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职院校 学生 生命意义感 意义缺失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8C-0117-02
长久以来，围绕生命意义感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Steger M.F.等人（2006）把生命意义感定义为：“个体对存在的意义感和对自我重要性的感知”。生命意义感的来源是探讨生命意义感从哪里来？Emmons R.A.（2003）指出工作/成就、亲密/关系、精神以及自我超越/传承等四个部分，构成人们获得生命意义感的特定来源。宋秋蓉（1992）认为关系、服务、信念、获取、成长、健康、工作、逸乐、求知、外表、学业、活动等12项，可以作为分类青少年生命意义感来源的具体依据。孙颖（2014）在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追寻研究中提及信仰、爱、成就、奉献等诸多的变量，都被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是生命意义感的来源。郭辉等人在对医学生生命意义感来源调查报告中明确：医学生生命意义感来源分别为亲情、助人、理想与目标、成功、友情、学业、被认可与肯定、做事、享受生活、爱情等。
另一些研究表明在大学生群体中，不同年级的学生生命意义感具有差异性。樊富珉教授对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生命意义的态度进行研究的结论表明，大一学生对生命意义的态度最积极，而大二、大三学生对生命意义的态度最消沉，更多的是处于迷茫、彷徨、略有倦怠的状态。这一结论与蒋晓姗（2015）针对高职生生命意义感的现状比较与干预研究的研究结论是吻合的。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生命意义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群体在人生所处的不同阶段，都会因为环境、条件、心理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生命状态，因此，本研究针对性地选取高职院校大一学生群体，围绕当下他们的生命意义感和意义缺失的来源进行探究。
一、研究方法
（一）被试。本研究在南京某职业技术学院2015级学生中随机选取了475名学生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475份，回收有效问卷461份，有效率为97%。其中男生256人，女生205人。
（二）研究工具。本研究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问卷内容设计为：“当前让我觉得生命有意义的原因有哪些？”“我之前是否有过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的时候，如果有，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现在的自己回想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会对那时候的自己说些什么？”
（三）研究过程。本研究问卷调查部分全部由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专职心理咨询师指导大一学生统一作答。经过对问卷内容的统计，按照内容出现频次高低进行结果的归纳、比较。
二、研究结果
本研究通过对“当前让我觉得生命有意义的原因有哪些？”的问题作答内容进行整理，按照内容出现频率的高低进行归纳，研究结果表明：高职院校一年级学生生命意义感来源分别为亲情89.6%、亲密关系83.3%、目标兴趣55.7%、自我价值54%、生活满足52.5%和自由感39.7%。
（一）亲情。研究结果表明亲情是高职院校一年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首要来源。具体表现为，学生对亲人的依恋以及家庭的归属感。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家人的存在、健康和温暖的家庭关系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因素。如“全家人都健康存在，相处融洽。”“和父母家人在一起，每天都很快乐。”“我有爱我的家人”“家人都很关心我，我也爱他们。”“我能陪在家人身边。”等等。
（二）亲密关系。能够拥有值得信任真诚的人际关系是高职院校一年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第二大来源。具体表现为，学生对良好的人际关系的重视以及认识到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对个体生命意义的重要性。例如，“我有一些真诚可靠的朋友”、“我有彼此相爱的恋爱对象”、“我有特别理解我的好朋友”、“高兴的时候，有朋友一起分享；伤心的时候，有朋友理解和倾诉”，等等。
（三）目标兴趣。研究表明，个体拥有的奋斗目标、信仰、兴趣爱好等是构成高职院校大一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第三大来源。所谓动机是促使个体发生行为的内在力量。当个体拥有内在的需要和刺激，并建立为之奋斗和追求的目标后，内心会生长出为坚持信仰、实现目标、关注兴趣爱好的力量，从而丰富和提升个体的生命意义感。例如，“我现在生活在和平时代”、“我希望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我有专本的打算并为之努力”、“我希望毕业后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我喜欢打篮球”、“我会约朋友一起去旅行”，等等。
（四）自我价值。被自己在意的人赞许、认可和接纳，感到开心和快乐。例如，“我通过努力考上了大学”、“我会用的努力兼职，减轻家里的负担”、“我没有考取本科，但家人现在能接受”、“我相信我会努力赢得理想的工作和收入”，等等。
（五）生活满足。个体能够拥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或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兼职等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比如可以买到自己想买的东西、分享美食等。例如，“最近兼职发工资了”、“每个月我都有固定的生活费”、“可以买到自己想买的东西”、“享用美食”，等等。
（六）自由感。满足个体内心的需要，不受外在的制约和束缚。例如，“睡觉睡到自然醒”、“可以拥有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课程学习”、“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等等。
同时，本研究通过对“我之前是否有过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的时候，如果有，那时是因为什么原因？现在的自己回想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会对那时候的自己说些什么？”的问题进行整理和归纳，结果表明：461名被试中共有155名学生表示曾有过生命意义缺失的时候，占调查人数的33.6%。在这155名学生中，具体原因如下：因为在过去的生活中遇到某种困难造成的心理压力占比31%；因为学习成绩和考试不理想的原因占比29.7%，因为家庭关系的问题占比23%；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占比9.7%；其余6%的同学只做出肯定回答，但未说明具体原因。学生普遍会对自己过去曾有的意义缺失抱有积极的态度，归因为那时候的自己年龄较小，比较幼稚，心理不够成熟，现在的自己能乐观地面对过去的挫折或压力。
高职院校一年级学生生命意义感来源在男女生性别上有差异：在自我价值感方面男生（55.9%）高于女生（51.7%）；在亲情方面女生（93.2%）高于男生（86.7%），其他方面无显著差异。
三、讨论
（一）重视家庭在生命意义感来源中最重要的角色。本研究表明，当前高职院校一年级新生生命意义感来源的第一大因素为亲情，这与郭辉等人在对医学生生命意义感来源调查报告的结论一致。表明个体生命意义感的来源与家庭、亲情有最直接的关系，这一点在本研究的第二部分关于意义缺失的调查中也得到相互印证，因家庭关系的问题导致意义缺失所占比例较高（23%）。因此，家是个体生命孕育、成长的摇篮，也是个体在心理层面最为依恋、归属的地方，良好的家庭关系和积极的家庭氛围会为个体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家长在心理层面应给予子女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多一些理解、多一份倾听，让家成为个体生命意义感最重要的保障。
（二）发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在学生生命意义感中的作用。培养具有幸福感的学生是教育的使命之一。让一年级学生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开展以生命与爱为主题的心理校园文化活动，指导学生建立良好的、有信任感的人际关系、宿舍关系、师生关系，完善个体生命意义感的社会支持系统。同时，学校可通过多种途径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指导学生做好目标规划，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教师注重以积极心理学为工作理念，鼓励学生多参加社会活动，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激发学生的潜能，及时肯定和赞扬学生的能力和进步，鼓励学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而努力，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自我价值感。
（三）开展高职院校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纵向研究是必要的。生命意义感的来源非常多样，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在不同的阶段都有变化性，因此对于高职生的生命意义感的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值得去做，比如探究不同年级的高职院校学生生命意义感的来源和影响因素，探究高职院校学生生命意义感与家庭环境的相关，探究高职院校学生生命意义感与理想信念教育的结合等。
