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快速发展，国际环境日益稳定，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迅速发展起来。
一、世界直接投资的现状
进入21世纪后，FDI继续发展，2007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达到18333.24亿美元，远远高于2000年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
2007年发达国家的流入量达到12476.35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32%，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欧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大的地区，几乎占发达国家总流入量的三分之二。
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在2007年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4997.47亿美元，具体来看，所有发展中地区的FDI流入流量几乎均有所上升。
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分析
FDI有两种进入方式：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进步加快和各国经济自由化加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存量和流量规模日趋庞大，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00年，全球跨国并购总价值达到1.1万亿美元，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超过五分之四。一般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较容易受跨国并购的影响，因此，这段时期跨国并购比新建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得更多。
2003年跨国的企业购并投资件数4500多起，在发达国家方面，美国是首位的跨国企业并购投资对象国。而在发展中国家方面，中国列首位，但在全世界则列于第四位。2003年跨国企业并购投资额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私有化进程的延缓或终结。
2005年跨国并购的交易额和交易量均有所增加:金额增至7160亿美元；交易量增至6134宗，已接近1999年跨国并购达到第一次高峰时的水平。这样高水平的并购尽管是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结果，但也确实受到全球证券市场复苏的推动。
2006年，并购仍在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占很高比例，但绿地投资也有所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由于公司盈利的增长，利润再投资已成为内向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大约占2006年全世界外资流入总量的30%，单在发展中国家就占到了一半。
2007年，跨国并购交易的金额达到1.637万亿美元，比2000年创记录的水平增长了21%。因此，从整体上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2007年全球跨国并购没有产生明显影响。
三、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启示
1、中国应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也相当丰富，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增加跨国并购，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年在世界范围内，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中国要进一步发展本国经济，就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采取并购的方式可以利用别人原有的销售渠道，与新建相比，节约成本。
2、培养跨国管理人才。从整体上看，我国派往境外企业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缺少从事跨国经营所必备的，既有专门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又通晓国际商务惯例，国际营销知识和外语水平的跨国经营的高级管理人才。我国企业缺乏一整套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许多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人力资本观念，对人才资源管理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层次上，导致外派人员专业能力和积极性都不高，远远不能适应跨国经营对人才需求的竞争需要。因此，我国要大力开发和培养符合国际化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在目前国内比较缺乏熟悉国际规则和东道国的市场法律的人才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招聘优秀的国际人才来弥补靠自身培养的不足。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通过公开招募人才、建立培训中心或者委托专业机构从事相关活动等方式，加强对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李东阳,对外直接投资的实现途径及其选择[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2,(06).
关键词：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地域结构；战略
二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科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异军突起，成为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别是2O世纪8O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改变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也证明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动用全球资源、启用全球投资回报最高区位、获得国际经济竞争能力、控制能力的关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贸易性和非贸易性两种，其中非贸易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形式，也是企业大力推行R＆D、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驱动企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第一次把发展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加快，但仍显不足。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遵循世界对外直接投资规律，适度发展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而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是企业投资阶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资成功的关键，加强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结构特点
1.地区集中性。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在区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亚洲等地区。截止1997年，累计在上述三洲的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22.08％、31.45％、18.05％，共计71.58％；而在拉美、非洲、欧洲分别仅为10％、11.07％和7.35％。从国别分布看，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国及少数石油、铁矿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到1997年底，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累计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有19个，累计存量投资占到总投资的90％。
