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一中，201808）
本章内容是在学完第四章《发现与明确问题》后设置的，是学习下一章《设计图样的绘制》的基础。本章延续上一章的项目载体“课桌椅的改进”，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单元是“方案的构思及其方法”，主要内容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能够运用构思方法对可升降课桌椅的改进方案进行分析及比较权衡，从而完成对课桌椅的改进。第二单元是“方案的交流与评价”， 分析比较出来的课桌椅方案，通过小组交流讨论，使之更加完善，为后续的设计图样绘制做好教学准备。
一、方案的构思及其方法
本单元是整个设计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也是这章的学习重点。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方案的构思及其方法，学生通过小组合作一起进行设计分析、方案构思和方案的比较与权衡。利用多媒体辅助设备演示课桌椅设计方案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及已有的“可升降课桌椅的改进”实例，让学生知道方案构思的方法，初步掌握方案的比较和权衡。本单元的重点是运用方案的构思方法，难点是方案的比较和权衡。建议1 课时。
（一）教学目标
知道设计分析、方案构思的方法，初步掌握方案的比较和权衡；通过“课桌椅的改进”实践，学会运用方案的构思方法及方案的比较和权衡；养成交流与协作的行为。
（二）教学流程
（三）教学建议
【活动1】引导学生进行课桌椅的设计分析。
此项活动教师应从设计的三因素来分析，即产品、人、环境。如产品可从功能、造型、材料、结构等来考虑，人可从年龄或者弱式群体等来考虑，环境可从环保、可回收等来考虑。在课桌椅的设计分析中，学生能初步学会设计分析。
【活动2】运用方案构思方法分析可升降课桌椅。
此项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小组可以交流讨论，用刚学习的构思方法来分析可升降课桌椅。通过此次活动，学生能运用方案构思方法分析现实中的问题。
【活动3】交流讨论可升降课桌椅学习单。
此项活动在教师的引导下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交流和讨论。通过本次活动，学生逐步养成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讨论交流中学会了方案的构思以及方案的比较和权衡。
【活动4】填写课桌椅的改进学习单。
二、方案的交流与评价
本单元组织学生对“课桌椅的改进方案”进行交流与评价，采用小组学习模式，引导学生学会对已完成的设计作出评价。教学中，教师应运用多媒体辅助设备图文并茂地将各组的方案和构思进行展示，学生能一目了然地看出各种课桌椅改进方案的优点和缺点， 初步评价已完成的课桌椅的设计方案，在教师的引导下，能根据评价结果进行改进和创新。
本单元的重点是初步学会评价已完成的设计方案，难点是方案的创新。学生在参与评价课桌椅的改进方案的活动中体验设计的方法，感受设计的魅力。建议1 课时。
（一）教学目标
初步掌握评价已完成的设计方案，能根据方案评价进行具体的课桌椅改进创新；通过对课桌椅的改进的交流与评价，学会运用已有的知识评价已完成的设计方案；通过对课桌椅的改进的交流与评价， 增强创新意识、审美意识、节能环保意识、社会责任感。
（二）教学流程
（三）活动建议
【活动1】组织学生交流展示并讨论，完成课桌椅的改进学习单（如下表）。
此项活动中，各小组将已制作完成的课桌椅改进方案进行展示和交流，每组完成展示后，教师应组织学生讨论，提出建议。活动过程中可由小组长组织小组讨论并执笔完成课桌椅的改进学习单，初步学会评价已完成的平面设计。教师要作好相应的点拔，引导学生提出课桌椅改进的优点和建议，最好能提出创新的想法。
【活动2】填写课桌椅的改进评价表（如下表），评选最佳单项奖。
每位学生填写课桌椅改进评价表并评选最佳单项奖，从而达到能根据方案评价结果对课桌椅进行改进的目的。
征稿启事
2014 年是我国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实施的第十年， 为了回顾十年来我国课程改革实验省区开设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的基本情况， 总结经验， 寻找问题，为今后的发展做好铺垫，确定方向，我编辑部拟从2014 年开始以“我的通用技术教育之路”为主题开展征稿活动，诚邀一线教师、教研员、教材编写者、教育研究者以及关注这方面教育的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
一、征稿范围
来稿应以参与通用技术教育实际工作经验的反思与总结为主， 介绍各地通用技术课程开设的成功经验和科研成果，展示优秀的教学成果和教学案例等。可以围绕以下内容自拟题目进行论述：通用技术课程实施的目标是否达成；通用技术课程的理论建构和实施意义； 通用技术课程开设的政策保障； 各地通用技术课程实施的情况； 通用技术课程开设与落实情况； 通用技术教学实践情况、通用技术教师专业发展情况以及学生技术素养提升情况； 通用技术教材的追求与实施建议； 通用技术课程的价值与社会影响力。
二、投稿要求
＊ ＊ ＊
针对我国现行婚姻法技术上的不足、内容上的遗缺和运作力度的疲软，法学界要求进行修改和完善的动议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提出，经过十余年的酝酿、研讨和理论上的争鸣创新，不仅形成渐趋共识的立法建议，而且催动了收养法的颁布、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施行和最高人民法院一系列重要司法解释的出台。以此为背景，对中国婚姻法进行系统完备的全方位立法重构既有迫切的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行性。笔者以学界专家同仁的多年研究成果为借鉴，拟就婚姻法的宏观立法思路与具体方案之重构作简要阐释。
一、我国婚姻法的宏观立法思路
源于调整对象的固有规律、法律规范的技术特性和社会的变革发展等诸方面的客观要求，根据现行婚姻法由于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所存在的主观缺陷，对婚姻法的完善已不能局限于对某些微观具体问题的点滴修改和增补，而应在宏观整体意义上突破现行婚姻法的技术惰性和内容框架，首先展开婚姻法的基本性重塑与再造，实现立法理念的更新、价值重心的移转和既存模式的超越。其基本思路可表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改婚姻法为婚姻家庭法或亲属法，使法律名称与其规范和调整的对象及其功能相吻合，概念的逻辑或词源内涵与外延准确统一，规范体系的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协调一致，避免理解适用中的人为牵强和歧义扩张，实现定名上的科学性、准确性以及国际通用性和法名的合理继承性。
（二）顺应中国民法典紧锣密鼓的全面准备和现实呼唤，重新认识婚姻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肯定婚姻法向民法典的回归。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婚姻法受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立法体例的影响，在法律体系中居于独立部门地位。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法律环境、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民法发展相对不足的表现。不可否认，这一主张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现今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婚姻法的独立地位受到来自理论和立法实践的双重冲击，面临着新的选择。应该说，从1986年民法通则的公布开始，即正式宣告了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确立了中国婚姻法在立法体制上应属于民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完善婚姻法，应首先把握其定位，恰当处理它与民法通则和其他民法规范及将来的民法典的关系，使婚姻法作为民法的一个分支内容，成为一个民事特别法。
（三）改变现行法律的概括性、抽象性、简略性规范形式，更正因袭于立法传统经验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倾向，从“粗放型”的政策化原则转向“细密型”法律化规范，使应有的法律规则尽量详尽、准确、具体，与调整的社会关系贴近，典型化的一般法则不致于成为无用的或宣传式的空洞纲领，从而确保婚姻法的确定性、严密性和操作性等法律特质，增强规范的硬约束力，提高社会适用的安全有效的价值。
（四）明确身份关系的具体内涵，加重财产关系的比例。现行婚姻法一方面重于亲属身份法主导地位，但对身份关系又无基本的规定，有关身份的权利义务空泛无实，难见其独到的法律内涵，使身份权徒具虚名；另一方面对亲属财产关系亦只是提纲挈领，点到为止，表现出明显轻忽的倾向。因此，新的立法有必要顺应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和物质利益关系对婚姻家庭亲属的强力震荡与渗透的现实，在明确市民社会中最后一个身份王国——亲属身份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内涵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从重伦理关系、重人身关系向重利益关系、重财产关系的转换，加强亲属财产法方面的立法，确认和保护亲属范畴的财产权益，调整婚姻家庭领域的物质利益冲突，创设良好的微观经济秩序，使亲属财产法与社会经济运行轨迹合拍同步，以纠正现行法律在此方面的严重缺陷。
（五）保留必要的程序性规则，充实实体性规范内容。调整亲属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婚姻法，以实体法为本位，重在明确界定各类亲属主体之间的静态权利义务等实体内容，调整这些权利义务的互动和变更。因此，完善婚姻法应以充实实体性规范内容为主。但是，亲属关系并非凭空产生和消灭，而是起因于一定的法律行为或事件，其中诸多亲属身份或财产关系如收养、婚姻、监护、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等都与特定的行为相关，并有国家公力干预，须有一定的公示形成或登记管理程序介入。所以，现行婚姻法所具有的程序与实体兼备的立法模式仍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新的立法对必要的程序性规范仍应予以保留并加以完善和健全。
（六）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作为民法组成部分的婚姻法，无论是身份关系，还是财产关系，都应以主体的权利为价值本位和规范重心，旨在确认和保护主体的身份权及其连带的财产权利与利益，从而具有传统民法的“私法”属性。由于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又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与市民社会的价值或利益法则不同，它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价值取向直接纳入权利义务关系之中；“意思自治”的自律性、授权性与社会规范的强制性、义务性同构一体，不可分割。因此，修改婚姻法，应既注意与民法的一般价值体系相一致，又要留守自身固有的功用法则，做到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
