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百年痛苦的改良实验之后，中国自由小农经济走到了其2400年历史的尽头。中国现有5亿农业劳力、9亿农村人口，仅照顾20亿亩耕地，年均生产5亿吨粮食。依现有的技术条件，20亿亩地不需要9亿人，至多需要1亿人，甚至仅需要2千万农业劳动力。可以说，有9亿乡下人的社会不可能是富裕社会；有9亿乡下人的经济不可能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分成9亿乡下人和4亿城里人的国家不可能拥有坚强的社会统一。
几乎每个今天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70％的人过农牧业生活的时代。但在同一发展阶段，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拥有我国这么强大的工商业基础设施、垂直有效的中央政府、义务教育普及程度、惊人的“过剩”工业生产能力，以及亿万农民工空前的城市化冲动。只要注意到每年春运期间在铁路上盲动的上亿农民工，就知道我们国家欠了多少“城市账”。
开疆拓土、建立庞大“乡土中国”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历史使命：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计划、最辉煌壮丽的城市化运动，注定属于中华民族。
自1950年以来，中国痛苦地孕育城市化已经半个世纪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市场化不过是中国经济腾飞前的牛刀小试。对中国而言，21世纪上半叶是个新时代的开端，一个“城市中国”将从“乡村中国”中破茧而出，一跃成为全世界工业、金融、教育、文化的中心。
中国全局性的城市化可说才刚刚起步。中国有70％均人生活在乡村，除开1亿必要的农村人口，尚有8亿人等待进入城市。这8亿人，加上以后30年里将要增加均2亿人，是未来“城市中国”的主体。如果仅仅把农民看成救济、启蒙、甚至限制的对象，不可能发掘中国农民伟大的创造力。看不起农民，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排斥农民，中国的建设事业也不可能成功。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力军，是城市化的主力军，是建设的主力军，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动机。
作为人多地大自然资源有限的中国，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重要得多，潜力也大得多的多。睡狮已经醒了。把农民组织起来，解放我国农民的创造力，就是扩大内需，就是让千万头狮子张牙舞爪，奔向全中国，全世界，成为森林之王。依赖城里人的经济和依赖乡下人造城和进城的经齐，思路大不相同。后者以城市化为中心，标志着我国经济战略的新阶段。
作者建议：把加速城市化规定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核心战略，30年不变。这个战略可以分解成四个主要方面：
（1）主要动力：以组织起来的农民为主力军，以拆除沮碍农民造城和进城的行政障碍为主要手段，给农民造喊和进城的自由。
（2）领导中枢：以中央和省政府的宏观政策、财政能力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务求激发城市间争夺人口的激烈竞争。
（3）后勤保障：提前做好严格的城建规划和法规，特别是严密的水源论证，以先进的规划和严密的法律建设全新的、先进的城市。
（4）基本途径：以建大型新城为主攻方向，并让扩建旧城和发展中小城市两翼齐飞。
（5）战略目标：30年后，我国15亿人中有5亿生活在新的大都会，5亿生活在扩建了的已有的大都会，4亿生活在中小城市，1亿生活在乡村。
二、城市化——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无数因素里，人是第一位的。对于“人”，地球上的资源是无限的。这是个常识，是令中国人鼓舞的常识。国家的大小是按人口来计算的，这也是常识。中国的祖先们给后代留下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说国家大小按人口计算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这些国家的“人”，具有同等水平的生产能力。我国2002年的人均GDP大约是1万元人民币。在这个墓础上翻5番就是32万元。如果我国的高速城市化导致10％的平均增长率，37年就能翻5番，达到32万元。按现行兑换率，32万元人民币约为4万美元，实际购买力约为10万美元。2002年，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大约4万美元。若平均增长率为3％，人均达到10万美元也需要37年。由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人口的5倍，则37年后美国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经济总量的1／5.其实，30午后，我国人均GDP只要达到美国的1／4就足够好了。
人均GDP相同并不代表实际生活水平相同，更不代表科技水平相同。4万美元上下的GDP是今天发达国家的标志。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GDP水平都相差不远，表示大体相当的生产和消费水平。
中国的“乡下人”有能力每年创造4万美元的人均GDP吗？西方那些每年能创造4万美元的一般工作岗位是中国多数城市劳动者都能胜任的。若经过简单的培训，则中国多数乡下人也能胜任，如同日本人、香港人、新加坡人一样能胜任。实际上，中国那些不大识字的农民偷渡客在纽约开餐馆，比美国人的平均收入高得多。
中国的“乡下人”是世界上素质较高的一批人，聪明、勤奋、能写、会算，而且无所畏惧。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海关、关税、军队、身份证、警察、移民局，哪一种不曾被中国的乡下人给“废”过？当乡下的安徽人还在为“农民负担”拼命，安徽某县的农民却团结起来卖掉了中关村80％的电脑主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消费品出口国，中国出口的消费品，一多半是中国“乡下人”生产的。中国拥有举世无双的仿冒工业品、盗版软件和音像制品市场，其绝大多数是由农民制造和销售。早在1950年，中国的农民就在朝鲜半岛告诉过美国人，一旦组织起来了，无论美国拥有多么先进的军事机器，他们打不赢中国的农民。
中国农民当然有缺陷，比如不尊重秩序，不懂得守纪律，工作不够仔细认真。那是小农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必然结果。然而，比起他们丰富的创造力、想象力、勇敢和勤劳，这些是小问题，而且是经过简单的城市培训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对于4万美元的工作岗位而言，中国人创收能力的差别只有一种，就是“城里人”和“乡下人”之分。在乡下起猪圈是淘大粪，但一年下来只能收入100元。在城里同样是淘大粪，一年却能挣1万块。所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希望在于城市化，在于把中国90％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入城市。
本文非广论城市化会给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国际政治等方面带来何等的优势。本文侧重的问题是：怎样释放农民进城和造城的压力，变压力为动力？
世界上主要有四种可资中国借鉴的城市化模式：（1）欧洲模式，通过漫长的工业化逐渐减少小农，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2）拉美模式，通过大庄园的土地集中把农民变成城市贫民；（3）日本模式，通过长期的对外战争把农民变成士兵，然后成为工人；（4）美国模式，通过城市自治和先进的城市规划，给城市扩张的自由，迅速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制造城市经济效应。
美国模式可能是最适合中国的。但中国与美国又不同，中国城市化的条件比美国城市化时期的条件强得多。美国建城之时既缺少资本，也缺少技术，特别是缺少人力，甚至要靠解放完全没受过教育的黑奴来支撑城市化，可以说是空手建城。中国的最大优势是人口众多，而且与美国一样国土辽阔；最大的缺陷是中国农民非常散漫，很难组织。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依赖基层政权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出一条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
三、打开城门——给城市松绑
我国以往1／4个世纪有两大经济成就：一是确立了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前者主要取决于领袖的智慧，后者主要在于农民进入非农业生产领域，与城里人展开激烈竞争。在25年里，在城市非常苛刻的限制下，农民强硬地为自己创造了大约2亿5千万个新的、非农工作岗位（乡镇企业和流动民工各占一半）。
我国农民在市场条件下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小农不同，中国小农非但没有被市场压垮，反而组织起来，对严密设防的城市和工业经济展开了无孔不入的游击战。现在，政府应帮助农民转入阵地战，以城市化为中心，完成建设城市中国的任务。
聚居了众多人口的地方就是城市。造城的初始动力有无数种，比如军事防御、港口、殖民地、市场、大学、交通要道，地产项目、工业项目、资源开发，设置政府衙门，宗教中心，等等。无论是什么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口聚集，聚集的人自然发生联系，人之间密切和广泛的相互依赖造就城市经济的规模效应，城市逐渐形成特色，自然扩大。总有人以为先有经济项目，后有城市。其实是先有人，先有城市，再后来才有众多的工业项目和工作。
在现代经济结构里，第三产业一般占到40％以上，公用事业占10％以上。没有大型城市，第三产业不可能发达，公共产品生产也不经济。当中国城市化水平在世界上垫底，第三产业就落后，人均产值在世界上也就垫底，工业生产能力就出现荒唐的“过剩”。因此，城市短缺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基本原因。
造新城本身是人口聚集的最直接原因。中国东北边陲城市抚远县1900年才设县，全县最早的建筑物就是县衙门的几间土房。设县的原因是“守土”，提供拒绝俄国人进入的法律依据。设了县，就来了移民；有了人，就成为城市；有了城市，就产生第三产业的规模效益，比如大型医院、学校、道路、机场、食品加工厂。新疆的石河子也是城市，也是生造出来的城市。芝加哥建城的历史更是个传奇，土地投机商靠登报纸广告从新英格兰地区骗来了最初的城市居民。其实，整个美国殖民地就是靠在欧陆登广告，蒙骗欧洲人背井离乡撑起来的。
在一定意义上说，多数城市都是“生造”出来的，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也是历代政府“造”出来的。为了给城市松绑，实行自由城市政策，政府首先需要做如下的六件事情。
第一，把城市化确定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承认农民作为城市化主力军的地位。各级、各行业的党和政府机构把吸引农民进城规定为自己的中心经济工作，以及衡量经济政绩的主要标准。
第二，在行政级别上给城市松绑，使行政区划有弹陛，鼓励地方官员努力去吸引农民建新城，扩旧城。县、市均由省直辖，市不再管县。凡聚有30万以上城市人口设丁级市，凡达到100万以上城市人口升为丙级市，凡达到500万以上城市人口升乙级市，凡拥有1000万以上城市人口，升为甲级市。所有城市均实行自治，省政府向各级别的市政府下放相同的经济审批权，各级城市的区别仅在于政府领导人的级别待遇不同，如甲级市行政上受省政府领导，但官员享受省的级别待遇。对城市松绑和升等，旨在激发各城市间对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争夺。
