林和尤尔斯认为金融市场关注的交易行为主要涉及权利、金钱、债务以及风险等。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活动其实是相互分离的互动秩序，主要通过交易员之间全球性的沟通以及交流完成全球性的市场交易。它具有谈话方式的制度性、互动内容的经济专一性和谈话语言的全球性的特征，反映全球金融市场以知识为基础，数字描述以及解释着通过屏幕介质表达出的全球市场情况。这种情况是价格信息的持续变化过程，是市场细节的不断被解释和更新过程。因此全球性的金融市场活动既是一种知识和关系嵌入，是金融活动嵌入到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持续交换信息关系。总而言之，这种嵌入既是关系性的，同时也是建构性以及构成性的。
三、在经济社会学中金融行为理论的扩展
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全球的金融危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都使金融市场的政策以及交易模式发生了变化。而政治以及经济格局的变化又使得各国的金融市场被卷入全球经济治范畴，金融影响已经超过了其市场木身。在新经济社会背景下金融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联系紧密相连。借助新制度理论以及社会网络，以美国商业银行为例研究，银行全球化是一种组织现象，组织和决策者推动。因此金融行为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行动方式，以网络形式散开，借助社会的网络关系影响其他的企业。以证券股票以及期货市场为例研究，金融行为是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系统行为，其交易过程包括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因素，是三方共同作用的成果。金融市场作为文化系统，绝不是简简单单地重复，他体现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促使人们选择不同的交易，随着时间理解也会制度化。这种制度会逐渐发展成为金融行为的依据，同时金融文化随着金融行为在交易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化和发展。
四、结束语
金融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一：金融经济与金融生态环境的关联
摘要：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金融经济和谐发展的根基，具有长远、根本性的意义。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了解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意义，并且针对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探讨解决，帮助实现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的金融经济快速、和谐发展。
关键词：金融经济;发展;金融生态;构建
金融生态环境的构建是比较复杂的过程，包括金融业的生存与发展相关的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同时包括文化、人口、地理等多方面的作用，这是站在广义的角度谈金融生态环境构建。如果从狭义的角度说，金融生态环境构建主要是在微观层面上进行，比如社会的信用体系、中介服务、会计准则等等。通过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准确把握金融运行的规律，帮助金融经济实现和谐发展。
一、金融生态环境的构建对于金融业发展的意义
(一)金融业的科学发展需要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金融业是我国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做好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以科学发展观发展金融业，让整个金融业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业是我国信贷资源的掌控者，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否成功直接影响到是否能够将微观经营与宏观经济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信贷资源配置的效率能否提升，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才能保证可持续的提供资金支持。
(二)金融体制改革需要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我国的金融行业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与发展，初步形成规模，同时在分工协作、门类方面都做的比较好，支持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我国的金融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仍然有不够好的地方，比如其脆弱性、不和谐性，应该加强深化改革。这种深化改革要依靠金融生态环境的构建，推动利率的市场化，促进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等等。
(三)金融业的稳定需要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金融是有风险的行业，如果风险累积在一起可能会引起金融危机，一旦金融危机发生，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势必遭到破坏。建设金融生态环境是保证我国金融业稳定发展的必然条件，也是基础。只有金融业稳定，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人们生活也才能够稳定下来。
(四)金融经济的和谐发展需要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否成功直接决定了资金流向，目前我国很多商业银行对地区、有关企业等进行内部评级，金融生态环境优质的地方会吸引到更多的资金。相反的，资金便会流出去。所以，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是重中之重，只有重视这个问题，才能够促进地区金融发展，提高地区金融的竞争力。除此之外，金融运行的质量好坏也受到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如果金融生态环境差，可能会让银行面临着很多不良贷款，信贷投入的能力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整个地区的金融运行质量下降。金融是否能够和谐发展也受制于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让金融业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发展资金。
二、金融生态环境构建方式
(一)用金融相关法律作支撑我国金融方面的法制务必要健全起来，加快金融机构的破产法出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从而监督进行机构合法、稳健经营。如果金融机构要破产的话，需要遵循市场原则，其成本的承担着应该是该金融机构股东、相关利益人，避免依赖国家的财政处理其破产情况。
(二)做好风控保证公众利益金融行业历来都是有风险的，政府作为金融监管的主体，有职责保护公众利益，制定完善金融监管机制，构建一行三会的协调机制。将人民银行作为主导，为地方金融行业与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研究实施办法，保障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有组织有规划的进行。
(三)构建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当前，我国人民银行推出了企业信贷的咨询系统，通过互联网可以查询到每个人的信用信息情况，这也有赖于信息数据库的建立。通过这样的手段可以实现信用资源的共享，同时维护债权人的权益，通过掌握客户的信用情况达到降低信贷风险的目的。这样一来，信贷质量逐步提高，社会信用环境质量也得以提升，有助于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四)金融产权制度与法人治理要做到金融业快速和谐的发展，需要推动产权多元化发展，保证金融主体多元化。在金融投资的主体方面扩大范围，同时也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一系列改革，在治理结构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并且要积极进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花钱买机制。
(五)经济运行环境的优化在进行经济环境的优化方面，需要将银政与银企之间关系的改善作为基础，之后分三步走。其一，调整布局和结构。我国的产业政策与地方的经济发展相结合，进行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优化。其二，优惠政策的推出。出台一些有利于金融行业发展的政策，帮助金融行业获得经济效益与经营质量的双提升。其三，打击金融犯罪违规行为。金融领域一直是违法犯罪滋生的重灾区，通过打击各种金融犯罪行为，也包括一些逃债行为。加强执法力度，为我国的金融机构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和安全保障。
三、结束语
总之，促进我国金融经济和谐发展需要构建健康的金融生态环境，而金融生态环境的构建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我国政策的支持。金融行业上下一心携手努力，既要创造有利于金融行业发展的大环境，也更加要注重人民的利益，做好风险的控制，保证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失。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为金融经济和谐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何宏莉.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促进金融经济和谐发展[J].现代经济信息,2012(3):219.
[2]刘继平.杂议和谐金融生态环境的构建[J].广西农村金融研究,2010(4):14-16.
[3]黄晶玮.和谐金融生态体系的构建及区域金融生态的改善[J].经济视野,2012(10):180.
[4]贾新政.金融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0,13(4):88-90.
