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哈密传统文化艺术；维吾尔族女性；影响
哈密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是新疆通向中国内地的要道，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哈密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少、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哈密地区地处敦煌与吐鲁番之间，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哈密成为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汇的地方。作为新疆“东大门”，具有发展民族旅游的优势条件。这里是新疆唯一横跨天山的地方，处于汉族聚居地与西域少数民族区域的交汇地带，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因而，哈密的维吾尔族传统文化艺术呈现鲜明的地域特点。而处在中原与西域文化艺术交汇地带的哈密维吾尔族女性也展现了她与其他地区维吾尔族女性的不同之处：在伊吾木卡姆传承中鼓手全部是女性，其歌手也占多数。哈密女性意识的觉醒不仅源自于哈密独特的生态环境，更多地受当地传统文化艺术的影响。
一、自然文化环境对哈密维吾尔族女性的影响
哈密，古称昆莫，汉代属伊吾卢，唐为伊州，宋入于回纥，元为蒙古贵族威武王（后改封肃王）世袭封地。所谓哈密卫政权机构，始设于永乐四年（1406），明朝在此封王置卫，目的在于迎护朝使，统领诸番，屏蔽西陲。历史上的哈密厅，是中国清代甘肃省所辖的一个厅，后改属新疆省，其地大致相当于今新疆哈密市、伊吾县一带。[1]哈密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因而成为不同民族聚居活动的栖息地，创造了悠久的历史文明。在哈密地区最早活动的古代部落和民族，主要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西戎、塞人。从公元前20世纪开始，先后有多种民族在这块绿洲上生活过。据我国人类学学者研究，距今三四千年前，生活在哈密的以东方蒙古人种为主体。根据科学检验他们生活的年代，距今3285年左右，哈密曾是东西方两大人种的汇集地，但以东方人种为主体。[2]哈密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是母系氏族公社。这类公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的母系氏族公社有着明显的联系。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妇女和男子在生产地位上发生了变化，使母系氏族社会逐渐为父系氏族社会所代替。哈密是中西交通要道，也是古代民族东来西往的必经之地。由于自然、社会或战争的原因，一些种族、民族迁来后又迁出，而部分留下来与后来迁来的种族、民族融合同化，成为新的民族，形成哈密古代史上复杂的民族成分和居民关系。目前，哈密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哈密市和伊吾县。哈密地处祖国东大门，处于文化交汇地，历来都是多宗教、多民族共存的地区。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形成了哈密人开放的处事态度、开明的为人之道和艺术上兼容并蓄，并化为我用的创造之路。这些都对哈密女性意识的觉醒铺平了道路。因而，哈密维吾尔族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享有更多的独立空间，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角色，获得社会广泛的尊重与认同。
二、传统服饰刺绣艺术对哈密维吾尔族女性的影响
哈密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传统服饰刺绣充分显示了维吾尔族女性技术娴熟、技艺精湛的艺术魅力，是哈密维吾尔族别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也是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独特艺术形式，它体现了维吾尔族妇女在服装配饰、颜色搭配、刺绣印染等方面的独到眼光和艺术天分，洋溢着浓厚的生命意识，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唐代时期，回鹘发展成为唐北部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回鹘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在与唐朝的密切交往中，回鹘的服饰文化一度被中原妇女所崇尚。回鹘衣装回鹘马，说的就是当时唐朝居民喜欢穿回鹘的衣服、骑回鹘的马，体现了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影响。胡舞流行后，成为人们主要娱乐方式。由于对胡舞的崇尚，民间妇女均以胡服、胡帽为美。哈密维吾尔族刺绣是一种传统的手工艺，以伊斯兰文化为基础，吸收了多民族的传统图案和文化特色。它在刺绣工艺上吸收了汉民族的一些针法，图案受满族文化的影响，讲究寓意，已逐渐突破了伊斯兰文化的范围。哈密维吾尔族妇女很重视服饰的刺绣工艺，以其纷繁复杂的款式和精巧的刺绣而独具魅力。而勤劳的当地妇女一直把它当做服饰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加以发展和完善，使其成为维吾尔族普遍使用的独特的服饰装饰艺术形式。哈密维吾尔族传统服饰刺绣艺术图案不仅在题材上丰富多彩，而且色彩上鲜明饱满，针法质朴，至今仍是手工刺绣。“哈密维吾尔族刺绣艺术主要体现在服装和配饰，如：花帽、枕顶、头饰、袍服、坎肩、长裙、套裤、靴子，等。在历史的发展沿袭中，各民族文化的不断交融，使哈密维吾尔族民间刺绣工艺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并且逐渐形成了独有的多种风格、特色各异的刺绣手法。从艺术角度看，无论在造型、色彩、工艺上还是在图案纹样上，哈密地区维吾尔族传统服饰刺绣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深刻的社会内涵，也体现了民族的、时代的特有的文化特征。”[3]由于和汉族聚居区邻近，哈密维吾尔族服饰不仅具有本民族特有的审美口味，而且又受到汉民族服饰的影响，在图案、花色上有了一些汉族服饰的元素，从而表现出与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族服饰不尽相同，极具哈密服饰魅力。在表演伊吾木卡姆的时候，维吾尔族女性木卡姆其身穿这种有着汉族服饰元素的维吾尔族民族服装，为哈密木卡姆增色不少，成为哈密木卡姆的标志之一。哈密女性亦在这种服饰文化的影响下走向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在哈密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三、伊吾木卡姆对哈密维吾尔族女性的影响
哈密伊吾木卡姆在维吾尔族木卡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地域特征，是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维吾尔族聚居区惯常由男性木卡姆传承和传播的情态不同,哈密地区伊吾县有着一群女性木卡姆在传承和传播着属于她们自己的木卡姆。在哈密的伊吾县流行着另外一种木卡姆，即伊吾木卡姆，它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地域特征。伊吾木卡姆不仅在曲调上不同于其他木卡姆，在演唱风格上也是独特的。与其他维吾尔族地区由男性木卡姆奇传承和表演的不同,哈密地区伊吾县有着一群女性木卡姆奇在传承和传播着属于她们自己世界的木卡姆。哈密伊吾木卡姆在演唱风格上是独特的，在全疆木卡姆表演中绝无仅有。表演时除一人拿哈密艾吉克琴外，全是妇女来演唱，主要在1—2名艾捷克手和7—8名女鼓手陪伴下共同演唱。[4]伊吾木卡姆的艺术形式产生于日常的生活和劳作中，因为哈密地处山区，女性和男性一样每天都要下地务农劳动。因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当地的婚礼以及节日气氛都需要女鼓手来活跃。在一次哈密的实地调研中，我们前往大家公认唱的最好的淖毛湖镇木卡姆奇家做客。一进家门，感受到维吾尔族一个共通点，无论南疆北疆东疆，待客之道是一样的，非常热情，非常注重礼仪，永远只想着一定要客人高兴，客人高兴，维吾尔族人就高兴，他们恨不得把家里所有吃的拿出来招待。一边吃着奶奶准备的美食，一边倾听她诉说心灵。女鼓手的地位和认知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族群中也有了更高的威望。目前，邀请女鼓手去婚礼表演的人们也越来越多，虽然名义上不收费，可人们为了请女鼓手去婚礼上表演，已出现许多的高价邀约。