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财务治理效率； 治理环境； 治理结构； 治理机制； 契约理论
一、引言
财务治理是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以财权配置作为财务治理理论构建的基础已成为中国财务学界新的研究范式。我们始终关注和跟进财务治理理论发展，先后阅读了伍中信（1999，2010）、Chew（2005）、衣龙新（2005）、林钟高（2005）、贺正强（2006）、肖坤（2008）、白俊（2009）等人的作品。其中伍中信（1999，2010）、衣龙新（2005）和白俊（2009）的专著均有不同程度涉及财务治理效率问题，是财务治理效率理论萌芽的重要标志。最近我们阅读了《财务治理效率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以下简称《效率论》），收获颇丰，其熠熠生辉的思想火花激发了我们评论与推荐的兴趣。众所周知，效率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以效率为主线对财务治理进行系统研究，是《效率论》的最大特色。“缺乏对效率问题的系统研究是财务治理理论研究的重大缺陷”，该书适时地迎接了这一挑战，针对财务治理效率难题展开系统讨论，并得到了著名学者的首肯：会计史大师郭道扬教授认为该书“不仅具有系统性和较高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以产权会计与财权流理论研究著称的伍中信教授评价该书“是一部创新力强的产权财务与制度财务研究论著”。全书基于现代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和财权理论，以“产权保护”为灵魂，以“效率”为主线，构建了涵盖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效率四个维度的全新财务治理理论体系，并系统讨论了财务治理环境与财务治理效率、财务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以及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标志着现代财务治理效率理论的形成。
二、基本框架
《效率论》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相关理论，以“契约理论”和“财权理论”为学术硬核，以“财务治理效率”为贯穿始终的逻辑红线，在提出并论证财务治理效率论说的基础上，系统剖析了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的效率释放机理。全书共分6章展开研究。第1章，导论。在对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基本约定进行阐述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说明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第2章，财务治理效率理论基础。在分别阐述企业契约理论、企业能力理论、财权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和博弈论之后，结合研究主题，剖析了上述理论基础与财务治理效率的逻辑关系。第3章，财务治理效率论说的逻辑框架。以效率的内涵为引子，提出并论证了财务治理效率论说，构建了一个涵盖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和财务治理效率四大板块的财务治理体系。第4章，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环境与治理效率研究。财务治理环境是财务治理体系效率释放的基石。从政府行为、法律制度、产权保护、市场化水平、信用体系、契约文化等方面，考察了财务治理环境因素的效率释放机理。第5章，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与治理效率研究。财务治理结构是财务治理体系效率释放的基础与内核。第6章，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机制与治理效率研究。财务治理机制是财务治理体系效率释放的引擎。首先构建了以财务战略决策机制、财务激励创新机制、财务监督制衡机制为核心机制，以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为动态协调机制，以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为保障机制的财务治理机制体系，然后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了各治理机制促进财务治理效率强劲释放的内在机理。
三、主要创新
（一）提出并论证了“财务治理效率论说”
企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有机联结。现代公司是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缔结契约来规定约束相关行为、确定各自利益并达成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契约联盟。《效率论》认为公司的本质（性质）是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社会资本所有者之间缔约形成的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产权契约联结体；公司产权契约的核心是公司财权契约，公司财权契约的学术硬核是财权；财权契约不完备与问题的存在导致财务治理问题的产生；财务治理的本质是剩余财权配置；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通过由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机制共同组成的效率释放互动框架，实现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核心是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对应，即剩余财权配置效率最大化；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基本衡量标准是财务治理收益与财务治理成本的对比；财务治理收益是指在实施了各种财务治理活动后引致的利益相关者增加的收益（效用）总和；财务治理成本则是指为实施各种财务治理活动所发生的成本总和，包括成本、集体决策成本、风险承担成本、遵循成本、财务治理组织结构成本、市场治理成本以及制度摩擦成本等。这就是财务治理效率论说的基本内涵。效率的本质内涵就是指产出与投入或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对比关系，抑或说是指所得效用与所付成本之间的对比关系。因此，“财务治理效率论说”的精髓可以进一步凝练为：在既定的财务治理环境及其变迁中，财务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机制的有效配搭能够以尽可能低的财务治理成本取得尽可能高的财务治理收益。也就是说，财务治理效率是指实施了各种财务治理活动后所获得的收益（效用）总和与该财务治理活动所付出的成本总和之间的比较，即财务治理收益与财务治理成本的对比。
（二）重新界定财务治理的内涵，构建效率导向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
财务治理是指因财权契约不完备和问题的存在引起的，在股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的基础上，通过剩余财权合理配置和通用财权契约有效履行，形成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环境良性互动，促进财务冲突协调、财务决策科学化与财务核心竞争力提升，旨在实现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一整套静态制度安排与动态制度演化。财务治理主体就是指财务治理活动的施动者或实施主体，包括股东、债权人、雇员、顾客、供应商、政府和社区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的客体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财务治理客体就是指“财权”，狭义的财务治理客体特指“财权”中的“权力”。虽然“财权”包括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两个方面，相应地，“权力”也包括通用财权中的“权力”和剩余财权中的“权力”，但广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是指剩余财权，狭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则是指剩余财权中的“权力”。《效率论》创新性地打造了一个以效率为导向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机制均包含效率释放问题，三者组成一个效率释放的良性互动框架，是财务治理效率产生的源泉；2.财务治理环境是基石，财务治理结构是基础和内核，财务治理机制是引擎，财务治理效率是根本目标；3.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效率四者共同构成财务治理理论体系，在财务治理理论体系中是一种上下游关系；4.财务治理效率在财务治理理论研究中处于后续理论研究的位置，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起着方向指引作用。
（三）拓展了财务机制的内涵，构建了系统的财务治理机制体系
《效率论》认为，财务机制是指财务体系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作用过程，以及由此决定的财务体系内在的本质的调节形式、方式方法和手段的运行规律。它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财务机制是一个动态人造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律自动发生作用并导致一定的财务经济结果；2.财务机制既不是最终结果，也不是初始原因，它是把财务期望转化为财务行为、原因转化为结果的一种中介；3.财务机制制约并决定着财务功能的发挥，在一定财务体系中，财务机制是客观存在的，它所反映的是财务内在的、本质的作用方式和规律，是财务体系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它的优劣是以其作用于财务体系而导致的机能强弱来评价的；4.财务机制体系主要由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和财务监督机制构成，其中，决策机制是“方向盘”，激励机制是“发动机”，监督机制是“刹车”，三者共同为财务机制体系的健康运行保驾护航。
公司财务的本质是产权价值流，产权价值流集中体现为财务价值链，而财务价值链的有效传导和流转离不开财务治理机制体系的协同运作。财务治理机制体系是财务机制在财务治理领域的分支机制体系，主要包括：财务战略决策机制、财务激励创新机制、财务监督制衡机制、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财务信息披露机制。其中，财务战略决策机制、财务激励创新机制和财务监督制衡机制等三大机制是财务治理机制体系的核心机制，分别对应于财务机制体系的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与财务监督机制。但是，仅有核心机制还不能满足需要，为此，该书构建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作为动态协调机制，为前三大核心机制服务。共同治理机制体现了常态下利益相关者之间为实现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而进行的合作，而相机治理机制则是在特殊情况下客观面对利益相关者财务冲突的基础上，保证这一合作状态持续稳定的机制；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是利益相关者在常态和异态下尽可能长期合作的有力保障和公司财务治理效率释放的源泉。由于各种财务治理机制的运作需要信息，也由于财务治理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因此，该书又提出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作为财务治理机制体系的保障机制。财权契约的不完全性因信息的非对称性降低而缓减，问题导致的财务冲突因决策有用信息的增加而得以部分消融，换言之，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从财务治理产生的根源方面，降低了财务治理成本，提高了财务治理收益，即财务信息披露机制的有效性与财务治理效率具有正相关关系。
四、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商榷的问题
在财务治理效率理论的发展中，《效率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深化和补充的地方。为深化财务治理效率问题的研究，我们认为有必要加以讨论：1.有关财务治理效率评价系统。《效率论》一书构建了系统的财务治理效率理论体系，并系统地研究了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机制和财务治理效率的内在联系，但是该书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评价体系，也就无从定量判断财务治理效率的高低，也难以合理界定财务治理目标是否达到。2.纯理论分析无实证检验。《效率论》一书对财务治理效率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透彻的理论分析，虽然文章佐以其他实证研究成果，但并未针对该书观点和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未能检验相关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这样一定程度削弱了论点的说服力。综合观之，《效率论》一书闪耀着睿智独到的思想火花，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有效地解决了财务治理效率的重大理论问题，但在财务治理效率评价和实证检验方面显得略有瑕疵。尽管如此，瑕不掩瑜，该书仍不愧是财务治理效率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
【主要参考文献】
［1］ 张荣武.财务治理效率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关键词】 农村商业银行; 财务治理; 数据包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35-0083-03
一、引言
为促进农村信用社适应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建立产权明晰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成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现实目标。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要求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在2011年也提出用5年时间全面完成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在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农村信用社积极通过引进优质投资者建立法人资格治理机构进行股份制改革，截至2013年末，全国共成立468家农村商业银行，成为新型农村金融体系的支柱。
