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多元系统论 译者的文化态度 审美文化 伦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2－0034－02
引言
西方翻译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语言学转向之后，逐渐开始向文化研究的方向发展，逐步实现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中研究翻译。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学派便在此过渡阶段应运而生，有效辅助翻译研究的转向。该学派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即是多元系统论和翻译规范论，而前者则是奠基之作。
多元系统论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1978年，佐哈尔在他的《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意指特定文化里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着眼于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和地位的演变。谢天振在最初接触到埃氏的Polysystem theory一词时，曾把它翻译成“多元文化理论”，以突显其文化理论的本质。
一、多元系统论的翻译观
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中心论点是把各种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看作系统而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系统内部可以用一系列对立的系统加以描述：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经典文学与非经典文学的对立，翻译文学与原创文学的对立等等。
佐哈尔按两条思路研究翻译作品和多元系统的关系：第一，接受文化（目的语文化）是如何选择作品作为翻译对象的；第二，翻译作品是如何通过与其他目的语言系统产生联系从而采取特定的准则、具有特定功能的。早期翻译研究者倾向于看待对等的一对一关系及功能对等概念，他们认为译者具有主观能力来生成一个对等的文本，而这些文本反过来又会影响某一社会的文学文化常规。而多元系统理论者则认为接受文化的社会规范及文学常规支配着译者的美学预设，从而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他们在吸收“系统变化”观点的基础上，抛弃了静止的、机械的一些观念，试图描述翻译生成的过程和整个文学系统内变化的过程。多元系统论的提出预示着翻译研究重心的转移，把重心从源语文本转向目标文化。
根据佐哈尔的观点，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以占据主要位置也可能位居次要位置，具体要根据该文化里当时其他文学的状态而定。他描述了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位置的社会条件：第一，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型，即是说，文学的发展尚属“幼嫩”，有待确立；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或处于“弱势”，或两者皆然；第三，一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陈德鸿、张南峰，2002：118）。在这三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单要借助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很频繁和重要，也占据了主要或中心的位置，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仅仅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而是会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多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从而将原著里大多数的新元素带到译入语文化系统里。结果就是译文在充分性方面会比较接近原著。
然而，当原来的文学系统发展完善的时候，便无须依赖翻译输入外来元素。在这种情形下，翻译会处于次要的地位，在多元系统里只能形成一个边缘系统。因此译者只能屈服或遵从系统里一些原有的规范，倾向于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在译入语文化文学系统中寻求已有的模式，结果往往需要放弃或修改原著里的内容或形式，此时的译文比较注重“可接受性”。
二、多元系统论的盲点
（一）译者的文化态度
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传统译论注重静态的语义对比，往往把语言模式或不发达的文学理论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多元系统扩展了翻译研究的理论疆界，为翻译研究最终走出规定美学局限开辟了道路（Gentzler，2004：123）。
但国内有学者指出，多元系统理论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按照多元系统论，“选择拟译文本的原则是由对（本国）多元系统起支配作用的情况决定的：即文本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们与目标文学的新方法是一致的，同时也因为它们在目标文学中所具有的可能的革新作用。”（Zohar，2001：193）例如在五四时期，大量外国诗歌被翻译为白话文自由体诗歌，符合当时提倡以白话文创作自由体诗歌的需求。但拟译文本的选择不仅仅是由多元系统决定的，译者的主体性也对文本的选择起直接作用。译者会尽可能选择与自己风格一致的文本或熟悉的体裁，以发挥优势，提高译文质量。另外，根据多元系统论，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是由多元系统的运作机制决定的。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时，译者会采取异化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则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可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做出翻译策略决定的自主性。如果真是这样，那又该如何解释同一时期的某一原作的不同译本会采取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呢? 两种翻译策略并存的现象表明多元系统论区分的两种不同翻译策略选择可以在同一时期同一文化体系内同现。这一例外并非要否定多元系统论，只是意在指出这一理论由于未考虑译者的文化态度而造成的缺陷。
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之所以能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因为它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让翻译活动的执行者意识到了出发文化和目标文化之间的差距，从而赋予了他特定的文化态度。由此可见，我们在关注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译者的文化态度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王东风，2000：6）。多元系统假说如果能将译者对两种文化的主观认定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考虑进去，势必会更有说服力。毕竟，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一个主观的过程。
（二）审美文化的干涉
