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由美国次贷机构破产引发的危机自2007年爆发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于危机实质的讨论,也是众说纷纭。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分析认为危机仍然是生产的相对过剩。
关键词 危机的实质 生产过剩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生产过程的深入分析,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本次金融危机虽然与以前的危机有所不同,但其实质仍然是资本主义范畴上生产过剩的危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危机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那么,在这些荒唐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经济实质是什么呢? 这确实是我们应当追问的一个问题。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危机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都有所表现,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时期表现的形式和发展的进程不尽相同,但是总的来说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并不是真的没有需求,只是处于贫困境地的那些穷人无力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已。马克思认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列宁也说过:“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从实质上看,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而引发的本次危机仍然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生产和消费二者之间矛盾的最终爆发。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剩源于资本的逐利本性,而资本无限追求利润的这一本性体现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本次金融危机中,这一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一方面,是生产的盲目的无限扩大(盲目扩张的动力就是利润,是资本在背后推动着);另一方面,是需求的日益萎缩(劳动者的贫困限制了他们的需求)。生产与需求的严重失衡必然导致危机的爆发,二者不成比例地增长则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这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
首先,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使得资本市场上的资本存量大量进入,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造成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
1.由于受2001年网络经济的破灭以及9•11事件的双重影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一直处于低速增长期,这使得美国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非常缓慢,尤其是与新兴的经济增长体――“金砖四国”相比差距较大。为了拉动经济增长,从2002年开始美联储实施了低利率的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这一时期,投资其他产业显得无利可图,而此时美国房地产市场则逆势增长,这使得大量资本开始进入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2.美国住房自有政策、房贷抵押政策的推行,次级房贷利率实行的稳定增长也使得投资房地产能够只赚不赔,这也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大量的房地产商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不惜大量举债经营,因此房地产市场吸收了大量过剩资本。但是,从结果和事实看,这种不顾消化能力的吸收资本的方式却是遗害不浅。
以上两个途径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大量房屋被生产出来并通过次级房贷的方式销售给中低收群体。由于资本对利润的无限度追逐,房屋的生产可能远超过真正的需求的增长,因为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旧很低。这就必然从生产一方加剧过剩,表现为生产出的商品――房屋卖不出去。
其次,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者日益贫困,社会上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日益缩小。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工资刚性的约束,所以工人的名义工资整体而言会不断上涨,但是工人工资的增长却赶不上物价的上涨,事实上工人的实际工资却是下降了,实际工资的下降导致社会购买力的下降,这使得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相对于生产的日益增长而缩小了。
生产的无限扩大伴随着社会上有效需求的日益缩小,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征表现。商品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最基本的现象。房地产市场的盲目扩张使得生产相对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显得过剩,危机的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正如恩格斯所说:“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既然资本主义生产表现出无限扩大的趋势,而社会上有效需求又在不断缩小,那么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必然表现为生产过剩,当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极致时候,必然也只能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内部破坏的方式来缓解这种内在的、对立的、日益尖锐的矛盾冲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58,548.
[3]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135―136.
往是与整个经济的危机相伴而生的,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马克思对货币危机的研究是与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从《资本论》相关论述可以看到,货币危机往往是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先导和表现;而作为危机先兆的货币危机,并不是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说:“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1]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1]由此可见,研究金融危机,不能只局限于从金融现象本身来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必须深入到再生产过程中探本溯源。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解释,大多还停留在现象层面上,如超前消费、房地产泡沫、金融衍生产品泛滥、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不严、货币政策失误、投资者低估风险等等。笔者认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在生产相对过剩的基础上,是货币发行机制的超量发行和货币交易系统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相互作用引起的。在货币流通过程中,存量货币与增量货币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存量货币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存储、借贷、汇兑等)沉淀在固定资产的投资或者游离于商品交易之外,这就要求必须保证以一定数量的货币发行为补偿,增量货币是为了解决实体经济中流通性不足,而客观上却不可避免地发生超量发行的问题。
但是,货币发行的目的是为了商品(与劳务)的交换,商品交换客观上存在价格扭曲的情况,而投资则客观上存在过度集中于某个产业领域的问题,这就造成货币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不对称性。当这种不对称性达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金融危机。 因此,金融危机只是货币与实体经济衔接过程的周期性表现,而不是根源于金融监管的问题。金融监管的不同方法、力度强弱和金融机构的透明性,都不会从根本上避免经济规律中的金融危机的发生。金融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特点,要求人类社会重新认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由于美元货币在不动产投资的多量,当相当比例的货币沉淀到某个不动产领域后,就会推动不动产价格的飞涨,而当该种不动产基本满足消费需求或者超过市场需求后,立即造成不动产流通量和再投资的迅速减少,其结果便是实体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直接导致货币紧缩。货币紧缩的程度取决于货币退出商品市场的数量。也就是说,货币紧缩程度与货币投资不动产的数量成正比,货币投入到不能够交换的不动产领域的数量越多,货币紧缩的程度就越大,而同时,金融危机的程度也就越深重。
二、国际金融危机充分体现了虚拟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的破坏力
发达国家的“双过剩”表现为以金融产品过剩为主,物质产品过剩为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早已从实体经济为主转入到虚拟经济为主的特殊阶段了。例如在美国,作为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13%,金融产品则成为代表性的主要产出,从而确立了金融业作为美国主导性支柱产业的地位。没有这个因素,当下危机就不会发生。
这场危机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发放。美国政府为了走出2000-2001年股市泡沫破裂后的衰退困境,用低利率政策吹起了新的房产泡沫,迅速上扬的房价使得次级房贷拥有了比优质房贷更高的收益率。经过房贷机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把房贷收益流反复组合、倒手、拔高的“金融创新”,次级贷变成累进衍生、指数级放大的次级债。再经保险公司为次级债投机交易保驾护航,又创新出诸如信用违约掉期等金融衍生品,当所有这些金融产品都卖给各国金融机构和公众之后,也就形成了一个蕴含巨大经济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全球债务链条。而当利率终于走高、房价走低,房产泡沫难以为继之时,这些天文数字的金融产品就再也卖不出去,就是说,严重过剩了。因此,这场危机才被叫做国际金融危机。按照马克思的提示,次级债及其衍生品其实都是收入资本化的产物,即虚拟资本。所以,这些金融产品过剩的危机亦即虚拟资本过剩的危机。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代资本 主义国家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不断增强,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而虚拟化运行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 1.虚拟资本规模进一步膨胀。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2007年底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达50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30倍。全球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量32000亿美元,接近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
日均交易量的80倍;金融衍生产品日均交易额高达82000亿美元,相当于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日均交易量的290倍。
2.虚拟资本的构成及其信用链条关系越来越复杂。以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通过多重打包和证券化技术,形成了一个信用扩张和虚拟资本膨胀的链条:居民从房贷机构获得贷款,房贷机构又将贷款包装成住宅抵押贷款债券、抵押担保债券、担保债务凭证等衍生产品,卖给全球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则向个人投资者兜售。这个链条,比马克思所描述的信用交错关系更为复杂,也就更加容易引发经济机体的过敏现象。