没有一定要男性或女性做家务，而是谁早下班谁就做，这样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儿。哈密木卡姆传承逐步由女性承担的现实，在岁月长河里唤醒了维吾尔女性意识的复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步潜移默化地形成了男女平等的观念。我们在与人们的交谈中，她们谈到哈密与喀什地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女性的地位不同。不是说这里女性很强势，而是男女基本平等。而与个别维吾尔族男性聊天，他们也表示：在看到路上的南疆夫妻中，由女方抱着孩子的情景是他们无法理解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哈密维吾尔族传统文化艺术因其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及文化背景而大放异彩。东西文化长期在哈密这片热土上交流、沉积，使得这里的文化逐渐丰富、厚实。处在中原与西域文化艺术交汇地带的哈密维吾尔族女性也女性意识超前，在家庭分工、社会地位、生活习俗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展现了她们与其他地区维吾尔族女性的不同之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艺术的殿堂中，她们独领，风头无人能及，在伊吾木卡姆传承中以女性特有的音色、嗓音及天赋的节奏感传递着美，展现了伊吾木卡姆独特的艺术魅力，也让人们领略到维吾尔族女性的魅人的女人风情。哈密女性意识的觉醒不仅源自于哈密独特的生态环境，更多地受当地的文化艺术的影响。结语哈密维吾尔族女性依附于本土文化，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于世，不仅维吾尔族女性在家庭、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可撼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哈密木卡姆班社中展现的风采引人瞩目，本文只是调查了其生活的环境和文化空间，还需要继续进一步去了解她们的内心世界。期许让哈密女性木卡姆奇在她们自己的土地上，吸收自己的养分自然生长，为伊吾木卡姆的传承行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刘国防.明初的哈密及其王族——兼评《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相关部分［J］.西域研究，1999,2（2）:32-37.
［2］魏东.新疆哈密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人种学研究［M］.吉林大学.2009.
［3］王萍，陈文福.哈密地区维吾尔族传统服饰刺绣艺术探析［J］.学园.2011,5（5）:41-42.
关键词：哈密传统文化艺术；维吾尔族女性；影响
哈密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是新疆通向中国内地的要道，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哈密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少、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哈密地区地处敦煌与吐鲁番之间，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哈密成为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汇的地方。作为新疆“东大门”，具有发展民族旅游的优势条件。这里是新疆唯一横跨天山的地方，处于汉族聚居地与西域少数民族区域的交汇地带，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因而，哈密的维吾尔族传统文化艺术呈现鲜明的地域特点。而处在中原与西域文化艺术交汇地带的哈密维吾尔族女性也展现了她与其他地区维吾尔族女性的不同之处：在伊吾木卡姆传承中鼓手全部是女性，其歌手也占多数。哈密女性意识的觉醒不仅源自于哈密独特的生态环境，更多地受当地传统文化艺术的影响。
一、自然文化环境对哈密维吾尔族女性的影响
哈密，古称昆莫，汉代属伊吾卢，唐为伊州，宋入于回纥，元为蒙古贵族威武王（后改封肃王）世袭封地。所谓哈密卫政权机构，始设于永乐四年（1406），明朝在此封王置卫，目的在于迎护朝使，统领诸番，屏蔽西陲。历史上的哈密厅，是中国清代甘肃省所辖的一个厅，后改属新疆省，其地大致相当于今新疆哈密市、伊吾县一带。[1]哈密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因而成为不同民族聚居活动的栖息地，创造了悠久的历史文明。在哈密地区最早活动的古代部落和民族，主要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西戎、塞人。从公元前20世纪开始，先后有多种民族在这块绿洲上生活过。据我国人类学学者研究，距今三四千年前，生活在哈密的以东方蒙古人种为主体。根据科学检验他们生活的年代，距今3285年左右，哈密曾是东西方两大人种的汇集地，但以东方人种为主体。[2]哈密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是母系氏族公社。这类公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的母系氏族公社有着明显的联系。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妇女和男子在生产地位上发生了变化，使母系氏族社会逐渐为父系氏族社会所代替。哈密是中西交通要道，也是古代民族东来西往的必经之地。由于自然、社会或战争的原因，一些种族、民族迁来后又迁出，而部分留下来与后来迁来的种族、民族融合同化，成为新的民族，形成哈密古代史上复杂的民族成分和居民关系。目前，哈密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哈密市和伊吾县。哈密地处祖国东大门，处于文化交汇地，历来都是多宗教、多民族共存的地区。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形成了哈密人开放的处事态度、开明的为人之道和艺术上兼容并蓄，并化为我用的创造之路。这些都对哈密女性意识的觉醒铺平了道路。因而，哈密维吾尔族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享有更多的独立空间，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角色，获得社会广泛的尊重与认同。
二、传统服饰刺绣艺术对哈密维吾尔族女性的影响
哈密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传统服饰刺绣充分显示了维吾尔族女性技术娴熟、技艺精湛的艺术魅力，是哈密维吾尔族别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也是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独特艺术形式，它体现了维吾尔族妇女在服装配饰、颜色搭配、刺绣印染等方面的独到眼光和艺术天分，洋溢着浓厚的生命意识，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唐代时期，回鹘发展成为唐北部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回鹘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在与唐朝的密切交往中，回鹘的服饰文化一度被中原妇女所崇尚。回鹘衣装回鹘马，说的就是当时唐朝居民喜欢穿回鹘的衣服、骑回鹘的马，体现了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影响。胡舞流行后，成为人们主要娱乐方式。由于对胡舞的崇尚，民间妇女均以胡服、胡帽为美。哈密维吾尔族刺绣是一种传统的手工艺，以伊斯兰文化为基础，吸收了多民族的传统图案和文化特色。它在刺绣工艺上吸收了汉民族的一些针法，图案受满族文化的影响，讲究寓意，已逐渐突破了伊斯兰文化的范围。哈密维吾尔族妇女很重视服饰的刺绣工艺，以其纷繁复杂的款式和精巧的刺绣而独具魅力。而勤劳的当地妇女一直把它当做服饰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加以发展和完善，使其成为维吾尔族普遍使用的独特的服饰装饰艺术形式。哈密维吾尔族传统服饰刺绣艺术图案不仅在题材上丰富多彩，而且色彩上鲜明饱满，针法质朴，至今仍是手工刺绣。“哈密维吾尔族刺绣艺术主要体现在服装和配饰，如：花帽、枕顶、头饰、袍服、坎肩、长裙、套裤、靴子，等。在历史的发展沿袭中，各民族文化的不断交融，使哈密维吾尔族民间刺绣工艺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并且逐渐形成了独有的多种风格、特色各异的刺绣手法。从艺术角度看，无论在造型、色彩、工艺上还是在图案纹样上，哈密地区维吾尔族传统服饰刺绣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深刻的社会内涵，也体现了民族的、时代的特有的文化特征。”[3]由于和汉族聚居区邻近，哈密维吾尔族服饰不仅具有本民族特有的审美口味，而且又受到汉民族服饰的影响，在图案、花色上有了一些汉族服饰的元素，从而表现出与其他地区的维吾尔族服饰不尽相同，极具哈密服饰魅力。在表演伊吾木卡姆的时候，维吾尔族女性木卡姆其身穿这种有着汉族服饰元素的维吾尔族民族服装，为哈密木卡姆增色不少，成为哈密木卡姆的标志之一。哈密女性亦在这种服饰文化的影响下走向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在哈密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关键词】传统文化；地域文化；象征与隐喻
