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于客观物象的把握总是局限于某个特定范围内；比如说对于人，人的脸部，某些特定的角度，某些特定的光线，特定的情境。人在描绘再现它时总是带有一定主观性，这和此人的知识结构，描绘方式（技术程式），性情等都有关系。可能有人要说照相机是绝对客观的，在照相机面前绘画是软弱无语的，它不能把握真实。可要知道即使照相机感光出的胶卷也是带有它自身结构的烙印的；如圆形镜头造成成像的不同程度变形；更不要说感光度，曝光时间，胶卷质量等。往深了想，把握瞬间影像的可行性都是值得怀疑的。除此以外，用相机拍摄也是人的主观行为；它必然带有人的主观选择的烙印。
至此我们对所谓的客观性深表怀疑。如果我们说用一种纯粹的眼睛来看事物不带任何偏见的观察和记录此眼所见；现在可以确定这种现象在真实世界是不可实现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客观性是不真实的，真实的就是不客观的。
那么什么是绘画真实性呢，在此我们已经知道毫无偏见的记录眼见真实是不可实现的；那么看来机械的看待物象是不对的。我们周围的世界时如此鲜活，这背后一定是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存在。当我们在描绘一个人体时，如果仅仅是看他的颜色，解剖结构，身体比例等因素，那么你会始终感觉画出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尸体，或人偶，如果你没有注入自己的感受；如果你没有感觉到一个个局部之间充满力量的有机联系；你画出的就会是一个没有生命感的东西。但如果你把握了它，即使你画的和对象相去很远；你也可以在其中感受一种真实的力量。
以中国古代木偶艺术为例。木偶应是属于民间艺术，那些工匠也大都不具备获得高深学养的条件。但看了一些甘肃木偶图片，我们不得不佩服那精湛高深的艺术修养；这不是现在一般的所谓艺术家能够比拟的。那些古代的传世木偶一律极有神韵，熠熠生辉。你可能会觉得他们的脸部结构并不符合解剖结构，看的出来当时制作木偶的艺人对于人体结构并不了解，五官的结构感性而简单，按照现在科学写实的观点来看就是错误的；但和现代人做的木偶比起来明显感到现代木偶一律生硬呆板，像是僵死的尸体，甚至连尸体都不是，只是一些缺乏有机生命的起码完整性的虚假拙劣的一堆散碎东西。
木偶面部表情和人物性格很大程度上依靠脸部那些意象的脸谱纹饰来烘托。所有纹饰构成一个有机的力的完整体，如同书法的抒情方式差不多。人物形象夸张概括的如此自然流畅，没有阻碍；这种真实的感觉是和客观物象的真实并行不悖的；而不是一种对物象的附属关系和简单模仿的关系。
二、如今绘画学习和创作方法反思
当写生变成一种依赖，往往扼杀了人的感受力。众所周知，当年西方绘画对中国绘画界最大的影响就是科学写实主义的引入，以至成为后来学院纯绘画教学的主流。而写生也就成为最理所当然的基础训练方法，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方式可以避免陷入不知所以的程式；使绘画可以回归到一个比较原初的起点；但这种方法如果发展成一种依赖的话就会有很多的弊端；直接导致对于绘画理解的本末倒置，为了写生而写生；或者因为写生的习作性质而忽视画面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把绘画的意义简单化为被动的描绘，从而在创作时离开所谓写实造型的技术框架就无所适从了。
再来看看写生这种行为本身。在写生之前必须掌握一些基本的分析方法，观察方法；据说这些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在描绘某个物体时还必须掌握这个物体的结构。比如画人时要掌握一些例如三庭五眼等基本比例和头部的解剖结构；也就是说当你在写生时，其实是在运用你获得的知识在描绘，并非是纯粹的观察。如果我们没有掌握这些知识并且在实践中熟练运用，那么就基本不知道怎么把看到的物体画出来。根据这些科学的知识准备，我们画出了科学的绘画。到这里，绘画就成为科学的附属物，或者说是科学的插图。
非洲的原始艺术之所以在现在人看来那么奇怪，就是因为那背后的知识框架和我们现在的知识框架完全不是一回事。就像非洲原始部落的人也看不懂我们的写实绘画认为这些东西和现实并不相符。
根据以上的推断，我们知道写生并不是对客观物象纯粹描绘的过程，它无非也是某种理论的实践和某些知识的运用过程。当这种框架和理论停留在机械唯物主义的认识层次时，我们的写生活动基本就是扼杀心灵的行为。
当照片和电脑变成创作的必须条件时，它们往往限制了人的想象力。
由于我们对于科学写实框架的依赖，致使现在从写生过渡到创作最普遍适用的方法就是运用照片。不管怎么样，必须有一个能说明你的写实功夫的活体现出来，然后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在此并不是说运用照片就不可以；但如果这成为一种必须的条件，甚至是唯一条件的时候就又成了本末倒置。很多时候往往是换种方式来写生；背后的精神是空洞的，苍白乏味的，人云亦云的。
现在国内的绘画专业的教学缺乏创作过程的训练，更缺少艺术思维的锻炼，大多数时候是要先拍出或先做出一个图片，再转移到绘画上去，对于那些已经对绘画有相当领悟的人或比较有天分的人来说这不失为一个比较善巧的方法，但很多时候，这会使人产生依赖，并且失去对绘画独立生命的体会，绘画有自己的空间和结构的规则，这和画面上每一个哪怕最细微的部分都有关系，比如笔触的关系，颜料的层叠，色彩色调的关系，它关系到作画者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个动作以至每一点情绪的变动。所有这些都将融入到你的绘画中，这和你的画面形象是否符合科学透视，解剖，等等没有关系，形象只是可辨识的符号。
但笔者并不是要把两者分裂并对立，在古代两者是没有区别的，但是自从照相术发明之后，形象被相机从绘画中抽离出来，两者变成了矛盾的东西。乃至后来艺术家走向两个极端，一派极力反对绘画性，无限放大可辨识图像；另一派坚守绘画本体语言，排斥绘画的图像效应。说的严重点造成这种分裂罪魁祸首其实就是现代技术。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像古人一样忠于自己的内心，根据自己的记忆绘画；主动避开这种对技术的依赖。
三、古代画家的担忧
