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国仍将采取适度从紧的金融政策，企业资金紧缺仍是生产经营中最主要和最难解决的困难。企业筹资涉及到许多问题，如筹资的数量、方式等问题，其中，筹资方式的选择应该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本文拟就我国企业筹资方式的选择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我国的融资环境
企业是在一定环境下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有机集合体。企业运营只有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企业面临的环境是指存在于企业周围，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客观因素和力量的总称，它是企业选择筹资方式的基础。
企业制定筹资战略必须立足于一定的宏观环境之下，制定时要考虑：1．政治法律环境。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国内政局稳定，经济日益活跃，我国的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税收政策等的日益完善，与国际惯例的逐步接轨，为外资进入中国提供了保证，使我国企业的筹资区域进一步扩大，筹资数额逐年增加，方式也更加多样。2．经济环境。是指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经济条件、经济特征、经济联系等客观因素。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高速的发展势头，物价得到有效控制，这一切表明，我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与发展机会，同时也为国内外大量的游资找到了出路。3．技术环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技术政策、新产品开发能力以及技术发展的动向等的总和。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对科技开发力度的加大，对科技人才的有计划培养，都将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企业微观环境是指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条件和能力的因素，包括行业状况、竞争者状况、供应商状况及其他公众的状况，这是确定企业筹资方式的前提。一个良好的销售网络、及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商等微观环境，将十分有利于企业筹资的顺利实现。此外，笔者认为，企业的内部条件也应该属于企业筹资的微观环境。企业的内部条件包括：企业经营者的能力、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和政策、组织结构、管理制度，研究开况等。就筹资而言，企业内部条件达到一定的标准，才会吸引资金、技术进入企业，因此企业要得到实现企业扩张所需要的资金，应扎扎实实的做好企业的各项工作，赢得债权人和投资者的信任，他们才会将资金、技术交由企业使用和管理。
二．企业的筹资方式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融资方式总的来说有两种：一是内源融资，即将本企业的留存收益和折旧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二是外源融资，即吸收其他经济主体的储蓄，以转化为自己投资的过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单纯依靠内源融资已很难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外源融资已逐渐成为企业获得资金的重要方式。下面对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分别加以介绍：
（一）．内源融资方式
就各种融资方式来看，内源融资不需要实际对外支付利息或者股息，不会减少企业的现金流量；同时，由于资金来源于企业内部，不会发生融资费用，使得内源融资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外源融资。因此，它是企业首选的一种融资方式，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的利润水平，净资产规模和投资者预期等因素，只有当内源融资仍无法满足企业资金需要时，企业才会转向外源融资。在这里，笔者认为相当一部分表外筹资也属于内源融资。表外筹资是企业在资产负债表中未予以反映的筹资行为，利用表外筹资可以调整资金结构，开辟筹资渠道，掩盖投资规模，夸大投资收益率，掩盖亏损，虚增利润，加大财务杠杆的作用等。比如，企业与客户签订一项产品的筹资协议，先将产品售给客户，然后再赊购回来，该项产品并未离开企业，但企业却通过这一协议得到了借款。因此，表外筹资可以创造较为宽松的财务环境，为经营者调整资金结构提供方便。鉴于表外筹资在我国应用还不是太普遍，而其应用的前景又十分广泛，所以，笔者将在这里对表外融资作一较为详细的介绍
表外融资可分为直接表外筹资和间接表外筹资。直接表外筹资是企业以不转移资产所有权的特殊借款形式直接筹资。由于资产所有权未转入筹资企业表内，而其使用权却已转入，所以这种筹资方式既能满足企业扩大经营规模、缓解资金不足之需，又不改变企业原有表内资金结构。最为常见的筹资方式有租赁、代销商品、来料加工等。大多数租赁形式属于表外筹资，只有融资租赁属于表内筹资。经营租赁是出资方以自己经营的设备租给承租房使用，出租方收取租金，承租访由于租入设备扩大了自身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并没有反映在承租方的资产负债表中，承租方只为取得这种生产能力支付了一定的租金。当企业预计设备的额租赁期短于租入设备的经济寿命时，经营租赁可以节约企业开支，避免设备经济寿命在企业的空耗。此外，维修租赁、杠杆租赁和返回租赁也属于企业的表外筹资。
间接表外筹资是用另一个企业的负债代替本企业负债，使得本企业表内负债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最常见的间接表外筹资方式是母公司投资于子公司和附属公司，母公司将自己经营的元件、配件拨给一个子公司和附属公司，子公司和附属公司将生产出的元件、配件销售给母公司。附属公司和子公司实行负债经营，这里附属公司和子公司的负债实际上是母公司的负债。本应有母公司负债经营的部分由于母公司负债限度的制约，而转给了附属公司，使得各方的负债都能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例如：某公司自有资本1000万元，借款1000万元，该公司欲追加借款，但目前表内借款比例已达到最高限度，再以公司名义借款已不可能，于是该公司以500万元投资于新公司，新公司又以新公司的名义借款500万元，新公司实质上是母公司的一个配件车间。这样，该公司总体上实际的资产负债比率不再是50％，而是60％，两个公司实际资产总额为2500万元，有500万元是母公司投给子公司的，故两个公司公司共向外界借入1500万元，其中在母公司会计报表内只反映1000万元的负债，另外的500万元反映在子公司的会计报表内，但这500万元却仍为母公司服务。现在，许多国家为了防止母公司与子公司的财务转移，规定企业对外投资如占被投资企业资本总额的半数以上，应当编制合并报表。为此，许多公司为了逃避合并报表的曝光，采取更加迂回的投资方法，使得母公司与子公司的控股关系更加隐蔽。
除了上述的两种表外筹资外，还可以通过应收票据贴现，出售有追索权的应收帐款，产品筹资协议等把表内筹资化为表外筹资。
（二）．外源融资方式
企业的外源融资由于受不同筹资环境的影响，其选用的筹资方式也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分为两种：直接筹资方式和间接筹资方式，如下图(略）：
企业外源融资究竟是以直接融资为主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除了受自身财务状况的影响外，还受国家融资体制等的制约。从国际上看，英美等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企业历来主要依靠市场的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外部资金，70年代以前，通过企业债券和股票进行的直接融资约占企业外源融资总额的55％－60％；日本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则相反，企业主要依靠银行的间接融资获取外部资金，1995年以前，日本企业的间接融资占外源融资的比重约为80％－85％。70年代以后，情况缓慢的发生了变化，英美企业增加了间接融资的比重，日本则增加了直接融资的比重。由此可见，如何搞清各种不同的外源融资方式的不同特点，从而选择最适合本企业的融资方式，是企业面临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下面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逐一加以详细的介绍：