（七）合理配置规范结构，正面确认、导向与反面禁罚、保障交相呼应，形成法律秩序的完整统一性。作为一套周密的规则体系和秩序典范，婚姻法和其他法律规范一样，无论在总体结构上，还是在必要的具体制度条款上，都应合理恰当地配置法律规范所要求的假定、处理和制裁三个要素，使规范结构完整、简明、疏而不漏，一般性、典型性法律行为或关系模式既有概括性和透明性，又有具体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从而设定一般行为模式，保证婚姻法有明确的着力点和控制力，有效地激励、诱导人们的行为选择方向，确认和保护人们的合法积极行为，约束人们的消极行为，制裁、矫正人们的违法行为，创制积极的法律秩序。这不仅是立法技术科学性、严密性的形式要求，也将有利于法律关系主体实现把握、遵守、执行等操作实效的要求，是法律规范社会化的基本前提。
（八）现实性与前瞻性同时兼顾，做到既有法制实效的社会基础，又有变革前景的基本导向。完善婚姻法首先来源于中国近十年来婚姻家庭关系发展变革的实际需要，这些需要既有现实呈示的，也有必然趋向的。因此，新的立法应当充分反映变革现实，并能对作为其社会背景的现实生活起到调整和规范作用。我们不能设计一套只在将来才用得着的方案，等待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去适应，而不顾现实生活的实际需求，否则，该方案将失去应有的现实意义。但同时，法律应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导向性，不能朝令夕改，反复无常，这就要求在立法时具有预测前瞻性。婚姻法作为关涉每个家庭、每个人而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法，其对社会生活、对人们利益的反映，不能仅仅局限和迁就于既存的现实，而应对于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已经可以预测到的必然的发展态势，给予充分的考虑，并提供明确的导向性规范，使社会生活沿着这个方向行进。这是法律生命力的重要表现和保证。
（九）民族传统性与国际趋同性的兼备，既保留固有法的特色，又容纳继受法的介入。众所周知，婚姻法与社会的公序良俗、与民族文化传统和固有伦理道德联系紧密，有着鲜明的地域、民族特性和传统伦理内涵。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立法都不能忽视这一规律，否则法律将失去国民的认同而形同虚设。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的并为举世称颂的婚姻家庭习俗规范和道德文明，被人们世代传承和习用，构成婚姻法的法意识源泉和操作适用的社会基础，我们在立法时必须予以充分的考虑。同时，随着国际社会各种交往的不断扩大，跨国人际互动日益频繁，法域之间的文化碰撞和法律适用成为常态，各国法律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趋同化现象渐呈明显。“任何一个原来只含国内因素因而也可以只由国内法律调整的问题都可能日渐介入种种外国的因素，于是各种具有跨国性质的法律问题，从资金技术的国际流动、人类环境的共同保护、国际资源的共同利用和开发、跨国公司行为的规范、国际犯罪的共同防范和惩罚，一直到个人的婚姻、继承等，都不是仍可仅站在狭隘的民族保护主义立场所能解决的，从而驱使各国政府对许多法律原则及其价值的认识渐趋于接近或一致，为国际社会法律的趋同化提供了先决条件。”[1]新的婚姻家庭立法应把握这种走向和机遇，注意从国情和民族传统出发，大胆地吸收人类社会一切优秀的法律文化成果，充分借鉴外国立法中的技术性典范，注重采用国际通行做法，从而使婚姻法在固有与趋同的双向选择中和时代合流，与社会发展同步。
二、我国婚姻法具体立法方案的重构
重构我国婚姻法，在确实把握上述宏观层次的基本思路的基础上，还需突破现行法律一挂多漏的粗线条，对各个具体制度进行微观层次的扩充和构建。这些具体制度涉及诸多方面，非本文所能包容无遗。笔者择其概要，拟定如下具体方案：
（一）扩展基本原则：基于婚姻家庭直接牵涉人伦秩序、个人私生活和公益保障等社会基础性问题，具有私法自治和公力干预双重性，在现有五项基本原则和“四个禁止”的基础上，尚应确立身份权受保护、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和不违背公序良俗三项基本原则，使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精神更显丰满和周密。
（二）增补亲属制度：(1)统一法律意义上的各种亲属称谓；(2)明确界定在各种法律规范中具有权、责、利内容的亲属范围和种类，使“近亲属”、“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等模糊概念有具体指向；(3)划定亲属系统，设立科学的亲属等级的计算方法；(4)针对不同的亲属类别，规定不同的产生、变更、消灭的条件，确立不同程序的权利义务效力；(5)将直系姻亲（如公婆和儿媳、岳父母与女婿）、旁系姻亲、旁系养亲、隔代直系养亲、旁系继亲、隔代继亲等日常关系密切的亲属关系纳入法律确认调整的范围，使其在一定条件下承担与血亲相应的权利义务。
（三）健全结婚制度：(1)法律上不保护婚约，不赋予婚约强制履行的效力，但对恋爱、订婚期间发生的财产流转和损失、人身权侵害赔偿等问题应本着公平、诚实信用、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及过错原则规定一定的调控、处理和矫正规范，设立相应的民事责任。(2)扩大禁止结婚的亲属范围，将养父母与养子女、继父母与继子女、直系姻亲之间及监护关系存续期间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归入禁止结婚的亲属之列。(3)统一结婚登记前的体检操作制度，强化婚前体检诊断的硬约束；根据现代医学水平的科学认定，对禁止结婚的疾病的种类、范围作出更明确、更具体的列举说明，改变现行婚姻法中所谓“其它医学上认为不应该结婚的疾病”之模糊不清、无所适从而从未遵行的弊端。(4)健全违法婚姻无效宣告制度，增强对违法婚姻的法律制裁。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必须具备或排除的实质要件以及必须履行的程序手续，是婚姻形式与内容在法律上的统一要求和合法婚姻的标准模式。在此基础上，立法还应对违法婚姻的性质、种类、法律效力、纠纷发生时如何处理、财产及子女问题如何解决、没有纠纷但客观存在的违法婚姻如何清除和矫正、过错当事人的责任等予以明确规范。为此，新的立法应对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所确定的“事实婚姻”自始无效和违法登记婚姻宣告无效的双轨制模式予以完善，统一适用违法婚姻无效宣告制度，使违反法定结婚要件的包办买卖婚姻、不到婚龄的早婚、重婚、近亲婚、疾病婚以欺骗或弄虚作假手段获取结婚证的婚姻，以及大量发生的结婚不登记的“事实婚姻”等在法律上归于无效，并规定宣告无效的具体的认定、处理、制裁、矫正的操作程序和实体规则，改变现实存在的违法婚姻自生自灭、违法难究的现状，消除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一直难予谐调的矛盾。
（四）充实亲子法律制度：(1)根据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管教保护的特殊要求，确立亲权制度，使亲权与监护各自独立。亲权专属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人身和财产所享有的权利和职责，是一种完整严格的监护权，具有强制性和身份性，不得转让、替代。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是亲权的补充和延伸，只有在父母均丧失亲权或没有亲权能力时，才准用监护。亲权基于亲子身份由法律直接规定，父母承担亲权职责不得附加任何条件。亲权的内容包括人身监护和财产管理两大方面，具体则指：监护教育权、居所指定权、子女交付请求权、抚养及其他财产给付请求权、职业许可权、管教惩戒权、强制受教育权、财产管理权、财产收益权等等。这些内容在现行婚姻法上没有充分体现，在民法通则的监护中亦无相应规定，立法上必须加以补充和完善。(2)随着婚恋观念的改变，两性关系的自由度增高，非婚生子女已经相应增加，亲属法必须确立婚生子女的推定和否认、非婚生子女的认领与准正制度，保障非婚生子女应享有的亲权保护及其他合法权益，防范亲生父母逃避亲权责任。(3)社会离婚、再婚率的提高，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日益增多，其法律问题愈来愈突出。在新属关系上，继父母继子女因婚姻而产生，因共同生活而形成身份上的共同体，既不同于法律拟制的收养关系又不同于自然血亲关系。因此，在亲属法上应对继亲子关系做出专门的规范，确认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构成亲子权利义务及其权利义务的内容要求，什么条件下其权利义务可归于解除或消灭，哪些情况则不能解除或部分解除。
（五）更新家庭制度：这一范畴的内容很多，其中较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1)基于家庭共同生活和对外事务的管理需要，统一众多法律规范中频繁使用的家长、家属划分及其法律地位与责任，在亲属法中设立家长制，以非强制性规范形式确认家庭结构及其内部人际互动关系，使家长亲属有一定的角色定位和职责分工，促进家庭关系的和睦、稳定和团结。
(2)对家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在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家庭不仅是一个伦理实体，而且是一个经济实体，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个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有其独立的法律地位。根据家庭在现实经济关系中的表现，其作为经济实体有几个层次：一是仅仅是一个生活消费单位：二是作为一个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单位；三是从事专业生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对内有生产经营、分配消费关系，对外有商品交换关系，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经济角色；四是由家庭扩展的合伙和私营企业，内外经济利益关系复杂；五是公民承包、承租企业及个人、家庭、集体、国有企业合股投资、共同经营管理的经营模式中，家庭的地位、责权利关系多样化；六是农村生产经营中，出现家庭集约化生产经营管理的联合结构，显示出家庭的新性质和特点。处于不同层次、不同关系中的家庭，职能不同，经济地位不一样，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亦有区别，涉及到一系列纵向横向、内部外部法律关系，如何予以认定、引导、调控和监督，急需法律上加以明确。