第三，全面放开包括上海和北京在内的户籍自由迁徙，即只要签有合法的租房契约即可落户。全面开放户籍就是打开城门，向乡下人开放。不取消城市间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怎么可能给乡下人向城里流动的自由？人们担心北京和上海会人满为患，却未曾想到，相当一部分北京和上海人是因为害怕丧失户籍而不肯流向外地，两市户籍只进不出才人满为患，而且导致荒唐的人才浪费。彻底开放户籍流动能迅速降低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压力。当然，敝到自由的户籍流动，要求我们调整现有的城市福利政策，特别是高等学校在北京和上海的招生优惠政策，并要求所有在大城市营运的企业为工人支付社保。
第四，国家义务教育拨款按在校生人头发放，鼓励流动民工把子女送人工作地的学校读书，使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并调整一切与此相冲突的现行税收、教育拨款和福利政策。我们必须懂得，子女教育是移民的头等大事。把城市义务教育的机会给予新移民，移民就扎下了根。拒绝移民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就是拒绝城市化。何况，30年后，这些受城市义务教育的移民子女是城市未来的主人，我们不希望他们像父母一样成为城市新贫民。由乡村进城来的本国公民绝不能在境内遭到任何地方政府在任何政策法规上的歧视，那样做严重违反了我国的宪法。
第五，中央和各省政府以财政补贴来鼓励各省政府以地方政策刺激农民，允许农民用耕地的使用权，甚至包括农村的宅基地，来换取城市建筑的使用权。城市的经济政绩以增加城市人口的数量来衡量，而乡村的经济政绩要相应地以减少乡村人口来衡量，使政策配套。若某户安徽人在北京设籍，就必须交还在安徽乡下的承包土地。此户人不仅免除了各种税费，还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给予的经济补偿。若农户全家移民，政府可以用较高的代价回购其宅基地。用3亩乡下土地换取城里100平方米的居室建筑面积，对社会和个人都非常合算。地方政府补偿移民交还耕地使用权也非常合算，因为那是提高本地人均GDP或者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最快途径。随着乡村人口的减少，农村基层政权要逐渐集中居民区，有计划地撤并自然村，建设新村，扩大耕地总面积以及人均耕地面积。当然，鼓励农民离乡并不等于政府可以强迫基层政权放弃土地控制权。在30年城市化的大部分时间里，耕地不能私有化，要保证农村集体对耕地的最终控制权。由基层政权控制的平均地权是那些暂未能在城市扎根的流动民工的终极生活保障，是社会安定的基础，也是城市化比较顺畅的条件。
第六，银行应当成为建设新城市的臂膀。为建城发放贷款是非常安全的长期项目，如果组织得好，为建城出资不仅符合货币经济原理，而且可能造就世界上最大型的银行。美国的银行业在建设新城的高潮中成了世界银行业的龙头老大，中国建城的风险比美国小得多，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房子多了不怕没人住。在中国修建道路也是这样，只要规划得当，不怕没有车来使用。当年修建八达岭高速公路被说成“修早了，有路没车”。结果才几年，那条高速路快变成王府井步行街了。由地方政府发行城建债券也是集资的好办法，可以吸收国内外的“热钱”。四。以建设大型新城为主，规划、法律先行已有大城市的扩建不是我国城市化的主攻方向。理由有三个：第一，老城市的原有规划和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基本不适应汽车经济时代。扩建这种城市的代价极为高昂，远不如另建新城合算。第二，在未来如海的新城之中，我国的老城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保存价值。扩建之后，人口迅速增加，难以保护文物和历史风貌。50年代就有关于保存北京城墙的争论。如果不建新城，在北京继续发展，到了今天的1500万人口，城墙还是难以保留。正如日本的东京不可能同时也是京都古城。事实上，最近20年对北京原有风貌的改变，远非拆城墙可比，北京已经变成高楼、高速路、立交桥的城市了。所以，50年代的争论还在延续，到底是扩建旧城合算还是另建新城合算？上海浦东新城的建设是个好的范例。何况，50、60、70年代的建筑已经成为珍贵文物了。抹掉那个时代仅剩的痕迹，比如高耸的烟囱、俄式大学建筑，塑像，后代人又会觉得可惜。
第三，我们需要考虑已有的大都会能否再容纳5亿新移民。我国现有4亿城市人口。三个已有的大都会地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已经容纳了1亿多人，恐怕再容纳2亿也就饱和了，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我国30年内另增10亿城市人口的要求。大都会多一些、散一些，在战争期间还意味着战略纵深，比人口全集中在三大都市区更能保证中华民族的安全。一圈圈修环路，摊大饼式地扩建旧城，不仅代价高，还可能制造出一个庞大的新贫民阶层，引发新移民与老居民的社会冲突，使城市管理像墨西哥城一样复杂化。老城市的旧管理办法已经是“成规”，与新移民的新要求极难吻合。缺少大的社会危机刺激，老城的管理办法很难革新。
不断地“摊大饼”，等于花极高的代价去“制造”社会危机。
作者主张以建设新的大都会为主攻方向，以扩建已有的大都会和发展中小城市为辅，两翼齐飞。建设新的大都会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将迅速扩大内需，消化掉我国全部的“过剩”生产能力。为了容纳5亿农村来的新移民，为了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大都会，需要实行下面几项政策。
第一，由中央和各省政府协调，制定一个能容纳5亿农村移民的30年新城建设蓝图。力争在30年里新建或扩建100个500万人口的大型城市，集中在10个左右的新的大都会地区。
第二，新城规划的第一步是远期的水源论证，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造出缺水的危城了。与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城市不同，我国今日城市建设是有计划的。计划的基础是：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中国未来人口的上限是15亿，而且农民必然将降低到1亿以下。这样，我们对未来30年的城市总人口是心中有数的，对国土上有限水资源的分配当然顺理成章。
第三，新城市应当以中线为主，规划在距离老城不太远的地方，依托老城的经济基础，逐渐成为新的大都会区的一部分，带动我国中线地区的发展。新城是新的大都会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不仅水源论证是重要的，新大都会的规划也应当先行。石家庄与郑州之间，郑州与武汉之间，武汉与长沙之间，长沙与南宁之间，依托老城，沿此中线至少可以规划四个以新老城市为主的新大都会地区。新的大都会布局主要考虑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以促进我国“中线”城市带的发展，并与东线已有的京津、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都市群平行。东线与中线之间的连接距离比较短，有利于有机的横向联系。中线地区大城市少，是经济发展迟缓、农村矛盾较深的原因。大力建设新城市，我国就会出现新的大都会地区，就能容纳大量乡下来的新移民，并创造出足够多的新工作岗位。
第四，以汽车社会为基础，对新城的建设提出严格的、现代化的规划要求，并以法律形式把基本的城市规划要求固定下来。中国土地辽阔，汽车社会能让中国人快速地“动”起来。
赶上美国的汽车经济，成为世界上生产汽车和拥有汽车量最大的民族，让全国人民熟悉和热爱机械。我国不是荷兰、更不是新加坡，这个目标不必再争论了。什么是基本的城市规划要求？新城市再也不能建设画地为牢的大型封闭式“居民小区”，大型居民区里不能拒绝城市公共道路。我们也绝不能再“制造”像城墙那样半封闭的“环路城市”。要制定城建规划法律，在每隔一段能步行的距离里（比如200米）必须修建一条道路（比如50米），让城市形成“井”字状“街区”，让城市能自由扩张，让堵车成为历史。新城的给排水也必须法规化。
每当看过美国好莱坞电影在下水道里拍摄的警匪片，作者会感叹他们早年的城市规划。铺设大型排水管，一劳永逸地方便一切管线的建设和检修，从此再也不用给道路“开膛破肚”，天空也不用像蜘蛛网那样布满线路。这是19世纪的美国就已经做到了，对21世纪的中国还算“先进”要求吗，还需要“先见之明”吗？关键是法规部门先行，然后把不按规划办事的主管官员和建设企业绳之以法。
第五，新城市要用新办法来管理，适应新移民的种种需要。比如公安机构要按城市人口变化随时调整警员数量，学校的设置要按生员数量来拨款，政府机构的管理办法也要按照城市“自治”原则，给出必要的弹性。举个小例子，如果一个城市借口无处存放，连申奥和地下管道档案都保管不好，更不用说法院判案档案，派出所人口档案，以及各政府机构的公文档案了。懂得保存档案的城市才有自己的历史、才有文化、才有灵魂和活力。当其他老城的官员不懂得这一点，或者懂了也做不到时，新城就能后来居上。美国众多的年轻城市能超越欧洲老城，道理就在这里。除了法治原则是刚性的，新城市的一切其他管理都应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发挥地方的创造性，让大家一起来竞争。良禽择木而栖，一个城市若管理不出色，就吸引不来出色的劳动者，那里的官员就没有升等的机会，甚至要下台让贤。新城多了，我国新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就建立起来了。而在旧机构里建立新体制，代价高，成功的希望很小。老城老办法，新城新办法，这也是深圳容易成功的要因之一。
五、依靠基层政权，把农民组织起来造新城、扩旧城
城市化要求有人。得祖先之赐，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人。但城市化要求有组织、有纪律的建设者，因此要求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组织农民要依靠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基层政权。基层政权是中央政府与人民血肉联系的纽带。自小农经济时代，我国的中央政府与基层就形成了生死与共的有机联系，称为“乡绅中国”。国家与社会浑然一体是中国特殊的优秀传统。自土地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基层政权把农民严密地组织起来，就有了社会动员的空前成就，革命就获得了巨大成功。
亿万农民由基层政权组织起来就战无不胜。农村基层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用了70年的努力才建设起来的，社会也因此付出了血的高昂代价。农村基层政权是动员和组织农民的最有效手段，是中国现代化的希望，更是共和国的权力基础。把农民看成救济对象，甚至去削弱基层政权，让农村社会回归一盘散沙、分散自私的自然状态，不仅是缺少胆识，而且是自毁长城。而把农民看作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加强和改善基层政权，组织农民造城、进城，那是有胆有识。
组织农民造新城、扩旧城需要做以下的事情。
第一，政府应当把土地使用权的交易权利下放给农村基层政权，让基层政权组织农民参加造城。以往十年里，中国城市扩张的每一寸都是农民造的。城市的房地产商人也是白手起家，靠银行贷款盖起了城市用房，而且是靠民工的辛勤劳动才盖了住房。如果不相信组织起来了的农民能造城，请去北京的昌平县看看山区里的香堂村，去了解一下那个村庄的历史，看看那个小村庄仅用五年功夫就建起的两千套美丽住房，看看他们如何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文明，重现了老北京的风貌。也看看他们怎样模仿了西方的民居，让中西合璧的美丽成为可能。那个小山村的基层政权造了座漂亮的新城。然而，那是农民“非法”建房，政府不去规范、不参与规划，不去收税，银行也不给贷款。那个偏远的村子似乎没有理由“致富”。可是，城市效应导致那个村子已经出现了大型高尔夫球场。我国的基层政权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乡镇企业，闯入了工业市场。既然组织起来了的农民能办工业，那么组织起来了的农民为什么不会给自己造城？原因只有一个，我国的现行政策捆住了农民的手脚。
第二，把农民组织起来进城。扩建现有城市的工程主要是农民们做的，可盖房的农民却在城里没有立锥之地。这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散漫的农民，靠宗亲关系向城市渗透，终难敌城市人和城市资本家的欺负，散兵游勇的流动民工也难免进行坑蒙拐骗。有了基层政权的组织，农民就能与城市政府协调、谈判，有计划地进城。城市秩序不容许四处张贴小广告，可城市一天也不能缺少收废品、拾垃圾、通下水道、清洗抽油烟机、给零售商送货、提供家政服务等岗位的城市工人。这些“流动民工”居住地成了城市卫生和治安的死角。他们能被组织起来吗？举例来说，安徽无为县的女人在北京城做保姆，男人在北京做装修，如果他们在北京的聚居地有基层政权来安排住房、治安、身份户籍、计划生育、学习交通知识，甚至寻找工作，民工们会感到安全，北京人也会觉得安全。同样的道理，北京的温州村、河南村、江苏村，如果有本乡基层政权的组织，北京城的社会秩序会好得多，北京市民对外来民工的信心也会增加。
