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经济理论是阿弗里德·马歇尔（A.Marschall）在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1890年）中提出来的概念。“内部性是指由交易者所经受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说明的交易的成本和效益”。②内部经济是指一个厂商由于市场需求增加而扩大经营规模，通过充分利用生产设备，加强生产过程专业化和经营管理而获得的经济利益。与之相对应的内部不经济指的是一个厂商由于生产规模过大、生产效率低而蒙受的经济损失。而外部经济是指一个厂商因相关的其他厂商的经营活动而获得的经济利益。与之相对应的是外部不经济，是指一个厂商因其他厂商的经营活动而蒙受的经济损失。农业产业化在发展过程中，龙头企业要注意自身的规模，实现内部经济，推动农业产业化良性发展。
二、帕累托最优理论
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也称为帕累托效率，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博弈论以及相关社会学科。而帕累托改进是与帕累托最优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资源分配与利用的一种理想状态。二者区分可以理解为，帕累托改进强调的是资源分配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变化过程中，在没有任何参与者境况变差的条件下，使得至少一个参与者境况变好；而帕累托最优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可以在不损害其他参与者利益的前提下，获得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理论告诉我们，在农业产业化过程，要注意各方利益关系，努力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状态。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强调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交易各方对商品信息的了解具有不对等性，即交易各方中存在掌握商品信息较为充分的主体，也同时存在信息较为匮乏的主体，其分别处于市场交易中的有利地位和不利地位。该理论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三位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市场交易中卖方相比较买方而言掌握更多交易商品的相关信息，处于有利地位；信息拥有者可以通过向信息匮乏者交易信息而获益；买方总是通过各种方法试图获得交易商品的更多信息；信息不对称是“看不见的手”指挥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弊病，可以通过提升除买卖双方之外第三方（如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督和规制来减少其负面效应。这一理论为诸如股市波动、择业失业、商品促销、劣质品驱逐优质品等市场现象提供了经济学解释，被广泛应用到从传统的农产品市场到现代金融市场等多个领域。在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要积极出台各项规章制度，规范龙头企业与合作企业之间、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的交易行为，使交易各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③。
四、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是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于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在市场经济中是具有相互替代性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与不确定性是市场交易费用高昂的重要原因。企业存在的必然性就在于大大节约了交易费用，企业通过统筹生产要素所有者和产品所有者的行为，减少交易各方的数目从而降低摩擦与风险，降低交易成本，而另一方面节约交易费用也是企业采取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的终极目标。企业取代市场的原因也在于企业能够通过统筹组织获得低于市场交易的交易费用。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以农企合作为核心的产业化发展可以灵活采取多种形式组织经营，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寻找适合本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发展方式。
五、专业化人力资本理论
专业化人力资本是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持续增长问题时首次提出的，指劳动者通过边学边干、正规教育和专业培训等途径获得的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存量。该理论与专门职业技能的掌握紧密相连。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的以物质资本和同质性劳动为基本生产要素的产出增长模型，强调市场竞争中资本和同质性劳动的投入和产出的替代作用，这种替代作用只可能得出规模报酬递减的结论，无法解释经济现实中的规模效应，因而就不可能解释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长。这种理论的增长的均衡条件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大于零，即经济增长以人口增长为前提，这与现实经济状况是相违背的。于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极力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其中，R.E.卢卡斯(R.E.Lucas（)1988年）提出了一个用专业化人力资本内生化技术进步因素的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更微观的、个量的分析方法，将T.W.舒尔茨（T.W.Schultz）的人力资本和索洛（Solow）的“技术进步”的另一种增长动力形式，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使之内生化，具体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导出了不依赖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经济均衡增长的约束条件，不仅解决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不愉快的结果”问题，而且为长久困扰着经济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和市场竞争的矛盾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专业化人力资本能说明现代社会专业分工导致生产率提高的内在原因。农业产业化进程，迫切需要农业科技推广队伍进行科普推广，需要专业人才的科学指导和合理建议。
六、非均衡发展理论
发展经济学认为，均衡和不均衡是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两种固有选择。纳克斯（Ragna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哈罗德（R.F.Harrod）—多马（E.D.Domar）模型、P.N.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构成了产业均衡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这是农村经济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均衡选择。即强调在经济发展区域中全面布局以工业为核心的生产力，通过全局发展实现地区经济和产业的均衡发展。这种战略的出发点虽好，但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贫困不发达地区不可能拥有推动本地区所有区域、所有产业全面发展的丰裕的资金。农村经济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另一个选择是各部门各地区的非均衡发展理论。该理论以A.D.赫希曼·佩尔鲁克斯等为代表，认为由于缺乏全面均衡增长的资本资源等先决条件，不发达地区无法实现各部门的全面投资，只能通过利用产业的前后旁侧带动效应和地区发展的增长极辐射效应而实现梯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综合认为非均衡发展优于均衡发展。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产业之间、部门之间的协作与分工，其所形成的产业、空间二元结构会导致城市发展增长点单一、地区差异扩大等问题，无法形成以点带面的发展目标。所以，农村经济发展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应根据自身发展条件找寻均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的融合点，充分认识到非均衡发展以点带面增长的必然性，允许农业产业化发展中部分产业、部门实现非均衡发展。同时，在推动非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注意产业和地区之间的协同合作，先发展的企业、地区带动后发展的企业、地区，先进的行业带动后进的行业，在非均衡发展中实现经济产业化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七、制度创新理论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农业合作制市场+农户合作社+农户
早在40年代～50年代，美国一些大的工商企业就有自上而下地把农业生产中的产供销三个环节连结起来的做法。195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戴维斯提出了“农业企业”的概念，这是国外较早提出农业产业化概念。所谓农业产业化就是现代农业的一种综合经营体制，它更大地发挥了市场力量，将资源、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在市场机制下紧密结合起来，进而实现农、工、商的一体化经营。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中，荷兰的做法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荷兰大田作物的马铃薯和甜菜，园艺作物的花卉和蔬菜，畜牧业的奶类、肉类和禽蛋生产均形成了高度的专业化，已经不再是“政府羽翼”下过度支持和保护的一种产业，而是成长为有竞争力的产业。荷兰的农业产业化对农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具体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农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荷兰农产品成为出口主导型产业，促进了荷兰农业一体化市场机制的完善，壮大了农业集体经济。