2.资源指向性。中国自然资源种类相对齐全，总量大；但人均量少，开发成本高，有些资源还比较短缺。因此，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导向性明显。1988年，中国17家最大的跨国经营企业中，有10家属资源开发型。1985年以来，中国一些企业在摩洛哥、尼日利亚、美国、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个海洋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渔业开发，已经运回数十万吨渔货；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区开发林业资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运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在泰国南部的合艾橡胶园附近开办合作公司，累计已向母公司运回1万多吨天然橡胶，满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国治金进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亚总投资2.8亿澳元开发铁矿，在以后30年内将运回2亿吨高质量的矿砂。
3.发达国家占主导。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1979—1990年，其投资总额在发达国家占67.09％，在发展中国家占32.91％；其中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在发达国家为576.95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128.91万美元。当然，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趋于下降，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减小；而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趋于上升，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增大；但从总体存量投资看，发达国家依然占优势。如1979—1997年，上述两项指标在发达国家分别为51.61％和428.49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8.39％和138.43万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资区。中国企业累计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形成三大核心区：（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1979—1990年，在这三个核心区的企业数和投资额比重分别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计分别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别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计分别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别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计分别占28.61％和58.01％。
5.投资重心呈阶段性转移。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1979—1984年为自发探索阶段。此阶段兴办企业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资1.27亿美元，年均2100万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发展中国家。（2）1985—1991年为起步阶段。1985年，对外贸易合作部制订了海外开办非贸易企业审批办法，1987年国务院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跨国经营试点，促进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仅1987年就兴办海外企业124家，投资4.1亿美元，为前8年的1.7倍，出现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次高潮。到1991年底，累计兴办企业1008家，投资13.95亿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苏联等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1992年国务院批准首钢扩大海外投资和经营权，标志着中国海外投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2—1998年，开办企业1288家，投资12.02亿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分别为25.56％、49.39％和74.44％、50.61％，呈现出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占比例上升，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资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发展态势。
6.投资行业和存量增长的空间分异日益明显，投资地区不断趋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以专业贸易公司为主，地区多选择在出口市场集中的东南亚和少数发达国家，且主要投资餐饮、服务业。这是由投资主体的实力有限所决定的。80年代后期，投资主体从专业贸易公司发展到大中型工业企业，由邻近发展中国家向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辐射，投资结构转向资源开发、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等。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投资进一步向东欧和韩国等国家拓展，地区、行业亦更加多样化。在发达国家主要投资机电、高新技术研发；在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开发和纺织、玩具、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等行业为主。从投资增量上看，亚洲持续走强，非洲、拉美等投资日益加速，欧洲、北美缓慢提升，澳大利亚及若干国家近年则呈现存量投资递减的趋势。1979—1990年，在亚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欧洲的投资分别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亚洲、非洲、拉美、欧洲的累积投资分别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计投资分别增加4.91、10.60、8.22和3.03个百分点；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别减少4.08和23.60个百分点。1998年对亚洲和非洲的投资分别达0.68亿美元和0.9亿美元，占总投资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存量投资比上年净减221.4亿美元。从国别分布看，1979年开始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到1990年投资国家和地区达106个，美国、加拿大、香港等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存量投资比重为82.42％。到1997年扩展到146个，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前8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总投资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对投资影响很大。美、日、欧洲诸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选择地理上接近或历史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中国亦不例外。港澳及东南亚在地域上与祖国大陆或我国毗邻，华人、华侨集聚，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同感，历史上同中国的经济往来就十分频繁。因此，中国许多跨国经营企业对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环境较熟悉，在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不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在此投资有利于回避风险、积累经验，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高投资绩效。