金融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二：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探究
摘要：本文首先就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主要表现进行了简要介绍，接着分析了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发生分离的主要原因，最后针对于此，提出了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过分分离。旨在通过于此，让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相互协调发展。
关键词：金融经济;实体经济;分离;协调发展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持续发展，金融界中开始逐渐出现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经济现象，这个经济现象在以往很少发生，其主要表现为金融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与实体经济发生了分离。其实关于这个理论的研究已经持续很久了，只是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才被人们逐渐所关注。深入研究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主要表现
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并不是近两年才出现的新现象，只是伴随着和经济危机的加重，其所带来的效应被逐渐的放大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主要表现极为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在数量上出现的严重不平衡性。在这种分离的局面下，实体经济部门的数量远远少于金融经济部门，并且在规模上也存在着严重的落后性。在这种分离的过程中，实体经济原先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金融经济的地位则明显上升。而明显反应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关系的经济指标例如，金融资产比率、金融交易比率等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这些都是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发生分离的主要表现指标。
二、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发生分离的主要原因分析
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之所以会发生分离其有很多原因。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实体经济明显早于金融经济产生，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始终推动着金融经济的同步发展。换句话说，只有当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金融经济才能得到相当的充实和进步，从商业贸易方面来看也是这样的。因为只有当实际的产品数量变多的时候，商品交易才会应运而生。而在这个交易产生的过程中，金融的资产比率也随之提高了。其次，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也是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发生分离的另外一大主要原因。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金融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脱离了其对于实体经济的依赖，进而产生了所谓的分离。同时，科学生产力的不断提升，经济也变得越发的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的经济大背景下，金融的领域也不断的被拓展着，这些拓展也使得金融经济的交易量急速提升，因此也使得金融资产比率得到提升，进一步促进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再次，很多的经济学家在探讨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现象的时候，往往喜欢对一些非制度性的因素进行过分的考虑，而忽略了其与制度之间存在的关系。其实这些非制度性的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其不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而产生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来源与制度，这点却往往很受忽视。再次，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发生分离的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即为资本结构所发生的相应转变。在具体的运作中，很多企业的经营资金所占的比例逐年遐想，而通过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数量正在不断提升;而从单个的家庭经济中去看，贷款的数量也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和部门都意识到金融资本的重要性，纷纷加入进来;而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也债务也不断增加。这些显著的变化都是使得资产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也就是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逐渐分离的原因。第四，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之所以会面临现如今的一个分离的局面，其关于金融的相关制度的越来越趋于自由化也是一个显著的原因。其关于金融的制度日趋自由化的表现主要如下，首先，由于各个国家和经济实体都相继解除了对于金融经济的诸多限制，因此，在各个国家内，金融资金之间的相互流动变得更加的高效便利。同时，金融资本的不断涌入，也让国内国际贸易的数量不断增加，国际贸易的增加同时也更能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的进入。这本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也是金融经济不断繁荣的一个循环圈。其次，国家层面上对于金融相关制度的松绑以后，国内各个金融部门之间的竞争也变得越老越白热化。在竞争的白热化过程中，很多企业为了提升自己的价格优势，大打价格战，在这样的价格战背景下，金融的贸易量顺势不断提升。再次，在对金融相关政策放松管制的时候，关于汇率的相关要求也相继得到了解除。一些原本固定的利率政策变成了可以在一定区间内上下浮动的政策。利率政策的改变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交易中交易数量的不断上升。
三、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过分分离
纵观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局面，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经济体的经济想要持续稳定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其本质，金融经济的实体经济二者互为依存，其任何一方的发展都离不开对方。因此，金融经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始终明确自身的定位，这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目前肆虐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表面上看好像仅仅存在于金融领域，其实追究其根源其仍然与实体经济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换句话说，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很大一份的原因是因为金融经济的过分发展而影响了实体经济。最终，失去实体经济支撑的金融经济变成了一触就破的经济泡沫。因此，要想复苏世界经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仍是一条不能更改的坚定之路。在实体经济的带动下，金融经济的发展才会健康稳定。很显然，这既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然之路，也是金融经济走出困境，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最佳选择。
四、结束语
不管金融经济如何的繁盛发展，实体经济始终是其不变的根基。因此，各国各经济体在大力发展金融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实体经济，避免将其二者分离。只有这样，经济的发展才是健康持续有效的。
参考文献：
[1]余谦.关于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的探讨[J].时代金融,2013,15:168.
[2]张旭.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探析[J].时代金融,2012,15:148+152.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金融实践
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了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改革：姜丽丽（2011）站在经济学科的立场讨论了计量经济学和相应的计量软件（主要是Eviews）的结合；李劫（2014）对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改革进行研究，认为应该将原理验证性实验与研究设计性实验相结合；张卫东，黎实（2016）讨论了博士阶段的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改革问题。但是，由于金融数学是新兴专业的原因，当前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尚缺乏针对金融数学专业的探讨。本文重点针对金融数学专业剖析计量经济学中金融理论及实践结合不紧密问题，并给出相关改进对策与建议。
一、计量经济学与金融理论及实践的结合不紧密
当前计量经济学教材在编写时，为了满足较少学时的需要，保留了数学抽象，减少了与经济学理论的结合，特别是与金融学、投资学理论的结合更是几乎没有。这使学生在学习时很难理清计量经济学课程与金融理论、金融问题间的关系，而且学习完成后也难以应用该课程的知识来解决实际金融问题。我们以如下两个例子为例。
第一，以消费—收入案例作为经典一元线性回归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案例。当前众多的计量经济学教材在介绍完经典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相关理论后，为使得学生能学以致用，往往引入一个实例进行分析。由于当前教材大多以经济学或金融学学生为授课对象，所以其在教材中引入的案例往往都是经济学的案例。例如，分析居民收入与消费间的关系。如此导致金融数学的学生误认为计量经济学仅仅只是一门经济学课程，在金融上应用很少。
第二，引入消费习惯作为经典多元线性回归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案例。不少教材在对多元线性回归案例的选择时，仍然是主要以经济学、金融学的学生为考虑对象，通过引入消费习惯（上一年的消费）进一步加深消费—收入模型的分析，得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案例。然而这对于金融数学专业的学生而言，正好加深了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误会，如此导致金融数学专业的学生误认为计量经济学在金融上没有应用。可见当前计量经济学的案例分析往往都是以传统的经济模型作为分析，考虑的往往是消费—收入等这些经济现象，没有体现出计量经济学在金融的应用。这显然不足以让金融数学专业学生了解计量经济学在金融学、投资学中的应用，学生亦难以将计量经济学方法、模型应用于指导金融实践。事实上，金融学、投资学中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三因子定价模型等等大量金融模型就是计量经济学中一元线性回归、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这些金融模型在计量经济学中的引入必然将对金融数学的教学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如何把金融理论及实践与计量经济的教学进行结合是本课题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计量经济学中数学推导的改革措施
金融数学的学生在计量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更多的应该是在学习好计量经济学方法、模型的同时，把方法与模型应用于现实金融市场，以指导金融实践。因此，针对上述数学推导的设置问题，我们提出如下改革措施。