符号学，简言之就是研究符号理论的科学，它研究事物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变化、发展规律及符号的各种意义。基督神学时期的圣・奥古斯汀将符号定义为“使思考超出对事物感官印象的东西”。生活中存在着各种符号，如一般符号中的图像符号，语言符号中的声音符号，设计符号中的建筑符号等。通过建筑符号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再表达，可以使我们重新树立建筑文化中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探寻一条保护历史文化与现实城市发展的新路子。
1 建筑符号的定义
建筑本身的形式就具有其自身的符号意义，建筑符号在符号体系中属于最复杂，含义最丰富的符号之一。总的说来，建筑符号就是将主观领域中难以把握的经验加以客观化、形式化，使这种经验可以被人们直接掌握、理解和接受。并且建筑在为人提供空间的同时，也传达着一种场所感，使置身其中者产生独特的感知。建筑符号的独特之处在于建筑所提供的空间和功能性可以引导受众的一定行为。然而，这种行为的产生也时刻受到历史环境、背景的影响。在不同的时代，建筑所面对的人群具有不同时代特定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受众的改变、行为方式的改变都会推动着建筑功能乃至形象所传达符号意义的改变。
2 符号的象征与隐喻
在建筑外观所传达的视觉刺激中，符号意义一般存在于其原始意义即外延意义。如中国古建筑的屋顶、柱造、台基和游廊等。这些具体的符号具有鲜明的传统意味和象征性，其内涵意义一般来自于其色彩、大小、地域所带来的视觉感受。如厚重的重檐庑殿顶象征着皇家的高贵；而粉墙黛瓦则描绘着一副江南风情[1]。
建筑的空间所产生的场所感则带来更深层次的象征与隐喻。中国传统的围合式外部院落空间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深源文化背景，它暗含着中国人内敛、保守内收型的文化性格。其中由建筑外壁与周边环境共同围合而成的外部空间是中国传统建筑不同于西方建筑的特色之处。在宫殿建筑中，建筑沿中心轴线排列形成充满序列感的院落空间，给人威严、规整的感受；而在江南苏州的文人园林中，采用朴素的自然轴随意放置，产生轻松、惬意的庭院空间。不同于西方开放式的园林所传达的信息，中国式的空间处理具有独特的东方魅力，并显现出独特的中国式传统空间文化符号。
建筑本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中人造符的一种就具有鲜明的符号特征。不仅在于传统文化符号所包括的古建筑、园林中，在当代建筑也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从约会碰头的标志到一个城市的象征，再到一个国家的形象，建筑在现代生活中的符号属性也逐渐为人所认知和接受。
作为一种产品艺术，建筑的形状、色彩、材质、空间等等元素在实现了自身功能的同时也传达着其符号象征意义。而这种意义，通过环境和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来传达。如理解宗教建筑就需要宗教文化背景，哥特式建筑的尖顶只有具有天主教信仰的信徒才能体会其救世主升天的宗教含义。同样是门，在中国的宫殿建筑中却具有不同的等级含义，其与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和儒家的等级观念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所以，进行地域性的设计必须对其所在地区的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的了解，只有真正的理解外界的文化环境才能得到适合的建筑设计。
3 传统文化与建筑符号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建筑符在中国当代建筑设计中的广泛运用，证明了传统文化符号与建筑设计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了建筑的符号性表达。建筑作为一种具有使用功能的艺术创作，因其内部的使用性质往往具有更强的象征意义。比如天安门、太和殿就代表了皇家的权利；天坛、地坛等祭祀建筑象征了神圣与庄严；苏州园林代表了中国的文化气质等等。所以，一座建筑所在的地域、文化背景、使用功能都成为了它的表意符号。现代的符号设计就要理解传统建筑的符号特性来表达自己的主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就运用了天安门这一建筑符号
靳埭强先生曾说“我们不一定要画上京剧脸谱,穿上龙袍,才能让人认出是中国人。要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延其意传其神,让传统文化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得到更新和拓展”。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为现代的标志设计提供的源源不断的思想养料，同时也需要时代的更新来延长它的生命力，传统文化符号中的建筑符也不例外。只有深刻理解传统建筑符的内涵，并且贴切的进行时代的创新，才能使中国的设计不断发展。
4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传承应用
传统文化符号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经过时代、环境、条件的更迭往往其原始意义已经逐渐弱化，而其象征意义被保留并得到强化。在象征符号的表达过程中，中介是必要条件。相似性、传承文化或文化解释又是中介的必要条件。建筑作为象征符号表达的中介之一，其自身具有复杂的结构特性。勃罗德彭特将建筑深层结构概括为四点：
4.1 建筑是人类活动的容器；
4.2 建筑是既存环境气候的调节器；
4.3 建筑可作为文化的象征，它从属于一定时代、地域；
4.4 建筑是各种资源的消费者，它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
可见任何一座建筑都必然将生活形式颇为基本的某些文化客体象征表现出来， 若想做出既传承地域传统文化又符合当代审美理解的建筑就必须准确认识传统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对于传统文化符号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层上；不仅要认识传统文化符号的原始意义，更要把握符号的象征意义。在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知识结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价值标准都发生了进步与变化，对于传统文化符号的理解也必然后产生相应的变化。梁思成先生早就提出，历史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产生了它自己的建筑，随着文化而兴盛、衰亡。任何新的文化、包括建筑文化，都离不开历史的沉淀和积累，只是我们怎样去把握和传承的问题。
2008北京奥运会为世界所关注，位于北京中心轴线两侧的“鸟巢”和水立方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而在它们的身边矗立的一栋龙形的建筑更是夺人眼球，光彩不逊于前者。这栋龙形建筑就是北京大观。大观的建设者，将龙形这一艺术符号付诸于建筑之上，在大观站起来的中国龙的造型中，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
“龙”是极具中国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中国人自古将自己称之为“龙的传人”。龙在中国人的心中具有崇高的精神意义，它代表着威严与神圣，吉祥和幸福。在古代，龙是君权的代表代表的了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是一个集商业、办公、旅馆、居住于一身的综合性建筑。如此复杂的功能就要求建筑外观的大气统一。建筑抽象的龙的造型，即气韵古雅又线条流畅简约，将传统文化和现代审美和谐的组合。大观正是用最简单的线条、颜色和材质，成功地彰显出东方文化隽永悠长的质感。
5 结语