所以中国对外投资初始阶段的首选区位在该区。同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关系融洽，投资的制约因素较少。因此，对外投资最初多选择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战略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国并非资本剩余国，经济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不高，仅有少量的OIL优势，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投资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与调控等因素，呈现不平衡的集聚状态。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中国为实现赶超战略，开始注重向发达国家投资，来学习和借鉴国外技术，因此投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大量增加；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而引发的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国外自然资源，强化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选择。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格局的形成。
3.目标国外资政策、市场及开发潜力。外资政策对外资的进人至关重要，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分布和与中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一致，也说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一般资源比较丰富，且资金、技术短缺，多处于卖方市场，外资政策宽松，欢迎有利于增加就业的资源开发等劳动密集型投资，这正符合我国的投资特点。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稳定，技术先进，市场广阔，对外资开放领域有严格限定，资金需求主要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因此，随着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市场需求转变、外资政策调整及中国投资实力增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断进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资欧美的产业，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劳动、资源密集型投资转向发展中国家，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增多，呈现地区多元化和布局趋向平衡的特点。这是适应全球一体化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举措。
三、区域战略分析
1.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目标取向。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产品的成熟阶段，对外投资主要通过开拓市场，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应选择收入和消费水平接近的东道国；到标准化阶段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应选择劳力成本较低的东道国。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对外投资应选择边际产业，向具有比较优势和贸易带动优势的地区投资来促进出口和产业结构优化。折衷理论首次提出了区位优势是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企业应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源、技术、资金、优惠政策，发挥比较优势，获取收益。上述理论从发挥和寻求比较优势的动因上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取向。因此，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布局亦应基于多重目标：（1）增加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投资于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市场广阔的东道国，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效益，培育企业与世界跨国公司抗衡的能力。（2）带动出口。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今后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继续增大，对外投资应选择能带动本国设备、半成品出口的国家，并绕过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遵循“投旧引新”的原理，把轻纺、传统化工、机械等“边际产业”投向一些发展中国家，重新获得发展优势；同时，立足长远，向发达国家投资，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突破各种限制获得资金和市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4）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许多矿产资源已经或者即将制约经济发展，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应投资于国外资源丰富区，以获取资源，减轻国内环境污染，赢得新的发展空间，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总体战略。对外投资按投资方向可分为向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和向发展中国家的下行投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应以下行投资为主，兼顾上行投资。这由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对生产和贸易的经济效果产生的影响所决定。发达国家有完备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水平高，投资环境优越，投资于发达国家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管理、信息。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层次高，我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难以发挥，在市场上尚难同它们直接竞争。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良好的政治关系，经济结构相似，文化环境接近。它们工业化水平较低，从生产原料、工具到成套设备都需要进口。我国拥有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与优惠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场。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还可以旁敲侧击，利用东道国的配额和优惠政策主攻欧美市场。如通过投向一些非洲国家，利用它们享受西欧的特惠关税，主攻西欧市场；对拉美直接投资，可利用北美对该区的优惠政策，广泛利用北美的资金、技术和市场。
3.不同区域的投资战略。（1）稳定提高亚洲的投资。如前所述，中国在亚洲的对外投资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削弱了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但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亚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如东南亚的森林资源，西亚、中亚的石油、铁、钾盐等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无论是中国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优势还是特色技术优势，如陶瓷、刺绣、园林、中医中药等都适合于在本区投资。同时在本区投资也易于推行“投旧引新”的战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突破因产业结构趋同导致的贸易壁垒和摩擦。本区的港澳台和东南亚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该区各国和地区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投资环境较好。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不断推进，澜沧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开发得到了沿河各国和联合国开发署的高度重视；中亚地区的经济开发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这都有利于中国拓宽对亚洲的投资领域。因此，亚洲不仅是中国过去和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阵地，还将是今后加强投资的重要地区。
