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有机化学是医学院校的一门重要基础课。近年来,随着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使医学有机化学的教学面临不少困境,如理论课时的减少,学生人数的扩增,学生基础参差不齐等。对此,本文作者分别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法,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有机化学论文
有机化学是一门集理论性、实践性和系统性为一体的学科。医学有机化学是医学、药学以及生命科学等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它衔接无机化学，并为后续的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免疫学、药物化学、药理学和医学检验等课程提供了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医学有机化学的内容虽与化学、化工、生物工程等专业的有机化学课程大致相同，但教学的侧重点、教学的方法须有所差异，对任课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从自身的教学实践出发，从以下4个方面谈医学有机化学教学实践中。
一、了解学生化学基础
笔者所在学校的医学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而现阶段各省或地区的高考政策不尽相同，部分新生参加了化学学科的高考，因而具有较为系统的中学化学知识结构，同时对基本的元素、物质以及化学反应有一定的认识，这类学生具备较好的学习医学有机化学的基础;另有部分考生，未参加化学学科的高考，在高中阶段学业水平测试之后便停止了化学的继续学习，这部分新生的中学化学基础薄弱，普遍存在概念模糊，对元素、官能团的认知不清以及对化学反应几乎一无所知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这部分学生学习困难，课堂参与度低，进一步导致学习兴趣和信心的丧失，最终难以顺利完成该课程的学习任务。
针对不同生源的中学化学基础参差不齐的情况，我们不仅需要在合班上课时考虑班级合理编排，更需要在课堂教学中照顾到基础薄弱的学生，同时满足基础较好的学生更高的学习需求。另外，我们尝试适当安排时间对基础薄弱的学生单独进行中学化学的重要知识点的回顾和讲解，将有利于这部分学生跟上该课程的课堂教学进度，也有助于他们对后续课程的学习。
二、引导学生系统建立有机化学知识结构
多数有机化学教材，包括该校使用的医学有机化学教材均按照化合物类型(如烷烃、烯烃、炔烃、芳烃、醛酮、羧酸及其衍生物、糖、氨基酸和蛋白质……)进行章节编排，虽利于学生依据化合物类型建立知识结构，但各章节内容仍稍显分散，知识点较为繁杂，学生掌握不易。为了学生能够从最基本的有机化学概念、原理出发建立完善的有机化学知识体系，我们有意识地加强了绪论部分尤其是关于有机结构和有机反应的基本理论的阐述。
比如：绪论中我们介绍有机化学反应包含两个基本的组成：反应物共价键的断裂以及产物共价键的生成。共价键的断裂方式只有两种：异裂和均裂。前者产生自由基，后者产生离子对，两者均为有机反应的活性中间体，大多数有机反应与这两种活性中间体的生成及参与有关，从而派生出有机反应的三个基本类型：自由基反应、离子型反应(亲核或亲电反应)以及协同反应。
在后续章节的讲解中，我们将具体反应归属到上述基本反应类型进行讲解。比如：讲解烯烃的化学性质时，引导学生关注碳正离子如何形成、如何稳定以及如何参与化学反应;讲解羟醛缩合时，引导学生关注碳负离子如何形成、如何稳定以及如何参与亲核反应。这样不仅让学生能够从根本上理解反应，并且能够围绕基本反应的类型及活性中间体，将内容庞杂的知识点进行归类并逐步建立相应的知识体系。
三、注重有机化学与医学的学科交叉
有机化学之所以成为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不仅因为有机分子是构成动物、植物体的基本单位，体内的物质转换及能量传递也均与有机化学反应息息相关。在医学有机化学的教学中，我们有意识地引入相关的医学知识，在强化对知识点理解的同时，阐释相关的生物学或医学现象，从而提升学生对有机化学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例如：在讲解立体化学这一章节时，我们开篇即以“反应停”(沙利度胺)事件为例，让学生认识到确定化合物立体构型的重要性。在20世纪50～60年代，“反应停”在临床上被普遍用于抑制孕妇的妊娠反应，但随之而来的大量“海豹畸形婴儿”的出生使该药物被禁止使用。后来的研究表明，当时使用的药物“反应停”实际为一对对映体混合物，即安全的R构型及致畸的S构型的混合物。通过这一实例，学生自然意识到立体化学对于有机化合物结构的重要性，课堂专注度也显著提高。
在具体章节的讲解中，我们还尝试以常见药物分子为例来阐释相关的官能团或者分子片段，做到医学、药学知识与有机化学知识点的融合。比如：在羧酸及其衍生物的讲解中，我们以青霉素等为例向学生介绍了含特殊结构片段――“β-内酰胺”的一类抗生素，使学生对酰胺的理解得以强化。同时，我们还对青霉素的发现、发展和临床应用背景进行了介绍，从而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对医学研究的兴趣。如图1
教育专家逐渐认识到这些问题，他们认为专门的思想道德课程，对学生思想品质和道德素养的帮助不大，在课程教育中渗透人文教育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更深入、更持久，学生也乐于接受。因此，在医学院校化学教学中，培养医学生人文素养是促进其成长为复合型人才的起步。
2医学化学教学与人文教育情境结合
医学教育不仅要培养医学生的科学精神，还要培养其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以追求真、善、美的崇高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