1．直接融资方式
我国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的融资方式趋于多元化，许多企业开始利用直接融资获取所需要的资金，直接融资将成为企业获取所需要的长期资金的一种主要方式，这主要是因为：（1）．随着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的不断弱和困难的财政状况，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很难得到满足；（2）．由于银行对信贷资金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使银行不良债务急剧增加，银行自由资金比率太低，这预示着我国经济生活中潜伏着可能的信用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危机；（3）．企业本身高负债，留利甚微，自注资金的能力较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资金的使用者不通过银行这一中介机构而从货币所有者手中直接融资，已成为一种通常的做法，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发达，我国直接融资的比例较低，同时也说明了我国资本市场在直接融资方面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明显向个人倾斜，个人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遇此相对应，金融资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个人持有金融资产的增加和居民投资意识的趋强，对资本的保值、增值的要求增大，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国债和股票等许多新的投资渠道。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企业股份制改造无疑为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应该看到，由于直接融资，特别是股票融资无须还本付息投资者承担着较大的风险，必然要求较高的收益率，就要求企业必须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
债券融资在直接融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极大的拓展了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发达国家企业债券所占的比重远远大于股票投资，突出显示了债券融资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如美国的股份公司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普遍停止了通过发行股票来融资，而是大量回购自己的股票，以至于从1995年起，股票市场连续两年成为负的融资来源，其原因有二：
从投资者角度看，任何债券能否发行成功，首先取决于是否能吸引投资者的资金。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是投资者进行投资的关键。然而，在经济活动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取得必要的信息越来越困难，在投资者和企业管理者之间客观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问题。这种不对称现象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从股票融资来看，股权合约使投资者和企业管理者之间建立了委托关系，就有可能出现道德风险问题，为避免这一问题，就必须对企业管理者进行监督，但这样做的成本很高，相比之下，债券合约是一种规定借款人必须定期向贷款人支付固定金额的契约性合约，不需要经常监督公司，从而监审成本很低的债务合约比股权合约更有吸引力。
从筹资者的角度看，债券筹资的发行成本要比股票筹资低，债券利息可从税前利润扣除，而股息则从税后利润支付，存在公司法人和股份持有人双重课税的问题，还可以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增加每股税后盈余。债券融资不影响原有股东的控制权，债券投资者只有按期收取本息的权力，没有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和分配红利的权力，对于想控制股权，维持原有管理机构不变的企业管理者来说，发行债券比发行股票更有吸引力。
目前，国债市场已得到很大的改进，国债的市场化发行，使得政府不必通过限制发行企业债券来保证国债的发行任务完成，客观上为企业的债券发行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市场化的国债利率成为市场的基准利率，这为确定企业债券发行利率提供了依据。由于现在的投资者更加理性，债券投资风险小，投资收益较稳定，吸引了大批注意安全性以追求稳定收益的投资者。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一大批企业规模日益扩大，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如长虹公司、海尔公司、春兰公司等，销售额都在百亿元以上，且这些企业信用等级高，偿债能力强，可以大量发行债券，可成为债券市场的主角，为企业债券发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2．间接融资方式
我国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从无到有，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从社会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来看，银行存款较之股票和债券仍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且，大部分企业的资金来源也仍旧以银行为主，尤其是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由于上市指标主要用于扶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基本上与上市无缘，就使得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
在间接融资方式中，值得注意的是随之近几年来大量的企业兼并、重组，从而导致我们可以利用杠杆收购融资方式。杠杆收购融资是以企业兼并为活动背景的，是指某一企业拟收购其他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时，以被收购企业资产和将来的收益能力做抵押，从银行筹集部分资金用于收购行为的一种财务管理活动。在一般情况下，借入资金占收购资金总额的70％－80％，其余部分为自有资金，通过财务杠杆效应便可成功的收购企业或其部分股权。通过杠杆收购方式重新组建后的公司总负债率为85％以上，且负债中主要成分为银行的借贷资金。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日益朝着集约化、大型化的方向发展，生产的规模性已成为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重要条件之一。对企业而言，采用杠杆收购这种先进的融资策略，不仅能迅速的筹措到资金，而且收购一家企业要比新建一家企业来的快、而且效率也高。
杠杆收购融资较之传统的企业融资方式而言，具有不少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一是筹资企业只需要投入少量的资金便可以获得较大金额的银行贷款以用于收购目标企业，即杠杆收购融资的财务杠杆比率非常高，十分适合资金不足又急于扩大生产规模的企业进行融资；二是以杠杆融资方式进行企业兼并、改组，有助于促进企业的优胜劣汰，进行企业兼并、改组，是迅速淘汰经营不良、效益低下的企业的一种有效途径，同时效益好的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其他企业能壮大自身的实力，进一步增强竞争能力；三是对于银行而言，由于有拟收购企业的资产和将来的收益能力做抵押，因而其贷款的安全性有较大的保障，银行乐意提供这种贷款；四是筹资企业利用杠杆收购融资有时还可以得到意外的收益，这种收益主要来源于所收购企业的资产增值，因为在收购活动中，为使交易成功，被收购企业资产的出售价格一般都低于资产的实际价值；五是杠杆收购由于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参股，因而可以充分调动参股者的积极性，提高投资者的收益能力。