（2）有重点的发展对欧美、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欧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导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注重对欧美的投资，目的是追求美国高技术，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中国跨国公司更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市场容量大，资源丰富，投资环境优越，与我国经济联系强，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顺差的来源国，在本区投资有利于冲破贸易壁垒，广泛利用外资，学习先进技术、管理方式，获得丰富的信息，增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国民经济素质。目前，我国在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主要以开发资源、低水平加工业居多，无法发挥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今后应改善投资结构，以长远利益为主。由于中国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限制，对上述地区投资规模不大，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
（3）积极发展对拉美、非洲、中东欧国家的投资。这些地区不仅有我国紧缺的若干自然资源，而且我国产品和服务在这些地区也比较适销对路，市场前景较好。我国的家电、服装、纺织、皮鞋、丝绸等轻工产品和餐饮业在中东欧很受欢迎，而该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对我国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石油、铁、铬、铜和森林资源丰富，投资基础良好，市场潜力大，易于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非洲总体上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低，但利比亚、尼日利亚、南非、扎伊尔、赞比亚等石油、铜、铬、铁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与我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前景广阔。当然，该区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混乱，但大部分国家投资环境较好，整体的潜力较大。
（4）加强对区域经济组织内部的投资。目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紧密性区域组织已经形成，它们的贸易活动以经济区域和经济实体内部循环为主，外部循环为辅，实行严格的有差别的内外政策：区域内实现了商品、资本、劳务自由流动，取消关税和贸易壁垒，统一工业和产品标准，而对区外进口则缺乏优惠条件。这些区域性组织的对华贸易保护日益加强，如1990年代以来，欧盟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欧盟对华反倾销达20多种，覆盖了从日用品到家电到工业品，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华反倾销也不断增多。因此，传统出口很难进入。但中国企业在欧、美仍有很大市场空间。应通过强化投资，绕过关税壁垒，将贸易摩擦变成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分享经济集团内部企业的优惠待遇，开发这一广阔的市场。另外，还要注意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对环太平洋国家投资，深化与本区的贸易、金融关系，继续以港澳为依托构建21世纪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亚太圈外。
四、建议与对策
1.加强宏观调控。政府支持十分关键。首先，要制定优惠的税收、信贷政策，并加快人世为企业的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还要通过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法、产业引导法等，辅以有效的汇率、还贷能力管制，加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战略管理，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行为；其次，实施技术情报支持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对重点投资目标的政治前景、市场潜力、制度、劳动力市场进行及时分析，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第三，制订区域和产业相协调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强化支持重点投资区的重点企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战略。对中小企业和“边际产业”主要强化信息支持和投资方向引导，使其发挥最大的比较优势，获得投资收益。
2.加快培育跨国公司和专门人才。大跨国公司多施行全球战略，力求区域和产业投资最优化。加快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一批强大的投资主体，是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重要举措。同时，人才是企业实行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关键，世界上许多一流的跨国公司都确定了以人为本的制胜战略，如英特尔、西门子、松下等。我国应加强人才战略，培育出更适应于不同地区发展创业的专门人才。这些人应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瞬息变化的市场、金融、政局，科学决策，及时规避风险，推动投资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华商网络的“窗口”优势。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集团，选择最优的东道国。力求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协调，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行业优势的转变，使投资重点向经济增长速度快、潜力大、综合投资环境好的地区转移。注重利用基于“亲、地、神、业、文”五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华商网络，发挥它熟知当地工商界状况、法律、经营习惯等“世界”优势，选择经济效益高、投资风险小的行业和国家，促进海外投资的地域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33-57.
[2]魏后凯。区位决策[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143—165.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如今各国都已意识到不能只依靠本国的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来谋求发展,而应理性选择扶持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相应的市场效应、资源效应、出口效应和国际收支效应,提高本国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说来,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给一国带来如下的效应:
(一)有利于投资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从边际产业(即在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进行,通过这种方式将国内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样,一方面,投资国减少边际产业的生产,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扩大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和出口,使投资国的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另一方面,投资国利用投资获利来补充、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能实现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都会遇到资源约束问题。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各国立足全球,把国内外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经济管理、人才等有机结合起来,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利用本国和他国不同资源与要素优势、在国际间实现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与合理流动、获得更高利益的极其有效的途径。
(三)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利用外资。无论是政府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企业或私人的对外直接投资,均起到了“杠杆”作用,以少量的国内资本来获得更大数量的国际资本。一国企业到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使用的资金,除了本国的外汇资金和设备外,还包括在东道国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筹措的资金,特别是可以利用东道国的优惠政策进行融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利用外资,是一条新的融资渠道,是在国际市场上主动寻求与外资的结合,是利用外资的深化,所不同的是利用外资的场所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
(四)有利于锻炼和培养一批跨国经营的专门人才。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关键之一,是需要足够数量的精通外语、熟悉法律、财会、金融等业务的国际化投资管理人才,而管理人才的培养有多种途径,如利用高等院校和有关培训机构培养及培训专业管理人才、吸引留学人才和聘请国外专业管理人才等,但最有效的途径是投资企业派出人员到国外培训和直接参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五)对外投资有利于促进投资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的日趋饱和,反倾销、技术性壁垒和关税的提高,已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出口的主要障碍,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更是减少进口,而把需求更多转移到国内。在此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不失为一条带动出口的有效途径。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可以绕过对方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就地生产和销售;其次,可以带动投资国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技术等的出口;另外,到国外投资办厂,能够快速、准确地了解国际市场行情,及时反馈信息到国内,减少出口的盲目性,及时输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对外直接投资在给一国带来产业结构升级及其他众多正效应的同时,也可能使该国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所谓产业空心化,主要是指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国内产品竞争力下降,进口品涌入排挤国内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国内生产由进口代替;第二,出口不如海外生产合算,生产基地移往海外或增加海外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出口生产由海外生产所替代;第三,上述国内生产由进口和海外生产所替代,从而缩小了国内的制造业生产,国内生产资源配置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业被非制造业所替代。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指制造业的空心化,而实际上空心化不仅包括制造业的空心化,金融业、服务业都可能出现空心化。空心化使国内投资不断萎缩,就业机会大幅减少,失业问题日益严重。
总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给投资母国带来正的效应,只要投资母国能够把握度,防止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就可以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自上世纪改革开放后开始起步,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开始加快,尤其是1998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盲目进行,而应有选择性,以便带来最大效应,并避免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根据我国的各行业发展状况以及效应最大化目标,我们主要应在如下行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一)资源开发业。中国对外投资的首选行业领域应是资源开发。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资源导向型投资占有较大比重,且中国较大的海外投资企业的主要投资额也集中在资源开发行业。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比较低,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许多重要自然资源的短缺现象日趋严重,供求缺口不断扩大,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进口依存度迅速增大。因此,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优势,以重要资源开发为导向的对外投资应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对我国来说,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是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林业等。通过对外投资建立资源稳定的供应基地,可降低通过市场转移资源的交易成本,有利于规避世界市场资源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也可防止受制于他人的被动局面。
(二)加工装配型的制造业。制造业是目前国际投资的重要部门,同时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我国的家用电器、摩托车、金属制品、家用机械等加工装配型制造业规模都比较大,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稳定,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言,具有比较优势。经过长时间高速增长,国内市场供过于求,竞争激烈,依赖出口发展贸易又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限制。因此,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使制造业走向国际市场,对利用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减少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贯彻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三)服装纺织业。服装纺织业是我国传统的优势产业,技术水平先进,产品质量好,信誉高,是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长期以来,我国服装纺织品的市场份额都非常高,竞争优势明显。目前,国内生产、销售明显过剩,竞争激烈,效益下滑,传统的依赖出口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欧美等国种种非关税壁垒的阻击,困难重重。