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涉及译者的审美习惯和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期待（魏瑾，2009：61）。译者作为特定文化群体的成员，其审美意识必然受到其母语文化传统及审美机制的影响，也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在译作中。译者是一个个性化的主体，在对原文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不同的译者会因其审美能力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审美想象方式。当客观因素作用于主体的审美结构时，主体不是被动地进行活动，而是能动地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处理。
例1：She was a striking-looking woman, a little short and thick for symmetry, but with a beautiful olive complexion, large, dark, Italian eyes and a wealth of deep black hair.(Naval Treaty)
译1：安娜貌颇逸丽，肤色雪白，柔腻如凝脂，双眸点漆，似意大利产。斜波流眉，轻盈动人，而卷发压额，厥色深墨，状尤美观。唯体略短削，微嫌美中不足。（程小青译《海军密约》）
作者和译者处于两个不同的美学系统，各自持有不同的对女性美的规范和描写方式。为了迎合当时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译者将原文中那个矮小丰满和拥有美丽橄榄色皮肤的西洋女子改造成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传统美人：凝脂一样雪白的肌肤，双眸点漆，斜波流眉，呈现给读者的是中式女子的特征，异域色彩消失殆尽。文学是以美感为中心的动态系统，文学翻译应以再现原作的审美特质与价值为出发点和归依，而作者和译者所处的两种不同文化系统所派生的审美客体表现形态和审美主体心理机制的差异会造成译文一定程度上的变化（Jauss，1983：336）。
（三）伦理文化的干预
每个社会都有其根深蒂固的伦理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制约着人们的言行举止，树立道德标准。同样，一个社会的伦理文化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对于有悖于本文化的异国文化因素可能会持有排斥态度。因此译者会无意或有意地用译语读者熟悉的伦理观念去传达外国文化信息，这无疑影响和制约着译者对异国文化的择取。
中国一向崇尚伦理道德，在伦理上相对保守和敏感。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对今天的人们还有影响，在此影响下形成的伦理价值观与西方在解放人性、尊重人权方面较开放的环境中形成的伦理价值观有很大程度的不同，这种伦理开放度的不平衡必定会作用于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目标文化的开放度越高，译者的策略选择就越偏向出发文化，反之，则偏向目标文化。
例2：D.immediately overcome.“Oh,dear,dear Julia! Oh,I have been a naughty and undutiful child!”(David Copperfield)
译2a:都拉复悲，自承其不孝。（林纾《块肉余生述》）
译2b:朵立即伤感起来。“哦，亲爱的亲爱的朱丽亚！哦，我过去是一个淘气的不孝的孩子！”（董秋斯《大卫•科波菲尔》）
“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两位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熏陶的译者都把原文中的“undutiful”译为“不孝”。在林纾的许多译文标题中也可寻到“孝”的踪迹，如Montezuma’s Daughter和The Old Curiosity Shop就译成《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和《孝女耐儿传》，原文中的复仇和反抗行为均被视为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尽孝行为了。
三、结语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突破了翻译对等的枷锁，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但任何理论都具有缺陷，多元系统论亦不例外，对于同一时期并存的两种翻译现象便缺乏解释力。在这种情况下，则需考虑到译者的文化态度、审美文化、伦理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等等的影响。多元体统论结合影响翻译的主观因素，可以对一些翻译现象做出较为合理和全面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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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entzler,E.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7]Even-Zohar,Itamar.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A].Laurence 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reprinted)[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8]王东风.论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J].中国翻译,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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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汉斯•罗伯特•耀斯(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一、系统论与多元智能理论的简介
系统论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于1947年创立的，是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又一次“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的新理论。系统论是指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理论。系统是指相互间既区别又联系的部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能够达到目的的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每一个系统都是由许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子系统构成的整体，每个子系统又都由各要素所构成，系统中的诸多要素必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有机结合、和谐有序，才能使整个系统保持它的正常运转。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因而一切事物都可以用系统观点来考察，用系统方法来描述。[4]现代系统论注重整体性原理、有序性原理和开放性原理。
多元智能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于1983年在《智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是当前教育心理学中最新的理论之一。加德纳于1993年在《多元智能》一书中把智能定义为“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或社会活动中解决问题或制造产品的能力。[5]”在《多元智能新视野》一书的“有关术语”中把智能定义为“从本质上说，智能是我们人类按照特定的方式，在处理特定种类的信息时的一种生物心理潜能”。[6]多元智能理论打破传统的将智能看做是以语言能力和逻辑―数理能力为核心的整合的能力认识，而认为人的智能是由加德纳最初提出的音乐智能、身体―动觉智能、逻辑―数学智能、语言智能、空间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和新确认的博物学家智能以及虽然有一定的把握但尚不能最终确定的存在智能这“八又二分之一[6]”种智能构成，并且每种智能都是由构成它的“亚智能”组成的。不仅如此，另有证据表明，亚智能是能经常一起运作、相互支持的。[6]在此基础上，多元智能理论从新的角度分析和阐述了智能在个体身上的存在方式以及发展的潜力等。