第一，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实证分析作为案例引入计量经济学。在介绍完计量经济学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β0+β1X+μ后，立刻把金融学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作[1]FamaEF，FrenchKR.Commonriskfactorsinthereturnsonstocksandbonds[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93，33（1）.[2]姜丽丽.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经济研究导刊，2011（26）.[3]李劼.高校《计量经济学》课程实验教学改革与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14（19）.为案例引入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中。例如，采用CAPM分析中国石油（R2）的收益：R2=α+β（Rm-Rf）+μ，其中，Rm为市场收益（例如上证综指的收益率），Rf为无风险收益率（例如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CAPM在计量经济学的视角下其实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一元回归。因此，通过在案例中引入CAPM的实证分析，能加强金融数学专业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认识，同时让学生了解到计量经济学与投资学间的关系，提示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开幕式上，厉以宁教授勉励大家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历教授指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让大家共同富裕，这是应有的责任感。刘树成教授也指出，《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有两条，一是繁荣祖国的社会科学，二是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好参谋和助手，这也是每个经济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此后，参会学者就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方法和前沿研究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把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一、金融和经济学的若干前沿性研究课题
（一）金融理论研究方面
关于金融理论研究方面，按照王江教授的说法，目前金融学的研究主要有三块。这三方面也和各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提出的要求密切相关。它们分别是；
第一，宏观方面的金融框架体系问题，是否有最优的模式，以及各个体系之间怎样比较。
从美国开始，波及到欧洲和日本的一个主要冲击就是金融创新。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技术的提高，计算机的大量应用，技术上有很多新的发展，这些对美国的金融体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为美国金融体系的框架基本上是在大萧条以后的几个立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很多年中并没有大的变化，尤其是没有很快适应金融操作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技术。所以金融界就有很多新的工具来避开当时的立法所订下的限制。简单的例子是，美国的商业银行业大萧条后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框架内发展的。这个框架对银行业本身进行了很多限制，比如银行之间不能竞争得很厉害，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每个州内开分行也有很多限制，还规定其他金融企业不能参与银行业的很多业务等。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很长时间，造成了商业银行没有激励机制和发展创新。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信用卡的出现以及货币市场的发展，流动性的提高，为很多金融企业，如投资银行，或专门为信用卡业务服务的公司，提供了新的方法，他们从商业银行那里抢走了业务。比如，以前的短期存款，流动性特别高，商业银行利用这部分资金自己投资的时候，就会担心存款人马上抽资。但在货币市场流动性提高后，投资银行就可以给投资者扩大这样的服务，给客户开支票，这样下来的结果是没有人愿把钱存到银行。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里的操作由于其受到保护，缺乏竞争力，提供的回报也比投资银行低很多，他们的业务就越来越差，这也促使商业银行提出把商业银行的限制放松的要求，让他们能做投资银行业务。但放开以后，由于人员素质和其他因素，短期内商业银行还是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这就是说，随着金融技术的发展，很多做法已经绕过了以前银行法所订下的金融结构的限制。对日本而言，随着新的金融工具的产生对原有的金融架构也产生了很大冲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体系开始放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总之，各国之间的金融体系差别很大，比如说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体系就与德国和日本差很远。一个是以币场为主，而且越来越突出；一个是以银行为主。各种体系间不仅有互相竞争的问题，也可能有互相演变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演变的方向，哪个体制好一些？从宏观方面来讲，这是目前关注最多的金融问题。结合国内的情况来讲，这个问题也很突出。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也需要建立一个很发达的金融体系，但具体道路可能和西方不太一样，但问题是一样的。
第二是微观方面的，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定价问题，二是风险管理问题。
定价问题在有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在债券的定价和衍生证券的定价方面。市场也由于这些新技术的触动而发展得很快。但有些领域的发展很有限，比如说股票价格的确定，特别是对流动性比较差的资产的定价问题。虽然从20世纪0年代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些模型，但它们的可靠性还是有很多问题。最近面临的挑战就是很多网络公司在没有很多具体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筹集大量的资金，市价能涨到惊人的水平，这些都对定价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不管是从研究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讲都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风险管理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建立了一些对金融风险分析的框架，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后来1998年长期资本投资公司引起的金融风波，使得从政府到理论界到企业界的很多人认识到以前对风险的认识是不够的。很多结构性的风险以及所谓的小概率、大幅度的风险在以前的框架中是考虑得不够的，而这些对于从宏观层面控制金融风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向各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成为现在很热门的题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
第三是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它在过去二十几年来是研究非常活跃的领域。
公司财务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公司财务的运作方面。二十多年来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对原有的金融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挑战。20世纪50年代中期，MM理论提出以后，基本上建立了一套传统的公司财务理论的框架，它是以建立在比较理想的完备市场条件下的公司定价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投资、筹资、兼并和风险管理。这个框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新的衍生工具的出现，企业在筹资及内部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有很多新的发展，发明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证券来进行筹资。这些现象的出现和原有框架不一致，传统框架认为这些东西并不重要，因此对企业中的管理和激励机制等并没有加以考虑。这导致企业在解决激励问题时采用新的工具，并提出了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迄今已有很多新的构想和新的研究方向。现在的研究逐步从理论方面的考虑过渡到实证的定量分析。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整个企业机制的设计和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虽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但已经有很多的进展和探索。
（二）和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问题
关于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学研究课题，王江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了好几个重大的理论突破。随着这些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金融市场内生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也都有了很多重要的发展。这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研究本身的发展。国内随着改革的推进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要求，希望能够尽快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金融市场。当然，由于国内经济改革的特殊环境和中国自己的特殊情况，所以国内的金融研究也有很多重大的课题，也对我们很出了很多挑战。从很大程度上讲，西方金融学研究的成果和许多实际的操作过程，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
陈志武和周春生教授结合中国情况谈了具体研究的课题。他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才刚刚开始，基金管理行业也开始慢慢兴起，所以有很多的机会，这些机会既有挑战性，也很有意思。现在在美国有很多人回过头去找一两百年以前的数据，因为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把这些数据记录下来。相对而言，在中国什么东西都是刚刚开始，如果尽量收集现在的数据对现在或将来做研究都有很大的启发，可以探讨一些国内有意思的研究项目。
同时，现在国内股票市场中，短线交易是主流，使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更像一个，而不是一个投资的方式。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做。其中有一点就是，股票交易已经有很多年，有很多历史数据，收集起来，可以去研究比如短线交易中，是不是作的频率越高，他的回报率就越高。做类似这样的细节研究，一方面可以发表一些学术论文，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股民的教育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很多东西，然后再反馈回去，使得股市进一步健全。因为国内股市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和政府的政策、法律有很大关系，而且和投资人的素质、期望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像美国现在的理财顾问行业很大，中国将来也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行业，使得股市规范化，并且从长远来讲它对整个经济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陈志武、周春生还提到关于市场组织方面有很多的课题。比如，每天的交易过程中，交易程序是怎样的，比如对高频率的数据，拿过来以后应该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金融研究现在很多论文的了解程度。当然美国的很多文章都是关于美国市场的研究结果，但其中提到的问题对中国来讲也同样是适用的。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只是数据不一样。还有一个现实就是中国股票市场并没有成长那么多年，股民的投资心态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今天买这只股票不是为了我30年以后会有钱，即美国人讲的“为退休而投资”，很多人可能没有这种想法。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向证监会、证交所提供反馈资料，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领域。
（三）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课题
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邹恒甫教授谈到了三个重要的领域：
1．如何把RBC模型应用到中国具体实际。