现在人类已经掌握了很多以前无法想象的技术，过去被认为是很复杂的事现在可以在技术的强大力量下变得轻而易举。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很难说清；现在的人容易对科技过于乐观和依赖，而忽视了自己正在被异化的事实，机器延伸了人的各种功能，同时也取代了人的各种能力。
当年洋人的新技术登陆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辉煌文明的泱泱大国时，国人就觉得各式的科学技术只是奇技淫巧，让人养成懒惰的习惯。当时可能是一种保守的表现，但现在看来我们应该理解了当时人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担忧。
西方的现代史大致就是技术发展史，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透过画了格子的玻璃发现透视技术，达芬奇这位文艺复兴大师是一个自然科学的痴迷研究者，他其实只是在艺术中加入了一个非艺术的表象，开创了一个看似不断进化的过程；为美术史家编造美术史提供了一个借口。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并不会因为技术的进步和写实能力的提高而相应的提高了他们的艺术的审美价值。
所有这些技术的进步不能等同于艺术的进步，而且优越的技术往往会限制人们的灵性发展的空间。技术使得人们忽视自身的能力，也无法调遣自己的潜力。为什么现代再也不能有人能像米开朗基罗那样用自己的精神建构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很多绘画蔓延着乏力空洞的影像拷贝；我们再也没有戈雅那种的想象力了吗？我们可以像过去人那样根据记忆和想象来绘画吗？只有那些沉淀在心灵里的形象才是你自己的一部分，才是最鲜活生动的想象而不是机器的冷漠记录。
照相术发明之前中外的很多艺术家都是根据记忆和想象绘画。我们中国古代的画家学习和创作是和现代人截然不同，他们对于绘画技术的掌握大都通过画谱的临摹和口诀的揣摩来达到的，而不是对着对象写生。比如山水画，他们是先学习古人总结下来的一些程式，然后把心目中的山水和画谱中的山水对应起来；通过观察自然的山水回来之后用学得的程式描绘下来。而且是按照绘画的规律来创作，这样从一开始就着眼画面本身的独立性；随着程式的熟练掌握而融入自身的情绪与学养，有杰出成就的画家会进而不断改革和完善出新的程式。
由于技术条件的局限，古代的艺术家基本是根据记忆来作画。但我们现在看来，这种局限非但没有限制他们，反而使他们更好的发掘了内心的潜力，也更好的把精神专注于绘画更本质的属性上；经营画面的格局，营造画面的空间和意境是古人乐在其中的享受。古代的山水和我们眼中现实的山水显然是有很大出入的，然而我们在那些山水中能感觉到一种更纯粹的美境，那是等同于现实山水的另一种现实。他和简单描绘眼中所见空间和透视的类似照片的绘画比较，具有一种完整性，艺术的完整性，而不是一个空洞的片断的现实投影。
艺术永远是关乎心灵和观念的，他和外在的技术没有直接联系。中国画一直都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尊重人的直观感受，以科学的标准去看就是近似儿童和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他们用意象和审美的眼光看待自身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无处不投射了一种人格化的精神，一棵树、一块石头、一只鸟。所有这些都寄予了古人的人格理想，并和个人生存状态息息相关。古代画家在摆弄着画面上的线条和看似单一的程式时，令人惊讶的运用极简的程式语言描绘出了山水人物的活生生的气韵。这种神奇的效果往往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
在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我们回头看看那些古代的艺术，就像一个充满鸟语花香的童年故乡，它总能带给我们一种心灵深处的感动——那是个没有分裂的世界。
据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家向达先生考证，尉迟乙僧父子当时是以于阗质子的身份入住长安的。质子是西域绿洲各国为了表达对中原王朝的臣服和永不叛变之心，也为了学习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国家管理制度而将各国王子作为质子派遣到中原学习的统称。尉迟乙僧父子是中国佛教史和绘画史上出现的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僧侣与画家，简称画僧。父亲尉迟跋质那出身于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王族，于隋仁寿初年从长安到达洛阳，以善画外国人物和佛像著称。其子尉迟乙僧在唐贞观初年来到长安并带来了凹凸晕染法、曲铁盘丝法并对唐及后世的绘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代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到，“尉迟跋质那，西国人。善画外国及佛像，当时擅名，今谓之大尉迟。”
“尉迟乙僧，于阗国人。父跋质那。乙僧国初授宿卫官，袭封郡公，善画外国及佛像。时人以跋质那为大尉迟，乙僧为小尉迟。画外国及菩萨，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散落有气概。僧棕云：外国鬼神，奇形异貌，中华罕继。”⑥充分证明了尉迟父子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尉迟乙僧能在都城长安驰骋画坛并大展宏图，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一方面尉迟乙僧出生在中西文化融合荟萃、佛教艺术繁盛的于阗王族绘画世家，与其志同道合的兄长尉迟甲僧同池濯笔，研习画艺，这就为他扎实的绘画技能和未来的艺术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他闯入唐代画坛前重要的准备和必不可少的修养；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于阗国与中央王朝关系十分密切友好，这种开明盛世的优良环境为画坛巨子尉迟乙僧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著名的现代画家、教育家潘天寿先生称尉迟乙僧的画技“非特其技术，足以与阎氏兄弟抗衡，实与初唐绘画上以新趋向之波动”。