一、荷兰的农业产业化
1.荷兰是农业产业化高度发达的国家。主要表现在：
(1)生产的专业化。1995年荷兰全国从事专业生产的各类农牧场占农场总数的82.33%。生产专业化，使农产品高度商品化。1995年，荷兰农业劳动力仅占全国人口的1.9%，生产的主要农产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还大量出口，出口率均在80%以上，商品率近100%。
(2)经营一体化。荷兰大多数农户实现了一体化经营，把种养加工、产供销、贸工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高了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形成了自我发展，自我积累机制。
(3)服务社会化。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全部实现了社会化服务，全国形成了农民自愿参加的合作社体系，对农业的产供销进行“一条龙”全程服务。
(4)管理的企业化。每一农户、每一个农牧场都是依法注册的经营性公司，独立法人实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按企业化进行科学管理和成本核算。
2.荷兰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模式。荷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模式主要有3种：市场+农户、合作社+农户、企业+农户。
(1)市场+农户。这是荷兰农业一体化经营的重要形式，市场+农户模式具体表现为“拍卖市场”与农户连接和超级市场与农户连接两种模式。
“拍卖市场”+农户是荷兰农业一体化经营最富特色的模式，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拍卖市场”的具体运作程序是：农户将所生产的产品按照质量标准规定进行分类、分级和包装并经检验合格后，送入拍卖大厅，购买者（一般是大批发商）按照规则进行竞价，出价高者获得产品，成交后市场内部系统自动结算货款和配发产品。拍卖市场的最大优点就是交易效率很高，一般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完成全部的交易。
除“拍卖市场”为中心的一体化经营外，以“超级市场”为中心的农业一体化经营在荷兰也很盛行。
(2)合作社+农户模式。荷兰的农业合作社不仅存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且广泛存在并发挥作用于农产品加工、销售、贸易和农业信贷、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领域。
荷兰农业合作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合作社完全基于农民之间的协定，按照自愿原则，以民主方式进行管理，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对自身的生产决策和生产过程享有完全的责任和独立性；合作社完全独立于政府，其活动不受政府的干预；合作社实行多重会员制，即一个农民可以同时是几个合作社的社员；合作社的层次分为基层合作社、地区合作社和全国性合作社，为了保护合作社的利益，全部农业合作社都被组织于“全国农业合作局”（NCR），NCR的职责主要是代表合作社的利益，协调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协调合作社与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推动合作社事业的发展。合作社在农业技术交流、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合作社的加工、销售活动，使农户与合作社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发展了农业一体化经营。
(3)企业+农户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些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或贸易企业，直接与农户连接，进行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经营。由于拍卖市场的发达，使得这种经营模式未能成为荷兰农业一体化的主要模式。
3.荷兰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经验。(1)充分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荷兰农业一体化经营和农业发展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农业资源配置和结构组合，充分发挥了农业比较优势。
荷兰的农业发展和一体化经营坚持从农业的比较优势出发，农业的资源配置和结构组合充分体现了比较优势原则，即对于优势领域就多发展、多出口，对于非优势领域就少发展甚至不发展，用进口来弥补国内消费。
(2)高度重视市场体系建设。荷兰的市场体系十分完善，农产品交易系统非常发达，形成了有效的农产品营销制度，使农产品营销链把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项活动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政府非常重视市场体系建设，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公平的交易制度，维护市场秩序，对市场交易活动进行严格管理，为农业一体化经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3)为农民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荷兰为了解决农业一体化经营中的瓶颈问题-资金，发展了农民合作金融制度。农民合作金融制度的组织资源是“农民合作银行”，该行成立于1896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之一，现已发展成为荷兰的第二大银行并跃身世界400家大银行之列。农民合作银行的职能是为其社员提供信贷支持和其他金融服务，其信贷资金完全来源于所吸收的存款和经营活动，目前荷兰农民的全部信贷中，90%以上来源于农民合作银行。政府并不向农民合作银行注入信贷资金，也不干预农民合作银行的经营活动，政府的作用是允许农民合作银行的存在，并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
(4)为农业构建坚实的科技基础。荷兰有着相当发达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系统，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被誉为荷兰农业发展和一体化经营的三个支柱。政府对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非常重视，把发展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事业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农业教育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善的体系，由初等、中等、高等和大学四个层次组成。除正规农业教育外，荷兰的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也很发达，培训系统几乎覆盖了农村的每个角落，同业农民之间还有自发组织的“学习俱乐部”，相互切磋和交流经验。教育使荷兰农民具有了很高的素质，大多数农民都能讲流利的英语，能够跟上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步伐，这是荷兰农业具有高竞争力的基石所在。农业科研和推广为农民提供了雄厚的科技支持，有效地推动了农产品科技含量的提高，科技进步对荷兰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了80%，这是荷兰农业具有持续竞争力的根本原因所在。政府对农业教育和科研给予了充足的经费支持。
(5)对农业进行一体化的行政管理，处处体现农民利益。荷兰政府对农业实行一体化行政管理，这为农业一体化经营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制度条件。荷兰有着强大的农业行政管理机构，作为中央政府管理农业的行政机构的农业部，职能包括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营销及国际贸易，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及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质量监督，农业政策以及对农民的财政支持等，都形成对农业完整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我国目前农业发展主要的不足
1.对农业科技的研究、引进投入不足。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财政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占财政农业投入总额的0.8%左右。
2.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还不健全。而在以色列，高度发达和集约化的农业是以强大的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体系作为后盾和支柱的，并建立了以应用性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以及地区性研究开发机构，大学中也设有一些专业性的研究单位。
3.对农业教育重视不够，尤其是培养青年农民。
4.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缺少对农民利益的保护机制。在我国典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是“公司+农户”或“企业+农户”，在这种产业机制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处于从属地位，农产品的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服从于企业需求量的大小，农业的主体根本谈不上和需求方进行讨价还价的保护机制。
三、荷兰农业产业化发展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借鉴
1.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资源利用率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
2.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要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力度仍显不够。在财政经济明显转好的情况下，每年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占农业生产量总值的比重一直处于4％左右，这一比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算是很低的；财政对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投入的比重一直徘徊在7％～8％之间，如果扣除具有广泛外部性的水利基础设施等投入，这一比例则更低，仅为4％～5％，这种投入力度对于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是不够的。