四、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高职院校大一学生生命意义感的来源为亲情、亲密关系、目标兴趣、自我价值、生活满足、自由感。（2）高职院校大一女生生命意义感来源比男生更依赖于亲情和家庭；高职院校大一男生在生命意义感来源的自我价值方面比女生更看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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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生命意义;红色影视;研究构想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0-0187-03
近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大学生理想信念迷失等问题日益突出，学习生活无目的感，空虚、寂寞、无聊等不良社会情绪也在滋长，各种心理与行为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根据心理学家Frankl、Rollo May等人的观点，这些问题的出现可能是源于生命意义的缺失，即当代大学生物质的满足与精神失落而产生的一种消极状态。[1]有调查发现高达34.0%的大学新生处于生命无意义、无目的状态，仅有13.9%的大学新生中觉得生命是有意义的。[2]
生命意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德育及心理健康教育的交叉研究主题，它是大学生需具备的积极心理品质。我国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其中包括中国瑞金红色影视基地，拍摄了如《长征》、《共和国摇篮》、《浴血坚持》等具有良好社会影响的红色影视作品，研究体现主流价值观的红色影视资源对大学生生命意义的提升作用，对于促进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大学生媒介素养，孕育和谐社会心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生命意义的概念及其功能
Ryff和Singer[3]、Emmons[4]等人将生命意义定义为生命的目的和目标，主张采用《生活目的测验》等来测量个体的生命意义。Battista和Almond[5]、Bering[6]等人认为生命意义是个体对人生的积极关注以及对人生理想和生活目的的坚信程度，主张运用《生命观指数量表》来考察个体的生命意义程度。Reker[7]则认为生命意义包括个体拥有的人生目的、向着目标奋进的动力以及个体对人生事件所持有的价值观。Steger[8]也认为生命意义是指“人们领会、理解、或看到他们生活意义的程度，并伴随他们觉察到自己生命目的、使命、首要目标的程度”。可见，虽然生命意义的内涵界定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其内涵的核心是个体对人生目的、理想信念的追寻与拥有程度。
生命意义在积极预防自杀等心理健康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当人们感知到意义，拥有生活目标，具有一个独特的自始至终为生活奋斗的使命时，各项功能状态最佳。[9]生命意义的缺乏是导致价值观沦丧、心理症状产生的重要因素。系列实证研究发现，[10]生命意义较低的个体面对压力时会倾向于放弃努力，出现更多的空虚、抑郁和烟酒等物质滥用，对心理治疗的需求更大，具有更多的自杀意念和死亡数;而拥有生命意义感则能帮助个体从困苦逆境中获得积极发展，与生活满意度、快乐感、幸福感和身体健康有着较强的相关，培育大学生的生命意义具有重要价值。
二、生命意义感的干预现状
弗兰克尔将“生命价值、信念和意义”引入心理治疗建立意义治疗，但其干预对象多局限于一些特殊人群，如癌症患者、重症患者、肥胖妇女及有酗酒问题的成人、面临人生重大创伤者及夫妻治疗等，生命意义干预研究有待丰富和拓展到普通人群。例如，Steger在《牛津积极心理学手册》总结到：目前关于生命意义的有效提升路径甚少，基于积极预防及生命意义的重要性，他呼吁未来研究的重点应放在普通人群的生命意义提升上。[8]
当前，自杀是15-34岁年龄段人口的首要死亡原因，[11]人们在此阶段具有寻求生命意义的强烈需求，[12]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是其自杀的重要原因。同时，面对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大学生由于其阅历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容易受不良社会风气的错误引导，其生命意义感亟需培育或进行正常化的矫正。
目前国内对生命意义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但进展迅速，主要集中于测评工具的开发及信效度研究、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与心理健康、死亡态度或自杀意念关系的考察等方面。生命意义的干预国内当前主要为生命教育（主要集中于中小学生）和癌症、灾民等特殊人群的团体辅导，多为理论介绍和初步实践探索，其干预的路径有待拓展。生命教育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说教、灌输所起作用有限，生命意义培育应克服中小学生生命教育的不足，围绕大学生喜爱、富有体验性的活动（例如影视赏析），使其在体验中产生内心的感悟与触动，从而达到澄清观念、明确生活目标，协助其寻找和发现生命的意义。
三、红色影视资源培育大学生生命意义的独特作用
当今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读文时代”正在让位于迅猛崛起的“声像时代”，声像艺术以“一览无余”的优势迅速抢占了受众，并对大众进行全方位渗透。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的实验研究表明影视作品主要通过对比积极的和消极的榜样以及发生转变的榜样、显示积极生活方式的益处和有害生活方式的代价、观看影视结束时提供的环境支持等来激发和改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和社会行为。西方心理学研究者最近的研究表明影视的隐喻可以有效缓解人们被评价的压力，让人们更容易放下僵化的防御机制心理，通过“认同、净化和领悟”三个心理机制来引导其积极成长有着长期性、保持性的效果，发挥其独特的渗透作用，对于心理逆反高的青少年有特别的效果。[13]此外，叙事传输理论也认为当人们对叙事性电影文化进行加工时很容易沉浸在电影文化的故事中，此时人们似乎离开了真实世界而进入了故事世界，当人们从故事世界中回来的时候，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实证研究表明叙事传输可以有效减少负面认知反应和人们反驳的动机。[14]
红色文化影视化是当今重要的文化现象。红色影视集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为一体，以艺术的形式反映主流价值观，讲述人生道理，通过寓教于乐、情境营造、榜样示范等机制对大学生产生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导向作用，激励大学生追寻与反思人生意义的教育功能，在国家软治理中扮演了重要力量。目前国内关于红色影视资源对心理健康的研究存在以下两个不足：一方面，对体现民族文化主体精神和核心价值的红色影视文化研究不够，已有研究仅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分析红色影视文化对青少年生命意义的作用，较少实证考察红色影视文化对生命意义的具体影响。发掘和利用红色影视文化独特的教育价值功能，不仅有利于丰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及德育的方式，拓展红色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的路径，还有利于积极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另一方面，虽然西方将电视电影资源用于培育青少年价值观、治疗心理问题的研究与实践有很多，但这些研究结论对跨文化个体适用性具有局限性。因此，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红色影视文化对青少年生命意义的影响显得十分必要，有助于大学生明确生活的目的，树立理想信念，从而改善大学生的精神状态，从源头上预防心理行为问题，丰富电影治疗和影视教育理论，拓展研究领域。
四、红色影视资源培育大学生生命意义的研究构想
（一）开展红色影视资源融入大学生生命意义培育体系的理论研究
借鉴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的历史，从理论上系统分析生命意义培育在大学生自杀预防、心理健康辅导及整个国民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综述中西方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理论探讨大学生生命意义培育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工作、积极心理治疗、心理健康与咨询、教育技术学的相关原理，系统论述红色影视资源进入大学生生命意义培育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操作性，构建大学生红色影视资源治疗辅导模式，为红色影视资源融入大学生生命意义培育体系提供理论指导。
（二）进行大学生生命意义的特点及与红色影视资源观看关系的调查研究
可在初始访谈和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设计大学生红色影视资源观看情况调查问卷并结合生命意义等心理自评量表和残句补全任务，对所在学校或地区的大学生进行分层随机整群抽样调查，分析大学生观看红色影视资源的数量、途径、方式、目的和类型，以及分析生命意义的现状特点，从横断研究的角度考察红色影视资源观看对大学生生命意义、自杀意念的作用程度。在横断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聚合交叉设计，进行追踪研究，纵向探讨大学生生命意义的发展规律、红色影视资源观看的特点及对生命意义的影响、生命意义在自杀意念中的作用机制等。
（三）建立大学生生命意义的红色影视资源素材库