在唐代画家中，阎立本是公认的初唐画杰，尤其擅长人物画，成就也最高，其画作被列为“神品”，可以说是艺绝当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曾记载尉迟乙僧在隋唐画坛地位：“国朝画可齐中古，则尉迟乙僧、吴道玄、阎立本是也。”⑧评价极高，这足以说明尉迟乙僧在中国美术史上所占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尉迟乙僧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其父，《唐朝名画录》中尉迟乙僧笔下的花鸟、山水、人物，都是根据他所熟悉的西域情形所创作的，这使得他的绘画作品在长安城里风格独树一帜，而唐代大画家阎立本也有善于表现有关“异域”题材的绘画，其作品《西域图》《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等名扬天下，号称“丹青神话”。两人相比之下，尉迟乙僧技法、形神更胜一筹，而且更鲜明地表现了西域风土人情，特别是运用西域凹凸晕染法技巧表现出震撼人心的立体效果，这也是现存下来的一种有关西域壁画风格的绘画手法。
二、尉迟乙僧绘画风格对唐代画坛的影响
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曾说道：“唐代洛阳亦有尉迟乙僧及吴道玄画，凹凸派之画风当及于其地。又按凹凸画派，虽云渊源印度，而唐代作家之受此影响，当由西域人一转手。尉迟乙僧父子以善丹青弛声上京，即其一证；而近年来西域所出绘画，率有凹凸画之风味，足见流传之概也。”被誉为“画圣”之名的唐代画家“吴道子”深得尉迟乙僧晕染凹凸画法之精要，即所谓“吴带当风”，经过长期揣摩实践，终于开创了唐代绘画的巅峰局面，尤其对唐代以后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吴道子最有影响力的道教图《武圣朝元图》《八十期神仙卷》，在线条的运用上渗透着强烈的情感，整个画面气氛统一于形象又都具有强烈的运动感、线条流畅自如，因而得了“下笔有神”“援豪图壁、飒然风起”“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美誉。尽管其真迹已不复存在，但从各摹本中我们仍能隐约窥见它们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吴道子的遗风。当然，受到晕染凹凸技法熏染的并非只有吴道子一人，还有许多中原画家争相学习描摹，受影响的地区不仅在长安，随而遍及洛阳；不仅改变了人物画的画法而且也使“山水画”发生了“一大变局”。尉迟乙僧艺术创作技法及其风格对唐代画坛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凹凸晕染法、曲铁盘丝法。所谓凹凸晕染法是指画面着色厚重，有立体感。如元代汤垢《画鉴》所言：“用色沉著，堆起绢素而不隐指。”
尉迟乙僧的画作看起来好似凸起于表面，但用手触摸实则平实无华，究其原因是与他画作的用色与运笔有关。从现存的西域壁画或者是敦煌壁画中，考古工作者截取些许颜色进行化验，确认了壁画中青、绿等颜色系巴克达山及阿富汗等地区出产的青石和绿松石提炼而成。而这些颜色材料与色泽深沉、浓艳的赭石、朱砂、土红等矿物质颜色搭配使用，就会形成一种厚重沉稳、色度鲜明、对比强烈却不浮躁的立体画面效果。特别适用于表现人物衣褶紧窄和人体肌肉的明暗晕染以及等方面。而曲铁盘丝法即现在所说的铁线描，其线条均匀有力度如弯曲的铁丝一般富有弹性。此种绘画技法，不同于中原绘画作品中只注意外轮廓与形体某些重要关系的描绘和传统的“迹简意澹而雅正”的方法。瑏瑡尉迟乙僧的画风，用笔显然是更注意肌肉的起伏、重视人体的立体感的表现、体面的细致变化，注重精密的线的变化和运用。这在他所刻画的佛像、动物画以及西域民族人物画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遗憾的是，现存的画作中并没有他亲自署名的作品，但有史书记载，北宋时御府所藏尉迟乙僧画有《弥勒佛像》《佛铺图》《外国佛从图》《大悲像》《明王像二》《外国人物图》等八幅。瑏瑢再如，初唐时期的作品，新疆克孜尔石窟孔雀洞的壁画《降魔变》上所描绘的形象，与史书记载尉迟乙僧所绘降魔图的处理手法有极相近的地方，壁画提供了关于曲铁盘丝线描与凹凸晕染法相结合的表现手法的实物资料。画中人物的外轮廓均是用铁线描勾勒，而身体起伏、面部肌肉的受光部分则是采用晕染的方法来表现受光的强弱。这些人物体态的处理充分说明画家对人体结构有比较深的理解和在绘画技巧上取得的成就。尉迟乙僧的绘画技巧不单单是抓住了对象的外形，更重要的是在于形神的兼备，不仅“奇”而且“妙”，所以在当时才得了绘画史论家们“身若出壁”“逼之飘然”的秒赞。
正因为这样，他的画风代表了西域少数民族的画派风格，并影响了唐代绘画思想和绘画风格。总之，尉迟乙僧是封建时代促进绘画技巧发展的重要画家之一，是西北少数民族画派的杰出代表，他与中原画派的代表———阎立本共同影响和促进了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第二，“于阗画派”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精神。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布萨格里在《中亚佛教艺术中》提出了“于阗画派”的概念，并对“于阗画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西域）唯一能够夸耀并为中国艺术家和评论家欣赏的伟大作品的画派是‘于阗画派’瑏瑣。今天看来，这一说法虽有些夸大其词，但足以说明一点，那就是于阗画派的代表人物———尉迟乙僧父子的艺术水准远在当时画师、画匠之上，应属于唐代最著名的画家和画派之列。当时于阗国位于丝绸之路的西域绿洲之上，印度佛教随丝绸之路南北道传入西域后，当时的于阗国、龟兹国画家吸收了来自印度的犍陀罗艺术形式，即如何表现人物衣褶紧窄、人体肌肉结构明暗的技巧，同时又借鉴了中原地区的画法和艺术观念并与本土文化混合交融，创造出的一种具有西域风格和地方特色的绘画形式———于阗画派、龟兹画派、米兰画派等。于阗画派在中原的画作几近不存，仅能从史书记载上窥见一斑。例如《沙埋和阗废墟记》中，曾记载一幅于阗画派典型的代表作品———《龙女图》。“画着一个在方形水池中沐浴的妇女，环绕着水池的地面上铺着棋盘格状的纹路，水面上到处漂浮着莲花。女人全身，只有头上有一块形似印度的纱巾，颈部、两臂和腰上束有饰物，画面轮廓简练，以优美的线条勾画出了颇具活力的神韵。右手的纤指抚着胸口，左臂以曲线形弯至腰部，四条系着小铃的带子系在臂部周围，酷似早期印度雕塑艺术中的。”瑏瑤画面中对人物正面像的勾画：脸部是圆盘形的，眼睛拉得细长，人物眼睛、鼻子、嘴均由一根线条肌肉结构的起伏勾勒而出，这条线沿着鼻头到达鼻槽弯曲部位，再经过人中与上嘴唇连接，这种一气呵成的运笔方法，“不仅在印度绘画和中国初期的佛教绘画中找不到痕迹，而且与西域其他地方的人物口鼻画法也截然不同。