邹恒甫教授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RBC（RealBusinessCycle）理论，这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从马克思之前就有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1978年以前，这个研究一般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政府状态总是有些问题，无论是需求不足理论，还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矛盾，这种激烈的内生的规律导致了周期。或者从马尔萨斯开始一直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一直觉得总是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RBC理论基本上是说，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都是理性的，理性的行为下面即使没有技术的冲击，人们的选择也是一种周期的行为。这个周期本身是理性的，这个理论是非常广泛的现象，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经济现象也是如此，甚至政治现象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西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再加上芝加哥大学，他们形成一个学派，就是RBC学派。对于竞争性的周期理论，基本上不需要外部冲击；但对于RBC理论，则需要外部冲击，包括政治的冲击，来解释周期。这个类似的方法似乎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研究中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
2．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但稍作统计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财富分布的地域、社会水平等现象非常普遍。如果说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具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势头。更为奇怪的是，有些几十年前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如今却有极大的差距。如南韩和菲律宾，它们在三、四十年前有几乎相同的资本等初始禀赋，但现在却表现出很大差异。如何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1988年，Lucass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出现上面这种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各国偏好和技术水平的固定作用及差异可能影响增长，其次是外生决定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差别，同时，也可能是那些持久的、较大的特定外生冲击波及了经济增长。固然，这些外生因素和外在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同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由于经济系统内生的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经济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它主要体现在：首先，多重经济增长路径的存在，这样就可能解释不同的国家，虽然具有相同的技术和偏好，但是因为初始的条件不同，他们会收敛到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其次，在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上，从非均衡收敛到均衡的路径是不确定的。因此，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增长路径，从而也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差异。讨论出现这些不确定性增长路径的文献很多，如：谢丹阳在lucas给出的具有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的模型中，当存在人力资本外部性影响时，就可能出现多条平衡增长路径或者对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出现到达均衡路径的多重性，从而可以解释不同的国家因为初始条件不同，可能选择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并据此出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经济系统内生具有的局部或全局的不确定性。之后，Benhabib（1994）在Luca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休闲，消费者通过选择休闲、物质产品生产时间和人力资本积累时间，也得到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即使是处于相同初始条件、有相同初始禀赋的国家，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速度消费以及配置人力资本生产时间和物质资本生产时间。这一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丰富的经济现象，经济系统的这种内生不确定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赶超成为可能。人们已经认识到，只要给出一个动态的模型，要解释现象，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都是非常容易的。一个因素就可以，关键是你找到什么因素。林毅夫教授假设每个国家的禀赋不同讨论了一个发展战略问题，就是各个国家经济是收敛还是不收敛的问题。这也是要解决为什么存在不同收敛路径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3．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理论可以接着上面的问题，现在比较热门。在20世纪50年代初，库茨涅茨就发现了库茨涅茨曲线。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些人先富起来，就象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就加剧了。但同时经济增长也慢慢起来了，结果是人人工资收入都开始提高，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了，大家都有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开始下降。这样就形成倒U曲线，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先增加后下降。有些人说，这个理论一定要找个微观基础，看怎么样才是一个最优的行为。当然最了不起的文章还是1990年的Gmenwood和Jovanovic在JPE上讲金融机构发展的问题。把金融机构发展问题和收入分配连在一起，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它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要加入信用合作社至少要多少钱，大家要成为一个俱乐部或者银行合作社的成员，例如需要500块钱吧，你才能加入，否则你加入不了。加入信用合作社之后，你就可以贷款，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你可以运用现代技术，把传统的行业变成现代行业。现代行业一出来，你就富起来了。如果假定经济制度是完全的平等，每个人只有10块钱，这个经济能发展吗？不可能！因为谁都没有500块钱。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有了500块钱，开始就让他富起来，他马上就买了现代化的机器，其他人成了他的雇员，生产得越多，大家的工资越高。十年以后，人人都有了500块钱，人人都成了信用合作社的社员，就像人人有了信用卡一样，那么大家就自由了，平等了。所以就很好地解释了库茨涅茨曲线。后来的纽曼在1992年JPE的文章说，教育也是一样。接受教育，要么上四五年大学，要么不上大学。所以开始也要有一定的不平等。如果开始人人都一样，谁都上不了大学。但有一部分人有800块钱或者八万块钱，就能上大学。Lucas在1992年EconondcJournal和1978年Econometrica上的文章中都假设没有资本和劳动，每个人一棵苹果树，或者就是有一个苹果。大家偏好都一样，没有生产，只有随机的扰动，就能把所有现象都解释清楚。如果用cashinadvance约束引入货币，他证明有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存在；如果信贷进入这个市场，他证明方差可以无穷大，也就是说有完全的不平等存在。而回到中国问题上来，类似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方面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很多。
二、金融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关于方法论的问题，张维迎教授认为，不能完全不讲，但也不能老讲。因为一个研究方法论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方法论的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是体验，都是你在读大量的文献看人家怎么去研究多了以后学来的，而不是我本身谈方法论你就可以学会方法论。所以方法论本来是一门学科，这与你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在你体验并做了大量的东西以后，偶尔看看一些总结性的方法论的东西还是有帮助的。
（一）数学的作用
数学作为研究金融理论和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虽然对数学工具的作用看法不同，但都认为掌握数学工具为研究金融和经济学提供了有益的准备。数学及利用数学发展起来的模型都是一种交流的语言。有了这种语言以后，大家谈起来交易成本就会小很多。
陈志武教授特别强调不要走极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和金融的研究对数学的强调是很高的，你可以不用考虑研究结果对金融本身有什么意义，只要你写的数学大家都看不懂，那你就很有水平，现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后，你念博士的时候，你要是作纳粹数学的论文，那你找工作就很困难，很多学校会说这个人做的研究太抽象了，没有办法教MBA，所以又开始走另一个方向。现在最可以接受的类型是既有数学模型又有实证的结果。当然如果你是有突破的纯数学的理论文章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人们看这种文章的耐心和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差别很大了。大家可能也听到很多行为金融学的情况，这方面是做得很红的，但究竟能做得怎样，谁也不知道。这个方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核心的理论基础，那就很容易把我们带回到现代金融理论之前的那种状态，很多东西都是描述性的，没有什么定量的东西。
至于如何用一个数学模型建立一个框架来研究经济学和金融问题，就要着研究的问题如何。现在很强调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按照某种方式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邹恒甫教授认为，要从最基本最简单的假设出发得到深刻的道理，如RobeLucas在货币经济学上1988年的文章，他一开始讲到这个世界太复杂了，那就讲机器人吧，不要管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的差别。把机器人研究透了，再来说现实世界。而事实上，他得到的结论是，在这样一个机器人的世界里，收敛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穷的可以变得更穷，富的也可以变得更富。穷的可以赶上富的，富的也可以变穷。各种情形都可能。当然，他1988年的文章只是个猜想。到了1994年的时候，包括1994年以前，一群经济学家发现，Lucas猪错了，它只是少数几个可能性，实际上有无穷多种可能性。
（二）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王江教授认为，金融研究主要是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金融市场的分析上，它有自身的特点。首先，资本市场是经济学原理体现得非常强的一个市场，和人力市场不一样。一个人，从一个单位换到另一个单位，很困难，因为找工作收集信息非常困难。资本市场不是这样，证券市场，在最理想的情况，交易非常方便，流动性非常高，资本进进出出很容易，使得市场机制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个特点使得它的研究方法也有了一定的特色。比如，无套利原理，在金融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同一支股票在香港和上海同时交易，考虑汇率的因素，两个价格应该是一样的，至少不会差太多。如果出现任何偏差，就会很快有资金进来，通过操作把这样的价格关系建立起来。这和在别的市场的情况有些不同。比如，联想组装计算机，这计算机的所有部件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把这些东西的价格合起来，就应该和计算机价格差不多。如果不一样，就有套利机会。可是要利用这样的机会不太容易，你需要找人啊，买这些东西，组装，这个过程相对比较复杂，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因此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整机的价格比各个部件价格加起来要高一点，这种情况不会马上就消失。而在证券市场上，尤其是在西方那些较大的市场，这些偏差几秒钟之内可能就没有了。
第二个就是，它有大量的数据，不像做宏观的，一年就一个点，你要作证券交易，数量就大了，即使一周一个价格，一年也有52个数据，这就使得定量的分析，实证分析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实证性是金融研究的特点之