杠杆收购融资，是一种十分灵活的融资方式，采用不同的操作技巧，可以设计不同的财务模式。常见的杠杆收购融资财务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典型的杠杆收购融资模式。即筹资企业采用普通的杠杆收购方式，主要通过借款来筹集资金，已达到收购目标企业的目的。在这种模式下，筹资企业一般期望通过几年的投资，获得较高的年投资报酬率。
（2）杠杆收购资本结构调整模式。既由筹资企业评价自己的资本价值，分析负债能力，再采用典型的杠杆收购融资模式，以购回部分本公司股份的一种财务模式。
（3）杠杆收购控股模式。即企业不是把自己当作杠杆收购的对象来考虑，而是以拥有多种资本构成的杠杆收购公司的身份出现。具体的做法为：先对公司有关部门和其子公司的资产价值及其负债能力进行评价，然后以杠杆收购方式筹资，所筹资金由母公司用于购回股份，收购企业和投资等，母公司仍对子公司拥有控制权。
企业以杠杆收购融资方式完成收购活动后，需要按规模经济原则进行统一的经营管理，以便尽快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在企业运营期间，企业应尽量做到用所收购企业创造的收益偿还银行的杠杆贷款，偿还方式与偿还办法按贷款合同执行，同时还要做到有一定的盈利。
三．我国现状对融资结构的影响及融资方式的选择。
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相对滞后等各方面的原因，国有企业的亏损日益严重，从而导致了作为债权人的银行的坏帐和呆帐的增加，银行的资产质量下降了，但是，银行却对公众承担着硬性的债务负担，这种债权和债务的明显不对称，一方面使得的银行为此承担了极大的利息成本，另一方面，也酝酿着极大的银行信用风险和经济的不稳定性。
为了改革这种局面，许多文献主张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可以有效的降低银行系统的风险，减少政府承担的责任。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股票市场的发展的确能分散风险，但这只是从经济个体的风险偏好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与我国融资体制改革中所面临的风险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具有个体风险的含义，而后者要考虑的是一种系统性风险。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股票市场的的系统性风险尤为显著，这一点可以由近几年股票市场的大幅度波动得到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股票市场上的风险和银行体系的风险，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从股份制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股票市场的发展改变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即股份制经济使得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融资机会，分散了企业的风险；同时，也使得企业的治理结构变得格外重要了。所谓企业的治理结构，指得是能够使得未能在初始的企业合同中明确的一些经营管理决策，能够被作出的一种机制。
现代股份制公司的治理结构主要采用以下形式：一是股东通过选举的董事会来监督经理；二是通过大股东来监督经理的行为；三是对经理形成的约束可能来自于公司经营效率低下时，股票市场的收购和接管。在实际中，上述的几种形式是混合在一起，同时发挥作用的。
中小企业是支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户数的98%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实现利税的40%左右。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目前我国在工业企业就业的1.5亿人中有1.1亿人在中小企业。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小企业发展严重地受到金融瓶颈的制约，融资困难已成为阻碍中小企业正常发展的首要问题。而由于对中小企业歧视和中小企业本身经营的不稳定性，使其基本无法进入资本市场获得“内源式融资”，这一点是由中小企业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此，外源式方式进行资金融通是中小企业解决资金匮乏的主要渠道。健全中小企业外源式融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有利于中小企业资金短缺问题的根本解决。其次，有利于银行优化资产结构，改变目前银行过分偏重于为大企业提供资金的信贷架构，化解金融风险。再次，有利于优化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多渠道获得资金。最后，有利于市场体系的真正建立。中小企业是市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建立健全有效的外源式融资机制可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市场体系的真正建立。
1.我国中小企业外源式融资存在问题
在我国，中小企业的外源式融资渠道却并不十分畅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政府扶持力度不够。近几年政府相对忽视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在中小企业资金融通方面予以相应的优惠政策；在中小企业立法、培育中小企业支持服务体系方面也相当不够。第二，银企关系薄弱。中小企业与银行的关系一直不稳定。首先是企业自身的原因。中小企业由于发展基础差，经营机制落后，技术水平低下，人才缺乏等原因造成银行“惜贷”。其次是银行方面的原因。主办银行制度的试行，使商业银行，尤其是大银行竞相以大型企业为主要客户，以取得规模效益。而由于中小企业的贷款金额相对小，业务量大，贷款成本高，许多银行对此不加重视，甚至不愿介入。所以银行从节约经营成本和监督费用的“经济性”出发，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加之银行信贷管理加强，放贷更加谨慎，更加大了其贷款的难度。第三，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经营不佳。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是我国中小金融机构主要构成部分。但是，由于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经营不佳，不良资产大大超过全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例，资本充足率也大大低于四大国有银行现有水平，有相当一批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不佳。第四，中小银行自身风险较大。首先，是贷款利率问题，给中小企业的贷款收益不能弥补贷款的成本和风险；其次是中小企业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财务审计；第三、是中小企业没有合格的抵押品，特别是没有一个抵押品的二级市场；第四、中小企业的产品市场风险大于大企业；第五、小企业破产成本低，破产可能性大，对银行来讲其逃债的概率较大。
2.发展中小企业外源式融资的对策
第一，加强中小企业立法。一是要着手制定一部《中小企业法》。目前的法律多按所有制性质或行业来制定，未能按统一的尺度从法律制度上规范中小企业，导致各种经济成分和行业的中小企业往往在法律上不平等，而这一做法也有违中小企业所有制性质淡化的趋势。为此有必要就中小企业的法律地位、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和管理、服务等内容加以规范。二是制定中小企业金融法规，为中小企业融资等金融活动提供法律保障和法律规范。特别要制定风险投资法规，规范投资公司和相关资本市场交易行为；制定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法规，统一规范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的管理办法；制定中小企业贷款法规，从法律上为中小企业在开办、运行中获得贷款做出保障，并就相应的贷款金额、利率及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例等做出规定。?
