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以外的所有经济类型。
一、民营经济对我国非农就业的贡献
民营经济对我国非农就业的贡献，可从国家、城镇和乡村三个层面来加以考察。
1.民营经济对全国非农就业的贡献分析。我国非农经济类型可概括为公有经济（统计上包括 ）、外资经济（统计上包括）和民营经济（即除上述两种经济类型以外的所有经济类型）。我国民营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其对我国非农就业的吸纳带动效应也走过了从微不足道到作用显著再到主渠道的历程。图1和图2显示了我国各经济类型非农就业人口及其比重的变化，1978年～2005年间，我国总的非农就业人口持续增加，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12341万增至2005年的46091万；公有经济就业人口经历了从上升到下降，再到相对稳定的三个阶段，就业比重在1978年～1996年间处于波动上升状态，但之后呈持续下降状态，至2005年，就业人口为21570万，比重为51.85％；民营经济的就业人口和就业比重20多年来都基本呈持续上升态势，2005年就业人口和比重分别为13406万和32.22％，而且上升趋势明显；外资经济就业人口和就业比重也呈上升趋势，2005年其数值分别为1245万和2.99％，显然二者都远低于民营经济相应项。因此，就全国非农就业发展来看，公有就业基本处于停滞甚至萎缩状态，外资就业虽然处于增长状态，但对非农就业吸纳有限，只有民营经济显示了强劲的非农就业吸纳能力。综合分析各经济类型非农就业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一方面民营经济就业人口与我国非农就业人口呈相同变化趋势，另一方面，无论是就业人口数还是比重，民营经济和公有经济又呈耦合变化态势。这表明一个事实，即民营经济在我国非农就业发展中作出了双重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在公有经济就业人口及比重下降和外资经济就业人口增加有限的背景下，我国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主要是由民营经济吸纳完成的；第二个贡献是，公有经济释出的下岗分流人员再就业也主要是由民营经济消化的。而且这两个贡献在未来发展中还将更加突出。
图1 我国各经济类型非农就业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图2 我国非农就业中各经济类型比重变动情况（单位：％）
2.民营经济对我国乡村非农就业的贡献分析。我国乡村非农经济组织主要有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等三种，根据我们前面的界定，其中后两种属于民营经济的范畴。随着我国乡村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经济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带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数据显示（图3、4），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到最近的2005年，民营经济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就业的拉动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规模逐步扩大、比例波动上升的过程。1978年乡村非农就业人口为2827万人，仅占农村总就业人口的9.22%，其中民营经济就业几乎不占份额；2005年乡村非农就业人口18760万，占农村总就业人口比重提高到38.69％，其中民营经济就业比重为9.26％。从图1中可了解到，乡村民营经济解决的非农就业人口至1999年达到高峰后出现下降低谷区，这一低谷区是由个体经济的减少所引起，其原因与这段时期我国整个宏观形势处于内需不足、个体工商业者盈利能力差等因素有关。但是自1990年以来，乡村私营经济对劳动力的吸纳量却呈逐年上升趋势，即使在宏观形势整体较差的时期也基本未受影响。这一方面表明我国私营经济对抗不利宏观形势能力较强，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宏观形势不理想情形下私营经济在缓解就业压力、吸纳乡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果从民营经济就业占乡村非农就业比重变动趋势来看，也可得出类似的结论，即波动上升的比例同样说明了民营经济在带动农村非农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
图3我国乡村民营经济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人口吸纳的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图4 我国乡村非农就业中民营经济就业比重变动情况
3.民营经济对我国城镇就业的贡献分析。根据数据分析，我国城镇就业中民营经济对劳动力的集聚力也呈逐步提高趋势。1978年，城镇民营经济就业人口仅15万，同期公有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就业人口为9499万，二者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为0.16％和99.84％。显然，改革开放初期公有经济是城镇就业的主要载体，而民营经济的就业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但历经20余年的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营经济就业人口无论绝对数量还是所占比重自1978年以来都逐年增加，而公有经济就业人口（绝对数量自1993年，比重自1978年）则呈逐年下降趋势。2003年城镇民营就业人口首次超过公有经济，到2005年，城镇民营就业人口增加到8918万，而公有经济就业人口下降到7598万，二者在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32.63％和26.70％。可以说，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对于缓解公有经济就业压力（如下岗、分流）起到了支撑力量的作用，同时对于缓和因失业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具有积极意义。
人们经常提到外资经济对于创造就业岗位具有重要作用，但从分析来看，外资经济创造的直接就业机会相比民营经济而言相当有限。从图5、6可知，外资经济就业占我国城镇非农就业比重在2005年最高，但也只有4.56％，仅相当于同期民营就业的13.96％。事实上，至2005年，我国民营经济就业已超过公有与外资就业之和。公有经济自1993年就业人口下降至2005年的13年间，裁员7212万，同期外资经济仅增加1024万就业人口，显然对就业的吸纳是力不从心的。而民营经济就业人数的增量达8024万，在国企减员分流、外资增员有限的背景下，不仅一定程度解决了公有经济背负的就业包袱，而且也有效地充当了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压力的减缓器，成为中国吸纳劳动力的主要经济力量，为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结论
通过从国家、城镇和乡村等层面分析民营经济对我国非农就业的贡献，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
1.民营经济对我国非农就业具有双重贡献。
2.民营经济对我国乡村非农就业的带动作用明显。
3.民营经济对我国城镇就业的集聚力显著增强。
一、直接贡献
农业的发展是国名经济的基础，农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即农业发展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即粮食的生产与供给。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粮食总产出从1978年的30487万吨增加到2014年的60710万吨，增长高达0.99倍。粮食的人均产量从1978年的317公斤增加到2014年的457公斤，增长了44.2%。自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粮食总产量是大幅度提高，呈现递增趋势。我国人均粮食产量也是大幅度提高，呈现递增趋势。这都直接印证了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性。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却呈现一个下跌的趋势。从2008年的95%跌倒2014年的87%。并且，受人口与耕地的逆向运动及居民食物结构改善的影响，粮食的供求缺口会进一步扩大，粮食自给率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因此，农业的直接贡献效应有待进一步增强。
二、间接贡献
根据相关前人研究，我们可以将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分为一下主要几个方面，即：市场贡献、资本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
（一）市场贡献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家政策的优惠，这些都为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和环境。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的个人消费也随之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1990年的585元增加到2014年的11228元，24年间增长了18倍。与此同时，在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中，其消费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农村居民在食物、穿衣等生活必须品方面的支出比重越来越低。而在居住、家庭设备用品以及服务选择等方面的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我们可知，随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优化以及货币性支出的增加，农村消费呈现日趋的社会化和商品化。农业的发展为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需求拉动力，农业发展为经济增长做出来重要的市场贡献。然而，在当前虽然农村消费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农村的消费结构不断的优化，但是与城市相比来说，农村消费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农村消费结构仍有空间不断优化。例如，农村对洗衣机、冰消、空调等较高档的生活电器必须品使用率仍然很低，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不断优化，农村居民收入必然会越来越高，农村消费市场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未来，农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会具有越来越强的潜在拉动力。