3.提高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近年来，通过发展区域支柱产业、区域优势产业或特色产业，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和集约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其规模、市场占有量和发育程度还不够，而且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
4.培养农业推广服务人员，提高农民素质。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农业推广服务人员培训中心，定期对农业推广人员进行培训；积极利用现代教育资源培养高级专业人才。
农业产业化要求农业增长方式由传统的粗放型向现代的集约型转变，使农业的增长由依靠土地、资本、劳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为主，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以促进全部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主，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质的飞跃。
农业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核心是知识和技术的集约，关键是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科技文化素质。只有培养大量的科技与管理人才，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并研究、引进、开发和应用先进的生产与管理知识，才能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和经营效益，才能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而大力发展农业职业教育正是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素质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农村从业人员的素质状况要实现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必须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没有高素质的农业从业人员，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就不可能得到推广应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就无法普及，农业劳动生产率就难以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目前，我国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低，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只有39％，每年2000多项能应用的科技成果推广不到1／3，其根本原因是农民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差，大部分劳动力不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仍然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方法从事生产，加上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不足，致使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难以推广。另外，我国建国以来培养的104万农业科技人才，目前只有50万左右尚留在农业战线，平均每万农业人口中科技人员仅6.6人。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素质极为低下，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严重不足，这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实现。因此，大力发展农业职业教育，普遍提高农业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培养大量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人才的需求农业产业化以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促使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为基本特征，它注重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因而，对人才的需求非常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1．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与操作技能，能运用新型农业机械从事农业生产，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农业生产者。
实现农业产业化，需要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在农业生产中的利用效率，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的农产品来满足社会需要。它有赖于农业生产新技术和新型农机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而这些应用离不开新型农业生产者。
2.能研究、引进、开发和推广应用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新技术，能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环节的技术指导与推广者。
我国农业生产基本上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规模较小，缺乏对新技术的研究、引进、开发和应用能力，而农业产业化注重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非常需要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在产前、产中环节提供有效的服务，这就离不开大量的农业技术指导与推广人才。
3．具有现代经营与管理知识，市场意识强，有开拓精神，懂经营、会管理的农业产业的经营者与管理者。
农业产业化强调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而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现状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生产和经营，不利于农产品的销售，也影响生产效益与生产者的积极性，因此，需要大量的经营管理人才去做好产后服务、开拓市场、促进销售，从而带动农业生产。
4.能不断开发和应用农产品贮藏、保鲜、加工与包装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农产品加工者。
实施农业产业化，要使农业产业由目前的低效益、弱质产业向着高效益产业转变，需要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以适应市场需求，这就需要进一步对农业初级产品进行保鲜、贮藏、加工和包装，而这些都需要农业职业教育为其培养大量的专门人才去完成。
搞好农业职业教育，适应农业产业化需要我国目前农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还较低、文化水平和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农业生产中科技含量低，与现代农业相配套的农业服务体系不健全，市场信息闭塞，农业生产管理落后，不能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广大农民，普遍缺乏科技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使大量的科技成果得不到推广应用，有限的资源不能有效利用，严重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农业职业教育应充分发挥本身优势，为发展农业产业化培养出大量的农业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为提高农民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1．明确培养目标，调整专业设置。
农业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是面向农业、农村和农民，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要适应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要，培养具备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直接在农业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一线工作的应用型、创业型人才和新型农民。
农业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应围绕上述培养目标，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进行调整与优化，使之与农业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相联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从总体上保证人才培养的适销对路，以更好地为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服务。
2.调整课程结构，优化教学内容。
农业职业教育的课程结构与教学内容，应以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打破以学科为本位的教学模式，逐步树立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观念，围绕当地农业主导产业，有选择性地开设课程，注重课程与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先进性、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在传授给学生以先进的知识和实用的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综合适应能力，自我学习能力，自主选择能力，以提高其为农业产业化服务的本领。