第二，建立中小企业支持服务体系。一是设立国家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对那些符合国家政策、产品有市场、技术先进、效益佳、管理好、潜力大的中小企业提供低息的中长期政策性贷款。二是加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三是对农村信用社、城市合作银行（或城市信用社）、地方性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进行整顿规范。
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影响是复杂的，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理论的分析和实证的检验。
对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经济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目前未能达成一致。一类观点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促进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东道国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能将别国的经济衰退或危机输入东道国；当东道国面临经济困难时，外资银行可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谈儒勇等(2005)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可以调和的，而调和的关键在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适度以及东道国是否具备相应的银行开放条件。我们认为，两类观点对我国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银行业低效率运行的现实需要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则需要用精巧的制度设计来规避，新近颁布和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将在后面具体阐述。对于外资入股东道国银行这一特殊途径，巴曙松(2006)认为，外资入股给东道国银行业带来了利益共享者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共担者，有利于金融风险的分散，有利于金融稳定。
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经济金融稳定性影响等方面。在银行业效率方面，Levine（2003）运用4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多的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收入较大，银行效率较低；Claessens(2001)运用8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减少银行的税前利润和日常开支；Denizer(2000)关于土耳其银行业和Barajas(2000)关于哥伦比亚银行业的发展中国家个案分析则证实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利差收入和提高贷款质量。以上实证研究均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其开放度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又和效率成正比。
在东道国经济稳定性方面，实证研究的结论同理论研究一样，存在分歧。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与银行危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得出外资银行进入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结论。另一类观点则支持外资银行的进入，Barth等(2001)研究发现在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少的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叶欣等(2004)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将显著降低东道国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巴曙松(2006)提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往往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而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危机后则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更大程度地开放了金融体系，比如日本、韩国、墨西哥和阿根廷。
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路径选择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可选择路径大致有四种：成立外资独资银行，即法人机构；在中国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与中方合资建立新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途径是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中国加入WTO以来，入股中资银行的方式逐渐受到外资银行的重视乃至追捧；而法人机构的设立在入世过渡期的五年中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2006年12月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最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的实施，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的设立将迅速增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与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开放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调整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策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重点由主要引进外国银行来华开设分支行转移到着力推动中外资银行加强业务协作与股权合作，以促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快中资金融机构重组和改造。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仅2005年就有10家中资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3家对我国银行业举足轻重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掀起外资入股的新一轮浪潮。2006年12月11日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一个基本的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将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居民个人定期存款。顺应该政策的指导，已有多家外资银行向银监会提交了设立法人机构的申请，目前已有9家经过批准，可以预测“法人导向”原则将有力地促进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独资银行。
与此相应，外资银行进入路径的不同选择也以不同程度影响着我国的金融发展和安全。外资银行以设立机构进入中国的方式比较而言，设立法人机构比设立分支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不仅加大监管难度，而且容易引入国际金融风险。首先，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决策权，资金的调度受境外总行的影响，我国监管机关的监管手段因此受到限制。其次，由于其母行在境外，我国监管当局对其母行的风险难以监测和控制。一旦外资银行母行发生危机，风险会马上波及到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我国存款人债权的保障和清偿无法得到优先考虑。第三，外资银行是一个国家资金进出的重要渠道，其分支机构资金调度由境外的母行控制，可能成为大规模投机资金进出我国的通道，也可能在国内金融危机初显时抽逃资金进一步加剧危机，出现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情形。相比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外资银行设立法人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对金融稳定有利。首先，法人银行作为境内独立法人，是本地注册，由我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监管责任，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来监管可能出现的风险；其次，由于受母行经营的影响小，法人银行能够较好地规避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因此从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有所限制，或引导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向法人机构转变。我国2006年12月11日全面开放银行业，同时开始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限制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所带来的风险，在全面开放银行的同时又有力维护了我国的金融稳定。
而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金融的侵蚀上。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加快引资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建行、中行和工行这三家大型国有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引发了关于金融安全的大规模争论。许多学者针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表示担忧，主要就是担忧我国金融的丧失。在我国，直接金融不甚发达，经济体系的资金配置依赖着银行业。银行业的丧失，等于丧失经济体系资金配置权，将严重危害经济。因此对金融的强调意义重大，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目前中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限制仍比较严格，单个外资机构在一家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外资尚无法控股任何一家中资银行，金融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国手中。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安全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1．中国金融安全的关键：宏观与微观的区别。
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指的是通过金融系统的健康和富有效率的经营，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一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问题（吴晓灵，2006）。金融安全从微观上讲是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不因个别机构经营不善而导致系统性挤兑风险。微观意义上的金融安全是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服务的，对金融安全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银行或者局部市场的层面。应该在宏观层面上在整个金融体系概念上理解金融安全这个问题。因此看待我国的金融安全不应当只关注单个银行的存亡或计较于中资银行股权是否被贱卖，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利用金融业开放与外资银行互利合作，建设一个富有效率、有力支持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反应迅速、运转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从宏观层面理解金融安全，以整体眼光看待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与银行业，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体制和观念落后、低效率配置资金、持续浪费公众资金、制造高额不良贷款、危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银行体系。建设安全、稳定和有效的银行业体系，提高其竞争力，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目前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回报和资金配置效率，将资金投放到最具有活力的领域和企业，并有效控制信贷风险。