2.1具体实施
（1）化学教学设计中渗透医学人文教育。
教师除了讲授物质的化学结构、性质、作用外，还要分析该化合物的合理使用、使用不当或滥用对医学、环境、食品卫生、人体健康的影响。明确化学物质既可以成为挽救生命的良药，也可以成为损害人类的利器。由教师提供或在学生互动中选择一些共同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将所学的化学知识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讨论，紧跟社会相关热点信息。导入化学知识，由点入手，点滴渗透，使学生在参与中理解并巩固知识。教师引导学生发散思维，逐步构建与现实相关的化学知识情境，形成学习兴趣与行为规范。
（2）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增加实验室和化学药品安全使用的考核
将《实验室安全卫生制度》及《化学危险品管理办法》的学习和执行情况纳入学生实验考核中，监督其做好危险化学药品的取用记录。教导学生本着科学认真的态度对待化学实验的每一个环节，指导其精准、规范、合理地取用化学药品。实验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还可以训练其严谨认真的实验态度。互动的实验环境是师生相融、合作交往人文精神传播的良好契机。
（3）社会活动的实践教育。
通过化学科普以及相关讲座、社会调研将人类精神文明成果通过公益性活动传播至全社会。将所学知识融入社会实践，科学普及与人文精神培养十分重要。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不仅是人类一切知识的原点，而且还是人类的信念之基、力量之源，昂扬向上的现代人文精神是激发一切创造的灵魂所在。因此，让学生参与医学化学科普，能够使其人文素养普遍提升。
2.2实践中的改进
（1）医学化学理论学时与实验学时有限，相关课外科普活动也要占用很多时间
学生在选题、查找资料、参与社会调查、分析讨论、总结汇报时，需利用课余时间来完成。这就要求教师能够灵活分配时间，课内与课外开展指导教学活动。由于采用主动型学习方式，学生在选题初期会无从下手，选题过程中也会遇到许多困难和迷惑。应从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入手，将知识获取、平时学习与社会活动结合起来作为人文关怀的重要载体，在实际活动中引导学生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2）医学化学教学中的人文教育融合，要求教师不断提升自身学识水平与人文修养。
只有加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知识的学习，教师才有能力和经验解答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同时还要能够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进行引导，从学生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推动教学过程中化学知识与医学情境的融合。教师指导学生解决遇到的具体问题时，要以平等、博爱的心去关注学生、感染学生、影响学生。
3医学化学教学与人文教育情境结合的意义
中医药学是中国第一大发明，其意义远大于我国指南针、纸、印刷术和火药等四大发明。中医药学是中国的原创性医学，与中华民族历史一样悠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及全球化的发展，中医药在我国医疗界占据市场己十分紧迫，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势在必行。中医是最具特色的文化，要想做到真正的中西医并举，还是要靠我们这一代中医药学子的不懈努力与奋斗，发扬中医药传统文化，让中医药改变现状，超越现在，真正深入人群、走向世界！
一、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优势
“神农尝本草”，自古以来，中医药有着悠久历史，中医药治病救人的优势有目共睹。中医治病求本，中药不良反应少，很少产生耐药性，这些种种却鲜为人知，由于对中医中药的了解不够，使大家对中医药产生很多偏差的认识，中医药的优势应被广大群众所了解。中医过去在疾病治疗中总是处于从属地位，患者经常是走过很多家医院、做了全套的医疗检查、治疗未果，才想起中医。在2003年的“非典”中，中医对于这种病因不明，来势汹汹的疾病，通过辨证论治、治病求本等屡获良效，中医彰显了它无穷的魅力。用中西医综合治疗的办法防治“非典”，不仅疗效确切，而且费用大大节省。不仅在“非典”中中医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接下来几年发生的甲流、龠流感中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中医药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经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
近年来，国家也对中医药的发展高度重视。我国已能生产包括滴丸、气雾剂、注射剂在内的现代中药制剂40余种，一批新的科研成果的到世界医学界的公认，屠呦呦老专家的获奖，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医药文化的优势。我国传统医药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至今在医疗保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在世界传统医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是由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和优势所决定的。随着疾病谱的变化，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健康观念的转变，中医药学的优势越来越显现出来，其科学性和先进性越来越被学术界、产业界所重视。进一步认识这些特色和优势，并在实践中加以发挥极为重要。