3．加强实践教育，注重能力培养。
实践教学是农业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操作技能、动手能力的主要手段。在实践教学中，通过师生共同承担实习基地的生产、经营任务，产教结合，教师既传授知识，又作为师傅传授技能，实地指导生产与经营；学生既学习知识，又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增加感性认识，掌握生产技能，使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既掌握了知识和技能，又培养和提高了生产经营能力。因此，农业职业教育应加强实验实习基地建设，创造良好的实验实习条件，让学生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去培养和训练实践技能，并加强考核，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
4.推动教师深造，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是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农业职业教育中的教师，不仅是理论教学的设计者与执行者，还是联系实际的实践者和指导者。教师素质的提高是实现农业职业教育目标，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根本保证。教师应加强学习，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更新专业知识，树立素质教育新观念，积极探索和实践农业职业教育的新方法、新形式，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实践与专业学术交流活动，积极开展农业科研活动，密切关注教学与专业发展新动向；努力学习，拓宽知识面，提高学历和职业技能。
农业产业化要求农业增长方式由传统的粗放型向现代的集约型转变，使农业的增长由依靠土地、资本、劳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为主，转变为依靠进步、以促进全部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主，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质的飞跃。
农业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核心是知识和技术的集约，关键是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科技文化素质。只有培养大量的科技与管理人才，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并、引进、开发和先进的生产与管理知识，才能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和经营效益，才能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而大力发展农业职业正是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素质的有效途径。
我国农村从业人员的素质状况要实现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必须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没有高素质的农业从业人员，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就不可能得到推广应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就无法普及，农业劳动生产率就难以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目前，我国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低，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只有39％，每年2000多项能应用的科技成果推广不到1／3，其根本原因是农民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差，大部分劳动力不能掌握现代技术，仍然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方法从事生产，加上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不足，致使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难以推广。另外，我国建国以来培养的104万农业科技人才，目前只有50万左右尚留在农业战线，平均每万农业人口中科技人员仅6.6人。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素质极为低下，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严重不足，这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实现。因此，大力发展农业职业教育，普遍提高农业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培养大量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人才的需求农业产业化以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促使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为基本特征，它注重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和化服务。因而，对人才的需求非常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1．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与操作技能，能运用新型农业机械从事农业生产，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农业生产者。
实现农业产业化，需要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在农业生产中的利用效率，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的农产品来满足社会需要。它有赖于农业生产新技术和新型农机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而这些应用离不开新型农业生产者。
2.能研究、引进、开发和推广应用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新技术，能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环节的技术指导与推广者。
我国农业生产基本上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规模较小，缺乏对新技术的研究、引进、开发和应用能力，而农业产业化注重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非常需要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在产前、产中环节提供有效的服务，这就离不开大量的农业技术指导与推广人才。
3．具有现代经营与管理知识，市场意识强，有开拓精神，懂经营、会管理的农业产业的经营者与管理者。
农业产业化强调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而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现状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生产和经营，不利于农产品的销售，也生产效益与生产者的积极性，因此，需要大量的经营管理人才去做好产后服务、开拓市场、促进销售，从而带动农业生产。
4.能不断开发和应用农产品贮藏、保鲜、加工与包装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农产品加工者。
实施农业产业化，要使农业产业由目前的低效益、弱质产业向着高效益产业转变，需要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以适应市场需求，这就需要进一步对农业初级产品进行保鲜、贮藏、加工和包装，而这些都需要农业职业教育为其培养大量的专门人才去完成。
搞好农业职业教育，适应农业产业化需要我国目前农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还较低、文化水平和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农业生产中科技含量低，与现代农业相配套的农业服务体系不健全，市场信息闭塞，农业生产管理落后，不能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广大农民，普遍缺乏科技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使大量的科技成果得不到推广应用，有限的资源不能有效利用，严重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农业职业教育应充分发挥本身优势，为发展农业产业化培养出大量的农业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为提高农民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1．明确培养目标，调整专业设置。
农业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是面向农业、农村和农民，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要适应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要，培养具备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直接在农业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一线工作的应用型、创业型人才和新型农民。
农业职业的专业设置，应围绕上述培养目标，适应农业产业化的需要进行调整与优化，使之与农业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相联系，与区域发展相适应，从总体上保证人才培养的适销对路，以更好地为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服务。
2.调整课程结构，优化教学。
农业职业教育的课程结构与教学内容，应以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打破以学科为本位的教学模式，逐步树立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观念，围绕当地农业主导产业，有选择性地开设课程，注重课程与教学内容的性、先进性、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在传授给学生以先进的知识和实用的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综合适应能力，自我能力，自主选择能力，以提高其为农业产业化服务的本领。