3.虚拟资本利用高杠杆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的风险更加突出。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为了创造业绩和赢得巨额利润,都采取高杠杆的金融资本运营方式,用尽可能少的自有资本去支配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本,将投资更多的集中在高风险产品上。一旦金融基础产品的信用关系出现清偿问题,在此基础上构筑起来的倒金字塔式的整个金融产品市场就会轰然坍塌。“危机一旦爆发,问题就只是支付手段。但是因为这种支付手段的收进,对每个人来说,都要依赖于另一个人,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能不能如期付款,所以将会发生对市场上现有的支付手段即银行券的全面追逐。”[1]以美国为源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恶化,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这段论述。这说明,马克思阐述的虚拟资本理论,对揭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三、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于资本全球化,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各个国家之间的投资、贸易和生产关系越来越密切,国际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也越来越突出,一方面是国际生产特别容易出现过剩,另一方面是国际金融市场特别容易过度膨胀,而资本跨境流动又极其敏感,所以金融危机特别容易产生,而且注定是国际性的。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经济已经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加上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存在着国际信用关系断裂的风险。世界经济的一端是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另一端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储蓄低消费,作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的美国积累了庞大的财政和经常项目赤字缺口,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收支持续顺差而积累了高额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大多通过购买美元债券的方式回流美国,支撑了美国政府和居民的高负债消费。美国凭借美元在 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一直靠滥发美元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提供融资,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承担美元长期贬值的风险和损失。世界经济结构失衡和国际储备货币单极化矛盾的加剧,是金融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进而迅速波及全球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关联程度很高,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金融大国,还是制造大国,抑或是资源大国,全都无法与这一场国际金融危机脱钩,从而验证了马克思关于“出现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的市场会同时发生危机”这一论断的预见性。从这场危机之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表现来看,尽管周期波动在时间上有先后,但是世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比以往更为明显,几乎可以说是一损俱损,这意味着国际经济危机的传染性比过去更强了。
同时,金融危机也说明政策有助于暂时缓和危机,但明显具有暂时性并衍生出一系列新的风险。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货币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危机,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只要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1]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出的救市措施如出一辙,都实行了赤字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是西方大国凭借其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采取直接创造货币的方式来制造通货膨胀,企图以此来挽救本国的危机并向别国转嫁危机。从政策效果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有助于避免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然而其负面作用已越来越明显,出于挽救危机而采取的政策正 在为下一轮危机的爆发准备条件。从近期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变动的情形来看,有几个方面的风险应当予以密切关注: 1.国际股票和商品期货市场动荡的风险在上升。从这场危机以来全球股票和商品期货价格大幅波动,主要原因是世界各国救市政策大大增加了全球的货币供给,但大量注资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直接或间接流入了股票和商品
期货市场。以美国金融机构为首的全球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在获得注资缓解了财务窘况之后,又一次在国际股票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掀起投机狂潮。
2.主要发达国家的信用风险在上升。2009年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英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由于英美两国经济模式大同小异,救市手法又如出一辙,令国际投资者忧虑美国信用评级将步英国之后尘,于是纷纷抛售美国国债,造成美国长期债券价格大幅下挫。2010年以来,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债务危机,表明欧美发达国家靠无节制发行债券来挽救危机、刺激经济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信用评级展望下调事件标志着国际金融危机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国家信用危机阶段。
3.美元持续贬值的风险在上升。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基于一篮子货币编制的美元指数,在短短数月之间上升超过20%,反映了欧洲、日本经济衰退超出预期,且金融体系比美国更为脆弱,于是全球避险资金只能回流美国。2009年以来,由于环球股票市场和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回升,令美元的避险货币地位丧失,加上市场担心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规模扩大,美元汇率再度出现大幅下挫态势,美元指数跌幅达10.9%。从短期来看,影响美元汇率升跌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不过从长期来看,美国推行宽松货币政策等同于向全世界发行更多的美元,因而美元贬值趋势必将进一步加剧。
4.世界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在上升。随着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国际金融市场重新出现了流动性泛滥的局面,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大幅上升,然而世界经济企稳以至复苏却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形下,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必然面临两难境地:若改变宽松货币政策、撤回刺激货币供应的措施,实体经济领域将面对融资收缩的压力,从而使经济持续低迷,甚至再度陷入衰退,世界经济有二次探底的可能;如果坚持宽松货币政策取向、继续无节制地发行货币,金融市场投机浪潮将更加高涨,资产价格上涨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又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复苏。因此,今后一个时期全球出现滞胀的风险很高,这是推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又一个负面后果。
四、结语
从—定意义上来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想武器,也是认识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的理论基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有着商品和商品交换的二重性矛盾,同样实行信用货币制度,同样存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冲突,因而也具有一般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引发经济周期波动的可能性和现实风险。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连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和各种外部风险的冲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本质特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政府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都为我国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应对外部危机冲击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和有利的条件。总之,面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的求实精神和创新勇气,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吸收和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更全面地总结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更密切地关注国际金融危机的走势,更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应对西方大国转嫁金融风险、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发展的思路和办法。
往是与整个经济的危机相伴而生的,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马克思对货币危机的研究是与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从《资本论》相关论述可以看到,货币危机往往是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先导和表现;而作为危机先兆的货币危机,并不是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说:“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1]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1]由此可见,研究金融危机,不能只局限于从金融现象本身来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必须深入到再生产过程中探本溯源。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解释,大多还停留在现象层面上,如超前消费、房地产泡沫、金融衍生产品泛滥、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不严、货币政策失误、投资者低估风险等等。笔者认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在生产相对过剩的基础上,是货币发行机制的超量发行和货币交易系统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相互作用引起的。在货币流通过程中,存量货币与增量货币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存量货币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存储、借贷、汇兑等)沉淀在固定资产的投资或者游离于商品交易之外,这就要求必须保证以一定数量的货币发行为补偿,增量货币是为了解决实体经济中流通性不足,而客观上却不可避免地发生超量发行的问题。
但是,货币发行的目的是为了商品(与劳务)的交换,商品交换客观上存在价格扭曲的情况,而投资则客观上存在过度集中于某个产业领域的问题,这就造成货币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不对称性。当这种不对称性达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金融危机。 因此,金融危机只是货币与实体经济衔接过程的周期性表现,而不是根源于金融监管的问题。金融监管的不同方法、力度强弱和金融机构的透明性,都不会从根本上避免经济规律中的金融危机的发生。金融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特点,要求人类社会重新认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由于美元货币在不动产投资的多量,当相当比例的货币沉淀到某个不动产领域后,就会推动不动产价格的飞涨,而当该种不动产基本满足消费需求或者超过市场需求后,立即造成不动产流通量和再投资的迅速减少,其结果便是实体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直接导致货币紧缩。货币紧缩的程度取决于货币退出商品市场的数量。也就是说,货币紧缩程度与货币投资不动产的数量成正比,货币投入到不能够交换的不动产领域的数量越多,货币紧缩的程度就越大,而同时,金融危机的程度也就越深重。
二、国际金融危机充分体现了虚拟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的破坏力
发达国家的“双过剩”表现为以金融产品过剩为主,物质产品过剩为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早已从实体经济为主转入到虚拟经济为主的特殊阶段了。例如在美国,作为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13%,金融产品则成为代表性的主要产出,从而确立了金融业作为美国主导性支柱产业的地位。没有这个因素,当下危机就不会发生。
