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财务报告舞弊； 识别； 治理
企业财务报告作为企业向外界传递自身经营活动情况信息的一种载体，是经营管理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近几年，财务报告舞弊行为愈演愈烈。这些舞弊行为的发生严重干扰了证券市场的经济秩序，使投资者丧失了信心和积极性，歪曲了企业的价值，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面对财务报告舞弊所带来的危害，对财务报告舞弊的研究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财务报告舞弊概述
财务报告舞弊概念的界定是研究财务报告舞弊问题的前提，借鉴我国和美国的财务报告舞弊概念，本文对财务报告舞弊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国内外学者多年来对财务报告舞弊问题的研究成果从财务报告舞弊的动因、手段及特征和识别方法三个方面进行回顾。
（一）财务报告舞弊概念的界定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考虑》将舞弊定义为：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治理层、员工或第三方使用欺骗手段获取不当或非法利益的故意行为。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第99号审计准则（SAS99）将财务报告舞弊这样解释：为了欺骗财务报表的使用者而对财务报告列示的数字或其余揭示进行有意识的错报或忽略，它包括对财务报告据以编制的会计记录或凭证文件进行操纵、伪造或更改；对财务报表的交易、事项或重要事项信息的错误提供或有意忽略；与数量、分类、提供方式或披露方式有关会计原则的有意误用等。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将财务报告舞弊定义为：管理层违背相关法律法规，采用欺骗性手段故意编制和披露虚假财务报告或有意忽略有关财务信息，以欺骗财务报告使用者的违法行为。
（二）财务报告舞弊的识别方法
总体来看，关于财务报告舞弊产生的动因、手段和特征，国内外的研究较为全面和成熟。关于财务报告舞弊识别方法的研究，主要采用统计学方法。
无论是统计学方法还是数据挖掘方法，它们都是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为依据的，这种定量识别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弊端：为了避免定量识别的这种片面性，我们有必要考虑企业的非财务数据，提出定性识别的方法，定性识别是通过对非财务数据进行分析，根据经验来判断财务报告舞弊发生的可能性，进而将舞弊公司识别出来的方法。
所以，比较完善的方法是采用定量识别和定性识别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可以以财务数据为基础，通过数据挖掘中的聚类分析方法将财务报告舞弊公司和非舞弊公司加以识别。这些识别方法相对于以往的识别方法和模型，具有简易性、准确性和通用性的优点。另一方面，还需要考虑法律法规界定的漏洞、公司信用评价、外部经营环境、外部审计特点等因素，采用定性识别的方法对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和非舞弊行为进行识别。这种定量识别与定性识别相结合的方法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舞弊的识 别率。
二、财务报告舞弊的原因分析
影响财务报告舞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只有正确地认识这些影响因素，找到舞弊的根源，才有助于外部信息使用者全面分析上市公司，以便做出科学的决策，也有助于监管当局寻找到有效治理的思路。
（一）相关会计法律法规分析
面对入世后越来越开放的证券市场和规范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迫切要求，我国对会计法律法规做了大量的修订工作，包括《企业会计准则》、《经济法》、《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都得到了很大的完善，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1.法律法规无法严格界定大量的职业判断业务；
2.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不完全性和滞后性；
3.不平衡各方的博弈会影响法律法规的公正；
4.法律法规对中小投资者保护不够。
（二）外部审计分析
作为中介机构，注册会计师受委托对被审计主体进行财务报表审计，应对被审计主体的财务报表发表公允的审计意见。所以，外部审计是社会反财务报告舞弊的重要防线。但从我国的现实来看，随着为舞弊公司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大量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被牵扯出来，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公信力正在大幅下降。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成本和收益与发生的概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成本低、收益高，就必然会导致此类事件的发生率上升，反之，就会下降。
（三）政府监管分析
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政府对某些垄断行业或其他市场失灵领域的监管要通过法律并结合司法体系的诉讼机制。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也是政府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前面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这里笔者重点论述除法律法规以外的政府监管。
1.政府监管的必然性
【关键词】 反向收购; 中国高速传媒; 财务舞弊; 舞弊三角理论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05-0122-04
一、引言
自Jensen & Meckling（1976）探讨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下产生的问题后，股权结构、监督机制及成本等问题成为研究重要议题。而诸多成本中，企业舞弊所带来的后果最为严重，其广泛程度涉及投资人与债权人的损失、企业的破产重组、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法律条文修改等诸多层面。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现象层出不穷，从原野、琼民源、蓝田股份、郑百文到银广夏、东方电子、绿大地等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让投资人蒙受巨大损失，其中2010年发生的中国高速传媒舞弊案便是突出代表。本文试图从舞弊三角理论视角分析形成的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中国高速传媒控股有限公司舞弊案例回顾
中国高速传媒控股有限公司（CCME）的前身为福建分众传媒，成立于2003年。2009年10月CCME通过RTO（反向收购）方式赴美上市。上市时CCME的审计师是一家位于美国丹佛的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后来知名审计机构德勤接手，2010年3月德勤出具了CCME 2009年度审计报告，报告显示当年净利润4 200万美元。2010年6月CCME顺利转板纳斯达克，每股发行价12美元，市值3亿美元左右。公司承诺，上市给予陈征和林氏兄弟3 089万美金。2010年1月，胜达以3 000万美元买进100万股的可转换优先股成为CCME第三大股东，并于2010年10月从第二大股东林氏兄弟手中接受150万普通股，合计拥有CCME公司8%的股份，同时认购155万股普通股的认股权证。2011年2月4日，浑水（Muddy Waters）质疑公司夸大盈利能力，指出其向工商局提交的盈利数据与向美国证监会递交的财务报告数据严重不符的事实，并给出“强力卖出”评级，目标价为5.28美元。随后，多家美国律师事务所代表投资者对CCME公司提起集体诉讼。2011年3月3日，德勤致函CCME内部审计委员会，对其2010年度财务报表提出质疑，但是未得到回应，随后，德勤辞去审计职务，CCME股票交易被暂停，当日的股价为11.88元每股。3月13日，公司CFO Jacky Lam辞职。胜达在CCME公司董事会中的代表执行董事董颖（Dorothy Dong）辞职、曾经力挺中国高速频道的翰德证券（Global Hunter Securities）分析师Ping Luo也于同一天离职。2011年3月22日胜达分别在美国和香港CCME公司CEO、CFO和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并要求索赔投资损失。2011年4月14日审计委员会主席孔维钊以无法履行受托责任为由申请离职，从而促发了交易所关于不少于3名成员的规定，从纳斯达克摘牌，转至“灰单”市场。2011年5月19日，被浑水质疑的CCME接到纳斯达克的摘牌通知。2013年6月20日，SEC宣布对CCME这家在美退市多时的中概股进行，该公司及其CEO涉及捏造虚增公司财报的现金余额和其他财务造假事项，要求对该公司处以罚款、追缴所得，下达永久禁止令，并禁止该CEO担任任何上市公司高管职务。
三、中国高速传媒舞弊形成机理分析：基于舞弊三角理论的视角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考虑》中将舞弊定义为：“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治理层、员工或第三方使用欺骗手段获取不当或非法利益的故意行为。”目前学术界对企业舞弊行为的成因主要有舞弊三角理论、GONE理论和舞弊风险因子理论等。其中舞弊三角理论是迄今财务报告舞弊形成机理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压力、机会和借口这三个条件形成舞弊三角。
（一）压力
压力是舞弊的直接诱因。CCME舞弊案中，SEC表示有证据表明公司CEO程征蓄意操纵财务数据、伪造银行对账单和银行询证函及虚构现金余额，其中2009年年报虚增现金5 686万美元，2010年第三季度虚增现金1.6亿美元，并试图以150万美元收买审计师等，被SEC，其原因如下：
第一，股票期权，激励源泉还是舞弊动因？CCME财务舞弊与实行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有关。这种激励机制通过高管分享剩余收益，能有机协调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激励高管人员创造优异业绩。然而股票期权也存在较大副作用。首先，加大了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报酬鸿沟，诱导上市公司高管过分关注股票价格波动，甚至诉诸于财务舞弊。其次，股票期权激励机制使董事会忽略对财务报告系统真实性和可靠性的监督，助长了高管的舞弊行为。最后，对高管而言，股票期权比年薪、奖金、退休福利等报酬形式更有价值。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规定，年薪、奖金、退休福利必须作为费用加以确认，而股票期权却不作费用确认，只需在报表附注中加以披露。这一规定更是强化了高管舞弊的动机。股票期权可以是激励源泉，但若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其背后蕴涵的巨大利益驱动，足以使其成为财务舞弊的直接诱因。CCME舞弊案中，公司董事长兼CEO程征若达到2009年度规定的净利润目标，其个人就能获得60万股的股票，价值大约为600万美元。从公司高管持股交易状况来看，公司董事兼首席财务官Jacky Wai Kei Lam于2010年5月19日以每股13美元价格购入股票4 000股、2012年12月8日以每股15美元价格购入公司股票10万股，合计拥有股票14万股，价值210万美元。除此之外，公司承诺若上市成功给予程征和作为第二大股东的林家兄弟3 089万美元的现金，这些都成为CCME公司及CEO舞弊的直接诱因。其中既有高管CEO、CFO的股票期权，也有CEO和大股东上市成功后的现金承诺，这些足以促使上市公司高管单独甚至串通舞弊。
第二，中介机构持股助长了舞弊的动机。胜达投资公司是CCME第三大股东，拥有3 000万美元股票及155万股普通股的认股权证，并于2010年10月又从第二大股东林家兄弟手中接受150万普通股，合计拥有CCME公司8%的股份。而在被浑水质疑其财务报表后，胜达就开始在美国和香港公司CEO、CFO和德勤。胜达作为知名的投资银行，在CCME美国上市历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呢？是否存在怂恿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夸大赴美借壳上市的好处？在CCME美国上市业务中，胜达采取的并非现金收费方式，而是反向收购公司一定股份，这部分股份比例小且不受锁定期限制，因此胜达客观上有“粉饰”公司业绩、拉高股价，然后在适当时候抛售股票，赚取巨额利润的动机。中介机构的两面性使得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在利益驱使下常常放弃专业原则，跨越职业道德底线。这些机构在提供专业服务过程中，面对企业实际存在的账务问题和违规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甚至进行指导以逃避相关监管，采取一切手段帮助企业上市以实现自身利益。一旦日后问题暴露，这些机构或专业人士又不惜损害客户利益以保护自己。
（二）机会
机会要素的存在使舞弊动机的实现成为可能。导致CCME及CEO舞弊行为成为可能的原因在于：