根据电影赏析的选片原则及大学生生命意义培育的目的，对大学生以及相关领域专家采用开放式访谈法、提名法和评定法，围绕生命意义的“追寻意义”、“拥有意义”、“自我超越”、“求意义的意志”、“存在盈实”、“生命目的”、“生命控制”、“苦难接纳”、“死亡接纳”等维度对相关红色影视资源进行科学分析和筛选分类，初步建立不同题材类型的大学生生命意义培育的红色影视资源素材库，供大学生或成人的心理健康自主学习及心理辅导人员、社会工作者的研究与实践使用。
（四）实施红色影视资源对大学生生命意义影响的系列实验研究
可在红色影视资源治疗辅导模式的基础上设计具体的干预方案，招募被试，从实验研究的角度探讨红色影视资源对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各维度的有效性，考察不同变式辅导模式的实验效应的产生、变化规律或特点及其与个体心理逆反的关系，分析影片特征和个体特征（性别、城乡来源及人格）对实验效应的影响，向有关部门提供系列决策咨询建议，以期较好地实现成果转化。例如红色影视资源对大学生生命意义影响的ABA时间序列设计研究;有/无指导的红色影视资源对大学生生命意义影响差异的实验研究;非结构化定向、结构化不定向和结构化定向三种红色影视资源治疗辅导模式对大学生生命意义影响差异的实验研究;影前辅导、影中辅导、影后辅导和全程辅导四种红色影视资源治疗辅导模式对大学生生命意义影响差异的实验研究;红色影视资源的特征对不同性别、城乡来源、人格特征大学生生命意义影响差异的实验研究;红色影视资源对大学生生命意义影响与心理逆反、自杀意念关系的实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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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 大学生；生命教育；红色资源
作者简介康积勤（1985—），女，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江西吉安 343009）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对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认识不够全面，缺乏对个人与他人，以及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正确认识，加之多元文化的激荡和社会的转型，很容易感到生命价值迷惑以及生命意义感缺失，必须加强大学生的生命教育。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 大学生生命教育，就是以生命关怀为中心，在个体生理、生命的基础上，依据生命发展的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生的价值，理解生命与生活的真正意义，注重其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关注其生命的整体发展，使其充满生命活力，具有健全人格、鲜明个性和创造智慧的过程1。
红色资源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力量源泉，也是当代中国大学生教育的重要资源2。高校应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加强大学生生命教育。
一、红色资源在大学生生命精神教育中势在必行
（一）红色资源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所形成的具有资政育人意义的历史遗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当代社会重要的教育资源。它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功能独特，对于充实和深化教育内容，革新教育方式，提高教育实效，树立社会正气，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优质教育资源3。
（二）大学生生命观及生命教育现状
1.大学生生命观现状
生命观是对生命所持有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绝大多数大学生形成了对生命的正确认识，具备正确的生命观，能够正确理解生命，认识生命的价值。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国际大背景下，特别是在市场化和利益、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大学生的生命观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命意识缺失
生命意识就是个体对自己生命的存在、他人生命的存在、自然界生命的存在以及生命之间关系的认知。很多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生命，没有端正自己对生命的态度。许多大学生过分强调个人权利、主张个人利益，不再把中国传统思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作为人生的信哲，他们认为“生命是自己的，自己爱怎样就怎样”。很多大学生不能正确认知死亡现象，有部分学生对死亡存在过多的恐惧感，过半学生有过轻生的念头。在对他人生命的认识上，有很多大学生缺乏对他人生命的尊重、敬畏和保护，有部分大学生轻视他人的生命，过半的大学生没有保护他人生命的意识。在对自然界生命认识上，很多大学生对自然中生命的认识和尊重不够。近年来，“泼熊”、“虐猫”等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大学生对待动物的态度还是不容乐观。
（2）生命价值偏差
由于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的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受到了冲击，大学生更加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在个人和社会面前，更追求实际，认为个人应该处于更本位、更中心的地位。大学生的生命价值观呈现功利化和务实化、自我化，在为社会奉献的同时也追求自我的满足，给传统的价值观带来了新的挑战。
（3）生命耐挫力差
目前，大部分大学生为独生子女，学生的成长环境较为优越，没有经历过苦难与挫折的磨练，生命耐挫力很差，表现出较弱的抗压力，心理素质也比较差。他们一旦面对挫折，就会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承受不住压力，一些人会因此而一蹶不振，甚至放弃生命。大学生经历的挫折大多是初涉人生的小坎坷、不顺心，诸如失恋、专业不喜欢、人际关系紧张、学业压力、家庭贫困、就业压力、被盗被骗等等。但是这些问题却引发了大学生离家出走、休学、退学以及自杀、暴力等恶性事件。
2.大学生生命教育现状
我国教育一直重视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却忽视了学生的心理教育和人格培育，生命教育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大学生生命教育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高校没有开展生命教育，学校对生命教育认识不够。即使是开展了生命教育的学校，生命教育的内容也是局限在生命知识和生存技能。很多高校把生命教育理解为生命道德的宣传和培养，缺乏对生命意识的关注和传达。简单地把生命教育看作是生命知识和生存技能的教育传达，压缩了生命教育的内涵，机械的知识灌输可能会使生命教育丧失它的初衷，从而使得教育的效果难以实现。
面对大学生生命观的现状和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现状，我们必须站在新的起点全面审视红色资源的时代价值，探究红色资源在大学生生命教育中的运用价值。
二、红色资源在大学生生命教育中的应用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红色资源，是一种优质的教育资源，它可以为大学生生命教育输送新鲜血液，为大学生生命教育注入一剂强心剂，为大学生生命教育开辟新的道路。
（一）红色资源为大学生生命教育引领正确方向
生命教育的核心是促进学生价值观、生理和心理、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均衡发展。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其中的杰出人物表现出来的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矢志不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执着信念，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热爱，可谓惊天地、泣鬼神，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生命的认识，对待生命的态度，体现中国人民的生命价值理想4。因此，运用红色资源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能够保证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价值观。
（二）红色资源为大学生生命教育提供新的载体
红色资源借助多样的载体形式，将崇高的理想信念、厚重的先进文化、丰富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融入其中，并展现出直观、形象、贴近生活、感染力强等特点，弥补了当前大学生生命教育形式单一的现状。红色资源直观生动、感染力强，尤其是将现代声、光、电、影等技术应用于教育活动中，通过参观革命遗址、博物馆、烈士陵园，听革命先烈的故事，唱红色歌曲，看红色经典等途径，让大学生在耳闻目睹中、在亲身经历中受到感染、受到熏陶5。
（三）红色资源为大学生生命教育提供新的内容
生命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只要是有助于个体生命认识生命、发展生命、完善生命的内容都应该是生命教育的内容。红色资源能够为大学生生命意识培养、生命价值教育、生活挫折教育提供丰富的内容。
1.生命意识培养
红色资源中有很多关于生和死的正确认识，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等；这些能很好地教育大学生理性地认识死亡，向死而思生，焕发大学生的生命意识，促使他们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充实自我，实现有价值的人生。
2.生命价值教育