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不但可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和我国先进的技术,同时可绕过各种非关税壁垒,把我国剩余的国内生产能力转移出去。虽然2005年配额取消将为中国纺织服装出口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从现实反映看,配额取消后纺织服装贸易的摩擦可能进一步升级。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失去纺织服装生产的比较优势,但为保护国内的就业,必然会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从我国的纺织服装进口。作为应对措施,我国的服装纺织企业可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四)服务业、金融房地产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当前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重点大都落在了第三产业上。虽然我国在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具竞争优势,但从发展战略角度看,我国应抓住在第三产业某些领域的优势,结合第三产业行业多、范围广、投资大小不限、经济规模不限等特点,积极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要积极发展房地产、金融业的投资。对发达国家的房地产、金融业进行投资不受技术限制,有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开展,且能掌握有关方面的知识,对中国国内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也会有一定帮助。
(五)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产业。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层次比较低,可逐步借助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产业层次高级化。在发达国家进行高科技直接投资,有助于打破这些国家在高技术方面的限制与封锁,有助于吸收世界上高新技术和其他先进技术,同时也可使我国企业管理人员学到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经验。我国的企业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仍有较大的研发能力差距。因此,到国外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机构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是较快提高研发能力的有效途径。现在,中国许多企业开始在国外发达国家组建高科技新产品开发公司,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由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外。同时国内的高科技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市场,进行对外投资,扩大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实现科技产品的国际化。
为鼓励我国上述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应当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配套政策服务。首先,应从企业需要出发,改善现有的投资、外汇和人员出入境审批制度。海外投资是一项风险大且具挑战性的投资活动,政府不应该对企业的投资活动过度干预。其次,应当加大税收、融资等政策支持力度。针对一般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对于符合国家战略利益的项目,政府更应给予积极的财政补贴。最后,政府应鼓励商业银行参与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解决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融资难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结构升级
论文摘要: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日益成为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工具。本文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用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应有选择性地进行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马帮龙,吕虎晓.我国对外投资现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1)
[2]董会琳,黄少达.浅析扩大对外投资对就业的影响[J].财经科学,2001增刊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2土地成本与投资决策
对于所有的企业来说，尤其是生产制造类企业，投资决策需要考虑有形和无形两方面的因素。在海克曼（Hekman）的研究中，以下的五个方面的因素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地方和所在州或省的工业环境；二是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三是交通运输状况；四是土地的可获得情况以及土地扩张的可能性；五是土地与建设成本。在张效和对香港制造类企业进行的一次调研中，59.4%的被调查者认为土地的成本是其决定是否在大陆进行投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重要性仅次于劳动力成本的经济因素。
近几年来，在华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衡量，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从1990年的不足190亿美元为起点，到2005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下子增加到680亿美元（见表1），并名列2005年投资信心指数排行榜的首位。正如约翰·沃利（JohnWhalley）所评论的，外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出口的50%和进口的60%，对GDP的贡献率超过20%。考虑到土地成本对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应该可以推断并预测中国政府会继续推行对投资者有利的土地政策。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土地的价格将面临重新调整，这一新政策是基于怎样的理念构想出来的，有可能带来怎样的反应，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3中国的土地政策及其影响
外国投资企业在中国获取土地的方法，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土地由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主要在农村地区），个人和企业对土地的使用权受到严格的约束和限制。从传统意义上讲，土地的使用权主要有以下五种主要形式：有偿出让、行政划拨、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合资合作条件、租赁房屋及场地、外商投资企业依照有关规定以转让方式从其他土地使用者手中取得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其中以有偿出让和行政划拨为最重要的两种形式。有偿出让是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外商投资企业，由其一次性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外商投资企业可以通过招标、拍卖或协议形式受让土地使用权。行政划拨的方式是由市县土地管理部门与外商投资企业签订土地使用合同。土地使用者须按规定向政府一次性缴纳场地开发费，并每年缴纳土地使用费；或开发费和使用费综合计收，每年缴纳场地使用费。土地的使用年限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一般来说，住宅用地使用最高年限为70年，工业用地的使用最高年限为50年，商业用地的使用最高年限为40年，混合用地的使用年限为50年。大部分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工业用地多为原农业用地，政府通过补偿方式将其转为工业用地。表2中列出了部分地区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当地政府所开出的土地出让价格。