但是农村商业银行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如“三会一层”的虚设现象、管理体制不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等，在农村商业银行进行内生制度重构和外部市场博弈中，发展中的农村商业银行不仅仅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且财务与治理问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合理测度和提高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效率成为提升农村商业银行内生增长动力机制的关键。
二、文献回顾
对于财务治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76年詹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的资本结构契约理论。此后，罗斯（Ross）的债务比例信号传递模型、利兰（Leland）和派尔（Pyle）的经营者持股比例信号传递模型、梅耶斯（Myers）和迈基列夫（Majluf）的投资信号传递模型、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担保模型、阿洪（Aghion）和博尔顿（Bolton）的控制模型等具有广泛影响的资本结构理论的建立和完善，极大丰富了财务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我国学者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财务治理理论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伍中信（2001）初步明确了财务治理的内涵，提出了财务治理体系的架构，是我国财务理论界财务治理研究热潮的开启者。而关于财务治理效率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公司治理效率实证研究中，直接以财务治理效率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姚晓民、熊瑞芬、张荣武和衣龙新等。姚晓民等（2003）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熊瑞芬（2004）认为要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就必须改变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控制信息不对称对各方利益的影响，充分发挥独立审计在财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张荣武（2009）较为系统地提出和论证了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核心是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对应，其基本衡量标准是财务治理收益与财务治理成本对比。衣龙新（2011）构建了“财务治理行为――财务治理效率――经营绩效”三层次体系，提出构建财务治理指数来衡量财务治理效率，并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检验。周晓■（2013）基于SCP模型从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效率驱动力、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效率驱动力产生的行为、财务治理效率等方面构建了财务治理效率理论分析框架。周虹（2013）认为财务治理问题的实质就是财务治理主体在既定的财务治理环境及变化过程中获取最优化的财务治理效率，最优的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可以表达为以最小的治理成本取得最大的成本收益。
在综合考虑前述财务治理效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财务治理效率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财务治理投入而引起经营绩效变动的体现，它通过资本结构、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经理层结构的合理配置，进行财务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相机抉择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由此本文以农村商业银行为决策单元（DMU），将其财务治理行为作为投入变量（Input variable），经营绩效作为产出变量（Output variable），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2013年我国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的效率进行测算，从全新的角度对财务治理效率进行测评，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三、模型、变量及数据
（一）数据包络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由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s等（1978）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根据决策单元的输入和输出指标数据判断决策单元是否为DEA有效，本质上判断决策单元（DMU）是否位于生产可能集的“生产前沿面”。目前使用较多的模型主要是CCR和BCC模型。CCR模型对决策单元有效性的判断是以锥性定理为假设的，即被考察的决策单元可以通过投入而等比例地扩大产出，即规模报酬不变假设;BCC模型是不考虑生产可能集满足锥性的DEA模型，即在CCR模型中引入约束条件从而将其转化为规模报酬可变的DEA模型。
但无论是CCR或BCC模型，其DEA有效的决策单元的效率评价值均为1，无法对决策有效单元进行进一步的排序。在DEA模型的基础上，Andersen and Peterson（1993）提出了超效率DEA模型（Super-Efficiency DEA），以区分出DEA有效的决策单元之间的差异，从而对所有需评价的决策单元进行有效的排序。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DMU均有m种输入和s种输出，其中xj=（x1j，
x2 j，…，xm j）T>0，yj=（y1j，y2 j，…，ys j）T>0，xij为DMUj对第i种输入的投入量，yrj为DMUj对第r种输出的产出量（j=1，2，…，n;i=1，2，…，m;r=1，2，…，s），x0=xj0，y0=yj0分别为决策单元DMUj0的输入和输出，且1≤j0≤n，因此对于选定的DMUj0，判断其基于输入的CCR模型如模型（1）所示，其中s■■和s■■分别为剩余变量和松弛变量，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一般取ε=10-6。基于输入的超效率DEA模型如模型（1）所示。
minθ-（ε■s■■+■s■■）
s.t.■λjxij+s■■=θxij0，i=1，2，…，m
■λjyrj-s■■=yrj0，r=1，2，…，s
λj≥0，j=1，2，…，n;s■■≥0，s■■≥0 （1）
（二）变量和样本数据
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效率是其财务治理投入和产出能力的测度，反映了财权配置的有效性。由于受不完全竞争、资金等问题的约束，农村商业银行并不在最优规模上运营，因此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DEA模型更符合农村商业银行的实际，本文选择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型超效率DEA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农村商业银行的特点，本文选择资产负债率、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人员薪酬作为财务治理投入变量，总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作为财务治理产出变量。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原则，本文从468家农村商业银行中选择154家农村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选择2013年的投入产出值进行评价。数据来源于各农村商业银行的网站及公开的年报（2013）。
四、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效率实证结果及分析
基于前述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运用MaxDEA5.2软件对2013年154家农村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其财务治理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的超效率DEA值，总体情况如图1所示。
根据图1数据可以计算出154家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技术效率均值为0.6940，反映出农村商业银行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财务治理得到一定的改进，有24家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超效率值已达到1以上，达到有效率状态。因为技术效率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即TE=PTE×SE。从纯技术效率分析，154家农村商业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8862，有57家农村商业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值在1以上，反映出各农村商业银行能够有效地利用财务治理投入使产出最大化，各投入要素在使用上达到有效率的状态。从规模效率分析，154家农村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均值为0.7778，仅有35家农村商业银行规模效率值在1以上，反映出各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投入与产出的规模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规模效率需进一步优化。
五、结论
随着农村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农村商业银行的财权在各治理主体间重新配置，本文以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行为作为投入变量，经营绩效作为产出变量，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154家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农村商业银行的总体技术效率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仅15.58%的农村商业银行达到超效率DEA有效。而通过对总体技术效率的分解分析，37%的农村商业银行的纯技术效率达到超效率DEA有效，22.73%的农村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达到超效率DEA有效。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村商业银行在进行内生制度重构和外部市场博弈中，财务治理结构得到一定程度优化，财务治理效率达到相对较高水平，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但是主要受财务治理规模效率的影响，财务治理技术效率没能达到高效率状态，而导致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处于不经济状态的原因主要包括：股权结构不合理、治理层虚设、高管人员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创新能力不足以及资产规模有待扩大等，这说明农村商业银行在迅速发展的进程中，其财务治理结构存在优化演进的必要性，需要构建恰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合理确定财务治理的投入和产出规模，逐步优化规模和纯技术效率以强化适应金融市场竞争的能力，促进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绩效的不断提高，为三农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动力。
【参考文献】
[1] 伍中信.现代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论[D].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报告，2001.
[2] 姚晓民，何存花.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J].财贸经济，2003（4）：56-58.
[3] 熊瑞芬.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4（7）：60-63.
[4] 张荣武.财务治理效率论纲[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4）：43-47.
[5] 衣龙新.公司财务治理：基础理论与实证检验[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6] 周晓■.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理论框架的构建――“社会人”视角下基于SCP模型的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3（5）：61-64.
[7] 周虹.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影响因素及优化对策[J].财会通讯，2013（7）：71-72.
[8] Charnes A，Cooper W.W，Rhodes E.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1978，32（2）：429-444.
[9] Andersen P，Petersen N C.A Procedure for Ranking Efficient Unit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Management Science，1993，39（10）：1261-1294.