第一，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金融危机后，中国概念股成为美国资本市场的强心剂。CCME就是其中一员，通过反向收购（又称借壳上市）达到上市目的。这种方法相对于IPO而言是一种更迅速、更经济的途径，发生的法律和会计费用显著低于IPO。通过反向收购在美上市的公司一般上市条件不满足中国证券市场要求、财务报表舞弊风险较高、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较弱且未经历中介机构辅导、规范经营过程。CCME通过反向收购方式上市，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内部控制、财务报表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上市前在融资动机的驱使下采取各种方法掩盖问题，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及公关公司等众多中介机构为获取中间环节收益，误导这些急于上市圈钱的公司通过粉饰财务报表实现海外成功上市。同时由于我国目前缺乏跨境监管机制，这些公司试图进一步通过做假账转到主板市场，而转到主板后由于其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问题较差又成为做空机构打击的对象，公司为了进一步对付做空机构的调查和传言，继续维持上市地位，进一步进行财务舞弊和造假。
第二，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大股东剥削小股东、掏空上市公司和内幕交易等问题，都反映了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CCME存在一股独大、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现象。首先，CCME大股东与公司董事长关系过于密切。CCME公司两名大股东林欧文及林庆平，原为香港上市公司武夷药业（01889）的第一及第二大股东，两人合并持有CCME公司38.6%的股权。根据港交所披露信息，两人各自通过旗下的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Thousand Space and Bright Elite，持有公司22.2%及16.4%的股权。2009年4月公司CEO将持有香港曼德夫40.5%的股份转移到林家兄弟的公司Thousand Space和Bright Elite名下，说明CCME大股东与董事长关系非比寻常。其次，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CCME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22.2%、16.4%和8%，而前两大股东（林家兄弟持有）合计38.6%，是公司控股股东，股权结构较为集中，林家兄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时又与CEO关系较为密切，因此公司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加之公司董事长兼任CEO，不符合理论中公司决策控制权和执行权应相互分离的原则，总经理执行公司决策权、董事长或董事会负责批准或监督公司决策的执行，若两职合一，容易发生监守自盗行为。因此公司演变的结果是控股股东和董事长联合控制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对公司拥有绝对权力，从而联合起来掏空公司，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内部人控制”现象。
第三，独立董事不独立，审计委员会功能失效。若独立董事被内部人控制，由于委托人无法观察独立董事的行为，将产生问题。独立董事应是公众股东利益的人格化代表，然而在实践中独立董事制度存在先天缺陷，独立董事提名由公司控股股东操控，因此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甚至还会与控股股东结成利益联合体。CCME舞弊案中，公司独立董事Dorothy Dong同时担任基金公司C V Starr Investment Advisors的总监。根据CCME向美国证交所披露的资料显示，C V Starr Investment Advisors and Starr International合计持有CCME公司超过300万股股份，成为第三大股东。时任审计委员会主席的孔维钊于2008年5月3日同时出任香港曼德夫财务董秘。CCME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CFO持有公司股票、独立董事不独立、审计委员会功能失效、内部人控制及大股东与CEO关系过于密切，这些都表明该公司股权和治理结构不合理，存在严重的治理缺陷，这些也为该公司及CEO财务舞弊打开了大门。
第四，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及中美两国制度设计缺陷。上市时CCME的审计师是一家位于美国丹佛的只有10个会计师的小型事务所。后来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接手，德勤对CCME 2009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无保留意见，认定该公司2009年度净利润4 200万美元。CCME凭借这份审计报告得以顺利转板纳斯达克，而当CCME受到做空机构质疑后，德勤开始对该公司2010年度报表提出质疑。在该舞弊案中，最早发现该公司舞弊的并非德勤。披露虚增货币资金对于专业的审计师不是难事，但有些审计师以虚假的银行对账单、询证函作为审计证据确认高得离谱的货币资金。做空机构质疑了该公司后，德勤才发现这家公司银行存款有问题，作为四大之一的德勤没有发现如此低劣的造假手法，从而签发了以前年度的审计报告。为什么独立审计师不能首先发现并披露这些财务欺诈？是未做到应有的职业谨慎还是审计师缺乏独立性呢？这与中美两国相关制度设计缺陷均有关联。美国证交委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在美国公众公司监督委员会（PCAOB）注册登记后，才能取得美国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且在PCAOB注册的所有会计师事务所均应接受其监督和检查。但从数据统计结果开看，做中国公司美国上市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20%位于中国，目前中国的《档案法》和《保密法》禁止跨境监管，因此PCAOB没有权限管辖中国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同时美国的监管体制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资格未规定进入门槛，从而使一些唯利是图的不良中介为融资心切的中国企业粉饰财务报表提供了机会。投行、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公关公司等中介机构均参与造假上市从中获利，形成巨大利益链条。甚至还有中介机构低价持有客户股票，在公司上市成功时立即抛售，等公司财务舞弊问题暴露时，已经逃之夭夭。
（三）借口
借口指管理层的性格特质、价值观和态度，从而使得其做出不诚实行为或者其所处环境能促使其将舞弊行为合理化。
第一，公司董事长兼CEO程征存在人格偏差，缺乏诚信。程征在工商登记中是“大专”学历，SEC公司披露文件显示其1994年从云南大学毕业，获经济学本科学位。公司上市前重大决策由董事长全权决定，上市后既有的运行机制难以改变。在创立CCME公司之前五年，程征一直经营“曼德夫”。“曼德夫”隶属于香港曼德夫集团，调查发现该集团与香港上市公司武夷药业拥有同一办公地址和电话号码。而武夷药业的控股股东为CCME公司大股东林欧文、林庆平兄弟，占股份曾一度高达40.5%。从中可以看出，公司董事长兼CEO程征在工商登记的学历和SEC披露中的学历不符、其与第二、三大股东关系并不明朗、决策高度集权化等这些都说明程征人格存在偏差，缺乏诚信，为其舞弊行为提供了借口。
第二，公司高管与注册会计师关系紧张。CCME公司在美上市过程中更换过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公开获取的信息，其更换原因并不明确。更换后给其做反向收购上市的为德勤会计师事务所。2011年3月11日德勤辞职，原因包括：（1）近期发现该公司与现金和银行存款相关的财务信息虚假，伪造银行对账单和银行存款询证函;（2）CCME公司的某些管理层成员有意干扰德勤的审计程序;（3）CCME公司管理层拒绝德勤直接向银行总部询证等。除此之外，德勤进一步表示无法继续信赖对于以前会计期间财务报表的管理层声明，财务报表使用者不应再依赖德勤对该公司以前会计期间财务报表所发表的审计意见，显然德勤和CCME公司关系彻底决裂。这些为管理层舞弊行为提供了借口。
四、案例启示
CCME舞弊案只是冰山一角，通过此案例折射出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通过反向收购的途径存在很多弊端。这些企业急于上市，但是短时期内达不到主板上市条件，因此被迫选择门槛更低的美国场外柜台交易系统（OTCBB）作踏板，然后再通过“制造”业绩达到主板市场的上市条件，最终实现转至融资功能更强大的主板。此行为不仅有损中国公司在海外资本市场的形象，也对我国资本市场监管造成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从企业、中介结构及监管层面联合治理：
（一）充分认识美国资本市场的市场特点
美国资本市场有完善的顶层设计，强调从法治上改变资本市场的发展轨迹及监管制度非常严格，加之美国资本市场存在“自下而上”式的合法做空监管机制，该做空机制激励个人或机构对上市企业做诚信调查，揭露会计欺诈，不仅可让市场更加透明同时也使价格更加合理，正是由于这种淘汰机制存在，致使美国资本市场退市率很高，若公司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及财务管理等方面达不到标准或进行舞弊，就可能摘牌或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不能忽略海外和中国资本市场的重大差异。在赴美上市前，要充分考虑美国公众公司需要支付较高上市费用和维护成本、信息披露要求、严厉的监管环境以及投资者索赔的巨额风险。因此只有充分了解海外法律制度、投资者文化及会计准则，企业才能在上市后妥善处理风险，促进企业上市后顺利健康发展。
（二）加强反向并购的市场监管和风险提示
美国《证券交易法》规定：“反向收购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不需通过SEC严格审核。”根据美国SOX法案规定：“上市公司每三年需要提交财务报表进行审阅。”通过反向收购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上市时间集中于2007年，舞弊问题大都在2010年开始出现。但直到2011年6月，SEC才首次对反向收购的中国概念股进行风险提示。因此美国需要加强反向并购的市场监管。对中国概念股而言，则需要转变观念，不能单纯以赴美上市作为融资手段，而应该以此为契机，强化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制度，规范企业经营，进入健康及可持续发展轨道。
（三）加强监管机构的引导和跨境监督
CCME舞弊案使得国家声誉也受到影响，因此需要中国监管机构积极发挥引导和监管作用。首先，加强与国外监管机构的跨境合作。对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中国监管部门没有管辖权限，而海外国家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又很难到中国境内进行实地核查，从而导致赴海外上市中国概念股出现监管真空，因此需要中国和海外监管机构联手积极合作，实现监管对接，从而杜绝监管空白。这样不仅有利于海外监管机构对在海外上市公司的监管，也有利于改善中国资本市场监管环境，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透明度，建立更加完善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从而实现双赢。
（四）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控制
CCME舞弊案中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在承办海外上市项目时应加强审计质量控制，严守自律准则。在项目承接阶段，严格评估客户的重大错报风险和舞弊风险;承接过程中应充分了解客户背景，与客户积极沟通和咨询，进行详尽的尽职调查、风险评估、独立性调查及质量控制等，避免承接的客户给事务所带来巨大诉讼风险;选择项目组成员时应选取具备审计海外业务项目资格、熟悉客户行业、了解客户所在行业风险、了解所在国资本市场特点和监管体制的人员。
（五）从企业自身角度应完善公司治理、优化股权结构，减少大股东内部人控制现象
CCME舞弊案中主角程征董事长兼任CEO，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高达38.6%、CFO持股、独立董事不独立，表明该公司股权结构高度集中、一股独大且存在严重“内部人控制”现象。CCME舞弊案呈现出的是控股股东操纵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联合高管共同掏空上市公司，加之中介机构的不良企图更加剧了其舞弊行为的发生，最终导致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因此上市公司应从自身角度加强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建设，对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控股股东进行适当的制衡，提高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完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制度，加强对股东的财务权益保护并建立健全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从而提升治理的有效性，促进资本市场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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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报告舞弊 实证研究