再一个，金融学本身是一个应用学科，应用性非常强，在美国教MBA，学生首先就要问，你这个对我有没有用。金融和宏观经济不太一样，有数据又有很多可以研究的题目，这就增强了金融研究的实用性、实证性。
经济学也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支持，最好的文章还是既有理论模型又有实证结果。这就要求作者具备多方面的功底。正因为这样，国外常常提倡多个人合作研究。这一点也是国内研究工作者要提倡的。
（三）注重从国内实际出发，深刻理解现象的本质，但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
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如果你对经济现象没有深刻了解的话，那么数学模型事实上是一个数学游戏。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可靠。你要研究可靠的经济学问题，你就必须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另外，原创性也是作为一个学者必须有的。因为你要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和写经济专栏的记者不一样，你不仅要了解现象，你还要把现象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不论是用语言还是用数学，你都必须严格。在做研究时，一方面是满足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可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要对世界的经济知识的积累作出贡献。邹恒甫教授认为，研究经济学不仅要对中国实际了解，更要对中国历史、哲学有一个较系统、全面的了解，为此，他倡导学生不仅要学习经济学，而且要学习四书五经。
王江教授认为，虽然国内的市场和西方的市场相比有很大的差别，但要科学地看待这种差别，不能把差别和普适性强的经济学原理混淆起来。虽然具体的情况不一样，但用来分析的经济学原理可能还是互通的。比如激励机制的问题，在西方是有的，在国内也是有的，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基本的经济因素是共同的。这对经济工作者来讲，国内研究也好，操作也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不是跟美国一样的东西，也不是跟英国一样的东西，如果一样的话，只要照搬过来就可以了，模型也可以搬。事实上不是这样，情况非常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此，我们还是应该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但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
周春生教授从美国回来不久，他比较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包括金融学研究和美国有什么不同。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通常都更富有想象力，更有概括性，做研究描述性的东西比较多，比如像国内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可以谈任何事情，宏观的，微观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证券市场，基金管理，他们有比较宽的知识面。国外的经济学家都集中在某一个方向上，做研究更具体更严谨一点。比方说我们做一大堆数学模型，如果主要做的是资产定价方面的东西，就很少去搞宏观的东西。西方的金融学家通常都做一些更具体的事情，比较强调数学化，而且强调对观点的论证。
周春生教授还强调，在国内做研究应该很好借鉴国外的东西。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利用国外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国内的问题，因为中国市场刚起步，有很多美国人需要回过头去找数据。而且中国有自己的特色，抓住这些，采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会出一些有份量的成果。当然，不可能每个人写研究中国的文章都可以拿到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对于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来说，也可以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验，看看为什么国外的市场发展得这样成功。在国外，很多理论研究对实际工作是有很多指导意义的，比如衍生工具，国外衍生工具的发展，要远远超过股票市场的规模。对于衍生工具，理论上可以得出大致的价格，实际工作也采用了这一点。现在衍生工具变得比较成熟，所以现在国外公司用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已经很普遍，特别是高科技公司。事实上，这也是有很多人先去做理论研究，然后把研究的成果推广到实际的应用中去的原因。这种研究途径我们也可以借鉴。
（四）从大量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
樊纲教授以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为例说明经济学的抽象法问题。在复杂的经济学体系当中，如何用抽象思维把不同的问题放到不同的位置，分别加以分析，然后统一加以思考，这是做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包括做模型。做模型首先你得把这个模型想清楚，什么是条件，什么是变量，什么是解释变量。这涉及到我们的思路是不是清楚，你给出的东西是不是可靠，是不是真正和问题相关，以及是否能够去解决问题等。经济学永远是问题导向的。研究中国经济学之所以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么多问题在导向，在引导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确实有些是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我们遇到的转型期的许多特殊问题。有了抽象的思维方式之后，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来建立模型，发展理论，来更好地解决问题。
（五）经济学和金融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必须要国际化。
张维迎教授认为，作为经济学工作者没有使命感是不可能的。作为经济研究工作者的使命感，就是希望中国人在国际学术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感到心寒。以色列、印度都能有一席之地，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现在整个国际经济一体化，所有方面的竞争都不可避免，包括学问方面也是如此。为此，张维迎教授提出了三个“C”的概念：一个是“InternationallyCompatible”，第二是“InterneqCOmparabfe”，第三是“InternationallyCompetitive”。
张维迎教授还谈到了做任何研究工作的重要环节——选题问题。他认为，大体上有两类题目来源：一类是从已有的文献、论文当中来选，这些文章中都有些假设，你可以改变它的一些假设，然后做出自己的成就。这一类可以说在经济学中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另一类是从现实当中来选择题目，这个现实不是指政府给你出个题目或某个企业领导人给你出个题目，而是你在观察现实当中可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现有的理论还没有人很好地去解释它，这时候如果你选择这个题目，再去看文献，做出你的研究来，这就是你的成果。张教授自己的很多论文就是从观察现实中获得的。
（六）广泛吸收已经有的科研成果
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变革的历史表明，不论是八十年代初期进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分离还是外汇体制改革，抑或是九十年代初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等，中央政府一直都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导者、发起者与组织者，而各级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及国有金融机构都只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二行动集团。作为中央政府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既是地方行政机关，又是中央的人，而地方官员是地方政府的人，因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地方官员存在着多层级的委托关系。虽然地方官员是由各级人大选出的，但中央的意志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事控制向下传递，进而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当前体制在经济上又高度分权，具有一定资源调控能力和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政绩及分享财政税收增长的好处，有动机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中国实施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之后尤为突出。既然金融市场化会弱化政府部门对金融资源的掌控，地方政府阻碍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势必成为自发的逐利行为。另外，横向的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会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干预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人、财、物上与各级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不得不呈现出亲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本身就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国有企业出资组建的，其经营管理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各级地方政府的控制。有证据显示，中国有82.6%的城市商业银行是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事实上，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竞争中胜出，有动力通过其控制的城市商业银行向更能凸显政绩的项目发放贷款，这不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还会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造成负面冲击。依据上述逻辑，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干预地方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发展符合地方利益需求。因此，地方政府会成为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阻挠力量，干预商业银行的改革。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在当前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规模越大、对资源控制力越强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干预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不同地区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结构，比如，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东部地区私有经济比重较高。
