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学生就业；通货膨胀；政府调控；博弈论
一、引言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也吸引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大学生是一个家庭未来的希望，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另一方面，大学生群体是我国重要的社会群体，是我国社会的生力军，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然而在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行扩招，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十分严重。这种失业现象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而在经济学当中，菲利普斯曲线是描述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曲线。菲利普斯曲线成为当代经济学家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关系的重要经济数学模型，该曲线表明：一方面，失业的减小会推动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从而影响国民经济地发展；而另一方面，失业率的上升虽然会拉低通货预期，但是会造成社会的不安与恐惧情绪。从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角度看，政府在保障就业、调控通货膨胀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政府在调节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时候有着不同的手段，在就业率通胀率之间进行平衡是政府政策选择的结果。因而可以将政府的决策转变为一个双人博弈的模型，博弈方一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不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博弈方二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不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依据“菲利普斯曲线”，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就政府在不同阶段的政策选择进行博弈分析。
二、促进就业与调控通胀博弈模型构建
（一）博弈的主体与形式
如前文所述，博弈主体是政府，因为政府在博弈中占据绝对主动地位。政府控制通胀可以采取抑制需求和调控成本的策略进行调控，因为就通货膨胀而言，实质是国民经济过热；而政府对于提高大学生就业率则可以采取拉动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加速发展的策略。正是这两种不同的策略就构成了政府政策选择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政府促进经济发展，拉动需求，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热，从而产生通过膨胀；因此，政府会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策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一直社会需求，从而对产品造成冲击，提高了失业率。政府在促进就业和调控通胀方面就是这样一种两难的博弈形式，选择不同的策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
（二）博弈的转换
由于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不同于一般的博弈模型，因此需要对博弈模型进行转化，演变成能够反应实际问题的模型。本文可以设定两个博弈方，博弈方一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不采用强措施控制通胀”，博弈方二的政策选择有“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不采用强政策促进大学生就业”。
（三）博弈分析说明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国不同经济时段面临着不同的经济任务。比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效率”是最重要的选择，社会的经济任务是富裕起来；而在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则要更加注重质量，社会总的经济任务则是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结合。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也是如此，在不同的阶段，政府需要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或者保障社会稳定，实现人民的生活富裕。因此，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促进就和和调控通胀的政策决策中选择不同的政策。本文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分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上升阶段与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分别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博弈偏好。
三、三阶段的博弈分析
（一）初级阶段：重视经济发展效率
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的水平，社会生产力尚且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的总体需求。人口总量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是政府的追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总量和水平都低，人民尚未达到温饱阶段，面临着生活的压力。此时，政府最为紧迫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来拉动。1978～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增长到99214.6亿元。更为直观的例子是当时在社会上掀起了“效率第一”的热潮，连国家政策也提出要保证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
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我国政府在大学生就业调控与通货膨胀调控上表现出积极地态势。这是因为大学生就业会拉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总量上升，最终实现我国的经济目标。而这一个策略，正推动了我国历年处于高通胀预期的阶段，财富贬值很严重，实质的经济效益并不突出。表1给出不同政策选择情况下的政府最终得益。
在这一阶段，政府的主要关心的是提高经济发展的总量。不仅中央政府如此，地方政府更是如此，因为较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总量会现实政府政绩以及推动执政者晋升。因此在进行政策选择中会倾向于选择高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
经济问题的出现。在政府进行高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时，经济社会呈现一片繁荣的情况，一方面是经济总量的急速上升，另一方面却是高就业率。但是“繁荣”经济的背后却是一系列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唯GDP论”导致的环境问题、经济泡沫，以及社会消费领域的虚假繁荣、收入的缩水。但虽然在一系列经济问题威胁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倾向于采取这种策略。这是因为在该阶段，采取这些策略是最佳的，也即“纳什均衡”。
（二）上升阶段：保障经济平稳发展
在经济发展经过第一阶段，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经济成绩，但是正如本文前面分析认为，在第一阶段的高效率政策下，产生了巨大的经济问题。在第二阶段，政府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了；而且原来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政策已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发展。因此政府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经济任务不是推动经济特快发展，而是在保证经济最大效益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也即我国政策定义的“又好又快发展”。
在经济发展上升阶段，政府在大学生就业和通货膨胀上要进行一定的政策权衡。一方面，政府需要保证经济较快发展，因此需要通过促进就业来拉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社会的通胀预期；而另一方面，政府需要抑制通胀，更加实质性地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个阶段，政府的政策一方面就要推动就业，一方面则要维持低通胀。而在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经济发展变缓，社会的就业压力大，但是经济发展的效益较好。我国现在正处于第二阶段，经济发展相对以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随着最近几年扩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就业压力特别大。
在这一个阶段的政府政策选择则是高就业调控与高通胀调控并存，但是所谓的高并不是特别高，而是相对处于一个较好的阶段，且两者的调控力度类似。在这个阶段，经济能够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效益较高。且此时政府处于一个积极调控的阶段，对经济发展采取较多干预。
（三）成熟阶段：自由市场的调控
在社会经济发展经过了较为平稳的时期，取得了更大的经济成就，此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成熟阶段。而成熟阶段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干预较少，主要通过市场的方式进行调控。国民经济在这一个阶段处于一个较为完整阶段，各种经济制度完善，社会法律也是完善的，可以很好地保障经济发展。政府的干预也只是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过多干预会扰乱经济发展秩序。
在这一个阶段的政府调控转为低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并存的阶段。当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热，处于高就业阶段，通货膨胀的预期较大；市场机制会在此进行调节，压低通胀预期，从来拉动了大学生就业率，造成高就业压力；在高就业的压力下，市场机制再一次进行调节，促进消费，拉动就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又形成了较高的通胀预期；在无数次的均衡调节下，市场机制会将通胀与就业推到一个均衡的状态，也即帕累托均衡。正是良好的社会市场机制，政府的调控会逐步较少，对经济的干预也会下降。那么在这一阶段的政府最佳策略选择是“低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并存”的状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不同大学生就业与通胀调控政策选择。本文研究结果认为在经济发展低级阶段，政府会采取较为激进的经济发展策略，但是此时的经济发展效益不高，存在着很大的经济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需要改变以往的策略，而采取高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的策略，原因是在这阶段政府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效益，同时也要维持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到的第三阶段，也即经济的成熟阶段，此时整个社会的市场机制较为成熟，经济发展更多地以来市场来进行调控，政府干预较少，此时政府更加倾向于采取低就业调控与低通胀调控的策略。