于阗画法用一根线条巧妙地完成鼻体、鼻槽和上唇的造型，结果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种奇特的风韵。于阗佛画在描绘人物正面像时，为了表现上唇隆起，在接近鼻槽处中断线条，在画侧面时，鼻槽的线条和上唇的线条连接在一起……这种独特的画法可以更好地表现鼻槽周围筋肉的高低起伏，表明了于阗艺术家们对人体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瑏瑥。人体按自身比例成平面对称结构，追求的是神情姿态（人物精神世界）与光影明暗的表现技巧。如何达到立体感的用色方法，是于阗画派最显著的特色。于阗画派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它所波及的范围近者达到龟兹、敦煌，远者达到中原、，以及日本、高丽等国。尉迟乙僧到达长安后，在保持于阗画派原有技法的同时，通过与阎立本、吴道子的交流，以及受到唐代诗歌、乐舞熏陶，使自己的绘画逐渐融入了哲理和诗化的成分，达到形神兼备、表现技巧与文化内涵并重的境界。其画风对国内外的影响相当久远，一直到北宋，还有一些画家“敬摹”其画。传统的中国画与西方古典美学中“重在再现”的写实主义风格完全不同，其美学观点“重在表现”，追求的是意境、以形写神、讲究气韵、仪态，而不太注重结构比例、透视、解剖等关系。尉迟乙僧带来的西域画风和画技，给中国画的真实感一个强有力的补充，使之更加完善。在与中原画家的交流中，尉迟乙僧也领悟到了中原传统美学观念中，把自然形态转化为视觉形态，更加注重以形写神，把笔中物象变成某种情感形态，描写艺术家精神上和感觉上的心灵真实。所以，尉迟乙僧成为推动中国绘画进程重要人物之一，对隋唐的绘画艺术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在我国绘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三、结语
中国传统绘画在表现物象、反映生活方面，有着独特的认识和方法，运用的不是写实手法而是提炼与概括，不追求形象的典型性、真实性，而是类型性和概括性；通过形象的“神韵”、“意似”，揭示物象本质特征。作品的思想内容注重含蓄；强调的是曲折性、抒情性、寄寓性。因此，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审美意识形态的特征就是———“写意性”。在西方水彩画艺术语言中，写意性也是特有的表现方法和绘画语言特色，是水彩画本身所具有的表现形式和审美价值取向，在作品的创作灵魂和意境上得意体现。
水彩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性特有的艺术语言还要依附于欣赏习惯、民族特色、审美情趣、美学思想。水彩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的水墨艺术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自唐以来中国水墨画的发展与表现形式就有了较大的变化，这个时期有不少的文人士大夫也参与到绘画之中。中国传统绘画的泼墨、泼彩和水彩画的用水、用色颇为相似，两个画种都是以水为媒介，在水的作用下通过色彩和笔触展现出物象的神韵和意境。中国的传统绘画与水彩画的媒介“水”的掌握和运用，恰好体现出它们的异曲同工之效与“写意性”的本质内涵。
水彩画与中国画写意性审美观念研究
水彩画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传播、发展、完善的不同时期与阶段。是表现浪漫情调和体现民族浪漫情调的审美观念的最佳载体。丰富的民族审美观，拓展了水彩画的美学空间和文化内涵，同时也体现了本体语言特色的发挥。中国画和水彩画具备一个鲜明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以水为媒介。中国艺术史上对水的认识与掌握历史悠久，如孔子的“智者乐水”、老子的“上善若水”、再到中国绘画中以水墨作画，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造就出了中国人用水的丰富经验。这种以水为介质的绘画种类，具有中国传统绘画中水的韵味，更加清新与秀润。
在构思、创造形象、审美、表达思想内容等方面，中国传统绘画写意性之中的“意”贯穿于绘画创作始终，重在于“意”；中国传统绘画是以“意”造“意”。就艺术语言形式而论，“意”既可以传之画内，也可以传之画外，“意”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意”除指画家的情思、画的意旨、意蕴、主观意志、情意，还指意趣、生意、神似、神韵；在某种程度上则反映了“意”的概念在绘画中对具体形象的表现发展为对作品画意的表现。
在绘画领域的美学观念中，对于“写意性”的要求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见解，“意、趣、妙、有、无、虚、实、味”等相关因素至关重要，而“意”和“趣”、“有”和“无”、“虚”和“实”又是很难分开的。例如，“趣”虽不等于“意”，但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缺少“趣”，就会影响“意”的表现和创造。因为“意”多是富有“趣”的。明代文学家屠隆曾说：“意趣具于笔前，故画成神足”。“意”是构成神似、神韵的基础条件，“趣”又是表“意”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意必有趣，趣必有神。无趣无神则无意”。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趣”只是构成“意”的条件，并非意的本身。《画梅题跋》中论道：“画梅不要像，像则失之刻。要不到，到则失之描，不像之像有神，不到之到有意”。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更高境界为：“不似而似”则似在“神”，“不到而到”则到在“意”。讲求“意似”、“笔”（线）是构成“意似”的先决条件。
