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创业培训；法律知识；教学方法；有效运用
SIYB（创办和改善你的企业）创业培训即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于2001年引入中国的创业培训项目。法律知识作为创业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相对而言比较枯燥，却是创业前作为一个准老板，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要求创业培训讲师在充分了解、熟悉相关法律知识的前提下，引导参加培训的人员去领会法律知识部分的要点，并在创业实践中有效的使用，以维护本企业的合法权益，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一、现实中创业培训法律知识教学中的误区
（1）简单问题复杂化。SYB（创办你的企业）作为SIYB创业培训中的培训模块之一，就是告诉创业者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哪些问题，让创业者在未来创办企业前能对未来企业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与把控。就法律知识部分而言，涉及到具体的法律问题，创业者可以向讲师或专业人员咨询、解决。教学中，要求创业培训讲师充分引导学员，让其去领会知识点，并对未来企业的有关法律部分内容做出决定。实际的创业培训教学中，部分讲师总以为多讲、深讲可以帮助学员更好的了解法律内容，将创业培训讲成了学历教育，结果实得其反，学员越听越糊涂。（2）“简单”问题简单化。个别讲师认为法律知识枯燥难懂，自己本身对法律知识也不太明白，教学中出现照本宣科。出现一个人讲，全体学员看教材听，整个教学部分死气沉沉，且不说与创业培训教学的宗旨相悖，就教学效果来说很不理想。
二、创业培训中法律教学方法有效使用思考
创业培训中法律知识部分教学中，讲师应该做到有效“引”，让学员“能去悟”，激发其积极主动性学习相关法律知识。（1）“引”。“引”就是“有效引导”。在创业培训法律知识教学中，讲师要根据成人学习功利性强的特点，教学设计时，开始由法律教学案例引导出相关的法律后果，吸引其去关注引起法律后果的成因，让其“自迫”去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2）“能去悟”。“能去悟”就是学员在明白“简单”的法律知识后，“自迫”去了解相关的法律内容，积极去思考法律的每一个规定对自己未来企业的影响，从而对未来企业作出判断，并做出合适的决定。“能去悟”的前提是让学员明白“简单”的法律知识哪些对自己未来企业有用，所谓的“简单”法律知识就是教材中与教学中引导学员了解到的、简单的、可能是其未来企业需要的法律知识。（3）“精”与“简”。“精”就是要求创业培训讲师对相关创办微小企业所涉及到的法律知识做到“精通”。“简”就是要求创业培训讲师在法律知识的讲解过程中，做到简明扼要，变讲解的角色为主持人的角色。创业培训中只有讲师做到对法律知识的“精”与教学中的“简”相结合，做好主持人，“引导”学员参与教学其中，才能促使学员“能去悟”，才能使教学取得一个好的效果，做到事半功倍。
三、创业培训中法律知识部分教学设计
当今时代，知识爆炸，新信息、新思想、新知识层出不穷，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法学更不例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八十年代初期在“法律工具论”理念下培养出来的法律本科毕业生，如果毕业后从来没有“充电”，那么，二十年后，很可能根本听不懂大学同学关于法律或法学的专业谈话。
面对现实，面对挑战，企图学习上一劳永……
对作为法律实践者的律师，不仅司法部领导强调过要“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懂科技”，而且在律师业务培训的制度设计上，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的“组织律师学习政治和法律业务知识，总结、交流律师的工作经验”这种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自行组织学习的做法，改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当中的“律师协会履行下列职责：（三）组织律师业务培训”即由律师协会组织律师业务培训的制度，从而不仅使该项制度法律化，而且提高了要求，加强了行业协会的监督，使业务更加落实到实处，避免了律师事务所组织学习的流于形式、缺乏监督、层次不高、培训资源不能共享等等弊端；此外，作为配套管理措施，1996年11月25日司法部《律师执业证管理办法》将律师“完成业务培训的证明”作为律师办理执业证年度注册的必备文件；2003年5月30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则明确要求律师“参加年检注册和律师培训情况”作为律师执业档案至少应当包括的材料，可见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律师业务培训的重视程度和管理力度上的逐步加大。
1997年3月13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规定了现行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主要内容：每年度培训不少于40课时；培训的内容主要是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含有关司法解释）、与律师从事业务有关的经济、科技等领域专业知识和外语知识、司法部和全国律协颁布的有关律师工作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方面的规章等等；培训方式为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律师参加境外培训和学历教育，亦可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培训机构上由省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负责组织；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度，从1997年度年检注册后开始，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件之一；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律师继续教育培训工作。
二、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缺憾
现行律师培训制度在向律师及时传播新知识、新信息和新理念（如知识更新、终生教育等等），交流业务经验，提高律师业务水平等等方面无疑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部处于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而“急就章”出台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不完善之处也是明显的（当然也是难以避免的/！/）。因此，从合法性、合理性及我国律师管理体制的改革趋势角度反思、评判现行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对于进一步完善该项制度、提高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效率、改革我国律师业务管理体制、促进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行政，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1、 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似乎由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过多地包揽了本属于律师
协会的法定职责，与早在1993年12月就由国务院批复同意的《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当中即已明确的，要建立司法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向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过渡的要求相左。
1997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将“组织律师业务培训”作为律师协会的法定职责，且并未限定一定是“省级以上”律师协会才有此项职责。而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则就律师培训事项不仅避开中华全国律协发号施令，而且，还将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组织培训的主要主体，且阻却了省级以下律师协会对其依法拥有的“组织律师业务培训”职责的行使。尽管实际培训中地市级律协甚至县级律协也在组织律师业务培训，但这就人为的造成了立法和规章的不统一，令各级律协处于尴尬之地。而由司法行政机关对培训学时、培训方式、具体培训内容等等细节进行过多的描写，则显然有碍“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这一改革目标与理念的实现。
2、培训实行“一刀切”，缺乏起码的针对性，造成了培训对象上“培训过度”
和“培训不足”缺陷
并存，不符合教育学基本规律。
由于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对律师的急切需求也就造成了我国律师队伍法律水平的巨大参差不齐，法律大专与法学博士共存，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同在，地区差别更是明显，以致于立法和司法考试办法至今还在对“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这一本来就已经不高的起点进行 “地区变通”，弱化取得法律执业资格起码的学历要求。如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法律大专生、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所谓“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缺乏起码的量化要求，几乎成了“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充斥律师队伍；同时，由于律师行业的相对工薪阶层而言的自由和高收入（当然也是高风险），连年来吸引了不少法学（律）硕士博士以及法学专家教授（兼职为主）加入其中。
按照教育规律，“因材施教”乃是教育效率和合理性基本要求。不分对象、不顾现实，一律同样的学时、同样的内容、同样的培训方式，似乎是犯了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早就批评过的“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错误，其结果必然造成培训对象上“培训过度”和“培训不足”缺陷并存，不符合教育学基本规律。
3、 有关“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
等刑事辩护培训内容实际上以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剥夺了律师的刑事案件辩护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有关律师可以“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的规定，侵犯了律师的依法执业权。
注意到修正后的199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律师执业当中极有可能会遭致公、检不配合甚至职业报复的历史背景，也许司法部当时确实是出于对律师的一片关爱之心而有此规定，从情理也可以理解。果真如此，则乃是司法部针对律师执业当中极有可能会遭致公、检不配合甚至职业报复这一顽症开错了药方。以抽象的侵犯律师依法执业权的违法行政规定来对付司法机关在律师执业过程中而进行的具体的侵害律师执业权的行为，不仅让律师执业权遭受了双重的侵害，而且付出十分沉重的法治上的代价。
4、 所谓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度、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
件之一的做法，尽管符合行政效率原则，有其合理之处，且有司法部部门规章可资参考，但法律依据不足。