(3)家庭财产关系应由亲属法给予全面调整。第一，现行婚姻法概括“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是一种过于原则、抽象的表述，指示范围貌似明确，实属不清，必须进一步揭示清楚。第二，夫妻对共同财产除了处理权外，还有占有、管理、使用、收益等多项实体权能，在市场经济和家庭生活及人情关系的网络中表现多种多样，法律应分别予以确认调整。第三，男女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经济地位的趋于平等及个人物质利益的自我看重，约定财产制的形式逐渐增多，对于夫妻约定财产的形式、内容、范围、条件、效力等方面不能没有统一的法律要求。立法上应倡导婚前财产和约定财产的公证或登记手续。第四，夫妻除共同财产外，实际上还有婚前财产、特有财产、恋爱或订婚期间的财产、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等特殊财产类别，但现行法律均未涉及，应予增补。对此，建议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应在总体上划分出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婚前财产与婚后财产、特有财产与共同财产、一般普遍财产制与特别分别财产制等几个系列，并对婚后所得共同制作出法定的范围限制，其中夫妻一方在婚后继承、接受赠与、遗赠所得财产不能一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第五，分清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债务的性质、形式、范围及其原因和去向，既要注意维护家庭整体利益和法定扶养义务的实现及正常生产生活的需要，确立共同责任，又要把握是非过错，赋予双方不同的清偿责任。第六，在家庭财产内，除夫妻财产外，还有家庭共有财产、子女特有财产和其他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涉及到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分割、处分等各种权能关系；而且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家庭财产将日益增多，品种形式复杂，运行动态不定，纠纷不断发生，法律上必须给予相应的确认和规范。此外，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私营企业及公民合伙承包承租企业和投资其他市场生产经营，其家庭财产不仅有生活资料，还有大量生产资料和生产经营用资金，其财产、债务关系已不能完全套用通行的一般夫妻共同财产关系和家庭财产关系，必须有新的与之相适应的特别法律规范。在此领域，夫妻财产制价值准则应由重夫妻共同体或重家庭共同生活向重社会经济关系、有利于生产经营活动倾斜。
(4)顺应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家庭制度上，为促进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进一步向平等、民主、团结、和睦的方向发展，可增加有关夫妻互敬互爱互助互谅等内容，以及父母对子女应关心爱护、子女对父母应尊敬慰藉，提倡建立民主和睦的家庭关系等内容。尤其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社会福利事业相对不足，人口老龄化趋势强劲，养老社会化程度不高，在亲属法中必须更加强调子女或其他亲属对老年人的供养、扶助义务，将经济赡养与精神赡养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把精神赡养的道德责任提高到法律义务，禁止对老年人精神上的遗弃、虐待，切实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5)夫妻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物质生活、精神情感生活和同居等多方面内容，现行婚姻法除简单规定了扶养权利义务之外，对其他方面未作充分规范。笔者建议在亲属法中增设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家务权及同居权利等内容，并对同居权利作必要限制，要求夫妻互相尊重婚姻内两性生活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愿，禁止合法夫妻关系下的暴力性性行为。
（六）创设生育制度：一方面根据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现实要求，在亲属法中增补有关计划生育的具体条款，统一人口生产数量的“晚稀少”政策要求和地方标准，普遍推行“一胎化”；以具体列举方式明确规定允许生育二胎的例外情形及间隔年限，确定与法定婚龄相对应的法定育龄，设置带有一定强制力的有效避孕节育措施，强化生育数量和时间方面的硬约束，全面禁止计划外生育或非法生育。另一方面，针对中国人口素质的严峻现状及其潜在的忧患，在亲属法中应专门设立一套系统、科学、完整的优生法律制度，或者制定优生特别法，从而使人口在得到数量控制的同时更应有质量的提高。
（七）完善离婚制度：(1)对登记协议离婚予以改进，在离婚申请与登记之间设置三个月的考虑缓冲期限；并规定凡结婚不到一年者，原则上不得提出离婚；增强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协议离婚审查、监督的公力干预力度和行政管理职能。(2)增补对违法离婚的认定和处理规范，使假离婚、骗离婚、强迫离婚、第三人代办离婚、当事人合谋损害第三人（如债权人）利益的离婚等各种离婚违法现象有明确的处理、补救和矫正的法律依据。(3)将“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判决离婚标准改为“婚姻确已破裂”或“夫妻关系确已破裂”，使离婚法走出不应也不可能调整人的心理、情感和精神生活的误区，将确认和调整的方位真正落实到作为客观实体的婚姻或夫妻关系上，实现离婚标准的客观性、科学性。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是否准予离婚的司法解释十四条仍具有较好的操作适用性，应进一步上升到立法的高度，作为概括式破裂离婚标准的具体说明和补充，形成我国的一种例示概括主义的离婚理由立法模式。(4)对离婚的法律后果，即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债务清偿、子女扶养归属及抚育费的负担、对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等问题，在立法上应改变现行的完全是任意性规范从而不得不求助于大量司法解释的做法，将有关司法解释加以技术上的深化，补充为具体明确的强制性规范内容，使其有一个统一把握的法定标准和选择方向；同时赋予当事人充分的意志自由、自愿协商的机会和权利，在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成的情况下，依据法定原则和标准确定。从而避免这一领域的盲目性、随意性，消除反复争执、缠讼不止的诉讼障碍。(5)立法上实行无责破裂主义离婚原则，摒弃过错有责离婚理由的适用，但并不能排除对引发离婚有过错责任的惩罚和对无过错一方的补救。而且，在现今日益增多的离婚案件中，多数情况下夫妻一方存在违背婚姻义务，不很好地履行婚姻责任，从而导致婚姻破裂的过错行为，使另一方程度不同地遭受人格或精神上的损害，因此，中国婚姻法应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在坚持破裂原则的基础上，对离婚所引起的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规定一定的补救、赔偿民事责任。
（八）规范人工生殖技术的临床操作，健全该技术的合理使用制度：与新的生育制度——优生法相配套，婚姻法应本着优生和满足不能或不宜自然生育夫妻的合理生育要求为宗旨，确认和规范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诞生的人工生殖技术（人工授精、体外授精、胚胎移植、试管婴儿、“母亲”等）在人口生产中有条件、有针对性地运用。但对其具体操作应明确界定如下七个合理使用原则：一是限定于消极优生和不能、不宜自然生育的范围；二是专门机构审核、监控；三是参与主体自愿、合意；四是专门医疗单位垄断实施；五是严格档案管理和保密；六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七是禁止商业化营利和违反计划生育。同时，婚姻法对于异精、异卵或“母亲”等多元主体共同完成的生育行为而形成遗传父母、生育父母、养育父母等不一致的问题，必须设立一个统一的认定亲子关系主体的标准，确保法律上权利义务主体的单一性，以防发生争要子女的积极冲突和都不要子女的消极冲突。
除上述八个方面之外，中国婚姻法还需要顺应国家统一的大趋势，确立处理涉港、澳、台的域内区际之间的婚姻家庭关系的冲突规范或准据法，为准确解决有关历史问题和日益增多的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和良好的法律秩序。
针对我国现行婚姻法技术上的不足、内容上的遗缺和运作力度的疲软，法学界要求进行修改和完善的动议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提出，经过十余年的酝酿、研讨和理论上的争鸣创新，不仅形成渐趋共识的立法建议，而且催动了收养法的颁布、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施行和最高人民法院一系列重要司法解释的出台。以此为背景，对中国婚姻法进行系统完备的全方位立法重构既有迫切的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行性。笔者以学界专家同仁的多年研究成果为借鉴，拟就婚姻法的宏观立法思路与具体方案之重构作简要阐释。
一、我国婚姻法的宏观立法思路
源于调整对象的固有规律、法律规范的技术特性和社会的变革发展等诸方面的客观要求，根据现行婚姻法由于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所存在的主观缺陷，对婚姻法的完善已不能局限于对某些微观具体问题的点滴修改和增补，而应在宏观整体意义上突破现行婚姻法的技术惰性和内容框架，首先展开婚姻法的基本性重塑与再造，实现立法理念的更新、价值重心的移转和既存模式的超越。其基本思路可表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改婚姻法为婚姻家庭法或亲属法，使法律名称与其规范和调整的对象及其功能相吻合，概念的逻辑或词源内涵与外延准确统一，规范体系的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协调一致，避免理解适用中的人为牵强和歧义扩张，实现定名上的科学性、准确性以及国际通用性和法名的合理继承性。
（二）顺应中国民法典紧锣密鼓的全面准备和现实呼唤，重新认识婚姻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肯定婚姻法向民法典的回归。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婚姻法受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立法体例的影响，在法律体系中居于独立部门地位。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法律环境、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民法发展相对不足的表现。不可否认，这一主张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现今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婚姻法的独立地位受到来自理论和立法实践的双重冲击，面临着新的选择。应该说，从1986年民法通则的公布开始，即正式宣告了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确立了中国婚姻法在立法体制上应属于民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完善婚姻法，应首先把握其定位，恰当处理它与民法通则和其他民法规范及将来的民法典的关系，使婚姻法作为民法的一个分支内容，成为一个民事特别法。
（三）改变现行法律的概括性、抽象性、简略性规范形式，更正因袭于立法传统经验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倾向，从“粗放型”的政策化原则转向“细密型”法律化规范，使应有的法律规则尽量详尽、准确、具体，与调整的社会关系贴近，典型化的一般法则不致于成为无用的或宣传式的空洞纲领，从而确保婚姻法的确定性、严密性和操作性等法律特质，增强规范的硬约束力，提高社会适用的安全有效的价值。