一个时代的建筑，反映着这个时代人的审美，更深层次的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当今的社会，全球已经逐步在向“世界村”的概念迈进。经济的互通，文化的交流，技术的覆盖，信息的共享，使全世界的文化日趋同化。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所有地域性文化的强大挑战。谁能够在跟上世界发展脚步的同时保持自身传统文化的良性发展，谁就能使自身的文化永远保持活力。而这就需要每一个设计师都对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建筑设计都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对于传统文化符号在建筑中的应用应该充分注重实际，尊重地域文化，使用恰当的文化符号。应深入的理解建筑的功能性质，以及建筑的内涵，从而把握使用符号的方向。在选择文化符号时，应全面了解符号的自身内涵和属性，避免符号使用不当带来的影响。同时，也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在运用的时候注意与现代审美意象的结合，推动符号语义的发展。
2014年10月11日，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丁鼎教授应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之邀出席“京师人文宗教讲堂”，主讲儒学系列讲座第15场――《<礼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价值》。丁鼎教授在开场时对该讲座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小健教授表示了感谢，称自己到京师这藏龙卧虎之地举办讲座，感到诚惶诚恐，并简要介绍了讲座的主题：《礼记》在整个儒家经典体系中最集中、最全面、最系统地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和核心价值观，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持久而深刻的影响，直至今日，《礼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一、《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礼记》一书虽然成书较晚，但却占有无与伦比、举足轻重的地位。考虑到大家的疑虑，丁鼎教授指出，经孔子整理并传承下来的“六经”（或“五经”）的确被普遍认为是儒家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而且“六经”中的《礼》也的确是对《仪礼》十七篇而言的，而并非指《礼记》四十九篇。既然如此，那么为何又说《礼记》才是儒家经典的代表作呢？在丁鼎教授看来，之所以说《礼记》在思想意义的重要性上超越“五经”，甚至是“十三经”的其他经典，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其一，“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他指出，儒家礼学历来讲究“陈其数”、“知其义”，儒家“六经”无不渗透着浓重的“礼学”内容。对此，丁鼎教授解释道，“数”即是各种礼节和仪式的具体规定，“义”则是各种礼节和仪式所体现的思想内容。与《仪礼》十七篇和《周礼》单纯侧重于“数”不同，《礼记》四十九篇涵盖儒家“礼学”的“数”和“义”，因而更能代表儒家的礼学思想。他又进一步阐释道，《仪礼》十七篇所讲述的冠、婚、乡、射、朝、聘、丧、祭等八类礼节，基本上都属于“数”的范畴，主要讲述各类礼节的具体的行为规范;《周礼》（原名《周官》）是一部记述王室职官制度的著作，按照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序列，记述了三百多种官职的设置及其职掌，基本上属于“陈其数”的范畴;《礼记》一书不仅陈述各种礼的“数”，而且揭示各种礼的“义”。
不仅如此，丁鼎教授还介绍说，《礼记》四十九篇，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上至治国方略、社会发展规律，下至家庭伦理规则，在《礼记》中都有专章论述。由此可知，《礼记》集中阐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在《三礼》之中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精髓。另外，丁教授以清代著名学者焦循之语进行佐证。焦循曾说，“《周官》、《礼仪》，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礼仪》。《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礼记补疏・序》）。这无疑肯定了《礼记》在三《礼》中的首要地位。
其二，《礼记》早在唐代就已取代了《仪礼》的地位。丁教授详细地将《礼记》和《仪礼》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指出《仪礼》十七篇相传是由孔子整理和传承下来的，汉代所谓“五经”之一的“《礼》”就是指《仪礼》。与此不同，《礼记》四十九篇则是西汉中期礼学博士戴圣搜集编纂的一部礼学资料汇编;到东汉末期，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为其作注，《礼记》的思想学术价值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到三国曹魏时，《礼记》便升格为“经”，并设立了博士，取得与《礼仪》、《周礼》并列的地位;北朝时，“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礼》、《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北史・儒林传》）。可见，当时的学者重视并热衷于《礼记》之学，而对《仪礼》、《周礼》已相当冷淡;唐王朝统一天下后，唐太宗有鉴于由于南北朝时政治的分裂而形成的经学混乱的局面，便诏令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组织学者撰写《五经正义》，用以统一全国经学。由于当时人民普遍重视《礼记》一书，“人皆竞读”（《唐会要》卷十五），而《礼仪》一书，“殆将废绝”（《旧唐书・杨传》），于是孔颖达等人便将《礼记》升格为“五经”之一，并为其作“正义”（疏），从此以后，《礼记》便取代《仪礼》，正式进入“五经”之列。根据《礼记》的发展过程及最终取代《仪礼》的事实来看，《礼记》在《三礼》乃至儒家经典中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
其三，《礼记》思想价值的重要性不仅在三《礼》中居于首位，而且其地位甚至盖过“五经”。丁鼎教授以朱熹创立的“四书学”作为导引，指出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与《论语》、《孟子》两书并列，合称“四书”，并为这四部经书分别作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朱熹的“四书学”思想不仅阐发了儒家义理（包括儒家的天理论、心性论、认识论等），而且着重强调“四书”重于“五经”。朱熹曾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朱子语类》卷十九），以“熟饭”与“禾”来比喻“四书”与其他经典。丁教授解读道，朱熹此言是认为“四书”能够直接体现孔孟之道，相当于“熟饭”，而“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与孔孟之道有所间隔，相当于“禾”。既然阅读“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相当于“打禾为饭”，也就是说，“四书”比“五经”及其他经典更重要，丁鼎教授如是总结道。
对于历史上及当今许多人把《周易》看作是“六经之首”的说法，丁鼎教授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坦言，诚然诸如《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等许多重要丛书的确将《周易》排于首位，现代学术界也几乎将“六经之首”当成《周易》的同义语，但考诸相关文献便知，这种说法虽然渊源有自，持之有故，但并不确切，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丁鼎教授指出，先秦至西汉前期，儒家六经排列顺序一直是以《诗经》作为“六经之首”，而并非以《易经》居首。自西汉晚期刘歆《七略》开始，《易经》才被列于儒家“六经”的首位。至宋代虽有人明言《周易》为“六经之首”、“群经之首”，但也有人明言《诗经》为“六经之首”。而且南朝齐王俭的《七志》还曾将《孝经》列为众经的首位，宋范祖禹也明言《孝经》“乃群经之首”。综上所述，可知将《周易》列为“六经之首”或“群经之首”只是经学史上的一家之言。尽管西汉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采用了刘歆把《易经》列于群经之首的排列方法，但丁教授认为，这种排列顺序正如现代学者周予同先生所说：是以六经的撰作时代为序，而不宜从思想意义的重要性这一角度来解读这一排列方法。谈论至此，他不无遗憾地表示，由于《礼记》成书较晚，因而从未被列于群经之首。他随即又表示，《诗经》只是一部古代诗歌总集，虽然其基本精神符合儒家的思想格调，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阐释儒家的思想学说;《易经》本是一部卜筮之书，其“易传”（十翼）主要阐释阴阳变化的哲学思想，并未对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因此，丁鼎教授认为，无论是《易经》还是《诗经》，虽然它们在排列顺序上都曾居于首位，但从思想意义的重要性上来说，都不具备担当儒家“群经之首”的资格。