[10] 谢平，徐忠.新世纪以来农村金融改革研究[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
关键词：计算机业 财务治理 财务治理评价
一、财务治理概述
（一）西方对财务治理的研究
西方经济学家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研究可追溯到公司财务理论和治理理论的融合研究，这是最早的企业财务治理理论研究的雏形。但西方经济学家并没有沿着这种研究思路继续研究下去，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公司治理理论及其实证方面的研究中，学者对于公司治理理论方面的研究重点从传统的结构层面研究到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家更加注重公司治理与财务、资本、社会等的交叉学科研究，这为我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思路。
（二）我国对财务治理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财务治理理论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财务治理结构论和财务治理效率论。
伍中信等（2007）将财权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合同中明确规定的“通用财权”和基于企业效率、由企业合同疏漏形成的“剩余财权”。由于财权的二元性，导致了财务治理领域的细分：传统财务治理结构论和财务治理效率论。
现代财务治理结构理论是研究财权配置的理论，是构建于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一个理论体系。事实上，整个现代财务治理结构理论体系的研究正是围绕着财权这一核心概念而逐步展开的。李心合（1996）开创性地提出了财务治理结构的概念，随后汤谷良（1997）、宋献中（2000）、伍中信（2001）、杨淑娥（2002）、张敦力（2002）、黄菊波（2003）、李连华（2003）、衣龙新（2005）等均从不同的角度去界定财务治理结构的范畴。尽管理论界对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论述不尽相同，然而，建立在财权理论基础上以实现财权合理配置为目的的财务治理结构理论已成为目前财务理论界的共识。
林钟高（2004）研究发现，财务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伍中信（2007）认为，财务治理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通过财权的合理配置，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伍中信（1999，2010）、衣龙新（2005）和白俊（2009）等的专著均不同程度地涉及财务治理效率问题，这是财务治理效率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
虽然，国内理论界对财务治理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目前大部分对财务治理的研究都集中在完善理论体系以及构建合理的财务治理结构上，对财务治理评价的文献很少。高明华（2011）首次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指数报告，通过4个一级指标，30个二级指标评价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状况，这是我国财务治理评价体系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为今后学者提供了研究方向。
二、我国计算机产业现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互联网络飞速发展，计算机、通信广播日趋融合，电脑在社会和家庭得到迅速普及。目前我国正处于由制造业向制造、服务、高技术含量方向的转型期，整体业绩不稳定，波动较大，使得计算机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随之而来的困难使得其发展受到阻碍。我国计算机行业属于信息技术类，包括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和计算机及相关设备业，但由于计算机及相关设备业制造业属性较强，因此本文立足于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分析。
计算机业的发展需要大量高学历的人才，因为知识密集度高是计算机业最为显著的特点，其次由于该行业本身的高风险、高投入性，使得计算机业在融资方面遇到阻碍，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其发展，成为很多计算机业公司倒闭的原因。
三、我国计算机企业财务治理现状
（一）资金管理机制不健全
计算机行业的产品或者服务销量越大，出现资金不足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公司管理人员往往忽视了这个问题，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前期准备中，而后续运营常常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
（二）缺乏健全的研发和创新激励机制
计算机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技术不但需要足够的资金投入，而且也需要一定的人力投入。在计算机创业企业内部，企业领导和员工的薪酬、职位的升降、福利待遇不确定，致使企业内部员工缺乏研发和创新热情。
（三）研发和创新决策机制不合理
计算机企业研发和创新技术决策机制不合理，没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程序和组织机构，在研发和创新技术项目选择和管理上，缺乏持续性战略核心。企业是否重视研发和创新技术，主要取决于企业领导者的素质和个人偏好，也常以管理者个人经验为主，缺乏对市场、产品、政策、技术的系统分析研究，以及方案比较论证。没有对研发和创新技术进行管理的一整套工作规范，决策的随机性大，导致创新失败的几率较大。
四、实证研究
（一）样本的筛选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的行业划分方法，本文选取信息计算机应用服务公司2008-2012年作为分析期，以该段时间的年度财务数据作为基础数据。本文在剔除掉部分企业财务数据有缺失或不完整的以及被ST的部分公司，最后确定符合要求的97家企业2008-2012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1.因变量。本文选取企业价值作为评价财务治理效率的因变量。企业价值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账面价值、市场价值等。本文将价值界定为：市场价值。即：托宾Q=（股权的市场价值+负债的账面价值）/总资产的账面价值。
2.自变量。为了能够全面地反映企业的财务治理状况，通过对相关理论文献的研究，结合本次研究样本的实际情况，本文拟采用表1所示指标。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我国计算机业上市公司的经营效果、财务状况以及发展趋势，可以综合反映到各项财务指标中。通过借鉴国内外公司财务治理的相关假设，结合我国计算机业上市公司的行业特质及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H1：我国计算机业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与财务治理效率正相关。
H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Z值与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呈正相关。
H3：信息技术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财务治理效率产生呈正相关。
五、假设检验
运用SPSS软件，计算出Person（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分析。
由表2、表3、表4得知，企业价值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与净资产收益率正相关、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正相关，这说明企业价值与企业的偿债能力负相关，与企业的盈利能力正相关、与企业的营运能力正相关，但与营运能力相关性小。企业价值的提升，可通过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尽量将偿债能力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由此得出，假设一不成立。
由表5可知，企业价值与股权结构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价值越小。由此得出假设二不成立。
由表6可知，企业价值与独立董事比例正相关，这表明独立董事人数越多，企业价值就越大。由此得出假设三成立。
关键词：财务治理 财务治理效率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治理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课题。受此影响，我国部分财务学者借鉴公司治理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财务治理理论，希望从财务方面为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提供参考。实践中，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为解决某单方面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只有综合研究并提出全面解决方案，才能切实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复杂问题。财务治理是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交叉渗透的产物，肩负着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赋予的双重使命，财务治理理论的提出和不断完善，正是适应了这一方面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现实要求，迅速成为财务理论研究的新兴领域。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是由西方财务理论界开始初步探索，并在国内财务届得以明确提出并有所发展。财务治理两大理论基础是公司财务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西方理论界起初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西方财务界对公司财务理论研究较早，其理财思想可追溯到15、16世纪时期。一般认为，以1900年法国学者贝奇里耶发表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为标志，西方财务学开始以其独特的研究核心和方法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现代西方财务理论发展，是以马科维兹（Markwitz）的投资组合理论（1952）、莫迪格利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两大理论加之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期权定价理论等，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财务的理论基石。公司治理问题的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而正式展开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1932年美国学者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发表的经典论文《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经过60年代前后鲍莫尔（Baumol）、马瑞斯（Marris）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公司治理理论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成果十分丰富。特别是近些年企业理论的发展、成熟，深化了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为其进一步深入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随着财务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为解决日趋复杂的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仅仅从各自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或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经济实践的需要了。理论研究需要拓展视野，进行交叉性学科研究。由此，西方理论界便产生了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融合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综合研究成果有：1976年，詹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开创了资本结构的契约理论，从公司治理角度，建立了强调资本结构与经营者行为之间关系的成本模型，得出了当股权边际成本等于边际债务成本时，公司资本结构最优的研究成果。由此，开始了西方理论界有关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融合性、开拓性研究――财务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此后，罗斯（Ross）的信号传递模型、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担保模型、阿洪（Aghion）和博尔顿（Bolton）的控制模型等具有广泛影响的资本结构理论的建立和完善，极大丰富了财务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发展意义重大。1988年，美国《财务杂志》（The Journal of Finance）第七期发表了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一文，该文明确指出：应综合考察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如负债与股权融资，不仅仅是可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更是可相互替代的治理结构。文章在比较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与“理论”分析方法基础上，阐释了公司融资方式选择受交易费用因素影响，主要取决于资产的特性。此外，该文还就其他一些相关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为进一步综合研究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91年12月，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德伯瑞（Cadbury）报告在英国产生。该报告由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合作成立的公司治理委员会起草并。报告的题目是《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The Fin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着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报告注重了董事会的控制与报告职能以及审计人员的角色，尤其注重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问题，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建立与发展，影响深远。