红色资源能够帮助大学生更好地处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理解奉献的意义，从而引导大学生树立起为他人、为社会尽责的最高价值追求。在红色资源中有很多的生命，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的生命是有价值。这些生命具有不朽的力量，能够引导大学生理解生命的价值，帮助他们树立起担当和履行责任的意识6。
3.生活挫折教育
开发红色资源，引导学生积极应对困难，合理调适心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曾两度在红军队伍中出现。用“星火燎原”之道，诠释了中国革命的必然趋势，坚信革命必胜。在坚定的信念感召下，红军在偏僻的农村山区不断发展壮大。大学生只有坚定信念，克服困难，战胜挫折，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取得最终的胜利。
（四）红色资源为大学生生命教育提供新的方法
当前，大学生生命教育运用的方法过于单一，不能有效地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的培养和提高。红色资源中有丰富的优秀教育方法，要创造性地将红色资源的优秀教学方法融入到大学生生命教育。
1.榜样教育法
榜样，指对社会主体的人生发展有所启发并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人及其事迹7.在红色资源的形成过程中，涌现出的领袖人物比如说党的领袖人物、、、等，革命烈士张子清、王尔琢、卢德铭等，还有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他们的高尚思想，模范行为和卓越成就对于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具有模仿学习借鉴意义和激励作用。他们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和生命的力量，捍卫自己的价值，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运用革命领袖和革命先烈这些典型榜样对大学生生命教育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8。
2.情境体验式教育方法
面对90后大学生的学习特点，生命教育必须通过体验教学来实施。所谓体验教学是通过戏剧、角色扮演、模拟情景等各种方式的体验活动，引导学生掌握生命知识，形成正确的生命态度和生命意识，在体验中感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一些旅游景点推出了“穿红军服、唱红军歌、吃红军饭、走红军路”等活动，使学生在“玩中学”，在“学中玩”，使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在主动参与中接受熏陶，大大增强了生命教育的实效性。如有些大学举办的“重走长征路”、“伟人故里游”、“红周”等活动都很受大学生的欢迎。开发红色资源进行大学生生命教育，让学生体验成功、体验苦难、体验生命的价值，从而更加珍惜自己、他人的生命，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当受教育者面对死难烈士时，大家很容易形成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生命价值；当受教育者在倾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故事时，很多学生还表示要向革命先烈一样，积极地面对生活，勇于战胜困难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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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轶.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大学生生命教育内容及策略构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一、生命教育的含义和具体内容
（一）生命教育的含义。所谓生命教育，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看待，一种是狭义上的定义，一种是广义上的定义。狭义上的定义主要是指对生命本身引起关注，这其中包括人自己的生命，他人的生命，最后延伸到社会和自然界中的生命。而广义上的定义主要就是在狭义的定义之上进行扩展，不仅仅包括对自然界中一切生命的关注，更包括如何进行生命的延续，进行生存的技能学习以及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大化。这些内容都是生命教育的重点，也是生命教育对于小学生德育教育的意义。
（二）生命教育的内容。1.认识生命。首先要告知学生生命的起源，让学生对神奇的生命来源进行了解，从生命结构特征以及生命的本质角度来看，实现对生命教育的初步把握。2.尊重生命。告知学生，任何生命都是需要尊重的，包括自己的生命，他人的生命以及自然界中一切生存的生物的生命，都是需要得到认可与尊重的。让学生明确既不可以自残自杀伤害自己，也不可以伤害他人和其他自然界中的生物。3.热爱生命。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之上，帮助学生学会热爱自己的生命，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努力实现生命每一天的存在意4.保护生命。教会学生学习基本的生存技能，在任何的困境当中都不要轻易地放弃生命。生命只有一次，不仅要热爱，更要学会保护。保护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要学会保护他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实现对生命的最大程度尊重。5.实现生命价值。生命有长短，但是价值却无限大，每个人都应该利用有限的人生，实现对自身价值的体现，让本是有期限的生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二、生命教育在小学德育课堂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一）以生命的神奇起源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小学生对于生命的起源有着很大的陌生感，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好奇心。这就需要教师利用起这一点，以生命的起源做为教学的如手段，以此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这将会调动起学生的参与积极性。首先可以向学生普及一下生命的结合过程，包括女性排卵，与结合之后形成受精卵，然后在体内孕育10个月的时间才可以诞生一个新生命。当学生简单了解了基础知识之后，就会对生命的起源感到神奇，然后教师以此为教学的切入点，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会得到提升。渐渐的学生会明白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进而珍惜生命，热爱生命，实现对生命的肯定。
（二）通过创设与生命相关的情景来实现对学生的参与度提升。通过与生命相关情景的创设，往往可以增加学生的参与度。例如在德育课程中有一章节为“依法维护社会主义秩序”，这一部分内容让学生学习恐怕会有所困难，学生对于社会主义已经相关法律的认识较少，恐怕会丧失对于这类知识的兴趣。这时候教师可以将生物圈的概念引入其中，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不同的生物构成了不同的生物圈，而在动物类当中，正是因为吃与被吃，形成了食物链，进而才形成一种相对有序和谐的自然环境。这就和社会相类似，社会也是需要和谐的，而这些和谐需要法律做为纽带，法律就像是食物链，将人与社会联系起来，从而为人类提供一个相对和谐安定的生存环境。这样的情景创设将会激发学生兴趣，同时也有利于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讨论和学习当中来。
（三）针对生活中的挫折来开展对学生生命意识的强化教育。在人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种种挫折，而这些既是人生的痛苦，又是人生的财富。做为小学生来说，并没有太多的人生经历，这就需要教师明确，通过他人的生活经验和挫折分享，来教育和感化学生。同时小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困难，包括学习内容复杂导致学生厌学，或者学习负担沉重导致学生心理崩溃，再或者考试成绩不理想导致学生心理痛苦等，都可以看作小学生生活中的挫折。而这些负面的情绪加以正确的引导，将会成为激励学生形成生命意识的源动力。学生要学会抗压，找到缓解压力的方法，在逆境中形成自信，进而不断的提升自我。这也是小学德育课程开展中，对学生树立自信和帮助学生形成不畏艰难决心的重要方式。
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证实，生命意义的感受与心理功能积极与否密切相关；生命意义的缺失与某些精神疾病高度相关，如无意义感是慢性酒精中毒、低自尊、抑郁、自我认同危机等疾病的重要征兆(Yalom，1980)，而当个体感觉生命富有意义时则会提升个体的积极情感（King，Hicks，Krull，&GaisoDel，2006)，如幸福感（Ho,Cheung，&Cheung，2010)、生活满意度（Zika&Chamberlain,1992)和希望感（Mascaro&Rosen,2005)等。从Flank(1962)的“意义治疗”(Logotherapy)到最近几年兴起的“意义中心治疗”（Meaning-centeredtherapy)(Wong，2007)等临床研究同样证明重获意义感对于受到生命挫折及创伤的个体具有积极的治疗作用。由此可见，加强生命意义心理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毋庸置疑。事实上，国外对生命意义的心理学研究方兴未艾，相比而言，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较少，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了解国外生命意义心理学研究的进展与动态对于国内展开此项研究无疑是有所裨益的，也是“后发”研究所必须的。
1、生命意义的理论取向