这场危机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发放。美国政府为了走出2000-2001年股市泡沫破裂后的衰退困境,用低利率政策吹起了新的房产泡沫,迅速上扬的房价使得次级房贷拥有了比优质房贷更高的收益率。经过房贷机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把房贷收益流反复组合、倒手、拔高的“金融创新”,次级贷变成累进衍生、指数级放大的次级债。再经保险公司为次级债投机交易保驾护航,又创新出诸如信用违约掉期等金融衍生品,当所有这些金融产品都卖给各国金融机构和公众之后,也就形成了一个蕴含巨大经济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全球债务链条。而当利率终于走高、房价走低,房产泡沫难以为继之时,这些天文数字的金融产品就再也卖不出去,就是说,严重过剩了。因此,这场危机才被叫做国际金融危机。按照马克思的提示,次级债及其衍生品其实都是收入资本化的产物,即虚拟资本。所以,这些金融产品过剩的危机亦即虚拟资本过剩的危机。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代资本 主义国家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不断增强,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而虚拟化运行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 1.虚拟资本规模进一步膨胀。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2007年底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达50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30倍。全球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量32000亿美元,接近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
日均交易量的80倍;金融衍生产品日均交易额高达82000亿美元,相当于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日均交易量的290倍。
2.虚拟资本的构成及其信用链条关系越来越复杂。以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通过多重打包和证券化技术,形成了一个信用扩张和虚拟资本膨胀的链条:居民从房贷机构获得贷款,房贷机构又将贷款包装成住宅抵押贷款债券、抵押担保债券、担保债务凭证等衍生产品,卖给全球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则向个人投资者兜售。这个链条,比马克思所描述的信用交错关系更为复杂,也就更加容易引发经济机体的过敏现象。
3.虚拟资本利用高杠杆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的风险更加突出。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为了创造业绩和赢得巨额利润,都采取高杠杆的金融资本运营方式,用尽可能少的自有资本去支配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本,将投资更多的集中在高风险产品上。一旦金融基础产品的信用关系出现清偿问题,在此基础上构筑起来的倒金字塔式的整个金融产品市场就会轰然坍塌。“危机一旦爆发,问题就只是支付手段。但是因为这种支付手段的收进,对每个人来说,都要依赖于另一个人,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能不能如期付款,所以将会发生对市场上现有的支付手段即银行券的全面追逐。”[1]以美国为源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恶化,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这段论述。这说明,马克思阐述的虚拟资本理论,对揭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三、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于资本全球化,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各个国家之间的投资、贸易和生产关系越来越密切,国际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也越来越突出,一方面是国际生产特别容易出现过剩,另一方面是国际金融市场特别容易过度膨胀,而资本跨境流动又极其敏感,所以金融危机特别容易产生,而且注定是国际性的。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经济已经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加上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存在着国际信用关系断裂的风险。世界经济的一端是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另一端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储蓄低消费,作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的美国积累了庞大的财政和经常项目赤字缺口,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收支持续顺差而积累了高额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大多通过购买美元债券的方式回流美国,支撑了美国政府和居民的高负债消费。美国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一直靠滥发美元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提供融资,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承担美元长期贬值的风险和损失。世界经济结构失衡和国际储备货币单极化矛盾的加剧,是金融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进而迅速波及全球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关联程度很高,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金融大国,还是制造大国,抑或是资源大国,全都无法与这一场国际金融危机脱钩,从而验证了马克思关于“出现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的市场会同时发生危机”这一论断的预见性。从这场危机之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表现来看,尽管周期波动在时间上有先后,但是世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比以往更为明显,几乎可以说是一损俱损,这意味着国际经济危机的传染性比过去更强了。
同时,金融危机也说明政策有助于暂时缓和危机,但明显具有暂时性并衍生出一系列新的风险。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货币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危机,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只要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1]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出的救市措施如出一辙,都实行了赤字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是西方大国凭借其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采取直接创造货币的方式来制造通货膨胀,企图以此来挽救本国的危机并向别国转嫁危机。从政策效果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有助于避免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然而其负面作用已越来越明显,出于挽救危机而采取的政策正 在为下一轮危机的爆发准备条件。从近期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变动的情形来看,有几个方面的风险应当予以密切关注: 1.国际股票和商品期货市场动荡的风险在上升。从这场危机以来全球股票和商品期货价格大幅波动,主要原因是世界各国救市政策大大增加了全球的货币供给,但大量注资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直接或间接流入了股票和商品
期货市场。以美国金融机构为首的全球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在获得注资缓解了财务窘况之后,又一次在国际股票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掀起投机狂潮。
2.主要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风险在上升。2009年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英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由于英美两国经济模式大同小异,救市手法又如出一辙,令国际投资者忧虑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将步英国之后尘,于是纷纷抛售美国国债,造成美国长期债券价格大幅下挫。2010年以来,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表明欧美发达国家靠无节制发行债券来挽救危机、刺激经济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事件标志着国际金融危机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国家信用危机阶段。
我们如何认识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目前国际社会出现这样两种声音：一种是“消费论”，认为只要单纯投入，尤其是依靠政府的巨大投资拉动，就会启动市场消费，就会重新推动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还有一种属“消极论”，认为金融危机现已演化为“金融海啸”，并按照其发展的四个阶段：大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和冰河期，甚至将动摇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对于目前国际社会出现“消费论”和“消极论”这样两种声音，我们持保留态度。因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全球资源价值保值与贬值之争；是全球资源分配权与垄断权之争；是世界多数人争取生存空间与少数人争取独享空间之争。
美国实施的“蛇皮战略”
金融海啸自2008年9月席卷而来，全球经济急转直下，各主要经济体都成了凯恩斯的信徒，纷纷推出经济振兴配套以刺激总体需求。美国在这方面更是领头羊，推出庞大的经济拯救措施，通过大印钞票来支付，通过发行更多国债来保障实施。促成拯救措施的实现，其策略核心正是美国目前正在秘密实施的“蛇皮战略”。
1．实施“蛇皮战略”的背景。美元贬值是一场“阳”谋，目的就是吸干世界财富填补美国窟窿。当世界金融资产超过实物资产3.2倍，金融资本市场定时崩溃与美元贬值就是不可避免之事。而美国通过金融衍生品将风险分散到了全世界，这也是老招势了，在1985～ 1986年间美元贬值就让美国赖掉了1/3的债务。美国政府最近准备拿出7000亿加8000亿美元来拯救国内混乱的金融市场，对此，国际经济界普遍认为，美国政府此举是想把危机向全世界转移，实质上是让美元贬值，结果全世界各国都将深受其害。
2．“蛇皮战略”的内容。美国在一次次释放泡沫过程中，将资产以泡沫形态传递给承接方，在一次次“拉伸”、“洗牌”中，像肥皂泡沫一样剥离给承接方，最终实现其经过精心设计的以“蛇脱皮”方式掠夺财富，这就是美国目前秘密实施的‘蛇皮’战略的内容。美国用大量发售的“纸币”对外收购、兼并实现更大的战略意图，一旦目的达到，美元升值从而实现由“纸”到“金”的财富洗劫过程。
美国人现在已经失去了市场原则，没有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只有轰鸣的印钞机。美国遭遇国家信用风险经济危机正向中国传导，两万亿外汇储备又将面临新一轮的缩水。
3. 实施“蛇皮战略”的意义。美国实施“蛇皮战略”的核心意义在于：一是美国此次引爆金融危机其酝酿期绝非一日之功。从设计运行到爆发已有十数年之久。这次完全可以当作是一次透支财富的尝试，今后还要不断变换方式出现。二是此次危机并非单纯以圈钱为目的，还有产业升级和大规模实施美元贬值这样的战略目的。随着产业在全球重新布控和升级的展开及在未来的实现，美国经济又将全球处于垄断地位，这一点毋需置疑。三是美元贬值战略是伴随美国炮舰推进而同生共荣的统一体，这是美国实施全球财富掠夺的战略核心，是不可言状但又是历届政府秘而不宣坚定不移执行的特殊战略。这是此次金融危机最大的战略意义。美国现实行零利率政策，这就为实施“零成本价值最大化”创造条件。这就是美国目前秘密实施的“蛇皮战略”的本质。
美国的新战略
美国实施“蛇皮战略”既是特殊战略利益集团的一贯使然，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战略重构的必要补充。美国实施新战略的历史背景、目标、重要内容及其手段值得高度关注。
1．实施战略重构的历史背景。2006年9月27日，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网站上公布了由美国重要的思想库人员共同完成的具有很大知名度的“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的最终报告。报告的题目为“锻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美国21世纪的国家安全”（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报告由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和前国家安全顾问莱克任主席，由普林斯顿大学战略问题专家伊肯伯雷和斯劳特执笔完成。报告认为在9?11事件以来，世界仿佛比以前更加危险。美军在伊拉克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伊朗寻求制造核武器，本?拉登及其恐怖网络继续成为潜在威胁，俄罗斯积极恢复其影响力，朝鲜开发核武器，韩国反美情绪高涨，中日关系紧张，中国旨在把美国排除亚洲，委内瑞拉总统正煽动广泛的反美联盟，非洲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充满着冲突、贫困与艾滋病，气候变暖带来的潜在安全隐患引人关注。美国联邦财政的长期赤字导致经济状况不佳，影响到美国的全球领导能力和国际金融的稳定，对美国国家21世纪的安全构成主要威胁和挑战。