3．加强实践教育，注重能力培养。
实践教学是农业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操作技能、动手能力的主要手段。在实践教学中，通过师生共同承担实习基地的生产、经营任务，产教结合，教师既传授知识，又作为师傅传授技能，实地指导生产与经营；学生既学习知识，又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增加感性认识，掌握生产技能，使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从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既掌握了知识和技能，又培养和提高了生产经营能力。因此，农业职业教育应加强实验实习基地建设，创造良好的实验实习条件，让学生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去培养和训练实践技能，并加强考核，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
4.推动教师深造，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是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农业职业教育中的教师，不仅是理论教学的设计者与执行者，还是联系实际的实践者和指导者。教师素质的提高是实现农业职业教育目标，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根本保证。教师应加强学习，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更新专业知识，树立素质教育新观念，积极探索和实践农业职业教育的新、新形式，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实践与专业学术交流活动，积极开展农业科研活动，密切关注教学与专业发展新动向；努力学习，拓宽知识面，提高学历和职业技能。
[关键词]“公司+协会+农场”；发展；奥秘
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农业产业化经历了1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必须清醒看到，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总体水平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很低，发展中还存在龙头企业规模小、龙头企业与农户的结合仍较松散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农业产业化，以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临武舜华鸭业的成功发展历程在这方面作些探索。
一、临武山水鸭天下
湖南临武鸭是我国名地方麻鸭之一，又是古代皇家贡鸭。作为临武鸭产业的部级龙头企业——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公司自创立以来，始终贯彻“服务农民、报效社会”的经营宗旨和“名在质量、利在创新”的经营理念，不断发展创新，构建了“公司+协会+农场”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龙头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带动能力不断增强
目前，舜华鸭业已建成现代化加工厂2个，种鸭场3个，规模养殖场106个。2005年出栏加工达到550万羽，实现销售收入2.8亿元，实现利税总额2670万元。带动农户23600户，户均增收1160元。
(二)产品不断优化，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
产品由过去的卤鸭发展到现在的香辣鸭、板鸭、鸭肉粽等8大类70多个品种产品，产品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远销香港及南非等地区和国家。2004年“舜华”商标被认定为“湖南省著名商标”，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三)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养殖基地与龙头企业的关系更加紧密
舜华鸭业产业的发展带动了鸭业生产基地的建设。目前，有规模养殖农场106个，平均养鸭10万羽以上。同时通过协会与公司签订合同，既解决了家庭式生产与市场脱节的矛盾，又解除了舜华鸭业的原料的后顾之忧，从而使基地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四)农民收入得到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出路得到拓展
“公司+协会+农场”模式的创新，使农户有了公司和协会的多项服务保障，养殖农场农户每养殖1羽鸭可获利1.5～2.0元，为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随着产业的发展壮大，还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出路，现今，公司员工有850人，直接安排农村和街道剩余劳动力近800人，带动种养殖农村劳动力近9万人。
二、创新发展：从“丑小鸭”到“天鹅”的蜕变
临武舜华鸭业公司在实现临武鸭产业化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产业化发展模式，通过不断摸索总结产业经营模式，走出了一条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希望之路，实现了从“公司+农户”到“公司+基地+农户”再到“公司+协会+农场”的三次跨越式发展，从“丑小鸭”成功蜕变为“天鹅”。
(一)“临武鸭模式”的演变
1、“临武鸭模式”的雏形：“公司+农户”
1996年，临武鸭业公司实行“公司+农户”模式，由公司与养鸭户签订购销合同，鸭农按照合同约定养殖临武鸭，鸭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收购临武鸭。从“临武鸭模式”的实践看，由于公司无法完全监控临武鸭的养殖质量，导致加工成品质量不过关；另外，由于农户分散，计划性不强，养殖难以控制，养鸭成活率仅为70％，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因而该模式不久便被淘汰。
2、“临武鸭模式”的发展：“公司+基地+农户”
1999年10月，舜华鸭业公司成立，提出了“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模式。由公司开发养鸭基地，统一提供鸭苗、防疫、调配饲料，鸭农参与到基地生产中去。从“临武鸭模式”的实践看，第一，由于少数农民短视，基地不足以制约养鸭户。当公司试图借助乡村的集体力量，通过签订基地建设合约，以此把分散的农民按原有的行政划分来组织起来，以达到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取得效益。实践证明，以行政命令式的行政组织——村委会这一有着多元化社会目标的组织难以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中介组织的效率，更违背市场机制的运营，难以奏效。第二，农户分散经营，是独立个体，现实利益太强，合同信誉度差。同时，对鸭子也不便于防疫管理，一旦发现死鸭，极易发生大规模感染传播，造成整个基地瘫痪。第三，“一家一户一口塘”连起来形成的基地，在养殖过程中遇到了基本农田有限的新问题，规模发展遇到瓶颈。因而该模式也被淘汰。
3、“临武鸭模式”的深化：“公司+协会+农场”
从2003年开始，舜华鸭业公司通过不断探索，提出“公司+协会+农场”的产业化新模式。“公司+协会+农场”的运作方式是，首先由公司根据市场需求预测，通过契约与合同和协会或农场约定本年度生产的数量、品种及主要的品质和技术指标。协会会同公司再把生产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个农场农户。农副产品收获后，由协会(或与公司一起)验收、收购。从“临武鸭模式”的实践看，公司鼓励、支持和帮助养鸭大户利用全县闲置的山塘水库办农场，由分散的小规模经营逐渐转向农场规模化养殖。通过协会将农户拧成一股绳，减少了利益主体，大大提高了养殖效率。公司与养鸭户形成了稳固的契约关系，具有很强的带动能力和明显的规模效益。
(二)“临武鸭模式”的创新
1、组织形式的创新——协会与农场的引入
“临武鸭模式”通过由“公司+农户”到“公司+基地+农户”再到“公司+协会+农场”模式的转变实现了组织形式的创新。协会由公司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原则下组织起来，协会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信息、调剂资金、协调生产、帮助交易谈判等等。农场由几户、十几户农民自发成立，采取合伙、股份合作等方式经营。协会与农场的引入，一是有利于在合作组织范围内成员互相间了解、信任和监督。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静态社会，通过地源关系、亲缘关系，农民之间不仅相互了解，而且存在着相互监督和道德约束。因此，协会和农场能够对分散农户的机会主义进行监督和约束，从而弥补了前两种模式的组织缺陷。二是有利于节约签约、执行和监督契约的成本。养鸭协会和农场的介入，公司只需和协会或养殖农场签订合同，由一方对多方(散户)到一方对几方(农场和协会)，监督起来也比较容易，更较大程度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三是有利于企业与农户之间购销关系的稳定，公司、协会与农户之间的组织关系较以前更为紧密。
2、风险利益保障机制的创新——“三统一”服务与“5、4、3”扶持政策
在鸭子养殖过程中，为确保临武鸭品质，公司组建了下属控股子公司——临武鸭养殖公司，成立了临武鸭养殖协会，对养殖户统一发放纯种临武鸭苗、统一防疫治疗、统一饲料经营。通过“三统一”服务，一方面使农户养殖的鸭子达到“无疫病、无违禁添加剂和无规定药物残留”的“三无”安全要求，确保了鸭子的质量和安全；另一方面提高了鸭子的孵化率和成活率。目前，临武鸭种蛋孵化率在95％以上，养殖成活率在90％以上，降低了鸭农经营风险，提高了养殖效率。
为进一步发展临武鸭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公司积极探索，在龙头企业、养殖公司、信用社、农户之间建立四方信贷机制，并建立了风险保障机制：对养殖户实行“5、4、3”的扶持政策，即养殖户每养1羽临武鸭，信用社给予贷款5元，舜华鸭业公司给饲料款4元，养殖户自筹资金3元。公司还设立临武鸭养殖风险基金，由财政出资10万元，公司出资20万元，养殖户按实际交鸭数量每羽上缴0.05元共同筹措。基金由临武鸭养殖协会按照“专款专用，遇缺即补”的原则掌握使用。对那些因自然灾害、疫病、意外导致一次性损失在500元以上的养殖户，经鉴定给予适当补偿。从公司方面看，公司统一发放鸭苗，每羽鸭苗可获利0.2元；统一饲料供应，每吨饲料可获利50元；通过深加工，每羽鸭可获利1元；统一防疫，自制蛋黄疫苗、大肠杆菌疫苗还可获利。临武鸭产业化环环得利，企业与农民共同发展。
3、技术开发培训机制的创新——技术开发与技术培训职能的分离在前两种模式中，养鸭农户的技术培训是由公司出面解决，采用“公司+协会+农场”模式后，技术开发由公司负责，而技术培训与推广由养鸭协会负责。职能的分离一方面有利于企业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去，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更快地发展，更好地带动农民致富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协会发挥科研机构、政府的技术推广部门与农民之间的桥梁作用。