众多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包袱”，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地方“包袱”越重的地区越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且，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低成本的从商业银行借贷资金，会游说地方政府改变其经济政策，诱使地方政府阻挠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银行融资。在金融资源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凭借强势地位抢占金融资源，其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越多，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就越严重，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而且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之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在稳定就业、弥补市场缺陷、落实地方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会帮助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还会帮助争取上市指标。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推进，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81.9%降到了2006年的30%。但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尽快摆脱国外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振兴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承担1.18万亿元，剩余的2.82万亿元则由地方财政承担。在此背景下，为落实中央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各种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大规模抽取信贷资金。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催生的天量“地方债”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还延缓了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扭曲了“政银关系”。本来想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不当关系，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却拉近了地方行政权力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距离”。依据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2: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进而使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慢。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依赖于可靠的法律体系。若没有可靠的法律体系，人们无法预期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属于自己。正像LaPorta等(1997)实证研究发现的那样，若一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了法律强有力的保护，那么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往往较高。比如，德国银行体系的发达根源于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英国发达的证券市场源自英国政府给予了投资者较强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法治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往往是官员腐败高发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将地区官员腐败与地区法治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在地区腐败较严重且缺乏高效的执法手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越没有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或创新，其金融市场化进程往往较慢，此环境下的银行家行为多偏向于非生产性活动。进言之，在恶劣的法治环境下，以科层等级制为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晋升方式并非由银行家的个人经营业绩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政治表现和人脉关系，结果使大量人力资本被浪费在向上级领导“寻租”上;当银行家们的异质性才能不是用于投融资制度创新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时，没有人在意金融机构的声誉，也没有人关注经济中的潜在利润机会。再加上，在国家政策严禁私人组建民营银行的背景下，业已进入该领域的金融机构会获得制度性垄断租金，这会使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金融机构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那些掌握金融机构行政控制权的银行家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不受潜在竞争的威胁，甚至会与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寡头金融资本进行联合以借助其政治影响力游说权力当局，这极有可能封杀促进金融市场化的措施，结果使低效率的金融制度长期延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3: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
二、研究设计
(一)估计方法
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回归方程(1)，这既有助于验证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历史惯性和收敛性，也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有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要使用Sargan和Hensen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二是要检验模型的误差项是否存在二阶序列不相关性和一阶相关性。在估计回归方程(1)时，为了控制残差项序列相关，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在系统GMM估计时除了年份虚拟变量为外生变量外，其他所有自变量均被视作内生变量，这就大大削弱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方程在估计时均考虑了组间异方差问题，使用怀特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二)变量界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将樊纲等(2011)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中国各省区金融业市场化进程的衡量指标(f)。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作为被解释变量。事实上，尽管非国有经济已是中国经济总量的主体，但其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比重却与其地位不符，而国有经济仍与商业银行保持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超经济联系，故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表明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越滞后。在2011年的报告中，只汇报了各省区1999年～2009年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但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却是从1997～2009年，为了扩大样本量，我们假设2010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2009年相同，将时间延长到2010年。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国有经济占比(soe)、官员腐败指数(corrp)、政府规模(gov_con)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本文借鉴吴一平和芮萌(2010)等学者的做法，使用职务犯罪立案数占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区官员腐败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除了被解释变量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外，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份2009～2010年《统计公报》、《中国检察年鉴(1998－2011)》。其中，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省，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8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广西、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等12省。
三、实证检验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1表明，政府规模(gov_con)变量的系数为负数且显著，并且在模型4和模型5中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城市化等控制变量后，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进程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模型2中，引入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exp)，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在模型3和模型6中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exp的系数仍为负且显著。值得强调的是，当在模型4中同时引入gov_con和exp后，发现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已不显著，但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政府消费变量包括exp的信息，或者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通过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产生负面影响。模型1和模型2还表明，国有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系数分别是－1.962和－1.69;在模型3中，引入国有经济与官员腐败的交乘项(soe_x_c)，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说明在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官员腐败对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发现国有经济仍然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分析初步验证了假说2。官员腐败变量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在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官员腐败变量的负面作用依然存在。这初步验证了假说3。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模型中官员腐败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我们的结论并不具有稳健性;其实，这是由于官员腐败变量(corrp)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变量在解释金融市场化时具有相同的效应，若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必然引起多重共线性进而影响官员腐败变量的显著性;但这并不影响结论，仅表明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更有可能引致腐败，进而抑制金融的市场化推进。此外，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金融市场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抑制了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分地区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说，将31省区分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由于政府消费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两个变量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在表3的前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消费进行回归，而在后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进行回归。由于分组检验的样本量偏小，在回归中并没有控制时间虚拟变量。
1．模型1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影响，因此西部地区有必要降低国有经济占比以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模型2和模型5表明，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的回归系数虽具有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的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在模型6中该变量仅在13%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从模型1和模型3可知，政府消费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抑制作用，但只有西部地区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表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在三大区域均抑制金融市场化推进但都不是很显著。