司法行政权作为行政权的一种，是“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可为之”的公权力；而与其相对应，律师执业权则是属于私权利之列，“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受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对公民取得律师执业权的积极要件乃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具有律师资格；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品行良好”；消极要件主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 以及“国家机关的现职工作人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期间，不得执业”。 除此之外，非有违法及违反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并受停止执业、吊销律师执业证书之处罚者，已经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其执业权利不应受到法外限制。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但是，这种“指导、监督”权力必须以法律为界限。换言之，离开律师法的规定设置律师执业证书注册制度以及实行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件之一、未经注册的律师执业证书无效的做法实际上背离了律师法有关律师执业消极条件的规定，在限制了律师执业权的同时为司法行政部门自我扩权创造了条件。因此，尽管这种做法客观上很符合行政管理上的效率原则，有其合理之处，但严格说来这种没有法律根据、自我扩权的规章本身的合法性就令人怀疑，其法律依据并不充足。
5、 忽视了律师学历的差别而规定的学历课时认可制度缺乏公平，不分学历状
况而笼统规定“律师参加境外培训和学历教育，亦可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实际上是促成了低学历免律师业务培训的做法。
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起码学历一般应为本科学历，2002年1月30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推动律师工作改革的若干意见》也要求“力争到2006年底除个别地区外，使45岁以下的律师，全部达到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可见达到本科学历乃是法律要求、大势所趋。在此情况下，如果将为“本科达标”而进行的学历教育的课时“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则显然是相对加重了已经达到本科，甚至法律本科、硕士、博士学历的律师的培训负担，减轻的恰恰是应该加强培训的大专学历者的培训义务，如此“鞭打快牛”式的“反向免培训”的做法，忽视了对谁更该加强律师业务培训、对谁更应该减少或者免除常规的律师业务培训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不仅极不合理，而且似乎也与律师业务培训的宗旨背道而驰。
6、尽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初步消除了律师、法官、检察官三者在职业资格准入上的法律障碍，但在业务培训上依然是各自为政、自我封闭，不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化。 三、 完善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几点构想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我国律师师法的有关规定，并参照“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这一律师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目前据称已至攻坚阶段的我国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对完善我国律师业务培训制度提出如下构想，供律师协会与司法行政部门决策时参考。
1、 根据现行律师法的有关“组织律师业务培训”系律师协会的职责的规定，
在司法部的指导、监督下，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按照其章程的规定，制定《律师业务培训指引》或类似行业规范，指导各级律师协会依法组织律师业务培训工作，改变现行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言不正、名不顺的尴尬局面。
2、 针对律师学历、资历、水平的不同，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地分级规定每
年律师应完成的培训学时和培训方式。
其中，对于没有取得法律专业本科学历或其他专业硕士学历的律师（可称为“重点培训人员”），应加大培训学时，每年至少应为96学时（即平均每月培训不少于一个工作日）且培训方式应为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非自学方式，切实提高律师业务素质。
对于其余人员，即达到法律本科但未获得相应的法学教研或律师系列副高级以上职称者，或虽有硕士以上学位但不具备法律系列本科以上学历者（可称为“一般培训人员”），每年的律师业务培训学时至少应为目前的40学时且培训方式应为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非自学方式。
对于已经取得法学（律）硕士以上学历、或法律本科以上学历且获得法学教研或律师系列副高级以上职称者（可称为“实质免培训人员”），可不要求具体学时、不限定具体的培训方式，允许其自学。之所以称只为“实质免培训人员”而不实行免培训制度，乃是至少在理念上应体现“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生教育体系”的要求。
3、 对于不具备国民序列教育本科学历（主要是部分不具备本科学历的“重点
培训人员”）、为达到国民教育序列本科学历而参加学历教育学习的律师，不得抵扣律师业务培训学时。
对于其他类型的学历教育，如已经具备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参加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学时，同样不得抵扣律师业务培训学时，理由
是首先应当鼓励律师取得法律系列本科以上的学历。
此外，如已经具备法律本科学历、攻读硕士以上学位的；或具备非法律专业本科学历、参加法律（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学习的，可以根据有效学习单上记载的学时，抵扣律师业务培训学时。
4、 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得在律师业务培训的规定中违法限制律师的
执业权。诸如“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之类的侵犯律师执业权的规定，应该坚决予以摒弃。
5、 鉴于律师执业证书年检注册制度并无法律规定，从而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
当今时代，知识爆炸，新信息、新思想、新知识层出不穷，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法学更不例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八十年代初期在“法律工具论”理念下培养出来的法律本科毕业生，如果毕业后从来没有“充电”，那么，二十年后，很可能根本听不懂大学同学关于法律或法学的专业谈话。
面对现实，面对挑战，企图学习上一劳永……
对作为法律实践者的律师，不仅司法部领导强调过要“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懂科技”，而且在律师业务培训的制度设计上，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的“组织律师学习政治和法律业务知识，总结、交流律师的工作经验”这种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自行组织学习的做法，改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当中的“律师协会履行下列职责：（三）组织律师业务培训”即由律师协会组织律师业务培训的制度，从而不仅使该项制度法律化，而且提高了要求，加强了行业协会的监督，使业务更加落实到实处，避免了律师事务所组织学习的流于形式、缺乏监督、层次不高、培训资源不能共享等等弊端；此外，作为配套管理措施，1996年11月25日司法部《律师执业证管理办法》将律师“完成业务培训的证明”作为律师办理执业证年度注册的必备文件；2003年5月30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则明确要求律师“参加年检注册和律师培训情况”作为律师执业档案至少应当包括的材料，可见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律师业务培训的重视程度和管理力度上的逐步加大。
1997年3月13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规定了现行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主要内容：每年度培训不少于40课时；培训的内容主要是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含有关司法解释）、与律师从事业务有关的经济、科技等领域专业知识和外语知识、司法部和全国律协颁布的有关律师工作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方面的规章等等；培训方式为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律师参加境外培训和学历教育，亦可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培训机构上由省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负责组织；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度，从1997年度年检注册后开始，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件之一；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律师继续教育培训工作。
二、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缺憾
现行律师培训制度在向律师及时传播新知识、新信息和新理念（如知识更新、终生教育等等），交流业务经验，提高律师业务水平等等方面无疑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部处于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而“急就章”出台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不完善之处也是明显的（当然也是难以避免的）。因此，从合法性、合理性及我国律师管理体制的改革趋势角度反思、评判现行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对于进一步完善该项制度、提高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效率、改革我国律师业务管理体制、促进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行政，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1、 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似乎由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过多地包揽了本属于律师
协会的法定职责，与早在1993年12月就由国务院批复同意的《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当中即已明确的，要建立司法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向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过渡的要求相左。
1997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将“组织律师业务培训”作为律师协会的法定职责，且并未限定一定是“省级以上”律师协会才有此项职责。而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则就律师培训事项不仅避开中华全国律协发号施令，而且，还将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组织培训的主要主体，且阻却了省级以下律师协会对其依法拥有的“组织律师业务培训”职责的行使。尽管实际培训中地市级律协甚至县级律协也在组织律师业务培训，但这就人为的造成了立法和规章的不统一，令各级律协处于尴尬之地。而由司法行政机关对培训学时、培训方式、具体培训内容等等细节进行过多的描写，则显然有碍“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这一改革目标与理念的实现。
2、培训实行“一刀切”，缺乏起码的针对性，造成了培训对象上“培训过度”
和“培训不足”缺陷并存，不符合教育学基本规律。