二、财务治理理论综述
（一）财务治理（结构）内涵 西方对财务治理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新进展而产生的，彰显了基于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关联性基础上的融合交叉研究趋势，产生了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中心的新资本结构理论（即资本结构成本学说、资本结构财务契约论、资本结构信号模型、资本结构新优序融资理论）和以控制权理论为中心的后资本结构理论（即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两大主要理论成果。西方理论界对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研究已具有融合研究的趋势，并有所发展，产生了财务治理理论的萌芽，其研究成果必将对财务治理理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文献检索显示，尽管西方学者意识到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和依存性，但并未展开深入研究，未能正式提出财务治理范畴，未能构建出完整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更没有深入研究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财务治理效率问题，因而其理论探索尚处于“萌芽阶段”。关于财务治理的内涵，国内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界定。伍中信教授秉持财权配置论，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伍中信，2001）。衣龙新（2005）博士也是财权配置论的拓展者，认为财务治理是指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宋献中教授（2000）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进行界定，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一组规范所有者、经营者的财务权力、财务责任和财务利益的制度安排。林钟高教授和冯巧根教授则从“财务契约安排”的角度进行了定义。财务治理作为一种规范、完善企业财务制度的创新组织和契约机制，它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结构、机制和行为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财务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促使他们长期合作，以保证企业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性（林钟高等，2005）。财务治理结构是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促使他们长期合作，以保证企业决策效率的一种契约制度（冯巧根，2000）。从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关系视角进行考察，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子系统，从属并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性质，是公司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的划分与配置;公司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权必须赋予董事会，一般财务事项由经理人员斟酌决定，财务经理和财务职能部门拥有财务执行权，财务监督权则赋予监事会（黄菊波等，2003）。公司财务治理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核心，法人财产权的主要内容就是法人财务治理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财务治理权配置是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配置合理与否是影响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性因素（李心合，2001）。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杨淑娥，2002）。以上各位专家的论述，笔者发现对财务治理概念的界定仍然比较混乱和模糊。我们认为，“财务治理”是在股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基础上，通过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形成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环境良性互动，实现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
（二）财务治理主体杨淑娥（2002）将财务治理主体分为两类：（1）依赖公司内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大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一般掌握着公司控制权，在财务治理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2）依赖公司外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小股东、政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其利益易受侵害，居于相对被动地位。衣龙新（2005）认为，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能力、有资格、有意愿参与公司财务活动，并在公司治理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内部权利机构、个体与法人，主要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债权人。油晓峰（2005）则认为财务治理主体主要是股东、经营管理者和债权人三个主体。本文认为，公司是物质资本所有者（股东和债权人）、人力资本所有者（经营者和雇员）和社会资本所有者（顾客、供应商、政府、社区）（以下简称“利益相关者”）缔约形成的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产权契约联结体。公司财务治理主体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狭义上的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资格有能力对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具有重要影响的机构、法人和个体，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股东、债权人、雇员。广义的财务治理主体除狭义的财务治理主体之外，还包括顾客、供应商、政府和社区等社会资本提供者。
（三）财务治理客体 财务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客体的研究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即特指财务治理范畴的财之权，因为财务治理主要就是对财权的配置（伍中信，2007）。财务活动的客体可以归结为“本金”，它贯穿财务活动始终，是财务主体共同作用的目标，财务主体都关注和追求本金的增值。财务治理活动作为财务活动的组成部分，其客体也应该是“本金”，只不过与作为财务管理对象的“本金”所处领域不同罢了。而从财务关系角度，财务治理的客体又具体表现为本金运动所形成的特定“财务权利”关系（当然，这部分财务权利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财权，而是特指财务治理范畴内的财权），对财权的配置贯穿治理活动始终。因此，财务治理客体就相应具有了两种表现形式，治理框架下具体体现的是“财权”，财务范畴之内总体体现为“本金”（衣龙新，2005）。财务冲突是财务治理研究的起点，也是财务治理的客体。财务冲突是指企业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财务矛盾或冲突，具体包括两类：一是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二是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财务冲突。从国外的研究来看，财务冲突来源于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而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主要是由于企业财务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相关者在财务契约中对现金流量要求权的本质差异造成的。而这种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转变为现实的财务冲突则主要是因为财务治理机制不健全（油晓峰，2005）。财务治理客体，也即财务治理的对象，取决于财务治理的属性。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财权体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称分布，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已成为财务治理的现实内容。因此，如何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合理分配是财务治理的客体，具体表现为筹资、投资、资本运营、收益及其分配等财务活动及其所形成的各种财务关系（张敦力，2002）。我们认为，财务治理的客体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财务治理客体是指“财权”，狭义的财务治理客体特指“财权”中的“权力”。虽然“财权”包括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两个方面，“权力”也包括通用财权中的“权力”和剩余财权中的“权力”，但广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是指剩余财权，狭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则是指剩余财权中的“权力”。
（四）财务治理目标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均衡（姚晓民，2003）。也有学者认为，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李秉祥，2003）。从公司财务角度来看，财务治理目标直接体现为本金（资本）增值的满意化；从公司治理角度看，财务治理目标主要体现为优化财务资源配置、促进科学财务决策。因此，财务治理目标是形成科学合理的财务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这些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是对财务治理主体的直接约束，是财务治理体系要取得良好运作成果、财务科学决策及本金有效增值的根本保证（衣龙新，2005）。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以促进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这个目标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具体目标，即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其二是战略目标，即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油晓峰，2005）。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分配财权，尤其是剩余财权（剩余财务控制权与剩余财务索取权），以促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企业决策科学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伍中信，2007）。既然财务治理在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中扮演着“双肩挑”的重要角色，那么财务治理目标必须在综合考虑公司治理目标和公司财务目标的基础上进行界定。因此，我们认为，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
（五）财务治理机制 张兆国教授等（2004）认为，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要使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都能实现，就必须建立一套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相结合的企业财务治理机制。企业财务的共同治理机制就是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各利益相关者都有平等机会分享企业财权，即通过分享企业财务收益权来实现其产权收益;通过分享企业财务控制权来相互制衡，以保护其权益免遭他人侵害，从而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企业财务的相机治理机制是指在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时，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取得企业的财务控制权，以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杨淑娥教授等（2005）认为相机治理机制的依据是关注企业所有权的或有特征（state-contingent），主要是通过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来改变既定利益格局的，各利益主体可通过相机治理机制，确保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配置能发挥衡量监督和激励是否相容、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是否匹配，从而利用财权配置达到相关利益者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衣龙新博士（2005）认为，财务治理机制是在企业财权配置的基本框架下，基于财务治理结构安排和一定制度设计，能够自动对企业财务治理活动进行调节和规范的一种机制。财务治理机制包括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财务约束机制三个方面，这三大机制与财务基础机制的财务主体机制、财务动力机制和财务制衡机制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林钟高教授（2005）认为财务治理机制主要解决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等问题。张敦力博士（2002）探讨了委托结构中的激励机制（薪金激励机制、职位消费激励机制、期权激励机制和声誉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内部约束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