二、《礼记》的思想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在探讨《礼记》的当代价值之前，大家不妨考虑一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作为我国古代封建帝制社会纲纪的“礼”，有没有“当代价值”？丁鼎教授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余年，儒家所倡导的“礼”基本上一直被作为“修身”与“治国”的规范，但自从20世纪初帝制，走向共和，社会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后，数千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不仅失去其作为社会纲纪、社会规范的地位，而且往往被看作是散发着“毒气”的垃圾而遭到全盘否定，人们甚至将中国近代以来经济、文化、科技的落后，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民众的愚昧落后等问题，统统归罪于儒家所倡导的“礼”。丁鼎教授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儒家倡导的“礼”固然有其陈旧、过时的内容，但仍存在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这些思想内容对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他不赞成对礼学的全盘否定，认为应对其理性地、批判地继承和弘扬。
丁鼎教授以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念及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为着眼点，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隧道中感知不同时代的踏浪扬帆者对礼学思想的不同运用。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深受西方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但从总体来看，还是植根于《礼记・礼运》提出的“大同”思想。康有为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表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进入大同社会后，人们都会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据此，丁鼎教授强调说，显然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既有儒家传统社会理想的特色，又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并且《礼记》在近代中国的时代价值不止于此，孙中山就曾极力推崇《礼记・礼运》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理念，主张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共和社会，这便是将《礼记》思想充分运用于时代的产物。他感叹道，在现代中国，《礼记》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依然是国家领导人和思想家运筹帷幄的重要法宝。20世纪后半期，邓小平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提出的“小康社会”中的“小康”二字，实际上源于《礼记・礼运》，蕴含富足、礼义和公正的社会理想。在中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手中，“小康”二字化用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并对小康社会的标准、内涵、实现途径和时间都作了明确的阐释，将“小康社会”定义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使得“小康”一词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后，丁鼎教授从“和谐社会”的角度切入，进一步揭示《礼记》在现当代散发的时代光辉。像《礼记・儒行》提出的“礼之以和为贵”，《礼记・中庸》所言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说法表明，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的主导精神是“和”。正是这一基本精神，决定了“礼”的社会功用，即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丁鼎教授认为进入21世纪后，我们党和国家断然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全党全国的历史任务，是对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批判地继承和超越，体现出向崇尚和平共处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也是《礼记》一书现代价值的体现。
丁鼎教授开心地表示，一直很重视弘扬传统文化，曾于2013年专程到山东曲阜考察中国孔子研究院，并在座谈会中发表重要讲话，这被看作是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宣示。近几年来多次在讲话与文章中引用《礼记》的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认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礼记》的当代价值。丁教授在现场还详细为大家解读了这些事例，比如在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的回信中曾化用《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勉励广大青年要勇于创新创造;又比如，在2014年6月28日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主旨讲话中，两次引用《礼记》的文字表述自己的思想认识。他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他又说：“坚公平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丁鼎对此解释道，其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典出于《礼记・中庸》，原文为“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典出《礼记・礼运》。在讲话中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作为当下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之道，而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看作是人类社会的远景目标。对《礼记》的引用等证明了《礼记》在治国安邦领域的价值，丁鼎教授如是总结道。