（二）资本贡献
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我国农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源于税收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从农业部门攫取巨额资金，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虽努力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但是由于改革尚不彻底，在20世纪90年代，“剪刀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实际上继续在加大。据统计，1998年相对于1980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增长了近12倍。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已逐渐消失。此外，从2001年开始，政府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益，我国开始对农村税费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2006年开始，国家取消了农业税，我国正式步入到“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资本资本流向由早期的农村流向城市、农业流向工业，转化为城市流向农业、工业流向农业。因此，从那时开始我国农业的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资本贡献在减弱，但是其作用不容忽视。就目前来看，我国农业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资本贡献主要是源于农户储蓄。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储蓄能力也必将会大大增强，并且农户平均储蓄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由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完善等原因，这一部分农户储蓄并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个问题以后是我们应该去解决的。
（三）要素贡献
农业发展的要素贡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2010年城镇化率已达49.68%，与2000年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意味着近10年间有近2亿农民涌入城市。因此，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劳动力不足的有效补充，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不可或缺的就业主体。而且，农业发展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我国重工业中的橡胶工业、化学工业(如硝酸甘油的生产)等所用的原料都来自农业;轻工业中的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皮革工业和烟酒业等所用的原料也来自农业。可见，农业原料是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显著。
（四）外汇贡献
农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变现为：自194年至2003年，我国农产品贸易均为顺差，农业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巨额外汇。2004年我国农产品贸易出现逆差，农业发展对外汇积累的贡献效应也在减弱，但农产品出口的绝对值仍然保持上涨趋势。此外，我国出口的纺织品、食品和轻工产品大多以农产品为原料，工业产品的贸易顺差效应部分来源于农产品的贡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农产品的贸易顺差在减少，但随着农产品进出口结构的优化，农产品进口的资源效应却得到了充分发挥。我国农产品进口以国内单产较低的大豆为主，在我国大豆单产仅为1.6吨/公顷，而玉米的单产相当于大豆的3～4倍。2014年我国进口大豆6500万吨，相当于进口了3600万公顷耕地，这约占我国耕地总面积的32%，节省了14600亿吨水，占2014农业用水量的42%。因此，由此可以在我国当前粮食自给率下降、耕地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同事又存在对外贸易的巨额贸易顺差状况下，对我国农业产品贸易贡献的评价也不应该也不必以外汇贡献为主，一直以外汇为主业是不科学的，我们应该通过农产品贸易结构的调整，充分发挥农产品进口的相关资源效应。
三、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一）相关建议
综上所述，鉴于农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几个方面的贡献作用。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针对我国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以及间接贡献（市场贡献、资本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作用，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还有待遇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如果想充分发挥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效应，我们应该主要关注一下几个方面问题的解决：
(1)目前我国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在当前的资源环境约束下，科技兴农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力量，是保证国家粮食长期有效供给的必由之路。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通过科技兴农增强农业发展的实力，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农业发展的直接贡献效应。
(2)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仍需要巨大的市场需求拉动。农村市场需求空间巨大，尽管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较以前大大提高了，但仍远低于城镇居民，有较强的开发潜力。切实保障农民收入的长期、有效增加，有助于不断扩大农村市场、促进农民消费结构升级，从而充分发挥农业发展的市场贡献效应。
(3)应继续鼓励和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充分发挥农业发展的要素贡献效应。政府应进一步拓宽劳动力转移的途径，提高转移人口素质，做好劳动力转移的服务保障措施，为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提供条件。
(4)扩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品的出口，充分发挥农业的间接外汇贡献效应。农产品及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品的出口，不仅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巨额的外汇积累，而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对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应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其科技含量，为非农部门的出口提供质量支持。
(5)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金融服务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建设，引导农民进行合理投资，从而加强农村资本贡献效应。
（二）结论
关键词：陕西；居民消费；经济增长；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123-02
一、研究数据与方法
本文研究所需的1997—2007年间的原始数据选自于1998—2008年的《陕西省统计年鉴》，而2008—2009年的原始数据，由于陕西统计口径和方法的变化，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则选自于2009—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通过对陕西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及居民消费构成等原始数据的分析，整理出GDP增长率、居民消费贡献率以及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以反映自1997年以来陕西省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程度及发展变化趋势。