一、西方国家财务报告舞弊特征问题研究
(一)财务报告舞弊公司特征指标的研究从目前国外研究状况看，该领域主要的研究文献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财务报告舞弊公司预警信号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学术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问卷调查的方法归纳财务报告舞弊公司的财务特征和非财务特征。Romney等(1980)根据公开案例找出一组潜在舞弊的共同特征，作为预防舞弊或白领犯罪的早期预警信号――“红旗”，包括机会红旗、个人特征红旗和状态压力红旗；Loebbecke等(1989)对当时8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根据其审计私人和公众公司的经验就公司重大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归纳了与公司舞弊存在环境、管理当局舞弊的动机和管理当局舞弊的伦理价值观念有关的公司特征和业务特征；Heiman-Hoffman等(1996)通过对130名执业审计师的调查结果按顺序列出了前30位舞弊预警信号，其中客户的不诚信被视为最终要的红旗指标，控制环境的薄弱紧跟其后。安然财务丑闻后，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颁布了第99号审计准则(SAS99)《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考虑》取代了SAS88，为了帮助注册会计师更有效地发现财务报表舞弊，SAS99从动机，压力、机会、合理化借口三个角度，提出了识别财务报表舞弊的42个风险因素(黄世忠，2006)。Tel-berg(2004)指出业绩重述(Financial restatement)是最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预警指标。Cheng和Warlield(2005)为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来自股权激励的解释。Bedard(2006)考察了SOX法案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规定提高了应计质量。
(2)财务报告舞弊公司在财务指标方面的特征。研究证实，与正常财务报告相比，虚假财务报告常具有某种结构上的特征。Lee等(1999)通过建立模型发现，财务报表舞弊越甚，会计收益与经营现金流量间的差异越大。COSO(1999)在“财务报告舞弊：1987―1997'’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大多数舞弊行为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或虚构收入来实现。Walls(2000)认为：绝大多数舞弊财务报告往往对资产、重大事项、管理舞弊、会计政策变更、关联方交易这几类事项故意遗漏。Wells(2001a)还指出，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手法不外乎虚构收入、滥用时间性差异科目、少计漏计费用、欺诈性资产评估，这些舞弊行为会使得企业的财务结构出现异常状态。舞弊财务报告指标特征有：存货上升幅度超过销售收入、存货周转率下降、运输费用(销售费用)，存货比率下降、主营业务毛利率上升。
(3)财务报告舞弊公司在非财务指标方面(内部公司治理)的特征。公司治理分内部和外部公司治理，内部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关系，是国外实证研究讨论的热点。学者们主要从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两方面来展开相关研究。在股权结构方面，主要研究股权集中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Shleifer和Vishny(1997)认为“隧道效应”是比委托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并且在新兴市场上表现尤为显著。RMael LaPorta等(1999)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财务报告质量负相关，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大股东会利用其控制性地位，将上市公司的现金资源和利润转移到大股东及其附属公司中，从而侵害小股东的利益，这便是Johnson(2000)所提出来的利益输送的概念。在董事会特征方面，BeaBley(1996、1998)对75家舞弊公司和75家非舞弊的公司的回归分析发现，舞弊违规的公司董事会在构成、任期、持股水平、审计委员会的作用方面与一般公司有着明显差异：财务舞弊公司的董事会的外部董事比例显著低于其配对公司；董事会规模越大，公司越可能发生财务舞弊；舞弊公司的公司创始人与CEO为同一人的比例较大。Beasley的实证结果发现了一个与人们常识不一致的结论，即审计委员会的存在并不能显著地降低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Deehow等(1996)发现，如果内部董事古全体董事的比例越高，或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同一人，或公司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等，该公司越可能因违反公认会计原则(GAAP)而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处罚。Bell等(2000)研究认为，薄弱的控制环境、管理层对盈利预期的过度偏好、管理层欺骗或逃避审计师、不合理的所有权结构都是公司可能发生舞弊违规行为的风险特征。Carcello等(2002)通过对财富1000强企业的实证研究，验证了公司治理机制与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Sharma(2004)发现独立董事和机构性股东在防范舞弊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董事兼任CEO的比例越高，舞弊发生的可能性越大。Father(2005)使用1982年至2000年间SEC确认财务报告舞弊的87个公司样本与控制样本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治理结构更弱。Bushman等(2006)认为国家层面的法律系统、证券法规、政治经济体制等制度因素会对公司经理人、投资者、管制者等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动机产生影响，并最终形成所观察到的报告盈余质量特征。Ahmed等(2007)的研究表明会计稳健性能够帮助董事会降低公司成本。
(二)财务报告舞弊公司识别指标和模型的研究主要包括：(1)财务报告舞弊公司识别指标。这类研究重点是利用一些关键性财务指标识别公司是否存在着财务报告舞弊嫌疑。Summers等(1998)基于内部人交易与舞弊之间的关系，运用分层逻辑(Logis-tic)回归技术建立识别模型表明可以通过内部人交易变量和公司具体财务特征，区别舞弊与非舞弊的公司。Wells(2001b)通过对财务舞弊的上市公司和“清白”公司进行比较，于2001年设计了一套崭新的财务报告舞弊公司识别指标体系，提出了以下财务指标可用于识别公司是否进行财务报告舞弊：销售收入应收账款比率；销售毛利比率；资产质量比率；销售收入增长比率；资产增值率。DcFond等(2003)发现证券分析师现金流量预测有增加的趋势，他们以美国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考察，发现具有以下特征的公司更可能被分析师现金流量预测：应计项目较大；会计可比性较低；盈余波动性较大；资本强度较高；财务状况较差。最近，DeFond等(2007)将考察范围扩大到36个国家，结果表明当盈余反映公司真实经济业绩的准确性越低时，分析师越有动机提供现金流量预测。(2)财务报告舞弊公司识别模型。鉴于财务舞弊行为日益复杂，学者们开始求助于统计识别模型。Calderson等(1994)指出利用统计分析程序(如建立回归模型)比简单的分析性程序更有利于发现舞弊；Persons(1995)运用逐步Logistic回归模型成功判别了大部分的财务舞弊，并指出会计数据包含甄别财务舞弊的有效信息，舞弊公司具有高财务杠杆、低资本周转率、高流动资产
比例和较小规模。Hansen(1996)建立了一个综合Loglt和Probit技术的模型，用来预测企业财务舞弊的概率；Beneish(1999)以1987-1993年间受到SEC处罚的74家公司为样本，选用8个财务指标，利用Probit判别方法建立识别模型。总体判别成功率达到75％。Beneish同时也指出了该模型的缺陷：财务数据的歪曲必须是产生于盈余管理而非其他因素；该模型只能鉴别增加收益的盈余管理，对于减少收益的行为则无能为力。Bell等(2000)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证明了基于财务数据的预测模型在判别舞弊公司方面比经验丰富的审计师表现出色。由于舞弊样本信息和知识获取的困难，统计判别模型始终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预警效果，财务学者不得不探索更有效的复杂模型。Eining等(1997)根据审计师不情愿依赖于过度定量决策方法的特点，构建了基于审计师对话和Logisdc模型的整合专家系统，实验表明这个系统可以帮助审计师大为提高对于财务舞弊的判别成功率；Green等(1997)基于公开财务数据，以财务指标为输入变量，运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建立了财务舞弊预测模型，发现其预测成功率显著高于统计预测模型，并建议审计师在审计初始阶段使用该模型。Fanning等(1998)运用Logit回归、直线判别、二次判别、神经网络四种方法，结果表明神经网络模型比其它方法更具预测能力。Lin等(2003)根据会计收益指标和会计收益趋势构建了基于模糊神经网络(FNN)的财务舞弊判别模型，FNN模型融合了模糊回归(Fuzzylogic)、神经网络(Networks)及其他的方法来模拟人类理性中的不确定性，以提高模型的评价能力。实证结果表明模型可以有效减少审计师的偏见或弥补审计师的不足。
二、我国财务报告舞弊特征问题研究
(一)关于财务报告舞弊公司特征的研究我国对企业财务舞弊的研究主要起因于资本市场一系列舞弊案件的发生而逐步展开。主要研究文献分为以下三类。(1)财务报告舞弊公司预警信号研究。2002年7月31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门制定了《审计技术提示第1号――财务欺诈风险》详细列示了各种可能导致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因素，以及表明公司存在财务舞弊风险的“红旗”。主要包括：因竞争激烈或市场饱和，主营业务毛利率持续下降；主营业务不突出，或非经常性收益所占比重较大；会计报表项目或财务指标异常或发生重大波动；难以适应技术变革、产品更新或利率调整等市场环境的剧烈变动等。黄世忠等(2004)将财务报告舞弊的一般预警信号系统地归纳为：管理层面的预警信号；关系层面的预警信号；、组织结构和行业层面的预警信号；财务结果和经营层面的预警信号。(2)财务报告舞弊公司在财务指标方面的特征。阎达五等(2001)对利润操纵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以下操纵利润的手段在上市公司中有普遍性：通过非营业活动提高企业利润；通过增加投资收益提高利润；采用与关联单位进行交易提高利润；通过人为扩大赊销范围或采用提前确认销售、甚至搞虚假销售增加营业利润；通过其他应收款提高利润。张龙平等(2002)的研究指出，舞弊公司财务报告指标特征还表现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年为负值，或虽然账面盈利不断增长，但经营活动没有带来正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同行业的其他公司相比，获利能力过高或增长速度过快。胡玮瑛等(2003)研究发现营业外项目、资产减值准备正成为微利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陈关亭(2005)发现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重、资产负债率、以前年度审计意见和事务所变更等因素对非标准审计意见具有重大影响。孟焰等(2006)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股权集中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较为复杂；资产规模越大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越高。吴联生等(2007)指出，1998-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每年都存在现金流量管理行为。(3)财务报告舞弊公司在非财务指标方面(内部公司治理)的特征。2002年后，国内研究者强烈意识到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开始将公司治理因素纳入到财务报告舞弊特征的研究中。唐清泉等(2005)的研究发现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只要是第一大股东作为绝对控股股东，无论持股比例大小，他们都会对上市公司进行渠道挖掘，没有发现利益协同效应。张翼等(2005)发现以下治理特征与公司制造丑闻的概率有关：公司最终控制人的类型、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水平、董事会主席的持股比例、监事会中领取报酬的监事比例。陈晓等(2005)研究结果表明，关联交易的发生规模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张祥建等(2005)以1998年至2002年间的配股公司为样本，分别从投资效率、大股东资源侵占和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价值效应三个方面考察了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结果表明股权再融资之后大股东通过各种“隧道行为”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雷光勇等(2006)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越强。罗党论等(2007)研究了市场环境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