六、开创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
大汉之强盛，胜于罗马；大唐之强盛，远非罗马能比拟。
城市化战略将在21世纪初诱发中国的人口大迁徙，掀起有史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最大的浪潮。30年后，如果中国乡村人口能降低到1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将超越汉唐。其直接的好处有以下五条。
（1）我国的总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都能大幅扩展，可以圆半个多世纪以来农业机械化的梦想，迅速提高农业经济的效率。
（2）我国的农业将能科学用水，用水总量会大幅下降，就能效法以色列的农业，解决淮河以北的干渴问题。
（3）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将容易得多，森林、河流、动植物都会迅速恢复，正如在日本已经出现了的。
（4）我国将基本消灭城乡差别，完成社会统一，使新颖、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扎根，使法治成为我国政治文明的支柱。
（5）我国经济将能维持极高的增长速度，使人均GDP至少达到美国的1／4，终结美国独霸世界的“单极”时代。
人是经济之本，我国出色的自由小农经济已经聚集了美国5倍的人口数量。经济的核心是人的质量，所以中华民族之复兴在于城市化。24个世纪以前，“商鞅变法”固定了自由小农的生存方式，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基础。后世将记住，21世纪初的城市化战略是中华民族生存方式的伟大转折点。若我国政府能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推行和完善城市化政策30年不变，则我国人民的生存方式将发生质的飞跃，乡村中国将变为城市中国。
附录：城市化战略的操作构想
笔者企图找个例子，形象、具体地说明自己关于城市化的大思路。读地图，偶然翻到山东省页，便挑选了济宁。济宁是否真的有条件建大城，当然不取决于笔者的想象力，而要由有关专家来论证。
一、新城选址、规划
山东为我国人口第二大省，也是农业大省。鲁西南地区，特别是靠近豫西、淮北、苏北的菏泽地区，小农人口密集，经济落后，干群矛盾深，据传当地政府在农村问题上深感棘手、无力。笔者在附近选择了地级市济宁为建设新城的地点。若把今天的济宁城以北，东达兖州、西至郓城、北到汶上的地域规划为济宁新城址，优点有四类。
1.区域水源充足。该地区为平原河网地带，南靠微山湖，有大运河之便，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镇，也曾是历史上漕运总督府所在。专家的中长期水源论证将决定该城的计划规模。
2.土地、人力资源丰富便宜。济宁新城西有菏泽，东临沂蒙山区，是山东最贫困的地区。
开发大城市可一举解决山东省贫困问题。同时，在四省交界区的济宁建大都会，有示范和跨省放射效应，有带动城市带发育的潜力。
3.经济基础设施良好。济宁是山东高速公路网枢纽，四通八达。已经落成的北京至福州的高速公路穿过济宁，使济宁距北京仅7小时车程。有干线铁路经过济宁，连接该城与济南、北京和整个沿海地区。能源上，邹县拥有全国一流规模的煤矿和火力发电厂，电力充沛，区域电价极低。济宁在外向型经济上也有潜力，有高速路和铁路连接大型港口连云港，距离约300公里。何况，还有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机会，可与国家工程配套，共同开发。
4.文化旅游资源充沛。济宁东临孔子家乡曲阜和孟子家乡邹县，西北与梁山泊相接，东北方向约一个半小时车程可达泰山，正北方向两小时车程就是省会济南。
笔者假设：经过水资源论证（包括论证远期的水源建设），专家发现新济宁城可容纳600万人。选址方案一旦确定，将成立济宁新城筹委会。筹委会聘请最好的城市规划专家集团，参照那些“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分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政府区等不同功能，详细规划新城和基础设施，让新城拥有类似巴西利亚那样的先进设计，并前瞻机场、地铁和户均两辆汽车的需要。建新城的预算原则是：银行提供由国家出面担保的建设贷款，省和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为辅，努力吸引国内和国际的民间资本。当国家宣布“新济宁”600万人口的大都会规划，民间游资就有了机会和出路。
建设百座新型大城市，是变乡村中国为城市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央和省政府应免去所有济宁新城建设工程的税收，放水养鱼，为将来培养税基。
二、新城征地
济宁新城“筹委会”的第一步工作是征地。近期规划征地200平方公里，远期规划600平方公里，由于新城占地面积很小，不会影响山东省总的耕地面积（山东省的面积为16.6万平方公里）。
征地原则是土地加劳力换楼房。笔者提出下述操作设想：1户（3口人）房基地可置换未来新城的1套楼房住宅；1户（3口人）耕地可再置换1套，如果夫妇两人为新城建设免工资劳作6年，还可再获1套。6年里，这户当地农民夫妇能获得济宁新城的3套住房，成为小房产主。征后暂时不用的耕地和房基地由农民依旧耕种和居住，直至新城建设需要占用为止。当然，这些置换数字只是设想，专家则要精确折算，折成不动产和劳动的量化标准，按量化的标准发放“住宅交换券”。如此，政府征地所需的现金量会非常少。正所谓：农民的城市农民建，建好城市为农民。
三、建设一流的城市基础设施
新城基础设施建设以4年为期，首先是在40公里长、50公里宽的规划区里挖大沟，铺设巨大的城市给排水管网络系统。这种大型水泥管将成为上下水、电力、通讯等管线一劳永逸的地下共用走廊。其次，在依照规划预留公共设施用地（如政府机关、大中小学、公园、档案馆、博物馆、高速路辅助线及接口）的前提下，大量铺设井字形的城市道路，使城市能够开放、扩张。沿路种植树木，并把为拓宽道路的预留地铺设成建筑工程车辆使用的道路。购买上述基础设施原料的资金，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和政府建设济宁新城的预算，部分来自出售未来的工业、商业、文化设施用地。而电讯、电力、水力、煤气等管线设施则是有关上市公司的长线投资，谁建谁拥有。建设基础设施的劳动力完全免费，以未来的居民住房偿还。所以，基础设施的资金主要用于原材料，是可承受的。
四、建设居民住房
一般居民区要建在市核心商业区以外，为金融、商业和装有电梯的高层昂贵住宅预留市中心土地。原则上，农民不用出钱购买住宅建材。城市用地是政府几乎无偿征用的，给农民的住宅用地当然也是免费划拨的。建筑设计图纸由政府提供。购买建筑材料、租用施工机械、支付工程师工资等项开支，由出售、甚至预售建成的多余住宅款支付，比如规划1／4的住宅供出售。没有地价，没有房地产公司的巨额利润，没有建筑工人的工资支出，建设简单住宅的成本应当非常低廉。或许出售多余住宅的钱仍然不够购买建材，如何解决呢？如果不靠财政拨款，政府是要想些聪明办法精打细算的，比如尽量使用本地生产的建材，出售市中心土地。如果实在无法弥补的住房建材成本是2万元1套，100万套也才200亿元。银行贷款给新济宁，或者政府发行新济宁建设债券，市政府用将来的工商业税收和市政管理费偿还，也是不错的办法。一座数百万人口的城市，200亿元债务不算多。如果政府要补贴农民，把补贴农业的钱转移到补贴农民建设居民房的建材上效益更好。若政府出200亿元建设至少能居住300万人的城市住宅，让300万农村人进城，那也非常合算，是效益最高的“扶贫款”了，是刺激农民用劳动创造财富。
在一片空地上，农民们为自己建设百万套简单的楼房住宅，需要多久？若平均每栋楼50套住宅（一栋5个单元，每单元5层，1层2套），百万套是2万栋楼。百万民工齐上阵，50人建一栋，或许2年就建起来了。
民工们的劳动热情会怎样？同他们今天在城里工地上打工一样，没人负担他们的吃穿住行、医疗、子女教育。然而，给资本家打工和给自己打工是不一样的。他们不出1分钱，用自己的劳动建设自家的住房。他们先用4年建设基础设施，再用2年建设自己的住宅，6年即可人住。，有个10年光景，一座新城就会出个漂亮模样，那不仅是他们自己建造的，而且属于他们自己。
五、劳动者的来源
在建设基础设施和百万套住宅的6年里，建设者从哪里来？被征地的“原地地主”当然没有百万。山东省要号召本省最贫困地区的农民参加新济宁的建设。任何一对山东省的农民夫妇，只要免工资劳动6年，都可以得到济宁新城的一套住房，成为新城的房主。但附加的代价是，在得到住房钥匙以前，该对农民必须将三口人的责任田退还给本省当地的集体，并放弃该户在原居住地的房基地权利（房屋则可自行折价出售），落籍于新济宁。省政府或可规定，签约参加新济宁建设的本省外来劳工，其家乡的农村集体适当发给迁移补助（退还房基地和耕地的补偿），主要用于补贴6年内民工建设新城的伙食开支。原则上，在6年里，百万劳工伙食自理，是变相的“自带干粮”，因为自家的土地还在由自家人耕种。民工吃的粮，名义上是自种自食，本质上已经转化为商品粮。
比起济宁新城原来的“地主”，来自本省其他地区的劳工必须付出更多，因为被征地的农民碰巧占有“地”之“利”，仅凭每户的耕地和房基地就能置换两套住房。一部分原来的“地主”可能不愿参加以劳务换取更多住房的计划，而是去从事利润更高的工作了，比如为百万建设大军提供各种有偿服务。
六、劳动者的组织
在美国，新城市的建设由冒险家们自发组织。但在小农的中国，必然由政府组织。在东亚，国家主导的发展（state-leddevelopment）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实质上，对于新济宁城建设，政府的财政责任很小，主要负组织责任。尽管“农民的城市农民建，建好城市为农民”，但缺少了政府的组织，新济宁城根本就不会出现。无论是外国的“巴西利亚”，还是我国的多数大城，在历史上都是由政府组织农民修建的。所不同的是，我国的政府，特别是今天的政府，组织能力特别强。
建设济宁新城需要政府去组织劳工。首先，省政府要组织农民尽量成建制地（基于原有的乡镇、村、组）加入以工作换楼房的城建计划。放弃家乡的耕地和住房，工作6年，在一个巨大的新都市里换回一套甚至数套住房，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这个计划对贫苦农民应当有吸引力。那是6年的工作保证，比蹲在家里没事干，天天强得多。同时，山东的粮食总产量不会发生实质下降。当人均耕地面积扩大，房基地还耕，粮食商品化程度增加，单位产量还有上升的可能。
应当鼓励农民以村为建制，以村党支部、团支部为核心，组成建筑工程“公司”来参加济宁新城的建设。这样做有五大好处：（1）方便工程建设的组织管理；（2）方便民工伙食管理；（3）方便将来成片还耕房基地、重划耕地，合并村庄；（4）方便将来的城市管理；（5）方便把“农民22"培训成市民的任务。
济宁新城的建设工地应当成为一所农民大学。政府要组织教师、官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开办“民工夜校”。民工夜校“学制”6年，组织农民接受各种工商技能的培训，并讲授法律、经济、交通、卫生、地理、城市生活、市民精神、世界事务等公民、市民方面的知识。同时，党团机构还要组织民兵和保安训练、各种文艺体育活动、各种技能竞赛，还要制定工伤补偿和奖惩规则，定期评选劳动模范。工作特别出色者，比如优秀的组织者，技术创新者，劳动积极肯干的人，将获得挑选住房的优先权，或取得更多“住宅交换券”，从而得到较大的住房。原则上，建设新济宁的组织者们要占领民工们的全部业余时间，让他们在建设自己新家园、新生活的过程中从农民转换成市民。
七、以新城建设拉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济宁新城建设和百万建设大军会拉动一大批有关吃穿住行的基本产业部门。从事最原始纺织业的妇女也会有工作，比如生产劳动服装、劳保用品。机械生产部门也能恢复生产，比如重型机械和运输工具的制造，建筑材料的开发。大批的相关工业和商业会发达起来。不仅如此，提高我国的粮食商品化，建设农村新村，都属于城市滚动发展的效应。钢铁生产是我国经济的长项，而有色金属资源贫乏和外汇储备过多是我国的大麻烦。通过建设新城，我国将大量进口短缺的金属原料和能源，让全世界的战略原料流入我国，使我国在世界的资源分配中占有较大份额，意义深远。中国经济的高潮会因为数十年的新城建设而变得可持续。其实，最重要的是：一大批农民受到工业技能的训练，提高了我国的人口素质，扩大了我国拥有的“人力资本”。因此，新城市的建设意味着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是迫上发达国家的希望。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组织能力所导致的劳动者质量的提高，是比资本更重要的生产力，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终保障。