总之，与前两种模式相比，“公司+协会+农场”在稳定契约方面具有较大的组织优势。当然，它仍然存在着一些信息和履行方面的制度缺陷。应当肯定的是，正在兴起的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村制度的又一次深刻变革，而产业化组织模式的创新则是这一变革的先导和支撑。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意义即在于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活动稳定地联接在一起并使之一体化，以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真正解决“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
三、成功的奥秘和经验启示
推进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舜华鸭业的“临武鸭模式”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可以从中得出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必须与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相适应。而不应搞“一刀切”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的发展同样是一个组织程度由低到高，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随着产业化发展，舜华鸭业根据鸭业生产加工的特点，从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对产业化组织形式和利益联结机制适时进行创新，从“公司+农户”到“公司+基地+农户”再到“公司+协会+农场”，逐步形成了企业、协会、农场三者分工协作和“利益均沾，风险共担；联利联心，共同发展”的经济共同体。从生产关系角度看，这是一种体制模式，它能够将农民家庭同相关组织，按照产业联系和利益关系，组成生产经营共同体甚至命运共同体，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有效地防止利益结构的扭曲和失衡，克服了家庭经营“一小二散”的问题，适应了当前产业化发展的需要，是新型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关系，是促进家庭经营走向现代化规模经营的有效组织形式。可见，农业产业化具体组织形式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加以选择，并不断进行完善和创新。
(二)社会化大生产的龙头企业必须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相匹配，家庭农场、合作制和股份制农场将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组织形式
根据产业经济理论，专业化分工、协作不仅扩大市场交易规模，而且促进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当农业的发展更多地利用工业分工的成果并同时与工业品的交易规模增大的情况下，农业的传统生产方式将逐步让位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中，应该以农场生产经营为主，龙头企业和各种专业化服务组织进行社会化的服务，是一种市场或契约联结下的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相匹配的生产组织方式，农场只从事生产，而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服务都由社会分工产生的龙头企业和各种服务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组织、技术协会、行业协会等)提供。
临武鸭最初由农户零星饲养，生产水平低，经营效益低，后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进经营资源向企业和养殖大户集聚，在建立养殖基地的基础上培育和发展一大批养殖农场(基本上是家庭农场或者合作制农场)，使产业规模得以迅速扩张和稳固，企农经济效益都有明显提高。“临武鸭模式”成功经验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龙头企业必须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相匹配，家庭农场、合作制农场和股份制农场将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组织形式，从而不断推进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有效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三)协调利益分配必须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中介组织的发展将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剂
多元参与者主体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营利益共同体，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中，利益分配问题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中最核心的问题。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中介组织能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促进龙头企业与农场(农户)之间利益的合理分配，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剂。“临武鸭模式”为我们提供的成功经验是，充分发挥专业协会的功能，以产品为纽带，协调农企利益关系、增强相互信任和理解，可以将不同经营主体形成合力，通过“专业化分工+社会化服务”，形成规模化经营，生成规模效益，使产业化链条内部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联系更加规范、紧密、协调，有效实现了养鸭产业由传统饲养变为规模饲养、由传统经营向现代规模经营转变。
(四)增强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必须不断进行自主创新
龙头企业经济实力、竞争能力的强弱和产业牵动能力的大小，直接决定着产业化经营的规模和成效。而龙头企业竞争能力的强弱和产业牵动能力的大小关键在于自主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创新是农业产业化的灵魂所在，农业科技开发和应用的水平直接决定着农业产业化的水平；市场需求是第一需求，得市场则得天下，没有市场，产业、企业无法生存更无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龙头企业市场开拓力度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产业化经营的成败；而制度创新是激发企业活力和调动要素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对企业的发展壮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舜华鸭业坚持“名在质量，利在创新”，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开发部，并与华南农业大学、广东仲恺农业技术学院等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建立销售网点1800多个，并通过广告宣传、抽奖旅游等活动，形成了强大的营销网络，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日益扩大；积极推进生产组织方式、风险利益保障机制的创新，积极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以此为基础完善内部制度，将管理层和员工通过股权和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以技术、营销、产权为主的自主创新，从根本上增强了企业内部活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表现出强劲的优势，有效地承担起龙头企业的产业带动作用，达到了“创一个龙头、牵一群产业、活一方水土、富一方百姓”的目的。“临武鸭模式”的经验表明，自主创新不仅可以为传统产业注入强劲的活力，而且能够不断拓展产业的发展空间，具有提升产业竞争能力和带动能力的巨大能量。
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角度研究，还是从实践角度探索，都是一对联系远远大于区别的概念。只有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把握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之间的关系，才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工业化是18世纪60年代后，随着英国的产业革命使机器逐步取代手工劳动而诞生了近代工业后才出现的一个名词。
首先，工业化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可作不同的理解。
对工业化一词最为流行的解释是将工业化描述为：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的份额连续上升的过程。这是着眼于工业发展角度给定的定义，强调工业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工业发展。有的学者将工业化定义为：一个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或在国民经济结构中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的转变过程。显然，这是着眼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变给定的定义，强调的是通过发展工业，使一国的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有的学者认为：工业化是近代工业通过自身的变革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使国民经济以至整个社会都得到改造的过程。这一定义着眼于对工业化内容的全面把握，强调工业化概念的综合性。东方学术界往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认识工业化的内涵，或者认为工业化就是现代化，或者认为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此外，有的学者强调生产的物质结构变化，着眼于生产要素的投入组合与产业关系的变化来定义工业化。由此可见工业化内涵的丰富性。笔者认为，工业化是在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中心向以工业为中心的转变过程。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在运用新科学技术基础上建立起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的门类齐全、结构和分布合理的工业体系；是工业地位上升，超过农业；三是在经济发展中能为其他部门提供先进的科技装备。