(二)关于财务报告舞弊公司识别指标和模型的研究我国学者多采用静态界面指标作为舞弊财务报告的特征指标：具体有：(1)财务报告舞弊公司识别指标。方军雄(2003)以我国1993－2004年间被查处的财务舞弊公司作为样本，发现能够显著显示财务舞弊征兆的财务指标包括：应收款项比率、应收款项周转率、资产负债率、速动比率、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比率、资产质量、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率。使用这6个指标作为变量，分别Logistic模型构建了财务舞弊鉴别模型，结果误判率小于36％。刘立国等(2003)从股权结构、董书会特征两方面，对公司治理与财务报告舞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法人股比例、执行董事比例、内部人控制度、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则与之负相关。薛祖云等(2004)的研究表明董，监事会会议频率，持股蘸、监事的数量和比例，独立董事数量，监事会规模等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呈显著相关。梁杰等(2004)的研究结果发现内部人控制度、国家股比例、股权制衡度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正相关，法人股比例、股权集中度、高级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负相关。陈国进等(2005)用Logit模型检验了公司治理和声誉机制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约束作用，发现公司第一大股东集中持股有利于约束违法违规行为，公司业绩与上市公司舞弊概率显著负相关，但是声誉机制的作用甚微。(2)财务报告舞弊公司识别模型。汤立斌(2004)选取了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01年处罚的82家信息披露违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Wilcoxn非参数检验方法比较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在股权结构特征、规模特征、行业特征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统计结果表明：流通股的比例越高，越有可能发生信息披露违规行为，而公司规模和行业特征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王化成等(2006)的研究调整了盈余反应系数基本模型，加入与控股股东有关的研究变量，使用我国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2年间的经验数据加以分析，结果表明：控股
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控股股东为国有股时盈余质量更低。袁萍等(2006)通过采用大样本Panel数据，片引入年份虚拟变量，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董事会对公司业绩有显著影响，而监事会对公司业绩无显著影响。秦江萍(2006)以沪深股市1998至2004年间39家舞弊公司的51份年报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发现营运资金与总资产的比率、现金债务总额比、净利润现金保证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占总资产的比、每股未分配利润、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报告、股权集中度8个指标对财务报告舞弊行为识别模型有显著的解释力。陈国欣等(2007)的研究回归模型表明实际上只需盈利能力、管理层持股比例、独立董事规模、审计意见这四个变量就可以较好地识别预测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而且通过Logistic回归技术建立的模型整体识别正确牢已达95.1％，可以说效果相当显著。
三、财务报告舞弊评价与启示
(一)国外文献研究评价一是舞弊特征比较一致。已有文献主要关注财务报告舞弊的动机和特征，重点研究了企业财务报告使用者(主要是外部审计师)应该关注的财务报告舞弊症兆，可以利用的分析特征指标与识别技术，基本形成了一些综述中归纳的相对比较一致和有意义的研究结论与启示，并且从总体上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二是研究结论普适性不够。现有的主流财务报告舞弊特征主要是针对发达经济国家而提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和适用性，其对不同经济体制国家的普适性问题尚待解决，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国家更是如此。三是特征研究尚缺乏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虽然财务报告舞弊特征研究己经初成体系，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普遍缺乏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完善的理论框架，只是简单揭示了有关财务报告特征与企业舞弊之间的相关性，仍然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众所周知，近年来国内外频繁爆发了一系列极具震撼力的重大舞弊案，管理舞弊①占了很大比重，且严重危及资本市场健康，审计职业也面临信用甚至生存危机。2001年的银广夏、美国的安然丑闻，涉及面之广、冲击力之大，之深，加发生时间之巧合，实属审计史上罕见之事。国际五大公司之一的安达信和我国的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也因审计失败而倒闭，人们对以安达信为代表的五大国际会计公司所推崇采用的风险导向审计也提出了质疑。黄世忠、陈建明（2002）认为导致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五大审计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计模式由制度导向审计模式发展成为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这种审计模式的嬗变，可能使审计由一门高尚职业沦为一种唯利是图的生意。刘峰、许菲（2002）认为给定利已人假设与道德风险，风险导向审计很容易走向极端性，即审计师只要经过测试认为其风险可接受，既便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存在不符合会计准则的现象，且这一现象也为审计师所知晓，审计师也可以签发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等等。他们均指出现行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不能有效地履行舞弊审计责任问题，但在揭露管理舞弊中究竟存在什么缺陷和不足，论之极少。
那么安达信的审计失败究竟是否意味着风险导向审计的失败？本文通过深入剖析现行两种较具代表性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缺陷，试图从审计技术角度，探索发展创新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切实提高独立审计师揭露管理舞弊的能力，以确保证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重拾公众对审计职业信心。
二、风险导向审计辨析
（一）风险导向审计的两种认识
风险导向审计是由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面临大量申诉威胁下开发的，以审计风险评价为中心的审计程序。其内在思想是任何审计业务都必须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内。但遗憾的是如何将审计风险具体落到审计实务中，他们既未作系统介绍，也未公开。既便在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也不尽相同。风险导向审计中的风险概念应怎样落实到审计实务中？据我们所检索的，归纳出两种较具代表性模式②：一是控制风险导向审计；二是商业风险导向审计。
1.控制风险导向审计
将风险导向审计中的风险看作是狭义的审计风险，在评价审计风险时以控制风险为评价风险的核心，我们将其称之为控制风险导向审计.我国和其他各国独立审计准则体现的就是该模式。国内学术界持该观点的代表学者张龙平教授认为，会计报表审计是制度基础审计，注册会计师必须充分研评内部控制，以合理计划会计报表审计工作，并且在整个审计过程中正确运用审计风险的概念，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水平。在评估固有风险时也要考虑被审计单位的商业风险，但商业风险的评估并非是审计工作的重点，被审计单位控制风险的评估是审计工作的核心，从本质上看也是风险导向审计，所依赖的是以审计风险为核心的功能模型。
2.商业风险导向审计
将风险导向审计中风险看作是广义的审计风险概念，以商业风险（Business Risks，也译为经营风险）为评价审计高风险领域和重点，我们将其称之为商业风险导向审计.国内持该观点的代表学者胡春元认为，风险基础审计最显著特点是它将客户置于一个大的经济环境中，运用立体观察的理论来判定影响持续经营的因素。从企业所处的商业环境、条件到经营方式和管理机制等构成控制因素的内外部各个方面来评估审计的风险水平，将客户的经营风险植入到本身的风险评价中。
（二）简单评析
如何正确认识控制风险导向审计与商业风险导向审计，关键涉及到审计风险概念究竟应理解为广义审计风险，还是狭义审计风险？我们知道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构成了这一学科的基础，审计风险概念在审计理论结构和审计实践中处于中心地位。
不同学者从风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不同层面开展研究，导致对审计风险概念的认识理解存在差异。我们赞成将风险导向审计中的审计风险定义为狭义审计风险，即审计人员针对会计报表不能够形成和发表适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理由：第一，将审计风险与审计本质和审计目标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审计风险应是审计人员在开展审计工作时，产生于审计项目、审计范围与重点、具体审计过程和，理应界定为技术性程序的狭义风险范畴。
第二，审计风险与商业风险存在着质的差异。商业风险是指存在企业由于经济或营业条件，如经济萧条、决策失误或同行之间意想不到的竞争等，而无力归还借款或无法达到投资人期望的风险，即经营失败风险。审计失败是指审计师由于没有遵守公允审计准则的要求而提出了错误的审计意见。如审计师可能指派了不合格的助理人员去执行审计任务，由于缺乏能力，未能发现合格的审计师应当能发现的重要错报（A.A.阿伦斯和詹姆士。洛贝克）。
第三，广义审计风险概念根本性的错误在于，把审计过程的技术性程序风险当作了会计师事务所自身所面临的商业风险，一种实质性风险（朱小平、叶友，2003）。采用该概念还可能导致以下几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错误：（1）审计风险无法评估。因为审计人员无法预测客户以外及其他所有利益相关者将采取何种行动，因而无法确定风险的性质，判断风险的程度；（2）审计风险之所以处于审计的核心地位，一是因为包含固有风险、控制风险与检查风险在内一种程序风险，存在于审计过程中；二是审计风险产生的原因在于职业判断方式与统计抽样方法等审计本身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导致审计人员和会计师事务所损失的可能性却有种种外界因素，游离于审计过程之外，这种外生性决定了作为广义审计风险概念是无法成为审计理论的基石（朱小平，叶友2003）。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广义的审计风险概念，将审计风险不恰当地扩大，偏离了审计风险作为程序风险的本质。
在此特需强调和指出，我们只是支持控制风险导向审计对审计风险的认识理解，但仍认为现行的两种风险导向审计，均不能够较好地履行独立审计揭露被审计单位的管理舞弊审计责任，实现其审计目标。那么现行的两种风险导向审计究竟存在什么缺陷，我们就此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三、风险导向审计揭露管理舞弊的缺陷
（一）审计资源分配重点偏离高风险审计领域：管理舞弊
为解决社会需求与审计资源不足的矛盾，迫使审计人员必须寻找高风险审计领域，将有限的审计资源重点分配于重大错报高风险审计领域。那么究竟目前财务报表审计存在重大错报③高风险审计领域在何处？
1.美国案件表明管理舞弊占绝大数
据美国Treadway Commission对舞弊财务报表所做的研究发现，在45%控告注册会计师的案件中，主要是因公司内部控制失灵而造成的。其中有许多舞弊案例，公司均有健全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但都被高级管理层藐视或逾越，以致未发挥应有的功能。研究还指出17%针对公开上市公司的指控案件中，均显示管理层对鉴证注册会计师作不实之陈述或声明。在SEC调查公开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案件中，也有66%案件涉及公司高级管理层④。