由于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对律师的急切需求也就造成了我国律师队伍法律水平的巨大参差不齐，法律大专与法学博士共存，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同在，地区差别更是明显，以致于立法和司法考试办法至今还在对“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这一本来就已经不高的起点进行 “地区变通”，弱化取得法律执业资格起码的学历要求。如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法律大专生、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所谓“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缺乏起码的量化要求，几乎成了“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充斥律师队伍；同时，由于律师行业的相对工薪阶层而言的自由和高收入（当然也是高风险），连年来吸引了不少法学（律）硕士博士以及法学专家教授（兼职为主）加入其中。
按照教育规律，“因材施教”乃是教育效率和合理性基本要求。不分对象、不顾现实，一律同样的学时、同样的内容、同样的培训方式，似乎是犯了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早就批评过的“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错误，其结果必然造成培训对象上“培训过度”和“培训不足”缺陷并存，不符合教育学基本规律。
3、 有关“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
等刑事辩护培训内容实际上以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剥夺了律师的刑事案件辩护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有关律师可以“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的规定，侵犯了律师的依法执业权。
注意到修正后的199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律师执业当中极有可能会遭致公、检不配合甚至职业报复的历史背景，也许司法部当时确实是出于对律师的一片关爱之心而有此规定，从情理也可以理解。果真如此，则乃是司法部针对律师执业当中极有可能会遭致公、检不配合甚至职业报复这一顽症开错了药方。以抽象的侵犯律师依法执业权的违法行政规定来对付司法机关在律师执业过程中而进行的具体的侵害律师执业权的行为，不仅让律师执业权遭受了双重的侵害，而且付出十分沉重的法治上的代价。
4、 所谓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度、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
件之一的做法，尽管符合行政效率原则，有其合理之处，且有司法部部门规章可资参考，但法律依据不足。
司法行政权作为行政权的一种，是“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可为之”的公权力；而与其相对应，律师执业权则是属于私权利之列，“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受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对公民取得律师执业权的积极要件乃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具有律师资格；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品行良好”；消极要件主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 以及“国家机关的现职工作人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期间，不得执业”。 除此之外，非有违法及违反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并受停止执业、吊销律师执业证书之处罚者，已经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其执业权利不应受到法外限制。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但是，这种“指导、监督”权力必须以法律为界限。换言之，离开律师法的规定设置律师执业证书注册制度以及实行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件之一、未经注册的律师执业证书无效的做法实际上背离了律师法有关律师执业消极条件的规定，在限制了律师执业权的同时为司法行政部门自我扩权创造了条件。因此，尽管这种做法客观上很符合行政管理上的效率原则，有其合理之处，但严格说来这种没有法律根据、自我扩权的规章本身的合法性就令人怀疑，其法律依据并不充足。
5、 忽视了律师学历的差别而规定的学历课时认可制度缺乏公平，不分学历状
况而笼统规定“律师参加境外培训和学历教育，亦可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实际上是促成了低学历免律师业务培训的做法。
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起码学历一般应为本科学历，2002年1月30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推动律师工作改革的若干意见》也要求“力争到2006年底除个别地区外，使45岁以下的律师，全部达到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可见达到本科学历乃是法律要求、大势所趋。在此情况下，如果将为“本科达标”而进行的学历教育的课时“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则显然是相对加重了已经达到本科，甚至法律本科、硕士、博士学历的律师的培训负担，减轻的恰恰是应该加强培训的大专学历者的培训义务，如此“鞭打快牛”式的“反向免培训”的做法，忽视了对谁更该加强律师业务培训、对谁更应该减少或者免除常规的律师业务培训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不仅极不合理，而且似乎也与律师业务培训的宗旨背道而驰。
6、尽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初步消除了律师、法官、检察官三者在职业资格准入上的法律障碍，但在业务培训上依然是各自为政、自我封闭，不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化。
三、 完善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几点构想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我国律师师法的有关规定，并参照“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这一律师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目前据称已至攻坚阶段的我国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对完善我国律师业务培训制度提出如下构想，供律师协会与司法行政部门决策时参考。
1、 根据现行律师法的有关“组织律师业务培训”系律师协会的职责的规定，
在司法部的指导、监督下，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按照其章程的规定，制定《律师业务培训指引》或类似行业规范，指导各级律师协会依法组织律师业务培训工作，改变现行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言不正、名不顺的尴尬局面。
2、 针对律师学历、资历、水平的不同，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地分级规定每
年律师应完成的培训学时和培训方式。
其中，对于没有取得法律专业本科学历或其他专业硕士学历的律师（可称为“重点培训人员”），应加大培训学时，每年至少应为96学时（即平均每月培训不少于一个工作日）且培训方式应为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非自学方式，切实提高律师业务素质。
对于其余人员，即达到法律本科但未获得相应的法学教研或律师系列副高级以上职称者，或虽有硕士以上学位但不具备法律系列本科以上学历者（可称为“一般培训人员”），每年的律师业务培训学时至少应为目前的40学时且培训方式应为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非自学方式。
对于已经取得法学（律）硕士以上学历、或法律本科以上学历且获得法学教研或律师系列副高级以上职称者（可称为“实质免培训人员”），可不要求具体学时、不限定具体的培训方式，允许其自学。之所以称只为“实质免培训人员”而不实行免培训制度，乃是至少在理念上应体现“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生教育体系”的要求。
3、 对于不具备国民序列教育本科学历（主要是部分不具备本科学历的“重点
培训人员”）、为达到国民教育序列本科学历而参加学历教育学习的律师，不得抵扣律师业务培训学时。
对于其他类型的学历教育，如已经具备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参加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学时，同样不得抵扣律师业务培训学时，理由是首先应当鼓励律师取得法律系列本科以上的学历。
此外，如已经具备法律本科学历、攻读硕士以上学位的；或具备非法律专业本科学历、参加法律（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学习的，可以根据有效学习单上记载的学时，抵扣律师业务培训学时。
4、 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得在律师业务培训的规定中违法限制律师的
执业权。诸如“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之类的侵犯律师执业权的规定，应该坚决予以摒弃。
5、 鉴于律师执业证书年检注册制度并无法律规定，从而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
度、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件之一的做法就更显得“合理不合法”。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乃是必然趋势，为避免司法行政机关可能因“合理不合法”所带来的“好心没好报”，也为提高行政效率、增强司法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意识，应尽快确认律师执业证书年检制度的法律地位，将其写进律师法。这样年检时所需的有关材料如律师业务培训证明可以顺理成章地通过司法部规章来作具体规定；同时，也和2003年8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规章可以在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前瞻地衔接起来。否则，仅仅以“律师执业证书年检制度乃是律师执业证书这一行政许可具体规定”为由，进而在法律明文规定的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的应当提交的文件（申请书、律师资格证明、申请人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实习鉴定材料、申请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以外增加其他文件、从而实质上提高了许可发放律师执业证书的法定要求，是很难在合法性上自圆其说的。