二、新一代的中医药学子如何使中医超越现状，走向世界
(一）要做到和中医“谈恋爱”——热爱中医，不离不弃是学好中医的重要前提。
只有真正的热爱中医，对中医时刻充满爱好与兴趣，才能有所收获，学有所成。纵观中医史，几乎所有的名医都是在对医学的热爱与执着追求中、在长期深入的实践探索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学习中医，没有对中医的热爱，学习过程中就找不到情趣，就会味同嚼蜡，就无法把中医学好学透。这个比喻打得好，要和中医“谈恋爱”，这样，就会觉得对中医有了一份责任，中医是我国几千年来留下的最伟大的财富，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把中医发扬光大，不仅要超越现在，更要超越过去中医所取得的成就。
(二）重视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学好中医的基础条件
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是学好中医的基础，虽然对于初学中医的人来说中医基础理论课程可能是枯燥的，难懂的，但是当你跨过这个坎儿，真正走入中医这个殿堂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医是神奇的、博大精深的，她是瑰丽的宝库。现在有一部分人忽略了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殊不知，基础理论知识是非常重要的。熟读《内经》，学好中药等这些基本课程是为以后研究发展打下的奠基石。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就不可能有新的突破。
（三）跟名师，多临证——学好中医的必备条件
中医理论课程固然是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但是如果仅仅掌握好了理论知识，而没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照样不会看病。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这是知识来源、作用以及提高的途径和规律。学习中医犹需如此，只有回归临床实践、所学才能被验证、巩固，才能获得新知，提高理论和实践水平，从而推动中医发展。
（四）中医药学子要有时代责任、创新使命、民族情怀、国际视野
那么，把以自然科学为学科主体属性的中医学视为文化现象是否合理？倘若合理，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一同一？相异？抑或同中有异？文章试就此作一探讨。
科学与文化的前因后果
鉴于文化概念极其复杂的歧义性使得定义文化概念的种种努力不可避免地陷入于困境的教训，本文的“文化”一词仅指向文化的核心—哲学。
1.西方文化背景中科学与文化关系断裂及其前因后果关系的重构 近代以来，科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日趋断裂成为“鸿沟”彼岸的“两极”。其直接后果：一是导致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峰对峙”。二是导致了人文科学的危机，人文科学曾经生机勃勃的时光一去不复还。三是导致了科技完全脱离人文的指引而走向异化。
正是在科技与文化关系断裂及其衍生的日益严峻的现实面前，西方思想界展开了科技与人文之间理解、沟通与对话的努力。1977年8月11日-19日，在第15届国际科学史会议上，李约瑟博士提出了“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征象”的观点。1998年1月，在诺 贝尔奖得主的巴黎集会上，其宣言的开篇便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该语无疑蕴涵着这样一种基本判断一一科技与人文关系断裂其根源在于西方原子论哲学文化背景，而在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气一元论智慧中科技与文化的关系呈现的则是另一番情景，并有助于克服科技人文关系断裂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致力于科学技术（包括医学）与文化之间沟通的努力，“中美高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因素学术研讨会”称之为“合理重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实际上只是还科学技术与文化本然关系的真面目。因为，“所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们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2.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科学与文化的“共轭”关系 袁立指出：“在中华科学学术体系中，社会政治科学必须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其中对人文学术的把握又是从自然科学成果到社会科学成就间的必然联系环节”，“国学是将自然发现自然规律直接应用到人文科学再贯穿到社会科学的体系”?。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先生的观点，这种关系即“共轭”关。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前因后果