2.中国会计信息失真主要是单位负责人造成的违法性失真
近10年来，我国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很多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自从净资产收益（ROE）作为上市公司申请配股的依据之一，上市公司在ROE数据上存在着明显的操纵行为（蒋义宏等、1998，陈小悦、2000，斩明、2000等）。吴联生（2001，2003）研究发现我国当前的会计信息失真主要为违法性失真，并指出1999年《会计法》中的'单位负责人对单位会计信息违法性失真负首要责任，会计人员负次要责任的制度安排是合理的。杭州市财税局（2003）在全市开展的一项会计诚信基本评价专项调查⑤中，有71%的人认为单位负责人是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主体因素。
3.我国财务报表审计中存在的重大错报主要为管理舞弊
谢德仁（1999）从会计信息自原始数据输入到会计信息成品输出的整个流程中，分析会计报表中重大错报的主要成因，认为管理当局是会计信息系统的主要干扰因素。为进一步了解我国已审财务报表中可能存在重大错报究竟是由哪类引发的？就此我们特向最知情的注册会计师和公司财务人员开展了一项较为广泛调查⑥，76.94%的人认为已审财务报表不值得信任，其中财务人员的比例高达79.72%.有75.7%的人认为已审财务报表中仍存在管理舞弊，排序第一⑦；管理舞弊远远高于其他三项重大错报的比率，是我国已审会计报表中可能存在重大错报的高风险审计领域。
（二）商业风险导向审计异化审计理念
商业风险导向审计以商业风险为审计重点，且将审计风险视为广义的审计风险概念，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再有该模式是由会计师事务所开发的，从经济人的角度分析，会计师事务所是一种逐利性组织，不可否认审计职业界一直在追求提高审计效率与效果，审计模式也在不断演进，但对作为经济人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说，审计目标的达成，经济利益关系是第一位的，而技术限制或解放是第二位的（黄京箐，2001）。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他确实即不打算促进公众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会促进这种利益。他所考虑的只是自己的收益，但像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无形的手的引导，去促进一个并非他本意达到的目的.会计师事务所宁愿在原目标下以更先进的技术获取超额利润，也不会主动承担更高要求对己不利的审计目标而自愿研究发展审计技术。商业风险导向审计实际上是在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和自身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的产物。为节约审计成本不惜牺牲审计质量，严重扭曲了审计的本质，偏离社会公众查错揭弊的审计目标责任。
（三）控制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假设缺陷
控制风险导向审计的理论假设是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可以减少舞弊机会，即如一个单位建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并能够得到有效的运行，则该单位财务报表编制中进行舞弊的机会减少；反之，如没有完善的内部控制，舞弊的机会就增多，财务报表的可靠性降低。依据该假设，审计实质性测试是以内部控制测试评价为基础，从而形成控制风险导向审计。其审计理念是：内部控制薄弱环节地带可能存在更多的重大错报（Mautz and Sharaf），审计人员的重点是对内部控制存在薄弱环节的相关业务实施实质性测试，确定其测试性质、时间和范围。但管理舞弊的舞弊主体为管理当局，其所处地位特殊性，极易逾越内部控制，无论是内部控制结构还是内部控制要素，防范管理舞弊均失效。正如SEC于2003年6月正式的最终规则中所指出的，财务报告中内部控制是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或者公司行使类似职权的人员设计或监管的，受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的影响，因而审计管理舞弊时，审计师即便对客户的内部控制开展再的评价也失去了意义，控制风险导向审计在发现管理舞弊方面，远不如对其他三种错弊的甄别有效也不足为奇。
（四）管理舞弊风险因素在现行审计风险模型中难以定位
现代审计，无论是控制风险导向审计还是商业风险导向审计，一个显著特征是抽样审计，因而抽样风险不可避免。现行审计风险模型虽将所有审计过程的风险都归结在一个模型上，量化后最终确定抽样的样本量，但现行审计风险模型在评价管理舞弊风险时，却面临很难将管理舞弊风险因素分解成可接受的审计风险、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如美国SAS.NO.82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审计师单独评价因舞弊而导致重要错报的风险，涉及舞弊财务报表有三类风险因素⑧，但这些概念在审计实践中都很难将这三类风险因素分成可接受的审计风险、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典型的例子如管理层缺乏正直性且有错报财务报表的动机是与可接受的审计风险有关的因素，但它还会增加错报的可能性，从而与固有风险也有关。再如。反映最高管理层对正直性、道德价值和能力培养的态度、行动和政策，这些影响管理部门特征的风险因素也是控制环境的组成部分。因此舞弊风险因素在现有的审计风险中难以定位，这必将直接影响其在准则中为审计师提供应如何切实履行舞弊审计责任的指南。因此SAS.No.82虽是AICPA经过长期研究，并致力于解决审计师在审计中查找舞弊责任的难题，但实证研究表明其成效不佳也在预料之中（Zimbelman M.F，1997）。
（五）实质性测试审计管理舞弊之不足
1.业务实质性测试和余额测试失灵
业务实质性测试目的是确定原始凭证与记帐凭证是否相符、帐务处理是否正确。而一条龙造假表现为假帐真做，特别是在当前IT环境下，大量的单据是电脑自动生成的，均能做到帐证相符、帐务处理正确，帐表相符，因此就电脑帐下审计人员再实施交易业务实质性测试，验证帐帐、帐表是否相符也便失去了意义。详细余额测试重点关注资产负债表帐户和损益表帐户的期末余额（大多数详细的余额测试更重于资产负债表帐户）并不一定失灵，可能会发现造假线索或证据，但若公司虚增收入同时并没有虚增资产，则独立审计师实施余额的实质性测试也可能是无效的。因此审计人员仅仅依赖实质性测试，是不能合理保证查出余额真实的管理舞弊造假案；再有由于余额测试的不谨慎或难以执行，如客户窜改询证函回函、询证函无法回函等，也只能改为替代性测试程序，也即实施低效的业务实质性测试程序。
2.分析性测试未必有效
分析性测试是指注册会计师分析被审计单位重要的比率或趋势，包括调查这些比率或趋势的异常变动及其与预期数额和相关信息的差异，目的是评价业务和余额的总体合理性。基于分析性测试是通过以财务资料与非财务资料之间的表面关系或可预测关系，评估财务信息的合理性，因此使用该方法能够收到多方面的效果，它可取代其他实质性测试的功效，所揭示出的差异可引起审计人员的注意，辅助审计结论，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风险等，国际上也公认分析性程序的运用是审计职业界承担揭示重大舞弊目标的关键技术。1988年AICPASAS No.56（分析性程序），要求审计人员在执行审计业务的全过程（包括计划、实施、报告各阶段）中都必须采用分析性程序，以履行审计责任，特别是为揭露重大舞弊提供合理保证。我们完全赞同审计人员采用分析性程序发现一些异常情况，通过对其查证，从而合理保证'揭露重大舞弊差错。事实上我国的银广夏舞弊案就是采用分析性程序被揭发的，但使用分析性程序的前提条件是公司的帐户要基本可靠，正如我国《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1号——分析性复核》指出的，如果分析性复核使用的是内部控制生成的信息，而内部控制失效，注册会计师不应该信赖这些信息及分析性复核的结果.此外分析性程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有用的实质性证据，主要取决于它们在具体情况下的可靠性。
通过上述深入剖析得出，现行的两种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共同缺陷是将有限的审计资源分配重点偏离了重大错报的高风险审计领域——管理舞弊，造成审计资源的浪费，是影响其实现审计目标的一大先天理论缺陷。
四、管理舞弊导向审计的审计程序
管理舞弊行为发生与否，从学的角度解释，是相关当事人在对利弊得失权衡后做出的选择，其本质是一种违法性经济行为。从博弈的角度，管理舞弊实际上是管理层和注册师之间博弈的结果。倘若独立审计师不将管理层舞弊视为审计重点或即便被视为审计重点，但如CPA审计不到位、不彻底，发现管理舞弊的概率不高时，管理层仍然会采取舞弊行动⑨。因此针对管理舞弊属蓄意行为及舞弊主体是管理层的特征，我们认为应制定管理舞弊博弈审计策略，提出创立管理舞弊导向审计。切实提高审计管理舞弊效果，发挥独立审计对管理层舞弊的威慑作用。
管理舞弊导向审计的审计思路是，会计报表审计以重点识别和判断管理舞弊的风险为审计工作的切入点，开展以查找管理舞弊为核心的风险导向审计。缘由是基于管理舞弊为高风险审计领域，且属管理层的蓄意性行为及管理层配合审计人员的态度存在差异。对审计人员验证会计报表中可能存在的随机误差，无意误用会计准则和员工舞弊（挪用公款等）三种非管理层舞弊引发的重大误导性财务报表可靠性时，管理层会积极配合独立审计师实施审计工作。因为该项审计目的既是公众的需求，也是管理层的需求，通过独立审计师可有效地解除管理层的受托责任，因而独立审计师与管理层之间没有必然的利益冲突。此外上述三种重大误导性财务报表的查错揭弊与建立的内部控制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企业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就可减少无意的差错和员工舞弊的机会等。而管理舞弊是管理层试图以舞弊财务报表为手段获得更多的机会利益，独立审计师如不能查出这种对报表使用者利益有重大的舞弊行为，就须承担责任，管理层与审计人员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因此管理层不可能真心地配合独立审计师有效地实施审计工作，而大量管理舞弊案件的发生，又必然使独立审计师对管理层的诚信持职业怀疑态度。
独立审计师究竟是否会免除因未查出重大舞弊，特别是管理舞弊而遭受的法律诉讼，满足委托人和社会公众的期望，克服审计实务中的困难，以达到审计上的要求，最终都要通过执行的审计程序综合体现出来。管理舞弊导向审计的审计程序是以管理舞弊风险评价为审计工作的切入点，寻找识别客户是否存在表明管理舞弊的红旗标志，对管理当局的诚实与否作出合理地评价，而不是假设；然后依据评价的结果，判断管理舞弊与非管理舞弊风险的高低；在编制审计计划时，应充分考虑管理当局的诚实性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管理舞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若影响重大，应追加或修改审计程序，收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实或消除对管理舞弊的怀疑；在实施审计计划的整个过程中，充分考虑导致财务报表严重误述的舞弊存在的风险及舞弊的类型；当有迹象表明存在管理舞弊时，应实施法庭式舞弊审计策略。对已得到证实的管理舞弊，提请客户进行适当处理；根据客户的处理结果，表述相应的审计意见。最后，应将发现的舞弊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报告给适当级别的管理当局及有关部门，而对非管理层舞弊实施控制风险导向审计。
五、结束语
管理舞弊导向审计与控制风险导向审计、商业风险导向审计一样，都属风险导向审计，是对风险导向审计中的风险概念如何具体落实到审计实践中的一种新模式。至于管理舞弊导向审计的理论和审计程序应如何有效地贯彻实施，如何帮助独立审计师识别管理舞弊的红旗标志，正确评价管理舞弊风险，还有待于更多审计理论和实务界的学者对此开展更深入系统的研究。
①本文讨论的管理舞弊是指管理层故意通过重大误导性的财务报表来伤害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舞弊行为。据此定义管理舞弊的舞弊者是管理层（Top and middle management levels）；受害者是投资人和债权人等公司利益相关者，而把二者联系起来的舞弊工具是财务报表，因此舞弊财务报表是管理舞弊的主要特征之一。本研究界定的管理层是指那些拥有足够高职位可以驾驭日常内部会计控制或不受内部会计控制的人。
②谢荣，吴建友将其称之为传统风险导向审计和风险导向审计，具体参见《会计研究》，2004.4
③我们知道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可能存在随机误差、误用会计准则、员工舞弊和管理舞弊四种类型的重大错报。
④林炳沧。《如何避免审计失败》。华泰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⑤此次调查以问卷为主要形式，共发放17795份，有效问卷10330份。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8个不同的岗位群体，包括单位负责人、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一般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政府监督部门工作人员、高校专业教师和其他人员等。接受调查的组织分布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师事务所、财经院校及其他等11类单位。
⑥调查共发放问卷2300份，其中企业财务人员和管理层1000份，回收问卷445份，其中有效问卷438份，注册会计师1300份，回收问卷450份，其中有效问卷42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为43.8%和32.38%，总的有效问卷回收率为37.35%，在典型回收率20%.40%之间。