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性相比较而言，水彩画的写意性是建立在西方水彩画本体艺术语言上的民族艺术形式，具有强烈的民族浪漫情调的审美观念，是区别于西方的另一个美学体系，写意要渗透民族文化的内涵。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精神，才有灵魂。水彩画写意的审美观与技法语言是水彩画在中国繁衍与发展最好的选择，它将西方水彩画的审美观、艺术手法融合到了东方的诗意意境中，形成了“西方缤纷、东方情调”，“西方手法、东方精神”艺术手法，不仅体现了文化的融合还将水彩画注入了勃勃的生机，形成了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水彩画民族风格的写意性，是水彩画语言本体的发挥、民族精神的张扬。
笔墨韵味、气韵生动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最高标准。水彩画的用水技巧借鉴中国画泼墨的酣畅淋漓之感，有其奔放不羁的气势；要有虚实相生的视觉享受，浑然天成之感；从美学角度上讲，水彩画的水韵中要有中国画的干笔、枯笔用笔，做到刚柔并济、干中有湿、干湿融合。挥洒写意是写意性主题绘画的技法表现形式，源于南朝，成熟于唐朝。中国画“疏体”是其早期的绘画样式。水彩画的挥洒写意是建立在水彩画“本体艺术语言”上的一种民族表现形式，脱离水彩画“体”的写意，将是无源之水。水彩画中隐含着民族绘画“笔墨”的精神和“线”的文化，在其美学观价值中体现为：枯湿浓淡、轻重缓慢、抑扬顿挫等富有生命节奏的技法用笔，其丰富的艺术形式产生了“意味”，绘画语言美不仅在于描绘形体，还在于语言自身的本体美。中国传统绘画强调的是“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而水彩画在表达具体物象的同时注重的是视觉感受，因此，艺术形象的表现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在绘画的创作过程中都能代表一定事物的本质特征与艺术面貌。中国传统绘画写意性不仅讲究笔墨情趣、形神兼备，更讲究墨有墨用、笔有笔用、笔墨融合，互相依附，正所谓形与神、墨与色的完美结合，恰似水彩画对中国传统绘画写意性的借鉴。
中国传统绘画写意性与水彩画表现形式研究
在我国比较文学中，意象的解释是：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结合，也就是融入诗人思想感情的“物象”，是赋有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的具体形象。即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意象造型是中国传统绘画写意性的本质特征。《辞源》将意象解释为：“主观情意和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心象”。意和象的辨证关系是研究中国画写意性本质特征的依据，在其发展中经历了“造理入神”、“重形入神”、“以形写神”、“得意忘形”、“遗形写神”的反复与曲折的过程。同时，意象造型也决定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性本质与中国画不会走上西方写实主义的道路，而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中国传统绘画注重借物抒情，这是中国传统思想儒道文化的影响的结果，具有独特的形式美与内容美。当然，这与中国特有的民族思想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性在用笔上倾向于写意和表现，用线无拘无束，淋漓痛快的笔墨传达出“有”与“无”、“虚”与“实”、“意”与“境”，在造型上遵循“师造化之象，师造化之理”。即从自然中来，不求真实地复制自然，表现出艺术的本体意识和主观意识。水彩画受中国画的影响，水彩画的笔法语言融入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语言，丰富与发展了水彩画技法语言的表现能力，引导更多的水彩画家潜心于水彩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性研究，并将中国水墨画的用笔融入到水彩画语言表现中，用笔上提出了对有意味的用笔更深层的追求，最终展现出独到的意境美。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讲究“骨法用笔”，即讲究中锋、侧锋、顺峰以及逆锋等运笔技法，采用破、擦、点、染等技巧，这一点与水彩画颇为相似，笔墨艺术在表现线的刚柔、粗细、方圆、疏密、与墨的干湿、浓淡等方面会产生一种韵律感。水彩画用笔强调“画”，水墨画用笔注重“写”，水彩画更注重用笔的变化，即对象的形象，又寄寓作者的性情的艺术效果，用色简练概括，格调清新洒脱与水色交融的酣畅淋漓保持一致，力求为平面化的视觉效果，升华出单纯、凝练的品位。而水墨画中用笔强调手随心至—堤、柔、按、压，追求力度和厚度—平、圆、留、重关系协调，讲究用笔的程序性和节奏感：顺、逆、疾、除，气脉相连，笔笔都会流露出“书法”的印迹，融主观意念于客观之中，和水墨画一样，水彩画也讲求笔法的含蓄和力度，但不同的是水彩画用笔是从油画的用笔直接继承过来的，用笔强调突出对象的体与面的结构和转折，再结合色彩的冷暖、明暗、变化呈现出立体的视觉效果。现代水彩画创作中常见到留白、飞白的表现手法，尤其是写意性的作品较为常见，这是由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中的枯笔“飞白”，留空罩染的技法而来的。
[关键词]电影字幕“题画诗”“题跋”