为测度陕西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本文采用居民消费贡献率指标，并通过陕西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率中有多少是由于消费需求增加而带动的，其计算公式为：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增长率
各贡献率计算公式为：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城镇居民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二、陕西居民消费对陕西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结果及特征分析
1.陕西居民消费对陕西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结果。根据以上指标和计算公式，陕西城乡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测度结果（如下表所示）。
2.陕西居民消费对陕西经济增长贡献的特征。根据上表可得到1997—2009年居民消费贡献率、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和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的变动趋势（如下页图所示）。
从下页图可以看出，这十三年间陕西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动趋势有如下特点：（1）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28.81%。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平均为24.19%，占居民消费对GDP贡献率的83.96%；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4.62%，占居民总消费对GDP贡献率的16.04%。这十三年间的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几乎都高于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即城镇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要高于农村居民；而从2008—2009年两年间显示出城镇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却低于农村居民，这说明近几年促进农村消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2）城镇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变动轨迹基本一致，而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都偏低，最高的一年2001年的贡献率也仅为16.08%，1998年、2000年和2007年贡献率都为负值，即消费水平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只是从2008年开始略有上升。因此，可以看出，在这十三年间农村居民消费没有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3）1997—2009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即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趋势不是很明显，只是在2007年突然上升然后又迅速下降，说明居民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一直不断增强，可是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提升陕西居民消费对陕西经济增长贡献的对策
1.以特色产业发展，奠定增加消费的物质基础。2009年，陕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关中率先发展，陕北跨越式发展，陕南突破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而这一战略的落实在于相应地区的特色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关中地区要以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等优势产业为依托，以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为契机，形成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集群和城市群；陕北按照“珍惜资源，深度转化”的原则，以煤炭、电力、油气、化工等产业为主线，深入推进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陕南有效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绿色支柱产业为主攻方向，在绿色食品、现代中药、生态旅游等方面及早突破发展。
2.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强化社会公共服务。一要优化和调整政府的支出结构，建立和完善公共产品稳定增长机制，确保教育、社保、医疗和就业等的“民生”支出增长高于政府的“三公”支出增长，提高公共产品支出在政府中的比重，强化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和力度。二要尽快健全教育保障机制，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均等化和城镇、农村区域内部的教育资源均等化，着力解决中小学教育的“择校”问题。三要加快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全覆盖，并伴随经济增长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完善医疗卫生投入机制，不断健全农业生产保险体系和加大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的财政支持力度。
3.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提高农村消费贡献度。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是促进陕西经济增长的重中之重。一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拓展农村就业增收空间。以解决农业资金投入为重点，进一步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继续广辟和拓宽外出务工经商的转移渠道，加快小城镇建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二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大举措中第二大举措就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三要积极支持和扩大农民建房、改善居住条件等大类消费，探索商业银行向农民建房提供按揭贷款的做法，并适当延长贷款年限。清理和规范农民生活用电、装修生活用房材料、交通通讯、教育、医疗等消费资费及相关价格、收费项目。进一步加大“家电下乡”的支持范围并简化补贴手续，在“农机具下乡”的同时，加快推进科技下乡。
4.拓宽消费领域，增加消费渠道。一是积极利用国家的政策和西安地区在中国高等教育方面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陕西的义务和非义务教育，提高教育消费水平。二是应加强政府引导和舆论宣传，充分发挥旅游产品丰富，旅游景点多的旅游消费独特优势，使旅游消费成为一种基础性消费。三是建立统一的社会服务管理机构，制定有关的管理法规，鼓励社会各界投资服务产业，促进服务业规范化、市场化，最终增加居民的服务消费。四是培育社会诚信意识，改善信用环境，完善消费信贷体系，创新信贷产品，这对拉动以住房、轿车、现代通讯设施为主体的消费升级是现实而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马红光，李银秀.居民消费对陕西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1997—2009[J].理论导刊，2011，(10).
[2] 马红光，李银秀，涂颍清.陕西省居民自主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消费导刊，2009，(5)：50.
[3] 金三林.变动趋势、结构差异与消费需求不足扭转[J].改革，2009，(6)：67-72.
ス丶词：农民工；贡献率；分享比例
ブ型挤掷嗪牛F304.6, F323.6, 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5-0109-04
收稿日期：2008－08－05
作者简介：
1.胡伟清（1964-），湖南省新化县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系主任，研究方向：人力资本理论。2.张宗益（1964-），贵州省遵义市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副校长，研究方向：经济增长理论，企业理论，创新管理。3.张国俊（1977-），湖北省荆州市人，经济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金融风险。
① 我们认为，农民和农民工状况的真正改善，是在“胡温新政”之后。中央近几年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所采取的措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仅列几项足以说明问题：减免直至全部取消几千年后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农村医保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免费实行农村义务制教育，保护农民工的种种措施。
ア诰菟拇ㄊ∶窆ぞ戎中心和广东省发改委、劳动厅等部门在2004年8月对广州市的联合调查，很多外企中农民工的工资仍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的工资水平。（参见孙霄,宋逢明.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经济增长路径及模拟[J］.管理世界,2007(4),第10页）