（六）财务治理（结构）体系 林钟高教授（2005）和衣龙新博士（2005）均认为，财务治理体系包括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与治理行为三个部分，但在对各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上存在分歧。林钟高教授等认为，治理结构主要解决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财务运营模式安排以及财务机构岗位安排等；治理机制主要解决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等问题;治理行为则主要解决财务政策选择、财务战略规划以及财务行为规范化问题。衣龙新博士则认为，财务治理结构由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和财务运营模式安排构成；财务治理机制由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和财务约束机制构成；财务行为规范由财务决策行为规范、财务监控行为规范和财务分配行为规范构成。油晓峰博士（2005）提出的财务治理理论框架包括财务治理主体、财务治理客体、财务治理假设和财务治理模式等构成要素。伍中信教授（2007）认为，财务治理结构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中心、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等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财权配置为核心，以融资结构为基础，以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内核的财务治理结构的研究体系，并认为财务治理权具有财务决策、控制和监督三个权能。财务治理权是财权范畴中的核心，其对财权配置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财务决策权来实现的，因此财务决策权就成为财务治理权、财权配置乃至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七）财务治理效率 财务治理效率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没有对效率的深入考量，就不可能有财务治理理论的真正成熟。关于财务治理效率的研究，国内研究的不多，其代表如下：姚晓民和熊瑞芬直接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这一研究主题，但其研究还有待完善。姚晓民等（2003）认为，公司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信息不对称引起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及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其中，前者是主要矛盾。而公司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因此，外部相关者（尤其是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成为提高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关键。可见，这种论述混淆了财务治理目标与公司治理目标，也没有抓住财务治理效率的本质。熊瑞芬（2004）则从独立审计的角度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问题，但并未论及问题的实质。认为要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就必须改变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控制信息不对称对各方利益的影响，充分发挥独立审计在财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总结
国内财务治理研究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明确提出并剖析了财权、财权配置、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结构等概念；初步提出了财务治理（结构）理论体系。但是国内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内涵、财务治理体系等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未能系统地阐述财务治理的理论基础；研究财务治理效率、财务治理评价等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成果十分少见。通过文献综述并结合我们的理解，可以发现，财务治理产生的原因是公司财权契约不完备和问题的存在；财务治理的本质是剩余财权配置（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配置）；财务治理体系由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和财务治理效率组成；财务治理效率则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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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3SJD630089）
摘要：本文选取资产负债率、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人员薪酬作为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的投入变量，总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作为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的产出变量，利用超效率DEA模型从静态角度对2013年江苏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超效率DEA值进行测算并排序，研究表明：江苏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的总体技术效率较高，平均纯技术效率基本达到超效率DEA有效，规模效率有待进一步优化。
关键词：超效率 DEA模型 农村商业银行 财务治理
一、引言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我国农村信用社的制度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发生着重大的变迁，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后，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改革成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2001年9月19日，江苏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正式开业，从此拉开了江苏省农村信用社制度变革的大幕。为适应三农发展对金融的需求，江苏省各农村信用社围绕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了股份制产权制度和“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结构，截至2012年末，江苏共组建58家农村商业银行，各项存款余额9 898.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7 123.1亿元，农业贷款占省内金融机构的比例达96%，为促进江苏农业持续增长、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已成为拥有地方金融资源主要份额，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主要渠道，服务惠及社区主要人口的农村金融主力军。另外根据证监会IPO申报企业基本信息情况表，吴江农商行、张家港农商行、江阴农商行处于“落实反馈意见中”，常熟农商行和无锡农商行处于“初审中”。
但是江苏农村商业银行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如不良贷款比例上升、内部控制风险应对不足等，因此在进行内生制度重构和外部市场博弈中，发展中的农村商业银行不仅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是财务与治理问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如何提高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效率进而提高其经营绩效是实现农村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江苏作为我国经济发达省份之一，农村金融的发展也居于全国前列，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试点省份，本文以江苏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效率为视角来展开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和研究借鉴价值。
二、文献回顾
对于财务治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76年詹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的资本结构契约理论，此后，罗斯（Ross）的信号传递模型、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担保模型、阿洪（Aghion）和博尔顿（Bolton）的控制模型等具有广泛影响的资本结构理论的建立和完善，极大丰富了财务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8）在《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中指出：应综合考察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如负债与股权融资，不仅仅是可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更是可相互替代的治理结构。1991年12月，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德伯瑞（Cadbury）报告在英国产生。报告的题目是《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The Fin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该报告的研究除了着重突出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之外，还注重研究了董事会的控制与报告职能和审计人员等问题，该报告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建立与发展影响深远。
我国财务治理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财务治理内涵、财务治理体系、财权配置研究方面，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财务治理效率和案例研究方面，其中财务治理效率研究主要体现在公司治理效率实证研究中，直接触及“财务治理效率”主题的主要有：姚晓民等（2003）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因此，外部相关者（尤其是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成为提高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关键。熊瑞芬（2004）从独立审计的角度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问题，认为要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就必须改变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控制信息不对称对各方利益的影响，充分发挥独立审计在财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张荣武（2009）较为系统地提出和论证了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核心是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对应，其基本衡量标准是财务治理收益与财务治理成本对比。衣龙新（2011）构建了“财务治理行为――财务治理效率――经营绩效”三层次体系，提出构建财务治理指数来衡量财务治理效率，并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检验。郑少锋等（2011）使用DEA方法计算评价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的效率，并明确影响财务治理的主要因素。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实证研究相对缺乏，而单独关于财务治理效率的实证研究更是甚少。在综合考虑前述财务治理效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财务治理效率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财务治理投入而引起经营绩效变动的体现，它通过资本结构、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经理层结构的合理配置，进行财务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相机治理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由此本文以江苏农村商业银行为决策单元（DMU），将其财务治理行为作为投入变量（Input variable），经营绩效作为产出变量（Output variable），利用超效率DEA模型从静态角度对2013年江苏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的超效率DEA值进行测算并排序，从全新的角度对财务治理效率进行测评，并对研究改进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效率提供实证依据。
三、模型、变量及数据
（一）超效率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由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s等（1978）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根据对决策单元的输入和输出指标数据判断决策单元是否为DEA有效，本质上判断决策单元（DMU）是否位于生产可能集的“生产前沿面”。目前使用较多的模型主要有CCR和BCC模型，CCR模型对决策单元有效性的判断是以锥性定理为假设的，即被考察的决策单元可以通过投入而等比例地扩大产出，即规模报酬不变假设；BCC模型是不考虑生产可能集满足锥性的DEA模型，即在CCR模型中引入约束条件从而将其转化为规模报酬可变的DEA模型。但无论是CCR或BCC模型，其DEA有效的决策单元的效率评价值均为1，无法对决策有效单元进行进一步的排序。在DEA模型的基础上，Andersen和Peterson（1993）提出了超效率DEA模型（Super-Efficiency DEA），以区分出DEA有效的决策单元之间的差异，从而对所有需评价的决策单元进行有效的排序。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DMU均有m种输入和s种输出，其中xj=（x1j，x2j，…，xmj）T>0，yj=（y1j，y2j，…，ysj）T>0，xij为DMUj对第i种输入的投入量，yrj为DMUj对第r种输出的产出量（j=1，2，…，n；i=1，2，…，m；r=1，2，…，s），x0=xj0，y0=yj0分别为决策单元DMUj0的输入和输出，且1≤j0≤n，因此对于选定的DMUj0，判断其基于输入的CCR模型如模型（1）所示，其中si-和si+分别为剩余变量和松弛变量，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一般取ε=10-6。基于输入的超效率DEA模型如下所示。
（二）变量和样本数据