另外，丁鼎教授也肯定了《礼记》中的“大学之道”和“中庸之道”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当代价值。他认为《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和《中庸》提出的“不偏”、“不易”、中正、平和的为人处世之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努力弘扬光明品德，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造福社会。《礼记》的诸多思想理念不仅成为鞭策知识分子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的思想圭臬，而且也被我国许多高等学校作为办学目标的校训。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诸多高校都从《礼记》中选取相关文字作为校训，如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河南大学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等。这绝非偶然，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学校认识到了《礼记》的现代价值。不论在学校教育范围内，还是扩展到社会中，《礼记》中的相关思想已内化为人们的言行规范，无形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与此相随产生的就是面对市场经济，如何有效地调适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与当代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有它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当代中国要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与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相关，但市场经济也有它的消极面。市场经济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经济。市场经济必然重视钱，一切交换都通过钱，一切都需要钱。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的，货币作为普遍等价物必然会颠倒了一切价值关系。当代西方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看到了由传统到当代面临的道德困境。他说：“因为他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义务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里，而进入了一个义务以契约为基础，而且一般又以与没有家庭关系的人的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这样，以前，一直是非常诚实的社会可能变得非常不诚实。”正因为这样，我们强调我们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一定语不能是包装，而必须是实质，要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原则来调适传统与当代之间的种种矛盾。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完全避免消极面，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场经济改革，回归原来的计划经济。这里涉及一个制与治的问题。制，是基本制度，治是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源配置得比较好的制度，但不见得我们就有依法管理市场经济的方法和能力。制与治不同。当年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反驳一些否定秦始皇确立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主张回归分封制时说，“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秦二世而亡不在制而在治，也就是说，导致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在于国家治理，即二世无道，实行暴政，而不在于中央集权和郡县制。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并不必然是暴政。同理，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乱象，不在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在于治理，也就是必须有一套治理和管理市场经济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对市场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市场失信，各种市场乱象必须实行有效的治理。市场必须管，必须治。放任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诚信缺少、道德败坏。治理市鼍济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并不矛盾。政府应该有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治理规则，其中包括现代立法与社会主义道德教化。面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使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通过创造性转化能有效地化解传统与当代的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不能对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道德规范怀着一种温情的浪漫主义迷恋。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行。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11月23日）
关键词：中小图书馆；传统文化；地域性；
中图分类号：G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9-00-02
引言
中小型公共图书馆一般为县以下图书馆，因其地域特性，一方面在内容上受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又以特有的方式保存、传递、整理、丰富着当地优秀传统文化，使当地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借助于中小型图书馆的传递和教育功能，使当地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5年对图书馆职能的定位为“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信息、开发智力资源”，故此图书馆对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收集、保存和传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鉴于中小型图书馆与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定关系，研究中小型公共图书馆对当地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作用意义重大。
一、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性和价值
当地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地人民及其祖先在自己脚下这片土地上创造出来并传播到各地的文化总和，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礼仪制度、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教育科技、文物典籍等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通过不断积累和取舍，当地传统文化往往体现出兼集八方智慧、综汇百家优长的多源一体格局，形成了独具当地特色神韵的深厚内涵和鲜明的特色，对维系当地发展壮大并保存自身特色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优秀传统文化应具有社会性、地域性、变异性、传承性及规范性等特点。社会性在于地方传统文化产生、传承均经由民间，为广大社会群众所共同接受；地域性在于地方传统文化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传播，为一定范围内人员所知。变异性在于当地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随着生存环境改变而逐渐演变。传承性在于地方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具有世代相袭特点的特征。规范性是指当地传统文化在功用上所呈现出规范当地群众行为的特质。