③ 举一个虚构的例子：张三今天在农村，月收入500元，明天到重庆，月收入800元，后天到上海，月收入2000元。那么，我们能否从张三的收入变化而断言：张三的人力资本从昨天到今天提升了1.6倍，从今天到明天提升了2.5倍，从昨天到后天提升了4倍呢？显然这是错误的。对薪酬进行实证分析时，都要考虑地区和行业的影响因素，就是这个道理。正如老百姓所说的：“上海的5000元收入相当于重庆的2000元收入”。
④ 现有文献的农民工统计数值大都只能回溯到2001年，因为从那时候国家有关部门才对农民工进行抽样调查。
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造就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农民工”。农民工已成为推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1］。农民和农民工，可以说一直以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远远大于其所分享的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不仅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如此，即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前，中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让农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分享了很小的成果［2］；改革开放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善①，特别是在“农民工”出现之后②。原来，农民还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土地上，虽然贡献与分享之间存在差距，但从相对比例来看，并不很大。农民工进城后，其生产能力得到极大的释放，虽然农民工的收入，相对于其在农村来说，增加了较大的幅度，但相对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说，其比例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降低，这就是社会上比较一致的看法：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但从经济增长的成果中所分享的比例小③。那么，到底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而所分享的成果又有多小？这需要从定量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一、如何衡量农民工的贡献？
ト绾魏饬颗┟窆ぴ诰济增长中的贡献？我们认为，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农民工的界定；第二，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测量；第三，如何测量农民工的贡献。
ィㄒ唬┡┟窆さ慕缍
ヅ┟窆さ姆段В已有许多文献对此做出了界定。这些界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农民工是从农村进入城市、但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这样的界定并没有抓住农民工的本质特征，且难以找到相应的统计数据④。本文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农民工的界定问题。从本质上讲，农民工是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的农民。或者说，农民工本质上就是脱离了传统农业的农民，因此，是身份为“第一产业”但在“第二、三产业”就业的人。
农民工的这一“特殊身份”，为我们的研究也提供了便利。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就业人员”和“职工”的区别。根据其对统计指标的解释，就业人员包括了“所有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而职工不包括乡镇企业就业人员、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城镇个体劳动者等。而恰恰在这几个方面聚集了大量的农民工。因此，可以说，农民工不属于“职工”，但属于“就业人员”。我们用“就业人员”减去“职工”，可近似得到农民工的数值①。
① 当然，这样的测量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在减去后的数值中，还包括了一些城镇就业人口。但在没有完全对等的统计指标的情况下，这是一种较好的近似。
ア 之所以要对“农民工”加引号，是因为表1只是估算得出的数量，并不一定等于实际数量。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增加年度数据，提高统计分析的可靠性。因为仅仅用5-6年的数据，是很难说明统计分析的可靠性的。
ア 参考文献[3］中的统计数据是：2001年农民工7379万人，2002年8120万人，2003年8960万人，2004年9353万人，2005年10038万人，其中未包括“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数量。而本文包括“举家外出”的数量，2004年举家外出的有2470万人[1］，2005年2540万人[3］。再根据2005年举家外出人数比2004年的增加率为2.83%，每年以3%的速度递增，可回推2001-2003年的“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数分别约为：2260、2330、2400万人。于是，得到2001-2005年的农民工数为9639、10450、11360、11823、12578万人。
④ 由于数据方面的原因，本文用“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农民工人均受教育年限”。当然，外出务工的农民的受教育年限会高于农村人均受教育水平，且外出务工多为男性，而在农村，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又高于女性，因此，这样的变量替代后，测量出来的农民工的贡献率会降低。
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按产业统计的“职工”和“就业人员”数，而是按照行业统计的，因此，我们要进行一定的转化。具体方法如下：第一步，根据有关研究，农民工在制造、建筑、社会服务、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等五个行业就业的比例最大，达到了农民工人数的75%［1］，因此，我们先以这五个行业为参照系，用这些行业的“就业人数”减去“职工数”，得到这些行业的“农民工”数量。第二步，将计算得到的数值除以75%，得到“农民工”数②，即表1中的“农民工数1”。第三步，将其中2001-2003年的数据与参考文献[3]中的统计数据③进行对比，发现“农民工数2”大约为“农民工数1”的78%，因此，我们按此比例全部调整，得到农民工数（即表1中的“农民工数2”）。下面用于统计分析的，是表1中的“农民工数2”。
（二）农民工和城镇职工人力资本的测量
ゴ尤肆ψ时纠砺劾纯矗收入与人力资本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虽然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的形成与教育、培训、保健、工作变换与迁移等相关［4］，但由于农民工在培训、保健、工作变化与迁移等方面的统计数据不完备，因此，本文仅用“受教育年限”一项指标来衡量人力资本。也就是说，用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④来乘以农民工的数量，得到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总量。同理，用城镇职工的受教育年限来乘以城镇职工的数量，得到城镇职工的人力资本总量。中国统计年鉴上有按地区调查的受教育人口数。我们以京、津、沪三地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城市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用全国其他地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见表2：
受教育年限按文盲=0，小学=6，初中=9，高中=12，大专及以上=16，加权平均，得到京津沪三地的受教育年限为10.2年，全国除京津沪以外的地区为7.9年。若以城市受教育系数为1计，则农村受教育系数为0.77。
サ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比城市职工多出一半［1］，因此，若以城市职工的劳动强度为1，农民工的劳动强度为1.5。用农民工数量乘以0.77，再乘以1.5，得到农民工的劳动投入；用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去农民工的数量，得到城市职工的劳动投入；分别除以总劳动投入，得到各自的劳动投入比例，具体见表3。
（三）农民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量
ノ颐堑姆治鏊悸肥牵只考虑劳动和资本两个解释变量，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量出劳动对城镇经济增长的贡献，然后将劳动贡献分解为城镇职工的贡献和农民工的贡献，具体如下。
ゼ屏糠治瞿P臀：
ln(Yt)=at+b1ln(Lt)+b2ln(Kt)+ε（1）
テ渲校Yt是第t年的第二、三产业GDP；
Lt是第t年第二、三产业的劳动投入：
Lt=农民工劳动投入+城市职工劳动投入
=农村受教育系数×农民工劳动强度×农民工数量+城镇受教育系数×城镇职工劳动强度×城镇职工数量。
ビ谑牵可以得到1989-2006年第二、三产业的劳动投入，见表4：
Kt是第t年的第二、三产业资本存量。对每年第二、三产业资本存量的估计，我们采取以下方式进行：第一步，以何枫等人的研究成果［5］为依据，得到1989-2001年的资本存量；并根据2003-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采取何枫等人的估算方法，估算出2002-2006年的资本存量。第二步，利用每年的第二、三产业的GDP占总GDP的比例，作为对资本存量的分摊比例（未考虑不同产业之间资本回报率的差别），测算当年第二、三产业的年末资本存量数据。这样，得到1989-2006年我国第二、三产业资本存量，见表5：