（四）明确身份关系的具体内涵，加重财产关系的比例。现行婚姻法一方面重于亲属身份法主导地位，但对身份关系又无基本的规定，有关身份的权利义务空泛无实，难见其独到的法律内涵，使身份权徒具虚名；另一方面对亲属财产关系亦只是提纲挈领，点到为止，表现出明显轻忽的倾向。因此，新的立法有必要顺应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和物质利益关系对婚姻家庭亲属的强力震荡与渗透的现实，在明确市民社会中最后一个身份王国——亲属身份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内涵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从重伦理关系、重人身关系向重利益关系、重财产关系的转换，加强亲属财产法方面的立法，确认和保护亲属范畴的财产权益，调整婚姻家庭领域的物质利益冲突，创设良好的微观经济秩序，使亲属财产法与社会经济运行轨迹合拍同步，以纠正现行法律在此方面的严重缺陷。
（五）保留必要的程序性规则，充实实体性规范内容。调整亲属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婚姻法，以实体法为本位，重在明确界定各类亲属主体之间的静态权利义务等实体内容，调整这些权利义务的互动和变更。因此，完善婚姻法应以充实实体性规范内容为主。但是，亲属关系并非凭空产生和消灭，而是起因于一定的法律行为或事件，其中诸多亲属身份或财产关系如收养、婚姻、监护、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等都与特定的行为相关，并有国家公力干预，须有一定的公示形成或登记管理程序介入。所以，现行婚姻法所具有的程序与实体兼备的立法模式仍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新的立法对必要的程序性规范仍应予以保留并加以完善和健全。
（六）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作为民法组成部分的婚姻法，无论是身份关系，还是财产关系，都应以主体的权利为价值本位和规范重心，旨在确认和保护主体的身份权及其连带的财产权利与利益，从而具有传统民法的“私法”属性。由于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又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与市民社会的价值或利益法则不同，它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价值取向直接纳入权利义务关系之中：“意思自治”的自律性、授权性与社会规范的强制性、义务性同构一体，不可分割。因此，修改婚姻法，应既注意与民法的一般价值体系相一致，又要留守自身固有的功用法则，做到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
（七）合理配置规范结构，正面确认、导向与反面禁罚、保障交相呼应，形成法律秩序的完整统一性。作为一套周密的规则体系和秩序典范，婚姻法和其他法律规范一样，无论在总体结构上，还是在必要的具体制度条款上，都应合理恰当地配置法律规范所要求的假定、处理和制裁三个要素，使规范结构完整、简明、疏而不漏，一般性、典型性法律行为或关系模式既有概括性和透明性，又有具体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从而设定一般行为模式，保证婚姻法有明确的着力点和控制力，有效地激励、诱导人们的行为选择方向，确认和保护人们的合法积极行为，约束人们的消极行为，制裁、矫正人们的违法行为，创制积极的法律秩序。这不仅是立法技术科学性、严密性的形式要求，也将有利于法律关系主体实现把握、遵守、执行等操作实效的要求，是法律规范社会化的基本前提。
（八）现实性与前瞻性同时兼顾，做到既有法制实效的社会基础，又有变革前景的基本导向。完善婚姻法首先来源于中国近十年来婚姻家庭关系发展变革的实际需要，这些需要既有现实呈示的，也有必然趋向的。因此，新的立法应当充分反映变革现实，并能对作为其社会背景的现实生活起到调整和规范作用。我们不能设计一套只在将来才用得着的方案，等待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去适应，而不顾现实生活的实际需求，否则，该方案将失去应有的现实意义。但同时，法律应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导向性，不能朝令夕改，反复无常，这就要求在立法时具有预测前瞻性。婚姻法作为关涉每个家庭、每个人而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法，其对社会生活、对人们利益的反映，不能仅仅局限和迁就于既存的现实，而应对于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已经可以预测到的必然的发展态势，给予充分的考虑，并提供明确的导向性规范，使社会生活沿着这个方向行进。这是法律生命力的重要表现和保证。
（九）民族传统性与国际趋同性的兼备，既保留固有法的特色，又容纳继受法的介入。众所周知，婚姻法与社会的公序良俗、与民族文化传统和固有伦理道德联系紧密，有着鲜明的地域、民族特性和传统伦理内涵。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立法都不能忽视这一规律，否则法律将失去国民的认同而形同虚设。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的并为举世称颂的婚姻家庭习俗规范和道德文明，被人们世代传承和习用，构成婚姻法的法意识源泉和操作适用的社会基础，我们在立法时必须予以充分的考虑。同时，随着国际社会各种交往的不断扩大，跨国人际互动日益频繁，法域之间的文化碰撞和法律适用成为常态，各国法律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趋同化现象渐呈明显。“任何一个原来只含国内因素因而也可以只由国内法律调整的问题都可能日渐介入种种外国的因素，于是各种具有跨国性质的法律问题，从资金技术的国际流动、人类环境的共同保护、国际资源的共同利用和开发、跨国公司行为的规范、国际犯罪的共同防范和惩罚，一直到个人的婚姻、继承等，都不是仍可仅站在狭隘的民族保护主义立场所能解决的，从而驱使各国政府对许多法律原则及其价值的认识渐趋于接近或一致，为国际社会法律的趋同化提供了先决条件。”[1]新的婚姻家庭立法应把握这种走向和机遇，注意从国情和民族传统出发，大胆地吸收人类社会一切优秀的法律文化成果，充分借鉴外国立法中的技术性典范，注重采用国际通行做法，从而使婚姻法在固有与趋同的双向选择中和时代合流，与社会发展同步。
二、我国婚姻法具体立法方案的重构
重构我国婚姻法，在确实把握上述宏观层次的基本思路的基础上，还需突破现行法律一挂多漏的粗线条，对各个具体制度进行微观层次的扩充和构建。这些具体制度涉及诸多方面，非本文所能包容无遗。笔者择其概要，拟定如下具体方案：
（一）扩展基本原则：基于婚姻家庭直接牵涉人伦秩序、个人私生活和公益保障等社会基础性问题，具有私法自治和公力干预双重性，在现有五项基本原则和“四个禁止”的基础上，尚应确立身份权受保护、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和不违背公序良俗三项基本原则，使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精神更显丰满和周密。
（二）增补亲属制度：（1）统一法律意义上的各种亲属称谓；（2）明确界定在各种法律规范中具有权、责、利内容的亲属范围和种类，使“近亲属”、“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等模糊概念有具体指向；（3）划定亲属系统，设立科学的亲属等级的计算方法；（4）针对不同的亲属类别，规定不同的产生、变更、消灭的条件，确立不同程序的权利义务效力；（5）将直系姻亲（如公婆和儿媳、岳父母与女婿）、旁系姻亲、旁系养亲、隔代直系养亲、旁系继亲、隔代继亲等日常关系密切的亲属关系纳入法律确认调整的范围，使其在一定条件下承担与血亲相应的权利义务。
（三）健全结婚制度：（1）法律上不保护婚约，不赋予婚约强制履行的效力，但对恋爱、订婚期间发生的财产流转和损失、人身权侵害赔偿等问题应本着公平、诚实信用、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及过错原则规定一定的调控、处理和矫正规范，设立相应的民事责任。（2）扩大禁止结婚的亲属范围，将养父母与养子女、继父母与继子女、直系姻亲之间及监护关系存续期间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归入禁止结婚的亲属之列。（3）统一结婚登记前的体检操作制度，强化婚前体检诊断的硬约束；根据现代医学水平的科学认定，对禁止结婚的疾病的种类、范围作出更明确、更具体的列举说明，改变现行婚姻法中所谓“其它医学上认为不应该结婚的疾病”之模糊不清、无所适从而从未遵行的弊端。（4）健全违法婚姻无效宣告制度，增强对违法婚姻的法律制裁。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必须具备或排除的实质要件以及必须履行的程序手续，是婚姻形式与内容在法律上的统一要求和合法婚姻的标准模式。在此基础上，立法还应对违法婚姻的性质、种类、法律效力、纠纷发生时如何处理、财产及子女问题如何解决、没有纠纷但客观存在的违法婚姻如何清除和矫正、过错当事人的责任等予以明确规范。为此，新的立法应对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所确定的“事实婚姻”自始无效和违法登记婚姻宣告无效的双轨制模式予以完善，统一适用违法婚姻无效宣告制度，使违反法定结婚要件的包办买卖婚姻、不到婚龄的早婚、重婚、近亲婚、疾病婚以欺骗或弄虚作假手段获取结婚证的婚姻，以及大量发生的结婚不登记的“事实婚姻”等在法律上归于无效，并规定宣告无效的具体的认定、处理、制裁、矫正的操作程序和实体规则，改变现实存在的违法婚姻自生自灭、违法难究的现状，消除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一直难予谐调的矛盾。
（四）充实亲子法律制度：（1）根据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管教保护的特殊要求，确立亲权制度，使亲权与监护各自独立。亲权专属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人身和财产所享有的权利和职责，是一种完整严格的监护权，具有强制性和身份性，不得转让、替代。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是亲权的补充和延伸，只有在父母均丧失亲权或没有亲权能力时，才准用监护。亲权基于亲子身份由法律直接规定，父母承担亲权职责不得附加任何条件。亲权的内容包括人身监护和财产管理两大方面，具体则指：监护教育权、居所指定权、子女交付请求权、抚养及其他财产给付请求权、职业许可权、管教惩戒权、强制受教育权、财产管理权、财产收益权等等。这些内容在现行婚姻法上没有充分体现，在民法通则的监护中亦无相应规定，立法上必须加以补充和完善。（2）随着婚恋观念的改变，两性关系的自由度增高，非婚生子女已经相应增加，亲属法必须确立婚生子女的推定和否认、非婚生子女的认领与准正制度，保障非婚生子女应享有的亲权保护及其他合法权益，防范亲生父母逃避亲权责任。（3）社会离婚、再婚率的提高，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日益增多，其法律问题愈来愈突出。在新属关系上，继父母继子女因婚姻而产生，因共同生活而形成身份上的共同体，既不同于法律拟制的收养关系又不同于自然血亲关系。因此，在亲属法上应对继亲子关系做出专门的规范，确认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构成亲子权利义务及其权利义务的内容要求，什么条件下其权利义务可归于解除或消灭，哪些情况则不能解除或部分解除。
（五）更新家庭制度：这一范畴的内容很多，其中较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1）基于家庭共同生活和对外事务的管理需要，统一众多法律规范中频繁使用的家长、家属划分及其法律地位与责任，在亲属法中设立家长制，以非强制性规范形式确认家庭结构及其内部人际互动关系，使家长亲属有一定的角色定位和职责分工，促进家庭关系的和睦、稳定和团结。