从表2可以看出，土地出让的价格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地区到内陆呈递减趋势。为了能够有效的吸引投资，各地方政府之间竞相降低土地出让价格。在河南省，为了吸引投资项目，郑州开发区只索要每公顷15美元的象征性的价格，而投资者在获得土地使用权之后还可以将使用权进行转让。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争相降低土地价格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并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其严重的后果有如下几个方面：政府收入减少；土地浪费与土地使用无效；对农民耕地补偿严重不足；由于土地免费使用和土地价格低廉引起的美国和欧盟的倾销指控。
4新的土地政策出台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工业用地应该以市场机制方式获得。”国土资源部日前急电各地，对工业用地出让价格进行调查，并要求于2007年10月20日前将调查结果上报国土资源部。业内人士认为，国土资源部针对工业用地的调控一环紧过一环，低价获取工业用地的时代将终结。从当前地价构成看，取得成本（征地补偿安置和拆迁费用）、开发成本（几通一平费用）和政府收益（相关税费和土地纯收益），大体各占1/3，其中的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费明显偏低。从一些试点城市的测算看，政策调整后，征地补偿安置费大体要提高1倍，地方政府获取的土地出让纯收益在地价中的比重将有所下降。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将上涨40％～60％，但也只是恢复到基准地价的水平（工业用地价格一般是成本价格，目前，按规定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是按基准地价的70％确定的，各地工业用地实际出让价比这还要低）。工业用地价格适度提高，也可以从经济上抑制工业用地过度扩张，有利于促进各地招商引资质量的提高。
国家要建立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统一公布制度，并不是全国工业用地一个价格，而是要根据全国土地等级、基准地价水平等综合平衡后分等级确定，在综合平衡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所确定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土地利用政策，体现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由国土资源部统一制订并公布各地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不得低于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
同时，为保证最低价制度的严格实施，增强工业用地出让的公开性，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通知》强调要规范工业用地出让管理，明确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其出让价格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价标准；低于最低价标准出让土地，或以各种形式给予补贴或返还的，属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目前各地方政府如何实施新政策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新政策中的对于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的追究反映了中央政府在处理土地问题方面的决心，并且对于失地农民利益的保护以及土地最低出让价格的限定也被反复强调。同时也反映出政府应对欧盟的关于倾销的指控问题的处理尝试。然而，即使是在政策的实施的初始阶段，外国直接投资在2006年上半年已经出现下降趋势，许多专家认为这是中国的土地及劳动力成本增加带来的直接后果。中央政府似乎对未来的投资趋势仍充满信心，中国实际上需要一定的投资减缓，一方面可以抑制经济发展过热，另一方面可以向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过渡。政府的信心还来自于以下的事实，近年来由于对土地使用的控制越来越严格，土地的供应量到2005年年平均下降17.9%，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保持在年平均9%左右，这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开始改变，投资者是否也会持相同的观点呢？
5新政策对投资者的影响
土地政策变化本身并不会对投资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再加上政府对投资税收政策的调整可能会使投资者对在中国的投资产生新的看法并采取新的措施。对于投资者来说，新的土地政策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其成本结构的变化。而这种成本增长的趋势如果只是政府提高产业价值链目标的第一个环节，未来的投资成本的增加幅度将更难预测。对于政府来讲土地价格的提升将是有效控制不良投资的一种方法。土地价格的变化再加上劳动力工资的增加，实际反映了政府力求建立一个更加健全的市场的目标，避免经济过热和单纯的对GDP增加的追求。中国需要外国的投资但是一些恶性的短期投资对于中国长期的经济健康发展是不利的，而我们追求的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发展态势。如果外国投资者将中国作为其长期投资的目标，投资者应该是欢迎这一新政策并且应该看到这一政策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6对于投资者的反应预测
针对工业用地价格的调整，任何一个在中国有投资的企业都会根据其在中国的发展策略重新进行适当规划。对于那些将目标市场定位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商，他们会选择或者增加工资或者将生产地点转移到更加偏远的地区。地点的选择包含的不仅仅是成本因素；一些其他的无形的不可量化的因素也应该考虑。土地价格相对较高的地区所具备产业价值链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会抵消土地使用价格的增加。如果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仅仅是为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那么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说政策改变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其投资地点转移到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廉价的国家和地区。
对于服务业的投资者，商业用地的获取方式早在1994年就已经市场化，从这一角度来讲，他们应该不会受到影响。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服务业的投资是在不断增加的。北京市统计局的最新数据表明，2007年上半年60%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投向服务业；在上海服务业的投资合约总价值达到47.17亿美元比去年增加30.4%。可以预测外国直接投资比照连续几年的快速增长在短期内会有所降低，但是一个良性的投资环境和市场将带来的是长期的投资和更优质的投资。
7结语
随着新的土地政策的出台，可以预测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模式将会发生改变。土地价格的调整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投资成本的增加。一些投资者会选择亚洲的其他国家。然而投资决策因素为专业人才的可获得性的高科技企业仍会继续其在中国的战略性投资。对于某一地区的生活发方式的适应与认同以及CEO对于在某一地区居住的意愿，也会使服务行业的投资者继续其在中国的投资。
参考文献
1Czamanski,D.Z.Someconsiderationsconcerningindustriallocationdecisions[J].EuropeanJournalofOperationsResearch，1981（6）
2Galbraith,C.S.Hightechnologylocationanddevelopment:thecaseofOrangeCounty[J].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1985（10）
3Hekman,J.S.Surveyoflocationdecisionsinthesouth[J].EconomicReview,1982（6）
4Schemnner,R.W.,Lookingbeyondtheobviousinplantlocation[J].HarvardBusinessReview,1979（1-2）
5XiaoheZhang，Yok.H.P.DeterminantsofHongKongmanufacturinginvestmentinChina:asurvey[J].MarketingIntelligence&Planning,19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