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效率是其财务治理投入和产出能力的测度，反映了其财务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由于受不完全竞争、资金等问题的约束，农村商业银行并不在最优规模上运营，因此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DEA模型更结合实际，本文选择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型超效率DEA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农村商业银行的特点，本文选择资产负债率（DTAR）、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TOP3）、高管人员薪酬（MS）作为财务治理投入变量，总资产收益率（ROA）和总资产（TA）作为财务治理产出变量。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原则，本文选取如下页表1所示15家农村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时间选择2013年的投入产出值进行评价。数据来源于各农村商业银行的网站及公开的年报（2013）。
四、财务治理效率实证结果及分析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本文运用MaxDEA 5.2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其财务治理技术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的超效率DEA值如下页表1所示，并对各农村商业银行的效率值进行比较。从表1可以看出15家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技术效率均值为0.8127，达到比较有效率的状态，反映出江苏农村商业银行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财务治理得到良好的改进，且有3家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超效率值已达到1以上，达到有效率状态。因为技术效率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即TE=PTE×SE。从纯技术效率分析，15家农村商业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9556，有9家农商行的纯技术效率值在1以上，反映出各农村商业银行能够有效地利用财务治理投入使产出最大化，各投入要素在使用上达到有效率的状态。从规模效率分析，15家农村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均值为0.8568，仅睢宁农商行和江南农商行规模效率值在1以上，反映出各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投入与产出的规模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规模效率需进一步优化。
五、结论
本文选取资产负债率（DTAR）、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TOP3）、高管人员薪酬（MS）作为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的投入变量，总资产收益率（ROA）和总资产（TA）作为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的产出变量，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对江苏15家农村商业银行的财务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农村商业银行的总体技术效率水平较好，20%的农村商业银行达到超效率DEA有效。而通过对总体技术效率的分解分析，60%的农村商业银行的纯技术效率达到超效率DEA有效，13.33%的农村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达到超效率DEA有效。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江苏农村商业银行在进行内生制度重构和外部市场博弈中，财务治理结构得到一定程度优化，财务治理效率达到较高水平，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但是受财务治理规模效率的影响，财务治理技术效率没能达到有效状态，而导致江苏农村商业银行财务治理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的原因主要包括：股东持股比例不合理、高管人员薪酬分配制度不完善、总资产收益率偏低以及资产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大等等，这说明江苏农村商业银行在迅速发展的进程中，其财务治理结构存在进一步优化演进的必要性，需要构建正向激励机制，合理确定财务治理的投入和产出规模，优化规模效率，强化适应结构性危机的能力，最终达到财务治理效率的进一步有效提升，促进经营管理水平和经营绩效的不断提高，从而实现服务农村社会经济演进中农村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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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剩余公司治理；财务动态治理；剩余财权；企业效率
中图分类号：F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2-0077-06
一、基本缘起
随着产权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产权保护思想日益盛行。现代企业产权理论主要集中于物质资本产权的研究，而忽略了人力资本产权的系统研究。企业产权理论应包括物质资本产权理论和人力资本产权理论两个完整的部分。人力资本所有者实现人力资本产权收益的内在诉求呼唤其对企业所有权结构中的剩余分享，其核心就是剩余索取权的分配问题。那么，所有权结构如何安排、剩余索取权如何分配才会既公平又有效率呢，这必然涉及到企业产权优化问题。所谓产权优化，是指在既定条件下，要明确界定各产权主体的责、权、利，使三者相互制衡，并以此为原则进行财权的动态配置，以达到既能维持现行契约，又能使现存产权主体分享企业剩余的边际效用不递减的均衡状态[1]。产权优化的终极目标是责权利制衡下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之对称配置，它是一种不断向帕累托最优边界迈进的暂时满意的均衡状态。企业产权优化要借助公司治理来实施，公司治理的改善有助于企业产权优化，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企业产权优化是财务动态治理的重要前提。西方财务界并未明确提出“财务治理”概念，而主要从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两方面展开研究，产生了财务治理理论的萌芽。尽管近年来两者融合研究的趋势不断加强，但并未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的交叉领域――财务治理进行专门研究。我国财务学者充分借鉴西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结合中国特色财务理论创新成果，提出了“财务治理结构”、“财权”等概念，并剖析了其内涵，已初步建立起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框架，促进了财务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实际应用。但是，现有财务治理理论侧重于财务治理结构和权利分布状态等静态范畴的研究，忽略了财务动态治理的专门研究。对于财务动态治理问题，尽管以伍中信[2]和杨淑娥[3，4]为代表已经初步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并未从理论基础、基本内涵等角度对其展开专门而深入的研究。以下将在借鉴企业产权优化、公司剩余治理和公司动态治理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财务动态治理”、“通用财权”、“剩余财权”等范畴，并对其展开系统探讨，以期能够补充和完善财务治理理论。
二、理论基础溯源
按照理论演进的一般逻辑，财务动态治理的理论基础主要有：
1．企业产权契约理论。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联结体，是要素所有者交易产权的结果。企业产生在人们无法拟订完全合同，从而权力或控制的配置变得十分重要的地方[5]。以Williamson 和Hart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由于某种程度的有限理性或者交易费用，使得现实中的契约是不完全的（incomplete）[6]。现代企业理论奠基于合同的不完全性，因为合同是不完全的，所以，产权的初始配置和后续调整对效率的影响是重要的。产权优化的要义就在于提高产权效率，产权优化在微观层面就呼唤财务动态治理，以提高财务治理效率，从而最终实现宏观意义上企业产权高效率配置，进而推动企业产权优化。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的根本区别在于企业所有权的不断配置特征。市场的权力是一次界定的，而对于企业来讲，权力的界定却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而需要不断地重新界定[7]。企业权力的不断界定表明依附于“权力”的“财力”（即“财权”①）也需要不断界定、不断调整。正因为合同不完全，才有了“产权优化”、“剩余公司治理”、“公司动态治理”、“剩余财权”、“财务动态治理”和“财务治理效率”等范畴②。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8]。企业所有权安排是基于产权契约方（包括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综合谈判力对比与权衡的暂时动态平衡。状态依存权的企业所有权更能反映企业产权契约的动态性与演进特征[9]。因此，企业状态依存所有权在宏观层面是企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伍中信，曹 越等:财务动态治理论纲业产权优化相机治理机制的核心内容，在微观层面就是财务动态治理的过程。总之，企业产权契约理论是财务动态治理的产权基础。
2．公司治理理论。公司治理是将公平原则内嵌于基于产权的强势原则中，通过权利配置来平衡投资者之间，以及投资者和公司之间利益的制度安排，旨在释放公司组织的生产效率，同时通过“自增强机制”[10]形成“路径依赖”，为公司组织的持续效率提供制度保障[11]。现代公司治理的健康运作需要融入人力资本产权，实现人力资本产权优化，而人力资本产权优化又需要在公司治理的动态特性中去把握[12]。 可见，公司动态治理思想是财务动态治理思想的直接来源。陈汉文等将公司治理分解为基于社会公正的通用公司治理范畴和基于公司效率的剩余公司治理范畴，创新性地提出公司治理在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在实践上表现为社会公正和公司效率的并行与平衡。通用公司治理是国家以公司法律、监管机构和法庭组成的制度安排，目的在于平等地保护所有投资者的利益，其价值取向是社会公正，属于事前公共契约安排；剩余公司治理是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在不违背通用公司治理的前提下，基于公司自身情况的剩余制度安排，它基于自由竞争理念、以股权强势原则为基础、以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博弈为手段，旨在追逐公司效率的制度均衡结果[11]。因而，作为公司治理核心的财务治理，公司治理理论中的动态治理思想，尤其是“二元价值体系”中剩余公司治理理论，是财务动态治理的重要理论基础。
3．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理论。财政部最新了39项企业会计准则和48项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这标志着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国际惯例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体系的建立，其突出特征是公允价值的引入。价值是财务的核心概念，现实中财务价值创造与价值管理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基于“价值”的会计计量。而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就是基于价值和现值的会计计量[13]。可见，对财产实施全面的公允价值计量后，理论上的“价值”与现实中会计界定的“价值”将无限逼近或相等。公允价值的引入对财产价值动态计量的重大变革，为财务动态治理奠定了计量基础。
4．财务治理理论。伍中信从“价值”和“权力”两个角度提出了“财权流理论”，认为“财权流”是现代企业制度下财务本质理论的恰当表述[2]，主张建立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现代财务治理理论体系[14]。可见，企业财权的“流动”与“分割”无疑具有“动态性”特征，财权配置也应该具有“动态性”。“财权流理论”是财务动态治理的理论渊源之一。杨淑娥认为，财务治理需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去理解，静态理解具体表现为财权配置结构和权力分布状态上；动态理解具体表现为财权配置中的相互制衡过程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形成（契约的设计及再设计）、新的债权人和股东的加入（新的融资结构的形成和对现有资本结构的调整与改善）、由于扩容和收缩引致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由于需要适应经营发展使得公司财务集权与分权交替变化引起的财务治理结构的调整等。公司财务治理是契约不断协调、不断冲突，而又不断耦合、不断修正的过程[3]。企业财权配置包括内部财权配置和外部财权配置两个方面，为保障利益相关者利益，财权配置应实行相机治理[4]。可见，财务治理静态和动态双维度理解以及财权配置的相机治理机制，表达了财务动态治理的基本思想，是财务动态治理的直接理论基础。
三、财务动态治理内涵：继承与超越
财权可以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范畴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范畴。通用财权诞生于企业不完全合同中明确规定并且其结果可由第三者验证（即其中的完备部分）的企业“财权”。剩余财权缘起于不完全合同中的不完备部分，是企业合同疏漏、未作具体规定或无法作出具体规定或虽作出明确规定但第三方不能验证其结果的企业“财权”。财务动态治理是将公平原则内嵌于基于财权的强势原则中，以剩余财权中控制权与索取权相匹配、财务权利与财务知识相对应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主要通过剩余财权的“流动”与“分割”，旨在释放财务治理效率，从而提高企业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它本质上缘起于合同的不完全，直接缘起于剩余公司治理。财务治理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在实践上表现为企业公平和效率的并行与平衡。如果将财务治理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来理解，那么，财务静态治理侧重于企业公平的强调；财务动态治理则是在兼顾企业公平的前提下，侧重强调企业效率，其效率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治理效率。通用公司治理范畴是基于社会公正原则设计的强制性规定，具有确定性、一般性和普遍性[15]，是为了实施事先确定的平等保护所有投资者（包括中小投资者）等社会公正价值目标的人造秩序。显然，通用公司治理在于保障一种抽象的整体秩序，而剩余公司治理诉求于特定公司个体的经济效率目的。因此，财务静态治理与通用公司治理范畴及剩余公司治理中企业合同明确规定并且其结果可由第三者验证的部分是对应的；财务动态治理则对应于剩余公司治理中企业合同疏漏、未作具体规定或无法作出具体规定或虽作出明确规定但其结果不能由第三方验证的部分（也是最主要的部分）③。合同不完全引致的动态性是剩余公司治理的主要特征。公司剩余治理是企业产权优化的微观领域，财务动态治理是公司剩余治理的集中领域和公司动态治理的核心④。财务动态治理掌控剩余公司治理中公司章程等合同无法规制（即不完备部分）的剩余财权领域，而一般意义上的财务治理（财务静态治理）主要定位于通用公司治理范畴和剩余公司治理领域中合同能够规制（即完备部分）的通用财权领域。