2．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提升整体行业效率以促进金融安全。
引发金融不稳定的因素既有外部冲击，又有金融体系不健康的内因，建设健康的金融体系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不论是设立机构还是入股中资银行都有利于我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的金融稳定。如前文所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银行体系的低效运行及其制造的大量不良贷款，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是建设富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银行业体系，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和扩张主要通过竞争和示范这两种方式促进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法人机构，都加剧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给中资银行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他们反思、学习、变革和完善；而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则是直接地为被入股银行带来先进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理念。在竞争和学习中，在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中资银行改善他们的经营管理，将资金投放到更具有生产力的企业，有效控制信贷风险，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业的资金配置效率。
3．入世前后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比较。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入世5年来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扩张和入股中资银行步伐的加快，并未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明显的威胁，反而加速中资银行的改革，而且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地参与中资银行的改革，银行业整体向着更具效率、更加稳定的方向进步。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我国金融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金融总体稳定，2005年中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王元龙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课题中，也对我国金融安全做出了“金融基本稳定；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金融运行平稳”的总体评价。总之，外资银行的进入与扩张，会带来一些不利于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但我国通过金融政策的规定和引导，规避了很大一部分风险。而且瑕不掩玉，外资的进入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资银行改变落后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理念，促进了整个银行体系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为我国构建稳健的银行体系注入强心剂，促进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6年12月11日，我国全面开放银行业，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也势不可挡。
我们不难发现，在宏观上突飞猛进、超常规地引入外资，而不注重基础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不注重监管的加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来说可能是危机四伏的。许多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外资银行进入，特别是外资股权并购银行的行为进行政府管制。因此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坚定地开放银行业，在微观上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在宏观上控制外资进入的比例和节奏，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1．微观层面上继续鼓励外资银行的进入。
从发展趋势来看，金融开放不可逆转，而且中国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过度封闭的金融保护主义会造成资金配置效率的低下，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安全。从目前来看，外资入股比单纯的引入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示范效应更加明显，对于促进中资银行改革的效率更高。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要坚定地推进银行业的开放，鼓励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促进中资银行竞争力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银行业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2．宏观层面上警惕丧失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从国际经验出发，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过快推进银行业外资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教训不能忽视，我国在推进银行业开放的同时必须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首先，加快中资银行的改革，促进其市场化运作，成为自负盈亏、自负其责、高效运转的商业银行；其次，监测并关注在华设置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母行的经营动向，防止国际金融风险传入我国；第三，监测并限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短期投资行为，及时逐个评估国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改革是否发挥了应当发挥的作用，并据此决定国外投资者能否入股其它中资银行或者扩张其股份比例；第四，继续控制外资持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上限；最后，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内投资者，鼓励其投资中资银行业。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如何超越“贱卖”的争论与分歧？［J］.dcotor-,2006
［2］谈儒勇，丁桂菊.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5）
［3］吴晓灵.在开放中发展中国金融业［Z］.,2006
［4］叶欣，冯宗宪.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4,(1)
关键词：外资银行；农村金融战略。
一、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
随着2006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外资银行已经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其中国金融发展战略更涉及到了我国的农村市场。2007年12月13日，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开业，汇丰银行成为首家向中国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外资银行，今年它还将在我国农村地区开设6至10家分支机构，两至三年内要达到30家左右。此外，2007年9月27日，澳新银行花费3.18亿澳元，收购上海农村商业银行19.9%的股权、杭州联合农村合作银行15%的股份、花旗银行出资100万美元在我国农村地区发展小额信贷，都为外资银行进军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开了先河。
随着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开放，国家鼓励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农村市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格局将发生变化。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独霸一家的时代已经结束，所具有的优越性将会消失，面临的挑战也将前所未有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市场化规则的出台，必将改变现在农村信用社垄断局面，完善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缓解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矛盾；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并存，将会逐步形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而且促使其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
二、外资银行发展农村金融战略的原因分析。
1、潜力巨大的农村金融市场是吸引外资银行的首要原因。中国拥有9亿农民，农民收入正在迅速增加，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每年汇回农村的资金非常庞大；中国农业以及与农业相关联的产业正在崛起，需要庞大的资金输血；随着交通瓶颈的彻底解决，沿海一些产业正在向西部以及农村转移，要依靠资金启动市场；中国农村有1.2亿农户有贷款需求，但目前这一市场的满足率只有60%。也就是说，还有40%的空间未得到金融服务；中国3.5万多个乡镇中，金融服务空白率为6.7%，即还有2500个乡镇处于金融空白状态；作为还贷人来说，农民的信用是比较高的。外资银行看重的是中国农村金融巨大的市场潜力。
2、农村金融的优惠政策是吸引外资银行的推动器。从2004年到2008年，我国连续出台了5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它们共同形成了新时期加强"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政策体系，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要进一步激活农村消费市场，需要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信贷的支持，尤其是在次债危机蔓延、贸易摩擦加剧的大背景下，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已经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3、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战略的调整。进入WTO后，外资金融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发展到现在依然没有形成对中资金融机构的太大威胁。在华外资银行本币资产达到1051亿美元，占中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量的1.9%。外资银行主要分布于我国大中城市，这些城市金融市场被我国四大国有控股银行及股份制银行基本控制，无论是在网点还是在客户都有着先天优势，外资银行要先在城市有所大的发展还要等待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外资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策略"，在我国金融机构比较弱势的农村地区开展金融业务，不失为一种以退为进的市场调整策略。