传承当地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在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中，地方传统文化在与社会大系统发生关联的同时，又与当地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系统发生联系。一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重要不同，最主要是其当地的传统文化。它可以是当地打入别人眼界的一张名片。如笔者所在的宁海县，传统文化非常丰富，有很多当地特色的古建筑，如前童古镇、许家山石头村、龙宫古村落等，都已被选入全国古建筑文物之列，有不少名人雅士，如影响比较大的有方孝孺、潘天寿、胡三省等，还有独具特色的民俗，如十里红妆婚俗、耍牙平调等，这些传统文化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名人精神气质更是当地人学习的楷模。把当地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对当地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二、中小型公共图书馆与本地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相辅相成
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小型公共图书馆文献建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文献与特色资源是一定地域内各种重要的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建设好地方文献和特色资源，能为地方各级政府做出各种决策和可行性规划，为各级政府分析昨天、掌握今天、洞察明天提供可靠的、翔实的依据。在旅游方面，地方文献与特色资源文献可以提供本地区风土人情、历史沿革、自然风景、人文历史、风物特产及相关传说，为游客在游玩中了解该地区提供依据，让游客在放松心情的同时又可以增长学识。此外，地方文献还能为各种文艺活动、文艺创作提供各种资料和素材，繁荣本地区的文化事业；能为本地区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和传统教育提供教育材料，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弘扬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由于地方文献和特色文献记载了本地区人民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风土人情、历史沿革、风物特产等生活状态，同时也能够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当地的自然资源、社会结构、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做出全面及时的反映。而地方文献中的地方志，具有鲜明的地方性，是当地历史文化的积淀，如实记录了本地区的建置沿革、风土民俗等人文与自然情况，是地域的百科全书。所以强化地方文献与特色资源这一专题性工作，有利于促进当地快速、文明、可持续发展。
中小型公共图书馆又是本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对于图书馆在传统文化传承的基础作用，应当从图书馆在社会文化本身状态的收录、记载、归类、收藏中寻找。在知识、信息大发展的背景下，知识和信息体现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作为知识和信息承载的图书馆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知识、信息的采录要求图书馆在相关内容的加工、传递、使用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更新方式、服务手段、服务内容、服务模式上，图书馆既需要有自己的内涵，也要有自己的特色，蕴含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小图书馆的特色之一。加强图书馆对本区域传统文化的收录，对于发扬保存传统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图书馆作为一座没有围墙的信息知识收录地、文明建设的发端地，应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不断收录本地传统文化知识，成为传承本地传统知识的重要场所，并由此确立图书馆在当地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三、小型公共图书馆在传承本地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
（一）国家政策优势。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人文地理，使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对我们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传统文化所隐含的无形资产正在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特色。文化作为城市的精神面貌，是一个城市的气质和重要表现形式，同时也越来越能折射出经济社会的发展势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提升城市形象的方式，也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政府部门不管是为了经济建设方面谋发展，还是从传统文化传承方面考虑，都会从政策上对中小型图书馆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给予大力的支持
（二）文献资源优势。中小型公共图书馆本身就是以书、以文字为载体，这里拥有着大量的地方书籍，如宁波市地区的所有公共图书馆都实行了一卡通，网络共享，通借通还，宁海县图书馆同时也是可以拥有各个县区公共馆的查找信息途径。这些内容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图书馆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发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三）科技优势。近年来，网络技术的普遍使用，图书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中小型图书馆可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所提供的信息化技术手段，将传统文化作为内容，将数字化作为载体，用新的传播方式、先进的文化手段去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增加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接触，以此激发人们主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意识。
（四）人员优势。图书馆里拥有着比较专业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如宁海县图书馆拥有一批比较专业的人员，对于图书的分类、文献的查找、好书的推荐都有着比较专业的知识，在为读者找书及相关资料等方面能比较及时、全面、周到。
四、应用中小型公共图书馆平台做好本地传统文化传承工作
（一）做好收集工作。图书馆是纸质文献及电子文献比较集中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可以凭借这一平台做好当地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如与当地的一些文人墨家多联系，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当地文献的出版。针对一些很多人都关心的家谱，公共图书馆可以找出当地的一些比较有特色和代表的姓氏，然后制作一张表格，再想办法收集。还有一些单位的内部资料，公共图书馆也可以收集。这些没有名气的资料，或许对当地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依托传统节日及读书节等做好本地传统文化推广。如宁海除了有全国一样的传统佳节，还是中国旅游日的发祥地，在中国旅游日确立之前，宁海每年都都举行徐霞客开游节。宁海还有每年的方孝孺读书节，阴历正月十四元宵节（提前一天）、阴历八月十六中秋节（推后一天），宁海图书馆依托这些节日，做好相关的传统文的推广，如宁海习俗的展出，宁海儿时老游戏的巡回展，当地政府现在正努力把宁海县打造成为旅游生态县，为此宁海县图书馆更是要响应当地号召，多向游客宣扬本地优秀文化。