报告提出美国战略应该突出以下重点：美国必须建立一个保护性基础框架，在危机发生前进行预防，在危机来临时最好的应对。在基础框架内要巩固美在东亚地区与民主国家的联盟；继续把美―日联盟作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后盾；加强与印度和其他亚洲崛起力量的关系以扼制中国的崛起。美国的长期安全依赖于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及国际社会对美国领导地位的认可。在未来30年，东亚将是美国的最大挑战，美国应转向“亚洲中心大战略”，即巩固和加强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其核心是与崛起中的中国竞争在亚洲地区的影响。
2．战略重构决定新的战略目标。美国新政府上台后，积极调整期战略任务，实施简称“135”战略。“1”是指一个战略重点方向，即“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克什米尔―伊朗一线”;“2”是指三个热点，即“核扩散、全球气候、处理中国与太平洋关系”;“5”是指五个支点，即“金融复苏、金融监管、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新能源经济体转型”。战略中心直指亚洲，焦点不言而喻。
美国新政府打赢这场战争的重点是经济战场，所以将战略重心放在经济领域，其经济模式正在进行重大调整。
3．经济模式变单轴为双轴驱动。美国新政府的经济模式重新定位，由“单轴驱动转为双轴驱动”。所谓单轴驱动模式，是将生产能力以低成本方式传递下游加工型国家，再以低利率从盈余国家借钱消费；之后再以更大资源消耗迫使递下游加工型国家放大生产能力，将盈利再次传递给美国以供其透支再放大消费。旧模式的优点是：将投资自己掌控；将生产和高耗能放在外面；将资源竞争规避在外；自己独享消费和控股乐趣。这样做的缺点是：以投资为主，实体产业则呈弱化趋势；导致经济在震荡期内的不可控性，易造成产业大量输出后失业大军增加；导致社会和政治不安定性加剧；产业在外可以规避资源消耗，但将导致对资源控制力度减弱。这在政治上是要失分，在经济上是难以掌控全局的。金融透支放大险些造成全球翻车，收拢和打压投行只是暂时手段，美国在全球可依赖的支柱必须重新确认，只有如此才能重新启动经济和驱动经济重新发展。同时在这次全球危机中让美国十分清楚地看到，欧洲争夺美国全球控制权权的野心和其经济总量已让位于中国的现实。
新模式将变为双轴驱动。这就要求美国将投资方式作重大调整，将生产能力作部分但具有战略意义的回收。这样既可以解决美国本土就业压力，同时将具有战略意义的上游产业回拢本土并加以控制，使其原有品牌，技术，管理，投资等重要战略资源得到巩固。美国清醒认识到，只有做出这样的战略调整，才能巩固美国未来单级世界领袖地位。
4．美国经济模式重新定位的深刻战略内涵。一是美国借金融危机重构全球“劳动力分工”。美国借金融危机收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和产业链条中重要环节，这就预示着，美国今后将会以增大贸易摩擦和设置壁垒手段，加大对回笼和转型产业的保护和扶持。二是中国借金融危机在实施“两步同行”战略。一方面，加大对基础薄弱产业和瓶颈产业投资，为未来经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全面提升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全面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同时加大对新能源开发力度，力图在未来发展中摆脱资源开发依赖。三是中美双方竞争焦点既相同又不同。中美双方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意识形态争论会逐渐趋于弱化。中美双方经济竞争焦点不同，准确地讲，双方不是一个重量级，竞争体现不在一个层次上。美国是着眼于控制力在全球未来的布控，重点着力在新能源经济体转型的建设上下功夫。中国是着眼于改变目前经济整体效益偏低，倾力于整体经济的升级。双方相差以代际相论，不是一个经济层面，双方着力强化的控制力的重点，表现出很大的偏离度。中美双方共同利益决定双方有共同合作的基础和平台。那就是建立在未来经济基础上的新能源开发，这是双方合作共同点。但若一方独占或享有，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发展空间陷于“铁三角”的战略扼制
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和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龙头，在克服内在发展困难的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考验。其生存空间正受到日益打压，面临资源和空间的双重巨大压力。
1.“铁三角”的钳制已然构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利用其自身的独特优势，现已对中国形成三根链条：其一外汇储备链条，是指中国现已积累形成的居全球首位的近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近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积累，是中国十三亿人民的共同所得，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成就集大成的体现。对此，任何不负责任的举措都将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谴责。其二经济能力链条，是指中国现已形成的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包含全部层次和结构的生产能力，这里既含有全部的经济总量，又表现在当今的经济质量，同样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上所有成就的集中体现。其三安全边界链条，是指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可回避的面临经济保障和经济安全问题，它涉及到国家的发展保障能力和生存空间的存续问题，极具战略意义。这三根链条首尾蝉接，就构成一个“铁三角”。这三根链条或独立或相互衔接互动，便构成对中国生存空间的钳制。
2.“铁三角”的陷阱必须深刻认识。其一，就外汇储备链条而言，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制造舆论压力迫使中国出钱购买西方国债，以此消耗中国的外汇储备，同时又要中国用外汇去购买泡沫资产，否则就给中国带上对“世界人民不负责任”的大帽子进行恐吓。其二，就经济能力链条而言，中国目前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其经济质量总体相对落后，中国现在还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现已绝大多数进入后工业时代，而且美国又将进入新能源经济体转型的更高阶段，在战略机遇期，西方战略集团一方面会变本加厉控制核心技术的外流，用最大力量来扼制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同时会利用现已形成全球资源布控网络，钳制中国全球资源的供给，为中国经济发展断流；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在产业结构未实现升级并被西方实现成功扼制之后，中国将在继续延续资源消耗和加工经济的老路上爬行，遭到最终淘汰和扼杀，是西方最终乐于见到的结果。其三，就安全边界链条而言，只抓经济发展不抓经济安全，中国迟早会成为“城下之囚”；但光抓经济安全，忽略国家利益和安全，中国生存空间将被挤压。
3.必须在认识上打破几个误区。一是认为美国政府正处于困难期，现正有求于中国，故不能做出不利于两国的事，这是近视眼；二是认为美国经历金融危机从此将走下坡路，这是自欺欺人；三是寄望美国经此磨难将重归道德高尚，这是极不现实的；四是认为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后，中国经济随后也会随之走出困境，并与之共同富裕，这种观点是幼稚的。其一，美国经济的重新复苏，必然带来消费理念上的变化，像过去那样浪费资源，透支消费的做法必定要转变；其二，美国在全球产业重新布局，必然导致出口方的锐减和美国方面贸易保护措施加强；其三，美国新能源经济体的转型和建立，必然在人才、资金、技术、管理及战略的全方位调整。靠美国发财，依赖美国升温而自己取暖的生产经营理念是极其危险和必须摒弃的。
关键词：虚拟资本 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虚拟资本的产生
马克思认为， 虚拟资本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起源于货币的支付手段，是生息资本在借贷形式上的自然发展和必然延伸，信用制度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具体来讲，虚拟资本是指能够定期带来收入的、以有价证券形式表现的资本，即被人们虚拟化的资本。这些虚拟资本被看作一种资本的存在形式，持有者可以凭证书定期获得收入，也可以出售证书以换取现实的货币资本，并带来高于票面金额的价值增殖；但是这些证书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是一纸用于证明现实资本所有权的凭证，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
（二）虚拟资本的特性
虚拟资本是一种资本商品，具有资本和商品的双重属性。持券者可以获取定期收入，它被当做资本；虚拟资本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进行买卖，它被视为商品。但是，虚拟资本与一般的资本商品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证券作为纸制复本，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但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
很强的虚拟性。虚拟资本价值的虚拟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脱离实体经济过程而相对独立的。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相比，不论从质还是从量的方面都表现为虚拟性。从质的方面看，实体资本本身有价值，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资本的职能，它处于实物形式或处于货币形式。虚拟资本只不过是纸制复本，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从量的方面看，由于资本掺水，股票价值大于实际投资的量，同时，股票价值通常又比它的票面价值高，所以虚拟资本的数量总是大于实际资本。另外，虚拟资本数量的变化取决于各种有价证券的发行量和它们的价格水平，它的变化不一定反映实际资本的数量。
虚拟资本的风险性。虚拟资本只是权益凭证，它的价格虽然也像一般商品那样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但由于虚拟资本价值本身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大起大落是虚拟资本价格运行的常态。另外，信用交易中的保证金交易和抛空机制又加剧了虚拟资本价格的波动，强大的投机力量的存在加重了金融市场游戏的气氛，这进一步加大了虚拟资本的主观风险。
虚拟资本的扩张性。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即不断地增殖自身，是资本的灵魂和本能。
（三）信用制度发展和虚拟资本扩张孕育着危机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银行在愈益增大的规模上“制造虚拟资本”。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使社会再生产过程强化到了极限，因而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马克思还深入地论述了信用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必然导致信用扩张和信用紧缩的转换，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剧烈震荡。在繁荣时期，信用制度惊人发展，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得到巨大增加，同时这种需求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而在信用紧迫时期，有价证券无法转手，汇票也不能贴现，而要求现金支付，这就使经济运行遇到阻滞。与此同时，在信用紧迫和危机时期，每个当事人就会更加只顾自己，资本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就会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顺利的时候，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表现为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共同的赃物，“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配利润，而是分配损失，每一个人就力图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而把它推给别人……每个资本家要分担多少，要分担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力量的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
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在分析当前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时，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金融活动，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不力，任其发展，最终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爆发危机。这一观点比较客观地描述了金融危机爆发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对如何解决金融危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但是，这只是停留于现象的分析，并没有揭示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对金融危机的分析，是从客观规律和经济制度层面来揭示其爆发的原因，是理论层面的分析，与操作和监管层面的分析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一）金融市场次贷产品发展导致信用过度扩张
在分析此次次贷危机时， 很多学者谈到了相关次贷衍生金融产品的过度扩张。这些相关的次贷产品作为虚拟资本，通过复杂的交易机制，从表面上看，实现了整个次级房贷的风险共担，而这种风险共担机制反过来刺激了相关产品的进一步过度发展，使得整个金融体系承担的总风险在不断增大。随着危机的逐渐爆发，借贷资本本身的持有者，由于相关虚拟资本的价格暴跌而损失惨重，进而导致持有者的支付能力萎缩。在美国，金融体制已经相当完备、信用关系已涉及到经济生活各个角落，必将会波及到其他商品的生产领域，即使在那些领域中并没有出现大量生产过剩的情况，经济危机也将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全面爆发。