二、赏析系统论与多元智能理论
虽然系统论是一门在自然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横断科学”理论，多元智能理论是教育心理学中最新的理论之一，但两者之间的一些观点确实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而且运用系统论的基本观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多元智能理论的视野。
（一）整体性原理与智能构成
整体性是系统论的核心思想，任何事物都是整体与部分的统一。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也就必须遵循这种辩证关系及其规律：首先，在认识事物特性时，应该坚持从整体出发去认识事物，而不应从部分出发去认识事物，否则就会陷于谬误；其次，在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时，又应努力通过部分去认识事物整体，通过部分去改造事物整体。[7]
多元智能理论把智能定义为“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或社会活动中解决问题或制造产品的能力，是我们人类按照特定的方式，在处理特定种类的信息时的一种生物心理潜能”，打破传统的将智能看做是以语言能力和逻辑―数理能力为核心的整合的能力认识，而认为人的智能是由音乐智能等八又二分之一种智能构成。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系统论整体性原理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事物时必须遵循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以及坚持把“从整体出发去认识事物特性”与“通过部分去认识事物整体和改造事物整体”相结合的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多元智能理论提示我们，在认识人的智能时也理应认清“人的智能这个整体”与“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这些部分”的辩证关系，坚持把“从人的智能这个整体出发去认识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这些部分”与“通过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这些部分去认识和改造人的智能这个整体”相结合的认识智能的科学方法。
（二）有序性原理与智能组合存在方式
系统论认为，凡系统都是有序的，它是系统有机联系的反映。系统是多层次、多等级的，由横向联系、纵向联系、纵横联系构成立体交错的网络模式。系统内部之间稳定的联系构成系统的内部结构，保障系统的有序性。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人同时拥有上述八又二分之一种智能，只是这些智能在每个人身上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组合存在，使每个人的智能具有各自的特点。
如果我们把人的智能这个整体看作一个系统，那么，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则是该系统的子系统。人的智能这个系统与构成这一系统的子系统之间以及各子系统之间必然有着横向联系、纵向联系和纵横联系，通过稳定的有机联系构成智能系统的内部结构，保障智能系统的有序性。不同的智能组合是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的主要根源，尊重每个学生智能组合存在的特点是实施多元智能理论最根本的核心所在。
（三）开放性原理与智能发展
开放性是说一个系统如果与外界有物质、能量、信息等方面的变换，它就不再是孤立的系统，而是开放性的系统。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即系统与环境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都必须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否则，就不能保证自身的正常运转和发展。每个具体的系统都是从普遍联系的客观事物之网中相对地划分出来的，与外部事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要素或分系统与外部的直接联系，更有系统作为整体与外部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形成系统特有的规定性是必要而且重要的，称为系统的外部规定性。系统的完整规定性由内部规定性和外部规定性共同构成。
多元智能理论在强调“最好以纵向方式把智能看作一组能力[6]”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对智能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多元智能理论认为，除遗传因素以外，后天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受教育经历，对儿童的智能发展也有重要作用。个体智能的发展受到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的极大影响甚至制约，其发展方向和程度也因环境和教育的差异而表现出差异。
如果我们把人的智能看作一个系统，而把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看作该系统的子系统，那么，构成各智能子系统的“亚智能”则是各智能子系统的要素。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智能系统及其子系统都必然是开放系统。智能系统的各种智能子系统之间和各种智能子系统的要素之间必然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以保证智能系统自身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各种智能子系统的要素、各种智能子系统和智能系统与外部之间必然存在着广泛的直接联系。这也是《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8]的意义所在。
三、系统论与多元智能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教育就是要帮助每个学生运用整体性原理理解和掌握智能构成，运用有序性原理认识自己的智能组合存在特点，运用开放性原理认识到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对智能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而选择适合自己智能组合存在特点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充分运用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来促进智能系统的发展，实现在学生优势智能得以充分发展的同时，带动其弱势智能的发展，通过各种智能子系统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而实现智能系统的“整体涌现”，进而通过智能系统的整体涌现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实现学生“富有个性的发展”与“全面发展”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注释：
[1]陈伟，谢铁丽.系统学习法的学习方法指导――基于系统论的学习方法指导[J].学园（教育科研），2012，（11）：93-94.
[2]秦文芳.吸收多元智能理论，转变教育思想和方法[J].学苑教育，2012，（18）：24.
[3]刘柱.论多元智能理论视阈中的校本课程实施[J].科教文汇，2012，（27）：94-95.
[4]许国志.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7.
[5][美]霍华德・加德纳著，沈致隆译.多元智能（修订本）[M].第2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6.