（三）聘请传统文化专家讲解本地传统文化知识。文化是一个地方的软实力，也是一个地方给人们显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当地通常也有研究本地传统文化方面的专家，公共图书馆可以请一些这方面的专家给读者解读本地传统文化，组织读者来听，让更多的人了解，热爱当地的传统文化，也成为优秀文化的践行者和宣传者。如宁海县图书馆就聘请了该县前童镇童富铎老先生给大家讲传统的民间故事，这位老先生早年有过说书生涯，近年来自己在前童古镇开办了一个博物馆，里面陈列了很多前童乃至宁海的一些古家具、用品，他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钱来做博物馆的公益事业。他本人也是一位宁海县传统文化优秀传承者。
（四）做好网上地方文献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光靠宣讲文化知识及纸质文献根本不能满足传统文化的宣传，公共图书馆还应顺应时代的要求，做好自己的地方文献网站，对于一些地方文献最好把他上传到网上，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传统优秀文化。
参考文献：
[1] 韩革 许雪萍 县区图书馆地方文献建设刍议[J].图书馆学刊 2007 （1）
一．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核心及要点所在
（一）实用性。就我国传统建筑文化来说，对于建筑的理解在当时还没有能上升到艺术这一层面，建筑设计也只是工人们进行的口传心授，所以，我国传统建筑更多地体现出的是实用主义精神。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将“实用性”作为首要的要务，注重对建筑空间、尺度以及功能上的强调，并注重在色彩、体形上的结合，我国传统建筑是以功能性作为对建筑衡量的要点的，以此也形成了实用主义的传统建筑文化核心。（二）人文性。我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性的体现、人伦的和谐以及人格的健全，而在传统建筑文化上，对这些要求也都有着非常具体的体现。就传统建筑文化来说，更多是注重于对人的尊重，同时也体现出对人的关怀。当前存在的大部分传统建筑都在不同层面上体现出人文性的这一特点文化。因此，这种以人为本、服务于人的思想，也成为了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标志。（三）哲学性。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而传统的建筑文化也是强调人生、思想以及自然的集中、统一，在传统建筑物上，这一文化特点也得到了非常突出的体现。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想也成为了我国传统文化诞生、发展的基础，这一文化旨在体现出人与自然的相融，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这一思想，由此也构成了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特色。（四）生态性。“风水”是我国传统文化对自然、生态的一个独特阐释，风水这一学说对我国传统建筑文化有着深远影响，在延续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基础上，体现出当代建筑设计的创新性。（五）文化技艺。就当代建筑设计来说，应多多借鉴我国传统建筑文化中对技艺、艺术的处理手法，实现建筑物、环境、材料之间相互平衡的关系。在当代的影响，就我国传统建筑来说，特别重视建筑物和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提倡以景观、气候、水文和地质总和为一体的生态性，也由此形成了我国传统建筑文化最具特征与代表性的一个内容。
二、当代建筑设计创新对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要点
（一）文化形式。在当代建筑设计的创新中，应以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形式作为传承的一项主要内容，在以我国传统建筑文化为平台的基础上，做深入性地分析、总结与创新。在对建筑设计结构形式的丰富上、对建筑设计审美取向的丰富上，为当代建筑物拟定一个功能性、艺术性、符号性的标志，使我国当代建筑更具艺术文化内涵和艺术层次，提高当代建筑设计水平。（二）文化精神在当代建筑设计工作中，应着重对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精神和内涵进行体现，借助于对富有传统建筑文化精神符号的利用，来表达出我们对当代建筑、建筑文化的理解。在继承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当代建筑设计的创新，一方面体现出当代建筑设计蕴含传统建筑的一些特质；另一方面应对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技艺进行深入地延展，去除掉粗糙、落后的部分，保留干净的部分，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建筑设计文化，使建筑设计达到最好的效果。（三）文化方法。我国传统建筑设计思想，着重于对人和自然的共同生存进行强调，着重于关注天时、地利、人和，因材施教。对于当代建筑设计来说，应以此为基础加以拓展，使用更为先进、环保的技术和材料，使当代建筑设计思想复合传统建筑文化要求。（四）文化意识。当代建筑设计应该在追求更高质量的基础上，应用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意识，满足人们在潜意识里想亲近传统文化的这一心态，在当代建筑设计工作中，可以选定传统的文化元素相应地加入其中，使建筑设计在不失现代时尚感的基础上，又能使人们追溯过往，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三、传统建筑文化与当代建筑创新的实例
（一）西安概况。西安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其地域建筑有着鲜明的文化属性，而在基于传承、发展和超越这一难题的考量下，再当代建筑趋向化、多元化的发展形式下，西安建筑有着既保持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又有着新世纪创新的特色。（二）传统建筑文化在西安当代建筑中的创新应用。下文就列举几个建筑实例：1.陕西省图书馆其位置坐落在省体育场的东南侧，西安南郊长安路和南二环路交叉口的西北角上，图书馆建筑的檐口一片片“反宇”形状，和檐下的深邃阴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传统建筑文化中“反宇向阳”的这一天人合一思想。图书馆的现代创新主要表现在柱网、层高、荷载的三者统一上，借助于对传统空间序列的适当应用，使整个图书馆的空间形态很好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使人们看到一座传统建筑文化和当代建筑创新有效结合的建筑形式，如图1所示。2.西安钟楼饭店建筑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我国传统建筑基座、墙身与屋檐的“三段式”特征。该建筑形象严格的做到居中、居正、左右对称，这也进一步体现出传统文化中，所赋予建筑的高贵、典雅以及庄重这一形象。而在此基础上，左右相对称的塔楼也借助于现代化的材料做出有一定体量、厚重感的屋檐，在对传统建筑文化沿袭的基础上，又做出了进一步的创新，与传统建筑“重檐滴水”这一效果相为呼应（图2）。在我国众多的城市中，就传承传统的建筑文化和浓厚的氛围来说，西安是最具优势的，拥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正是如此，也予以了西安当代建筑创作的必要前提。在当代建筑中不难看出，其所体现出的风格、造型等因素都是和历史文化互为协调的，是在基于对传统建筑文化承袭的基础上，进行了对当代建筑创新所得的最终结果。
四、结语
传统必然是要发展的，传统发展到当代，是一个不断变革、不断积累、不断代谢的过程。基于时代的不同，一些传统已经无法与当代生活相适应，因此，对当代建筑的创新来说，可在借鉴传统建筑文化优秀的部分下进行，满足当代建筑设计在继承了传统建筑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多样化、民族化形式，使我国建筑能绽放出属于中华民族特有的风采。
作者:王兴彬 单位:黑龙江工程学院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娅婷,曹园园.传统建筑文化中的象征[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6,(15):489-489.
[2]冯琦.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研究探讨[J].四川水泥,2016,(08):6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