根据1990-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可以推算出1989-2006年的GDP，如表6：
利用计量模型（1）对表4至表6的数据进行分析，应用Eviews软件，可得到如下计量分析结果：
ln(Yt)=0.05t+0.42ln(Lt)+0.47ln(Kt) (2)
サ髡后R2=0.994，t、ln(Lt)、ln(Kt)的系数分别在1%、5%、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ゴ樱2）式可知，劳动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2%。得到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后，再用人力资本投入来分解出农民工的贡献：
ヅ┟窆さ墓毕=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Lt×b1（3）
フ庋得到1989-2006年农民工对第二、三产业的贡献率，见表7：
由表7可知，农民工对第二、三产业的贡献率逐年在增加，1989-2006年的平均贡献率为11.27%。
① 因没有“农民工平均工资”的统计数据，在本文的估算中，用“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代替“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用“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代替“农民工平均工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工很难在国有单位就业，往往是在集体单位就业，所以，这样的替代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如果有“农民工平均工资”和“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统计数据，估算的结果更准确。
② 这也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名词，很多企业，有“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之分。
二、如何衡量农民工的分享
ゼ热磺懊姘雅┟窆さ墓毕祝界定为对第二、三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对农民工的成果分享的测量，也要与此相一致，那就是农民工从第二、三产业所获取的收益①，占第二、三产业当年GDP的比例，以1990年不变价计算，具体结果见表8。
表8列出了1989-2006年农民工从经济增长中所分享的比例，平均数为6.6%。相对于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1.27%来说，仅占58.6%。这一比例的是高是低，不能单单就农民工来谈，必须有一个“参照系”。
プ魑对比，我们可分析一下第二、三产业的“非农民工”（城镇职工）对第二、三产业的贡献率和分享比例，计算方法同上，只不过把“农民工”替换为“非农民工”，具体见表9：
从表9可知，“非农民工”（城镇职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30.73%，而从经济增长中的分享比例平均为27.01%，后者是前者的87.89%。所以，结论是显然的：城镇职工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比例，是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近9成；而农民工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比例，仅为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不到6成。并且要指出的一点是，表9中尚未包括城镇职工所获得的除工资以外的福利、住房、保险、保健、培训等方面的收益，而农民工往往是以“临时工”②的身份进入生产环节的，因此，基本上不享有企业提供的福利、住房、保险、保健、培训等项“收入”［1］。也就是说，农民工的贡献与分享的差距，比上述估计的城镇职工的贡献与分享的差距还要大。可见，农民工是典型的“弱势群体”，甚至可以说是“被歧视的群体”。
三、简短的结论
ネü以上分析得出结论：相对于城镇职工来说，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其从经济增长中所分享的成果。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市场和体制两个方面。从市场的角度看，是因为长期以来农民工处于刘易斯所说的“劳动无限供给”的状况；从体制来看，则是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各种对农民以及农民工的歧视制度。
ヒ改变这一状况，也只有从市场和体制两个方面入手。市场是“自行调节”的，近年来的“民工荒”现象，应该说对缩小农民工的贡献与分享成果之间的差距是有促进作用的。但体制上的原因，则不能仅仅靠市场来解决。同样在一个企业劳动，农民工不仅工资收入低，而且基本上不享有任何福利。因此，真正做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一视同仁”，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
ゲ慰嘉南:
オ[1］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J］.改革,2006,5:5-30.
オ[2］林毅夫,蔡P,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オ[3］严于龙,李小云.农民工对经济增长贡献及成果分享的定量测量[J］.统计研究,2007,(1):22-26.
オ[4］张凤林.人力资本理论与应用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关键词：农业 国民经济 作用 影响程度
一、简单概述
所谓国民经济，指的就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也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总体经济活动的总和。一般情况下，涉及到一整个国家的经济，称为国民经济，比方说中国经济、英国经济等等。所谓“国民经济”也即是宏观的、整体的，整个国家经济。本文就对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影响程度做一下分析。
二、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产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基础性地位
农业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它是我国各层次产业中的第一产业。按照产业部门的理论划分依据，可将我国国民经济划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三个层次。第一产业也即为农业，目前制造业统称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即是服务业。从1985年我国开始实施3次产业结构划分模式，将林业、牧业、渔业也包含在了第一产业里面，第将采掘业和建筑业包含在了第二产业里面，而将科技文化部门（譬如科研单位、教育部门、广电娱乐部门、医疗卫生服务部门等）、公共管理部门（如各级政府部门、军警等）包含在了第三产业里。 概括起来说，上一级产业归属为下一级产业的基础，也即是农业为第二、三产业的基础，而第三产业（服务业）属于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制造业）所派生出的，并主要是为农业和制造业服务；换句话说，假使没有了农业，就不可能有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就是说没有农业和制造业那么服务业就无从谈起。
三、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影响力
分析农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力可知，农业作为食品的基本来源、人类生存的根本，是人类社会所赖以生产、发展的根本基础。之所以将农业认为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是因为要生存，首先要获得的就是最根本的生活资料，而在生活资料当中首要的就是食物。其次，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其它部门赖以独立和发展的基础。换句话来说，正是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才使社会分工成为可能。农业生产一直是生产力水平极低的人类早期社会仅有的生产部门。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产生了剩余产品，才使得人们从事农业以外的生产活动成为可能。
四、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影响
1、农业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土地、劳动力和资金三大生产要素
农业作为非农部门的基础，为非农部门提供基础的劳动力，同时也是“要素贡献”中的基础和核心，是农业发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基础。若没有农业劳动力为非农部门源源不断的提供劳动支持，后者的发展也便无法存在。
2、农业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农产品
农业提供者以粮食为代表的各种食品，用以城乡居民的日常所需，以此来保障劳动力，且用于再生产，以此来保障整个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因此，农业产品的贡献始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除了粮食的供给以外，渔业、林业、畜牧业等也给社会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丰富大量的产品，以此来满足人类社会日益增长的各种生产、生活需求。
3、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除了基础性的贡献外，还有外汇方面的贡献