[6][美]霍华德・加德纳著，沈致隆译.多元智能新视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关键词： 梭罗 《瓦尔登湖》 多元系统理论
美国作家梭罗是一位深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影响，最富中国情结的人。《瓦尔登湖》是梭罗的散文之作，在美国文学中被公认为是最受读者喜欢的自然作品。它详细记载了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身体力行的实践经历，并证明他本人关于崇尚自然与简单生活追求的两年又两个月的独处生活。梭罗反对为了经济利益对大自然进行过分掠夺，反对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放弃生活质量，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过俭朴生活的理念。
一、梭罗和《瓦尔登湖》
亨利・大卫・梭罗1817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美国超验主义作家之一。超验主义者对大自然倍感亲切，梭罗更是以全部的热爱融入大自然的生活。为了专心聆听自然界的启示，真正与自然融为一体，梭罗来到瓦尔登湖畔独居，详尽记录了森林中的自然环境和自己在林中的生活。1854年，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出版了，在书中有优美细致的景色描写，也有精辟透彻的说理文章。经过一百多年的流传，其现已成了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到目前为止，该书已经出了一百五十多个版本，被翻译成四十几种语言，成为19世纪美国文学非小说著作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书籍之一。由于《瓦尔登湖》简练的语言、朴实的自然思想、丰富的内容，在美国十九世纪散文中独树一帜，成为美国文学中独一无二的散文名著，穿越时空，影响至今。在多元系统理论中，《瓦尔登湖》不仅充分阐释了其文学经典内涵，更体现了其社会生态思想和自然生态意义。
二、多元系统理论和文学翻译
多元系统理论是把外界环境、文学作品、译者和读者有机联系在一起。这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著名的翻译理论。该理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语言、文学、经济、意识形态等）视为系统。这些社会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因此是多元系统。埃文・佐哈尔把翻译放入了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进行考察，把历史观、系统观、动态观引入了翻译研究，把文学翻译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系统，并给予和原创文学及模式同样的重视，认为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过程中，它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成为多元系统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部分。佐哈尔主要研究的是翻译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即文学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当静态文学翻译处于“主要地位”时，它就会“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如果处于“次要地位”，它就只是“巩固现有的语言项目和表达模式”。动态翻译作品与多元系统的关系不仅取决于在文学系统内部运作的特定条件，而且取决于文学系统外部运作的社会价值和读者需求。
三、关于《瓦尔登湖》的分析
《瓦尔登湖》不再仅仅是一本自然的书，而是作为一种追求理想生活的特立独行的精神，它的魅力和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现在，这部作品已经成为美国文学中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国也悄悄盛行，出现一些崇尚梭罗自然观的读者。
（一）经典化。艾略特认为，经典是在产生之后经过历史检验才逐步确立的，经典作品的内在特质和外在表现可以凝聚为一个词――成熟。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语言及文学成熟的时候，它一定是成熟心智的产物。赋予经典作品以普遍性的正是那个文明，那种语言的重要性及那个作者自身的广博的心智。卡尔维诺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定义经典，对个体来说，经典常读常新值得不断重读，其蕴含的价值取之不尽，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感受和发现。从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来看，经典已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给人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也就是说经典具有永恒性，经典是在时间检验中筛选下来的著作。
梭罗从一开始就做得很好，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将自己两年的生活浓缩为一年，开始于夏季，并依次进入秋冬和春天，由此形成生命从绚烂，死亡到重生的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循环。梭罗不但在象征意义上使用年月的轮回，而且多次使用了从早晨到晚上的一日轮回，时间和自然世界的种种意象承担了表达与批判等诸多功能。这种将自然世界精神化的特点正是超验主义的一贯风格，但是同样表达对人和社会，生活和自然的认识，《瓦尔登湖》更具有有机的生命力，阅读时容易深入人心，其在美国及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无可置疑。不过，在美国本土，对瓦尔登湖的经典化接受却经历了一个相对曲折缓慢的过程。当时的美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思想和风格并不十分理解，认为它是一部记录自然生活的散文。事实上，人们只是把它看作是一个还算不错的读物，而并不理会作者的哲学观与生活方式。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梭罗的简单生活哲学受到推崇，《瓦尔登湖》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另外，由于马丁・路德・金的影响，梭罗的公民不服从思想深入人心；随后全球生态思潮兴起以后，梭罗又被尊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和生态主义的先驱。
中国作家对于《瓦尔登湖》的接受经历了曲折。1949年，徐迟翻译了梭罗的《瓦尔登湖》，但出版之后并未引起国内读者的注意。直到1982年，徐迟重新校译、出版的《瓦尔登湖》才终于赢得了中国作家和读者的认同，这种变化折射出时代思潮和文化语境的发展。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除了历史的机遇和认可以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其内在的文学艺术价值与思想文化内涵。同时，梭罗真挚的人格魅力也对其著作的经典化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满足了读者不断产生的新的社会需求。
（二）生态化。梭罗创作《瓦尔登湖》的19世纪中期正是美国工业化的发展期，他深深地感觉到现代文明对于自然生态的侵袭，因而倡导回归自然、俭朴生活的理念。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工业文明对于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相似的历史阶段与文化语境，使中国当代生态散文作家们对于《瓦尔登湖》怀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潜移默化地在译者和读者之间引起共鸣。《瓦尔登湖》的重读，掀起了绿色文学运动，中国作家们的生态思想意识受到了激发，文化传统中的自然情结得以朝着生态方向转化，从而积极地充实了当代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层次。