文化是医学诞生的土壤，中医学作为人类医学文明具体形态之一，其成长同样是一个文化过程，其发生、发展与变化同样离不开在相应文化中的前因后果。
1.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步演进 据笔者与诸多同仁的研究结论，中医学在其身后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古代文化始终保持着同步演进的关系，这种“同步”主要包括两个内涵：首先是性质上的同步。如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以表知里、类比推理、类比说理医学实践与气一元论哲学文化背景相呼应；宋元时期理学思想的广泛渗透与“辨证论治”思想的全面推行；明清时期随着西方原子论哲学思想的东渐，出现了医学的本体论实践等。其次，是高峰时相以及高度上的同步。每一次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都伴随着一次中医学的发展高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中医四大经典的问世，标示中医学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并从零星的积累走向体系的形成；晋、隋、唐时期，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峰，同样带来了中医学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出现了医学高度综合及其伴生的分科兴盛局面等。
2.中医理论的哲学化 中医学理论有着浓重的中国古代文化色彩，有人把这一特点称之为“中医学的哲学医特征”。笔者则主张用“医学理论的哲学化”来进行概括。
2.1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 中医学的一系列概念的确大量地来自于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改造应用，归纳起来有精、气、隐显、有无、形神、阴阳、五行等所派生出的数量可观的医学概念，如脏腑之精(气）、藏象、形脏、神脏、脏腑阴阳、五脏系统之间的生克、胜复、制化、乘侮、母子相及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概念的这种移植与嫁接决不是机械的拷贝甚至抄袭，这主要因为这种运用无一不是“改造”中的运用，且不论嫁接等情况，即便是不经嫁接的概念，在中医学中常具有不同于哲学的内涵；另外，经过移植，同样的概念也常并不保留哲学领域中的全部运用特征。
2.2哲学理论作为说理工具 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的多学科知识在中医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又提供了重要的说理工具。如精气学说使藏象学说构建了精为脏腑精气生成之源、精气运行不息促进脏腑生理机能的藏象理论。阴阳学说用于说明脏腑的阴阳属性，脏腑精气分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推动脏腑的生理机能活动，并维持了脏腑自身的协调平衡的理论等。
2.3哲学命题作为推理前提 在中医学术史上，历代医家不仅运用取象比类于比喻说理、论证阐发，而且运用类比推理以发见新知。就藏象学说而言，据笔者的研究结论，藉类比推理所发生的主要理论成果甚多，如心化赤为血、肺气“肃降”、脾宜升则健、肝主疏泄、肾者主蛰等。
综上可见，“医易同源”“医道同源”与“医儒同源”正是对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千丝万缕联系的概括。
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同
中医文化十分广泛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众多学派的理论成果，但中医文化又决非中国传统文化的机械的拷贝甚至抄袭，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思想的高度上呈现的是同中有异的关系，这又为中医文化研究构思提供了最终的依据。
1.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同 就研究的对象看，中医学研究的是人，“人的存在……是儒家的基本关注之点”。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两个重要学派一一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
更为本质的是，中医学视野中的人乃“形与神俱”的完整的人，身心一元的人，而且是把这一完整的人放在天地自然、社会这一最为广阔的背景和联系中来进行考察的，即要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这又与中国古代文化“究天人之际”的要求与对象相契合。如《汉书·司马迁传》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北宋哲学家邵雍所主张：“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等。
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在研究对象的重叠上至少有3点：一是人以及人的形与神俱规定；二是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界宇宙的关系；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称人与社会的关系。