中国电影和传统绘画在创作实践中所存在的深刻关联作为一种美学现象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作为电影艺术表现力的重要元素，电影字幕会通了中国传统绘画“题画诗”、“题跋”的艺术表现形式，与影片画面、叙事结构紧密结合，营造了中国电影的独特艺术氛围。电影字幕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演职员表的字幕和语言翻译的字幕；二是在故事进展过程中加入的字幕。此文讨论的主要是后者。这种字幕形态，在中国电影中，正是发挥了传统绘画的“题画诗”或“题跋”的艺术功能。
一、抒情寄义，营造意境之美
众所周知，在画面上题诗、题跋，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独特的表现形式。它的形成源于书画同源、诗画一体，是诗歌和绘画联姻的产物。一方面，诗与画共同的写意性可以使整幅作品意境会通；另一方面，题诗对于绘画的点醒，既是画意的延伸，同时也暗含着“言志”的艺术传统。明代唐寅作《秋风纨扇图》，画面上是一女子手执纨扇，在庭园中徘徊，面部表情神色忧郁。画家在画幅题诗道：“秋来纨扇合收藏，何时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正是因为有了画面上诗与画两相映衬、相谐合一，所以才能提示观赏者超越画面本身去探知它的画外旨趣，即，去感知与想象画中人物的身世际遇和如此感伤的原因。尤其一句“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不仅有看破世事后的劝慰，也更深层地表现出对于世态炎凉的感慨和愤懑。
同样，在中国电影中，字幕较之于具象的电影画面，可以更好地体现出文字给人的想象、联想、思考功能，它与画面的配合，更易于抒情寄意。在王家卫的影片《2046》中，周慕云与另一个苏丽珍在斑驳的墙边分别后，苏丽珍伴着音乐凄婉地走着，字幕插入：一若牡丹盛开／她站起身／走了／留下既非“是”又非“否”的答复。如果只看画面，给人的视觉感受仅仅是一个女人凄婉地走着。而字幕的加入，使这幅画面犹如一曲视觉咏叹调。在影片《东邪西毒》中，一开始就是黄河起伏不定、波涛汹涌的空镜。一组西毒和欧阳峰的快剪之后，波涛翻滚的水的背景上出现竖排三行的字幕：佛典有云：旗未动，风也未吹，是人的心自己在动。这些字幕犹如写在画卷首端的题跋，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画幅的基调，它暗示着影片的内涵不止于重现一个武侠世界，而是借武侠的躯壳来探讨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问题。贝拉·巴拉兹在《可见的人电影精神》中说：“各种生动的文字符号是感情运动的书画轨迹。它们不是抽象的，而是内心状态的直接再现。”这里的字幕与绘画的“题画诗”一样，正体现了创作者的“内心状态”。在影片《悲情城市》中，文清去山上看宽荣，转达黄先生之弟死前给黄先生的留言“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以及文清所言“狱中已决定，此生须为死去的友人而活。不能如从前一样度日，要留此地，自信你们能做的我都能做”的字幕。都有“言志”的功能。
二、虚实互衬，突出形式之美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题画诗”、“题跋”对画面构图和意境还有一种互衬的作用。因为文字本来是一种虚象，它虽能示意，但并不代表什么东西。但是墨迹又是实在的，这就有利于构图景物虚实的互衬。例如潘天寿喜作巨石，如果从体面上解决石头的质感会造成平板堵塞的感觉，所以石采用轮廓线形，又由于面积太大，因而他常在石上题跋，达到了构图既不太实，也不太虚的感觉，而由于书法的形式美，也增加了画面的光彩。
在电影中，当然不涉及书法的笔致美问题。但抛却书法不谈，文字与影像画面所产生的互衬的关系仍然可以在中国电影中找到痕迹。根据画面的色彩、内容和节奏选择适当的字幕颜色，不仅可以丰富画面的色彩，甚至可以起到渲染气氛、扬抑情绪、突出重点的作用。同时，中国传统的美学观也对电影字幕的构图提供了借鉴，例如传统绘画对自然色彩的拟人化，像“绿肥红瘦”、“怡红快绿”、“伤心碧”、“寒烟翠”、“青欲滴”、“绿生凉”，这些古诗人笔下的色彩感觉运用在字幕上，都会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强烈的震撼。关锦鹏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字幕与画面互衬的一个特例。这部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影片将小说文字与电影影像做了完美的结合。从片头处，振保在旅馆和过了一夜之后离开，洋溢着玫瑰般血红色的底子上，出现几行竖排的字幕：从那天起，振保就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一直到影片结尾处，振保在车上与娇蕊见面后，心情颇有起伏，一番波动之后，字幕出现：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这中间所有的字幕都是彻头彻尾的来自于原小说。从字幕与画面的关系来看，它并不是画面的书面总结，画面也不是图解。观众撇开字幕也同样能看得懂。导演也不依靠它来叙事，或者讲述人物的前史。但它插在影片中造成的那种和谐、诗意，以及难以言传的美感，正是题画诗在绘画中“互衬”作用的“转义”。
三、铺陈叙事，创造戏剧之美
当电影还是“哑巴”的时候，画面所负载的信息往往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创作者多在该画面之后的空白画面里，插入长篇累牍的字幕作为补充说明画面的信息。这些字幕作为介入叙事、引导戏剧性对白的手段在电影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后来声音的出现使字幕一度解放，但它并没有就此退出电影的舞台，反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与画面一起，碰撞出浓浓的诗意。
叶浅予的人物画有西方写实的根底，但他的一些意笔人物画突破了写实的局限，强化了笔墨和线条的表现，其人物造型的准确性多来自写生手法，这使他的意笔人物画更接近传统文人画。较之叶浅予，黄胄更加强化了人物画的线条表现，速写式线条的迅疾多变构成黄胄人物画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黄胄的人物画以线破形，凸显人物画的线条表现，较之徐派人物画更具生动、自然之效，更促使京派人物画向传统文人画倾斜，从而构成与徐氏学派人物画不同的审美取向。