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需要外汇， 而出口的农产品同时给国家的经济发展赚取大量的外汇。对于外汇来说除了通过借款获得以外，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出口来换取。目前我国的农产品出口是取得外汇的重要手段之一。另外在力求满足国内普通用户对农产品需求的同时，将国内一些冗余的如水果、大米、药材等用于出口，以此来换取外汇。目前来看，国内出口换汇已逐步从农产品专项工业品，这也标志着我国经济、产品被世界的逐步认可。
4、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对资金方面的影响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影响，体现在资金方面，则比较特殊，主要是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采取的多方面“进贡”。之所以出现和长期存在该情况，主要是因社会财产权利分配的不合理原因，是因为农民财产权利未收到应有的尊重结果。这就需要做好惠农、扶农工作。
从以上进行的分析不难看出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作用，及做出的重大贡献，从实质上可将其贡献分为价值形态贡献和实物形态贡献两类。事物形态贡献主要有农产品、劳动力、土地三大方面，价值形态贡献主要体现在市场、资金、外汇三大基本要素上。而且多种贡献中，通常都具有互惠性和双向性的特点，将农业作为一方，同时将国民经济中的剩余其他部门作为另外一方，将二者从“贡献”与“受惠”进行比较分析，二者之间互为对象的，体现出了国民经济整体性及紧密关联性的特征。
总而言之，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第二、三产业的水平的逐步提高。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主导，必须加强其基础地位的建设。随着近两年农产品价格的不断提升，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得到了大幅度上升，这就要求农业相关部门一方面保持现有农业产品的发生生产优势，另一方还应将农业由过去传统单一的生产部门逐步完善成为多元化的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的综合部门，从而走向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只有这也，农业才能获取社会平均利润，才能使农民增收，进而增加农业生产资源的投入，强化我国农业发展能力，并以此来拉动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市场，形成工农业协调发展良好状态。
参考文献：
[1]蔡玲玲，罗燕婷．技术进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献率的实证分析[J]．安徽科技，2006;1
【关键词】居民消费 经济增长贡献率
一、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测度的计算方法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增长率 （1）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2）
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城镇居民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3）
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4）
二、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分析
根据公式（1）（2）（3）（4）分别计算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结果如下：
2001-2010年GDP增长率分别为9.72%、9.00%、12.17%、17.02%、14.99%、16.32%、22.24%、17.55%、8.01%、17.12%。
2001-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54.97 %、53.87 %、53.76%、59.53 %、53.65 %、57.32%、53.26 %、60.36%、74.00%、30.02%。
2001-2010年农村居民消费率分别为14.27%、11.98%、3.58%、12.04%、14.06%、12.48%、11.58%、14.18%、11.89%、9.90%。
2001-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40.71%、41.88%、50.17%、47.49%、39.59% 、44.84%、41.67%、46.17%、62.11%、20.12%。
2001-2010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5.34%、4.85%、6.54%、10.13%、8.04%、9.35%、11.85%、10.59%、5.93%、5.14%。
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00-2010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整体呈上升趋势，居民消费（城镇和农村）都在逐渐下降，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GDP的增长。就长期来看我国居民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一直不断增强，但是消费贡献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虽然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偏低，但是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始终占据主导地主，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份额最大的需求。
从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2000-2010年的平均居民消费率为55.07%，世界低收入国家为80%，中等收入国家为71.9%，显然，我国目前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00–2010年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55.07%，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的贡献率为43.47%，占居民消费对GDP贡献率的78.94%，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11.60%，占居民消费对GDP贡献率的21.06%，这10年间城镇居民消费对GDP贡献率都高于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即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高于农村居民，同时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逐步提高，这说明近年来国家采取一系列刺激农村消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村消费的快速增长。
消费需求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以上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消费需求的波动总是小于GDP的波动，从长期来看，消费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波动应该大致相同，我国目前消费相对平缓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充分发挥贡献作用。
三、拓宽国内消费需求对策
（一）采取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措施，抑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提高整体消费倾向
根据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逐步打破垄断，尽可能让各行业公平竞争，并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第二：强化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控功能，逐步确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个人收入税收调控体系。第三：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扶持和鼓励再就业，从而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二）加快发展更加开放、流动性高的劳动力市场
数据标明，农村居民收入中越来愈多的本分来自于工字形收入，农业收入占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提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快发展更加开放的、流动性高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抑区域之间的工资率差异。
（三）优惠财政支出结构
国家财政用于行政管理的支出过多，而在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过少，导致在很多年份挤出了居民消费，因而在财政政策方面，应关注以下二个方面。（1）调整优惠财政支出结构，加强资金保障，向明显偏低的农业支出、公共卫生服务、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项目倾斜。（2）加税收征管，严格控制减免税，严厉打击各种偷骗税等违法活动，同时严格控制行政经费支出，避免行政管理支出上涨过快的局面。
（四）中长期优惠消费结构体系