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十分清晰的展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其实质就是以次贷及其衍生物为代表的虚拟资本的价值泡沫破灭，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或说金融创新的无政府主义。金融危机是放任市场的自由主义经济的结果。2001年至2006年美国房价大涨63.41%，房价的一路向上，刺激了银行等抵押贷款机构纷纷降低贷款标准，使得大量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加入了贷款购房者的行列，成为所谓“次贷购房者”。同时通过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特别是资产证券化，与次贷伴随的衍生物向整个证券市场蔓延，金融机构再通过高杠杆运作取得高额收益。在房价上涨过程中，按揭者可以通过再按揭来缓解还款压力，而银行则因为抵押物不断升值而不惧还贷风险，购房者、放贷机构、负责打包资产支持证券的银行和购买这部分证券的投资者，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为防止市场消费过热，2005年到2006年，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越来越多的次贷购房者无力偿还贷款，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次贷危机由此拉开帷幕。
（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银行资本服务加速危机爆发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信用和银行危机的出现不是监管不力，而是它们为银行大资本的利益服务，直接促成危机加剧。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许多人认为美国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不力，而实际根本不是监管不力，而是美国政府为金融资本的利益服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及西欧各国政府出资救市，对一些大银行实行国有化措施，实际上是为保护引发金融灾难的少数金融大资本的利益，用纳税人的钱为其造成的损失埋单。所以，无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还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实际上都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三）金融资本的贪婪性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
资本主义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内部结构和外在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没有改变，且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全球性扩张，资本的贪欲更加膨胀，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市场的交易和投机活动，愈益成为资本盈利的重要来源。据资料显示，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总裁约翰・保尔森，通过次级抵押贷款的投资，在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个人盈利超过30亿美元。2007年，美林和花旗两家银行的CEO分别获益4800万和2560万美元。2002-2007年，华尔街最大的5家金融企业的CEO共赚到30亿美元。而华尔街一贯奉行的为了公司的短期利益而给予高管高回报的激励机制，形成了金融资本扩张的强大驱动力。
（四）生产过剩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对于那些没有购房能力而且信用程度又很低的穷人是买不起住房的，要使穷人也能够买得起住房，就必须给他们贷款，有了贷款就能买房，就会对住房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形成经济繁荣的假象。同时金融机构又把这种住房抵押贷款权证券化，即“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金融市场上交易。这样，一旦在第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造成整个金融链条的断裂而引发金融危机。
结论及启示
一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关于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美国负债消费模式的危机，有的认为是自由市场模式的危机，这些看法都只看到了危机表面现象，而没有真正触及到本质。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发生的机理：从根本原因上看，无论是生产过剩的商业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虚拟资本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它主要通过金融资产及其运动体现。虚拟经济是为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而发展起来的。虚拟经济严重背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是导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到20世纪末，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14.5%，而金融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达到20%。经济增长愈益依赖金融业的繁荣和虚拟经济扩张的“财富效应”，金融动荡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就难以规避。我国经济发展坚持了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正确方向，并保持了长期的持续较快增长。不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同时注意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适当比例，决不能为了追求短期的增长业绩而一味放任金融资产泡沫的生长，制造虚拟的财富效应。
三是要注意实体经济中的潜在“生产过剩”。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另一个启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高度发达，使得发生在某一领域的“生产过剩”有可能出现全面的传导，不仅是在它的上下游行业，甚至在一些和它并不直接相关的生产领域之中。美国次贷危机虽然仅仅起源于房地产市场，但破坏程度不仅波及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而且对全世界经济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其本身具有投资品的性质，随着房价的上升，人们的财富随之增值，从而间接带来了整个经济的投资热情高涨，为实体经济中更多领域的“生产过剩”埋下了伏笔。
四是金融创新要适度。金融创新是双刃剑，是高盈利与高风险并存的。远离实体经济而又超脱监管的金融创新，使得金融链条变得脆弱，蕴藏着极大的系统性风险。我国在推进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要以美为鉴，金融创新要立足于实体经济的需要，防止盲目过度创新。
五是对金融资本的贪婪行为要进行节制和限制。正是金融资本在无节制的贪欲驱动下的疯狂和冒险行为，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随着实体经济的壮大，金融业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资本经营和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将会进一步扩展和提升。但是，对金融资本图谋暴利以实现贪欲的行为加以必要的节制和限制，也不容忽视。对于国内一些金融高管以华尔街高管的高薪为参照系，负赢不负亏，坐享离谱的高薪，早已有不少异议和质疑。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体系的进程中，应对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加以规范，对高管的薪酬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制。与此同时，也要积极引导广大投资者克服盲目追求过高的回报率甚至一夜暴富的心态，使他们的投资行为趋于理性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关键词]金融危机 法律 立法 执法
一、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一场法律危机
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时下，对危机进行深入、多角度分析与考察是时代赋予我们不能回避的使命与职责。从危机的根源上看，众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已经被大家广泛关注和讨论。但观察分析的视角多流于表象，没有对问题的发生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对解决方案进行制度性探索，没有对下次危机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预防机制。我们认为，此次危机归根结底是一场法律危机，应从危机的发生、应对、预防等各方面进行法律层面的深刻剖析。
1.危机产生的法律根源
从危机产生来看，大家基本认同的是由于美国的低利率、宽信贷、松监管这三个直接原因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实行的货币和信贷政策正是根源于不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一系列的国际货币协议与协约。美国的金融监管首先在于其未能有效监管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资产证券化市场，而政府导向下的市场利率激烈波动和由此引发的住房价格暴涨暴跌则成了引爆危机的导火索，金融自由化所造就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则是把危机推向深渊并向全球蔓延的魔掌，当市场出现不合情理的丰盛利益时，市场准则不复存在了。金融创新工具与不当的金融政策及滞后的金融监管立法，对金融危机的积聚、爆发和蔓延构成强大的合力共振。
2.危机应对的法律完善
从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做法上看，无一例外选择了通过法律方式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确立和落实，如美国制定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2010年7月21日签署“美国史上最为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俄罗斯制定了《支持俄罗斯金融体系额外措施》法案，修改了《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法》和《俄罗斯联邦自然人存款保险法》等。从国际合作应对危机方面，国际金融监管立法完善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而且也是惟一的选择。
3.危机预防的法律功能
从危机预防的角度来说，成功的关键在于法律的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认同和发挥。保障人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在制定与修改相关法律的过程中如能将上述三种功能充分发挥，则能够保证相关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无论是金融法律制度、财税法律制度，还是其他的法律制度，一方面要体现、确认人民的发展与自由权利，另一方面要尊重和维护社会规律与社会秩序，在自由与监管中协调平衡，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当代金融危机对中国立法与执法的影响
1.对立法活动的影响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立法机构反应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了几个重要法案，如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2008年《经济稳定紧急法案》、2009年《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后来又通过了《信用证法案》和《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以上法案都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及维护美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立法活动从这些法案中，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立法应对要及时。美国投资银行在2008年的9月份倒闭，美国在11月份就通过《经济稳定紧急法案》，应对非常快速。对于我国立法而言，其法律制定的效率值得借鉴。在危机应对过程中要注重立法效率、效用，一部法律的制定不能耗时多年却没有结果，贻误立法时机，影响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第二，立法应立足解决现实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相对国外立法，我国立法往往考虑各地区各部门的利益，强调平衡各方面利益，最后使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的解决被淡化和疏忽。
第三，立法应注重利用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性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例如投资问题，法律对于从哪投资、投资什么、投资多少等具体问题应有明确的规定。而我国在经济活动中，很多措施具有很大的弹性，虽有投资计划，投资来源却并不明确，实施过程不断调整，调整后的执行情况还要再去耗费精力检查落实。
第四点，法律条文应详细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我国的立法存在立法技术滞后、立法语言模糊不清、具体规范粗略等问题，严重影响法律的实际实施效果，而这是我们从美国立法中可以思考借鉴的经验。