其次，工业化是个综合概念，有着特定的层次性规范。工业化是个有着复杂而深刻内涵的综合性概念。例如狭义的工业化概念解释为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并占统治地位的过程；广义的工业化概念则是指工业化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过程，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和导致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变化。
如果从广义角度理解工业化的内涵，工业化的基本涵义由浅入深可呈现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工业本身的发展；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三是社会经济突出的变革；四是文化层次上的变革。
再次，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必须在过程中理解。尽管上述诸表述的着眼点不同，但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一致性，这就是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工业化是个过程。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就将工业化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并给定相应的检验指标。
从城市化的水平看：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10％为初期阶段，30％为中期阶段，70％为后期阶段。认为工业化是个动态概念，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即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或地区，工业化的标准是不同的。例如我国就是将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标准主要界定为人均GDP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下降至30％。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中“新型工业化”就是着眼于时代特征，以可持续增长和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标准的工业化。
最后，工业化是个实践性概念，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艰辛才能实现的
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看，近代工业化发生于产业革命过程中，英国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至19世纪30年代末基本完成，历时近一个世纪；近代工业化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差距很大，即至今日，仍然有许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工业化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其国民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至于现代化工业，只是极少数发达国家才得以实现。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一批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工业产业，但从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看：机械化、半机械化劳作在农业生产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几千年一贯制的手工劳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或根本性转变。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商品经济尚欠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尚待进一步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工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走“新型工业化道一路”，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农业产业化是改革以来农村出现的新生事物。关于农业产业化内涵的界定，理论界同样没有统一的认识。在我国改革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过程中，虽然对农业产业化的内涵颇有争议，但基本上取得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共识一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农业经济；二是要按产业系列发展农村经济；三是要实现农工商一体化；四是要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为中心，加快实现由落后的半自给自足的农业向现代商品农业的转变。据此可将农业产业化表述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区实际，围绕本地的重点产品，实现该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种养加工、农工商、销一体化经营，达到产业区域化、经营市场化、管理企业化、服务社会化的目的。从而使农业真正走上城乡优势互补、产业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显然，这是一个描述性概念。
将工业化内涵的一般表述与农业产业化内涵的一般描述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工业化的内涵中，更多地是强调“转变”与“过程”，农业产业化的内涵中，则更多地强调运作的条件和组织形式。据此，与工业化概念相比较，农业产业化概念是个相对“微观”的并且操作性极强的实践性概念。
从联系角度看：在英文中“工业化”与“产业化”是不加区分的，统称为Tndacbrialization。在中文的译文中，也将Tndacbrialization通译为“工业化”或“产业化”。也就是说，作为动态名词，工业化与产业化之间的区分不具有国际性，是中国人在改革过程中赋予二者以不同的内涵。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联系，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产业化是一国工业化的核心内容。如果仅从产业化讲，一国的工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工业产业化，二是农业产业化。实现工业化，就是要实现一国的工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只着眼于工业产业化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完整的。从我国的实践看，工业生产经营的产业化，无论从产品的销，还是从企业组织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程度，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说我们已经实现工业化，甚至不能说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其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程度还很低，农业生产目的的自给自足性、生产组织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手工劳作性等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还更多地保留着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特征，作为工业化主要内容之一的农业产业化，还制约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其次，农业产业化是检验一国工业化实现程度的客观标准。虽然对一国工业化实现程度的检验标准是综合的，但对于一个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产业化的实现程度无疑是客观标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工业化要求一国的农业产业也要向工业产业那样实现市场化、社会化、系列化，使农业产业化发展在经营理念、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等诸方面与工业的产业化程度相适应，以实现工农业两大产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因此，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程度，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一国工业化的进展程度，尤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现代化”水平，集中地体现一国工业化的水平。再次，只有形成农业产业化才能最终实现一国的工业化。工业化不是一个孤立的结果，也不是一个单一的进程。一方面，一国工业化的最终实现依赖于农业产业化的最后完成，没有农业的产业化就没有一国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对一国工业化的实现具有加速作用的同时，它自身作为结果，也将最终完成于一国工业化的进程之中。
李宋松［4］认为遗产监测工作具有制度、技术和科研三方面内涵，涵盖了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两个层面，包括监督、监管规划的执行、遗产地自身管理中的问题，以及构建可量化的监测指标体系等多方面的工作。无论对其内涵的解读视角存在何种差异，越来越多的遗产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认识到监测在遗产地价值反映与管理决策方面所具有的关键作用，它既是维护遗产安全的有效手段，也是各级管理机构相互协作共同保护的重要途径。对于多数文化遗产来说，很多灾难是不可逆的，动态监测是为了更便于观察，及时发现问题，因而监测具有预防性、长期性和系统性。与监测不同，遗产评估工作通常是静态的，具有目的性的被动工作。评估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按照目的划分遗产评估主要包括了价值评估、风险评估、适应性评估、发展潜力评估、可持续性评估等几大类。一般来讲，评估是指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或实施结果进行系统地、有目的地判定和评价，分析某一时期内项目的效果、效率、影响和持续性等。