三、外资银行农村金融策略的问题分析。
1、外资银行在我国农村地区开展金融业务近期难以盈利，可能会带来农村金融风险。在农村开展金融业务成本高、风险大，这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何况我们国家的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与基础设施覆盖率低、供给严重不足、竞争很不充分、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特别是外资银行缺乏对农村地区客户资源的了解，其信贷风险控制难度也大于本土机构，初期调研和开发等成本较高。目前外资银行在试水阶段，业务范围锁定乡镇企业和小额信贷，例如汇丰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初级阶段其服务对象主要针对出口型企业，今后贷款服务范围将扩展到农民小额贷款。
2、借外资银行搞活农村金融市场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我国农村金融普遍缺血不是依靠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就可以解决的，外资银行农村金融战略的根本还是看中我国农村市场的广大发展潜力，所以其投资设点的区域还是在经济比较好的农村地区，而最需要资金的农村地区资金匮乏状况依然得不到改善。所以依靠外资不是我国农村金融长期发展策略，通过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农村市场，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才能满足农村市场资金的多元化的需求。
3、给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带来一定冲击。外资银行进入农村市场之后，会带来健康的激励机制，从而推动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但是外资银行毕竟资本实力雄厚，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还是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外资银行会瞄准县域市场的优质项目，与农村信用社争夺市场和优质客户。而我国农村信用社这些年来主要是发展小额信贷业务，但是由于资金运用渠道狭窄而出现了资金富余，资金营运效益水平受到严重遏制，外资银行的进入可能会弱化信用社的资金来源与运用。村镇银行的设立不仅会有效占领市场、抢夺优质客户,还会造成信用社从业人员的流失。外资银行的进入对处于弱势竞争群体的农村信用社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四、外资银行农村金融策略的思考
1、积极开放农村金融市场，政策与金融基础设施双管齐下才能保证农村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2006年银监会出台相关政策首次允许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银行，并提出要在农村增设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三类金融机构。国家开放农村金融的目的是为了倡导农村金融引入多元化的竞争，发挥"鲶鱼效应"，才能从更本上改变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经营机制、服务质量。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是制约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但这是个巨大的工程，单纯依靠政府投入可能一时难以完成，可以考虑建立政府、内资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共同建造、利益共享的机制。
2、积极开拓农村市场，积极启动国内农村消费市场。我国经济目前面临内忧外患的境地，国内物价居高、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国外美国经济持续疲软，我国出口损失惨重。如果农村庞大市场的消费启动起来，一些在城市供给多度的产品就能得到释放，加速产品与资金的流动，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消费的效率。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之间的互补作用将能够发挥出来，商品的快速、高效的流动，就能够有效缓解通胀压力。而农村的发展和消费市场的启动，亟需信贷资金支持，这是实现农村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保障。所以未来农村市场也将是中外金融业竞争的主要领地，国内的银行应该时刻关注外资银行的发展动向，借鉴其发展经验，积极抢占有发展潜力农村市场。
3、加快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农信社要想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必须抓紧整合现有内部资源，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力度，以满足客户不断增长的金融需求。一是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提高业务发展的科技含量，实现业务流程的现代化。彻底消除结算"瓶颈"，拓展业务空间，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金融服务；二是创新贷款方式，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参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方式，对辖区农户、公职人员评级授信，发放小额贷款，对个体私企业发放联保贷款。三是创新金融服务，对一些重点黄金客户，采取一户一策、个别指导、差别服务，即在认真测算重点客户资金承受力、对农村信用社效益的综合贡献率，在保证收益的前提下，积极为客户提供存贷款、结算、贴现等组合式多功能的服务，并实行有差别的利率政策，以拓展新客户、稳定原有客户。
3、金融监管部门要积极采取监管措施，引导农村金融的合理发展。我国金融监管的重点主要在城市，但是农村监管其实局面更复杂，所以要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我国当前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符合法规的事后检查阶段，根本没有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建议我国学习西方经验，逐步建立合规性检查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监管体系，对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同时要建立日常报表分析、实地检查、非实地检查等多种监管方式相结合的监管制度，对外资银行经营状况进行跟踪，以减少其对我国农村市场所带来的风险，保障我国外资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行。
4、以人为本、实施人才战略从内部和外部向农村金融机构输送人才，提高农村金融机构人员整体素质。长久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人员，素质低下，由于盈利状况不好，导致农村网点人员紧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村金融业发展的关键。一方面，从外部入手，积极鼓励金融人才由城入乡，从现有员工中挑选不同层面且具备管理才能的人员，培养一批有发展潜力的后备人才，主动给予一些优惠条件，比如工资和提升的机会等；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要积极引入竞争机制，把服务的质量、经营效益与员工实际的利益相挂钩，并采取末尾淘汰机制，通过开展经常性的考试、考核、竞聘上岗等形式,增强员工的危机感和学习的自觉性，促使内部金融人员积极提高业务水平、注重服务质量。
参考资料：
[1]外资银行入驻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缘由及思考,朱淑珍、杨运捷、周邵雄《经济纵横》2007年2月。
1981年我国批准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自此外资银行开始以不同的策略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入世”后其进入速度进一步加快。截至2001年底，在华开设的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只有190家，“入世”后的5年间就增加了122家。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外资银行这种通过增设分支机构扩张业务规模的方式，不管是从资产规模和存贷款市场份额，还是从盈利水平等来看，所取得的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入世”后7年间以四大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长将近两倍，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均增长了三倍有余，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增长速度略快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
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中国就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高成长市场，而金融业市场的增长速度更要快于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了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成果，外资银行势必会加速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而与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相比，外资银行更主要的方式则是通过入股中资银行或与中资银行结成战略联盟的方式来打入中国市场。2005年，中国银行业股改进入高潮，国有银行的股权出售一浪高过一浪。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建设银行约用15%左右的股权换来了4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中国银行则将用10%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工行用10%左右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
在持股比例上，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接近了银监会规定的20%的上限，如汇丰银行持有交通银行19.9%的股份，渣打银行持有渤海银行19.99%的股份，荷兰国际集团持有北京银行19.9%的股份，澳洲联邦银行持有杭州市商业银行19.9%的股份等。从国内银行来看，也有多家外资机构合计持股比例接近银监会25%的上限，如兴业银行被三家外资金融机构合计持股达到24.98%，西安市商业银行被两家外资机构合计持股达到24.9%，北京银行被两家外资机构合计持股达到24.9%，南京银行被两家外资机构合计持股达到24.2%等。通过参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可以迅速解决分支网络布点太少、客户基础不足的缺陷花旗银行竞购财务状况不佳的广东发展银行，看重的主要就是广发的全国性金融业务牌照和其500多家分支机构。
二、外资大举进入对我国金融安全造成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资通过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抢夺我国银行业高端市场，同时通过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中国银行业资产以解决分支网点少等缺陷，并且跨过了银行行政监管部门对外资银行业的特许权牌照监管等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方面可以获得股价折价发行所带来的益处；另一方面还可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润分红，可谓是一举两得的聪明之举。