2.对司法活动的影响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司法机关的裁决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为确保司法公正，应加强在危机状态下特殊司法程序与司法作用、功能的研究，充分重视司法在危机应对和危机预防方面的积极作用，切实发挥司法制裁和救济的功能。在加强政府监管措施，完善法律制度设计的基础上，通过切实有效的司法程序对监管措施予以落实，对法律制度予以强化，形成完善的金融司法体系。同时，由于金融监管有其特殊性，应当对金融监管司法程序中的问题予以讨论：
(1)金融监管的滞后性对金融司法的影响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社会结构中最为活跃的分子，金融监管无论如何调整其监管措施或监管手段，还是会出现诸如新的金融衍生品无法列入监管范围、金融机构不断拓展业务类别考验金融监管机构权限范围等诸多问题。在此情况下，现行法律无疑无法提供可供司法机关援引的成型的实体或程序规则，但是，司法的裁判功能还要发挥，这就需要司法机关在已知规范范畴内创造性地进行司法判决，以司法判例的方式为立法或行政执法提供经验。当然，在此情况下更多的压力要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承担，而且要有更多的法律金融复合型人才进入法官队伍。
(2)金融案件的技术性、复杂性对金融司法的影响
金融案件一般具有专业性、复杂性、广泛性等特点，这些特点造成金融案件的立案受理与审理的困难加大。在我国的诉讼程序中，对涉及面广、涉案人员多的金融案件没有提供合理有效的诉讼途径，致使相关诉讼当事人和法院面临相当大的压力。同时，由于涉诉的双方当事人信息不对称，也造成投资者很难在一般的诉讼环境下获得胜诉。因此，针对金融案件的特点提出适合于金融诉讼的程序与规则是金融司法功能正常发挥的关键。
3.对行政执法的影响
(1)金融监管机构的地位与权限
由于金融在一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各国政府对金融监管机构设置和金融监管机构权限的设定都异常重视。各国依据不同的国情对金融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进行了规定：在美国，金融监管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而证交会在联邦政府体制中继不隶属于总统，也不隶属于国会和最高法院，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在日本，证券监管由大藏省的证券局负责，而证券局则属于行政机关。但在我国，金融监管是由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各负其责的“一行三会”负责。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是政府行政管理机关，“三会”则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笔者认为，不同的法律地位必然影响到监管权限和监管效率，以此为出发点，在现行监管模式下，在适当时候提升“三会”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够独立行使行政机构的职责，这样不仅可以加强其监管的权威性，而且可以强化政府监管的职责、力度，提高监管质量。
(2)金融监管机构的行政执法效率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金融监管效率备受人们诟病，这也意味着金融监管机构的行政执法权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通过加强行政监管来降低金融风险无疑是最为便捷的渠道。而如何加强行政执法的效率则成为了核心问题。在我国行政法规定的行政执法权力中，行政处罚属于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重要职权之一，加大行政处罚的力度，不仅可以提高政府监管机构的权威，而且可以有效遏制违法行为的产生。
参考文献:
[1]里埃尔·罗比尼.《金融危机的起源与出路》，张玉台主编.《国际金融动荡中的中国发展和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04页
关键词：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机；过度消费；生产过剩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如果联系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荒谬性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本文在对当前国内外学界一些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对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形式、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真理。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观点及其非科学性
源自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1）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储蓄过剩”或“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的危机[2]；（2）此次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支付危机”[3]、“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4]或“信用危机”[5]；（3）此次危机的实质在于“过度消费”[6]；（4）当前的危机“是一场国家干预的危机”[7]；（5）“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8]；（6）美国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9]；（7）道德危机“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症结”[10]；（8）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引起的风暴”或“资产负债表的危机”[11]等。
上述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联系危机的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论”来说吧。早在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有“群众消费不足”的说法。但能否以“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实质呢？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群众消费不足”或“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到来之后“才变得明显”。[12]“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13]。在说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应当承认“群众消费不足”这个事实，但只能把它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而不能用它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从历史到如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14]“群众的消费水平”可以作为“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15]20世纪30年代，作为对“群众消费不足论”的发展，凯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所致。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则是由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决定的，由于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危机随之发生。经济危机在实质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发生的经济萧条或生产过剩的危机。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实际上是19世纪初期西斯蒙第“群众消费不足”论和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在21世纪初期的再现，它不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归结于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盖了危机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机的实质，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
把此次危机的实质说成是“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支付危机
“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只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常见现象和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危机的起点或爆发点，而非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偿能力丧失，“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机的实质，不能只看现象和发生的始点，而必须由此出发，深入问题的内部，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根据。“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17] 事实上，“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18]。因此，整个经济运行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偿能力衰竭，信用崩溃，但究其原因，却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例外。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业即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为了加强房地产业，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实行扩张政策，结果房地产业迅速扩张，形成过剩局面。为了缓解过剩，银行家、商家和美国政府沆瀣一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结果使居民债务迅速膨胀。2006年，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致使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市场需求急剧下降，房产价格急剧下跌，次贷违约率急剧上升，诸多贷款机构和投资机构相继破产，危机随之发生。这次危机也突出地表现为支付手段短缺，清偿能力枯竭，信用崩溃，但危机的实质却不在这些，而在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生产过剩。“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信用危机”论，实际上只是“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出来的幻境[19]，而非这种幻境背后的真谛。 实质在于“透支消费”或“过度消费”的观点，其非科学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次危机来说吧，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行扩张政策，引起房地产业膨胀和过剩所致，是生产出了问题，而不是消费出了问题；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银行和商家为了推销过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导致居民债务膨胀，债务锁链拉长，最后由于政府紧缩政策，利率上升，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次债锁链破裂所导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费、过度消费所造成；本来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一方面房地产业过度扩张，生产极大过剩，另一方面，广大群众，无力购买，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诱下，举债购房和消费，而不是广大群众追奢求侈、豪华消费。把危机的实质归结于“透支消费”和“过度消费”的观点，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是“消费决定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