传统财务治理理论（主要是静态财务治理）侧重于财务治理结构和权利分布状态等静态范畴的研究，忽略了财务动态治理的专门研究，它强调权责结构制衡，强调对产权契约各方的利益保护，这有利于在社会和企业两个层面实现公正与公平。但是，过分强调公正与公平容易导致财务治理效率低下，不利于提高企业效率，实现企业目标。杨瑞龙、杨其静研究发现，企业的核心内容是关于组织租金的创造和分配；保留收入的创造和分配并不是企业的特征，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理性人参与任何一项经济活动所必然要求的权利；但是组织租金的创造和分配却是企业（或经济组织）中独特的内容，是企业成员争夺的真正对象[16]。可见，保留收入是合同中已明确规制的内容，是不能轻易受到侵犯的。财务治理对这部分产权利益侧重于保护，它是财务静态治理的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而组织租金创造的多少及如何分配是合同中未予明确也无法具体明确的内容。创造最大化组织租金也是财务治理的根本使命，因为组织租金是企业总收益在支付所有组织成员保留收入之后的正剩余，是所有权收益的主要内容，其大小决定着企业未来的成长性和产权契约的维系。对此，财务静态治理已难当此任，客观上呼唤注重企业效率的财务动态治理的产生。财务动态治理通过对剩余财权的运作，充分释放财务治理效率，为企业创造最大化组织租金提供动态制度安排，提高企业效率。财务动态治理意味着财务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必须适应企业产权结构（资本结构）、经济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固定不变和至善至美的适用于所有企业的“万能型”治理结构与机制是不现实的。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财务动态治理是对传统财务治理的继承与超越。
四、财务动态治理若干问题探究
（一）剩余财权与剩余财权配置论说
财权可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范畴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范畴。由“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17]可派生出下面两个等式：“通用财权=通用财力+（相应的）通用权力”、“剩余财权=剩余财力+（相应的）剩余权力”。其中通用财力和剩余财力、通用权力和剩余权力等的涵义与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的涵义基本类同，这两个等式是将财权按照其在不完全合同中的完备部分与不完备部分所作进一步细分派生出来的。不完全合同中予以明确规制（即完备部分）的财权属于通用财权范畴，是财务静态治理（也是目前财务治理研究）的主要领域；不完全合同中未予明确规定（即不完备部分）的财权属于剩余财权范畴，是财务动态治理的集中领域。前者相对静止，后者相对动态。“两个等式”划分了财务治理的两个领域，从而使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各司其职。剩余财权是财务动态治理的核心概念，剩余财权配置是财务动态治理的核心。因为企业财务契约是不完全的，所以剩余财权的初始配置和后续调整是重要的。有关剩余财权的分配贯穿于财务动态治理的全过程。剩余财权配置模式奠定了财务动态治理的价值取向和一般逻辑，对财务动态治理各个部分及其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财务动态治理结构是剩余财权配置的载体，治理机制是剩余财权配置的调节装置，治理行为规范是剩余财权配置的剂。财务动态治理体系各个部分的有效运作都需要通过剩余财权的合理配置来实现，剩余财权配置直接关系到财务动态治理结构的调整、治理机制的运行和治理行为规范的效应。
要发挥剩余财权配置在财务动态治理中的核心作用，需要坚持以下原则：
（1）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剩余收益权）相匹配原则。现实中的合同都是不完全的，相对于合同条款列明或已作规定的特定财权中的控制权来说，合同条款遗漏或未做规制的财权就是剩余控制权。财权中剩余索取权也与此类同。在完全合同下，每一种结果的财富分配都已在合同中有了明确规定，不存在任何可视为剩余的收益；只有在不完全合同下，才有剩余收益存在，才有剩余索取权。把剩余财权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匹配在一起，就可以让决策者承担决策的全部财务后果，实现激励相容约束。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原则能够体现剩余财权配置中作出财务决策与承担决策后果相统一的原则，更能体现剩余财权结构中权、责、利相互制衡，因而它是剩余财权配置中的基本原则。
（2）财务权利与财务知识对应原则。现代组织理论认为，知识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也是权利分配的基础，权利与相应知识的匹配是提高组织效率的关键。在“成本”等条件约束下，努力寻求企业财务权利与相应知识的匹配是创造企业价值，提高企业组织效率的关键，同时也是企业财权配置的基本原则之一[18]。剩余财权配置中“财权”的流动与分割需要权利与知识进行动态匹配，以提高剩余财权配置效率，进而提高财务治理效率。该原则是剩余财权配置的重要原则。
（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通用财权配置主要体现公平原则，即对基本财权、法定财权的优先保证；剩余财权配置主要强调效率原则，即追求企业组织租金最大化。“效率”的量度是原则的关键所在。剩余财权配置不实行效率优先，就无法完成企业财务目标（企业目标），所谓的公平也就没有保障，因此，缺乏效率的公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效率的提高本身就是公平的隐性实现机理。剩余财权配置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原则，以充分释放财务治理效率，提高企业经济效率。在此基础上兼顾公平，为效率的提高提供充足的后劲。该原则是剩余财权配置的根本原则。
（二）财务动态治理基本内容论说
杨淑娥认为，财务治理从动态上看，一方面表现为财权配置中的动态制衡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形成，另一方面表现为新的债权人和投资人的加入――融资结构的形成――对现有资本结构的调整和改善[20]。我们认为，财务动态治理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财务动态治理结构、动态治理机制和动态治理行为规范三个方面，财务动态治理结构主要体现为资本结构的动态优化，资本结构是财务治理结构的基础。一方面，企业生产要素资本的不断投入、资本要素来源的多样化、内在要素结构与比例的动态变化、新的债权人和投资者的加入对现有债权结构和股权结构的调整，尤其是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分享“组织租金”的产权博弈，又会形成新的剩余财权制衡点，这都使企业财务治理结构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不断整合、不断演进的动态制衡之中。另一方面，从财务动态治理的计量基础来看，实施全面的公允价值计量之后，不断扩大或缩小的产权份额要更及时、更准确地度量（界定）出来，并以剩余财权配置原则为依据进行权责结构的再界定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再设计，最终都会反映到产权结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上来。这两方面都使剩余财权得到重新调整和重新界定，为财务治理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财务动态治理机制集中体现于财务相机治理机制。财务相机治理机制是指企业财务状况发生某种重大变化时，为保护相关财权主体权益和提高治理效率，对企业剩余财权（主要是剩余控制权）进行有效转移的一种机制，它主要通过剩余财权中的控制权争夺和移位来改变既定的利益格局。从理论上讲，企业剩余财权归属于所有者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因为所有者承担决策的风险与收益是对称的，能够充分释放所有权激励约束效应，创造最大化企业租金，提高企业经济效率；通用财权归属于经营者也是有效的制度安排，因为经营者按照合同明确规定行使既定财权，可以完整地解除自身的受托责任。但是伴随着“两权分离”引致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诞生，经理层作为理性经济人，其自身目标利益函数与所有者目标利益函数存在偏差，由此导致的委托问题使企业所有者剩余财权逐渐移位于经理层。在产权的博弈过程中，经理层逐渐控制了剩余财权而将通用财权让渡给所有者。显然，对剩余财权的控制可以获得控制权收益，侵害所有者的产权利益，形成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为了保护所有者产权利益，法律赋予所有者特定的、具体的通用财权，并以“法权”形式颁布，具有极强的刚性约束。这样，在现代企业中，所有者剩余财权逐渐旁落于经营者，所有者主要拥有“刚性”通用财权，经营者则侵占了大部分剩余财权。当企业面临不同的财务状态时，就很有必要通过基于产权强势原则的制度规定，促使剩余财权重新流动与分割，以实现剩余财权的高效配置，提高财务治理效率。具体说，即在不同的情况下，剩余财权可分配给出资者、债权人、政府和员工等，相应的财务相机治理机制就包括出资者相机治理机制、债权人相机治理机制、政府相机治理机制和员工相机治理机制。这些相机治理机制反过来印证了剩余财权配置的状态依存性，也表明了通用财权与剩余财权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财务动态治理行为规范主要是诚信“隐性机制”。 由于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财务动态治理（也可称为剩余财务治理）存在制度的“公共领域”，需要“诚信”来约束参与者在制度“公共领域”中的行为。诚信这种隐性制度是财务动态治理行为规范的主要内容。隐性的诚信机制是用来约束投资者机会主义行为的机制，以便于人们形成稳定的预期[15]。由于剩余财权配置中的“公共领域”并无明确的事前标准，所以，需要通过诚信机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诚信机制事前标准的不明确且不具有可证实性，只能实施非正式的私人惩罚机制，如拒绝交易、影响声誉等。诚信非正式的惩罚机制是财务动态治理行为规范的核心内容，各剩余财权主体对“公共领域”财权的争夺和分配无不受到自身“诚信”约束，这种约束使他们争夺“公共领域”剩余财权时的行为表现千差万别，体现了动态制衡。尽管如此，对特定企业来说，这种千差万别形成的企业问责文化（一种诚信机制）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以为剩余财权的界定、调整和保护提供稳定的预期，通过提高财务治理效率，进而提高企业效率。
注释：
①伍中信（1998）认为：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
②完全合同存在于零交易费用的世界里，由Coase Theorem可知，不管产权如何安排都是有效率的，也就不存在“产权优化”、“财务治理效率”范畴；而现实是正交易费用的世界，合同是不完全的，所以，存在“产权优化”、“财务治理效率”范畴。另一方面，罗能生、洪联英（2004）依据“不完全合同理论”提出了“公司动态治理”思想；柯武刚、史曼飞（2002）和陈汉文等（2005）在“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基础上，以公平与效率价值取向为标准提出了“通用公司治理” 范畴和“剩余公司治理”范畴。合乎逻辑地，我们以不完全合同中的完备部分和不完备部分为标准，提出了“财务静态治理”和“财务动态治理”、“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等范畴，这些范畴是本文创新的重要体现。
③表面上看似乎存在矛盾。这里将剩余公司治理中企业合同明确规定并且其结果可由第三者验证的部分纳入“财务静态治理”范畴，后续论证则将财务静态治理的价值取向侧重公平。而陈汉文等（2005）论证了剩余公司治理侧重强调效率。其实，我们与他们的行文逻辑存在差异：我们从不完全合同出发，将其中的完备部分纳入“财务静态治理”范畴，而将其中的不完备部分纳入“财务动态治理”范畴，与此相对应也就有了“通用财权”与“剩余财权”范畴；后者则在公司层面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将公司治理划分为“通用公司治理”和“剩余公司治理”范畴。可见两者划分的标准是不一致的。按照我们的逻辑论证，剩余公司治理仅仅是在整体上侧重效率，因为剩余公司治理领域中不完全合同的不完备部分所占比例远远大于完备部分。尽管完备部分的比例很低，但还是存在的。因此，我们的行文逻辑不存在前后矛盾，我们是以不完全合同中的完备部分与不完备部分为标准对剩余公司治理“效率”说的更进一步的细分。
④我们的逻辑是：正交易费用不完全合同企业产权优化公司剩余治理（主要特征是公司动态治理）财务动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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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rporate Financial Dynamic Governance WU Zhong-xin1, 2，CAO Yue1，ZHANG Rong-wu1
(1．College of Accounting,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79,China；
［关键词］ 资本结构；股权结构；负债结构；财务治理效率
［中图分类号］ F234.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6—0062—05
一 引 言
企业所有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抽象概括，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1］。公司治理结构以财务治理结构为核心，财务治理结构的要点是在效率的基础上使公司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相匹配［2］。
纵观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史，可以发现其研究内容都与财务治理（结构）效率（融资效率）有关，只是研究视角和程度不同。尽管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和依存性，但并未展开深入研究，未能正式提出财务治理范畴，未能构建出完整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更没有深入研究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财务治理效率［3］。而国内对于财务治理的研究也是刚刚起步，还远未成熟。以往学者的研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也存在以下不足：1）简单地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资本结构，忽视了股权结构和负债结构的影响。2）只从成本或收益角度分析财务治理效率。3）资本结构对财务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大多停留在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股权结构、债务结构对股权成本的影响，很少涉及到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的深层次系统研究。
鉴于此，本文在衡量资本结构时加入股权结构和负债结构，并从财务治理成本（股权成本和负债成本）和财务治理收益（会计业绩）两个角度来衡量财务治理效率，分析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之间的深层勾稽关系，为我国上市公司优化资本结构从而提高财务治理效率提供合理的经验支持。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关系的检视，是对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成本、财务治理收益相关关系的统一检验，存在叠层关系检验（如图1）。资本结构包括三大内容：资本结构（狭义）、股权结构和负债结构。良好的财务治理效率是财务治理活动的根本目标，财务治理效率的实质在于：在既定的财务治理环境及其变迁中，财务治理结构与机制在多大程度上降低财务治理成本并同时获得多大的财务治理收益，或者说以尽可能低的财务治理成本取得尽可能高的财务治理收益［3］。