当生命意义进入心理学研究的视野时，心理学家们试图将这一概念逐渐从哲学领域中分离出来。Frankl最先提出了“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self-transcendence)”这一概念，此后“存在的意义(existentialmeaning)”、“个人意义（personalmeaning”、“人生目的（purposeinlife)”以及“生命意义（meaninginlife)”等概念陆续出现，并随即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专门术语。与哲学上的“生命意义(meaningoflife)”相比较，这些概念更加强调人们所感受到的最重要的、个体本身的、具体的价值，以及个体对人生目的或人生重要事件的价值体验。基于这些生命意义的心理学概念，伴随着主流心理学理论的发展，生命意义理论研究的流变从传统的存在心理学取向、动机与人格取向、转向相对主义观点，再发展到最近兴起的积极心理学取向。不难看出，生命意义的理论流变承载着西方心理学从存在主义心理学到人本主义心理学再到积极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脉络。
1.1存在心理学取向一一“存在就是意义”
在诸多的哲学流派中，存在主义强调人的生命是“让自己经历的人生充满意义，并担负相应责任的过程”（Reker,2000)。一些心理学家站在存在主义的立场上，把存在、选择、自由、责任、焦虑等概念引入心理学研究的领域，强调人类的选择能力以及在逆境中寻找意义的能力。存在主义心理学取向将生命意义分为两个层面：
其一，生命意义是一种超越人类所能理解的规律或秩序。Yalom(1980)称之为“宇宙生命意义(cosmicmeaning)”，即“生命超乎于普遍存在，人类的生命体在宇宙中与其周围环境达成一种和谐”。它包含了超越个体的某些东西，比如，精神上的崇拜。Frankl(1962)和Fabry(1980)同样认为宇宙中有一种超越人类且无法被验证的规律，他们称之为生命的“终极意义”，而其他一些人称之为“彳神”、“自然，、“生命”，或“生态系统”。在这个层面上的生命意义飘忽不定、很不具体，它给人们带来的是不断追寻意义的恒久动力，但其目的地似乎永远无法到达。
其二，生命意义体现在个体拥有的人生目标和经历的人生重要事件中。Frankl(1962)认为，生命的意义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是个体在特定时间里感受到的特定意义;虽然每个人都在被生命所追问，但是个体只能用自己的生命经历去回答、用责任感去回应。相对于宇宙生命意义，Yalom(1980)在这一层面提出了“陆地生命意义（terrestrialmeaning)”，即个体在实现自己的目的和目标过程中体验到生命是有意义的，表现为一种完全世俗的意义。Reker(2000)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生命意义包括个体拥有人生的目的和向着目标奋进的动力，同时也包括个体对人生事件和经历所持有的价值观。因此，在Reker看来，生命意义是一个四维度结构的概念，包括意义如何经历（包含认知、行为、情感的结构成份）、意义经历的内容、意义经历的多样性和意义经历的质量。
生命意义的心理学研究始于存在主义心理学，它一度成为生命意义研究领域的主要流派。尽管Flank提出的“自由意志”、“责任”等概念仍活跃在当今生命意义的研究领域，但心理学理论的分化与发展使得存在主义心理学已不再是“领衔主演”。动机与人格取向、相对主义观点、积极心理学取向等理论流派对生命意义的进一步阐释，使生命意义的理论研究逐渐脱离了“哲学风格”，真正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1.2动机与人格取向——“不断的自我实现”
尽管Maslow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其哲学基础也来源于存在主义，但他提出的动机和人格理论推动生命意义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偏离了存在主义。Maslow(1954)基于人的需要层次理论提出最迫切的需要是激励个体行动的主要动力。在满足低层次的需要迈向高层次的需要这一过程中，个体获得更加丰富的生命意义。此外，Maslow还发现，在需要的最高层次上，即自我实现层次，人们常常提到生命中曾有过一种“神秘”的经历和未曾体验过的幸福感，Maslow把这种感受称之为“高峰体验”，它是通向自我实现的途径之一。因此，在Maslow看来，生命的意义既来自于个体需要不断满足的过程，又来自于自我实现的过程，以及经历高峰体验的过程。Beumeister(1991)也假设人们有“活的有意义”这样的需要。他提出了个体获得意义的四种需要，即需要获得一种目的感、需要澄清自我价值观、需要培养一种效能感以及需要拥有自我价值感。这四种需要是个体寻找人生意义的动机所在。如果这四种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个体就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充满着意义，反之就会产生挫折感、萎靡不振和情绪不稳等征兆。
Maddi(1970)也从动机与人格的角度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对意义的追寻主要源于个体先天本能的倾向，但后天的生活环境对其也有影响。他将人格分为“核心”和“边缘”两个水平。核心人格是个体与生俱来的，而边缘人格则是个体在先天本能和生活环境相互作用下习得的。边缘人格的理想状态--个体独特性(Individualism)会让个体拥有意义，并使个体感觉到能够有力的控制自己命运。
1.3相对主义观点取向一一“产生信念，获得意义”
Battista和Almond(1973)总结了宗教、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等取向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论述，提出了一种所谓的相对主义观点。他们强调任何信念体系(如，对神的崇拜）都能够指导人们获得生命的意义，并认为生命意义感就是个体对人生的积极关注以及对人生理想和生活目的的坚信程度。在他们看来，如果个体认为生命是有意义的，那么这表示他正在形成一些关于“生命是有意义的”信念，从这些信念中产生自己人生的目标以及让自己努力地去实现这些目标的动力，个体只有经历这样的过程才能获得一种积极的意义感。
相对主义观点从哲学对“生命意义”的阐释出发，提出了一种心理科学的分析框架。它与其他理论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个体获得积极生命意义的决定因素是信念产生的过程，而非信念本身的内容，这对发展积极的生命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1.4积极心理学取向——“意义在于积极的追寻”
本世纪初，积极心理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美国心理学界兴起。近几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在各个领域的拓展，生命意义也进入了其研究的视野，Steger、Wong等站在生命意义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前沿展开了相关理论的探讨。
Steger(2006)认为如果生命没有意义，个体便会面对一种枯燥无味、令人颓废的人生。他将生命意义定义为“个体存在的意义感和对自我重要性的感知”，并提出了生命意义的二维模型，gr‘拥有意义(presentofmeaning)，，和“追寻意义(searchformeaning”。“拥有意义”是指个体对自己活得是否有意义的感受程度（强调结果；“追寻意义”则是指个体对意义的积极寻找程度（强调过程）。Steger认为个体只有积极地寻找生命意义，才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快乐与满足，也才能真正拥有“有意义的人生”。
Wong(2007，2009)将存在主义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意义管理理论”(MeaningManagementTheory，MMT)。该理论阐述了个体管理意义的过程，这些意义与满足人们生存和快乐的基本需要相关。Wong认为意义管理的主要内容是人们的内心世界，既包括自我感受、期望、知觉、思想，又包括内心的呐喊和对秘密的渴望；意义管理的对象则是人们所有的恐惧与希望、记忆与梦魇、爱欲与憎恶、遗憾与欢庆、怀疑与信任，以及人们经历的种种意义。通过管理来发现快乐的源泉和人生的希望，从而获得一种意义感和满足感，用来应对人生的挫折、不幸和死亡。
积极心理学取向使得生命意义心理学理论研究视角从关注人们的消极心理功能逐渐转向积极心理功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存在主义心理学中“焦虑”、“选择”、“经历痛苦”等概念逐渐被积极心理学中的“乐观”、“积极”、“希望”等概念所替代，生命意义的获得不再仅仅局限于抑郁、自杀、死亡等消极心理因素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更加关注普通人的积极心理因素。与此同时，积极心理学融合其他理论产生了多样的理论分支，丰富了生命意义的理论研究。比如，积极心理学融合存在主义心理学理论，促使“积极存在心理学”（Wong，2009)的产生水到渠成。该理论认为如果个体想获得生命的意义，最好的方法就是关注个体自我成长的积极作用而不是消极的死亡防御。与存在主义心理学相比，该理论既强调个体“存在的意义”，又重视积极心理功能的拓展。
总之，以上四种理论取向分别从生命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意义获得的动力、意义产生的过程等角度对生命意义进行了阐释，各述其道，莫衷一是，但总的来说，无论哪种理论观点下的生命意义都是个体主动获得的一种情感和价值体验。
2、生命意义的测量
生命意义在理论研究上的争鸣给测量带来了一定难度，但正因如此，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生命意义理论取向，并借鉴其他相关心理学理论，从多种理论视角开发了不同功用的测量工具。从现有文献来看，对生命意义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生命意义感和生命意义源。生命意义感是指人们在经历人生事件中获得意义的感受程度，生命意义源是指人们在人生过程中借以获得意义的具体事件。研究者们主要从这两个维度开发了大量的测量工具。
2.1生命意义感的测量