1.自然生态。《瓦尔登湖》开篇就是“经济篇”，在这里，梭罗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记述了它如何造屋种地，生火做饭，如何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随后，又有“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阅读”，“声音”，“寂寞”，“访客”，“种豆”，“湖”，“冬季的动物”等章节，从自然舒畅的字里行间，人们能够感受到神灵与湖水的气息，体味到林间溪畔的宁静。自然是真正的主角，自然与人类一样，热情洋溢，情感丰富，甚至拥有无异于人类的心理活动。冬天，梭罗会听到湖上的冰块的咳嗽声，松鼠和野鼠会为了他储藏的坚果而争吵开来。而当春天来临，湖会感受到斜斜地从山上射下来的阳光的热力，“它伸懒腰，打呵欠，像一个才醒过来的人”，借由拟人的修辞手法，梭罗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重构，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自然生态思想。在第七章“种豆”的开篇，梭罗这样写道：“我的助手是滋润这干燥泥土的露水和雨点。但是虫子，寒冷的日子，尤其土拨鼠则是我的敌人，因为他们吃光了我一英亩地的四分。”很明显，这时候的梭罗刚刚开始他的不是意义和价值的领域，只是一堆有待人类利用的资源。在“湖”这一章节中，梭罗忧伤地写道：我第一次划船在瓦尔登湖上的时候，它四周完全给浓密而高大的松树和橡树围起。可是，自从我离开这湖岸之后，砍伐木材的人竟大砍大伐起来了。从此要有许多年不可能在林间的小道上漫步了，也不可能从这样的森林中窥见湖光水色了。最后，他悲痛地叹道：我的缪斯女神如果沉默了，那是情有可原的。鸟儿的森林已被砍伐，你怎能期望它们歌唱呢？连瓦尔登湖都遭到了破坏，人们陷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那么，如何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人类才能彻底解决当下的生态危机。生态文明显然保证了文明与自然之间平衡和谐的关系，但梭罗的生态思想又一次给予我们启迪。
2.生活生态。梭罗提出了一种在瓦尔登湖畔身体力行的生活观：尽可能地简化物质生活，朴素而居，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精神需求，即“简单生活观”。这里的“简单生活观”是一种与消费文化相反的生态的人生观念，主张人类节制物质需求，尽可能简化物质生活，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多余的财富只能购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简单，简单，简单啊！”梭罗呼吁：“最好你的事只两件或三件，不要一百件或一千件。”他紧接着高呼：“简单化，简单化！不必一天三餐，如果必要，一顿也够了；不要百道菜，五道够多了；至于别的，就在同样的比例下来减少好了。”他叹道：“一个人的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显得简单，寂寞将不成其为寂寞，贫困将不成其为贫困，软弱将不成其为软弱。那么为什么我们应该生活得这样匆忙，这样浪费生命呢？就让我们简单而安宁，如同大自然一样。”从梭罗的文字看来，人类的发展绝不是对物质财富的不断占有，而是精神生活的丰富与人格的提升。在“春天”章节中，梭罗说道，只要一场细雨便会使小草青葱许多。同样的，有更好的思想注入时，我们的前景便光明起来。梭罗的语言是平实的，在生活生态领域倡导人们得道多助，探索精神生活，体会简单生活之美。
多元系统理论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文学翻译，把作品与读者更好地融合。我们认为文学翻译的效度是译文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识别原作或原作者的交际意图的程度。译作效度的高低主要体现在译文读者通过关联原则获得的语境效果与原文读者获得的语境效果的相似程度。《瓦尔登湖》是梭罗的经典之作，其译文的流行度体现了文学翻译的文学价值和文化追求，读者的阅读参与性也说明了这部作品的经典社会性。书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化意识，梭罗超越了传统的人类本位主义，不能俯视自然万物，而是转换角度，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并设身处地地从自然角度思考，把生态整体利益作为出发点，具有超强的生态整体意识。在自然界永恒的宁静中，人类发现了自我，梭罗到湖边去正是为了寻找和探索真正的生活，人类怎样渡过一个有意义的一生，以及更好地创造自我。这些内容深刻地启迪了我们的思想，积极地指导了未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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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元文学系统理论存在以下一些不足：一是忽略译者的主观性，没有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考虑进来；二是忽略其他社会因素，诸如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完全没有加以说明；三是对核心概念的标准定义不清，对于多元系统论的核心概念的标准评价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关键词：多元文学系统；局限性；理论；不足
一、多元文学系统理论简述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提出了一个概念――多元系统。翻译文学被佐哈尔定义为多元文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并通过其在多元文学系统中的位置来研究翻译文学对主流文化的影响，以便于更加客观有效地了解和发现文学翻译的规律。
佐哈尔认为，存在着三种情况，使得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学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佐哈尔认为，如果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学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这就意味着引领着文学形式库的创新，并会对文学史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时，作品的原创与作品的翻译之间不再有很严格的界限，翻译规范很有可能过于异化，而翻译作品存在着忠实性和充分性相统一的趋势。主流的翻译作品都是由主流的作家翻译的。在这样的文学模式的构建中，翻译这一行为引进了新思想，引进了新的语言和模式以及技巧。
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在翻译研究方面可谓是创新之举。多元系统理论从以往的纯翻译研究扩展到了翻译理论方面的研究，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传播。从该理论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出，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会随着当时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学中的地位而变化，以满足不同的翻译需求。但是，该理论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这将是接下来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多元文学系统理论存在的一些不足
在多元文学系统理论中，佐哈尔仅仅详细论述了文学或语言多元系统，因此该理论还有需要完善之处，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多元文学系统理论存在以下几点局限性：一是忽略译者的主观性，没有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考虑进来；二是忽略其他社会因素，诸如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完全没有加以说明；三是对核心概念的标准定义不清，对于多元系统论的核心概念的标准评价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1、忽略译者的主观性
根据多元系统论，在周而复始的系统运作之中，译者的主观性成为系统之外的因素，这是多元系统论的一大缺陷。拟译文本的选择不仅仅是由对多元系统起支配作用的情况决定的，译者的主观性也对文本的选择起直接作用。在实际操作中，译者会尽可能选择与自己风格一致的文本，或尽可能选择自己熟悉的体裁，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提高译文质量。在这一方面，译者的主体性不容忽视。