增加居民收入是消费稳定增长的关键。只有居民收入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增加消费，确保居民消费事实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深化改革是消费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形成一种正常的消费实现机制，减少消费环境不好对消费的制约。对城市和农村实行不同的消费政策，消费方式多样化。大力扩展信贷消费、网络信息消费、租赁消费等方式，改变传统消费观念，促进消费便利化。
参考文献
关键词：民族地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广西
中图分类号：F3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10-2443-05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新古典经济学者索洛（Solow）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资本等投入要素的增加和技术进步；由于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投入最终都会面临着边际收益递减的困境，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12年中国“中央1号”文件将农业科技创新放在了突出位置，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已有的文献中关于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研究技术进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李静等[1]对中国1978-2004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与分解进行了实证研究，把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构成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应和投入产出混合效应四个部分。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技术效率的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而规模效应和混合效应的影响较弱；郑晶等[2]对1993-2004年广东各地农业增长及效率进行了分解测算，结果显示广东省农业全要素的增长总体上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马彧崧等[3]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分析了甘肃省14个地级市农业生产经营在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方面的差异，并根据农业技术效率限制因素的不同将各地区分成高纯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地区、高纯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地区、低纯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地区和低纯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地区4类。二是直接测算农业技术进步率和农业发展的贡献率。从1982年开始，农业部便开始了研究农业的科技进步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的测算方法，并用不同的方法对国家“六五”、“七五”、“八五”期间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和比较[4]；顾焕章等[5]用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对中国农业科技进步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1972-1980年，农业增长中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为27.00%；在1978-1984年，这一比例达到了35.00%，但在“七五”期间这一比例降到了不足28.00%；朱希刚[6]最早使用Solow余值法进行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陈凯[7]通过要素结构进化率函数和要素替代弹性函数对山西农业科技进步及其贡献率进行了测定；蒋和平等[8]对1995-1999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定和分析，结果表明，在此期间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0.70%，并预测在“十五”期间这一比重将达50.00%以上；李林杰等[9]测算中国“十五”期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0.00%；赵东喜等[10]运用Solow模型对“十五”期间全国和广西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做了测算，结果表明，广西和全国在“十五”期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在49.53%和34.34%；赵芝俊等[11]采用分省面板数据对1985-2005中国农业科技进步率与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此期间中国广义农业技术进步率和贡献率分别为2.90%、51.70%，狭义的分别为2.40%、41.30%；刘芳等[12]对河南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1985-2008年河南省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6.47%，“十五”期间这一比例达到了55.08%；孙秋霞等[13]对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1990-1995年、1996-2006年这两个时间段中国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为37.69%、42.83%；贾凤伶等[14]测定了天津市“十一五”期间农业科学进步贡献率为60.40%；雷玲等[15]对2001～2007年陕西省的农业科技进步率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得出此段时间陕西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9.60%，并预测2011年陕西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5.00%；《山东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影响因子分析及对策》课题组[16]对“十一五”期间山东省农业科技进步率和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在此期间，农业科技进步率和贡献率分别为22.00%和58.00%。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涌现了大量关于农业科技进步率的相关研究文献，不过针对民族地区农业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的尚难见到。中国民族地区大多处在边远欠发达地区，农业在当地的国民经济中占据较大的比重。广西壮族自治区属于欠发达地区之一，是典型的民族地区，聚集了壮、瑶、苗等11个少数民族。本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研究民族地区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这对促进民族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1 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生产
技术进步可以表现为既定的投入（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比技术进步前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者表现为生产一定量的产出所要求的投入要素比技术进步前有所减少。
技术进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技术进步考察的是物化形态的技术，是依附型的技术进步。如引入和更新更好的生产设备、以机械生产代替人工生产、农业生产中采用新品种等。由于其可见性，又被称为硬技术进步；广义的技术进步除了包括狭义技术进步的内容外，还包括管理、决策、智力水平等软技术进步。概括说来，广义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新技术应用后抬高了生产函数的曲面，即新技术提高了资源的边际产量或降低了产品的边际成本。这是狭义技术进步的内容，也是技术进步中最重要的经济贡献内容。②提高技术效率，使每个生产单位都能达到或接近推广技术应该达到的投入产出水平。③提高了资源的分配效率和产品结构效益。④获得规模效益。可以看出，第一项是典型的硬技术进步，后三项是所谓的软技术进步。在本研究的分析中，技术进步是指广义的技术进步。农业产出的增长是要素投入增长和广义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图1）。图中反映了技术进步前后投入产出关系，技术进步表现为生产函数的向上移动。基期在原技术条件下投入为X0，产出Y0；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投入增加为X1，产出应该为Y1，但存在技术进步时产出为Y2；产出的增加一方面是由于投入增加的结果，由投入增加而引起产出增加为（Y1-Y0），而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增加为（Y2-Y1），技术进步贡献率为（Y2-Y1）/（Y1-Y0）×100%。
2 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方法
理论上说来，可以从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两种途径测算农业科技进步率及其贡献率。由生产函数途径测定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方法主要有生产函数法、增长速度方程法以及总要素生产率指数法[17]。中国目前由农业部科技司颁布的、供全国使用的农业科技进步测算方法就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朱希刚教授等研制的增长速度方程法（又称余值法）。