把“国家干预”或“华盛顿共识”说成是危机的实质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异见，而是新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理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前一种理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恶果、以致引发危机的弊端为宗旨，主张以新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来拯救经济，解决经济崩溃问题。后一种理论，则是以斯密和李嘉图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为渊源，以经过改进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治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为背景，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合体。这种理论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即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某些改良的经济政策来治理危机，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之上、经过几十年构建的资本主义“知识大厦”和“理智大厦”的轰然崩塌、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两种理论观点貌似相互对立，不可一世，但细究起来，却有明显的一致性。它们都把制度性危机说成是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危机，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剥削本质；都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失灵当作危机的实质，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产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经济现象即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实质；都把危机的责任推给对方，歪曲或掩盖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实质，带有明显的辩护性质。把危机说成是“信心危机”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凯恩斯、庇古和拉文顿等关于“心理危机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当资本家对社会和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信心并抱有乐观情绪时，就会增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涨和繁荣；而当资本家过度乐观，对经济形势误判，产生错误时，悲观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压缩投资规模，导致有效需求减少，引发危机。把危机归结为资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颠倒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与这种状况在资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间的关系，把属于意识范畴的心理状态说成经济运行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把危机的现象当作危机的实质，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对贪婪成性的金融财团进行“市场救助”，使之摆脱破产倒闭的境地。这种理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和阶级本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至于把危机说成“道德危机”的观点，更是荒谬绝伦。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的。”[20]“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马克思主义还认为，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2]。“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23]“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虚伪的，都是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谬论来加以粉饰的”。[24]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华尔街金融巨头似乎只是个人的行为，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5]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贪婪和道德缺失，决不是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资本的天性，或者说，只能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天性。对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6]把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说成是华尔街巨头的“道德危机”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之中；三是在谈论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时，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或者故意掩盖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现象和特征，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金融垄断资本的怀抱，充当了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列宁曾经说过：“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
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句话应当成为这些人的警钟！ 危机也绝不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谁都知道，“资产负债表”只是经济或资产经营运作状况的记录，是经济或资产运营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经济或资产运营的现象，而决非经济或资产运营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把作为经济或资产运营状况的记录、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说成是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费笔墨予以评价了。
二、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特点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实质上，依然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又由私人垄断经过国家垄断发展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目前，国际垄断已发展为以金融资本垄断为龙头，金融、经济、政治、军事以至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为一体的超级国际霸权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规定性仍然未变，引发危机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虽有深化和发展，但它们作为系统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仍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周期性过剩，引发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围发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关系的普遍化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的动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无限扩张的激素，使资本主义始终不能走出生产过剩的怪圈。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发增强，以其强制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资本以无限的规模和深邃的内涵进行扩张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不具有过剩的趋势和特点。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次改良和调整，仍未得到解决，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蔓延和扩展，演变为经济全球化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贸易的无序扩张，经济结构的失衡，资本剥削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拉大，劳动与就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在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不断把世界经济推向结构性过剩和全面过剩，走向危机的深渊。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规律的产生和作用，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垄断虽然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并未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剧烈，具有垄断竞争的特点。垄断竞争的产生，使竞争的对手、竞争的内容、竞争的手段都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程度更加惨烈，破坏性更加巨大。各垄断组织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无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能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这样，就不能不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政府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长，供给与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危机发生的机率进一步增大。
第五，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这一规律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一规律的作用，不仅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的产生，而且也引起各国垄断同盟实力对比的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不仅引起各国垄断同盟之间更加剧烈和更加残酷的竞争，而且还引起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经济领土乃至殖民地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殖民主义出现，虽然许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资本主义瓜分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必然会运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
能力，推动经济的扩张，使生产越过市场的界限，走向过剩。
第六，在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权规律。美国作为一超独大国家，处于霸主的地位。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不断向国际市场输出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资产的控制权，同时又利用贸易霸权大肆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端产品的价格，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制定相应法规严格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赚取外汇和引进外资，求存图强，又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就必然导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广大发展中国家手中结余的美元越来越多，从而不得不循环回美国用以购买其政府的债券。这样，就不能不造成美国的债务过剩、国际流通中的美元过剩和发展中国家用于出口的商品过剩。在美国国内，为了构建“一个人人拥有住房的社会”，美联储又推行了信贷扩张政策，结果推动了房地产业的扩张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居民之间债务锁链的延长。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扩张，又带动了建筑、建材、钢铁、汽车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造成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各项产业的全面过剩，而且还造成了信用膨胀、流动性过剩、投机过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过剩、债务和次级债务过剩。这样，国际经济与美国国内经济的各种过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导致此次深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从现实来看，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生产过剩的内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显著地扩大了。马克思依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危机的情况，认为生产过剩一是指商品的生产过剩[29]，二是指资本的生产过剩[30]，其中商品的生产过剩是指“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剩”[31]，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实质上“就是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即产业资本的过剩”[32]。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过剩虽然也包括商品的生产过剩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但商品的生产过剩除了包括生产资料商品和生活资料商品等物质商品过剩之外，还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过剩。而资本的生产过剩，除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过剩之外，还扩展到金融资本和以各种有价证券形式出现的虚拟资本。 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的生产过剩，在形式和规模上也有了较大发展。