⑦其次9.5%的人认为由单位经济业务复杂，会计业务易出错引发的重大错报；7.8%的人认为误用会计准则引发的重大错报；7.0%的人认为员工舞弊引发的重大错报。
⑧类别1、管理部门的特征及其对控制环境的影响，与管理部门在内部控制和财务报告方面的能力、压力、风格和态度有关因素；类别2、行业状况与单位经营所处的经济和管理环境有关因素；类别3、经营特征及财务稳定性，与单位的性质和复杂性及其业务、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有关因素。
⑨王泽霞《管理舞弊导向审计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论文打印稿，2004年5月。
主要
张龙平，陈建明编著。1997.独立审计准则导论。经济出版社
王泽霞，张龙平。2003.美国独立审计师揭露舞弊财务报告的研究成果及启迪。审计研究，3
张龙平，王泽霞。2003.美国舞弊审计准则制度变迁及启示。会计研究，4
王泽霞、《管理舞弊导向审计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论文打印稿，2004.5
胡春元。2002.风险基础审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黄世忠，陈建明。2002.美国财务舞弊症结探究。会计研究，1
刘蜂，许菲。2002.风险导向型审计、法律风险、审计质量。会计研究，2
朱小平，叶友。2003.审计风险概念体系的比较与辨析。审计与经济研究，9
朱小平，叶友。2003.审计风险、商业风险、业务关系风险、经营失败与审计失败。审计研究，3
谢荣，吴建友。2004.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研究与实务。会计研究。4
谢德仁。1997.论会计信息严重失真成因及解决对策。四川会计，2
陆建桥。2002.后安然的会计与审计。会计研究，10
吴联生。2003.会计信息失真的三分法的理论与证据。会计研究，1
吴联生。2001.企业会计信息违法性失真的责任合约安排。经济研究，2
徐政旦，胡春元。1998.论民间审计风险。审计研究资料，1
黄京箐。2001.独立审计目标极其实现机制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林炳沧……1998.如何避免审计失败。华泰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Mantz and Sharaf.1961.审计理论结构。杨树枝，文硕译。商业出版社
众所周知，近年来国内外频繁爆发了一系列极具震撼力的重大舞弊案，管理舞弊①占了很大比重，且严重危及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审计职业也面临信用甚至生存危机。2001年中国的银广夏、美国的安然丑闻，涉及面之广、冲击力之大，影响之深，加发生时间之巧合，实属审计史上罕见之事。国际五大会计公司之一的安达信和我国的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也因审计失败而倒闭，人们对以安达信为代表的五大国际会计公司所推崇采用的风险导向审计也提出了质疑。黄世忠、陈建明（2002）认为导致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五大审计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计模式由制度导向审计模式发展成为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这种审计模式的嬗变，可能使审计由一门高尚职业沦为一种唯利是图的生意。刘峰、许菲（2002）认为给定利已经济人假设与道德风险，风险导向审计很容易走向极端性，即审计师只要经过测试认为其风险可接受，既便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存在不符合会计准则的现象，且这一现象也为审计师所知晓，审计师也可以签发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等等。他们均指出现行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不能有效地履行舞弊审计责任问题，但在揭露管理舞弊中究竟存在什么理论缺陷和不足，论之极少。
那么安达信的审计失败究竟是否意味着风险导向审计的失败？本文通过深入剖析现行两种较具代表性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缺陷，试图从审计技术角度，探索发展创新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切实提高独立审计师揭露管理舞弊的能力，以确保证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重拾社会公众对审计职业信心。
二、风险导向审计辨析
（一）风险导向审计的两种认识
风险导向审计是由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面临大量申诉威胁下开发的，以审计风险评价为中心的审计程序。其内在思想是任何审计业务都必须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内。但遗憾的是如何将审计风险具体落到审计实务中，他们既未作系统介绍，也未公开。既便在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也不尽相同。风险导向审计中的风险概念应怎样落实到审计实务中？据目前我们所检索的文献，归纳总结出两种较具代表性模式②：一是控制风险导向审计；二是商业风险导向审计。
1.控制风险导向审计
将风险导向审计中的风险看作是狭义的审计风险，在评价审计风险时以控制风险为评价风险的核心，我们将其称之为控制风险导向审计.我国和其他各国独立审计准则体现的就是该模式。国内学术界持该观点的代表学者张龙平教授认为，现代会计报表审计是制度基础审计，注册会计师必须充分研评内部控制，以合理计划会计报表审计工作，并且在整个审计过程中正确运用审计风险的概念，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水平。在评估固有风险时也要考虑被审计单位的商业风险，但商业风险的评估并非是审计工作的重点，被审计单位控制风险的评估是审计工作的核心，从本质上看也是风险导向审计，所依赖的是以审计风险为核心的功能模型。
2.商业风险导向审计
将风险导向审计中风险看作是广义的审计风险概念，以商业风险（BusinessRisks，也译为经营风险）为评价审计高风险领域和重点，我们将其称之为商业风险导向审计.国内持该观点的代表学者胡春元认为，风险基础审计最显著特点是它将客户置于一个大的经济环境中，运用立体观察的理论来判定影响企业持续经营的因素。从企业所处的商业环境、条件到经营方式和管理机制等构成控制因素的内外部各个方面来分析评估审计的风险水平，将客户的经营风险植入到本身的风险评价中。
（二）简单评析
如何正确认识控制风险导向审计与商业风险导向审计，关键涉及到审计风险概念究竟应理解为广义审计风险，还是狭义审计风险？我们知道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构成了这一学科的基础，审计风险概念在审计理论结构和审计实践中处于中心地位。
不同学者从风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不同层面开展研究，导致对审计风险概念的认识理解存在差异。我们赞成将风险导向审计中的审计风险定义为狭义审计风险，即审计人员针对会计报表不能够形成和发表适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理由：第一，将审计风险与审计本质和审计目标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审计风险应是审计人员在开展审计工作时，产生于审计项目、审计范围与重点、具体审计过程和方法，理应界定为技术性程序的狭义风险范畴。
第二，审计风险与商业风险存在着质的差异。商业风险是指存在企业由于经济或营业条件，如经济萧条、决策失误或同行之间意想不到的竞争等，而无力归还借款或无法达到投资人期望的风险，即经营失败风险。审计失败是指审计师由于没有遵守公允审计准则的要求而提出了错误的审计意见。如审计师可能指派了不合格的助理人员去执行审计任务，由于缺乏能力，未能发现合格的审计师应当能发现的重要错报（A.A.阿伦斯和詹姆士。洛贝克）。
第三，广义审计风险概念根本性的错误在于，把审计过程的技术性程序风险当作了会计师事务所自身所面临的商业风险，一种实质性内容风险（朱小平、叶友，2003）。采用该概念还可能导致以下几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错误：（1）审计风险无法评估。因为审计人员无法预测客户以外及其他所有利益相关者将采取何种行动，因而无法确定风险的性质，判断风险的程度；（2）审计风险之所以处于审计的核心地位，一是因为包含固有风险、控制风险与检查风险在内一种程序风险，存在于审计过程中；二是审计风险产生的原因在于职业判断方式与统计抽样方法等审计本身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导致审计人员和会计师事务所损失的可能性却有种种外界因素，游离于审计过程之外，这种外生性决定了作为广义审计风险概念是无法成为审计理论的基石（朱小平，叶友2003）。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广义的审计风险概念，将审计风险不恰当地扩大，偏离了审计风险作为程序风险的本质。
在此特需强调和指出，我们只是支持控制风险导向审计对审计风险的认识理解，但仍认为现行的两种风险导向审计，均不能够较好地履行独立审计揭露被审计单位的管理舞弊审计责任，实现其审计目标。那么现行的两种风险导向审计究竟存在什么缺陷，我们就此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三、风险导向审计揭露管理舞弊的缺陷
（一）审计资源分配重点偏离高风险审计领域：管理舞弊
为解决社会需求与审计资源不足的矛盾，迫使审计人员必须寻找高风险审计领域，将有限的审计资源重点分配于重大错报高风险审计领域。那么究竟目前财务报表审计存在重大错报③高风险审计领域在何处？
1.美国法律案件表明管理舞弊占绝大数
据美国TreadwayCommission对舞弊财务报表所做的研究发现，在45%控告注册会计师的案件中，主要是因公司内部控制失灵而造成的。其中有许多舞弊案例，公司均有健全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但都被高级管理层藐视或逾越，以致未发挥应有的功能。研究还指出17%针对公开上市公司的指控案件中，均显示管理层对鉴证注册会计师作不实之陈述或声明。在SEC调查公开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案件中，也有66%案件涉及公司高级管理层④。
2.中国会计信息失真主要是单位负责人造成的违法性失真
近10年来，我国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很多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自从净资产收益（ROE）作为上市公司申请配股的依据之一，上市公司在ROE数据上存在着明显的操纵行为（蒋义宏等、1998，陈小悦、2000，斩明、2000等）。吴联生（2001，2003）研究发现我国当前的会计信息失真主要为违法性失真，并指出1999年《会计法》中的''''单位负责人对单位会计信息违法性失真负首要责任，会计人员负次要责任的制度安排是合理的。杭州市财税局（2003）在全市开展的一项会计诚信基本评价专项调查⑤中，有71%的人认为单位负责人是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主体因素。
3.我国财务报表审计中存在的重大错报主要为管理舞弊
谢德仁（1999）从会计信息自原始数据输入到会计信息成品输出的整个流程中，分析会计报表中重大错报的主要成因，认为管理当局是会计信息系统的主要干扰因素。为进一步了解我国已审财务报表中可能存在重大错报究竟是由哪类引发的？就此我们特向最知情的注册会计师和公司财务人员开展了一项较为广泛调查⑥，76.94%的人认为已审财务报表不值得信任，其中财务人员的比例高达79.72%.有75.7%的人认为已审财务报表中仍存在管理舞弊，排序第一⑦；管理舞弊远远高于其他三项重大错报的比率，是我国已审会计报表中可能存在重大错报的高风险审计领域。
（二）商业风险导向审计异化审计理念
商业风险导向审计以商业风险为审计重点，且将审计风险视为广义的审计风险概念，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再有该模式是由会计师事务所开发的，从经济人的角度分析，会计师事务所是一种逐利性组织，不可否认审计职业界一直在追求提高审计效率与效果，审计模式也在不断演进，但对作为经济人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说，审计目标的达成，经济利益关系是第一位的，而技术限制或解放是第二位的（黄京箐，2001）。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他确实即不打算促进公众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会促进这种利益。他所考虑的只是自己的收益，但像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无形的手的引导，去促进一个并非他本意达到的目的.会计师事务所宁愿在原目标下以更先进的技术获取超额利润，也不会主动承担更高要求对己不利的审计目标而自愿研究发展审计技术。商业风险导向审计实际上是在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和自身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的产物。为节约审计成本不惜牺牲审计质量，严重扭曲了审计的本质，偏离社会公众查错揭弊的审计目标责任。
（三）控制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假设缺陷