2.1 C-D函数法
C-D（Cobb-Dauglas）函数是由美国数学家Charles Cobb和经济学家Paul Dauglas于1928年提出，其最初的数学形式为Y=AKαLβ，其中Y、A、K、L分别为产出、效率系数（A>0）、资本和劳动，理论上可以推理出α、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1942年Tinbergen在C-D函数中加入时间指数趋势以测定技术进步，Solow于1957年提出如下改进型C-D函数模型：Y=A（t）KαLβ，并提出两种关于A（t）设定：A（t）=A0（1+δ）t以及A（t）=A0eδt，前一种表达式中δ有明确的经济含义，即表示技术的年进步速度；后一种δ经济含义不明确。不过当技术进步速度很低时，后一种形式中δ也可以看作是技术进步速度。由于后一种方式结构简单，易于回归分析，在技术进步测定模型中多采用这种模型。
农业生产中一般有资本、劳动和土地3种投入要素，所以用C-D函数测定农业科技进步率一般是将资本、劳动、土地3种投入要素以及表示科技进步的时间变量t一同引入生产函数。这样，农业生产函数为：
Y=A（t）KαLβFγ （1）
（其中F、γ是土地投入及其产出弹性，其他同前）
对（1）式做对数变换得：
lnY=lnA0+δt+αlnK+βlnL+γlnF （2）
（2）式对时间t求导得：
■=δ+α■+β■+γ■ （3）
其中■=■×■，■=■×■，■=■×■，■=■×■分别是总产出、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的时间变化率，即它们的增长率，可用y，k，l，f分别表示。
对（2）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收集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各要素产出弹性α、β、γ和农业科技进步率δ，可得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E=■×100% （4）
2.2 增长速度方程法
增长速度方程法又称余值法。余值法测算科技进步率就是在总产出中扣除由于要素投入的产出增加，余下的残值均归于广义技术进步，δ=y-■αixi，其中δ、y、xi、αi分别是科技进步率、总产出增长率、要素i的投入增长率和要素产出弹性。
对于农业科技进步率测算来说，根据（3）式可得：
δ=y-αk-βl-γf （5）
（5）式表示农业科技进步率等于农业总产出的增长率减去资本、劳动、土地增长率和它们产出弹性的乘积后余下的残值。由此计算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即：
E=■ （6）
余值法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有简单、直观等优点，难点是各投入要素产出弹性的确定，一般也用生产函数回归得到。中国农业部科技司颁布的农业科技进步测算方法就是应用这种方法。
3 以广西为例测算民族地区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
3.1 变量的设置与数据选取
参照农业部科技司颁布的全国农业科技进步测算方法，本研究选取了广西第一产业的总产值作为因变量，农业人口（总人口-非农业人口）、农村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和土地作为因变量，建立C-D函数模型。从广西统计年鉴中收集了广西2004-2010年88个县域的农业生产数据（对于其中的少量缺失值，为保证其数据的合理性，本研究采用均值法进行了填充）。对于2007年4月才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批准设立的贺州市的平桂管理区，其大部分区域是从毗邻的八桂区划分而来，为了处理的方便，本研究将平桂管理区的2008年、2009年、2010年农业统计数据都加总到相应年份的八桂区内。整理广西历年的统计年鉴得到2003-2010年广西的农业生产数据[18]，见表1。
3.2 设立理论模型
本研究采用2004-2010年广西88个县域农业生产面版数据（Panel data），故设理论模型为：
Yit=A0eδtKitαLitβFitγu （7）
对（7）式对数化得：
lnYit=lnA0+δt+αlnKit+βlnLit+γlnFit+ε （7.1）
（7）式中u和（7.1）式中ε分别表示随机误差项。
3.3 回归分析及各项检验
以广西88个县域2004-2010年农业生产综列数据建立数据库，共88×6=528个样本观测值，满足大样本要求，用Eviews5.0统计软件分别对统计数据作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对结果进行分析发现，调整后R2值为0.85，F检验值为845.85，说明模型整体显著；D.W.值为2.27，不存在自相关性。各解释变量检验的P值都小于0.05，说明各变量都达到了显著水平。
根据以上的回归，分别可以得到以下的方程：
LNY=0.75+0.09T+0.17LNL+0.09LNK+0.82LNF
（0.28）（0.01） （0.03） （0.02） （0.03） （7.2）*
R2=0.85 F=845.85 D.W.=2.27
3.4 计算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对于模型（7.2）*，α+β+γ=0.17+0.09+0.82=1.08>1，说明广西农业在2004-2010年期间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可以用余值法公式（5）计算，将各要素增长率和回归得到的产出弹性值代入得：
E=[8.71%-0.82×（-0.37%）-0.09×43.83%-0.17×1.00%]÷8.71%×100%=■=55.51%
可见，2004-2010年期间广西农业科技年进步率为4.83%，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5.51%。
3.5 结果与分析
为了便于分析与讨论，按上述分析原理计算各投入要素的平均增长率和贡献份额，结果如表3所示。
3.5.1 农业科技进步是促进广西乃至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的主要源泉 从上述回归结果和表3可知，广西农业科技进步率在2004-2010年期间为4.83%左右，但是贡献率却达到了55.51%，对农业的贡献率超过了农业投入要素贡献率的总和，农业科技进步已经是促进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的主要源泉。从测算的合理性角度来看，赵东喜等[10]测算“十五”期间（2000-2004年）广西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9.53%，与其相比增长了大约6个百分点，说明测算结果的可信度较高，测算的结果是可信的。从发展阶段来看，贡献率仍低于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分界线所对应的60.00%[19]，广西农业仍然属于粗放型农业。同时，由于广西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低于现代农业所要求的80.00%的标准[20]，广西农业依然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阶段，这是符合广西农业乃至整个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现状的。
3.5.2 农村投资是促进广西乃至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农业投入要素中，农村投资对农业的贡献率是最大的，达到了45.90%，这与近年来广西加大对农业投资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农村投资的增长率较高，投资额度大的同时，农村的弹性比较低，只有0.09，农业对农业资本的利用效率不高，一方面是由于民族地区大多处丘陵高山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了现代化的农业机械的应用；另一方面是民族地区人们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无法充分地利用农业资本。
3.5.3 劳动力资源对广西乃至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的贡献率不大 从回归结果可知，广西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的产出弹性为0.17，在投入要素中处于第二位，但从表3中农业的贡献率只有2.00%，而且广西是一个人口大省，农村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资源对广西农业发展的贡献率偏小。原因可能是广西农村劳动力素质低，制约了其对现代农业技术的掌握和需求。
3.5.4 农作物播种面积持续减少，制约了广西乃至民族地区农业的发展 从前面回归结果和表3可以看出，土地的农业产出弹性为0.82，在所有的投入要素中是最大的，但由于农作物播种面积年平均增长率为-0.37%，农作物播种面积在2004-2010年期间呈下降趋势，结果导致土地在此期间对广西农业的贡献率为负值。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C-D生产函数，运用索洛（Solow）余值计算方法，以广西88个县（市）2004-2010年的面板数据，探究民族地区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广西在此期间的科技进步率为4.83%，贡献率为55.51%。农业科技进步率低，但贡献率大，提高科技进步率对广西乃至全国的民族地区的农业发展有重要的作用。针对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大对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院校的扶持力度，保证农业对科研资金的需求，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在横向上大力与东部省份开展合作；政府加大农业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工作，提升农业劳动力使用先进技术的能力；提高农村投资效益，促使农村投资流向重要关键部门；国土部门加大耕地的保护力度，维护耕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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