此外，多元系统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策略选择的规则，但实际上，译者不是机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多元系统理论一再强调并规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并不符合实际，明显剥夺了译者本身的主观能动性，一味强调客观而忽略了人的主观性。
2、忽略其他社会因素
多元系统理论将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了抽象简化，简单地认为译入语的文学形式库就能决定翻译文本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但实际上，多元系统理论所提供的规则只是一方面，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更是要考虑之前提到的译者本身，以及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
佐哈尔并没有从真正的实际出发来研究文本的产生，而只是将假设的结构模式和概括的理论用在了文本上，并分析其与事实的相符度。但是，多元文学系统中的“元”不能仅仅是某类文学，还应该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考虑进来，并加以详细地说明。而佐哈尔仅仅在其理论中简略提到了以上因素的作用，并没有将其对于多元文学系统的影响一一加以说明。这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不足所在，也是多元系统理论可以丰富并加以挖掘的地方。
3、没有关键概念的明确标准
在多元系统的概念中，处处可见作者对于多元文学系统理论核心概念的定义，如一级、革新等等。然而我们不由得会产生疑惑，这些一级与二级、强势和弱势、中心与边缘的标准是什么？
以我国民国时期的多元文学系统为例，一部分认为我国的文学系统亟需变革，因此主张直译，如鲁迅等；而另一部分则认为我国文化博大精深，仅需吸纳西方文化的一些特色，因此主张意译，如梁秋实等。所以说，判断一个文学系统是“强势”还是“弱势”、处于“中心”还是“边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标准。那么，怎样判断一个文学系统是处于“强势”还是“弱势”状态？标准在哪里？佐哈尔在他的理论中并没有给出标准。也就是说，佐哈尔自己也没有对这些核心概念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仅仅通过主观上的分析来进行判断。
三、小结
科学告诉我们每个理论都有局限性。佐哈尔的理论产生土壤在以色列文化，放之四海，必然存在着与实际不甚相符之处。首先，多元系统理论忽视了译者自身的三观取向，没有考虑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其次，该理论对于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因素考虑不够深刻，还可以继续完善和挖掘。最后，佐哈尔对于理论内的一些核心概念定义不清，存在着一定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因此，我们在分析文学活动现象时，要批判地、辩证地来运用该理论。可以看出，多元文学系统还存在着很大的完善空间，只有充分认识到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才能够更好地促进理论贴合实际，进而完善理论、使多元系统理论具有更大的普适性。（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4）.
[2]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
[3]谢世坚.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4）.
[4]林萍.贡献与局限：多元系统理论评说[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3（1）.
关键词：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系统；当代翻译理论
一、多元系统理论的兴起与主要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了文化层面。最为著名的流派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学派。其代表人物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他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这一理论主要研究动态文化和异质文化。佐哈尔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互动，受系统关系的制约，是一项复杂的动态性活动，而不是一种预先可以固定的活动。所以，从文化形成的角度来看，不同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某种互动。因此，翻译在系统范围内也就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些互动相互密切关联。
佐哈尔还认为，传统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弊端，过分侧重于实证主义和物质内容的分析，应该建立在大量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用现行的功能主义范式进行取代。因此，他批评了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的日内瓦结构主义学派的静态系统观和非历史观（埃文-佐哈尔，2002：20），转而在总结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之上，创立了一套崭新的理论，即多元系统理论。基于形式主义，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等，是由系统组成了混合体（杨柳，2009：31）。
佐哈尔把文本看作由多个层次组成的结构，让这些结构变成了一种多变的动态网络。一方面，他吸取了索绪尔的“结构”这一概念，同时全面摒弃了索绪尔用静态结构来解释语言系统的做法；另一方面，为了强调社会文化系y的历时和共时的互动作用，提出了“动态结构”的概念。
二、多元系统理论与文学系统
佐哈尔特别强调指出：多元系统论的原则之一，是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这一原则对文学研究尤其重要，因为仍然有人混淆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佐哈尔2002：21）。因此，他为文学系统提出了三对相互对立的概念：（1）经典化和非经典化（canonized and non-canonized）模式的对立，或者说“高雅文学”和“理俗文学”的对比。通常较为保守的“经典化”模式会试图维持自身的主要地位，而其他创新的“非经典化”模式则试图取代前者的核心地位。（2）中心与边缘（center and periphery）位置的对立。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既可能处于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3）主要和次要（primary and secondary）活动的对立，即创新和保守的对立。对某一文化多元系统进行深入了解，就必须兼顾主要和次要两种模式，对实践中的翻译实例进行全方位描述。
这三对概念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关联，而是由人为设定的，受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可以互相转化。一个文本不是由其内在特点来决定其在系统内的地位，而是由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决定。
三、多元系统理论对当代翻译理论的影响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对当代翻译理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影响。第一，多元系统理论让传统翻译研究摆脱了静态和孤立的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领域，以动态观点分析翻译的有关问题，实现了推陈出新。第二，多元系统理论研究强调以大量的个案实证研究为基础，而非假设或解释，译者参与具体研究和论述，使得研究结果更为可靠。第三，多元系统理论之前的其他翻译理论以翻译产品为主要对象，而非理论本身，研究产品成为翻译研究的目标，该理论则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综上所述，多元系统理论为传统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带来了三大根本性变化，即综合的解释性，合适的实证考查以及理论的历史演化。