3．模型2和模型5表明，在中部地区，官员腐败严重抑制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但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虽具有理论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上述分析表明，主要核心解释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均符合理论预期，但显著性水平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别，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是否会因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不同而发生改变，将上文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替换成信贷资金分配指数(fc)，估计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增长不利于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另外，本文还使用国有就业占比(soe_job)来衡量国有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而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市场化指数(f)，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论
与此同时，西方的行为经济学家把心理学纳入以证券投资为代表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中。通过对理论研究与观察实践进行对比，他们对主流金融学的投资者“理性”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例如其代表性的“期望理论”：通过坐标轴内建立的s线，将投资者在面对风险与收益时的实际行动所表现出的凹函数与凸函数进行分析，把投资者的“感受”与“情绪”纳入到投资者的行为分析中，构成了行为金融学的重要基础。
因此，虚拟经济中的“观念”与行为金融学中的“感受与情绪”都是经济行为人“心理”要素的反映。虚拟资本的发散价格波动体系与行为金融学对金融产品的研究中引入“从众心理”等命题所得出的定价结果有相通之处，所以，在虚拟经济的研究中，行为金融学的与之结合是有空间的，二者有共同作用的平台。
一、虚拟经济研究的理论框架简介
遵循虚拟经济的研究线索，其内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主要是指以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作为突破重点，沿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虚拟资本”的概念进行研究；广义地看，利用虚拟资本，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进行交易活动（如信贷、股票、债券、商业票据、房地产市场、邮票、收藏品市场无形资产等）所引起的各种经济形态，以及经济中的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差距（如货币）等内容均可被纳入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中。可以这样讲，整个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发展沿着“资本化定价”的经济范式。凡具有这一特点的经济活动均可视为虚拟经济的具体表现。我们将经济发展中这些虚拟的部分统称为“虚拟经济”而将虚拟经济的膨胀速度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的现象称为“经济的虚拟化”。主要体现在货币的虚拟化与价值增殖的虚拟化。
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既对立又密切联系的，虚拟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形态，而各种形态都有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从二者的关系上看，虚拟经济脱生于实体经济，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虚拟经济可以为实体经济动员储蓄，提供融资支持；虚拟经济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更好地揭示和传递实体经济的信息，提高实体经济运行的效率；有利于促进资源的优化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效益；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实体经济的增长。同时，虚拟经济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减少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降低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效率，出现经济泡沫，增加实体经济的运行不稳定性和投机风险等。
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评述
作为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为传统金融学在解释现实的经济世界中所遇到的难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行为金融学基于心理学的原则，把金融投资过程视为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他的研究对象集中体现在对资本市场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中，这与虚拟经济的研究领域有重合之处。众所周知，主流金融学建立在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米勒和莫迪利安尼套利定价理论、夏普一林特纳一布莱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及布莱克一斯科尔斯一默顿期权定价理论(opt)的理论基石之上的。主流金融学之所以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以最少的工具建立了一个似乎能够解决所有金融问题的理论体系。在capm中，所有投资者均被假设为只关心投资回报和投资组合的协方差(风险)，二者的均衡便导出结论。行为金融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改变capm的假设，使其更接近现实。和主流金融学一样，行为金融学也由许多有用的工具构成。这些工具有些为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共有，有些则是行为金融学独有，如人类行为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认知缺陷(cognitiveerrors)、风险偏好的变动(varyingattitudestowardrisk)、遗憾厌恶(aversiontoregret)、自控缺陷(imperfectself-control)以及同时将理性趋利特性和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框架，等等。一些人认为：行为金融学不过是将心理学引入了金融学。但是，心理学从来没有离开过金融学。尽管行为模型不一样,但所有的行为都没有超越心理学。主流金融学又何尝不对投资者的行为(指导行为的是心理)做出假设呢?只不过主流金融投资者的行为被理性(rational)所模型化,行为金融投资者的行为则被置于正常(normal)的模型之中。
行为金融学基于心理学的原则，把金融投资过程视为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认知过程往往会产生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情绪过程可能会导致系统性或非系统性的情绪偏差；意志过程可能既可能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又可能受到情绪偏差的影响，这些个体偏差加上金融市场上可能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可能导致投资或投资组合中的决策偏差。投资决策偏差就会使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导致资产定价的偏差。而资产定价偏差往往会反过来影响投资者对资产价值的判断，进一步产生认知偏差与情绪偏差，这就形成一种反馈机制。如果这种反馈机制受到市场其他因素的激励或强化，就会形成一种不断放大的效应，形成泡沫或者破裂。下图描述了这一过程：（图略）
在相应的金融理论中，典型的投资者应被称为“行为投资者”——而非“理性投资者”：理性投资者的效用依赖于财富或消费的绝对水平；行为投资者的“效用”则反映在预期理论的价值函数中，是一条中间有一拐点的s形曲线（横轴的正半轴表示盈利，负半轴表示损失）——在盈利范围内通常是凹的、在损失范围内通常是凸的，且曲线的斜度在损失范围内比在盈利范围内要陡。
均方差组合投资者将资产组合看成一个整体,他们在构建资产组合时只考虑不同证券之间的协方差,并且他们都是对风险的态度不变的风险厌恶者。由于风险投资者的个性差异，经历的不同等原因。行为金融组合者则具有金字塔型层状结构的资产组合。资产组合金字塔的每一层都对应着投资者特定的投资目的和风险特性(方差)。一些资金投资于最底层防止变得不名一文,一些资金则被投资于更高层次用来争取变得更富有。
作为主流金融学中capm的对应物。bapm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声交易者(noisetraders)两种类型。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噪声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将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在行为金融学的分析中，由于证券市场中噪音交易者，因此bapm的证券预期收益中存在行为β，即正切均方差效率资产组合的贝塔。这与市场组合是有区别的，因为存在着噪音交易者对证券价格的影响。行为β比传统的β值估计更为困难。原因是正切均方差效率资产组合随时都在变化，就好比虚拟经济研究中的“观念”变化一样，这一期还在起重要作用的行为因素到了下一期可能微乎其微，在精确进行定量分析方面具有相当的难度。bapm涵盖了包括理性价值特性在内的价值特性的诸多因素，例如，人们的观念中对具有较好声誉的公司有明显的偏好，在进行投资选择中，他们的这种观念中的“偏爱”已经明显超越了理性预期回报的解释能力。所以，经过事实证明：受“观念”支撑的价值感受理应成为与理性趋利的假设一样，应该成为决定预期收益的参数。
三、虚拟经济的理念与行为金融学研究的互动效应分析
虚拟经济的研究与行为金融学一样，都对资产定价模型进行了重新地审视。二者都对传统的模型中的“资产价格由供需双方决定”、“信息的充分性”、“理性的经济人”等前提假设发起了挑战。在虚拟经济的研究中，“观念”定价被视为资本化定价的基础；在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中，假定了投资者对资产有不同的“期望”，存在信息交易者与噪音交易者，因此在确定资产的定价时存在差异。“观念”与“期望”是同一出发点的不同表述。“观念”的差异导致了投资者不同的“行为规范”，即投资者意向的“规则”，并以此来约束自己的投资行为。行为金融学研究中投资者的“避害心理”、“从众心理”、“减少后悔”等心理因素都对投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心理特征都被虚拟经济研究中的“观念”二字所涵化。
在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虚拟资本市场中，旧有的“理性价格”是指风险与收益对称时的价格，主要由预期收益模型确定。但是，一直以来的各种预期收益模型均无法验证其完全的有效性。在资本化定价中，不是仅对投资者所耗成本进行定价，关键是对所有者的投入的赢利能力定价，这种赢利能力的定价是资本化定价的关键。在虚拟资产的定价过程中，这种赢利能力体现在虚拟资产带来的预期收益，这种预期收益集中了各种影响要素，直接内化于人的“观念”与“心理”之中，影响着经济主体对可选择项目的主观评价，从而进一步影响资产的价格与收益。但是，在目前对虚拟资本的各相关领域，定价模型还缺乏行为金融学所提出的“偏好”、“认知偏差”、等有限理性的解释变量。所以在行为金融学中认为不存在纯粹的“理性”价格。
以股票市场为例，传统的金融理论认为股票的价格取决于公司的账面价值，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有关学者对股市的暴跌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股票的价格会由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偏离价值。”给予经验的观察，凯恩斯更是提出了投资的需求受“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影响；“股票的价格是代表证券市场的平均预期”，而这种“预期”就由人们的“心理”因素的所决定。在他看来：股票价格=资本的边际效率+风险补偿。随后的各种资产定价模型都试图对影响资产价格的各种因素作出准确预测，从而正确定价啊，以减少投资中的不确定性。但事实证明，这些将现时条件进行简化的模型所得出的结果仅仅是理论上的结果，而以股票为代表的虚拟资产的价格变动往往是非线形的，实际的虚拟资产市场受多种因素的影。这些“不确定性”集中反映在人的“心理”上，促使投资者以“观念”要素对投资品进行定价，这使虚拟资产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方式，这种定价关系充分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关系”的本质。