八、论新城的经济可行性
到此，所有人都会问，山东省300万农民挤到“新济宁”来为什么，做什么工作，没有“钱”怎么做？这一问题很不简单，笔者主要思路如下。
首先，山东的300万农民到新济宁来干什么？答案是，他们来改善生活。
1.什么叫“改善生活”？改善生活主要体现为改善居住条件。除了延续种族的本能，吃、住、行是生活的基本内容。如果视我国20亿亩耕地的产出为常量，改善居住条件就是改善生活的基本内容。改善了居住条件，才能改善“行”的质量，也才能改善“吃喝”的质量。因此，改善住房条件是增加财富的最基本途径。一般而言，哪个国家的住房条件最好，哪个国家的生活质量就最高，那里的人民也就最富裕。对老百姓而言，住房是一生能拥有的最大宗财产。
2.怎么“改善居住条件”？基本途径是改变居住地点，迁移到居住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在那里拥有住房。在居住质量高低方面，城市与乡村有个门槛，代表“质”的差异。人的聚居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叫“城市”，就在本质上区别于“乡村”。那么，聚居规模的“门槛”
在哪里呢？数量的差异无法说明问题，千人为村，万人为镇，十万人为城，不能表达城乡质的差别。城乡之间的门槛是：有了一定的人口聚居规模，才可能“经济”地修建“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如自来水厂、上下水管网、高压电力网、管道煤气网、机动车道路网、有线和无线通讯网、地下铁路网、连接大城之间的高速铁路、飞机场，等等。正是这些“城市基础设施”及其附属产品，比如抽水马桶、小汽车、达到饮用标准的自来水等，导致城市的居住条件比乡村好。今天武汉高楼里普通人的居住条件，强于昔日乔家大院主人的居住条件，尽管乔家是当年山西省最富有的人之一。无论乔家多么富有，他修不起飞机场、煤气管道、电话局、大型医院、高速公路、甚至自来水厂和冲水厕所。所以，对“乡下人”而言，改善生活首先是改善居住条件，改善居住条件的最简单办法是迁居到城市，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
3.现有的城市太少，基础设施已经“饱和”，扩建的开支过于昂贵，而且严重缺水，不能再为数以亿计企图迁徙来的乡下人提供拥有城市住房的机会，提供较好的生活了，甚至暂时不能再允许乡下人迁移进来。看到每年“春运”期间在铁路网上盲动的数亿农民，除了建设新的大型城市，还有什么别的答案吗？
出于历史原因，我国建城的速度属于世界上最慢的一类，城市化比例在世界上最低，建新城的“帐”欠得太多了，使中国农民患上了世界上最强烈的城市饥渴症。危机孕育了采用非常手段迅速建设大型新城的可能性和机会。一旦出台用乡村的耕地、房基地和劳动力来换取未来大型新城市楼房的政策，农民加入换房计划的热情会像井喷一样爆发，重现一个浪漫火热的时代。与50年代完全不同，我国今天的农民有建城市楼房的能力和经验，有80-90年代在乡镇企业工作的经历，有9年义务教育的知识基础。而且，与50年代末不同，我国农业有巨大规模的过剩劳力；我国的工业有巨大的“过剩”生产能力，呼唤着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是，我国的共产党政府拥有动员农民的丰富经验和强大组织手段，能够组织农民快速建设新的大都市。
我们的答案有了。山东300万农民来新济宁干什么？因为那里在建设大型新城市，为他们迅速拥有大城市住房提供机会，能够在本质上改善他们的生活。如果政府组织他们劳动，他们有足够的能力为自己建设大型的新城。
第二，山东300万人在新济宁这座大城里做什么？答案是：他们做3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需要做”的一切工作。
城市的产业“特色”不是任何人能事先规划、预料的。直到80年代早期，美国还没有人预料旧金山湾区的南端会出现“硅谷”，成为整个旧金山地区的经济发动机。然而，没有硅谷，一个叫做“旧金山”大都会区的巨大城市带也早就在那里了。聚居人口是旧金山最大的资源，建设和完善城市居住设施，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产业。劳动创造财富，有城市就有城市经济。这就是新济宁城的经济可行性。
1.新济宁的百万民工原来有工作吗？他们原本就没工作，所以没什么现金收入。在自家3口的3亩耕地上，他们一年最多“工作”三个月，只是从土里刨食，喂饱自己和家人。在剩下的9个月里他们中的多数日常“工作”是打牌、、闲聊。还有人在辛勤地“做无用功”：为了多生产几斤粮食，顶着日头，天天用手去拔自家那三亩地里的草。不劳动就没有财富，农民贫困是因为没“事”做，村里没有“需要”（或“值得”）他们做的事。
2.新济宁城有什么事需要300万民工来做？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通过劳动去创造财富的动力从哪里来？是“需求”带来的。新济宁有什么需求？（1）一座全新的伟大城市在济宁拔地而起，需要百万劳工，为山东的上百万农村劳动力提供了6年的工作岗位，还为他们提供了自有的百万套城市住宅。（2）当这城市有了百万套住宅，300万原来意义上的农村人住了进去，“新的需求”将成几何级数往上攀升。聚居规模创造密集的交往，创造相互依赖，创造无数围绕吃穿住行的、从本质上完全不同于乡村的新需求，也就是创造300万人的城市所需要的一切需求。如政府大楼、公共汽车、私人汽车、西装领带、治安警察、防盗门、大医院、大学、中小学、教师、幼儿园、电影院、电视台、报纸、园丁、冰箱、饭馆、厨师、饮料、麦当劳、疏通下水道的工人，等等。有了这些需求就“值得”去生产，而生产创造更多的生产需求。
3.既然我们现有的旧城都充斥失业人口，缺少工业基础的新济宁会不会成为创造失业大军的据点，成为像拉美城市那样的社会火药库？当然不会。（1）拉美城市贫民是无产者，是缺少9年义务教育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懒散贫民。在那里，社会基本秩序都没有；虽然资源丰富，投资环境却相当恶劣。新济宁的300万居民是由党和政府组织起来的有产者，是勤劳勇敢、能写会算、有恒产、有恒心的市民。在那里，社会里的多数劳动者还经历过6年的夜校培训，有严密的社会组织，与新加坡和日本相似。（2）旧城居民是从就业变成失业，而济宁新城的居民是从无业变成至少部分就业，从没有现金的人变成有现金的人。（3）旧城中相当一部分人失业，原因不是没活干，而是只干“好活”，不干“赖活”。济宁新城的居民刚刚从无业农民变为城里人，没有就业心理障碍，愿意干任何脏活累活。（4）新城规划科学合理、基础设施完备、土地和劳动力便宜，比旧城更容易吸引工商业投资者。（5）
300万有产者聚居的城市，需求是全新的、全面的、巨大的，对任何生产厂商都有极大吸引力。有需求就有生产，有生产就有工作。新济宁人需要小汽车，小汽车厂会就近装配。新济宁人需要绿化，苗圃培育产业就会兴旺发达。正因为上述道理，工业化时期先进的欧洲旧城充满失业，充满阶级斗争，而落后的美洲新城价格低廉、生机勃勃，社会祥和。正因为上述道理，当香港、上海等旧城死气沉沉时，深圳新城却在一夜间成为创造就业的中心。
我们的答案有了。山东300万人在新济宁这座大城里做什么？他们此前是小农，原本就没工作。新济宁需要他们苦干6年，为自己建设一座新的大城，然后去做那个300万人口的城市所需要做的一切事情。
第三，工作需要或许是有的，但没有“钱”，工作需要怎么会成为工作“岗位”？答案是：不是先有货币后有劳动和财富；相反，是先有需求，后有生产，然后才有货币。市场的发达和钱的“万能”让人们经常忘记自己走过的路，忘记“钱”的来源，忘记了纸币和国家银行的来源。
1.什么是货币？劳动创造财富，货币不过是交换财富（和劳动）的媒介。这种媒介的功能主要是四类：计量、交换、储存和迟付（借贷）。
2.济宁新城里的钱从何而来？每个新济宁人都来自货币经济，心中对劳动创造的财富都有一把货币尺子。因此，货币的计量、交换、储存功能原本就可以被“代金券”和简单的帐簿代替。满足城市需求的生产活动带来什么？带来交换劳动的需要，带来“计工券”或者“代金券”，带来高利贷者，从而方便生产和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其实，“住宅交换券”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一种“货币”，是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
3.没有货币能创造财富吗？我们共和国的历史证明，资本能创造财富，没有资本也能创造财富。但是，不劳动，哪怕是有钱也不能创造财富。只有劳动，才能为我们数亿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农民带来富裕。在没有多少货币的条件下，我们新济宁的英雄居民，在政府的组织下，就已经创造了一笔巨大的核心财富。每户的住房都属于一个300万人口的大都市，在入住的那一天就已经大幅升值了。
4.货币怎样来到新济宁？如果是市场的原始阶段，建设新济宁的时候，特别是大城居民区建成以后，高利贷者就会来，带来全国流通的货币，满足居民储存和迟付（借贷）的需求。
但是，我国已经拥有发达的商品市场和现代金融体系。在高利贷者到来之前，国家银行就已经介入了，为居民提供货币。济宁百万套住宅的每一套都能在银行抵押出数以万元计国家发行的纸币，用于投资和消费。
5.生产者厂家会来济宁落户吗？济宁人手里的现金，使国内外一切期待在这座大城里销售他们产品的厂家眼红，吸引他们来此就近投资设厂。
如果笔者对上述问题的思路是可行的，那么，更多的需求、更多的生产、更多的货币一定会来到新济宁。新济宁是有良好秩序的城市，新济宁的劳动者有中国农民勤劳工作的悠久传统，有9年义务教育的知识基础，有6年工地夜校的技能培训，有6年严守纪律、团结奋斗建设家园的光荣历史。他们是严密组织起来的市民，而且属于世界上质量最高、价格最低的那类城市劳动大军。
近年来，一种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把手中的资金投入到正在我国蓬勃发展的旅游产业当中，一些早期进入旅游业的民营企业已经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呈现出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2002年12月9日，民营企业东星集团下属的武汉东星旅行社出资数百万元人民币，成功收购汉口国际旅行社95.7%的股份，成为该市首家由民营企业控股的国际旅行社。民营资本正在释放活力，突破出境旅游“”，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或主要依靠国家（国有资本）这种单一的投资主体来发展旅游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一个投资主体多元化，民营资本在投资开发中唱主角的时代正在到来。对于旅游界爆发的此次“地震”，业内反响激烈，同时也引发了对民营旅行社发展和我国的旅游产业政策的深思。本文试图以历史和宏观经济视野，就我国民营旅行社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热点问题和困惑作一番理论探讨和反思，抛砖引玉，以期更多专家学者关注民营旅行社的健康发展。
一、民营旅行社东星国旅借“壳”出境游
据悉，东星国旅是一家经营国内游和入境接待的民营国际旅行社，管理经验先进，经济实力雄厚。但该社尚未获得出境游经营权。因此，东星国旅有意收购一家在武汉市场上有出境经营权的旅行社，借壳一步跨进国有旅游企业的专有领地——出境游市场，以便做大做强。汉口国旅拥有近20年的国际社资格，并正式获国家旅游局批准，成为武汉市8家出境游资格组团社之一，还是湖北得到全球认可(CITS、CTS)旅游公司的两家之一，出入境旅游做得相当不错，即使在面临收购的今年也接送1万多游客。而东星国旅去年的客源仅为几百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蛇吞象”的现象呢？
汉口国旅是一个大型国有旅游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其门市部采取的是承包经营，这种体制的结果是让其门市部成了游离于母体之外的独立个体，最多时达到了12家。再加上老国企过时的经营规模及单调的分配制度，使得资金匮乏的汉口国旅感到无法应付残酷的市场竞争，企业发展后劲不足。正是汉口国旅分散的股权结构让东星动心，“这样收购就变得简单，不用受制于人”。
东星吞并汉口国旅后，收购传奇还在继续演绎。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泰国联手将泰国游拉低至1880元，第二步是东星集团将在本月底完成对深圳一家出境游组团社的收购，控股100%，同时上海并购计划正在进行中。在东星集团总裁兰世立看来，旅行社虽然花大力气拉来客源，却要将利润拱手分给交通、住宿和景点，旅行社掌握的主动权太小，必须组建行业合作链，实现规模运作。