控制风险导向审计的理论假设是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可以减少舞弊机会，即如一个单位建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并能够得到有效的运行，则该单位财务报表编制中进行舞弊的机会减少；反之，如没有完善的内部控制，舞弊的机会就增多，财务报表的可靠性降低。依据该假设，审计实质性测试是以内部控制测试评价为基础，从而形成控制风险导向审计。其审计理念是：内部控制薄弱环节地带可能存在更多的重大错报（MautzandSharaf），审计人员的重点是对内部控制存在薄弱环节的相关业务实施实质性测试，确定其测试性质、时间和范围。但管理舞弊的舞弊主体为管理当局，其所处地位特殊性，极易逾越内部控制，无论是内部控制结构还是内部控制要素，防范管理舞弊均失效。正如SEC于2003年6月正式的最终规则中所指出的，财务报告中内部控制是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或者公司行使类似职权的人员设计或监管的，受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的影响，因而审计管理舞弊时，审计师即便对客户的内部控制开展再科学的评价也失去了意义，控制风险导向审计在发现管理舞弊方面，远不如对其他三种错弊的甄别有效也不足为奇。
（四）管理舞弊风险因素在现行审计风险模型中难以定位
现代审计，无论是控制风险导向审计还是商业风险导向审计，一个显著特征是抽样审计，因而抽样风险不可避免。现行审计风险模型虽将所有审计过程的风险都归结在一个模型上，量化后最终确定抽样的样本量，但现行审计风险模型在评价管理舞弊风险时，却面临很难将管理舞弊风险因素分解成可接受的审计风险、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如美国SAS.NO.82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审计师单独评价因舞弊而导致重要错报的风险，涉及舞弊财务报表有三类风险因素⑧，但这些概念在审计实践中都很难将这三类风险因素分成可接受的审计风险、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典型的例子如管理层缺乏正直性且有错报财务报表的动机是与可接受的审计风险有关的因素，但它还会增加错报的可能性，从而与固有风险也有关。再如。反映最高管理层对正直性、道德价值和能力培养的态度、行动和政策，这些影响管理部门特征的风险因素也是控制环境的组成部分。因此舞弊风险因素在现有的审计风险中难以定位，这必将直接影响其在准则中为审计师提供应如何切实履行舞弊审计责任的指南。因此SAS.No.82虽是AICPA经过长期研究，并致力于解决审计师在审计中查找舞弊责任的难题，但实证研究表明其成效不佳也在预料之中（ZimbelmanM.F，1997）。
（五）实质性测试审计管理舞弊之不足
1.业务实质性测试和余额测试失灵
业务实质性测试目的是确定原始凭证与记帐凭证是否相符、帐务处理是否正确。而一条龙造假表现为假帐真做，特别是在当前IT环境下，大量的单据是电脑自动生成的，均能做到帐证相符、帐务处理正确，帐表相符，因此就电脑帐下审计人员再实施交易业务实质性测试，验证帐帐、帐表是否相符也便失去了意义。详细余额测试重点关注资产负债表帐户和损益表帐户的期末余额（大多数详细的余额测试更重于资产负债表帐户）并不一定失灵，可能会发现造假线索或证据，但若公司虚增收入同时并没有虚增资产，则独立审计师实施余额的实质性测试也可能是无效的。因此审计人员仅仅依赖实质性测试，是不能合理保证查出余额真实的管理舞弊造假案；再有由于余额测试的不谨慎或难以执行，如客户窜改询证函回函、询证函无法回函等，也只能改为替代性测试程序，也即实施低效的业务实质性测试程序。
2.分析性测试未必有效
分析性测试是指注册会计师分析被审计单位重要的比率或趋势，包括调查这些比率或趋势的异常变动及其与预期数额和相关信息的差异，目的是评价业务和余额的总体合理性。基于分析性测试是通过以财务资料与非财务资料之间的表面关系或可预测关系，评估财务信息的合理性，因此使用该方法能够收到多方面的效果，它可取代其他实质性测试的功效，所揭示出的差异可引起审计人员的注意，辅助审计结论，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风险等，国际上也公认分析性程序的运用是审计职业界承担揭示重大舞弊目标的关键技术。1988年AICPASASNo.56（分析性程序），要求审计人员在执行审计业务的全过程（包括计划、实施、报告各阶段）中都必须采用分析性程序，以履行审计责任，特别是为揭露重大舞弊提供合理保证。我们完全赞同审计人员采用分析性程序发现一些异常情况，通过对其查证，从而合理保证''''揭露重大舞弊差错。事实上我国的银广夏舞弊案就是采用分析性程序被揭发的，但使用分析性程序的前提条件是公司的帐户要基本可靠，正如我国《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1号——分析性复核》指出的，如果分析性复核使用的是内部控制生成的信息，而内部控制失效，注册会计师不应该信赖这些信息及分析性复核的结果.此外分析性程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有用的实质性证据，主要取决于它们在具体情况下的可靠性。
通过上述深入剖析得出，现行的两种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共同缺陷是将有限的审计资源分配重点偏离了重大错报的高风险审计领域——管理舞弊，造成审计资源的浪费，是影响其实现审计目标的一大先天理论缺陷。
四、管理舞弊导向审计的审计程序
管理舞弊行为发生与否，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是相关当事人在对利弊得失权衡后做出的选择，其本质是一种违法性经济行为。从博弈的角度分析，管理舞弊实际上是管理层和注册会计师之间博弈的结果。倘若独立审计师不将管理层舞弊视为审计重点或即便被视为审计重点，但如CPA审计不到位、不彻底，发现管理舞弊的概率不高时，管理层仍然会采取舞弊行动⑨。因此针对管理舞弊属蓄意行为及舞弊主体是管理层的特征，我们认为应制定管理舞弊博弈审计策略，提出创立管理舞弊导向审计。切实提高审计管理舞弊效果，发挥独立审计对管理层舞弊的威慑作用。
管理舞弊导向审计的审计思路是，会计报表审计以重点识别和判断管理舞弊的风险为审计工作的切入点，开展以查找管理舞弊为核心的风险导向审计。缘由是基于管理舞弊为高风险审计领域，且属管理层的蓄意及管理层配合审计人员的态度存在差异。对审计人员验证会计报表中可能存在的随机误差，无意误用会计准则和员工舞弊（挪用公款等）三种非管理层舞弊引发的重大误导性财务报表可靠性时，管理层会积极配合独立审计师实施审计工作。因为该项审计目的既是社会公众的需求，也是管理层的需求，通过独立审计师可有效地解除管理层的受托责任，因而独立审计师与管理层之间没有必然的利益冲突。此外上述三种重大误导性财务报表的查错揭弊与企业建立的内部控制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企业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就可减少无意的差错和员工舞弊的机会等。而管理舞弊是管理层试图以舞弊财务报表为手段获得更多的机会利益，独立审计师如不能查出这种对报表使用者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舞弊行为，就须承担法律责任，管理层与审计人员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因此管理层不可能真心地配合独立审计师有效地实施审计工作，而大量管理舞弊案件的发生，又必然使独立审计师对管理层的诚信持职业怀疑态度。
独立审计师究竟是否会免除因未查出重大舞弊，特别是管理舞弊而遭受的法律诉讼，满足委托人和社会公众的期望，克服审计实务中的困难，以达到审计理论上的要求，最终都要通过执行的审计程序综合体现出来。管理舞弊导向审计的审计程序是以管理舞弊风险评价为审计工作的切入点，寻找识别客户是否存在表明管理舞弊的红旗标志，对管理当局的诚实与否作出合理地评价，而不是假设；然后依据评价的结果，判断管理舞弊与非管理舞弊风险的高低；在编制审计计划时，应充分考虑管理当局的诚实性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管理舞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若影响重大，应追加或修改审计程序，收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实或消除对管理舞弊的怀疑；在实施审计计划的整个过程中，充分考虑导致财务报表严重误述的舞弊存在的风险及舞弊的类型；当有迹象表明存在管理舞弊时，应实施法庭式舞弊审计策略。对已得到证实的管理舞弊，提请客户进行适当处理；根据客户的处理结果，表述相应的审计意见。最后，应将发现的舞弊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报告给适当级别的管理当局及有关部门，而对非管理层舞弊实施控制风险导向审计。
五、结束语
管理舞弊导向审计与控制风险导向审计、商业风险导向审计一样，都属风险导向审计，是对风险导向审计中的风险概念如何具体落实到审计实践中的一种新模式。至于管理舞弊导向审计的理论研究和审计程序应如何有效地贯彻实施，如何帮助独立审计师识别管理舞弊的红旗标志，正确评价管理舞弊风险，还有待于更多审计理论和实务界的学者对此开展更深入系统的研究。
①本文讨论的管理舞弊是指管理层故意通过重大误导性的财务报表来伤害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舞弊行为。据此定义管理舞弊的舞弊者是管理层（Topandmiddlemanagementlevels）；受害者是投资人和债权人等公司利益相关者，而把二者联系起来的舞弊工具是财务报表，因此舞弊财务报表是管理舞弊的主要特征之一。本研究界定的管理层是指那些拥有足够高职位可以驾驭日常内部会计控制或不受内部会计控制的人。
②谢荣，吴建友将其称之为传统风险导向审计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具体参见《会计研究》，2004.4
③我们知道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可能存在随机误差、误用会计准则、员工舞弊和管理舞弊四种类型的重大错报。
④林炳沧。《如何避免审计失败》。华泰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⑤此次调查以问卷为主要形式，共发放17795份，有效问卷10330份。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8个不同的岗位群体，包括单位负责人、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一般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政府监督部门工作人员、高校专业教师和其他人员等。接受调查的组织分布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师事务所、财经院校及其他等11类单位。
⑥调查共发放问卷2300份，其中企业财务人员和管理层1000份，回收问卷445份，其中有效问卷438份，注册会计师1300份，回收问卷450份，其中有效问卷42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为43.8%和32.38%，总的有效问卷回收率为37.35%，在典型回收率20%.40%之间。
关键词 会计舞弊倾向 不当利益取向 经济利益冲突
1 会计舞弊倾向与不当利益取向——有关概念的提出与约定
1.1 会计舞弊倾向
所谓会计舞弊，是指违反公认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而对企业的财务报表予以故意的错报或遗漏，或故意导致企业财务报表产生错报或遗漏。根据舞弊主体的不同，会计舞弊可分为管理当局舞弊和员工舞弊。为寻找舞弊动机与舞弊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现在引入“会计舞弊倾向”这一概念。会计舞弊倾向是指企业在实施会计舞弊的过程中，倾向于采取何种舞弊手段以对企业财务报表诸要素在价值量上施加人为的影响从而达成其舞弊企图，这种人为的影响表现为会计要素金额的高估和低估。这一概念的引入能很好地将审计人员的审计目标和被审单位的特定的舞弊动机与手段联系起来。因此，若审计人员能在审计准备阶段对被审单位特定的舞弊倾向予以界定，则必将使审计计划制订得更具针对性，从而极大地提高审计人员收集审计证据，实现审计目标的效率与效果。
1.2 不当利益取向
依据现代企业理论，企业被看作是多项生产要素间的合同集，各契约当事人之间既有共同利益，又存在着利益冲突。此外，企业中还存在着另外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利益关系，即企业员工个人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指因税收征纳而引致的利益分配关系）。我们将导致企业管理当局以及员工存在特定的舞弊倾向并实施特定会计舞弊行为的内在动因称为舞弊主体的不当利益取向。不当利益取向分为管理当局的不当利益取向和员工的不当利益取向。由于上述三大利益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从而决定着舞弊主体不当利益取向的多样性，并最终决定着舞弊倾向以及舞弊手段或形式的多样性。
由此可见，界定企业可能存在的舞弊倾向必须建立在对上述三大利益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并据以确定其特定的不当利益取向的基础之上进行，而舞弊倾向的界定又对审计计划的制定与审计测试的实施起着指导作用（见附图）。
2 界定企业会计舞弊倾向的基本模式
2．1 企业所有制形式
2.1.1 国有企业
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型时期，政府管理企业的方式不可能一下子由行政手段转变为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从而使得我国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具有下列两个显著的特征，即企业的厂长或经理仍然由有关国家机关任命，使得企业的厂长仍具备“准国家干部”的身份地位；由于国有产权难以人格化，使得国有企业出现严重的所有者缺位，进而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前一特征对会计舞弊倾向产生的影响是，企业厂长可能从个人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出发，极力主张高估企业收入，低估企业成本和费用，从而构造虚假利润，前些年大量国有企业出现的重大潜亏即为此佐证。后一特征对企业会计舞弊倾向产生的影响是，企业的厂长甚至员工利用他们特殊地位，通过低估企业的资产，实现对企业财产的侵占和盗用，从而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 。