（一）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
资本结构的选择决定了公司财务控制权在公司所有者和债权人之间的分配机制，决定了有效率的财务治理机制安排，即在公司破产时财务控制权能从公司所有者转移给债权人。债权人通过债务契约设置的限制性条款可能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以及债务可能导致的财务控制权的转移成本，构成了公司负债的成本。当公司的负债逐渐增加，公司破产风险和过度投资的动机也加大，管理层的积极性和自由裁决权也随之扩大，股权成本降低，债务成本升高。但是保持适度的负债率可以使增加的债务成本小于减少的股权成本，从而降低总成本，使财务治理成本最低［4］。如果财务治理收益一定，那么财务治理成本最低就意味着最高的财务治理效率。故提出假设：
假设1：公司的产权比例较低时，适当提高产权比例能提高财务治理效率。
（二）股权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
Shleifer和Vishny研究表明，公司经营的好坏与大股东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大股东更愿意并有能力对管理层进行监督，从而解决了股东监督管理层的动力和信息成本问题，使股权成本得以降低［5］。Elston和Goldberg对德国公司研究表明，股权越集中，管理层获取额外高报酬的能力越小，即股权集中能够约束管理层的金钱利益。公司如果存在几个大股东，形成控制权共享的局面，即股权制衡。由于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可能会大大降低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效率，因为第一大股东需要为协调其他大股东之间的矛盾而付出额外的代价，从而导致治理成本的上升。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股权集中度与财务治理效率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财务治理效率负相关。
吕长江等、张兆国［6］研究表明，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由于存在产权主体缺位问题，管理层更容易牟取私利、产生在职消费行为，从而成本更高。但张翼、王鹏等、李明辉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由于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从而会较好地保护股东及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业绩更好［7］。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国企的管理层大多接受政府的监督和干预，因而管理层的行为跟投资者更能够保持一致，从而可以降低成本。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3：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更高。
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存在利益分歧，这是因为管理层存在自利行为。如果提高管理层持股比例，管理层发生自利行为的成本也上升，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上升，如果公司业绩提高，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更趋于一致，因为管理层可以按持股比例分享公司业绩提升的剩余收益。Fama进一步发现，当管理者持股比例过高时，管理层与外部股东又会产生更大的利益冲突，从而可能导致更大的问题，即存在壕沟效应［8］。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4：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财务治理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
（三）负债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
负债按期限长短可以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流动负债对管理层具有相当的硬约束力而具备财务治理效应，流动负债对管理层的自由现金流量的裁量权和对企业清算形成一定的硬约束。流动负债比例越高，公司的财务风险就越大，对管理层的硬约束也越大，管理层在实施自利行为时就会越发谨慎，因为这种机会主义可能导致公司破产，而破产对管理层而言损失也是巨大的［9］。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5：流动负债比越高，财务治理效率越高。
负债按工具形式不同可以分为商业信用负债、银行借款、企业债券等。商业信用作为一种自然性质的负债方式，完全依靠公司的信用度，其债权人一般是公司的供应商，他们基本上不会参与公司治理。但是，如果公司经常性的拖延债务偿付，势必会对公司信誉造成非常坏的影响，实际上，商业信用负债对公司管理层具有较强的潜在约束力，能够形成积极的治理效应。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6：商业信用负债比例与财务治理效率正相关。
Diamond研究德国和日本企业发现，银行在克服搭便车问题和获取信息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银行作为公司的主要债权人，一般直接派出董事参与对方的经营决策，这样能够保证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更好的匹配［10］。衣龙新、肖坤等发现，在我国，银行的财务治理效应并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因为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债务关系大多由政府意志决定，而不是银企平等协商的结果［11］。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7：银行借款比例与财务治理效率非显著负相关。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09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对初始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业的公司；2）剔除已经发行H股的公司；3）剔除ST和*ST的公司；4）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对数据库的部分样本数据进行手工检验和更正。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部分数据取自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处理软件为SPSS17.0、EXCEL等。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会计业绩来衡量财务治理收益，选取主营净资产利润率作为会计业绩的替代变量。因为主营业务利润纵的难度较大，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公司的会计业绩。以成本来衡量财务治理成本，成本包括股权成本和负债成本。目前衡量股权成本最常用的就是Ang等、Singh和Davidson Ⅲ提出的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我们借鉴他们的做法，另外，选取利息支出率计量负债成本［12］。
2.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产权比例反映资本结构（狭义），股权结构和负债结构的衡量依据上文分析所定。另外，我们还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行业和年度，有关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计
根据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以下的回归模型来检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其中，Yi为财务治理效率的变量：
四 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在所有变量中，股权制衡度稳
1.2483定性最差，结合股权集中度的均值达到45.89%，说明我国A股“一股独大”的现象比较普遍，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占大多数。流动负债占比均值达到81.32%，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负债的短期化倾向比较明显；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负债占比都比较高，分别约为49.28%和37.18%，说明银行贷款成为了上市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而商业信用在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中也担当重要角色。
（二）回归分析
根据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发现多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一般显著的相关关系，虽然相关系数均不大，但是为了防止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我们在回归分析中，并不将反映股权结构和负债结构的各指标全部放在同一个模型中。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分析如下：
1.产权比例与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与资产周转率、会计业绩正相关，但都不显著。这说明，在我国，
负债融资的确存在软约束，但由于债务契约的硬约束力，负债虽不能有效约束管理层的在职消费，但能够一定程度上限制过度投资行为，假设1基本成立。
2.股权集中度与管理费用率、负债成本显著负相关，与资产周转率显著正相关，与会计业绩正相关，而股权制衡度与管理费用率正相关、与资产周转率负相关，虽都不显著，但足以证明较高的股权制衡度降低了财务治理效率，假设2基本成立。这一结论与宋立、韩亮亮、高雷、宋顺林、李明辉的一致。结果表明，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监督效率越高，能够有效降低成本，提高财务治理效率。虽然我国“一股独大”现象十分普遍，但由于“掏空行为”的可能性致使其他大股东会尽力制衡第一大股东，而导致协商成本的增加，进而降低财务治理效率。
3.国有控股与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及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而管理层持股与管理费用率、负债成本负相关，与资产周转率正相关，但均不显著，与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费用率很高，但其资产周转率更高，会计业绩也高，因此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更高，假设3基本成立。而用MBOR的平方项回归后发现，MBOR与MFR显著负相关，而其平方项与MFR显著正相关，即MBOR与MFR呈U型关系，管理层持股又与会计业绩正相关，即管理层持股与财务治理效率呈倒U型关系，假设4成立。
4.流动负债与管理费用率非显著负相关，与资产周转率显著正相关，而商业信用负债与管理费用率显著负相关，与资产周转率和会计业绩都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流动负债比例越高，负债的短期化倾向越显著，对管理层的约束越强，流动负债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治理效应，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假设5基本成立。而我国商业信用负债总体上能够有效发挥积极的财务治理作用，降低成本，促进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提高，假设6成立。
5.银行借款与管理费用率非显著负相关，与资产周转率非显著正相关，假设7基本成立。这表明，在我国，银行借款的确存在软约束问题，银行借款的财务相机治理作用并不能有效发挥，银行作为债权人没有能有效监督公司管理层和控股股东。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资本结构各要素的财务相机治理效应不尽相同。负债虽不能有效约束管理层的机会主义，但却能通过债务契约来发挥财务治理效应；股权集中度有助于降低财务治理成本，提高财务治理效率，而管理层持股与财务治理效率呈倒U型关系；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费用率高，但资产使用效率更高，说明国企改革以来，虽然在职消费依然严重，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确实有所提高，国企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国较高的流动负债比能发挥一定的财务治理效应，但作用不够显著；银行借款由于存在软约束问题而不能有效发挥财务相机治理作用，而商业信用负债却更能有效发挥积极的财务治理效应，提高财务治理效率。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资本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方面，调整和优化资本结构有助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提高。其具体表现在：第一，进一步明晰国有产权主体，加大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尽量减少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使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治理效率更上一层楼。第二，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银企合作机制，通过逐步完善《证劵法》、《商业银行法》和《国有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制度，降低银企产权的同质性程度，以充分发挥银行和负债融资的相机治理作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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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荣武.财务治理效率论纲［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7）：43-47.
［4］ 李碧虹等.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高校教师工作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J］.大学教育科学，2010，（6）：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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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兆国，宋丽梦，张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股权成本的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5，（8）：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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