一、加强律师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律师队伍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力量，肩负着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使命，律师要更好地完成这一重要使命，在国家社会经济生活、民主法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提高自身的素质。加强律师培训工作是提高律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最直接、最有效、最必要手段，也是提升律师服务能力、促进律师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推动律师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2、我省历来十分重视律师培训工作，特别是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律师的培训力度，逐步规范律师培训的各项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新的形势对律师培训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当前我国正处于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不断提高律师行业的竞争力，积极拓展服务领域。通过加强律师培训工作，进一步增强律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和谐稳定的能力，不断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3、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律师培训工作必须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出发，在新形势下实现我国律师事业又好又快发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要针对律师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切实加强律师培训工作，培养和打造一支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律师队伍，确保律师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律师培训工作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4、律师培训工作的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大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紧紧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继续解放思想，全面加强律师的思想政治、执业能力和职业道德培训工作，切实强化律师培训工作的管理，积极推进培训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不断提高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5、律师培训工作的原则：一是坚持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全面规划、部署和推进律师培训工作，提高律师服务大局的意识和能力。二是坚持把思想政治培训放在律师培训工作的首位。提高律师的政治觉悟和思想道德素质，保证律师队伍建设和律师工作的正确方向。三是坚持加强律师执业能力建设。把培训目标、内容、方式和能力建设结合起来，大力提高律师依法执业的能力。四是坚持依法科学培训。加强律师培训工作制度建设，严格依法开展培训工作，把握培训工作规律，增强培训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6、律师培训工作的目标：律师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律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服务和谐稳定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律师培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培养和造就一支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律师队伍，推进我省律师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三、律师培训的内容和方式
7、围绕提高律师的政治素质，加强思想政治培训。重点组织学习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学习党中央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培训、国情和形势政策的培训，进一步强化律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律师坚持和拥护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宪法观念，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必须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纳入律师队伍教育培训总体规划，把内容编入教育培训教材中，使之成为对全省律师队伍进行教育培训的必修内容，严格落实“三不论三必须”的要求，即：不论举办什么类型的培训班，都必须安排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不论开展什么样的主题教育，都必须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依据；不论组织什么形式的专项活动，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
8、围绕提高律师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能力，加强政策法规与业务培训。重点加强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方面重大部署和要求的培训，引导律师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积极拓展法律服务领域。适应律师工作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加强高素质人才培训。围绕促进解决民生问题，抓紧培养服务医疗、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专业领域的律师人才；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大力培养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人才；根据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需要，积极培养反倾销、反补贴等方面从事涉外业务的律师人才。加强对选派律师赴境外培训工作的指导和管理。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高素质律师人才培训工作。
9、围绕提高律师服务的诚信水平，加强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培训。重点加强廉洁自律培训，组织律师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反腐倡廉和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指示精神，树立廉洁执业的良好风气。加强律师队伍行风行纪培训，防止和纠正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引导律师正确处理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树立正确的义利观，防止和克服逐利倾向，始终坚持诚信为民的服务宗旨。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培训，使广大律师熟悉并严格遵守律师执业规范和执业纪律，强化律师外事纪律培训，引导律师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在对外交流和开展涉外法律服务工作中，始终把维护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10、不断巩固和完善现有律师培训方式。在巩固集中培训与自学相结合、经常性培训与专题专项培训相结合、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培训方式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面对面授课、交流、研讨、座谈会、法律沙龙、案例教学、参观学习、以会代训、分批轮训等培训方式，充分利用卫星远程教育系统、网络、视频、通讯等先进手段进行培训，不断提高培训效率和质量。
11、积极探索和创新律师培训方式。针对律师工作政治性、法律性、专业性和执业流动性强的特点，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探索新的培训方式，如情景培训、模拟法庭、互动式演讲等；针对不同培训对象和类型，采取不同的切实有效的培训方式；积极探索与社会培训机构或法学教学、法学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的培训方式，充分利用行业内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培训资源。要在实践性培训环节上狠下功夫，最大限度地调动律师的学习热情，积极探索出一条律师喜闻乐见而又容易接受的培训新路子。
四、律师培训的类型和层次
12、实习人员培训。重点培训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律师实务基本知识和礼仪等，通过集中培训和实务训练，引导实习人员树立正确的执业理念，掌握必备的基本知识，接受正反面典型教育和执业风险警示教育，努力提高实习人员适应律师行业要求、胜任律师工作的能力。
13、新执业律师培训。重点培训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律师实务知识和执业技巧等，通过为新执业律师指定指导律师，充分发挥好老律师的传帮带作用，组织新执业律师参加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的各项培训活动，引导新执业律师立足本职工作，遵章守纪，从而促进新执业律师树立正确的执业观，提高职业道德水平。
14、执业律师继续教育培训。重点培训执业律师管理法规、专项律师实务、新颁布法律法规、业务技巧、对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前瞻性问题等，通过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每年组织执业律师必须参加40课时以上的继续教育培训，引导广大律师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不断拓展法律服务领域，引导律师正确处理好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始终坚持诚信服务的宗旨，从而不断提高律师的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增强律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15、青年律师专项培训。重点培训业务知识、办案技巧、法律事务管理等，通过举办专题讲座、短期集中培训班、选派学习等形式，提升青年律师的综合能力，促进青年律师的健康成长，以培养一大批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律师人才，为律师队伍的建设储备力量，推进律师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16、律师事务所主任和合伙人培训。重点培训律师事务所管理知识、能力和技巧，尤其是规范管理，包括财务管理、档案管理、法律文书管理、印章管理、人员管理等。通过举办各类高级律师管理培训班、选送进修、交流研讨、座谈会等，引导主任和合伙人重视加强律师事务所管理，建立完善律师事务所有效运行机制，认真抓好律师事务所管理制度执行和管理责任落实，从而进一步提高律师事务所主任和合伙人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意识，推动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
17、加强党员律师培训。重点培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党的*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党的章程，通过党支部活动、“”、民主生活会、理想信念教育、参观学习、调研、请党校老师辅导等，引导广大律师党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自觉坚持党的领导，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坚决维护党的利益，从而进一步增强党员的先进性，充分发挥党员律师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律师队伍健康发展。
18、律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培训。重点培训提案技巧、提案程序与标准、如何发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作用、如何提高提案和议案质量，通过与人大、政协和统战等有关部门联合办班、组织学习、交流经验等，引导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民生问题，关心百姓生活，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立法活动和公共事务，从而进一步拓宽律师参政议政的渠道，增强律师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