第一，货币过剩。2001年以来，美联储为了防止因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放宽信贷管理，实行扩张政策。2001—2003年间，连续13次降低利息率。同时，还利用短期标售、定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信贷等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场的多个子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用贴现窗口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鼓励社会客户从银行大量提取现金；结果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超常增长[33]。美国货币的超量发行，又通过一定渠道传染到欧盟和世界各地，结果，又导致国际流通的货币过剩。据统计，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纸币，美元为7 600亿，欧元为7 600亿[34]。国际流通货币过剩，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推动了许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诸如石油、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扬。
第二，房地产过剩。2001年之后，为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美国对产业结构作了相应调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企图以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房地产业迅速扩张，楼市价格迅速上涨。据统计，2000—2006年许多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00%，住房价格总水平上涨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总值约达21万亿美元[36]。但好景不长，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抑制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实行紧缩政策，连续17次加息，结果又使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国全年新房销售量仅为77.4万套，比上年减少24.8%，旧房销售量只有562.5万套，比上年减少12.8%，新房开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国房地产业由盛到衰，处于崩溃的境地。
第三，金融过剩。房地产业的扩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的增长，从此次以“次贷”为始点的金融创新来看，涉及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证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国次贷金额有1.2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经过包装之后，其衍生品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总规模达到1
0万亿美元，其中国际市场流通额占2 / 3以上[38]。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39]金融资产也呈现出迅速增大的趋势。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仅为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相当；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5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118万亿美元，约为当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则高达150万亿美元。[40]美国金融资产的规模更是大得惊人，2006年美国金融资产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41]，2007年美国金融资产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34%、世界gdp总额的25%、世界贸易总额的11%[42]。庞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资产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照，过剩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第四，投机过剩。随着货币过剩、以房地产业为典型的生产过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贷规模的增长，各类资本家不断遭受“资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摆脱困境，便对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进行层层包装，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虚假信息向社会出售，进行欺诈活动，于是投机活动便猖獗起来，以致造成投机过剩的局面。据《华尔街日报》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债务抵押债权等用于欺诈的金融工具，规模之庞大，在高峰期竟达390亿美元。自2007年8月以来，投机触角又急剧向石油、小麦、大豆、大米等市场扩展，结果导致市场各类商品包括运输价格迅速上扬[43]。有人估计，在美国，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就达8万亿美元[44]。难怪有人把美国经济称作金融投机经济[45]。
第五，债务过剩。由于美国过剩的经济靠贷款刺激消费来消解，居民消费靠信贷来支撑，国家和地方财政亏空靠发行债券来弥补，结果使美国经济沦为债务经济。截至2006年，美国国债已达10多万亿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债务余额达11.4万亿美元[47]。2006年，美国内外债务余额为53万亿美元，为当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债务负担，给美国经济罩上阴影，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从直接原因来说，系由美国债务过剩及其锁链断裂酿成。
第六，虚拟经济过剩。上面所列过剩，除房地产过剩以外，均属虚拟经济范畴。毫无疑问，金融、投机、债务过剩的发展，推动整个虚拟经济向过剩发展，1973年以来，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信用和资本日益虚拟化起来，加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推动，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加速发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这一物质基础。据统计，1952—1979年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为257倍；而1980—2007年则迅速增长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90年代则接近90%。金融部门获得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 / 5，到2000年则达到70%左右[49]。长期以来，在美国gdp中，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逐年下降，1950年为61%，2007年则为33.9%。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到20.67%[50]。虚拟经济的过剩，给实体经济造成日益繁重的压力，当实体经济不堪重负时，必然崩溃而发生危机。
第七，对外贸易过剩。上面说过，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向世界输出大量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商品，以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控制权。同时，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权又使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汇资产的储备货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依附性经济。按wto和imf的数据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51%。而我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则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国际贸易格局中，美国发美元，外国卖商品，美国贸易逆差加大，外国贸易顺差攀升，美国
进口过剩，外国出口过剩。一旦美国经济过热，对内实行紧缩政策，对外实行保护政策，遍布全球的生产过剩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对外贸易过剩，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 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点，虽然千奇百怪，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生产过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实质性的现象和特征。事实证明，此次危机的实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应的生产过剩。任何否认、掩盖、歪曲和偏离生产过剩这一实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结论和启示
生产过剩这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运用抽象法，通过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一系列现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本质特征。而我国一些崇拜西方的学者，在此次危机的实质问题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正确认识和把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级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那时人们追求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根本无所谓过剩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的一个很长时间，由于生产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市场狭小，经济结构仍具有自然经济色彩，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处于萌芽状态而未突出并发展起来，因而也不存在生产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以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封建所有制关系已经解体，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经成熟并充分展开，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各国经济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才得以发生。生产过剩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52]，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53]。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伴侣和不治之症。自资本主义脱离幼年时期而进入大工业时期以来，生产过剩及其危机的幽灵一直环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周围。“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54]“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可能会以我国经济被卷入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特点为由，怀疑上述论断的真理性，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国经济之所以被卷入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造成的。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在使我国分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从国内来说，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是公有制为主体、公私经济并存；在经济规律体系上也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并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发生危机有时也难以避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使我国经济少走弯路，减少震荡，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发展和壮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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