对于旅游界爆发的此次“地震”，业内反响激烈，同时也引发了对民营旅行社发展和我国的旅游产业政策的深思。应该说，民营企业的加入，打破了境外旅游由中国有旅行社垄断的局面，出境游的线路可望更丰富，市民的选择余地更大，价格随之走低也是必然，旅游行业和旅游消费者都将从中受益。然而实际情况是，民营旅行社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在其发展和扩张过程中仍然困难重重。
武汉市旅游局有关人士的看法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汉口国旅缺乏资金，发展后劲不足，而东星集团没市场准入证，有钱没地儿投，双方应该是天作之合。但是他也指出，作为母体的东星国旅，其经营范围比汉口国旅小，按规定，母体的经营范围子体都有，但母体却不能照单全收子体的经营范围，因此东星国旅即使收购了汉口国旅，也不能直接进军出境游市场。东星国旅和汉口国旅估计会采取“表面各自为政，实际上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运作模式。
这里面隐含的意思是，虽然东星国旅借汉口国旅的“壳资源”绕过了出境旅游的市场准入限制，但仍只是以资本渗透的形式进入国有旅游企业，并不能真正获得同国有旅游企业同样的市场准入权和自主经营权。
这不得不让我们想这样一些问题：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国有旅行社为什么不能退出或改制？民营旅行社进入为什么必须借助“壳资源”而不能真正作为市场主体进入？我国在世贸中曾承诺对外资旅行社实行“国民待遇”，为什么在民营旅行社却得不到国民待遇？
二、中国民营旅行社发展进程与变迁模式
国家旅游局于1998年的《中国旅行社行业发展报告》中指出，旅游行业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窗口，旅游行业又是新兴的行业，从道理上说，旅行社行业在制度上应该是走在前面的，但现在却是落后的，不光是落后于饭店行业，甚至落后我们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当然这里本身有政策的原因。《旅行社管理条例》规定，经营国际业务的旅行社必须是全民所有制，经营国内业务的旅行社至少要是集体所有制，就是说，旅行社这个行业在制度上不允许私营，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旅行社行业原来带头的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旅行社，实际上都是大锅饭、铁饭碗的传统企业体制，这种体制的长期维持，使企业机关化，思想观念僵化，滞后于旅游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个因素是传统的外事接待体制的影响。因此，改革问题，尤其是旅行社企业制度的改革问题在行业里是目前最突出的一个问题。”这段论述清楚地表明旅游主管部门也清醒地意识到，目前落后的旅行社行业制度已影响到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竞争力。本文主要借助于政府管理体制、旅行社运作机制的历史考察来对中国民营旅行社的发展进程加以动态的研究。
我国旅游业在起步之初，由于受当时旅游事业是外事活动的观念影响，将旅游业纳入政府行政管理之下。在当时，仅有国、中、青等少数几家旅行社，全国的宾馆饭店也必须通过这几家旅行社的口子对外，因此在当时的业界和教科书中都将旅行社作为我国旅游业的龙头。1981年国务院提出了旅游行业要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体制。这一体制基本上是一个“偏紧”的操作系统。即使到了1984年在“五个一起上”政策的作用下，全民办旅游蔚然成风，宾馆饭店的投资开始出现多元化和民营化之时，国家仍是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旅行社，民营行社的口子一直都未开，旅行社行业的市场化进程举步维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五”大充分肯定了私有经济，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民营企业已经走出了以前带有歧视性政策的阴影，旅游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主体进入旅行社行业，这为民营旅行社业市场发育起到了宏观推动作用。特别是1997年新的《旅行社管理条例》出台后，不再对旅行社投资主体的性质进行限制，民营企业投资环境得到明显的改善。此外，长期困扰旅游业发展的旅游投资不足问题也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和旅游管理部门认识到，仅仅依靠国家这种单一的投资主体已经无法适应旅游市场的需求，只有民营资本的参与，才能最终解决这一矛盾，并以其独特灵活的经营方式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有了这样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民营旅行社的发展仍受到诸多限制，仍没有摆脱“小、散、差”的整体局面。尽管有些民营旅行社尝试从“小企业、单项产品”的竞争转向“大集团、综合能力”的竞争，如武汉东星国旅，但是目前的制度环境并没有给这种市场竞争态势提供一个光明的变迁前景和有效的市场模式。
三、民营旅行社发展受阻的原因
旅行社是旅游产业链条中重要一环，其发展的障碍不仅来自旅游产业内，也来自旅游产业外。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只探讨阻碍旅游产业的产业内因素，并将其归纳为立法因素、观念因素及管理因素。
（一）立法因素
1.旅行社性质规定的缺位。《旅行社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旅行社是指有盈利目的，从事旅游业务的企业。《旅行社管理条例》并未规定旅游服务类的企业必须是国有企业，对旅行社的性质规定还处于缺位状态。投资主体的行业进入带有明显的政府行为背景，在一定意义上，政府官员的行政偏好取代了企业家的市场偏好。
2.“出境游”特许方可经营。《旅行社管理条例》规定，经营国际业务的旅行社必须是全民所有制，经营国内业务的旅行社至少要是集体所有制，就是说，旅行社这个行业在制度上不允许私营，“出境游”属特许经营范畴。并实行“量入为出，入出挂钩”政策和“以团队方式开展出国游，暂不办理零星散客旅游”政策。以上这些都突出体现了特许经营的色彩，为国有旅行社垄断出境旅游市场留下了重要的法律依据，这也成为以后民营旅行社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埋下了隐患。
中国康辉旅行社副总经理郭东杰明确指出，正是政策上的一些限制，造成了目前全国组团社与社之间的鱼龙混杂，有时为了扩大自己的营销网络，一些不具有出境游经营资格的社也会成为一些大社的社，为他们提供一些散客来赚取一些中介费或费。国家旅游局在1997年将出境游的旅行社扩大到67家时，就明确表示取消代办点，但时至出境游社增加到528家的今日，从“广之旅”开始，社又名正言顺地出来了，而且不久前40余家具有出境游经营资格的组团社初步达成协议，允诺相互对方的旅游产品，由此形成了以国旅总社、中旅总社、中国康辉、广东广之旅旅行社等几家大型组团社为主干，多家中小型组团社为支脉，辐射全国各地的分销网络，这似乎又开始了依靠组团与社之间的密切关系来共同垄断国内出境游市场的局面。这无疑又一次将民营旅行社排除在出境游市场之外，后果就是难以在客观上形成大的民营旅行社团。民营旅行社的市场仍是一种平面的，不具有深层次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研究所王兴斌教授认为，这只是市场不规范下的一个过渡的办法，从发展过程来看，在具有出境游资格的社里选择社来扩大营销网络只是暂时的，也是不需要的。最终的作法是，在《旅游法》的规范下，放开对零售社的资格限制，让市场来调节批发社与零售社的发展规模和程度。
（二）观念因素
产业观决定产业发展模式。在我国旅行社行业中长期流行着一些偏见，如将小旅行社看做是搞乱市场的祸根；有背景和后台的旅行社被视为有实力的大旅行社；而民营旅行社等同于不正规经营的代表……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偏见导致了在制定一系列旅游政策时，对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采取苛刻和歧视的态度，广大的中小旅行社和民营旅行社成为这个行业的弱势群体和“沉默的大多数”，而国企大公司在管理层的政策扶持下（例如“放权让利”、授予特许经营权、设置外资进入的障碍等），从市场开发、产品设计、联合促销到人员培训，政府的直接操纵之手处处可见，市场的竞争压力和自身的改革动力都不大。可以说正是这些偏见和歧视延缓了旅行社行业的市场化进程。
一位体制内参与过制定政策的有识之士曾撰文论及管理层对以上这些问题的认识，“对旅行社业实施严格的所有制限制，作为审批的一条主要标准，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这也是今天旅行社业保持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形态的重要原因”。
如果从资产量、营业收入、税收、对旅游业和旅游者的影响度等方面比较，旅行社业只有涉外饭店业的较小份额（以1999年的数据为例，两者的营业额相差2.6倍，固定资产规模相差30倍），所以政策的出发点不在经济层面；旅行社业的业务也不涉及到国计民生和公共安全，因此也不在政治层面。能够支持这种政策的论点大概是：一是旅行社业是旅游业的龙头，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保持对旅行社业的行政管理权，必须保持旅行社业的比较单一的国有经济成分；二是旅行社业是创汇行业，在旅游业起步阶段，创汇是重要的战略任务，为了避免外汇流入个人手中，必须避免非国有经济成分介入此项业务；三是顾虑非国有经济成分经营形式过于灵活，从维持行业的秩序、保持国有经济的利益或旅游部门管理的企业的利益的角度，对非国有经济采取限制的政策。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过去对国内旅游不重视，对三类社（国内旅行社）的行业管理相对松弛，才使得较早起步的一些民营旅行社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如上海春秋旅行社的创业和发展便是民营旅行社成功的范例。这也反证了政府行政干预对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的负作用。
（三）管理因素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指出，民营企业尽管已经在体制活力等方面显示出诸多优势，但是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制度还算不上是现代企业制度。原因是产权制度不够完善，人力资本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尊重。二是企业文化亟待创新。三是管理制度比较陈旧。四是融资方式有待突破。民营旅行社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些民营旅行社尽管经商有道，但对开发旅游产品如何把握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和生态规律却非常陌生，开发路线的随意性很大，产品雷同、淡而无味。中国商标专利事务所副所长梁传运说，一些民营旅游企业的管理、服务不规范现象必须引起社会的重视，民营旅游企业尚缺乏创立品牌的意识和能力。日中友好协会全国参与系统株式会社董事长西美和彦认为，中国旅游业亟待建立新的旅游理念，他介绍说，日本的旅游形态已经进入了世界标准的“电子旅游时代”和以环境、绿色为主题的生态环境观光时代。
四、民营旅游企业路在何方
旅游本身属于一般性竞争领域，也正是民营经济擅长的领域，近几年旅游业良好的成长和高回报率吸引了大量完成原始积累的民营企业家纷纷介入。总的来讲，民营旅行社还是在成长过程中，但是民营资本有强烈进入旅游领域的愿望。一旦外部环境完善，民营旅行社将成为我国旅游行业的主力军。