大量的研究显示，生命意义感与消极的或积极的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如何有效的测量生命意义感，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心。研究者们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不断推陈出新，研制和开发出不同功用的测量工具。这些工具侧重于测量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感受强度。其中生命目的量表（PurposeinLifeTest，PIL)、关注生命指标（LifeRegardIndex，LRI)和一致感量表（SenseofCoherence，SOC)是测量生命意义感最常用的量表。
生命目的量表由Crumbaugh和Maholick(1968)发展而来。该量表基于意义治疗的基本观点，用来测量Flankl提出的“存在空虚感”和“自由意志”这两个概念。后续的研究报告了其内部一致性从0.70到0.97，建构效度和同时效度的研究也证实了该量表适合用以测量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如:Zika&Chamberlain,1992;Stegeretal.>2006)。
关注生命指标由Battista和Almond(1973)从相对主义观点发展而来，包括“人生规划”和“目标实现”两个分量表。Battista和Almond仅报告了量表的临时稳定性为0.94，但后续的研究对LRI进行了进一步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如Debats(1990)报告了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0.79和0.80，以及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86。效度研究显示该量表与正向校标（包括幸福感、生活满意、自尊、正向情感）和负向效标（包括焦虑、敌对、抑郁、心理痛苦和消极情绪）存在相关，（如Zika&Chamberlain，1992)。
一致感量表由Antonovsky(1987)从健康和应对的理论视角发展而来，包括三个分量表（理解力、处事能力、意义感），尽管它本身不能直接测量生命意义的概念，但可以通过测量个体的控制力和自我效能测量出与意义相关的特殊世界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中仅使用意义感分量来测量个体生命意义感。在Antonovsky的26个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从0.82到0.95，时间间隔为两年的重测信度为0.54。
使用PIL、LRI和S0C进行的相关研究基本证实了它们高度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然而，在量表的开发和应用的同时，学界的相关讨论也应运而生。比如，在生命意义感的结构维度上，研究者存在不同的观点，如PIL是单维度结构，而LRI则是两维度结构。此外，一些研究者对量表本身也提出一些质疑，比如，有些研究者认为PIL的许多题目都是表达抑郁的感受或态度，成为了间接测量抑郁的工具，从而与测量心理健康的量表相混淆；SOC的“意义感”分量表中有许多题目关注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而不是意义;LRI中“目标实现”分量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生活的一种美好感受”（DeVogler&Ebersole，1980)。尽管如此，这三个量表自开发以来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生命意义相关研究，而且还带动了后续量表的开发。
20世纪90年代，随着生命意义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者们又陆续开发了许多测量生命意义感的量表，如Reed(1991)从健康与应对角度开发了的自我超越量表(Self-TranscendenceScale，STS)，Reker(1992)从态度测量角度发展了生命态度量表（LifeAttitudeProfile-Revised>LAP-R)。进入21世纪后，基于临床、心理健康等不同的研究需要，研究者们开发出更多的测量工具，如精神意义量表(SpiritualMeaningScale，SMS)(Masaro，Rosen，&Morey，2004)、生命意义问卷（MeaninginLifeQuestionnaire，MLQ)(Steger，Frazier，Kaler，&Oishi，2006)、生命意义评估量表（TheScheduleforMeaninginLifeEvaluation，SMiLE)(Fegg，Kramer，L”hoste，&Borasio，2008)、生命意义指标（MeaninginLifeIndex,MILI)(Francis&Hilis，2008)、以及有意义生活的测量（MeaningfullifeMeasure，MIM)(Morgan&Farisides，2009)等，这些量表的开发预示着生命意义感的测量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其中Steger等在2006年开发的MLQ在测量内容上有新的突破，而Morgan和Farisides在2009年开发的MIM在测量方法上也有很大的改进。
Steger等（2006)认为现有的量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难以满足临床测量的需要，二是大部分量表都偏重于测量个体“获得的（或拥有的）生命意义感”的结果，而忽视了“对意义积极寻找”的过程。基于这两点，他们结合积极心理学理论发展了“生命意义问卷”（MLQ)。该量表包括“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两个维度，Steger使用MLQ进一步探讨了生命意义与宗教（Steger&Frazier，2005)、人格和认知风格（Steger，Kashdam，Sullivan，&Lorentz，2008)、以及年龄（Steger，Oishi，&Kashdan，2009)等变量的关系，并获得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指标。
除了在传统的定性研究基础上获得测量工具外，有些量表的开发使用了因素分析法获得量表的条目。如Morgan和Farsides(2009)发展的“有意义生活的测量”（MIM)量表，该量表的编制直接在PIL和LRI题目的基础上形成条目库，使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从条目库中获得二阶5维度结构的量表。在此研究中，经过信效度检验，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学测量指标。
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和开发历程，生命意义感测量工具已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研究者们不断尝试新的测量方法，探究新的测量内容，使生命意义感的测量形成了PIL、LRI和SOC^M依旧经典，新量表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些量表的大量开发和广泛应用又为生命意义的心理学研究拓宽了道路。尽管如此，量表在开发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些重要因素在量表开发过程中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比如，年龄和文化因素是生命意义的重要变量，因为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对生命意义感知程度有所不同。此外，定量研究法是大部分研究者们开发生命意义感量表最常用的方法，在量表开发过程中，仅仅使用这种单一的方法往往会丢失一些重要的信息。
2.2生命意义源的测量
相对于生命意义感而言，生命意义源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从测量方法上看，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者多使用定性方法来探讨不同人群的生命意义源。进入90年代，研究者逐渐使用定量研究或定性与定量的混合研究方法陆续开发出生命意义源的测量工具。从测量结构上看，生命意义源主要集中在关系、个人发展、宗教以及服务等几个维度，而且，测量结果显示，不同的社会-人口背景、个体发展阶段、文化和种族特征等导致了生命意义源表现不同。
DeVoger和Ebersole(1980)最先设计了一份意义问答题（MeaningEssayQuestions,MEQ)用来调查人们生命意义的来源。问卷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让被试写下什么是他们目前经历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另一部分请他们举例说明。他们使用这份问卷对青少年、大学生和成人等不同人群进行了一系列定性研究。研究发现“关系”、“服务”、“成长”、“信念”和“获得”是这些人群共有的生命意义来源。
进入90年代，研究者逐渐使用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的混合研究陆续开发出生命意义源的定量测量工具。Reker(1996)使用定量的方法发展了生命意义源简述量表（SourcesofMeaningProfile-Revised，S0MP41)并进行了修订，该量表包括自我关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和自我超越4个维度。有研究者将该量表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以色列被试中进行了测试，内部一致性信度从0.71到0.80，三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70。效度检验结果显示，该量表与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和个人意义感呈正相关，与抑郁呈负相关。
Prager(1997)使用S0MP量表对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女性进行了一项跨文化研究，他们发现两国18-29岁的年轻女性被试除了在“自我超越”这一意义来源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外，在其他3个生命意义来源的水平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他们认为个体所认同的价值和意义会被固定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群体中，人们在获得生命意义的来源时具有文化和语言环境的敏感性。为了弥补S0MP量表跨文化测量的不足，Prager与他的研究小组（2000)用定性和定量混合的方法，以阿拉伯人和犹太以色列人为被试，发展了生命意义源量表（SourceofMeaninginlifeScale，SML)，该量表包括家庭关系、家庭和社会价值观、物质观、宁静/和平、自我发展、人际关系/归属感、休闲活动、与动物相处、与伴侣的关系、公共意识以及生活满意等11个维度。测试结果显示，SML避免了阿拉伯和犹太以色列两种文化差异的影响。