19、欠发达地区律师的培训。重点针对地区特点，因地制宜进行专项业务培训。对欠发达地区律师培训给予一定的支持，根据地区业务拓展需要，可选派有实践经验的法学专家、业务能力强的律师前往授课；同时，欠发达地区应充分利用已有培训资源，加强本地律师的继续教育工作，并可与邻近、情况类同的地区联合办班，节省成本，加强交流，取得更好的培训效果。
20、律师管理工作人员培训。重点培训公文写作知识、组织协调能力、管理技巧、网络办公软件系统应用等，通过定期组织轮训、邀请专家授课、经验交流等，引导律师管理工作人员端正服务理念，掌握先进的管理手段，提高驾驭文字运用能力，从而增强管理的责任意识，进一步提高管理的水平和效能。
21、律师事务所加强本所律师培训工作。一方面督促本所律师参加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组织的培训，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建立自己内部的培训机制，认真组织律师开展日常培训，鼓励业务水平高、思想道德素质过硬的资深律师进行指导，并根据自身条件为律师学习高端法律知识提供必要的帮助。
22、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每年举办全市性的培训班，对司法行政机关人员、本市全体律师进行培训，重点加强对主任、合伙人、骨干律师、党支部书记、党员律师的培训；市律师协会每年举办执业律师继续教育培训班和根据需要有针对性地举办其他类型的培训班。
23、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举办全省性的培训班，重点加强对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管理部门负责人的培训；省律师协会每年组织实习人员进行集中培训，举办高层次的培训班、研讨会。
五、律师培训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24、加强律师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要把加强律师培训工作作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摆上工作日程，认真研究、精心组织。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要成立律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一把手亲自部署，分管领导亲自抓，明确任务，责任到人，层层抓落实。要建立健全律师培训工作专门机构，充分发挥其作用，组织实施具体培训工作方案，为各项培训工作的落实提供组织保障。
25、研究制定年度律师培训工作计划。律师培训工作要纳入司法行政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划。省、市律师协会要按省、市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培训工作总体规划的要求，负责研究制定本地区律师培训工作的整体规划和年度培训工作计划；律师事务所负责研究制定本所年度律师培训工作计划。
26、建立完善律师培训工作管理制度和机制。律师协会要建立健全律师培训工作备案制度，律师事务所将律师培训计划和总结报律师协会，律师协会再将每年的律师培训计划和总结报上一级律师协会和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要建立完善律师培训师资制度，加强培训课程、教材和师资建设，注意收集有专业领域特长、综合素质高的专家、学者和律师资料；要建立完善律师涉外培训请示报告制度，凡参与涉外培训必须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并及时向主管部门请示报告；要建立完善律师培训档案管理制度，对实习人员和执业律师接受培训的情况进行详细记录；要建立完善培训证书管理制度，规范培训证书的制作、发放、登记和验证等工作；要建立完善律师培训质量考核评估机制，量化培训评价标准，对律师培训的实际效果进行考核评估，将律师参加培训活动的情况纳入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律师事务所要建立健全日常培训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培训设备，为律师参加学习提供有力支持。
27、落实律师培训工作的经费保障。为确保律师培训工作的正常开展，省、市律协要保证年度培训工作的经费开支，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要预留足够的经费用于律师培训工作；各律师事务所每年应从业务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作为培训费。要加强培训经费的管理，科学投入，优化效益，不得将培训经费用于律师培训工作以外的其他用途。
尹忠显院长曾经指出“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灵魂和生命，而能否真正实现司法公正，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人，在于法官素质，而要提高法官素质，保证公正司法，既要靠教育培训，更要靠制度约束。”（1）可见，教育培训对于公正司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官教育培训实际上掌握着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命脉”（2）要想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与效率，就必须加大对法官的职业理论修养、职业道德以及专门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一、法官培训的价值分析
法的实施是法律的生命所在，是法治社会得以实现的关键。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要想将书本上的法律有效转变为行为中的法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司法机关的公正司法活动，取决于能够良好、认真地履行使命的法律职业群体。法律的权威性、公正性以及稳定性来自于法律职业者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所以，法律职业者的职业素养对于司法的公正与效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逐步推进，法律体系将更趋于科学完善，与此相应，作为担负国家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在法治进程所起的功能和作用也将尤为明显。其间，享有“法律宣示者”、“正义的化身”之誉的法官，无疑将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博学、公正、清醒、正直、诚挚”将是对法官的基本要求，从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培根到马克思，对法官的要求都未脱离这十个字。法官的“博学”，一方面靠敬业进取、精益求精、修身奉法的基本素质激励自己与时俱进，认真学习；另一方面，需要在人民法院内部建立成熟、完善的教育培训机制，进一步规范法院的教育培训方式，这一切则离不开专门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法官培训对于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有着最为直接的作用。因为，一个没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的法官很难对法律的适用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论证；一个不具有娴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审判技能的法官很难高效率地处理案件；一个没有养成良好的定向思维的法官很难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和裁决。因此，只有经历专门的教育培训过程，才能使那些将要成为法官的人学到在普通法律教育中学不到的、而在司法审判工作中所必须的东西，从一个普通的“法律人”达到专业化法官的水平和程度，成为专业化的法官。同时，也才能使那些已经成为法官的人自身的专业素质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进而保障法官在司法裁判活动中实现公正与效率。
然而就目前我国法官的状况，特别是从基层法官现状看，很多法官未经现代法学院的正规训练，社会对他们是否有能力履行国家审判权，是否能够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心存疑虑。而正由于素质不高，致使一些案件不能及时审结。草率办案、违法违纪办案现象时有发生。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问题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综合化的特点，要求法官不仅应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还必须掌握运用相关专业知识，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而当前法官的知识结构普遍过于单一，不利于树立法官权威和审判的独立性，也不利于缩短审理周期和节约诉讼成本。从现实看，目前教育的对象主要限于在地（市）级法院以上任职的法官，大部分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接受教育培训的法定权利却得不到真正落实，这与他们所承担繁重工作应加快知识更新的客观需要不相适应。而现行教育模式相对滞后，表现在功利性太强，如大专学历教育重考试及格拿文凭，没有突出能力培训；教育方式缺乏活力，古板的学院式课堂教学占主要比例，教材由全国统一编定，没有结合基层实际，不突出岗前、任职、晋级、续职资格培训，不重视传授方法论和相关专业知识，“高分低能”成为一种教育通病。
二、域外实践：国外对法官培训的状况
英美国家十分重视法官的培训，且有培训机构、经费、方法等方面的保障。譬如，在美国，联邦和州都有对法官进行培训的机构。美国联邦司法中心的各种教育项目中最重要的就是为新法官确定方向而制定的培训计划。其对法官教育的目标有两个：向每位法官灌输审判职业的理念以及使法官掌握审判工作的技巧，适应法律和社会日趋复杂的趋势。法官的审判职业理念包括：（1）胜任审判工作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建立在教育经验和深入学习基础之上的。它既是指对适用的和必须说明的法律条款的理解能力，也是指判断某一具体案件中关键问题并探求解决问题的适用法律原则的能力，还包括法官应当具有的令人信服地阐明判决依据的表达能力，对社会、所审案件重要性、艺术、科学和文学的深刻理解，以及不断深入研究和学习的愿望；（2）职业道德。法官必须为人正直并且显示出他们的公正性。因为任何腐败行为都会腐蚀司法制度，在其公正性上留下阴影；（3）修养。是指法官在对待诉讼当事人、律师和法院工作人员时必须具有的公正、谦恭、尊重对方，不带有任何偏见和傲慢的态度。法官作为司法制度的代表，任何不尊重行为都将有损整个司法制度的威望；（4）裁决能力。即运用理论解决实际案例，寻求恰当判决的聪明才智：（5）在审理案件和对待律师、当事人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法律规定。
为了强化法官的教育，许多州的立法机关增加了法官外出参加培训的拨款。一些州的法院都制定有强制性的法官参加专门教育讨论会的章程。在培训方法上，过去一般局限于座谈会、短训班和研习班等形式，现在，由于众多的通讯手段使咨讯得以快捷传递，由此激发出了富有创造性的教学模式，例如运用录音磁带、电话讨论、光碟、网络等先进的手段进行教学。
加拿大法官教育是在美国60年代兴起的法官教育的基础上，并在其影响和推动下进行的。加拿大国会为负责法官教育的联邦法官教育中心提供经费，培训法官及其他职员。在加拿大，确定法官教育的全部必修课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对法院进行需求分析，二是对法官的职能和作用进行分析，然后确定进修科目。法官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主持诉讼程序。法官必须按程序审理案件，有条不紊，庄严肃穆；法官的第二个职能就是依法裁定有关证据的动议，并且就本案适用法律指导陪审团。法官的基本职责就是听，审案结束时作出裁判。法官培训即围绕法官的职能进行。