但是，外资银行业进入中国市场其目的似乎不限于此。美国国会更于2007年9月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对外资入股中国银行的控股比例限制，以打开中国的金融市场。这里暂且不论美国有何权力对别国的国内事务指手画脚，单从动机来看，美国出台这项决议就表明了美国控股中国银行业进而控制中国经济的迫切要求。
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顷刻间将整个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拖入到危险的边缘，使得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神话成为过去，东南亚国家三十年积累的财富大幅缩水。金融动荡一直蔓延到日本、俄罗斯等国家，许多国家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印尼、马来西亚均发生骚乱和政府动荡，各国金融体系面临了不同程度的重组和整顿。这是国际炒家们成功地进行的一次对别国的“剪羊毛”行动，使亚洲国家几十年的发展成果顷刻间被洗劫一空。金融危机虽然说与其产生危机国家在缺乏有效监管同时过早实行自由汇率制度等自身经济的种种缺陷有关，但是国际游资的主观恶意炒作却是其更直接的原因。同样的，中国银行业在没有建立起一个成熟的经营模式成功抵御外部冲击时过早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势必会引起金融系统的动荡，进而引起整个中国经济的动荡。从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银行家们有很大的动机通过政治施压等手段，敲开中国金融门户，进而实行其一系列的“剪羊毛”的手段，来掠夺中国经济建设成果。另一方面，金融系统被外资控制，势必会削弱中国中央银行进行金融调控的力度，进而使中国经济间接处在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和管理机制还很不完善，抵抗外来金融风险的能力还很弱。在这种情况下，在金融领域大规模招商引资，容易造成中国经济控制权的丧失，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倘若我国的金融业一旦掌控在外资之手，外资会利用金融资本渗透、控制国内产业资本，相互融合，形成垄断一切的金融资本。届时，国内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国际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而且外资机构还会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嫁到其控股的中国企业之中，从而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逼使我国成为其附庸。所以，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对中国金融开放步伐要慎之又慎，在没有把握时宁可慢一些，也不能犯急功近利的危险，使中国经济付出惨重代价。
三、我国银行业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1.减缓金融机构上市步伐，并对现有上市银行机构进行制度监管与控制
中国政府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初衷是为了引入国外银行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中资银行服务水平。但是，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意图却是分享中国银行业的垄断利润进而控制中国经济，这从外资机构入股中资银行后的作为可以看出。除个别中资银行之外，很多参股的外资金融机构并没有向中资银行派驻董事和管理人员，与中资银行在业务方面开展的合作也很少。即使在那些外资金融机构持有股份比例较高、有外资董事和管理人员的中资银行里面，中资银行的收入结构在近几年来也基本没有变化，其利润来源仍然是主要依靠利差收入，由此可以看出，中资银行服务水平改善程度也十分有限。
通过引入外国资金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提高我国金融业服务水平，看来只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做法。而我们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却给了西方国家进一步控制我国经济的工具手段。所以，我国当务之急是减缓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步伐，对现有的上市商业银行进行治理整顿，出台相应的管理措施，以减小其中外国金融资本所可能会起到的破坏作用。
2.努力提高中资银行服务水平，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例
当前中资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水平与外资银行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不仅在规模、占比、发展水平等经营指标方面落后，而且在经营管理手段、产品创新机制和优良的金融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更大。据了解，目前中资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般在10%以内，平均为7%～8%，而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中间业务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般在50%左右。所以，面对外资银行在中间业务方面的竞争，中资银行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尽快迎头赶上，切不可忽视或拖延。要真正认识到发展中间业务是今后中资银行提高盈利水平改善客户结构、增强银行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要认识到中间业务具有表外性、服务性风险小、成本低、利润高等特点，要努力改变中间业务品种单一、创新不足的现象；要以市场为导向，突破传统业务的经营范围和模式，充分挖掘市场潜力，研究市场消费心理，分析市场发展趋势，积极研发新的中间业务产品。在学习和引进外资银行的全新的投资理念、成熟的财富管理工具以及丰富的操作经验的基础上，要把发展中间业务的重点放在信用卡、个人高端客户理财、住房抵押贷款、网上银行、衍生品、电话银行、咨询顾问、资产管理、第三方合作等方面；还要加强中资银行与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大力发展投资银行、国际保理、国内保理、国内信用证、保函等高附加值的业务以及财务咨询、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托管。
另外，银行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中间业务管理，加强监管的主动性，把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开展与加强监管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统筹研究，减少无序竞争，鼓励和支持中资银行开展中间业务，引导中资银行的中间业务良性发展，逐步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发展中间业务的观念、方法和途径，努力打造出一批属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和形象。
3.加快银行业对内开放步伐
在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十分迅速的同时，对外开放却十分迟缓，至今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目前出现的四大银行之外的银行，虽有民营股份，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或者是国有控股，或者行长的任命还是官方行为。因此，在我国金融改革中，要正确处理好国有商业银行与民营银行的合作关系。一是要正确认识国有商业银行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国有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社会稳定、人民富裕的基本条件和关键枢纽，更是国家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保证；二是国有商业银行要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行效率的内控机制，优化配置金融资源，提高金融资产质量，建立中国特色的、与国际惯例接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三是要坚持建立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依托，其余金融机构为补充的金融体系。在金融改革中，我们主张不能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性质，但对其他金融机构允许民营化经营，做到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形成理性竞争环境。应该说，银行业的对内开放，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目前需要的是转变观念、尽快推动的决心。而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使得国内发展民营银行的问题变得更加刻不容缓，启动越晚，民营银行就会在制度约束之外，面临更多的市场环境约束，从而更难获得改革成效。
【论文摘要】2007年7月，美国爆发的次级债危机引发了全球关注，危机导致美国经济放缓，全球经济受到波及。本文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前车之鉴，从我国金融投资环境的现状出发，探讨我国金融投资改革的方向。认为我们必须在坚持金融投资渐进式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支持并鼓励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稳妥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另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合理控制对外证券投资的风险。
一、次级债危机及影响
次级债是美国银行针对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发放的住房贷款(即次级房贷)，是住房抵押贷款发放机构（如商业银行）将其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集合组成资产池，经打包定价后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特殊目的机构再将其以担保、保险等形式进行信用增强(CreditEnhancement)，经过信用评级后以抵押担保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证券每月支付的本息现金流，直接来源于资产池中抵押贷款每月获得的计划偿还和提前偿还的本息金额。
作为近30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核心在于通过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设计，使资产的客观信用同原始权益人的整体信用相隔离，并提供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本身信用和衍生信用两个层次信用。目前，已在国际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与发展。美国次级债危机发端于2006年下半年，在2007年2月引发世人普遍关注，到2007年8月则升级成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其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次级债市场，已经蔓延至其他市场。在次级债危机的影响下，道琼斯指数、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日经指数都在下降。与2003年6月29日相比，道琼斯指数2008年1月30日的市值损失了3000亿美元，去年美国金融行业裁员15.3万人，而2006年整个行业裁员仅5.03万人。截至今年1月底全球因次级债危机而导致资本市场缩水约8万亿美元。
受此影响，中国股市牛市步伐嘎然而止并调头向下，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上证指数下跌2000多点，许多股票被腰斩。我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影响，同样也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如何稳健运行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我国金融投资的现状分析