（一）入世给民营旅行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依照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过去那种按照所有制制定政策、不同所有制企业享受不同待遇的做法将彻底成为过去，民营企业将在广阔的经济领域，同国有、外资企业站在同一平台上，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在公平竞争的法治舞台上进行表演。同时，长期垄断的电信、金融、保险等行业将逐步开放，昔日困扰民营企业发展的市场准入难题将迎刃而解。WTO的透明性原则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确立服务意识；法律法规会更加透明，用“内部规定”管理经济的现象将不复存在，民营企业会少吃“不知法”的亏。入世后国内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将为民营企业的兼并收购、发展壮大提供机遇，有利于推动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民营企业制度。当然，外国旅行社业特别是跨国旅游公司进入也给民营旅行社带来巨大的挑战。民营企业在人力资源开发，信息获取，技术与技术转让，融资，市场准入等方面客观上存在很多困难，主观上又对入世准备不足，外企的竞争优势（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国际供销渠道）将使中国许多同类企业被淘汰出局。
（二）具体应对对策
完善和健全旅游政策、法规。旅行社行业的大发展必须依赖制度创新。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原有旅游法规的不适应性，使出台新的旅游法规显得更加紧迫。刘德谦教授分析说，许多现有的旅游法规需要进行修改，应逐步放开对经营业务的限制，做出全面开放市场的制度安排，多让市场来引导发展。旅行社行业对国内资本开放，也对海外资本开放；旅游产业投资和经营活动对各种经济成分开放；逐步由许可证管理转向行业宏观指导，企业数量不加限制；允许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域之间的自由流动，取消异地设立旅游企业分支机构的各种形式的限制，包括条文上、习惯上、程序上的障碍，实行公平、透明和竞争性的授权程序，减少排他性的特许权审批；普遍实行经营活动与管理活动的分离；取消对异地经营的限制；减少对市场活动的行政性干预，禁止各种形式的歧视、垄断、区域割据等阻碍市场自由、完全竞争的措施。全面开放市场是一项促进和推动旅游业生产力大解放的战略措施，也是旅行社行业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
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要从真正意义上充分发挥其引导和服务的职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创造有利于民营旅行社发展的环境。第一，对民营旅行社各项权益的保障要有更具体的政策措施；第二，对民营旅行社信贷上的支持要调整为公平的政策；第三，对民营资本进入旅行社，尤其是国际旅行社从事出境游业务，以及各种创汇业务，要予以支持；第四，提高办事效率，在第一时间解决好企业遇到的实际困难；第五，政府应对民营旅行社的旅游产品给予推介，旅游局应多到民营旅行社了解情况并指导工作，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旅游业的发展有其规律性，旅游产品有其特殊性，民营投资者在市场竞争、日常经营以及项目开发方面会存在一定的误区。因此，政府除了要给予宽松的经营环境外，还要给予适当的和必要的引导。对有悖于旅游业发展规律的企业行为要坚决的予以制止。建议有关部门对民营旅行社实行分类指导，对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民营旅游企业，引导组建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兼并、重组、联合等形式，走“强强联合”、“强弱联合”、“优势互补”之路，实施低成本、高效益扩张，打造行业“航母”，逐步培育和组建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企业集团。推动这些企业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帮助他们进入国际旅游市场；选择一批素质高、前景好、潜力大的民营旅行社，通过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扶持其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提高素质，引导和扶持优势民营旅行社做大做强。
推动民营资本扩张，规模经营，以互助的形式开拓共赢局面。民营旅行社以中小型为主，实力弱，产品品种单一，容易受到市场风险的冲击，要发展，必须加强一个“合”字。形成以大企业相关产业链连接众多中小型企业的产业群，发展集团公司，实现优势互补。在这种协作网络中，大企业处于中心位置，通过自身的辐射效应，使中小企业参与分工合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企业效率和市场适应能力。据报道，2002年6月25日烟台市9家民营旅行社自发整合，成立了该市首家旅行社联合体。这家名为“烟之旅”的旅行社联合体共由9家中小规模的民营旅行社组成。联合体章程中规定，今后在旅游景点、酒店、交通、导游等方面，进行横向联合、优势互补、利益共享，联合抵制黑社、黑店、黑司机，以集体力量提升竞争力。同时南京“原野”民营旅行社也收购了南京市一家航空服务公司和大连一家旅行社，建成了自己的“产品供应链”，以包机的方式迅速开辟国际旅游航线，两年内建成全省第一个民营旅游企业集团。
民营旅游企业的飞速发展使人振奋，使人惊喜，也使人看到了我国旅游业发展新的希望和新的动力。我们希望更多的民营企业能够关注旅游，投资旅游，也希望各级旅游管理部门给予更多的引导和支持，帮助更多的民营企业投身旅游业，发展旅游业。在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纪，我国的旅游业必将蓬勃发展，中国也必将成为世界旅游强国！
【参考文献】
[1]魏小安等.中国旅行社行业发展报告[R].北京：国家旅游旅行社饭店管理司，1
[2]魏小安等.中国旅游业新世纪发展大趋势[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
[3]戴斌.旅行社管理比较研究[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1.
[4]张凌云.我国旅行社行业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对我国旅行社行业制度变迁的考察[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20-28.
[5]姚延波.我国旅行社行业分类制度及其效率研究[J].旅游学刊，2000,(2):31-37.
【关键词】大历史观；macro-history；宏观经济；唯物主义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272-01
黄仁宇先生因大历史观声名鹊起，“大历史观”（英文为macro-history）也因黄先生的几本著作而渐入人心。虽然黄先生称“这名词该下由我创用”，但究其学术根源，不可不谓之广矣。黄先生自己也说：“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从宏观微观之说“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文章非是高屋建瓴，而为管中窥豹，从小处着眼，尝试一探所谓大历史观的前世今生。
所谓大历史观，黄先生一贯坚持的事，由小见大，从事件看发展由社会经济结构看历史发展脉络，从文化、理念的更替，见时事的发展。简而言之，一切历史事件的发展，不以任何人物的出现而改变，而是人物顺势而为、因时而动，从偶尔到必然的转换。这种观念其实在各个领域，各个时间段，甚至在本身历史研究方面其实并不新颖。
一、宏观经济学
“大历史观”之得名，因袭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黄先生悟出其间“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于是“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一方面借鉴了概念，一方面参考了方法。加之黄先生对历史的认知多从经济（食货）角度入手，可以说受益于宏观经济学良多。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economic）。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
二、宏观哲学
黄先生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自由立场使得他并不排斥接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大历史观”中运动的、联系的、周期性的、符合治乱兴衰规律的、依存于经济状况的认识，也在相当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经济决定论等暗合。其长时间宽视野阶段性的历史认知，同社会发展史的分期分步地划定历史暗合。其从财税与经济的基点上审视历史的旨趣，则无不匹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些文字表述中，黄仁宇也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黄仁宇自己也承认受马克思影响，“刻下将历史视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
三、汤因比的大历史
在黄仁宇的阅读和交往过程中，一些既定存在并适合他的分析工具对他的大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架构作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剑桥哈佛的相关理念都给了他有益的滋养。
黄仁宇先生亦自称信奉大历史观，试图“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这些特点，尤其在《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著作中，得到了体现。然而治大历史必要有扎实之史学功底，穿透时空隔阂之强劲穿透力，和敏锐把握历史命脉之深刻之透视力：而要把此三者用到纯熟精炼之地步，殊为不易，即便博学宏视如汤因比，也不能说是成功。黄仁宇更因受后天限制，治大历史自然难免要力不从心。因此，虽然先生其志可钦，其情可叹，这后两部著作，却明显现出力度不足，我以为他的努力基本可归为失败。
四、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
法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布罗代尔，在其《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书中确立了他的历史观：长时段理论。他认为只有在长时段中才可能把握和解释历史现象，而短时段并不能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历史。长时段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种“几乎不变的历史”，是各种“结构”起作用的历史。
做为黄仁宇的那个时代的学术强音，他既可以了解到布罗代尔的资本义理论并受到其影响，也会自然而然地从他那里借鉴到“长时段”。而黄先生的“大历史”，也确实在理念上与此相通并灵活地运用到了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中。
五、个人经验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形成，其最初的原由是因教学上的需要。面对美国学生这样并不希求对中国历史有详细的把握的受众，在四个课时内要讲述整个的中国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五十分钟内涵盖二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不能不寻求一种简约、干练、明快、提纲挈领、居高临下的法门。大历史观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酝酿。
把握黄先生的“大历史观”的学术和现实渊源，足以让我们丰满对其人其学的认识，既便于保持“价值中立”，也方便保持“了解之同情”。
参考文献：
[1]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J].时报，1989.
[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J].联经，1993.