在大陆法系的法国，国立法官学校是司法部直属的数所司法职业学校之一，其主要的一项功能就是培训在职法官。在法国，每个已成为法官的人，在任职的前8年内，每年必须有15天时间在法官学校受训；8年后，可以自由选择受训。培训的教师配备很有特色，一部分教师为校长任命的教授、讲师，另一部分来自法官，此外还聘请一些工商界人士、国家官员兼任教师。但其主体由法官组成，他们来自法院，对法官业务熟悉，在此任教3、4年后再回到法院担任法官。这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在德国，针对所有法官的继续教育，其目的是为了让法官跟上时代的步伐，了解立法方面的新发展，并旁听与法官工作有关领域（例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的讲课。至于继续教育的方式，法官可以自由选择。法官可以通过阅读上级法院的判决和专业法律期刊来自觉完成。每个法院都有一个法学图书馆，以及一些常见的法学杂志。法官是否阅读无人检查。此外，法官也可以通过参加德国法官学院培训中心以及各州政府特别为法官举办的继续教育活动。继续教育中所采用的方法仍然是授课与讨论，也进行分组讨论。尽管法官在继续教育上拥有的很大自由，但法官们还是要接受继续教育，密切关注法院的判决，阅读法学教授的论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一，这是一个法官的道德问题，是法官的自知之明，同时也是法官的义务，尽管由于法官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这种义务不能被要求强制执行。第二，法官的判决可能被提起上诉，受到更高一级法院的法律审查，如果判决有误，该判决就会被上诉法院撤销，上诉法院在判决理由中会指出所犯的错误。每个人都不愿被指出自己的错误，尤其是在错误可能很容易避免时，更是如此。因此，每个法官都会尽力使判决不犯错误，并能经受得住上诉法院的审查，这就要求法官必须与法学研究的现实状况保持一致。第三，为晋升之需要，法官一般都注重进修学习。法院院长定期对法官的工作业绩做出鉴定，这对法官的晋升起着重要作用。
三、当前我国法官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英美国家的法官培训相比，结合目前我国法官培训的现有情况来看，存在着许许多多方面的不规范。主要表现在：
（一）、缺乏优良的师资队伍。
目前培训法官的师资奇缺。过去我们培训师资主要来源于法律院校的教授、学者，他们虽有较为精深的理论水平，让听课者感觉深奥，但同时又让法官们感叹课不精彩。因为教授们所说的高论有时实在与法官们每日经手的案件相距甚远，那些深奥的东西对审判中的难题就像是远水不解近渴，而目前法官培训学院的专职高技能教师却为数很少，与当前的法官培训状况不相适应。
（二）、培训机制不科学。
目前按规定，三级以下法官由中级法院负责培训，三级以上法官由省法院负责培训，一些院长们由国家法官学院负责培训。就三级以下法官来说，面广量大，处于审判第一线，仅靠中级法院培训，培训质量不可能得到保证。而中级法院培训机构普遍没有专职教员，全靠临时兼职教员授课。这些兼职教员本身审判任务压力很大，没有教学经验，又没有专门时间去备课、调研，没有名师当然出不了高徒。而参加国家法官学院培训的院长们，普遍不亲自办案，审判业务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紧迫的事情。处于审判一线迫切需要扩展、充实审判知识、经验的法官轮不上高级别专业培训，而参加高级别专业培训的领导又不直接从事审判工作，这种培了不用，用了不培现状明显不合理。
（三）、考核机制不到位，没有检测培训效果的有效措施。
以前办培训班，没有考试，学好学差一个样；甚至有的培训名为培训实际上是旅游消遣的代名。后来增加了考试，增加了向培训手册登记，给参培学员增加了压力。但学好了怎么样，不参培又怎么样，对晋职晋级毫无影响。因此，培训仍然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软任务”。
（四）、培训内容比较单一。
法官职业化要求对法官培训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知识和法律条文的理解，而且要加大对法官审判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训，培养法官的理性思维，增强法官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法官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知识的理解，进一步增进对现代司法价值和理念的认识，提升对职业内涵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和职业精神的理解。而目前我国的法官培训主要表现在法律基本知识和法律条文的培训，而在审判技能和职业精神等方面的培训却比较薄弱。
（五）、培训方法单调，教学模式落后。
法官培训作为一种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成人培训，他不同于普通高等学校的法学教育，在培训对象、目标和内容等方面都必须采取符合法官培训规律的教学模式，如有的国家的法官培训，除了理论和业务培训以外，还为学员提供国内外考察、研究时间并设有体育课，以扩大学员视野，增强学员体质，也有的主要是针对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疑难问题进行研讨，而且目前我国基本上是比较单一的教师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
四、规范法官培训的几点建议
就整体而言，培训法官是一项复杂、牵涉面很广的系统工程。针对当前我国在法官培训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改革、完善规范当前的法官培训工作，笔者认为应着力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扩大培训教师的来源。
在英美国家，法官培训采用以法官教法官为主的方式，这也是他们多年以来培训经验的总结。美国的一些州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规定，凡在大学开设讲座或课程的法官，可以获得相应的学分，冲抵应当接受的继续教育。我国古代历史上也存在过“以吏为师”模式的培训教育。郑国邓析“招门徒，传授法律，学讼者不可胜数”，秦统一六国后，朝廷采纳李斯“以吏为师”的建议，实际上就是一种技能与职业的简单传承，这是我国早期的法官培训模式。
我们反对放弃我国的传统经验，照搬外国的法官培训模式，但也可以规定，凡具有一定理论研究成果或在法官培训开设一定讲座和课程的法官，可以视为接受了培训或冲抵办案数。培训教师的来源可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教授、深厚法学造诣的法官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由教授讲述法学理论，外国法律制度及相关理论，由深厚法学造诣的法官讲授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技巧。由相关领域的专家讲授审判相关领域的知识，保证在各方面满足法官审理案件的需要。
（二）建立新的培训机制，提高法官职业培训层级。
笔者认为，全国各级法院不必层层设置专门法官培训机构，中级法院以下可取消法官专门培训机构，集中精力人力办好国家法官学院和各高级法院法官学院分校。各高级法院法官学院分校应有专门培训教室、设备，有硕士研究生以上专职教师。中级法院以下主要抓好干警在职自学和专题讲座、专题研讨等，不再担任法官集中培训任务。法官职业培训主要由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承担。培训任务可区分为中级法院以下法官主要由法官学院分校负责培训，高级法院法官及中级法院院长、副院长主要由国家法官学院培训。中、基层法院每年可以有条件选拔一些德才兼备、有培养前途的法官到国家法官学院进修两到三个月。这样一来可以保证培训师资力量雄厚，管理规范，教学有经验，有利于提高培训质量；也可利于在基层培养高精尖法律人才，推动基层法院审判质量、效率上台阶，同时为上级法院在基层选拔人才或配备基层法院领导班子作好储备。
（三）、强化法官培训考核奖惩机制。
要把法官培训作为一项硬任务，列入岗位目标进行考核。凡是年度参培时间不落实或参培考试不及格的，当年应该取消参加评选资格，当年或次年轮到法官晋级的，应取消晋级资格，彻底打破参不参培一个样、学好学差一个样局面，逼着广大法官成为学习型、专家型法官。
（四）、培训内容应以审判技能为主，兼传授多种社会知识
知识应包括法律知识和非法律知识。法律知识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础，只有掌握法律知识，才能进一步获得法律解释推理等技能，非法律知识是指以与法律案件有关部门的人文学科知识以及其他学科知识。博登海默曾经把法官比喻成为“社会医生”，而“社会医生”要精通“医术”——法律知识，此外还要有广博的知识修养。法律作为社会的调整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单单靠法律知识，还需要有解决相关问题的学科知识。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说“如果我们的法官不仅仅在先例方面博学而且还极为精通历史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那么紧张关系就会得到缓和，社会进化的实现也会伴随更少的摩擦，这种情况难道不可能吗？”（3）
（五）、培训内容上应注重思想道德素养教育
明析价值知识对法律人格修养的重要意义，并将其纳入法官培训知识的视野。我们应当认识到，任何知识都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人类带来繁荣与幸福，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我们对于学习法律者，倘不在顾及他们的道德修养，那无异替国家造就一班猛虎”（4），徐显明教授也曾经说“法官检察官律师可以称作法律的守护者，特别是法官有法律守护神之称，要培养出”神“来，道德修养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法官培训应培训的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关键在于法官的人格修养。
（六）、改进法官培训的教学方法
如前所述，法官培训的教学方法大多沿用了业余大学及高等院校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理应得有突破性的改革。我们不妨根据成人培训，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启发参加培训的法官积极思考。其实，参加培训的法官也非常迫切想在课堂上向教授提出一些问题，并且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具体在教学方法上可采取如下方法：以逐步实现满堂灌式填鸭教学向互动式教学、经院式教学向实践式教学转变。
学术讲座式。就某一个问题，特别是审判工作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从历史渊源到发展趋势，从理论到实践，作深入阐述、讲解，避免面面俱到、泛泛而谈、照本宣科，真正使学员思想境界和理论水平有新的提升
提问互动式。充分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教师与学生相互提问、辩论推进教学过程，在研讨中互相启发、加深理解、教学相长，使法官更快、更好地掌握所教学的内容，深刻理解法律原理。同时，通过学员反馈意见的方式，使教师掌握学员的知识需求，从而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
个案分析式。围绕典型案例，追溯某一法学理论产生的根源、价值和走向，从分析实际个案中发掘及了解法律的基本原则、具体规定、立法精神和适用体会，在分析和解决问题中加深对法律的理解，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
理论研讨式。要将灌输式培训与理论研讨结合起来，发动学员就某一课题进行调查研究，撰写论文，并通过召开理论研讨会、进行演讲答辩、组织评奖等形式，促使学员开动脑筋，独立思考，锻炼法律思维，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庭审观摩式。通过庭审观摩、庭审示范、交流切磋，丰富学员审判经验，提高驾驭庭审能力，使法学理论与审判技能在融合中提高。
实践锻炼法。一方面，对培训学员采取集中培训与定期回所在法院办案相结合的办法，促进知识转化、学以致用。另一方面，通过上下级法院之间、发达地区法院与欠发达地区法院之间相互挂职锻炼的办法，实现法官业务水平的提高。
考察交流法。通过邀请国内外专家和资深法官授课、把法官派往与审判工作有关的专业部门交流，以及组织法官到国外或先进地区访问、考察、留学等方式，开阔法官视野，提升业务水平，树立先进的司法理念。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2000年11月30日尹忠显院长《依靠制度保障法官高素质》
（2）《人民法院报》2002年6月15日金奇男《法官培训与法官职业化、专业化、同质化》
面对现实，面对挑战，企图学习上一劳永……1997年3月13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规定了现行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主要内容：每年度培训不少于40课时；培训的内容主要是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含有关司法解释）、与律师从事业务有关的经济、科技等领域专业知识和外语知识、司法部和全国律协颁布的有关律师工作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方面的规章等等；培训方式为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律师参加境外培训和学历教育，亦可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培训机构上由省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负责组织；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度，从1997年度年检注册后开始，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件之一；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律师继续教育培训工作。