2.1.2 非国有企业
该类型企业的产权比较清晰，因而通常不会出现国有企业的上述情形。但是，由于私有资本固有的自利性，使得该类企业的局部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较为突出，这种利益冲突最主要地表现在税收的征纳上。体现在对其会计舞弊倾向的影响上，该类企业往往倾向于通过高估成本费用，低估收入的方式以达到偷税、推迟纳税以及避税的目的。这一情形在我国税收征管制度尚不完善，纳税人的自觉纳税意识尚不高的情况下尤为突出。
2.2 企业的组织形式
按照组织形式的不同可将我国企业分为：公司制企业和非公司制企业。公司制企业客观存在着两权分离。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司经营者有着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因而公司制企业存在着更多的引发管理当局舞弊动机的诱因，具体的舞弊倾向有不当甚至非法的在职消费等。在具体分析某一特定公司制企业可能存在的舞弊倾向时，还应结合下列因素综合予以评估：①我国目前企业公司化改制进程的现状，尤其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②对于国有股权占公司总股份较大比例的企业应注意评估国家有关部门行使股东权利和国家行政管理权力的相分离的程度及其对公司会计行为的影响。
2.3 公司的治理结构以及股权结构
在公司治理结构所支配的各项利益关系中，最核心的是公司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若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完善，则公司管理当局的会计舞弊倾向就会受到有效地遏止。但如果公司治理结构尚不完善，例如，由于缺乏来自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的竞争，从而使公司的外部治理结构不健全；由于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乃至监事会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使得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形同虚设，则公司管理当局主动舞弊以及在公司控股股东的压力下被动舞弊的可能性较大，至于具体的舞弊倾向应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分析。
公司的股权结构对企业会计舞弊倾向的影响是与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同时起作用的。在一个股权结构过度分散的公司里，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常常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此时，企业管理当局舞弊倾向存在的可能性较大。若公司的股权结构明显失衡，如出现“一股独大”的局面，则中小股东的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占控股地位的股东常常通过对公司管理当局施加压力以实现其对子公司财产的侵占。这种行为一般是通过非正常的关联交易来实现的，此种交易的会计舞弊形式是低估公司的资产以及高估公司的负债和费用。当然，随着上市征集投票权制度的推行，上述舞弊倾向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2.4 企业近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一般而言，若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良好，则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通过虚增费用、隐瞒收入的手法以达到偷逃税款的目的。相反，若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欠佳，则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倾向于高估资产和收入，低估负债和费用，以使粉饰其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从而达到误导债权人、公司现实及潜在的投资者以及证券市场的监管者的目的。此外，对于国有企业，若连续几年经营欠佳、财务状况恶化，则应特别关注该企业是否存在国有资产被大量盗用的情况，因为经营不佳与管理不善往往是互为因果的。
2.5 企业的经营规模
由于企业集团中的各企业成员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经济利益，因此，为了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它们极有可能协同起来进行舞弊。典型的舞弊形式是通过非公允的关联方交易，以达到操纵利润、转移资产甚至逃避纳税的目的。具体的舞弊倾向有：①向另一关联方转移资产和利润，或从另一关联方转出资产，典型情况下，对方企业常常是上市公司；②通过定价明显偏低的关联方交易，实施不正当竞争，从而损害其他企业的利益；③关联企业间若存在地区间或行业间税率差异，则非公允的关联方交易常常成为恶意避税甚至逃税的重要手段。具体做法是，从使用税率较低的企业高价购入原材料，或向税率较低的企业低价销售产品，从而将利润从税率较高的企业向税率较低的企业转移。
2.6 企业的内部控制
总体而言，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程度与该企业实施会计舞弊的可能性呈负相关。但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单位的内部控制是在企业管理当局的主导下实施的，是企业管理当局对本企业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工具，因此，内部控制制度对企业管理当局本身的约束力是相对有限的，它与管理当局的舞弊倾向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若被审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则审计人员应更多地关注其对员工舞弊倾向的影响。
2.7 影响特定企业或行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为了鼓励或规范特定企业或行业的发展，我国制订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例如，为吸引外资，我国制定的涉外企业所得税法给予外资企业大量的税收优惠；为了规范上市公司的发展，我国公司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公司的首次股票发行、增发股票及配股，以及股票的上市等作了严格的规定，而重要的财务指标通常构成这些规定的核心内容。因此，为延长税收优惠期，为在国际间及国内不同税域间进行避税，以及为满足有关法律规定的栏栅指标等，这些特定企业常常实施会计舞弊，具体的舞弊倾向取决于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
3 结言
上文的论述，实质上是利用规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被审单位舞弊倾向函数，其数学表达式可表示为：
Y=f（X1，X2，X3，X4，X5，X6，X7）
其中，Y表示企业的会计舞弊倾向，X1表示企业的所有制形式，X2表示企业的组织形式，X3表示公司的治理结构及股权结构（仅适用于公司制企业），X4表示企业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X5表示企业的经营规模，X6表示企业的内部控制，X7表示影响特定企业或行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该函数为我们分析特定的被审单位可能存在的会计舞弊倾向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框架，被审单位特定的舞弊倾向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知道，审计计划工作是整个审计工作成败的关键，而审计计划的针对性（即结合某一特定被审单位的实际情况而制订）和预见性（即计划的重点应建立在对被审单位可能出现的舞弊倾向所进行的合理地、充分地预计的基础之上）则是该计划能否真正发挥指导审计测试工作作用的关键。本文构建的模式为我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它将极大地提高审计计划的质量和审计测试的效率。
参考文献
1 斯道延·坦尼夫，张春霖.中国的公司治理与
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市场制度[M].北京：中
从现代审计产生以来，舞弊审计已经成为审计工作的重要研究领域。伴随着审计事业的日益发展，舞弊审计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舞弊审计的日益重视，不仅是审计法等相关法律的要求，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舞弊审计在我国审计实践中应广泛的开展。
二、舞弊审计理论概述
1.舞弊审计的概念
舞弊审计通常是指审计机构或者人员在执业过程中要始终持有谨慎态度，应用审计方法和工具，进行舞弊研究和分析，以此来发现舞弊的一些具体行为等为最终目的的审计活动。
2.舞弊审计的特征
舞弊审计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舞弊审计是发现性的而非论断性的审查活动，需要更多的是一种思维形式而不是技术方法。舞弊活动有明确的目的，采用各种方法对其加以掩盖，从而使审计人员不易察觉。（2）审计实践中大量使用分析性复核的方法。由于审计程序具有局限性，从而使用分析性复核方法能帮助审计人员揭露重大差错。（3）保持职业怀疑态度。通过对审计工作研究得出，超过85%的舞弊活动是被偶然揭露的。
3.舞弊审计常用方法
（1）分析性复核法：分析性复核是对被审计单位重要的财务比率或发展方向进行分析，以发现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并以此确定审计重点，控制审计风险，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审计质量。在审计实践中，分析性复核程序贯穿于审计活动的全过程。在审计过程中，审计执业人员使用这一审计方法对被审计单位财务状况实施全面的研究调查，从中查找出存在潜在的错报风险项目，进而有效的制定下一步审计计划。
（2）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运用。随着各类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隐蔽日益增强，反审计能力也越来越强，许多被审单位都通过粉饰报表，比如把应收账款填列到其他应收款科目下，延迟相关存货入库时间，达到粉饰财务指标的目的，这一般不容易被审计人员发觉。
（3）注重期末事项分析。部分企业经常采用“截止”概念在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调整损益，粉饰会计报表。另外，许多企业大量的第四季度调整收入，也见怪不怪。
4.舞弊审计重点审计内容
随着国民经环境的迅速变迁，各个时期的舞弊会有不同的特点，舞弊审计的审计人员关注的审计重点也应有所改变。我们要紧紧把握目前审计风险高发区确定舞弊审计的重点，往往能取得很大的成果。
（1）非常交易事项
①其他业务收入占据企业收入绝大部分的交易事项。比如大量公司利用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期间产生非常规的销售等非常交易来实现非常效益。②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很多企业的交易往往很少涉及到货币资金，现金流也很少，只是确认为应收账款这一会计科目，结转相关损益。
（2）重要的交易
①大额交易严重亏损。②非法和不合规范的投融资方式。③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会计准则的会计变更是合规的。有时候这一灵活性，往往给企业的舞弊带来机会。④资产重组。审计人员对资产重组进行审计是一件大的工程，它牵涉到大量的问题。这些年来，许多公司的资产重组数量交易较为频繁，也带来了大量的风险。
三、舞弊审计案例分析
世界通信公司是一家美国通讯公司，因财务丑闻事件而破产。公司内审部门在一次例行检查中，查出了共计38.52亿美元的财务造假，财务舞弊丑闻被迅速揭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SEC）查出世界通信公司虚构的营收达到90多亿美元，公司总资产被虚增约110亿美元。
世界通信公司财务舞弊分为如下两种。
1.滥用各种企业准备金，通过以前各年份计提准备金，多记资产，冲减企业成本支出，虚增企业的利润。调查人员已查证的相关造假金额就已经达到16.35亿美元。
2.通过“预付账款”进行掩饰，命令各分公司将原已确认为经营费用的成本结转到企业固定资产等会计账户，从而降低费用、虚增利润。
安达信会计事务所对世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其对世通的财务舞弊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过失审计责任，审计失败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审计的独立性不强。安达信会计事务所不仅向世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审计业务，还提供一些财务咨询服务。虽然目前为止尚无发现相关的证据，这两项业务有可能影响审计的独立性。
2.缺失应有的职业怀疑态度和直接的审计证据。安达信会计事务所审计世界通信的大量主营业务收入计量和商誉减值测试等事项时，没有注重相关审计的证据，缺失了必须拥有的职业审慎和职业怀疑态度，仅仅依赖世界通信公司做出的一些声明文件，作为发表独立审计意见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