我国金融投资从实物投资中分离出来并发展壮大，是融合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进程之中的，并已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工具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我国金融投资的发展面临着种种困难，无论是融资工具的发行、流通、交易诸环节，还是资本市场现存的国有股症结、股市结构单一、吸收公司上市标准僵化等特点，以及证券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发育不全的金融市场环境和运行扭曲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严重地阻碍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但更现实的则是金融投资环境发育基础的薄弱与其环境要素组合体系的残缺不全。因此，改进和完善我国的金融投资环境已成为我们培育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投资体系，发展金融投资的关键。
三、次级债危机给我国金融投资改革的启示
1.加强金融投资风险防范意识，在实践中自我完善金融体系。
（1）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监控水平；
（2）应该警惕国内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
（3）谨慎加息，避免房贷资金成本过高引发的住房按揭贷款还款风险增加的金融风波；
（4）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前车之鉴，事先采取科学论证、试点推广、风险控制等手段，尽快推动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的进程，化解集中于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
（5）严格控制并有效阻击银行资金尤其是境外资金非法流入国内资本市场。
2.立足于本国金融资本，积极引导个人投资者参与金融投资，鼓励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同时吸收国外金融投资为补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强对机构投资者进入金融投资领域的引导，降低其进入门槛，同时注意对其进行投资风险意识教育，树立投资理念。
3.根据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中介机构民营化，建立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和信用制度，强化会员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完善证券交易所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建立严格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信用制度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增强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
4.作为调控主体，政府退出对金融投资过程和投资行为的直接干预，成为整个社会金融投资活动的间接调控者。政府对金融投资的管理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目标合理确定金融投资活动的宏观调控目标，明确发展方向；
（2）管好、用好政府投资；
（3）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依法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护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参与金融投资各方的行为；
（4）防范国家金融风险。
5.从实际出发，以切实满足投资者的需要为宗旨，既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物质因素，又灵活地运用各种政策措施，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非物质因素。具体而言应从以下方面着眼：
（1）保持政治、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2）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成熟而发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
（3）建立高效率的证券交易系统和现代化的通讯网络，改进和完善信息传递系统，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4）建立和完善各种证券管理政策及法律，维持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5）加快培训金融投资人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必须在坚持金融投资渐进式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支持并鼓励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稳妥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另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合理控制对外证券投资的风险。国内各类投资机构应从此次危机中汲取深刻教训，在对外投资之前深入调查和研究，深入了解风险，合理防范和控制风险。
参考文献：
[1]易宪容.美国次级债危机及对中国的警示[J].时事资料手册，2007，（5）.
关键词：金融深化FDI经济增长协整分析
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放大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溢出效应，推动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这些条件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和知识结构等。但是，这些研究都普遍忽视了金融发展对于FDI溢出效应的重要作用。本文以转轨时期的中国为样本，深入探讨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引入FDI的溢出效应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我国吸引FDI和金融深化现状
当前，在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加快，跨国直接投资继续回升的形势下，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保持了稳定健康发展，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继续名列全球前茅。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近7000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世界500强企业约470家在华投资，外商投资设立的各类研发机构超过750个。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FDI接受国。
而与此同时，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金融领域改革的推动下，我国金融体系日益完善，资本市场日益活跃，投融资行为日益规范，金融体系正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有序的竞争体系转变。一方面，以2006年12月中国全面开放本土金融市场为标志，金融改革进入“后WTO”的加速调整阶段，金融市场更加开放，金融机构竞争更加激烈，金融产品种类更加繁多。另一方面，以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事件为标志，中国金融体制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结构性改革，企业活力不断释放，投融资渠道不断拓宽，信贷市场发展迅速（如下图所示），资本流动效率不断增强，金融风险不断降低，金融市场正进一步向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加速。（巴曙松，2005）
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外资银行业有14家法人机构、200家分行和79家支行、242家代表处，另有9家法人机构获准筹建；资产总额1175亿美元，约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2%，其中贷款余额616亿美元；负债总额1081亿美元，其中存款余额350亿美元。此外，已有21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引进29家境外投资者，投资总额190亿美元。不难看到，我国商业银行将日益面临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与境内外金融机构同场竞技的全新格局，竞争的范围更大、领域更广、层次更高；而且同一地区、同一业态、业态与业态之间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可以看到，我国的金融深化、FDI和经济增长都处于良性发展轨道，但三者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还需要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给予证明。下面本文将利用计量经济模型给予验证。
二、金融深化、FDI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是VAR模型。VAR模型用当期所有变量对其自身若干滞后变量进行回归。因为滞后变量与随机干扰项是不相关的，因此可以消除联立方程模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本文根据刘飞鸣和李杰（2007）的理论框架，构建了三个VAR模型分别考虑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这里FDI是指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用以度量外商直接投资；GDP为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用来度量我国的经济增长；BC是指我国银行向私人部门投放的信贷总量，用以度量金融深化。之所以采用信贷总量作为金融深化的表征，是因为当前我国的金融体制主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银行主导型体制，而商业银行的规模扩张又主要以信贷扩张为特征。因此，我国的金融深化总体上表现为量上的增长，而信贷量的增长是其主要表现。
Chandavarkar（1992）指出，建立在较长时间序列基础上有利于更好地研究一个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因此，为了保证样本容量能够满足实证的要求，本文采用的是1994年第三季度到2006年底的季度数据①。
（二）变量的ADF检验
因为大多数时间序列数据都是不平稳的，因此，本文对每个变量的数据系列的平稳性特征采用单位根的ADF检验法，分别就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水平、一阶和一阶差分形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GDP、LFDI和LBC三个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差分序列却都是I（1）的。而根据协整理论，对于满足I（1）要求的多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根据Eviews对滞后阶数检验的结果看，LR、AIC和SC三个标准都选择了滞后二阶作为模型的滞后阶数。因此，本文的模型为三变量的VAR（2）模型。
（三）协整分析
对于VAR模型中的协整关系，我们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从表3检验的结果看，两种统计方法都给出了一致的选择：LGDP与LFDI、LFDI与LBC以及LGDP、LFDI和LBC之间都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不过，LGDP与LBC之间的协整检验并没有通过。
根据Johanson检验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上述变量组成的四个协整关系，这些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LGDPt=-0.33+1.08LFDIt（2）
LFDIt=-0.30+0.93LBCt（3）
LFDIt=0.32+0.21GDPt+0.75LBCt（4）
LGDPt=1.54+4.78LFDIt-3.60LBCt（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