二、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缺憾
现行律师培训制度在向律师及时传播新知识、新信息和新理念（如知识更新、终生教育等等），交流业务经验，提高律师业务水平等等方面无疑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部处于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而“急就章”出台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不完善之处也是明显的（当然也是难以避免的）。因此，从合法性、合理性及我国律师管理体制的改革趋势角度反思、评判现行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对于进一步完善该项制度、提高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效率、改革我国律师业务管理体制、促进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行政，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1、 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似乎由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过多地包揽了本属于律师1997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将“组织律师业务培训”作为律师协会的法定职责，且并未限定一定是“省级以上”律师协会才有此项职责。而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则就律师培训事项不仅避开中华全国律协发号施令，而且，还将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组织培训的主要主体，且阻却了省级以下律师协会对其依法拥有的“组织律师业务培训”职责的行使。尽管实际培训中地市级律协甚至县级律协也在组织律师业务培训，但这就人为的造成了立法和规章的不统一，令各级律协处于尴尬之地。而由司法行政机关对培训学时、培训方式、具体培训内容等等细节进行过多的描写，则显然有碍“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这一改革目标与理念的实现。
2、培训实行“一刀切”，缺乏起码的针对性，造成了培训对象上“培训过度”
和“培训不足”缺陷并存，不符合教育学基本规律。
由于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对律师的急切需求也就造成了我国律师队伍法律水平的巨大参差不齐，法律大专与法学博士共存，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同在，地区差别更是明显，以致于立法和司法考试办法至今还在对“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这一本来就已经不高的起点进行 “地区变通”，弱化取得法律执业资格起码的学历要求。如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法律大专生、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所谓“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缺乏起码的量化要求，几乎成了“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充斥律师队伍；同时，由于律师行业的相对工薪阶层而言的自由和高收入（当然也是高风险），连年来吸引了不少法学（律）硕士博士以及法学专家教授（兼职为主）加入其中。
按照教育规律，“因材施教”乃是教育效率和合理性基本要求。不分对象、不顾现实，一律同样的学时、同样的内容、同样的培训方式，似乎是犯了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早就批评过的“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错误，其结果必然造成培训对象上“培训过度”和“培训不足”缺陷并存，不符合教育学基本规律。
3、 有关“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
等刑事辩护培训内容实际上以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剥夺了律师的刑事案件辩护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有关律师可以“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的规定，侵犯了律师的依法执业权。
注意到修正后的199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律师执业当中极有可能会遭致公、检不配合甚至职业报复的历史背景，也许司法部当时确实是出于对律师的一片关爱之心而有此规定，从情理也可以理解。果真如此，则乃是司法部针对律师执业当中极有可能会遭致公、检不配合甚至职业报复这一顽症开错了药方。以抽象的侵犯律师依法执业权的违法行政规定来对付司法机关在律师执业过程中而进行的具体的侵害律师执业权的行为，不仅让律师执业权遭受了双重的侵害，而且付出十分沉重的法治上的代价。
4、 所谓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度、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
件之一的做法，尽管符合行政效率原则，有其合理之处，且有司法部部门规章可资参考，但法律依据不足。
司法行政权作为行政权的一种，是“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可为之”的公权力；而与其相对应，律师执业权则是属于私权利之列，“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受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对公民取得律师执业权的积极要件乃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具有律师资格；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品行良好”；消极要件主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 以及“国家机关的现职工作人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期间，不得执业”。 除此之外，非有违法及违反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并受停止执业、吊销律师执业证书之处罚者，已经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其执业权利不应受到法外限制。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但是，这种“指导、监督”权力必须以法律为界限。换言之，离开律师法的规定设置律师执业证书注册制度以及实行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件之一、未经注册的律师执业证书无效的做法实际上背离了律师法有关律师执业消极条件的规定，在限制了律师执业权的同时为司法行政部门自我扩权创造了条件。因此，尽管这种做法客观上很符合行政管理上的效率原则，有其合理之处，但严格说来这种没有法律根据、自我扩权的规章本身的合法性就令人怀疑，其法律依据并不充足。
5、 忽视了律师学历的差别而规定的学历课时认可制度缺乏公平，不分学历状
况而笼统规定“律师参加境外培训和学历教育，亦可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实际上是促成了低学历免律师业务培训的做法。6、尽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初步消除了律师、法官、检察官三者在职业资格准入上的法律障碍，但在业务培训上依然是各自为政、自我封闭，不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化。
三、 完善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几点构想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我国律师师法的有关规定，并参照“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这一律师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目前据称已至攻坚阶段的我国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对完善我国律师业务培训制度提出如下构想，供律师协会与司法行政部门决策时参考。
1、 根据现行律师法的有关“组织律师业务培训”系律师协会的职责的规定，
在司法部的指导、监督下，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按照其章程的规定，制定《律师业务培训指引》或类似行业规范，指导各级律师协会依法组织律师业务培训工作，改变现行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言不正、名不顺的尴尬局面。
2、 针对律师学历、资历、水平的不同，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地分级规定每
年律师应完成的培训学时和培训方式。
其中，对于没有取得法律专业本科学历或其他专业硕士学历的律师（可称为“重点培训人员”），应加大培训学时，每年至少应为96学时（即平均每月培训不少于一个工作日）且培训方式应为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非自学方式，切实提高律师业务素质。
对于其余人员，即达到法律本科但未获得相应的法学教研或律师系列副高级以上职称者，或虽有硕士以上学位但不具备法律系列本科以上学历者（可称为“一般培训人员”），每年的律师业务培训学时至少应为目前的40学时且培训方式应为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非自学方式。
对于已经取得法学（律）硕士以上学历、或法律本科以上学历且获得法学教研或律师系列副高级以上职称者（可称为“实质免培训人员”），可不要求具体学时、不限定具体的培训方式，允许其自学。之所以称只为“实质免培训人员”而不实行免培训制度，乃是至少在理念上应体现“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生教育体系”的要求。
3、 对于不具备国民序列教育本科学历（主要是部分不具备本科学历的“重点
培训人员”）、为达到国民教育序列本科学历而参加学历教育学习的律师，不得抵扣律师业务培训学时。
对于其他类型的学历教育，如已经具备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参加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学时，同样不得抵扣律师业务培训学时，理由是首先应当鼓励律师取得法律系列本科以上的学历。
此外，如已经具备法律本科学历、攻读硕士以上学位的；或具备非法律专业本科学历、参加法律（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学习的，可以根据有效学习单上记载的学时，抵扣律师业务培训学时。
4、 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得在律师业务培训的规定中违法限制律师的
执业权。诸如“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之类的侵犯律师执业权的规定，应该坚决予以摒弃。
5、 鉴于律师执业证书年检注册制度并无法律规定，从而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