从蒋兆和到叶浅予、黄胄，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徐氏写实主义对人物画创作的观念笼罩，这标志着写实主义人物画逐渐向传统文人画过渡。但这一切无疑都仍是在写实主义内部进行的，无法从根本上冲破写实主义的框架。彻底冲破写实主义的观念，推动中国人物画的现代转型，还要依赖时代审美观念的变革和中西美术融合碰撞背景下的多元化审美价值。
“85美术新潮”在为中国现代美术带来多元化审美的同时，也促使中国现代美术创作呈现多元化态势。在当代中国美术全面经受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冲击的过程中，传统文人画也作为制衡力量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写实主义在经受了现代艺术对它的全面冲击、洗礼后，也以顽强的生命力，主动融入现代美术思潮，以新的面貌和创作形态继续占据着当代中国画坛的主流地位。
京派绘画创作开始冲破“素描为一切造型基础”的写实主义观念，开启全新的现代探索。在绘画观念方面，后京派画风打破了主题性创作的泛政治化母题的辖制，弱化了绘画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在绘画语言方面，素描写实手法已从唯一正宗的地位开始降落，西方现代派变形、夸张、抽象、泼彩、构成、肌理等造型手法成为这个时期京派人物画创作突破写实画风辖制的有效手段。西方现代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现代画风恰恰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相互融合，开创了后京派文人画创作的新格局。
后京派传统文人画的复兴主要体现在山水画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以李可染为代表的京派山水画派在画坛迅速崛起，成为写实主义山水的北派典范，与以傅抱石、钱松喦等为代表的金陵画派南北遥相对峙，两者成为20世纪中期中国写实主义山水画的两大流派。后京派山水画基本上全面抛弃了写实主义山水画的创作路子，重新回归文人画山水传统。他们的山水画不再像李可染山水画那样注重反映社会现实、表现宏大叙事和政治性母题，而是一如传统文人山水画那样强调表现心性和笔墨韵味。虽然后京派山水画家所宗法的南宗山水，使他们无法在风格图式上认同李可染，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不面对他，李可染仍然是一座无法绕开的大山。从当代新文人山水画派的审美创作倾向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山水画有忽视风格、偏重笔墨的倾向，这导致当代山水画复古风气的盛行。但仅就复兴传统山水画、重建其价值尊严而言，当代京派山水画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传统文人画的复兴对于京派花鸟画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京派早期以花鸟画为宗，如齐白石、陈半丁、陈师曾、李苦禅皆以花鸟画著称。20世纪50年代之后，无论人物画、山水画皆走上写实主义道路，力求用写实主义推动中国画的现代转型，而唯有花鸟画逐渐边缘化，与写实主义相对立，成为被抑制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京派花鸟画在全面回归传统文人画的同时，也开启了花鸟画的现代性探索，除笔墨之外，其在图式、构成、风格等方面都力求追寻一种现代况味，因而在后京派花鸟画创作格局中，除大写意花鸟画外，也出现了工笔写意花鸟、现代花鸟画。这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大写意花鸟画家要数崔子范。崔子范并不是学画出身，这使其从根基上就挣脱了来自传统绘画的种种束缚，齐白石曾称他的画是真正的大写意。
就京派绘画的现代性范式建构来说，其人物画最为成功。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吸取和与传统文人画的融合，京派写实主义绘画基本完成了人物画的现代转型。在后京派人物画家中，张道兴是最出色的，他的人物画虽有写实的底子，其本人也有驾驭宏大叙事的本领，但他的画已没有多少素描的影子了，而是纯以传统笔墨线条为之，这突出表现在他的人物画的面部刻画上。他不用光影阴暗界面的素描法，而是用平涂勾线极力靠近传统笔墨，但造型的准确却来自写实的深厚功底。因而他的画虽极力强调变形夸张，但形准却成为其人物画达乎神韵的前提。
叶浅予的人物画有西方写实的根底，但他的一些意笔人物画突破了写实的局限，强化了笔墨和线条的表现，其人物造型的准确性多来自写生手法，这使他的意笔人物画更接近传统文人画。较之叶浅予，黄胄更加强化了人物画的线条表现，速写式线条的迅疾多变构成黄胄人物画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黄胄的人物画以线破形，凸显人物画的线条表现，较之徐派人物画更具生动、自然之效，更促使京派人物画向传统文人画倾斜，从而构成与徐氏学派人物画不同的审美取向。
从蒋兆和到叶浅予、黄胄，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徐氏写实主义对人物画创作的观念笼罩，这标志着写实主义人物画逐渐向传统文人画过渡。但这一切无疑都仍是在写实主义内部进行的，无法从根本上冲破写实主义的框架。彻底冲破写实主义的观念，推动中国人物画的现代转型，还要依赖时代审美观念的变革和中西美术融合碰撞背景下的多元化审美价值。
“85美术新潮”在为中国现代美术带来多元化审美的同时，也促使中国现代美术创作呈现多元化态势。在当代中国美术全面经受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冲击的过程中，传统文人画也作为制衡力量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写实主义在经受了现代艺术对它的全面冲击、洗礼后，也以顽强的生命力，主动融入现代美术思潮，以新的面貌和创作形态继续占据着当代中国画坛的主流地位。