由于MEQ难以进行统计已较少被研究者使用，而S0MP41设计简单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因而成为后续研究常用量表之一。相对于S0MP~R，SML发展出了更多的维度来测量生命意义的来源，但从结果不难看出，SML有些维度似乎显得重复和繁杂，比如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伴侣关系3个维度都表示人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合并为一个维度，即关系维度。
2.3生命意义感与生命意义源测量的综合化
近年来，生命意义感与生命意义源的测量走向综合已成为一种趋势。Schnell(2009)基于行动理论发展了生命意义源和生命意义感问卷（TheSourcesofMeaningandMeaninginLifeQuestionnaire，SoMe)。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意义等级模型”，模型有5个由低到高的层次构成，分别是知觉、行动、目标、意义的来源和生命的意义。SoMe由151个题目组成，既包括对26种意义来源的测量，也提供了对意义感和意义危机感的测量。生命意义源分量表包括4个维度，即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秩序和幸福；意义感分量表测量个体对经历过的有意义事件的主观感受程度；意义危机感分量表则测量个体由于空虚感和受挫感而导致无意义感的程度。
SoMe的开发推动生命意义测量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相对于以往量表，该量表在测量内容上试图对积极的生命意义感、消极的生命意义感和生命意义源进行综合测量，覆盖面相当广泛。不过，这种面广量大的“求全”量表也有明显的缺点。比如题目内容过多、施测时间过长，这些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到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尽管综合测量尚不完善，但不可否认，这种积极的尝试确实为后续量表的开发提供了另一种研究思路。
3、研究的展望
生命意义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和测量工具的开发如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重大的进展。理论研究从关注消极心理功能转向积极心理功能，不同理论的整合又带动了新的研究导向；测量工具的开发凸显与理论取向的应和，测量方法更加多样化；跨文化研究也悄然兴起，这些研究进展都将推动生命意义的应用研究。我们可以预见，生命意义的理论研究、测量方法、跨文化研究以及应用研究等将会取得更多研究进展。
3.1积极心理学为生命意义的理论研究带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积极心理学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涉足此领域的研究，矛头指向过去近一个世纪中占主导地位的消极心理学模式，逐渐形成一场积极心理学运动。这场运动已波及生命意义的研究，并为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让人们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超越自身的不快乐、狭隘、愤怒、嫉妒、恐惧、焦虑等消极情绪，以更积极的、建设性的心态来面对生活的挑战。与此同时，积极心理学和其他理论的交叉融合将进一步拓宽生命意义的理论研究，这种发展趋势不仅仅局限于上文所述的存在积极心理学，还将扩大到更广泛的理论领域，如人格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相结合，探讨哪些积极的人格因素会让人们获得更丰富的生命意义。
3.2生命意义的测量方法将更加多样化
生命意义的测量方法也有许多发展的空间。第一，定量与定性的混合研究将越来越被研究者们所重视和使用。混合研究以运用顺序法或并行法等资料收集方法为研究策略，以能最好的理解所研究的问题为目标，因而这种方法将为研究较为复杂的生命意义概念和生命意义的获得过程提供了一种既指向研究主旨又具有操作化的研究方法。第二，今后的研究需要更多的纵向设计。对不同时间点上的相同人群进行重复测量的纵向设计方法可以探讨不同时间点上变量之间的关系，这将为生命意义感和生命意义源的发展阶段提供一种动态的描述，如跨年代的纵向设计和跨年龄段的纵向设计等。第三，尽管SML提供了一种跨文化测量的先例，但在其应用中仍旧受文化的限制，研究者或许能够探索出更多跨文化测量的方式。由于图片具有直观和不受文化因素影响等特点，因此，使用图片开发非言语的测量工具进行生命意义的跨文化研究将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3.3跨文化研究将成为生命意义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文化影响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跨文化研究将会成为生命意义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Steger等(2008)根据独立性文化系统和互依性文化系统的理论，使用MIL量表探讨生命意义的追寻和生命意义感在美国与日本被试间的差异已是跨文化研究的经典范例。但必须承认的是，生命意义的心理学跨文化研究刚刚起步，未来的研究热点将集中探讨不同文化模式下的人们在获得生命意义的心理形成机制方面有何文化差异，以及同一文化模式下，跨年龄段、跨时代的人们在获得生命意义的来源上存在哪些差异，这些分别着眼于横向和纵向两个不同维度的跨文化研究对于人们进行跨文化沟通和理解将具有重要意义。
3.4生命意义的心理学及其相关研究将进一步扩展其应用研究
片文说字：
生命之“腐”
在此写腐，与反腐无关，与生命有关。
在此说腐，与词性无关，与生命有关。
1、生命源自于腐
人们对生命的定义大多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生命的起源无不与“腐”相关。
在常温常压下，一块随意丢弃在阴暗处所的西瓜皮，经过24小时或者更短时间，便会生长出细小的飞蝇；一块新鲜的猪肉，让其变质发臭，能生长出蛆虫，进而成蛹成蛾，再繁殖更多生命；一个积满垃圾的死水洼，在高温天气发酵分解，便能醇育出能飞能爬的小生命。这就是最直观的生命起源。
我国古代便对生命起源于腐有了定义，《荀子·劝学》中有“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注：蠹音dù，蛀蚀器物的虫子）。《礼·月令》曰“季夏之月，腐草为萤。”（注：萤音yíng，昆虫，黄褐色，尾部有发光器）。《庄子·至乐篇》曰“瞀芮生乎腐蠸。”（注：腐音通补；蠸音quán，瓜类害虫，成虫吃瓜叶）。
人们惧怕死亡、厌恶腐烂，殊不知没有腐烂、没有消亡，便没有新生命的诞生。
事实上，古今中外均早已证明，没有腐就没有生命的繁衍。
2、生命充斥于腐
“腐”是自然界最重要的力量，形形色色的“分解者”在其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腐，现代汉语字词典中的解释，有本义也有扩展。
取本义，腐作动词，形声；从肉，府声。本义：腐烂变质。《说文》有“腐，烂也。”《广雅》有“腐，败也。”
扩展后，腐作形容词则指思想或文章陈旧、古板。《史记·黥布列传》中有“为天下安用腐儒？”如相关词组：腐板——迂腐古板，腐俗——陈腐庸俗，腐音——陈腐的音调，腐局——陈腐的观念。
作名词一用于食物，如豆干称豆腐或称腐衣，即豆腐衣、腐竹，如腐乳；一用于古代一种刑罚宫刑，《汉书·景帝纪》记载“死罪欲腐者，许之。”腐即“宫刑也。”
腐的引申义则包含了无可救药的意思。《前汉·英布传》上“置酒，对众折随何，曰腐儒。”意即腐懦者无所堪任。
由此可知，无论是本义、扩展还是引申义，都证明了一个结果，生命充斥于腐。
2011年，英国BBC拍摄了一部关于自然的纪录片《奇异的腐烂科学》，让人们跟随镜头，一起踏上“自死来、往生去”的奇异之旅，用一个又一个事实举证了生命全过程充斥于腐。
3、生命终结于腐
生命终结之时亦归于“腐”，常人都能理解，死亡的意义不外如是：枯、朽、蛀、烂、败、蚀，发霉，发臭，发黑，发酸，发酵……生命因腐而回归自然，回归尘土。
生命的尽头也就是腐，有词组表现得很透彻：腐散——腐烂消散，腐坏——腐烂损坏，腐秽——腐烂肮脏，腐浊——腐臭浑浊……等等等等，无一不证明生机涣散与腐密切相关。
那与腐相对应的“鲜”字，哪怕能组出鲜活、鲜灵活泼、新鲜、水灵、生动等词语，在生命终结的那个时刻便失去了所有意义。
当然，因为腐，生命不是玦而是环，没有开头，没有结束，只有永恒的循环。但对个体生命来说，腐便是终结。
是故，生命走到终结也就无鲜可说，就留一腐字而已。
4、生命之腐题外语
生命源自于腐，生命充斥于腐，生命终结于腐。或可这么说，无腐无生命，无腐无世界。
一、前言
近年来，使命感这一术语被广泛用于学术研究、职业咨询、招聘宣传等各个方面，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比如世界最大的招聘网站之一“Monster.com”，以“使命感”作为宣传标语;美国军队现在也使用“使命感”作为宣传语来招募新兵。流行作者(比如， Dreher， 2008; Leider & Shapiro， 2001; Levoy， 1997;)也频频提及使命感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者和实践者都相信，使命感有助于帮助人们寻找并获得工作和生活的意义。
根据组织管理学学者的观点，了解个体对于所从事工作的看法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今的后工业经济环境下，许多人开始寻求工作的内部动机，工作是一种使命似乎成为了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同时，相关研究也发现，视工作为使命的个体会体验到积极的工作、职业和生活结果，如更高的工作意义感和生活幸福感等。因此，关于使命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使命感的定义及维度