四、结语
佐哈尔用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地位、翻译的规范进行了具体阐释，指导具体翻译实践。该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结构，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因素组成的一个多层次集合体，随着其中各因素的相互作用，该集合体也会变化和发展。因此，多元系统理论能够有效地解释人们面临的棘手的社会文化现象，应当以批判性的态度看待。
参考文献：
[1]杨柳.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2]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
一、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由以色列当代著名文学家及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尔(Even-Zohar)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该学派主要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研究，认为文化因素对翻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8年，埃文-佐哈尔出版了《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在本书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根据该理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也就是由符号主导人类交际形式，诸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等，须视为系统而非又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较充分地理解和研究。各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大的“多元”系统。要全面并充分的理解各个系统，就必须将其置于多元系统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中来研究。后来佐哈尔把这一理论运用于文学翻译研究中。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系统。作为整个文化和社会系统的次系统，文学系统是各种文学子系统的集合。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研究翻译文学，就必须将其置于大的文学系统中来研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作品时要考虑其文化因素。翻译是一个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过程涉及最少两个文化系统，即源语文化系统和译入语文化系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考虑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从而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对译入语文化的作用取决于其在译入语文化中所占的地位。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化系统中是处在中心位置还是边缘位置，又决定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作为文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既可以占据中心位置，也有可能处在边缘位置，这与当时该文化系统中其他文学子系统的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各系统之间既相互联系和依存，同时也存在矛盾和斗争。正是由于各个系统的地位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原创文学与翻译文学是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一对对立的子系统，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形下会出现繁荣，甚至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当某种文学系统还没有明确成型，也就是说，文学还处于“幼嫩的”形成之中的阶段；2.当文学处于“边缘”（在相互联系的各国文学中）或者处于“弱势”地位，或两种情况兼而有之；3.当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者文学真空的情况。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地位的变化会引起翻译策略的变化。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往往是创新的力量，这时译者就不再套用本国文学中已有的规范和模式，相反，译者会打破本国文化的传统模式，而遵守源语文化的规范，采取异化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这时译者注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所以多遵守译入语文化已有的模式及规范。
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需要慎重考虑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以及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并以此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译者必须从原语中寻找蕴含的文化信息，并且在译文中反映出来，在翻译的过程中既要保证不偏离原文的文化内涵，又要使译入语读者能准确地理解其意义。因此，对文本进行文化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
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翻译就充分地体现了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其英译本中，当属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最具影响力。但是，杨译本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信息；而霍克斯译本以译文读者为导向，多采用归化策略。
杨宪益夫妇对中国传统文化带着敬仰和崇尚之情，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感。而且杨译本是受外文出版局的委托，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它把《红楼梦》译本定位于英语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在处理文化信息时更加注重对文化信息的考究，更加忠实于原文。而对霍克斯来讲，由于受到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的影响，在翻译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中都处在边缘位置，译成英语的中国翻译文学在英语国家的文学系统中，也同样处在边缘位置。因而霍克斯在翻译时就很可能相应地将《红楼梦》的英译本也定位在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