再看货币。在传统的经济学中，货币只是为了简化交易，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是至关重要，货币作为一种信用关系，与资本构成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核心。这在实体经济的研究中是重点，在虚拟经济的研究中更是重中之重。在经济虚拟化的过程中，货币的虚拟化伴随着黄金的非货币化与货币的非金属化过程，货币的符号化最终实现。货币的出现主要解决了资源的跨期配置的问题，导致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分离。由于货币的供应与货币的需求经常性地不相一致，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经常性地发生。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人们的心理因素就会对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凯恩斯将人们对货币持有的需求分为“消费性需求”与“投资性需求”，从而使货币的需求直接受货币持有者“投资需求”的影响，而投资需求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而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投资的需求直接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在对股票、期货等虚拟资产投资的研究中，人们“观念”中的预期利率至关重要，由于以货币供应量为重点的货币政策密切关注货币需求，所以投资者的“心理”因素也会通过“集群”效应影响对资产的“投资性需求”进而影响货币需求。从现实看，许多政府中的专家已经意识到货币的供应量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央行都将稳定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金融市场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以持币者手中的货币流向为基础，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中，其关注的目标不仅有实际资本，而且必须关注虚拟资产，例如将股票价格等作为重要参数引入货币政策的目标函数，这首先要考虑股票等虚拟资产价格的评估，虚拟资产的价格受“观念”定价的影响，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中考虑虚拟资产对货币流的吸收效应时，必须注意对投资主体“心理”因素的关注，正如格林斯潘的观点：货币政策必须迎接大量的“观念资产”的挑战。行为金融学发展为我们研究这一实际问题提供了思路。
四、总结
经济的发展，呈现斑驳的繁荣。在每一个经济转型的时代，习惯性因袭的力量需要破坏与重建，新生的未加控制的力量需要质疑与纠正。通过对虚拟经济与行为金融学研究的共生性进行的一系列分析中，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对虚拟经济的研究而言，其理念的提出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扫清了理论的障碍。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其“价值系统”的特性越来越明显。以资产“观念”定价为研究范式的虚拟资产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作用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加大。在这一大背景下，一些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已经不适应新形式的需要，许多固有的经济问题需要重新进行定义与解释。在具体的研究中，行为金融学研究资产定价过程中对人的“心理因素”的重视无疑与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其理论框架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不仅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突破口，也对我们相应的微观投资行为，中观生产计划，以及宏观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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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在金融深化过程中，有必要进行金融监管以及如何进行金融监管。基于金融创新的现实，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金融创新监管的外部性和“公共性”特征、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创新监管、不完全竞争与金融创新监管。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外部性；信息不对称
1金融创新监管的现实理由
现实中，由金融创新风险所造成的金融系统不稳定，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金融机构稳定性产生的影响。金融创新是使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各种新型的金融交易已经不在旧监管的框架之内。随着金融创新与证券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有别于传统资产负债的表外业务，有的甚至超过表外业务的一到二倍，成为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重要内容。
（2）对于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与基本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当代大量金融创新工具，为投机活动创造出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由于大量衍生交易成本低，保值者和套利者在衍生市场用同样的资本可做数倍于现货市场的交易。而且利用衍生证券的杠杆特性，进攻更具数倍威力。1997年上半年，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能量，不断进攻泰国金融市场，触发泰国金融危机。
（3）对发生金融系统危机可能性的影响。当代金融创新一方面直接加强了金融机构之间、金融市场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间接推动了金融业务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资本流动国际化为主要表现的金融国际化趋势，致使局部的金融风险极易转化为全局性的金融风险，从而削弱了金融体系抵御局部风险的能力，使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随之降低。
2金融创新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由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风险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社会成本又十分巨大，因而，许多经济学家主张政府介入进行监管，以降低有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若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我们也将得到同样的结果。在经济学界，几乎一致的观点认为：在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公共物品等领域内，仅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是无法保证其资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效率的。
（1）外部性与金融创新监管。
外部性是指在提供一种产品或服务时社会成本或利益与私人成本或所得之间存在的偏差，也就是一些经济主体在其生产、消费过程中对其他经济主体所产生的附加效应。它反映了个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对其他微观主体非价格方面的影响，即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价格机制发生作用。这种影响对他人来说，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正的效应通常我们称之为正外部性，又叫外部经济，负的效应我们称之为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尽管从理论上如“科斯定理”所说私人会有走到一起协商消除外部效应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搭便车”问题难以避免，各方协商的成本太高，因此，人们偏好以加强管制的办法来消除外部性。（编辑：）金融创新领域的外部性，实质与金融创新的双面性有关。金融创新主体推出一次金融创新措施后，可以增加创新受众的福利，同时会给经济、金融运行乃至金融制度的变革带来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①促进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满足客户需要。②提高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金融创新产品为各种金融机构增加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提供了更大的回旋空间。③提高金融市场的有效性。金融市场是金融产品交易的市场，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得交易的参与者不断增加，交易量也不断扩大。这样金融市场就日趋成熟，市场的有效性不断增加，从而降低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这就是金融创新外部经济的表现。至于金融创新外部不经济的表现也是多面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金融产品创新的外部不经济。由于金融创新产品的高度虚拟性和高杠杆性，使得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规模急剧扩大。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在利润的驱动下会积极的参与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倘若某家银行因从事金融创新产品交易发生倒闭，由于公众的心理预期，因而可能在同业内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其它金融机构倒闭。在经济政策方面则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发挥。②金融创新市场的负外部性。衍生金融市场运作的复杂性导致了交易价格的波动性和传染性。由于一些衍生工具的交易本身涉及到多个国家，本质上具有传染性，这样就使得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了远比衍生工具出现之前复杂的多的债券债务关系，一旦某一市场出现波动，便会迅速传导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甚至使市场交易主体和监管当局猝不及防。③金融创新加大了支付系统的脆弱性。由于金融创新在金融机构之间创造出远比过去复杂的债券债务链条，再加上达到天文数字的金融规模，使得支付清算体系的脆弱性更加严重，一旦支付系统发生故障，那么给金融交易带来的混乱不可想象，从而由此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将会十分严重。
（2）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创新监管。
信息不对称是指当事人并不了解全部的与交易有关的信息，这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也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策略行为或机会主义。特别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知情较多的当事人一方还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以衍生工具为主的金融创新工具市场也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衍生工具的交易过程中，交易者之间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信息在不同的交易者直接的分布是非对称的，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能产生机会主义倾向，即具有信息优势的当事人为获得更有利于自己的交易条件，可能故意隐瞒某些不利于自己的信息，甚至制造一些扭曲的、虚拟的信息，机会主义将会导致契约风险或契约行为的不确定性。
因而，在做出决策时，必须依靠预测和判断，这也意味着金融市场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包括金融创新产品市场也存在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风险。
（3）不完全竞争与金融创新监管。
虽然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已经相当高，然而并非不存在不完全竞争。某些交易所的会员与交易规模庞大的机构投资者，可能利用掌握的内部信息为己牟利。个别大户凭借自己的资金实力，可能认为的操纵市场，使得衍生工具的交易价格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导致衍生市场的价格风险。另外，在市场经济中还存在一个垄断与竞争的悖论问题，即竞争是市场发生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然而，在自然的竞争状态下，市场竞争往往最后导致行业的积累和集中，形成垄断。垄断一旦形成，垄断的一方则会在衍生产品的交易过程中占据优势，破坏这个市场本身所需要的产品成本——价格结构，影响服务质量的提高，最终导致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增加，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总而言之，由于金融创新领域市场失灵的种种因素，决定了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实施监管的必要性，从而确保整个金融体系安全和金融秩序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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