最初，使命感来自上帝的神圣召唤，仅仅用以形容神职人员对冥想工作的坚持与信念。神父、修女和修道士受到这种神圣力量的鼓舞，而从事富有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关于使命感的相关研究也在逐渐增加，但目前为止，其尚未形成一致性定义。但大多数都将使命感描述为一种具有目的和意义的工作，使个体去做他(她)注定要做的事情，以上帝、激情、天赋作为动机来源。现代概念中保留了使命感的宗教根源，认为使命感可以来自宗教信念，也可以来自个体的自我觉察与意义感。但大多数学者和实践者更关注使命感的内在动机而非宗教方面的神圣动机。
Dik & Duffy (2009)基于使命感的历史渊源、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维度的定义，这一定义也得到了相关质化研究的支持。他们认为，使命感是一种来源于自我并超越自我的卓越召唤，其目的在于通过展现目标感和意义感形成特定的生活角色，其原始的动机来源在于他人取向的价值观和目标。
其中，第一个维度提出了使命感的外部来源，这一来源可能是上帝、社会的需要、偶然的命运、家庭的传统或多重因素的综合。个体感知到特定生活角色、愿意去追求特定的职业路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外部的推力。第二个维度说明个体希望实现特定角色内活动的目的和意义，以及个体的努力如何实现生命中更广泛、更重要的目的和意义，这一过程能够帮助人们找到生命中的稳定性与一致性。第三个维度表明，使命感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带来更多的善行和社会幸福感。这一定义中，第一个维度来源于使命感的历史渊源，而第二、第三个维度则得到了包括大学生、咨询心理学家和动物园管理员等样本在内的诸多质性研究的支持。
三、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一)天职
历史上，天职与使命感的联系一直十分紧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界限开始逐渐明晰。天职是指接近某种特定的生活角色，以获得相应的目的感和意义感，将他人取向的价值观和目标作为首要的动机来源。天职和使命都将工作与他人取向的目的感和意义感作为终结，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在上述三维定义中，天职仅具有后两个维度的含义，只有具有使命感的个体才会感知到来自外部的驱动力。
(二)目的与意义
目的和意义是使命感定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能代表使命感。
寻找意义是人们存在的本质之一，因而人们会对工作赋予不同的意义。其中，目的和重要性是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指为不同的生活目标而努力并体验到一种满足的感觉，重要性是指个体的生活代表或象征什么。意义则可以理解为个体自身的存在本质所带来的重要性。因此，意义建构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一种极其主观的体验。
Hall and Chandler (2005)提出，与强烈的目的感相近，拥有使命感的个体需要自身价值观和认同感的内在驱使激发实现某一路径，自我探索，适应，在变化的生涯形势中充满自信。这一观点强调了使命感中目标设置、追寻、适应和发展的持续性过程。
(三)易变性职业生涯
使命感取向与易变性职业生涯有一些共同的组成成分，比如个体的职业决策是基于个人价值观还是金钱或其他外部因素。在易变性职业生涯取向中，个体是由自我引导、内部价值观驱使的。虽然这与现代观念下的使命感看起来十分相似，但两个概念依然有所区别。其中，易变性职业生涯并非总是包含服务于特定目的的信念。拥有易变性职业生涯取向是拥有使命感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追求使命感包括了拥有易变性职业生涯取向和意识到拥有一种强烈的目的感。
(四)工作承诺、专业承诺
专业人员通常对他们的领域有一种使命感，比如医药、教育、社会工作、管理，对工作的奉献、对职业的承诺。然而，使命感超越了对某一行业的专业承诺感。它是一种超然的体验，关于个体如何在生活中有所不同获得意义和目的。
与之类似的职业重要性和职业希望均没有抓住使命感的核心成分，如意义、目的和亲社会取向等等。
(五)激情、流动和工作投入
职业使命感与激情、流动和工作投入有所区别。使命感具有长期性的特征，而这三个概念只是偶尔出现，而不是一种持续稳定长期的活动。工作投入可以让个体表达更好的自己，流动会让个体拥有最佳的经历。因此，使命感可能是工作投入与流动在某一特定职业领域多次重复的结果。
四、使命感研究的理论基础
由于缺乏对使命感定义的一致性看法，虽然相关的实证研究很多，但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大多数情况下，使命感只是作为成熟的职业生涯发展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使命感的相关研究
目前学者们关于使命感的研究包括使命感的直接结果变量研究、其作为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以及使命感所引起的消极作用等几个方面的研究。
(一)使命感的直接结果变量研究
工作结果变量研究。在工作结果变量中，很多研究的结果变量都涉及到职业决策领域，比如Duffy and Sedlacek (2007)从职业决策量表中选择了六个结果变量，对3091名大一学生进行施测，研究发现使命感的存在和犹豫不定、缺少教育信息呈微弱的负相关。在职业心理中，有关犹豫不定的研究有很多，犹豫不定是一种个体的犹豫特质或者是个体在某一特定的领域内无法抉择的一种状态。使命感的存在和决策、舒适度、自我清晰度和选择工作特点呈较弱的正相关，说明有使命感的人可能在职业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成熟，他们清楚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非常顺利地做出职业决策，并且非常坚定地相信自己可以进入想要从事的工作领域。和选择工作特点正相关，因为有使命感的人一般从事他们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更加重视他们的职业决策和未来生涯。相反，使命感的寻找和决策、舒适度、自我清晰度和选择工作特点呈负相关，和犹豫不定、缺少教育信息呈正相关。寻找使命感的学生更加倾向于犹豫不决，也更缺乏教育信息。
幸福感结果变量研究。很多关于使命感的实证研究发现，有使命感的工作者比那些把工作仅仅看成是一种职业的人更可能对生活感到满意。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使命感和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Dik et al. (2008b)以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发现使命感感知和生活意义中等相关，并且宗教承诺高的人这种关系更显著。
人们对工作有三种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其中一种是有使命感的人把工作看成是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为了物质的回报或职业的进步，而是可以带给自己的一种满足感。受此启发，Wrzesniewski， McCauley， Rozin， and Schwartz (1997) 编制了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工作和生活问卷，以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员工为对象，研究结果表明有使命感的人比同龄人体验到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工作满意度被认为是对于不同的工作条件反映非常敏感的一个指标。在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中，工作满意度可以解释整个量表结果变化的20%。Peterson， Park， Hall， and Seligman (2009)的研究验证了之前的结果，使命感和工作热情、生活满意度中等相关，和工作满意度强相关，并拓宽了研究对象，涵盖了美国以外的工作者和家庭工作者。
(二)使命感作为中介和调节因素
Markow， Klenke(2005)对美国的一所大学130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使命感是意义和组织承诺的中介因素。Lobene and Meade(2013)以美国170名小学和中学的教师为研究对象，发现使命感在过度感知资格和绩效、继续组织承诺之间起调节作用。低使命感的人比高使命感的人有更高水平的继续组织承诺，因为使命感低的人没有感知到的可选择的工作机会。低使命感的人比高使命感的人有更低水平的绩效，支持了Hall(2005)的使命感理论模型。
(三)使命感的消极作用
近几年来，研究者发现使命感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研究指出把一切致力于一个人的使命会导致个人牺牲或者以生活的其他方面为代价。有使命感的人会形成职业隧道视野，即不接受来自他人的反馈，缺乏工作适应性。相似的是，Dobrow 和TostiKharas(2012)以450名音乐家为研究对象，历时7年，用纵向研究的方法发现有使命感的人可能在选择职业时会体验到个人和社会认同之间的压力，可能会忽视有用的职业建议。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比低自我效能感的人更不容易接受消极的反馈，而使命感和职业相关的自我效能感积极相关， 所以使命感和忽视消极反馈可能有关。另外，有强烈使命感的人可能会过分集中于对自己才能的自我认知，而不集中于外部的客观评价，因此可能拒绝接受消极的职业建议。强烈的使命感和工作倦怠相联系，工作倦怠是由于对自己和他人的绩效水平的过高的期望高水平而导致的。
六、研究不足及展望
“使命感”作为新起之秀，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依然存在很多的不足。使命感需要一个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都能引起共鸣的定义;需要信效度较高的测量工具，或者对不同职业都有其相对的测量工具;需要明确使命感形成与消失的过程以及阻碍使命感形成的因素;需要明确使命感带来的双面效应;需要明确使命感在生活和工作中带来的作用及意义，以及我们应当如何运用使命感;需要继续探索使命感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