2.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象在相同的基础上又有着不同的一面，所不同者乃侧重点与理论目标不同。正因为侧重不同，中医学的援哲人医既体现了哲学理论的运用，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理论，如《论语·乡党》记载：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季康子送药，孔子拜谢接受，然后说：“我孔丘不了解这药的药性，不敢吃啊”。可知孔子于医之未达，也正好说明中医学的补充发展作用。
梁漱溟先生总结自己一生的思想来源时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从来之根柢”。日本学者小野泽精一等针对日本中国思想研究中疏落医学的问题指出：“历来的哲学史中没有把医学思想纳入，倒是应当奇怪的事”。
结论
关键词 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 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2 中医学术语、西医学术语与中医英译
现代术语学所观察到“专业术语的产生大部分是由普通语言衍生而来”的情形，在中、西医学中都可以清楚地得到证明。熟悉中医用语的人应该能够察觉，中医书籍中的用字大部分是普通语言用字，且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同一成书年代的其他著作中。魏逦杰博士和文树德教授都主张将中医学的基本术语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一是从日常用语所引申出来的中医学专有名词，如窍、穴、卫、邪、命门、三焦、督脉等。由于前一类用语大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文化种群都有这类概念，而且各种群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也都存在着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因此翻译时，采用译人语的对应词应该是最准确的方法；后一类代表中医专门知识的词汇则大多源自于隐喻(metaphor)的命名方式，即由普通语言、以类比的方式形成，翻译时，可以通过字对字直译的方式加以译解，也就是将字面上的意思译出来 。如窍译成orifice，穴译成point或hole、卫译成defense、邪译成evil、命门译成life gate、三焦译成triple burner、督脉译成governor vessel。关于西医学术语，魏逦杰博士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用词构成，如fever、chill、cough、cold、influenza等；第二类则是由西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conjunctivitis、anemia、hypertension、arteriosclerosis、hyperchlorhydria等；第三类由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enuresis、lochia、pharynx、1arynx、dysphagia等。第一类词语，尽管通常由医师使用，但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而且大部分正常成人都能够分辨这些名词所指的情形为何。第二类词语中虽然有些词(如anemia、
hypertension、conjunctivitis)对一般非专业者可能并不陌生，甚至还被他们所使用，但是非专业者并无法以医学的准确性诊断出这些病情；这些名词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第三类词语则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魏遁杰博士认为，应该绝对避免使用纯然“严谨专业性的”第二类西医学名词术语翻译中医学概念，认为这样“必然会破坏了他(指‘译者’)意欲传达的这个知识体系(指‘中医学’)的完整性”，并相信只有第一类与第三类西医学名词术语才能用于翻译中医学概念H 。笔者颇为赞同。笔者认为，中医学术语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词汇组成，如心、肝、脾、肺、肾、发热、头痛、咳嗽、心悸等；第二类由中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等；第三类由中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说文解字·广部》中的某些形声字—— 疝、疸、痈、疡、痔等。而当初西医中译时所“借用”的中医学词汇也是相应的第一类和第三类，也就是说把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和measles、leprosy、malaria、epilepsy分别译为“心、肝、脾、肺、肾”和“麻疹、麻风、疟疾、癫痫”是基于全人类对人体和病的共同认识。而同时，我们也应从西医中译实践中吸取教训：采用第二类中医学名词术语翻译西医学术语所引起的中西医学概念混淆不清的状况不应在中医英译中重演。如将typhoid，typhoidfever译为“伤寒”，typhoid或typhoid fever指的是“infection ofthe intestine caused by Salmonella typhi in food andw ater”，临床表现为发烧、腹泻，甚至有血便，是肠的感染性疾病(infection of the intestine)。而中医学中的“伤寒”，广义指外感热病的总称，狭义指外受寒邪，感而即发的病变 。