例如，对书中端阳节的翻译，杨译本保留了中国传统的赛龙舟的文化意向，将其译成Dragon-Boat Festival；而霍克斯译本只是点出了这个文化意向的时间是midsummer，他更注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因此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多元系统理论使很多翻译学者能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看待翻译文学，因此这一理论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对文学作品翻译的分析之中，它其实同样适用于指导商务翻译实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商务英语也逐渐得到发展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因此，商务英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系统。商务广告翻译成功与否取决于对译入语的消费者产生的影响。例如，商标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因此，译者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迎合消费者的心理从而占领市场。
（一）Rejoice 飘柔；Heads&Shoulders 海飞丝；Safeguard 舒肤佳；7-ups 七喜。
以上的例子均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它们都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特点---中国人比较喜欢喜庆的事物。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在大的文化系统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因此这种采取归化策略的翻译正反映出了译入语文化中已有的模式和规范。与直译相比，更具有接受性。
（二）Kentucky 肯德基；Mc Donald 麦当劳 ；Nokia 诺基亚；Motorola 摩托罗拉；Cadillac 卡迪拉克；Pierr Cardin 皮尔卡丹。
以上的例子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这与中国人当时普遍的心理是有很大关系的。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事物被引进到中国，同时中国人在心理上也更乐于接受西方新鲜事物。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将外来文化放在了文化系统中的中心地位来考虑，采用了异化的方法，保留原文的语音效果，使其听起来更具异国情调，更有“洋味”。因此异化的翻译策略非常好的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从而占领市场。
四、多元系统理论指导翻译的不足之处
虽然多元系统理论从文化层面指导翻译研究与实践，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但其理论自身也并非完美，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首先，是其理论中评价性术语的界定问题。佐哈尔提出了翻译文学系统在文学系统中占中心地位的三种情况，提到“边缘”和“弱势”，但是对其应该如何界定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其次，多元系统理论只强调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等主观因素。比如，有时尽管翻译文学处在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根据多元系统理论译者应采取归化策略，但是假如译者在翻译中带着某种目的，如引进异国文化，他反而会采取异化策略。因此，翻译策略的选定并非完全取决于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的地位，还需考虑其他因素。
【关键词】外国电影 字幕翻译 多元系统理论
一、张南峰的“扩充的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最早由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在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扩充的多元系统”，该理论认为，就翻译研究而言，可以假设文化大多元系统是由六个相互重叠、相互交叉的多元系统所组成的，那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语言、文学和翻译多元系统。“每一个多元系统，都从自己的某些原则或价值观衍生出一套规范，不但支配系统内的活动，有些还试图参与其他系统的运作”。
二、以“扩充的多元系统理论”看电影字幕翻译
1.字幕翻译面临挑战。近年来，大量的外国电影涌入中国市场，而2014年10月的《银河护卫队》，早在上映之初，就因电影字幕翻译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场风波，起因是民间译者“谷大白话”对电影官方字幕的批评和勘误。
电影字幕是各种力量作用下的产物，来自不同多元系统的规范同时作用于译者，译者主动地接受这些力，各种拉力最终与译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所以，在某些翻译“硬”错误之外，民间和官方翻译的一些分歧是可以由“扩充化的多元系统”理论来进行解释的。笔者对此用多元系统理论，对制约字幕翻译的规范做一描述。
2.对《银河护卫队》字幕翻译焦点问题的探讨。首先，people with sticks up their butts的翻译。该句直译为“屁股里插了棍子的人”，说明他们过于拘谨。官方字幕是“教会了人们扭屁股”，民间译者认为这抹煞了原本的幽默感。字幕译制方解释，如果“忠实”翻译，会违背我国的电影审查规范。众所周知，审查尺度就是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外国影片经常通过“性暗示”的手段达到幽默或双关的效果，而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性”的包容度比较小，这样的台词不能公然出现在屏幕上。
第二，rodent官方译为“小浣熊”，民间译者认为蔑视之意欠缺，应换做 “鼠辈”，但官方译者称“小浣熊”也相去不远，重点是该译法获得了发行方认可。票房问题为重中之重，如果翻译不贴近观众，恐怕难以达到满意的市场反应。所以，发行方会提出“接地气”的要求。“小浣熊”一词比“鼠辈”更贴近中国观众（源自一种食品的风靡），目前的观影主力――80后、90后年轻人，对这个词有着不一样的情怀。由此看到来自经济多元系统的规范的影响，电影发行方为了经济利益，利用有限的话语权，也在左右字幕翻译。
第三，Normal people don't even think about eating someone else， much less， that person having to be grateful for it的翻译。官方字幕是“我为什么要为这事感激你啊”。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甚至有信息牺牲。不难理解，这是语言多元系统的规范的影响，电影字幕一闪而过，就需要尽量使用短句，符合中国观众的语言习惯。
第四，片中loser的翻译。这类人被称为“废柴”，即失败者，片中该词被译为四字短语“落魄失意”。如果使用“废柴”，不了解美国文化的观众无法准确理解，由此可见来自文学多元系统的规范对字幕翻译的影响。
3.来自不同多元系统的规范对字幕翻译的影响。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规律。首先，来自政治与意识形态多元系统的规范多结合在一起对电影字幕翻译方向进行规约。政治多元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份，通过控制影片的翻译渠道以及多层次审查确保翻译结果不违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经济多元系统主体为电影制片方，他们要求电影字幕不拖“后腿”，影响其经济利益。如果翻译词不达意、晦涩难通，势必打击观影热情。所以，他们会提供台本、名词对照表等保证字幕翻译的准确，另一方面，则会对翻译提出要求，让翻译内容贴近译入语文化。
来自语言和文学多元系统的规范则对字幕翻译的具体用词、用句进行约束。比如使用中国观众熟悉的短句，尽量不适用倒装句、插入语、被动句、从句等。对于影片中的一些修辞方式，则有必要转换成中国观众了解的修辞手法，不能通过字面硬译，造成观众的困惑。
对于翻译多元系统的规范，除“忠实”、“对等”之外，笔者认为字幕翻译本身也可以理解为翻译多元系统中的一个独特的子系统，不同于其他类型翻译的规范，可总结为“简洁明了”。钱绍昌教授提出影视翻译具有“聆听性、综合性、瞬时性、通俗性和无注性”等五个特点，可见字幕翻译之独特性。
三、结语
如今，观影的观众构成了一个活跃的翻译批评群体，加之电影语言的对白为主、语言的动态性和情境性强、文化色彩浓郁等特点，都让字幕翻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通过多元系统理论探讨影响电影字幕翻译的各种因素，不仅可以帮助译者进一步认识字幕翻译活动，还能够解释字幕翻译中官方和民间的分歧，促成二者之间平等、友好地交流，这将对进一步提高我国引进片字幕的翻译水准发挥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