（2）对家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在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家庭不仅是一个伦理实体，而且是一个经济实体，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个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有其独立的法律地位。根据家庭在现实经济关系中的表现，其作为经济实体有几个层次：一是仅仅是一个生活消费单位：二是作为一个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单位；三是从事专业生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对内有生产经营、分配消费关系，对外有商品交换关系，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经济角色；四是由家庭扩展的合伙和私营企业，内外经济利益关系复杂；五是公民承包、承租企业及个人、家庭、集体、国有企业合股投资、共同经营管理的经营模式中，家庭的地位、责权利关系多样化；六是农村生产经营中，出现家庭集约化生产经营管理的联合结构，显示出家庭的新性质和特点。处于不同层次、不同关系中的家庭，职能不同，经济地位不一样，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亦有区别，涉及到一系列纵向横向、内部外部法律关系，如何予以认定、引导、调控和监督，急需法律上加以明确。
（3）家庭财产关系应由亲属法给予全面调整。第一，现行婚姻法概括“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是一种过于原则、抽象的表述，指示范围貌似明确，实属不清，必须进一步揭示清楚。第二，夫妻对共同财产除了处理权外，还有占有、管理、使用、收益等多项实体权能，在市场经济和家庭生活及人情关系的网络中表现多种多样，法律应分别予以确认调整。第三，男女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经济地位的趋于平等及个人物质利益的自我看重，约定财产制的形式逐渐增多，对于夫妻约定财产的形式、内容、范围、条件、效力等方面不能没有统一的法律要求。立法上应倡导婚前财产和约定财产的公证或登记手续。第四，夫妻除共同财产外，实际上还有婚前财产、特有财产、恋爱或订婚期间的财产、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等特殊财产类别，但现行法律均未涉及，应予增补。对此，建议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应在总体上划分出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婚前财产与婚后财产、特有财产与共同财产、一般普遍财产制与特别分别财产制等几个系列，并对婚后所得共同制作出法定的范围限制，其中夫妻一方在婚后继承、接受赠与、遗赠所得财产不能一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第五，分清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债务的性质、形式、范围及其原因和去向，既要注意维护家庭整体利益和法定扶养义务的实现及正常生产生活的需要，确立共同责任，又要把握是非过错，赋予双方不同的清偿责任。第六，在家庭财产内，除夫妻财产外，还有家庭共有财产、子女特有财产和其他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涉及到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分割、处分等各种权能关系；而且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家庭财产将日益增多，品种形式复杂，运行动态不定，纠纷不断发生，法律上必须给予相应的确认和规范。此外，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私营企业及公民合伙承包承租企业和投资其他市场生产经营，其家庭财产不仅有生活资料，还有大量生产资料和生产经营用资金，其财产、债务关系已不能完全套用通行的一般夫妻共同财产关系和家庭财产关系，必须有新的与之相适应的特别法律规范。在此领域，夫妻财产制价值准则应由重夫妻共同体或重家庭共同生活向重社会经济关系、有利于生产经营活动倾斜。
（4）顺应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家庭制度上，为促进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进一步向平等、民主、团结、和睦的方向发展，可增加有关夫妻互敬互爱互助互谅等内容，以及父母对子女应关心爱护、子女对父母应尊敬慰藉，提倡建立民主和睦的家庭关系等内容。尤其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社会福利事业相对不足，人口老龄化趋势强劲，养老社会化程度不高，在亲属法中必须更加强调子女或其他亲属对老年人的供养、扶助义务，将经济赡养与精神赡养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把精神赡养的道德责任提高到法律义务，禁止对老年人精神上的遗弃、虐待，切实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5）夫妻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物质生活、精神情感生活和同居等多方面内容，现行婚姻法除简单规定了扶养权利义务之外，对其他方面未作充分规范。笔者建议在亲属法中增设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家务权及同居权利等内容，并对同居权利作必要限制，要求夫妻互相尊重婚姻内两性生活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愿，禁止合法夫妻关系下的暴力性性行为。
（六）创设生育制度：一方面根据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现实要求，在亲属法中增补有关计划生育的具体条款，统一人口生产数量的“晚稀少”政策要求和地方标准，普遍推行“一胎化”；以具体列举方式明确规定允许生育二胎的例外情形及间隔年限，确定与法定婚龄相对应的法定育龄，设置带有一定强制力的有效避孕节育措施，强化生育数量和时间方面的硬约束，全面禁止计划外生育或非法生育。另一方面，针对中国人口素质的严峻现状及其潜在的忧患，在亲属法中应专门设立一套系统、科学、完整的优生法律制度，或者制定优生特别法，从而使人口在得到数量控制的同时更应有质量的提高。
内容提要：对我国婚姻法进行修改和重构，既有迫切的必要性，也有现实的可行性。在立法思路上，应当顺应现实的呼唤，肯定婚姻法向民法典的回归，改变现行法律过于简略的规范形式，加大其中财产关系调整的比重，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应增设人身份以保护、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和不违背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完善亲属制度和家庭财产制度，以利于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 ＊ ＊ 针对我国现行婚姻法技术上的不足、内容上的遗缺和运作力度的疲软，法学界要求进行修改和完善的动议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提出，经过十余年的酝酿、研讨和理论上的争鸣创新，不仅形成渐趋共识的立法建议，而且催动了收养法的颁布、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施行和最高人民法院一系列重要司法解释的出台。以此为背景，对中国婚姻法进行系统完备的全方位立法重构既有迫切的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行性。笔者以学界专家同仁的多年研究成果为借鉴，拟就婚姻法的宏观立法思路与具体方案之重构作简要阐释。 一、我国婚姻法的宏观立法思路 源于调整对象的固有规律、法律规范的技术特性和社会的变革发展等诸方面的客观要求，根据现行婚姻法由于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所存在的主观缺陷，对婚姻法的完善已不能局限于对某些微观具体问题的点滴修改和增补，而应在宏观整体意义上突破现行婚姻法的技术惰性和内容框架，首先展开婚姻法的基本性重塑与再造，实现立法理念的更新、价值重心的移转和既存模式的超越。其基本思路可表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改婚姻法为婚姻家庭法或亲属法，使法律名称与其规范和调整的对象及其功能相吻合，概念的逻辑或词源内涵与外延准确统一，规范体系的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协调一致，避免理解适用中的人为牵强和歧义扩张，实现定名上的科学性、准确性以及国际通用性和法名的合理继承性。 （二）顺应中国民法典紧锣密鼓的全面准备和现实呼唤，重新认识婚姻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肯定婚姻法向民法典的回归。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婚姻法受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立法体例的影响，在法律体系中居于独立部门地位。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法律环境、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民法发展相对不足的表现。不可否认，这一主张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现今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婚姻法的独立地位受到来自理论和立法实践的双重冲击，面临着新的选择。应该说，从1986年民法通则的公布开始，即正式宣告了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确立了中国婚姻法在立法体制上应属于民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完善婚姻法，应首先把握其定位，恰当处理它与民法通则和其他民法规范及将来的民法典的关系，使婚姻法作为民法的一个分支内容，成为一个民事特别法。 （三）改变现行法律的概括性、抽象性、简略性规范形式，更正因袭于立法传统经验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倾向，从“粗放型”的政策化原则转向“细密型”法律化规范，使应有的法律规则尽量详尽、准确、具体，与调整的社会关系贴近，典型化的一般法则不致于成为无用的或宣传式的空洞纲领，从而确保婚姻法的确定性、严密性和操作性等法律特质，增强规范的硬约束力，提高社会适用的安全有效的价值。 （四）明确身份关系的具体内涵，加重财产关系的比例。现行婚姻法一方面重于亲属身份法主导地位，但对身份关系又无基本的规定，有关身份的权利义务空泛无实，难见其独到的法律内涵，使身份权徒具虚名；另一方面对亲属财产关系亦只是提纲挈领，点到为止，表现出明显轻忽的倾向。因此，新的立法有必要顺应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和物质利益关系对婚姻家庭亲属的强力震荡与渗透的现实，在明确市民社会中最后一个身份王国——亲属身份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内涵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从重伦理关系、重人身关系向重利益关系、重财产关系的转换，加强亲属财产法方面的立法，确认和保护亲属范畴的财产权益，调整婚姻家庭领域的物质利益冲突，创设良好的微观经济秩序，使亲属财产法与社会经济运行轨迹合拍同步，以纠正现行法律在此方面的严重缺陷。 （五）保留必要的程序性规则，充实实体性规范内容。调整亲属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婚姻法，以实体法为本位，重在明确界定各类亲属主体之间的静态权利义务等实体内容，调整这些权利义务的互动和变更。因此，完善婚姻法应以充实实体性规范内容为主。但是，亲属关系并非凭空产生和消灭，而是起因于一定的法律行为或事件，其中诸多亲 属身份或财产关系如收养、婚姻、监护、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等都与特定的行为相关，并有国家公力干预，须有一定的公示形成或登记管理程序介入。所以，现行婚姻法所具有的程序与实体兼备的立法模式仍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新的立法对必要的程序性规范仍应予以保留并加以完善和健全。 （六）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作为民法组成部分的婚姻法，无论是身份关系，还是财产关系，都应以主体的权利为价值本位和规范重心，旨在确认和保护主体的身份权及其连带的财产权利与利益，从而具有传统民法的“私法”属性。由于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又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与市民社会的价值或利益法则不同，它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并非目的性利益关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价值取向直接纳入权利义务关系之中；“意思自治”的自律性、授权性与社会规范的强制性、义务性同构一体，不可分割。因此，修改婚姻法，应既注意与民法的一般价值体系相一致，又要留守自身固有的功用法则，做到公法功能与私法属性兼顾，保障功能与权利本位并存。 （七）合理配置规范结构，正面确认、导向与反面禁罚、保障交相呼应，形成法律秩序的完整统一性。作为一套周密的规则体系和秩序典范，婚姻法和其他法律规范一样，无论在总体结构上，还是在必要的具体制度条款上，都应合理恰当地配置法律规范所要求的假定、处理和制裁三个要素，使规范结构完整、简明、疏而不漏，一般性、典型性法律行为或关系模式既有概括性和透明性，又有具体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从而设定一般行为模式，保证婚姻法有明确的着力点和控制力，有效地激励、诱导人们的行为选择方向，确认和保护人们的合法积极行为，约束人们的消极行为，制裁、矫正人们的违法行为，创制积极的法律秩序。这不仅是立法技术科学性、严密性的形式要求，也将有利于法律关系主体实现把握、遵守、执行等操作实效的要求，是法律规范社会化的基本前提。 （八）现实性与前瞻性同时兼顾，做到既有法制实效的社会基础，又有变革前景的基本导向。完善婚姻法首先来源于中国近十年来婚姻家庭关系发展变革的实际需要，这些需要既有现实呈示的，也有必然趋向的。因此，新的立法应当充分反映变革现实，并能对作为其社会背景的现实生活起到调整和规范作用。我们不能设计一套只在将来才用得着的方案，等待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去适应，而不顾现实生活的实际需求，否则，该方案将失去应有的现实意义。但同时，法律应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导向性，不能朝令夕改，反复无常，这就要求在立法时具有预测前瞻性。婚姻法作为关涉每个家庭、每个人而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法，其对社会生活、对人们利益的反映，不能仅仅局限和迁就于既存的现实，而应对于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已经可以预测到的必然的发展态势，给予充分的考虑，并提供明确的导向性规范，使社会生活沿着这个方向行进。这是法律生命力的重要表现和保证。 （九）民族传统性与国际趋同性的兼备，既保留固有法的特色，又容纳继受法的介入。众所周知，婚姻法与社会的公序良俗、与民族文化传统和固有伦理道德联系紧密，有着鲜明的地域、民族特性和传统伦理内涵。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的立法都不能忽视这一规律，否则法律将失去国民的认同而形同虚设。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的并为举世称颂的婚姻家庭习俗规范和道德文明，被人们世代传承和习用，构成婚姻法的法意识源泉和操作适用的社会基础，我们在立法时必须予以充分的考虑。同时，随着国际社会各种交往的不断扩大，跨国人际互动日益频繁，法域之间的文化碰撞和法律适用成为常态，各国法律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趋同化现象渐呈明显。“任何一个原来只含国内因素因而也可以只由国内法律调整的问题都可能日渐介入种种外国的因素，于是各种具有跨国性质的法律问题，从资金技术的国际流动、人类环境的共同保护、国际资源的共同利用和开发、跨国公司行为的规范、国际犯罪的共同防范和惩罚，一直到个人的婚姻、继承等，都不是仍可仅站在狭隘的民族保护主义立场所能解决的，从而驱使各国政府对许多法律原则及其价值的认识渐趋于接近或一致，为国际社会法律的趋同化提供了先决条件。”新的婚姻家庭?⒎ㄓΠ盐照庵肿呦蚝突觯⒁獯庸楹兔褡宕吵龇ⅲ蟮ǖ匚杖死嗌缁嵋磺杏判愕姆晌幕晒浞纸杓夤⒎ㄖ械募际跣缘浞叮⒅夭捎霉释ㄐ凶龇ǎ佣够橐龇ㄔ诠逃杏肭魍乃蜓裰泻褪贝狭鳎肷缁岱⒄雇健?nbsp;二、 我国婚姻法具体立法方案的重构 重构我国婚姻法，在确实把握上述宏观层次的基本思路的基础上，还需突破现行法律一挂多漏的粗线条，对各个具体制度进行微观层次的扩充和构建。这些具体制度涉及诸多方面，非本文所能包容无遗。笔者择其概要，拟定如下具体方案： （一）扩展基本原则：基于婚姻家庭直接牵涉人伦秩序、个人私生活和公益保障等社会基础性问题，具有私法自治和公力干预双重性，在现有五项基本原则和“四个禁止”的基础上，尚应确立身份权受保护、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和不违背公序良俗三项基本原则，使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精神更显丰满和周密。 （二）增补亲属制度：(1)统一法律意义上的各种亲属称谓；(2)明确界定在各种法律规范中具有权、责、利内容的亲属范围和种类，使“近亲属”、“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等模糊概念有具体指向；(3)划定亲属系统，设立科学的亲属等级的计算方法；(4)针对不同的亲属类别，规定不同的产生、变更、消灭的条件，确立不同程序的权利义务效力；(5)将直系姻亲（如公婆和儿媳、岳父母与女婿）、旁系姻亲、旁系养亲、隔代直系养亲、旁系继亲、隔代继亲等日常关系密切的亲属关系纳入法律确认调整的范围，使其在一定条件下承担与血亲相应的权利义务。 （三）健全结婚制度：(1)法律上不保护婚约，不赋予婚约强制履行的效力，但对恋爱、订婚期间发生的财产流转和损失、人身权侵害赔偿等问题应本着公平、诚实信用、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及过错原则规定一定的调控、处理和矫正规范，设立相应的民事责任。(2)扩大禁止结婚的亲属范围，将养父母与养子女、继父母与继子女、直系姻亲之间及监护关系存续期间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归入禁止结婚的亲属之列。(3)统一结婚登记前的体检操作制度，强化婚前体检诊断的硬约束；根据现代医学水平的科学认定，对禁止结婚的疾病的种类、范围作出更明确、更具体的列举说明，改变现行婚姻法中所谓“其它医学上认为不应该结婚的疾病”之模糊不清、无所适从而从未遵行的弊端。(4)健全违法婚姻无效宣告制度，增强对违法婚姻的法律制裁。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必须具备或排除的实质要件以及必须履行的程序手续，是婚姻形式与内容在法律上的统一要求和合法婚姻的标准模式。在此基础上，立法还应对违法婚姻的性质、种类、法律效力、纠纷发生时如何处理、财产及子女问题如何解决、没有纠纷但客观存在的违法婚姻如何清除和矫正、过错当事人的责任等予以明确规范。为此，新的立法应对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所确定的“事实婚姻”自始无效和违法登记婚姻宣告无效的双轨制模式予以完善，统一适用违法婚姻无效宣告制度，使违反法定结婚要件的包办买卖婚姻、不到婚龄的早婚、重婚、近亲婚、疾病婚以欺骗或弄虚作假手段获取结婚证的婚姻，以及大量发生的结婚不登记的“事实婚姻”等在法律上归于无效，并规定宣告无效的具体的认定、处理、制裁、矫正的操作程序和实体规则，改变现实存在的违法婚姻自生自灭、违法难究的现状，消除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一直难予谐调的矛盾。 （四）充实亲子法律制度：(1)根据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管教保护的特殊要求，确立亲权制度，使亲权与监护各自独立。亲权专属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人身和财产所享有的权利和职责，是一种完整严格的监护权，具有强制性和身份性，不得转让、替代。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是亲权的补充和延伸，只有在父母均丧失亲权或没有亲权能力时，才准用监护。亲权基于亲子身份由法律直接规定，父母承担亲权职责不得附加任何条件。亲权的内容包括人身监护和财产管理两大方面，具体则指：监护教育权、居所指定权、子女交付请求权、抚养及其他财产给付请求权、职业许可权、管教惩戒权、强制受教育权、财产管理权、财产收益权等等。这些内容在现行婚姻法上没有充分体现，在民法通则的监护中亦无相应规定，立法上必须加以补充和完善。(2)随着婚恋观念的改变，两性关系的自由度增高，非婚生子女已经相应增加，亲属法必须确立婚生子女的推定和否认、非婚生子女的认领与准正制度，保障非婚生子女应享有的亲权保护及其他合法权益，防范亲生父母逃避亲权责任。(3)社会离婚、再婚率的提高，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日益增多，其法律问题愈来愈突出。在新属关系上，继父母继子女因婚姻而产生，因共同生活而形成身份上的共同体，既不同于法律?庵频氖昭叵涤植煌谧匀谎坠叵怠R虼耍谇资舴ㄉ嫌Χ约糖鬃庸叵底龀鲎诺墓娣叮啡显谑裁刺跫虏拍芄钩汕鬃尤ɡ逦窦捌淙ɡ逦竦哪谌菀螅裁刺跫缕淙ɡ逦窨晒橛诮獬蛳 穑男┣榭鲈虿荒芙獬虿糠纸獬?nbsp;（五）更新家庭制度：这一范畴的内容很多，其中较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1)基于家庭共同生活和对外事务的管理需要，统一众多法律规范中频繁使用的家长、家属划分及其法律地位与责任，在亲属法中设立家长制，以非强制性规范形式确认家庭结构及其内部人际互动关系，使家长亲属有一定的角色定位和职责分工，促进家庭关系的和睦、稳定和团结。 (2)对家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在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家庭不仅是一个伦理实体，而且是一个经济实体，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个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有其独立的法律地位。