3 医古文、医学英语与中医英译
让我们先观察比较一下下面两段短文：(1)“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日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2)“Man is metazoon，triploblastic，chordale，vertebrate，pen—tadactyle，mammalian，eutherian，primate．．．The out—lines of each of his principal system of organs may be traced back，like those of other mamm als，to the fish—es．’’(L．A．B．一orradaile) 。 (译文是：人属于后生动物，系五趾，三胚层高级动物，属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象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他的每一个器官系统的轮廓可以追溯到鱼类)。以上都是从“发生学(genetics)”角度来界定人生命的起源，若仅从语言学角度考察，第一段四、六字成句，文辞简练、优美，具有诗一般的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而第二段含有大量的专业术语，语句平实、严谨，属于科技英语，谈不上文辞、韵律的优美。中医学的核心知识都来源于古典文献，即“文言文”。实际上，自《内经》问世以来，中医语言就基本定格在“文言文”。而“医古文”是文言文的一种，是文学语体。由于中医学术语具有高度多义性、同义性和模糊性，医古文又异常简练、具有丰富的修辞格，因此极易造成中医语言语义模糊，并引发学术之争。因此，中医学中的“咬文嚼字”现象— — 校勘、训诂或注释中医古典著作，更是渊远流长，并延续至今，从而体现出中医学所具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征。而医学英语语义明确清晰，所表达的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属于科技英语，是科学语体。因此，在译介中医时，尤其是中医古典著作时，绝不能像西医中译一样仅注重传达原文所体现的医学知识，同时也应对原文所体现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特征给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些特征本身就是中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应坚持严谨应用保持中医概念系统性、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名词术语英译原则，并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出一个体现中医典籍文化的更完美的翻译体系，使建立在中医典籍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顺利、持久地走向世界。
参 考 文 献
1 夏征农．辞海[缩印本(音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006．
2 何裕民．差异·困惑与选择— — 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149，170．
3 魏遁杰．中医西传与翻译问题．医学与哲学2001；22(7)：51— 54．
4 魏遁杰．英汉汉英中医词典．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5．
关键词 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 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一、中医学的科学内涵
(一)中医学具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究天人之际”是我国古代哲学和科学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所有的天人之间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就是天人合一，这是我国文化的一种基质，而且对我国的科学文化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中医是在传统文化中孕育并发展的，所以也具有很深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所以具有浓郁的东方文化色彩，是一种整体的医学观。中医学认为，在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之外，人还和自然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是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主要表现在：1.天人合气，我国传统科学中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气，而气又分为阴和阳，所以就有“积阳为天，积阴为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等说法，因而天地和人都统一于气，只是处于气的演化过程中的不同形态。2.天人同构，也就是说天人在结构上具有相同性。古代的医学家将各个人体视为小宇宙和小天地，同天地和宇宙相应进而同构。凡是天地自然中的事物和现象，人类的身上都有相应的器官、部位和功能同它相应，如果天地自然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人体的生理功能也就会发生一些变化。3.天人同理，也就是说人和自然在运动和变化的过程中会遵循着相同的规律。各个时代的医学家都吧阴阳变化的规律、五行运行的规律、太极的规律当做人和自然共用的的普遍规律。