二、监测评估的国际经验
(一)世界遗产的监测评估方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一直是国际文化、自然遗产保护项目中的代表，其管理和实践经验相对成熟，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针对评估监测，主要有四点经验值得借鉴。1.政策法规明确保障《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明确将监测与评估工作列为管理事项，在《指南》第IV、V两章中分别制定了“对世界遗产保护状况的监测程序”和“执行公约的定期报告”两部分要求。我国为了解决遗产监测法律法规缺位、体制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先后出台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初步建立起我国文化遗产监测管理框架。2.监测方法规范世界遗产的监测主要分为系统监测和反应性监测。系统监测的内容包括对保护规划执行情况、遗产保护、管理、展示、宣传等情况的全面监测，并且以报告的形式定期提交至世界遗产委员会。反应性监测对缔约国而言则是被动监测，由世界遗产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其他机构(如物质文化遗产处)以及顾问成员进行，由他们根据从各方面了解到的线索进行考察和评估，就某些特定的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报告，再由委员会根据有关国际公约的条款作出相应的反应。我国对世界文化遗产实行国家、省、世界文化遗产地三级监测和国家、省两级巡视制度。同时制定了《世界文化遗产监测规程》(征求意见稿)，对监测范围、术语、监测实施、监测结果与评价、监测报告的内容格式做了详细规定。3.信息系统共享经验自2012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着手建立世界遗产保护现状在线信息系统。该系统综合集成了1979年至今的各遗产地保护现状报告和影响因素，不但作为数据库存储信息，而且吸引全球对遗产保护有兴趣的人共享资源，分享智慧。4.监测报告审议方式促进区域合作为了促进缔约国、各主管当局和地区专家服务机构开展地区合作，按地区对定期监测报告进行审议。遗产委员会根据事先制定的计划，每6年对一个地区的监测报告审议一次，并将审议结果向教科文组织大会报告。
(二)日本经验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同时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第二多的国家，更倾向于利用农业文化遗产振兴农村，促进“第六产业”①的发展。日本政府和东京大学、联合国大学合作的农业文化遗产综合评估研究项目从应对未来变化的能力即适应性入手，构建了日本农业文化遗产综合评估方法，并对日本现有的5个全球农业文化遗产和5个候选点开展了评估工作。其中生态适应性指系统和自然灾害动态变化的情况下，这些社会生态生产景观通过利用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维持各项功能的能力。社会适应性指激励当地社区、政府、商业组织、非盈利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保护当地资源的新方法。经济适应性指创造采用整体营销方法的全新商业模式，有效利用当地资源为农产品带来新的价值［5］。这种标准化的评估方法还将用于日本农业文化遗产评选工作中，不但有益于未来长期动态研究，相应的评价指标也为定期监测提供有力保障。此外，日本的农业文化遗产监测工作中尝试参与式的方法，引导农业遗产地社区及其他对遗产感兴趣的民众参与到保护工作中。自2009年开始在能登半岛发起的“Maruyama-gum”的学习小组，通过组织城乡居民和当地研究人员一起参与生物多样性监测、自然观测和传统农业生活方式的研究，促进了当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社区复兴。
(三)韩国经验
韩国的农业文化遗产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在申报、认定、保护、发展等方面推进速度很快，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韩国设定了评选标准，成立了评审委员会，负责评议申报材料和实地考察。在成为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后，政府将监测一次或多次。同时遗产地每年要自行开展两次监测调查，由当地政府形成正式报告提交到国家管理机构，以便更好地保护和管理。报告应当包括预算情况、实地调研结果，修复和修缮工作以及管理工作情况。在遗产地保护规划中也明确提到监测各项调研活动［6］。韩国还建立了农业文化遗产信息系统，运用综合实地调查、测绘地图、航片和卫星数据等获取的空间数据系统而有效地用于遗产发掘、调查、认定、监测和管理工作。目前已完成了27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调查和数据入库。数据库的建立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基线信息，便于监测遗产的时空变化，有利于统一保护和管理［7］。同时互联网地图的兴起，也使得公众参与监测成为可能。然而韩国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注重静态的物理方面，数据库监测的对象更趋向于文物的性质，而没有真正意识到农业文化遗产是活态的复合系统，对其的监测也不应仅仅局限在农田或农业工程等本身，而应当充分考虑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方面。
三、监测评估体系建设
(一)当前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监测与评估工作现状
与我国世界遗产存在的多头管理、交叉管理等问题不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始终在农业部及各级政府农业部门管理范围之内，这一管理机制保证了相关工作的顺利展开，工作效果、效率也得到充分保障。但由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时间较晚，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均处于探索阶段，因而其监测与评估工作相比于世界遗产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中，监测工作严重滞后，监测能力有待提升，监测模式亟需建立。当前，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区对监测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投入的人员、经费、技术有限，严重制约了全面的监测工作的进行。监测成为申遗目标下的一项任务，工作缺乏主动性，监测工作从原本应当的日常监测变成了被动的应急性信息收集，这样很可能造成原本可以被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威胁被遗漏，同时也影响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农业文化遗产评估工作状况略好于监测工作，作为基础工作之一，遗产地现状和价值评估工作在各地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国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过程中都已经明确涉及。其中包括了针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单一功能的评价，如农业生物多样性［8］、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潜力［9］、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的时空适宜性［10］，和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开展了基于生态足迹的可持续发展评价［11］、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12］，以及从景观多功能［13］和农业多功能［14］的角度进行综合评价。尽管如此，评估工作仍存在标准不一、涵盖不全、体系不清等问题，需要对评估的体系进行系统协调和构建。
(二)监测与评估保障机制
监测与评估工作不是日常的繁琐记录，而应当是包括了监测制度的建立、管理组织的体系与机制、操作层面的技术准则和规则以及监测的约束机制等在内的一套管理体系［15］。1.政策法规规范把握我国当前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主动权，在履行《能登公报》中所涉及的责任和义务的同时，促进缔结更有约束力的“公约”。对当前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和“条例”进行补充修订，将监测与评估作为重要部分，为两项工作的展开提供充分的法律法规保障。并以此为基础，获得各级政府对农业文化遗产监测与评估工作的经费、人力的支持。2.监测巡视制度建设针对当前监测工作滞后的现状，应设立由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部级监测巡视机构，参照世界遗产反应性监测的机制，对各遗产地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巡视考察，对其管理状况进行系统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形成监测报告，发挥行政的监督作用。3.科研与技术支撑科研上展开多学科、多部门合作，在研究工作过程中，在基本一致的标准体系下，对监测与评估的相关数据与信息进行采集、整理和测算，将科研工作与监测评估管理工作有机结合。在科技层面，当前可用于农业文化遗产管理的先进技术手段越来越多，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管理信息系统等均可用于农业文化遗产的监测评估工作中，为遗产地主管部门管理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4.多方参机制与人才培训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一直强调多方参与机制，在其监测和评估工作中这一机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当地社区的参与。另外，应加强各类监测与评估人员的培训，通过搭建平台加强经验交流等。培训不仅仅是传输知识，更多的是意识和经验交流。加强各级监测人才培训，有助于相关人员的主动参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有助于提高评估工作的可信度以及监测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
(三)基于顶层和底层两端的监测评估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