[3]汤比因.历史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关键词：斯密动力 布罗代尔钟罩 宏观调控 法治
当前，我国的主流经济法学者基本共享着一个理论逻辑：市场失灵导致国家干预，“纵观持干预论的学者的全部论述，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点，就是强调经济法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存在的”，“市场自身又无法克服市场失灵，这就必然产生对外力介入的需求，国家也就因此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介入主体，乘虚而入进行干预，而干预的基本法律形式就是现代经济法”（李昌麒，2008）。但是，这种工具主义的法律观无法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彭江华，2011），也无法解决政府宏观调控的权力行使边界问题，它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寄希望于政府官员的德性。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斯密动力”—市场作用的发挥机制的角度探讨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方式—宏观调控的合理性问题。
“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
市场机制的高效率已经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实践所证实，市场发挥作用的机制一般被称为“斯密动力”机制。所谓“斯密动力”，“按照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见解，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有赖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换句话说，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说到底与市场的深化和扩展是一回事。从市场自发扩展的内在机制来说，市场交易是任何文明社会经济增长、人们收入增加，以及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初动因和达致路径。市场交易源自分工，并会反过来促进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则受市场规模大小的限制。市场扩大会加速和深化劳动分工，从而经济增长与市场的深化和扩展，实际上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促进，就构成了任何社会经济成长的‘斯密动力’”。
经济学家一般的观点是，交易导致了分工。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就认为，交换是人类的天性，在自利心的指引下，交换刺激着分工（汪丁丁，2002）。既然人类、而非西方人的本性中有交易的倾向，那么，市场交易与分工，即“斯密动力”的因素在任何国家都存在。
经济史学者的研究表明，各个不同的国家之间之所以出现了差异巨大的经济绩效，并不是因为“斯密动力”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而主要是因为“布罗代尔钟罩”的出现。所谓“布罗代尔钟罩”，是秘鲁经济学家狄索托在其名著《资本之谜》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按照哈耶克的见解，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自我生长和自发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在人类历史上，这一合作与扩展秩序常常被一些未知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机制所制约，致使这一扩展秩序不能自我扩张而占据整个社会，因而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就好像被困在一种与世隔绝的“钟罩”内。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制约和阻碍了人类合作秩序的自发扩展？这一问题被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mand Braudel）视作一个一直没有解开的历史之谜。布罗代尔的原话是：“关键问题是要弄清楚那种我毫不犹豫地将之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部门为什么好像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钟罩里？它为什么无法扩展而占领整个社会？……为什么资本快速形成只可能在某些部门中发生，而没能发生在当时的整个市场经济中?”根据布罗代尔的这段话，狄索托就把那种被哈耶克所称作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市场经济被种种社会因素和机制所阻断和隔膜的社会安排称作为“布罗代尔钟罩”（韦森，2006）。
市场机制是经济资源的基础配置机制，宏观调控只是经济资源配置的辅助机制，它不能影响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发挥，这是宏观调控的边界线。若非如此，宏观调控本身便会成为一种阻碍“斯密动力”发挥作用的“布罗代尔钟罩”。
宏观调控权的行使
（一）宏观调控的特征
1.宏观调控的宏观性。“宏观”一词源于宏观经济学理论，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生活中总量方面的问题。这些总量问题既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和国民收入之类的总量问题，又包括货币的供给与需求、国家预算的收入与支出、结余与赤字、社会商品服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对外贸易的出口与进口、外汇收支的顺益与逆差和资本的流出与流入之类的总量及其对比关系问题（李长健，2005）。
这一特征决定了宏观调控不能针对微观领域，不能对具体的企业和个人进行所谓“宏观调控”。
2.宏观调控的间接性。在宏观调控中，间接性要求政府不应该直接通过权利和义务来规定市场主体可以从事何种交易活动、不可以从事何种交易活动；而是应该通过诸如货币、财政税收等宏观调控工具的运用和实施来诱导市场主体行为。简言之，宏观调控就是要改变市场主体决策函数中的自变量或某些自变量的权重，从而改变他们的行为。
（二）宏观调控权的行使机构
我国学者认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分为：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就是立法机关进行宏观调控所享有的手段。
过去的几年，世界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全球经济衰退。中国虽没有出现金融危机，但却发生了实体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断深入，政府、企业、理论界对此高度关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挑战。扭转金融危机局面，宏观调控是重要手段。总书记指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石家庄经济学院王殿茹等课题组最新研究成果《金融危机下河北省宏观调控对策及经济发展态势研究》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就是一个研究宏观调控的很好选题。
该论著从框架结构上共分九部分，详细阐述了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考察、1978年以来河北省落实宏观调控及效果分析、河北省及其他省份宏观调控的主要措施、河北省土地与宏观调控走势研究、河北省经济发展态势定量分析、河北省适应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研究、河北省适应国家宏观调控对策研究等内容。框架结构有序，主题突出，层层递进。从研究内容上运用动态分析法对1978年以来中国宏观调控历史阶段进行分析；运用比较分析法对30年来河北省落实宏观调控效果及其他主要省份宏观调控取得的经验进行分析，阐述了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构成特点，河北省的民生和就业情况，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河北省地方财政预算收入情况；运用模型分析法对河北省“十二五”期间主要经济发展指标进行预测；运用资源经济理论对河北省“十一五”土地利用现状与特点、“十一五”河北省建设用地与宏观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河北省地价与房价关系分析、河北省“十二五”期间建设用地利用建议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内容全面、细致，提出了有别于其他成果的独到见解。既客观考虑河北省各方面的有利支撑条件，又充分估计河北省面临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并且注重了与“十二五”规划目标相衔接。从成果创新上搭建了研究河北省金融危机与宏观调控学术平台。课题组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投入大量精力进行调查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研作风。所提出的河北省宏观调控的对策措施有可操作性；所预测的河北省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符合“十二五”规划精神；所比较的主要省份宏观调控经验有借鉴性；所阐述的河北省土地与宏观调控关系揭示了宏观调控重要问题。
我以为该论著对河北省宏观调控脉络的把握是精准的。总体看，新一轮的宏观调控给河北省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为其进一步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产业层次，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对河北省宏观调控历史进程的分析是到位的：30年来河北省经济多次出现过热，表现在银行信贷失控、投资规模膨胀、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和物价上涨趋势明显，持续高涨的投资热情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的全面释放。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持续下降，致使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而地方财政收入得到增长，导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迅猛扩张；对河北省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的阐述是细致的：河北省宏观调控落实上热衷于加大投资等体现政绩上，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地方政府越权甚至滥用投资宏观调控职权，调控政策的制定缺乏沟通机制。
综观全书，我认为这是一部能产生影响的书，对消除河北省金融危机影响有指导意义的书；对河北省制定宏观调控战略有参考价值的书；是一部研究金融危机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力作，我愿意推荐给读者。
（作者系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国体思维是现代思维的重要特征。所谓整体思维是指宏观与微观、简单与复杂、横向与纵向、阶段与过程相结合的思维方法。也可以把它叫做复合型和全方位的动态思维方法。该思维方法的反面就是单一、孤立、静态的思维方法。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思维方法。 宏观是钢，是骨架，是整体思维的经络，是概括的，抽象的;微观是血肉，是细胞，是整体的灵魂，是生动具体的。任何一门学科的宏观理论都起到统率微观理论的作用，而微观理论都是为宏观理论服务的，或论证或阐述宏观理论，它们是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只要把两者紧密结合，就能做到纲举目张，深人浅出，使思维具有层次性、递进性。宏观和微观的区别是相对的。从局部看是宏观的东西，从全面看则是微观的东西，宏观的东西往往是以合的方式出现的，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宏观分为四大部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又分为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中国革命史从大宏观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小宏观又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等。相应的还可以分下去，如对立统一规律中的两种属性同一性和斗争性。 这样思维，知识的内在联系就很明显，层次就很分明，既能细致深人下去，又能深入浅出地概括出来。 二、简单与复杂相结合的思维方法。 复杂的东西往往是无序的东西，简单的东西往往是最本质的东西，认识事物是为了把握本质，简化思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现象入手，达到对事物必然性的认识。简单与复杂的关系也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简单中孕育着复杂，复杂中包含着简单，复杂的现象蕴含、掩盖着本质。我们的思维活动一方面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其目的是使问题显示出有序性，为快捷、简洁地思维提供条件，为解决复杂问题准备。另一方面却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以便全面、深刻地掌握知识。 简单与复杂相结合的思维方法，生动地证明了世界上首先推出自动文字处理机的著名华侨王安的高论:在解决一个问题时有许多办法，往往是最简单的办法是最科学的办法，也证明了古人所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神远而合藏不尽则简”的道理。 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思维方法，纵向是指思维的一维空间，指知识的连续性，贯通性，以及解决知识的深度、发展、前后联系;横向是指思维的二维空间，指知识的交叉性、综合性，解决知识上面的汇流相关，广泛衔接问题。横纵结合就是思维的三维空间，构建知识的整体，织成知识的网络。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力地克服思维的片面性、孤立性和记忆中的死记硬背，在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时，就可以做到融汇贯通，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纵向思维要重视知识的前后联系，纵深发展，这尤其表现在历史科学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说:“无限的过去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以现实为渊源。”这表明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现实即将成为历史，历史与今天、昨天、明天，是紧密相联系的。以我们建国以来的经济形式而言，经历了多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经济形式前后是紧密联系的，特别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再把多种经济形式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横向思考，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把握中国经济的全貌，充分认识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建设上的重大突破及深远的历史意义。 阶段与过程相结合的思维方法。即动态的思维方法。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变化都表现出阶段性和过程性。历史上存在的事物，不管再短暂，都有产生、发展、灰亡的阶段和过程。现实中事物或正在萌芽，或已经形成，或正处于发展阶段，或正逐渐消亡。现实中没有，将来才会出现的事物也必然有这些阶段和过程，反映在概念上表现为同一概念的再变动。正如“人民”这个概念，民主革命时期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段、民族资产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户和私营业企主，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等。 “火车”这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已经变迁，指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磁悬浮列车。 上面的阐述说明:文史教师如果经常自觉地在教学活动中进行整体思维，就能使自己讲课的角度新，涉及的知识面广，既生动活泼又简洁明快;同时有利于学生简捷地由浅人深地学习和掌握知识，提高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还能在提高学生素质方面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摘 要：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被认为是“只有宏观，不见微观”，是宏大叙事的代名词。事实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蕴含着双重维度，是以微观理论范式为基础、宏观理论范式为主导来展开的。“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是马克思深切关注的领域，也是马克思微观理论范式所关注的内容。马克思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这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论范式。
关键词：唯物史观；微观理论范式；宏观理论范式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11-0034-05
历史观的探讨是进行哲学研究绕不开的问题，但是在如何研究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不同的方法选择。在西方，一些学者采用了宏观的研究方法，注重社会历史中的结构和规律的发掘，如结构主义，我们定义为宏观的理论范式。另外一些则运用了微观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历史中的个体存在和具体条件的探索，如日常生活学派和存在主义等，我们定义为微观的理论范式。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用“宏大叙事”、“历史规律”等词来描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其中只有宏观，不见微观。其实，这是对马克思的极大误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以微观理论范式为基础、宏观理论范式为主导展开的，既把握了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又关注了历史进程的丰富性、差异性和多样性，从而实现了对单纯的微观理论范式与纯粹的宏观理论范式的超越。任何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仅仅是宏观理论范式或仅仅是微观理论范式的观点都是片面的，都没有正确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刻内涵。
一、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微观理论范式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与“经济决定论”、“整体主义”和“宏大叙事”这三个词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发现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种宏观的理论描述。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马克思的科学性，但是却忽视了马克思考察唯物史观的微观方法。马克思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71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对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阐发与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马克思正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阐发了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微观史学家福柯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仅是宏观史学，也有微观视角。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历史学由传统宏观史学向现代微观史学的转换“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因为我们肯定会把它的最初阶段上溯到马克思”[2]。无疑，在福柯看来，马克思是微观史学的创始人。综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是马克思深切关注的领域，也是马克思微观理论范式所关注的范围。
首先，“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核心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1]66-67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前提不是某种神秘的存在，而是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不是黑格尔所说的能够意识到自己精神即自我意识的人，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讲的作为感性实体的人，而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所说的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就是从“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就是从人的生产实践和人的社会关系出发。“各个人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1]119，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具体的微观的个人，而非抽象的人类。马克思还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67，“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3]。可见，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历史发展时，始终把个体的发展作为出发点，使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具有丰富内容的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内在统一起来。