有了以上三种理论，中医学在进行构建的时候，就会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着眼，利用气作本体，将阴阳五行作为结构模型，这样就能把人放在自然的时空当中进行考察，从而有效建立人的生理和病历模型，然后找出相应的治病方法和原则。在中医学中，保健的前提就是人与自然的协调，而人们生病的原因就是天人系统失调导致。
天人合一的整体医学观念将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当做基础，在宏观的角度上认识并控制人体，有及其深刻的合理性，蕴含着朴素的系统思想的萌芽，在早期的医学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的生态医学、气象医学、时间医学等在现代医学当中也还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观念过分的强调了认同自然的统一，没有关注到人体的差异性，更没有实践研究，所以使得中医学的理论具有相应的模糊特征和思辨色彩。
(二)中医学具有崇古尊经的价值观
我国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决定了我国才传统文化具有崇古尊经的价值理念，同时还具有追求同一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深刻的影响了中医学。黄帝和神农氏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人物，但却被我国的医学家尊为医门的圣人，后来的张仲景又被尊为“亚圣”，他著的《金匮》《伤寒》等被中医学家奉为经典。也正是基于此，几千年来我国的医学发展十分缓慢，基本没有范式革命。一旦某位医者提出了反对先贤医学的观点，不但不会被接受，甚至会遭到其他人的排斥。所以在当今，要想积极发展中医学，就必须不断进行改革，对医学经典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和方式，推动我国中医的发展，积极创新，勇于批判，为中医的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
(三）中医学具有重神轻形特征
我国的传统价值观是重道轻器，这种价值观反映在医学中，就形成了重神轻形的特征。在中医学的方法论上，神比形更重要，那些掌握形的只是初级大夫，掌握神的才能称之为名医。脏象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虽然历代都有对人体脏器官的描述，可是在中医中的脏腑功能却不是或者说不是主要从这些描述中得出的。所以中医学在诊断人的病情的时候，主要观察的是人体生理功能的变化，而不是具体器官形态实质的改变。这种方法论为中医学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但同时使中医学变得神秘起来，例如经络、脉象、命门等有无和定位的争论，这些名词是一种功能但不是概念，并不是从相应的结构的分析中得出的功能，而是从功能来对结构进行“虚设”。所以，必须从重神轻形的方法论着手，才可以合理解释和科学研究这些概念及理论。
(四）中医学具有得意忘象这种思维境界
象和意属于我国古代很重要的一对意识范畴。“医者意也”就充分反映了得意忘象这种思维特色。通常情况下，中医都是通过“象”，也就是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对人体进行相应的认识，然后以象作为基本来构建人体的生理病理模型。中医学中有这样的说法：“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脏象。”由此可知，象是中医认识人体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人体的本质，所以必须经过“忘象”这一过程，才能“得意”，这样就能抓住人的本质。中医学的临床诊断主要以象、言作为基础，通过问得到言，通过望、闻、切得到象。再通过得象来忘言，这样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才能够更加正确和辩证。
通过相应的得意忘象、忘言，从而追求直觉的体悟，这种思维境界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有效激发医生思维的想象和灵感，有较好的创造力。在比较丰富的经验的基础上，在宏观的角度把握人体，从而揭示出独有的人体奥秘。可是这种思维没有严密的逻辑，没有相应的实证分析，因而具有臆测性、模糊性和或然性。
二、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
要想研究中医文化，必须以我国的文学、哲学、史学为基础，将我国的中医名家、点击、文物、史迹当做对象，来研究相应的理论及规律，思想和观念、名家风范等等，促进中医文化的发展，推动我国中医的进步。
一般情况下，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这些内容:以仁、和、谦、诚作为主体的一种文化理念，以精、慎、严、廉、作为主导的一种文化实践和以美、雅、馨、便最为主线的一种文化环境。在中医文化中，理念是根本，体现的是中医学的核心价值观;实践最为重要，可以充分表现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环境最为直接，体现的是中医学的民族性特征，三者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一不可。
三、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