根据家庭在现实经济关系中的表现，其作为经济实体有几个层次：一是仅仅是一个生活消费单位：二是作为一个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单位；三是从事专业生产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对内有生产经营、分配消费关系，对外有商品交换关系，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经济角色；四是由家庭扩展的合伙和私营企业，内外经济利益关系复杂；五是公民承包、承租企业及个人、家庭、集体、国有企业合股投资、共同经营管理的经营模式中，家庭的地位、责权利关系多样化；六是农村生产经营中，出现家庭集约化生产经营管理的联合结构，显示出家庭的新性质和特点。处于不同层次、不同关系中的家庭，职能不同，经济地位不一样，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亦有区别，涉及到一系列纵向横向、内部外部法律关系，如何予以认定、引导、调控和监督，急需法律上加以明确。 (3)家庭财产关系应由亲属法给予全面调整。第一，现行婚姻法概括“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是一种过于原则、抽象的表述，指示范围貌似明确，实属不清，必须进一步揭示清楚。第二，夫妻对共同财产除了处理权外，还有占有、管理、使用、收益等多项实体权能，在市场经济和家庭生活及人情关系的网络中表现多种多样，法律应分别予以确认调整。第三，男女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经济地位的趋于平等及个人物质利益的自我看重，约定财产制的形式逐渐增多，对于夫妻约定财产的形式、内容、范围、条件、效力等方面不能没有统一的法律要求。立法上应倡导婚前财产和约定财产的公证或登记手续。第四，夫妻除共同财产外，实际上还有婚前财产、特有财产、恋爱或订婚期间的财产、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等特殊财产类别，但现行法律均未涉及，应予增补。对此，建议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应在总体上划分出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婚前财产与婚后财产、特有财产与共同财产、一般普遍财产制与特别分别财产制等几个系列，并对婚后所得共同制作出法定的范围限制，其中夫妻一方在婚后继承、接受赠与、遗赠所得财产不能一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第五，分清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债务的性质、形式、范围及?湓蚝腿ハ颍纫⒁馕ぜ彝フ謇婧头ǘǚ鲅逦竦氖迪旨罢I畹男枰妨⒐餐鹑危忠盐帐欠枪恚秤杷讲煌那宄ピ鹑巍5诹诩彝ゲ撇冢蚱薏撇猓褂屑彝ス灿胁撇⒆优赜胁撇推渌彝コ稍钡母鋈瞬撇⑸婕暗秸加小⒐芾怼⑹褂谩⑹找妗⒎指睢⒋Ψ值雀髦秩芄叵担欢宜孀派缁岱⒄梗嗣巧钏教岣撸彝ゲ撇找嬖龆啵分中问礁丛樱诵卸欢ǎ婪撞欢戏⑸缮媳匦敫柘嘤Φ娜啡虾凸娣丁4送猓鎏骞ど袒А⒊邪А⑺接笠导肮窈匣锍邪凶馄笠岛屯蹲势渌谐∩浼彝ゲ撇唤鲇猩钭柿希褂写罅可柿虾蜕米式穑洳撇⒄窆叵狄巡荒芡耆子猛ㄐ械囊话惴蚱薰餐撇叵岛图彝ゲ撇叵担匦胗行碌挠胫嗍视Φ奶乇鸱晒娣丁T诖肆煊颍蚱薏撇萍壑底荚蛴τ芍胤蚱薰餐寤蛑丶彝ス餐钕蛑厣缁峋霉叵怠⒂欣谏疃阈薄?nbsp;(4)顺应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家庭制度上，为促进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进一步向平等、民主、团结、和睦的方向发展，可增加有关夫妻互敬互爱互助互谅等内容，以及父母对子女应关心爱护、子女对父母应尊敬慰藉，提倡建立民主和睦的家庭关系等内容。尤其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社会福利事业相对不足，人口老龄化趋势强劲，养老社会化程度不高，在亲属法中必须更加强调子女或其他亲属对老年人的供养、扶助义务，将经济赡养与精神赡养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把精神赡养的道德责任提高到法律义务，禁止对老年人精神上的遗弃、虐待，切实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5)夫妻关系包括夫妻之间物质生活、精神情感生活和同居等多方 面内容，现行婚姻法除简单规定了扶养权利义务之外，对其他方面未作充分规范。笔者建议在亲属法中增设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家务权及同居权利等内容，并对同居权利作必要限制，要求夫妻互相尊重婚姻内两性生活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愿，禁止合法夫妻关系下的暴力性性行为。 （六）创设生育制度：一方面根据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现实要求，在亲属法中增补有关计划生育的具体条款，统一人口生产数量的“晚稀少”政策要求和地方标准，普遍推行“一胎化”；以具体列举方式明确规定允许生育二胎的例外情形及间隔年限，确定与法定婚龄相对应的法定育龄，设置带有一定强制力的有效避孕节育措施，强化生育数量和时间方面的硬约束，全面禁止计划外生育或非法生育。另一方面，针对中国人口素质的严峻现状及其潜在的忧患，在亲属法中应专门设立一套系统、科学、完整的优生法律制度，或者制定优生特别法，从而使人口在得到数量控制的同时更应有质量的提高。 （七）完善离婚制度：(1)对登记协议离婚予以改进，在离婚申请与登记之间设置三个月的考虑缓冲期限；并规定凡结婚不到一年者，原则上不得提出离婚；增强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协议离婚审查、监督的公力干预力度和行政管理职能。(2)增补对违法离婚的认定和处理规范，使假离婚、骗离婚、强迫离婚、第三人代办离婚、当事人合谋损害第三人（如债权人）利益的离婚等各种离婚违法现象有明确的处理、补救和矫正的法律依据。(3)将“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判决离婚标准改为“婚姻确已破裂”或“夫妻关系确已破裂”，使离婚法走出不应也不可能调整人的心理、情感和精神生活的误区，将确认和调整的方位真正落实到作为客观实体的婚姻或夫妻关系上，实现离婚标准的客观性、科学性。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是否准予离婚的司法解释十四条仍具有较好的操作适用性，应进一步上升到立法的高度，作为概括式破裂离婚标准的具体说明和补充，形成我国的一种例示概括主义的离婚理由立法模式。(4)对离婚的法律后果，即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债务清偿、子女扶养归属及抚育费的负担、对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等问题，在立法上应改变现行的完全是任意性规范从而不得不求助于大量司法解释的做法，将有关司法解释加以技术上的深化，补充为具体明确的强制性规范内容，使其有一个统一把握的法定标准和选择方向；同时赋予当事人充分的意志自由、自愿协商的机会和权利，在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成的情况下，依据法定原则和标准确定。从而避免这一领域的盲目性、随意性，消除反复争执、缠讼不止的诉讼障碍。(5)立法上实行无责破裂主义离婚原则，摒弃过错有责离婚理由的适用，但并不能排除对引发离婚有过错责任的惩罚和对无过错一方的补救。而且，在现今日益增多的离婚案件中，多数情况下夫妻一方存在违背婚姻义务，不很好地履行婚姻责任，从而导致婚姻破裂的过错行为，使另一方程度不同地遭受人格或精神上的损害，因此，中国婚姻法应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在坚持破裂原则的基础上，对离婚所引起的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规定一定的补救、赔偿民事责任。 （八）规范人工生殖技术的临床操作，健全该技术的合理使用制度：与新的生育制度——优生法相配套，婚姻法应本着优生和满足不能或不宜自然生育夫妻的合理生育要求为宗旨，确认和规范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诞生的人工生殖技术（人工授精、体外授精、胚胎移植、试管婴儿、“母亲”等）在人口生产中有条件、有针对性地运用。但对其具体操作应明确界定如下七个合理使用原则：一是限定于消极优生和不能、不宜自然生育的范围；二是专门机构审核、监控；三是参与主体自愿、合意；四是专门医疗单位垄断实施；五是严格档案管理和保密；六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七是禁止商业化营利和违反计划生育。同时，婚姻法对于异精、异卵或“母亲”等多元主体共同完成的生育行为而形成遗传父母、生育父母、养育父母等不一致的问题，必须设立一个统一的认定亲子关系主体的标准，确保法律上权利义务主体的单一性，以防发生争要子女的积极冲突和都不要子女的消极冲突。 除上述八个方面之外，中国婚姻法还需要顺应国家统一的大趋势，确立处理涉港、澳、台的域内区际之间的婚姻家庭关系的冲突规范或准据法，为准确解决有关历史问题和日益增多的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和良好的法律秩序。 注释： 李双元等：《中国法律趋同化问题之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
本文尝试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参考具体的实施案例，结合F水泥公司当前预算管理的实施情况和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实际，对基于作业成本法的预算管理体系设计方案进行初步构思。
一、公司基于作业成本法的预算管理体系实施条件
第一，基础管理较为扎实。F公司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基础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的实施。同时，公司各部门、车间的职能运行较为顺畅，生产经营步入了良性轨道。
第二，业务流程，特别是生产工艺流程较为合理。在建厂之初，公司生产线的设计采用国际通用、成熟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工艺，规划科学，并且陆续实施了一系列技改项目，进一步理顺和完善了工艺流程。
第三，公司实施预算管理已有4年的时间，有着良好的预算管理实施经验。从基础岗位、到车间、部门，以及公司高层管理者，对预算管理的理解较为深入，具体业务操作较为熟练。
第四，人员素质条件基本具备。经过历年预算管理的实施，员工的预算管理意识、对管理的认知以及相关知识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第五，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以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为核心的信息系统，包括财务信息系统、生产管理信息系统、物资系统、固定资产管理系统，能够提供相对全面、准确的信息，对预算管理提供较为有力的信息支持。
第六，公司管理层对于进一步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实施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较为迫切。近2年以来，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成本控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管理层一直在寻找进一步精细化当前预算管理的途径，力图通过预算管理的精细化提高成本管控水平。