度、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件之一的做法就更显得“合理不合法”。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乃是必然趋势，为避免司法行政机关可能因“合理不合法”所带来的“好心没好报”，也为提高行政效率、增强司法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意识，应尽快确认律师执业证书年检制度的法律地位，将其写进律师法。这样年检时所需的有关材料如律师业务培训证明可以顺理成章地通过司法部规章来作具体规定；同时，也和2003年8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规章可以在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前瞻地衔接起来。否则，仅仅以“律师执业证书年检制度乃是律师执业证书这一行政许可具体规定”为由，进而在法律明文规定的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的应当提交的文件（申请书、律师资格证明、申请人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实习鉴定材料、申请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以外增加其他文件、从而实质上提高了许可发放律师执业证书的法定要求，是很难在合法性上自圆其说的。
论文关键词 警察培训 法学教育 公安业务
系统、专业的警察法学教育是警察院校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可以说，警察法学教育对警察教育的发展、对培养合格的公安警察执法人才起着关键性作用。警察法学教育主要包括两部分，即警察学历法学教育和警察培训法学教育。本文就警察培训法学教育训练存在的问题、现状及其对策谈点体会。
一、警察培训法学教育训练的现状及问题
（一）社会主义警察法治理念教育在警察培训法学教育中重视不够
1999年修正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写入宪法，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依法治国的道路。党的十七大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作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2009年12月1日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时要求：在全面开放、高度透明的执法环境，必须更加注重树立理性、公正、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把这一理念根植于每一名民警头脑中，落实到每一名民警实际行动中，贯穿到每一项执法活动和每一个执法环节中。但在警察培训法学教育中，对社会主义警察法治理念和理性、公正、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教育内容重视不够。
（二）警察培训法学教育训练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缺乏科学论证，科学的教学体系和内容没有完整建立和形成
警察培训法学教育，长期以来是缺乏统一的完整教学体系。对各警种民警的法律专业知识培训教学体系既无完整的教学大纲也无统一教学计划，更无具体的讲授体系和框架，警察培训法学教育训练教学内容的确立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有时教学内容的确立是根据执法形势的需要来确立的，属于应急性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也没有认真调研确立和形成。据调研，不少的公安院校对不同层次和不同警种民警法律培训，常常不分警种和层次，只开设刑法、刑事诉讼法或与公安执法有密切关系的若干法律专题讲座，民事法律基本没有涉及。这样进行法律培训，常导致培训民警法律知识的单一、缺少系统性，民警培训后无法系统掌握与自身警种和层次执法所需要的法律知识。
（三）重法学理论灌输和法律注释，培训法学教学与公安执法实践相脱离
公安院校的培训法学教学，仍存在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灌输的多，一言堂的居多，教师上课，满足于法律的注释，缺乏启发教学，双向交流。注重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培养不够。有案例教学，也就是老师从网上下载几个案例供培训学员讨论或案例对抗辩论。担任法学培训教学的教师没有深入到公安执法一线，收集公安执法实践中出现的典型有指导意义的案例。在培训教学中的教师也较少深入公安执法一线了解公安警察执法的现状、难点和热点问题。法学教学特别是应用性较强的法学教学，贴近实战，学以致用严重不够，教师常常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的法律条文到抽象的理论的解释，授课内容，没有贴近公安执法实践，教师对公安执法实践的信息缺乏了解和熟悉，授课无针对性，对操作性较强的专业内容，授课吃力、讲不清、讲不透，更谈不上形象生动、准确，解决公安执法实际问题。
（四）民警培训法学教育的教学内容滞后公安执法新形势
公安执法工作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公安执法的疑难问题经常出现。但法学培训教学的内容，仍然是几年前就准备和编写好的讲义或课件。培训法学教育的教学内容远跟不上公安执法形势的发展变化。培训后的民警总感觉培训后没有新的收获，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五）时间极短的培训，无法实施完整的法学培训教育
目前各种警察培训不少，但大多数是分警种的极短的三至五天的专业业务培训，对法学教学内容根本无法顾及。由于培训时间短，课程内容多，不同警种的必需的法学教学内容无法安排。只能象征性地开设一、二个与本培训警种有关的法律专题讲座。如开办的国内安全保卫民警培训班，总共三天，只安排了一个国保管辖案件法律适用专题讲座（一个半学时）。时间稍微长的初任培训班和司晋督培训班，由于课程门类多，教学内容多，法学教育培训也只有象征性安排几个法律专题讲座。
（六）培训法学教育中的考试和训练基本上走形式
培训考试是所有课程或专题讲座全部内容的综合考试，法学培训教学内容只不过是综合考试中的一小部分，考试题目也是几年前就命好的题目，考试几轮后，所有的题目基本已全部泄密，每次考试就成为做练习而已。由于时间短，法学教学实训内容或训练基本没有时间安排和开展，实训内容和安排形同虚设。
二、造成警察培训法学教育训练现状及问题的原因
1.警察培训教育对警察法治理念教育对警察执法素质培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公安工作是执法工作，良好的法治理念是执法的前提和思想基础。但长期以来，警察培训教育对此认识不够或没有形成共识。
2.警察培训教育没有真正认识到，公安警察的所有业务工作实际上都是执法工作，片面认为公安工作只是公安业务工作，培训中只注重公安业务专业知识培训，不重视法学知识培训和社会主义警察法治理念培养。
3.警察培训教育由于对法学教育的片面和错误认识，在制定警察培训大纲或方案时，重点考虑地是如何提高培训警察的公安业务素质和业务办案能力，较少考虑如何提高培训公安警察的法治理念、执法理念以及岗位执法能力，必然导致培训教学中法学教育内容缺失或内容极少的现状。
4.导致警察培训教学民事法律知识培训内容重视不够的原因是，认为民事（间）纠纷是法院管辖的案件，基层组织调解的事情，与公安工作关系不大，但事实情况是大量的民事（间）纠纷与违反治安案件牵连在一起，不少的刑事案件、违反治安案件是民事（间）纠纷引发或延伸，与公安执法密切相关。涉案群众常常请求公安机关处理或调解，但处理案件的民警民事法律知识十分缺少，甚至空白。处理或调解群众请求的民事纠纷案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引发群众申诉、信访。
三、解决警察培训法学教育训练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对警察培训法学教育训练进行实地调研和深入研究
根据不同警种、不同层次、不同岗位警察其应当具备的岗位执法能力和核心执法能力及素质，制定不同警种、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不同领导职务警察法学教育培训大纲和计划，在大纲或培训计划中，对不同警种、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不同领导职务警察其应当具备的岗位执法能力和核心执法能力及素质应当具备哪些专业法律知识点作出明确规定，便于法学培训教学的开展和进行。
（二）实施贴近实战、贴近公安执法实际的法律专业培训内容，是提高培训质量的根本措施
质量是在职民警培训工作的生命线。长期以来，在职民警培训理论性的教学内容比较多，贴近实际需要的警察实战训练和实践性环节的培训较少，警察培训教与学两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单纯完成培训任务的倾向。再加上现有培训内容陈旧、滞后，范围狭窄，缺乏针对性；任课教师缺乏公安执法实践经验，对公安执法新问题、新情况缺乏深入的研究，授课内容难以与公安实际执法相融合。这是造成教学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要真正做到“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主要在于培训前就要组织任课教师深入基层有针对性的进行调研，编写了贴近实战的培训教学大纲和讲义，并在培训过程中增加实战训练时间和内容。在职民警培训只有在培训内容上切实改变以往重过程轻实效、重理论轻实践的状况，从公安执法实际出发，突出实战训练和实践性环节的培训，才能较好地提高培训质量。
（三）采取适合在职警察培训实际的教学方式，是达到良好培训效果的关键
不能针对在职培训警察的实际特点因人施教，仍旧沿用理论“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必然会使培训缺乏吸引力，学员失去学习兴趣，被动应付考试，培训效果就可想而知了。采取切合公安执法实际的法律专题讲座、典型案例剖析、典型案例经验总结和探讨等授课方式，能较好地提高在职培训民警的学习积极性，使在职培训民警易学、易懂、易会。只有在培训方式上大胆创新，突破单一的授课模式，注意针对不同警种、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不同领导职务民警的特点因人施教，才能激发在职培训民警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意识，培训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具体对于法学基础理论和法学基本知识的法律课教学，应把课堂上教师精讲与学员的自学、课堂讨论和教师辅导给合起来进行教学，彻底摈弃单一陈旧的课堂讲授的教学方法。注意课堂上提问、设问等启发式教学方法的运用，教与学双向交流，切忌“填鸭式”教学方式。教师讲授的内容应少而精，重点突出，难点讲清讲透，以学员够用为原则。培养学员的自学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实际执法问题的能力，进一步调动学员学习法律理论、法律基本知识的积极性、主动性，打破死气沉沉的课堂气氛，营造一个充满学习欲望，生机勃勃的课堂氛围。
（四）改革对学员法律培训的考核方式
对学员法律课的考核要改变单纯以笔试定优劣的考试方式。要采取笔试、口试、动手操作能力、案例分析报告、案例辩论等多种考核方式相结合。笔试、口试的考题，应特别注重必备法律知识和运用法律基本知识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考核。考题应取消死记硬背的名词解释、填空题和简答题的题型，可采用进行分析、理解的判断题、辩析题、选择题及案例分析题等考试题目类型。
（五）担任培训教学的教师熟悉了解公安执法，是提高培训教学质量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要打破目前法律课教学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僵化的教学局面，必须让教师多接触、了解公安业务和公安执法的实践。担任培训法学教学的教师应定期到公安执法部门锻炼，努力使自己成为通专结合的“双师型”的教师，既具有较强的法律课教学能力，又具有较强的公安执法能力，同时有较宽广的法律知识和某一法律学科专门的特长。
（六）分警种和不同层次实施法律专业知识培训
公安机关是我国执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机关与其他执法机关的不同在于它的执法权限具有双重性质，即公安机关既行使公安行政执法权，又行使公安刑事司法权（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和执行部分刑罚的权力）。公安机关这两个方面的执法权，根据公安机关内部执法分工，是由不同的执法业务部门及相应的警种公安民警来实施和完成的。目前，公安执法业务部门一线执法警种主要有治安、刑侦、经侦、交管、国保、缉毒、缉私等主要警种，每一个业务部门及相应的警种的公安民警所需要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是各不相同的，公安机关各警种的全部业务工作都是执法活动，公安机关能否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树立理性、公正、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关系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关系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思想的贯彻落实，关系到社会主义警察法治理念的树立。因此应当根据不同警种、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和不同领导职务警察执法核心能力培养实施法学教育，才能适应新的公安执法工作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