京派绘画创作开始冲破“素描为一切造型基础”的写实主义观念，开启全新的现代探索。在绘画观念方面，后京派画风打破了主题性创作的泛政治化母题的辖制，弱化了绘画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在绘画语言方面，素描写实手法已从唯一正宗的地位开始降落，西方现代派变形、夸张、抽象、泼彩、构成、肌理等造型手法成为这个时期京派人物画创作突破写实画风辖制的有效手段。西方现代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现代画风恰恰与中国传统文人画相互融合，开创了后京派文人画创作的新格局。
后京派传统文人画的复兴主要体现在山水画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以李可染为代表的京派山水画派在画坛迅速崛起，成为写实主义山水的北派典范，与以傅抱石、钱松喦等为代表的金陵画派南北遥相对峙，两者成为20世纪中期中国写实主义山水画的两大流派。后京派山水画基本上全面抛弃了写实主义山水画的创作路子，重新回归文人画山水传统。他们的山水画不再像李可染山水画那样注重反映社会现实、表现宏大叙事和政治性母题，而是一如传统文人山水画那样强调表现心性和笔墨韵味。虽然后京派山水画家所宗法的南宗山水，使他们无法在风格图式上认同李可染，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不面对他，李可染仍然是一座无法绕开的大山。从当代新文人山水画派的审美创作倾向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山水画有忽视风格、偏重笔墨的倾向，这导致当代山水画复古风气的盛行。但仅就复兴传统山水画、重建其价值尊严而言，当代京派山水画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传统文人画的复兴对于京派花鸟画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京派早期以花鸟画为宗，如齐白石、陈半丁、陈师曾、李苦禅皆以花鸟画著称。20世纪50年代之后，无论人物画、山水画皆走上写实主义道路，力求用写实主义推动中国画的现代转型，而唯有花鸟画逐渐边缘化，与写实主义相对立，成为被抑制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京派花鸟画在全面回归传统文人画的同时，也开启了花鸟画的现代性探索，除笔墨之外，其在图式、构成、风格等方面都力求追寻一种现代况味，因而在后京派花鸟画创作格局中，除大写意花鸟画外，也出现了工笔写意花鸟、现代花鸟画。这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大写意花鸟画家要数崔子范。崔子范并不是学画出身，这使其从根基上就挣脱了来自传统绘画的种种束缚，齐白石曾称他的画是真正的大写意。
就京派绘画的现代性范式建构来说，其人物画最为成功。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吸取和与传统文人画的融合，京派写实主义绘画基本完成了人物画的现代转型。在后京派人物画家中，张道兴是最出色的，他的人物画虽有写实的底子，其本人也有驾驭宏大叙事的本领，但他的画已没有多少素描的影子了，而是纯以传统笔墨线条为之，这突出表现在他的人物画的面部刻画上。他不用光影阴暗界面的素描法，而是用平涂勾线极力靠近传统笔墨，但造型的准确却来自写实的深厚功底。因而他的画虽极力强调变形夸张，但形准却成为其人物画达乎神韵的前提。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从对大自然的茫然无知，到渐渐有所了解，艺术家的视野开始回归了人本身，此时的艺术在弗洛伊德及同时期文学作品的影响下，看到了人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三位一体，让艺术家更注重发现人、理解人、诠释人。而此时的文学，“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封为鉴定文化的准绳”。西方早期的绘画可以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美术开始，古希腊与古罗马出现了辉煌灿烂的绘画艺术。古希腊的古风瓶画是实用工艺的杰出创造，而古罗马绘画的色彩更加艳丽，其壁画、肖像画都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中国绘画同样经历了一个“写实性”的发展过程。《人物御龙帛画》描绘巫师乘龙升天的情景。巫师宽袍高冠，腰佩长剑，手执缰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龙首轩昂，龙尾翘卷，龙身为舟，迎风奋进。龙尾之上立有长颈仙鹤，龙体之下有游鱼。帛画中的华盖飘带与巫师衣带随风飘动，表现了巫师乘龙飞升的动势。“叙事状物，寄托情感”是早期美术作品的主要功能。
二、中世纪宗教语境中的绘画
中世纪处于古典文明的结束与复兴之间，中世纪艺术属于基督教艺术，这时的艺术，开始了从“哲学情怀”到“宗教情思”的过渡的大语境。此时艺术变得崇高、神圣，它不注重客观世界的真实描写，而往往以夸张、变形等手法表现精神世界。中世纪审美观发生了变化，艺术品不再模仿现实社会，而是注重表现基督教的威严和神秘。在人物塑造上，人体一般直立，张开双手，但是还是有罗马艺术的影子。新兴资产阶级力图复兴古典文化，在造型艺术方面，以写实传真为首务，开创了基于科学理论的表现技法，如人体解剖和透视法等。汉魏对图宣讲的传统在佛教传播中，将佛教主题与中土的手卷画形式有机结合；正如先秦许多绘画是为讲述而存在的，这些画卷也是为演讲者而创作。佛教艺术家的任务是在纸、绢上描绘佛教人物的神变，变文的讲解者在讲唱时即以此作为一种图解（在这些画卷上一般还有简要的文字提纲），按图讲说。图绘再次成为口头叙事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
三、现代绘画中与文学语境的同步发展
纵观世界艺术史，文学语境与绘画语境始终在同步发展。高明的画家往往能够在意境中把握事物独特的艺术特征和表现自己深刻而独到的人生感悟。这种意境是画家自身修为的体现，受画家的文学艺术修养的制约。文学艺术修养是难以琢磨的，它来源于艺术家心灵对世界和人生的独到感受。绘画中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1）许多优秀的绘画作品大多把文学作品的内容当作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