在《1857年-1859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这正是他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充分表现。在“三大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发展状态依次呈现出有个性的个人、偶然的个人、必然的个人、自由的个人等阶段。马克思指出：“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1]122这些“个人”发展的不同状态正是“现实的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现实”内容。显然，马克思是在用具体的个人的发展状况来描述社会历史的进程。因此，我们只有真正弄清了马克思对个人的关注，才能正确理解唯物史观。
总之，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的“个人”既不是“抽象的人”、“自然人”，也不是“纯粹的人”或是“人自身”，而是物质的人、社会的人和实践活动中的人三者的统一，因而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个人”是客观的、历史的、现实的和丰富的人。这体现了马克思考察唯物史观的微观范式。
其次，对具体的历史条件的考察是马克思研究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马克思批判了传统史观对微观领域的忽视，同时，他形成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的过程也是批判传统宏观史学的过程。马克思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1]93在传统史学家的视域中，要么认为现实之外的精神是历史的存在，要么认为古代帝王的思想是历史的基础，这都是将外在于世界之物作为历史发展的基础的做法，是一种历史观上的基础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史学家的视域不是停留在日常生活之外，就是停留于日常生活的表层，而现实存在的日常生活往往被传统的宏观史学家置之度外，这是传统史学不能真正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原因所在。马克思认为，要用实践观点分析历史，将历史看作是现实的生产实践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在历史进程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各种历史因素往往不同步、不均衡地发展。然而，传统的历史观不懂得实践的辩证法，要么把一切还原为机械，要么把一切还原为精神。这种历史观实质上都是以一种主体之思统一历史，因而遮蔽了日常生活等微观视域的丰富性和现实性。
马克思分析了作为唯物史观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的制约条件。如前所述，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个人”是指从事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受发展成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的制约”[1]129。这说明，“现实的人”既是物质生产活动能动的主体，又同时受到现实的物质生产条件的制约，是主动和受动的统一。另外，“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正确地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即这一概念说明人的本质应由具体的社会关系决定，离开其所在的社会关系也就没有人的本质。可见，马克思是把“现实的个人”放在具体的历史现实条件下来考察的，着重突出了唯物史观考察人的条件性和具体性的特点。
马克思考察了不同民族发展道路的限制条件。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愤怒地谴责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4]341-342，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马克思认为，小生产者被剥夺，迫使他们同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是西欧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但它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都毫无例外地超历史的规律。如罗马平民，他们在被剥夺成为无产者后，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反而成了无所事事的游民。这表明：“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4]342可见，唯物史观不是可以到处套用的抽象公式和可以现成地用来解释和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不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只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是作为方法为具体的实证研究提供指南的“指导线索”。因此，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问题时，需要考察具体的现实的状况等微观细节。
最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终指向。如前所述，在《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和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其中，“人的依赖关系”是人和社会发展的第一大历史阶段，大体上可对应于社会发展五形态说中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和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历史形态，大体上可对应于社会发展五形态说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自由个性”是人和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历史阶段，大体上可对应于社会发展五形态说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在“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学说中，马克思把对个人发展状况的考察与社会发展状况结合起来，对作为“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发展作出了历史的动态的考察，全面地揭示出人全面自由发展所需的现实条件。在马克思看来，“有个性的个人”是个人发展的理想状态，而有个性的个人就是全面发展的个人和自由的个人。全面发展的个人又称完整的个人，主要指人以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具体讲，就是指个人的能力、品质、需求和社会关系全面充分的发展。“自由的个人”主要是指自主发展的个人，就是能自己支配、约束自己的自律性的个人，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条件和活动的自主性的个人。自由的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1]12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对个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状态做了描述：在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解着整个生产，人终于成为自己和社会结合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可见，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个人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和全面发展的个人的个性特质。在这里，唯物史观的指向是社会发展中的具体的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显然，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宏观的规律，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出发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归宿和最终指向是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不是抽象的人。由此可以发现，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出现“微观理论范式”这样的字眼，但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研究确实是建立在微观理论范式上的，它运用微观理论方法论证具体个体的全面解放。
二、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宏观理论范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表述了唯物史观，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92这一表述是马克思后来对唯物史观“经典表述”之前的最初形式。可以看出，在这里，马克思大致勾勒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指出了生产方式在历史变迁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1859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5]在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基础上，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是有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是第一个对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和变迁的一般规律作出系统阐述的思想家。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原因、动力和规律。综观唯物史观，可以发现，马克思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社会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这也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论范式。
考察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微观理论范式与宏观理论范式，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既包含着微观的理论范式，又内含着宏观的理论范式，微观理论范式是基础，宏观理论范式是主导。但是，马克思的微观理论范式并没有得到过多的关注，相反，宏观的理论范式则被更多地强调。比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关系曾被当做铁的规律来使用；第二国际也曾把马克思的理论错误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恩格斯也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深情地说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776。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微观理论范式之所以会被遗忘是有深刻原因的。正如衣俊卿所认为的那样，一方面，是由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理论任务决定的：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机械生产主宰一切、资本逻辑不断壮大、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世界历史逐步展开的时期，这些宏观力量使马克思强调了社会发展中的宏观维度，从而突出了唯物史观中的宏观理论范式；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之前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东西总体上并不被人们接受，因此，为了现实的需要，马克思有意识地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6]
其实，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微观理论范式与宏观理论范式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片面否定微观理论范式，就会陷入“英雄主义”或的泥潭。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指出了雨果和蒲鲁东在分析历史事件时的方法论错误，认为雨果关注的只是波拿巴一个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而蒲鲁东则“把改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1]580。这样，历史就成了个人心理的描述，导致了个人英雄主义和。同样，如果片面否定宏观描述，历史就成了自然进化的自然过程。而马克思的过人之处则在于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出发，既立足微观分析，又突出宏观描述，从而准确、深刻地把握了社会历史过程。
三、考察马克思唯物史观双重维度的意义
考察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宏观理论范式和微观理论范式，有利于回归到马克思的本真语境，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历史本质规律和正确审视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
首先，有利于回归马克思的本真语境。在理解了马克思论述唯物史观的理论范式之后，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发展时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形态，总体上看这是一种宏观描述，而社会发展的三形态说，即“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人的自由发展”，则是以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情况为标准来划分的，是一种微观的分析。在马克思的本真意义上，这两种社会发展的理论是相通的，我们应从二者的互动来阐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唯物史观来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人的依赖”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属于“物的依赖”阶段，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阶段。因此，要把握本真的马克思，我们就要从微观理论范式与宏观理论范式互动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此外，传统的观点一直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宏大叙事的理论来研究批判，以至于萨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中出现了人学的“空场”。需要指出的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计划“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以及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7]。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马克思没有完成这个愿望。但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写给梅林的信中，对这一问题做了回应。恩格斯指出：“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的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视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1]126在这里，恩格斯坦言马克思只是在基本的经济事实中研究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问题，并没有对这些问题产生的方式和方法做微观探析。这与马克思哲学的使命有着重要联系，马克思认为哲学的使命在于“改变世界”，因此，他不是把研究的目的放在构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指导革命实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虽然马克思没有单独分析法、道德、政治的历史，但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资本论》中得到更为精致的展开，其中很多思想后来成为福柯、哈耶克等人微观批判理论的资源。”[8]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唯物史观时只侧重历史进程中的规律性，这是对马克思的极大误解。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不应该忽视马克思对微观理论范式的尝试和应用，应该回到真实的、全面的、整体的马克思，发掘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内在丰富性。
其次，有助于科学把握历史本质规律。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把研究范式区分为宏观理论范式和微观理论范式，并不是为了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论范式，而是寻求把握历史本质规律的根本方法。现实生活世界是由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与宏观的非日常生活相互交织构成的有机系统。日常生活世界是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基础，非日常生活世界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延伸与发展。正如不研究非日常生活世界就不可能洞察日常生活世界一样，不研究日常生活世界的问题及其解决，要解决非日常生活世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的许多研究中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发生着研究视域的转变：即从关注马克思的宏观哲学结论向关注宏大理论与微观资源相融合的方向转变。”[9]2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张力关系，构成了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转向日常生活世界的逻辑必然。“哲学的微观资源与宏大理论的关系就如黑格尔所说的哲学的‘特殊’与‘普遍’的关系、‘部分’与‘全体’的关系。”[9]233马克思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便是把微观分析放在宏观背景中来研究，把宏观探索用微观分析来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的循环解释中全面把握社会历史进程。”[10]
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相比，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明确界限已被打破。在此情况下，不能仅从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论范式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科学认识微观理论范式与宏观理论范式这双重维度有助于唯物史观摆脱宏观和抽象的特征，实现抽象和具体的融合，成为具有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的社会历史理论，从而彰显唯物史观的时代价值。
最后，有助于我们正确审视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马克思曾说：“一切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黑格尔也说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那个时代”。可见，哲学是与现实密不可分的，一切真正的哲学研究都应该与现实紧密结合。其实，在历史上，真正的哲学研究也从没有脱离过现实，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现实而已。因此，任何哲学研究都必须对日常生活中的人的生存境遇、价值诉求等层面凸现出来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深度的研究、审视与批判，为个人的生存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唯物史观，就必须对日常生活等微观领域加以关注。
当今社会，随着全球化、科技化、市场化、网络化等方面的突破性发展，人们身处的日常生活世界发生了总体性变迁，在此过程中，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随之而来，日常生活中个体的肉体遭遇、生存状况及未来走向成为唯物史观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唯物史观转向现实生活世界、深入实践所需要解决的新课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的现实生活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剧变。随着社会转型和日常生活变迁的推进，经济的与政治精神文化的、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理性与非理性的、主体与客体的等各种矛盾不断凸显。
面对日益凸显的各种问题与矛盾，唯物史观的研究不应当幽禁在“纯学术”的概念世界，而应当走进社会现实，走进不断变化着的日常生活实践，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存困境、物质文化诉求和自由幸福期望，为人们建构富有人文关怀、和谐温馨的精神家园。这对我们运用马克思的微观理论范式思考并解决问题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彰显了突出唯物史观微观理论范式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6]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13.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