综上所述，无论从管理层的主观意愿方面，还是预算管理的客观条件方面来看，F水泥公司初步具备了实施基于作业成本法的预算的基本条件。
二、公司基于作业成本法的预算管理设计方案定位
参照王平心教授等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应用实例，借鉴其著作中的观点和方法，结合F水泥有限公司预算管理的现状，对该方案的设计进行如下定位：
第一，是一个独立于公司现行预算管理体系的体系。
由于当前公司预算管理体系是统一于总公司预算管理构架之下的，必须保持目前稳定的状态，满足总公司预算管理的要求；其次，会计信息系统必须在完成核算、对外财务报告的前提下，兼顾向预算管理提供信息支持，财务部门业务必须保持稳定开展，其他信息系统也必须稳定运行以满足当前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各方面运行机制都不能打乱。可见维持现有预算管理体系的稳定十分必要。
而新方案的独立设计、实施，避免了对公司目前预算管理体系、各方面机制稳定运行的影响，降低了新方案带来的风险。未来新方案实施后单独运行，提供相关信息供决策使用，待新方案逐步完善后，再选择是进行新旧方案的融合，还是完全切换到新方案。
第二，是一个以成本为核心的、财务信息为主的体系。
就理想目标而言，新方案应该是一个更为综合的管理系统，涉及公司资源配置的各个方面，不仅仅包括财务信息，还要涵盖生产制造、设备运行、质量控制等诸多方面的信息。但考虑到公司的现实情况，从建立以成本为核心、财务信息为主的预算管理体系开始入手更为稳健、务实，从小范围开始，不贪大求全，在未来可以考虑逐步拓展到其他领域并最终形成信息全覆盖的预算管理体系。
第三，是一个相对准确的信息体系。
由于作业成本法的特性，方案预期达到的成本信息的准确程度是相对的准确，而非绝对准确，相对基于传统成本计算方法的现行预算管理体系提供的信息更为贴近实际。
同时，出于降低首次实施方案难度的考虑，在定义作业的操作中，将作业定位于工艺流程的关键环节这一层面，重点关注关键作业，忽略小作业，不过细的分解作业，更不定位于“任务”。待未来实施后，根据管理的需要逐步调整作业的详细程度。
此外，出于“成本效益”原则，在数据信息的收集、流程设置等方面，在不影响运行质量的前提下，尽快能简化程序，减少方案实施带来的额外负担。
总之，新体系的信息质量只要不对公司相关决策产生错误的指导，就属于能够接受的精确水平。
第四，是基于作业成本法的预算管理体系与作业成本法同时兼顾的方案。
公司虽然具备了实施方案的基本条件，但由于没有实施ABC法的经验，而引入以作业成本法为基础的预算体系，基础就显得不够牢固，而作业确定、设立作业中心、明确成本动因等都是以作业成本法为基础的；同时，基于作业成本法的预算的核心环节就是使用作业成本法原理计算产品成本的，因此，新方案的设计必须要兼顾作业成本法。
第五，新体系要反映历史数据，也要“预算”未来。
新体系设计完成后，首要任务是对现行体系下的最近1-2年的历史预算数据，按照以作业成本法为基础的预算体系进行整理，尽可能的使之准确，达到可供参考的水平。同时，重点关注未来，在以作业成本法为基础的预算管理体系构架下，对预算期间的数据进行合理整合。
第六，最大程度利用现有现行预算体系。
从预算管理体系角度来看，包括组织体系、制度体系、程序体系、编制体系，如图1所示。公司目前各个体系的构建都比较成熟，很多内容都可以为新方案使用，新方案以作业成本法的思想对其相关内容进行修正、改进可以达到要求，因此设计方案关注的重点是作业、作业中心、成本动因等的关键因素，设计的核心内容是组织体系、编制体系。
图1 全面预算管理体系
Fig1 the Comprehensive Budget Management System
三、公司基于作业成本法的预算管理方案设计步骤
基于对公司实施条件的分析，根据设计方案的定位，结合作业成本法的原理，依据基于作业成本法的预算管理的基本步骤，对F水泥公司基于作业成本法的预算管理方案按照如下步骤进行设计：
第一，确定作业，建立作业中心，建立以作业成本法为基础的预算管理组织体系；
第二，参照以作业成本法为基础的预算编制步骤以及涉及的内容，设计编制体系；
第三，基于以作业成本法为基础的预算，对预算管理制度体系进行改进设计；
第四，基于以作业成本法为基础的预算，对预算管理程序体系进行改进设计；
【关键词】通用技术 高效课堂教学 基本特征
新课改中，打造高效课堂已成为通用技术教师的共识和不懈追求。通用技术高效课堂教学包含哪些基本特征，笔者将结合2014年部级一师一优课《方案的构思方法》为例，进行分析阐述。
所谓高效课堂，一是指融学生认知建构与情感激活、教学控制与情境创设为一体的一种教学形态，体现为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二指一个动态的转化过程，即从追求高效的教学理想转化成实现教师高效地教和学生高效地学的教学状态，其目的是为实践教学产生一种动力、牵引和导向作用。高效课堂教学具有以下五个基本特征。
一、教学设计的科学性
通用技术课堂教学的科学性是指具有符合学情的教学目标设计，恰当的教学方法、适度的教学节奏。
例如：《方案的构思方法》一课，是整个技术产品设计过程中的关键部分，它与“发现与明确问题”，“设计图样的绘制”，“模型或原型的制作”，“技术产品的使用和保养”等组成设计过程的整体。不仅在思维层面上对学生提出挑战，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现创造力的机会。“方案的构思方法”一节包括三部分内容，即设计分析、方案的构思方法和方案的比较和权衡。
授课教师设计成一节活动课，即“卡片式手机支架设计与制作”项目实践活动。首先通过PPT展示师生课间手捧手机看视频的情境，提出如何解放我们的双手？又展示钱包中过期的银行卡、会员卡，引导学生利用废卡片DIY一个手机支架，切入课题；然后进行手机支架的设计分析和制作实践活动，最后进行作品的展示交流、引导学生对四种方案的构思方法进行总结，并学会方案的权衡和比较，让学生亲历方案的构思、设计、制作的全过程。教学设计科学，符合学情，这是促进高效课堂生成的基础。
二、案例应用的情境性
案例应用的情境性是指课堂教学中所应用的案例是学生生活的某个真实情境，是为了让师生共同探讨生活实际问题，并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情境能引发学生联想，激发学生情智，催动学生的灵感，在这种情境下的课堂教学自然是高效的。
例如：《方案的构思方法》一课，以“卡片式手机支架的设计与制作”实践活动为载体，案例的选择贴近生活，课堂活跃，学生有兴趣、积极性高，便于思考操作，解决了新课导入时PPT展示的师生课间玩手机无法解放双手的实际问题。从课堂实际效果来看，9个小组的学生参与度很高，都按活动指导报告完成了作品设计，并进行了展示交流，获得了同学的认同，学生在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三维目标上均获得高效发展。
三、师生互动的多元性
师生互动的多元性是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间的交流是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多手段的综合流。高效课堂要求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是多元的。通过多元互动交流，丰富课程资源，扩大信息与知识总量，构建民主和谐课堂，增近师生心灵沟通，为高效完成教学内容提供保障。
四、课堂活动的开放创新性
开放创新性是指课堂活动要开放，课堂教学要敢于打破常规，对教材内容做创造性的增减取舍，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允许学生出错，鼓励大胆发表见解，让每位学生的创造力都得以发挥，让课堂充满生气。
例如：方案的构思方法是一节偏重理论的课，教师根据课标，舍弃教材案例，别出心裁，设计成一节活动课，课堂活动更开放；利用卡片做手机支架模型，取材方便，制作工艺简单，但结构设计有一定难度，可诱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学生人人都可以动手，时间充裕，制作积极性较高；把评价交流还给学生，引入网上留言，让学生的评价更民主自由。把枯燥的方案的构思方法教学内容转化成学生的制作活动，让学生在制作活动中体验和掌握方案的构思方法，达到了预设的教学效果。
五、实践技术的思想性
关键词：分层教学；案例设计；应用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2-194-01
一直以来很多教师，在教材处理上存在误区，案例教学的确是技术教材的一大特色，但不少教师过分依赖教材，造成了负面的教学效果。比如在重点中学的文科班，两极分化是十分严重的，此时如果依然照本宣科，那就很容易适得其反。鉴于学情的需要，我们必须对案例设计加以处理，设置了“低起点、多层次”的教学方式，使各个层次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从而更好的指引学生完成设计，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本文以《方案的构思方法》为例，来介绍分层教学法在案例设计中的应用。该课的案例必须体现构思方法的运用，因此笔者在设计中，引入“传统作画”的视频。该案例是 变废为宝”创意作画的教学设计结构图
教学设计的重点，围绕重点展开可以引出各类构思方法。为了兼顾学情，案例的拓展必须由易到难、层层递进，这样才能解决学生间的差异，使他们都得到充分发展。
笔者在教材处理时，采用了这种台阶式的教学方式，将构思方法分为四个层次，各个层次都围绕案例具体展开，它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可指引学生更好的完成构思设计。“
一、草图法：呈现设计构想、进行设计交流的构思方法。作图构思时，学生可捕捉灵感，自由发挥，因此很多灵感会在绘制时激发出来，新的构思也就应运而生。
草图法是方案构思中最基础的方法。案例设计时，可在把握整体教学的基础上，适当降低起点，从简单的平面设计出发，导入最基础的方法。如本案例就涉
及到各类传统作画的草图设计，由此可引导学生进行构思，启动设计思维的门。
二、模仿法：核心在于通过别人的想法、构思激发自己的灵感，触动自己的思维。
依据“最近发展区理论”，以基础知识为依据，导入第二层，第二层教学是在已有知识水平上，发现学生潜在的发展可能。如本案例设计时，就在学生草图构图的基础上，通过视频教学的引导，进入构思的第二层―模仿设计。模仿作画并不等于照搬照套，它融入传统作画的设计技巧。有条件的学校，还可让学生在课堂上模仿构图设计，它可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因此该层的教学尤其重要。
三、联想法：借助于某种形象引导观者的认识向一定方向集中，由观者产生的联想来补充没有直接交代的东西。它是一种由此及彼的方法，也是常见的方案构思法。
在第二层的基础上，做适当的变式延伸，可导出第三层。第三层教学在模仿设计的基础上，让学生变更问题，从变废为宝的角度入手，进行作画材料的拓展。在该层教学中，学生可结合生活，进行由此及彼的联想，这样的联想可激发学生的想象，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
四、奇特性构思法：这些构思在生活中很少出现、或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也许产生于某种需求，也许是一时的突发奇想。用它构思的方案一般比较独到、新颖。
在第三层的基础上，做适当的变式延伸，可导出第四层。第四层教学在变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设计要求。在该层教学中，可引入各类创新画作，以此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在此基础上去引导他们变更角色，从原创者的角度进行构思，这种角色转变，激发了学生的热情，培养了他们的创新能力，提高了教学的效果。
反思与讨论：记得教育家安德鲁说过：“平庸的教师传达知识，一般的教师解释知识，好的教师演示知识，伟大的教师激励学生去学习知识。”作为教师，我们绝对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因此在案例设计时，要辩证全面地看问题，结合多种教学方法、充分拓展，这样才能更好地达成效果，提高学生的技术素养。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