（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得到了关于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对大学生就业调控与通胀预期调控的不同政策选择。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保证经济发展效益，适当减少政府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依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发展三阶段理论，我国在2000年前夕就实现了第二阶段，达到了局部小康水平。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转型，需要从依靠低水平的劳动和资源要素拉动到知识资本拉动转变。同时我国就业市场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学生群体越来越大。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日趋增加。与以往“孔雀东南飞”不同的是，我国就业人口流动呈现回流的趋势，在户籍制度改革，户籍限制逐步取消的情况下，小城镇的兴起则成为了我国大学生进行就业及自主创业的新天地，经济发展逐步实现地区均衡。在这一个背景下，我国政府需要对大学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引导，创造就业机会，分散大城市的压力。同时，我国在经济发展要更加依赖于市场，通过市场的调控来推动经济增长。在这两方面的推动下，我国将逐步实现较高水平、较高效益的经济发展以及较轻的大学生就业压力，这不但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益，也缓解了由失业引起的社会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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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梯度理论；发展战略；三阶段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6－0003－05
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学界已多有研究，但至今尚未见对科学发展的梯度理论进行探讨。梯度发展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领域，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呈梯度性、多层次、渐变与突变相交织、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发展形态。研究这个领域，有助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一全景式观照，并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特征和规律。
一、梯度发展理论研究的使命与价值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一般来说，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完善程度的表现，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变动着的经济社会实态。所谓经济社会发展，通常是指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人文环境等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运动，它具有梯度性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研究这个特征，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规律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1.研究经济社会梯度发展是时代的选择
研究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特征，首先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情和发展规律，研究当代我国发展观念的战略调整和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更要研究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考察当前经济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在更高的理论层面解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梯度发展的必然规律。
科学发展的梯度理论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其内在客观自然的历史过程，这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有不同的特征表现。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特点是过多的人为因素阻碍了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自然展现，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在低水平发展的基础上展示相对平等的社会图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被誉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我国经济社会从发展基础极度薄弱的情况下快速成长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有望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梯度性特征，总体表现是：时间跨度短，发展步伐快。但与此同时，转轨期尚未结束，经济和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难度非常大。第一二三产业几乎同步发展，其中农业、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没有较大的时间顺次发展差距；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几乎同时打开，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面临同样的市场，改革和开放并举；传统观念与现代经济社会的新思想相互碰撞和融合，传统道德和新的价值取向相互冲突、磨合及调适，要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日益强烈；社会阶层出现显著变化，个体的外在社会生产能力发生扩延，内在心灵和精神成长逐步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快速发展。这些现象表明，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日益成为常态，整个经济社会呈现出蓬勃的发展生机；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暴露出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困扰着当前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加快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形成了阻力。这些阻力不仅与整个改革开放相始终，而且表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因此，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研究就显得尤为紧迫。
此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研究，不能只是立足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或某一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周期性研究，因为单纯的经济研究并不能完全覆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因此，坚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研究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个性化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影响，来揭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规律，是时代的选择。
2．在新的实践逻辑起点上解读发展梯度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梯度性的相关研究，历史上、国内外都有学者进行过探讨，并提出各自的理论，但他们大多是从阶段论的角度展开。如美国经济学家胡佛－费雪尔的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约翰・弗里德曼的区域空间成长阶段理论、日本学者井村干男的关于工业化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划分理论等。我国也有学者对经济发展阶段作过一些理论上的探索，但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析，一是偏重于经济增长维度，二是分析的时间跨度短，有的仅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三是有的甚至连分析的依据和产生的结果都存在争议。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都没能从理论上对特定国家的具体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进行考察并得出科学的结论。
出现这种情况，在国外，主要是其研究背景基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经济结构呈现顺次发展和渐次进入高度化的特征，城市化依次出现分散―集聚―分散的趋势。在国内，虽然这些国外理论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有较大启发，但由于其研究背景与我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很大不同，因此，很难照搬和模仿。首先，我国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体制上的转轨难度都极大；其次，我国的国情有其特殊性，人口多，底子薄，资源不丰富，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在这样的情形下，难以完全复制国外的发展模式和成熟经验。正如2007年7月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在我国国家统计局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所说，中国是一个开创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没有什么模式可以模仿，其间克服了很多困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经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它能够丰富其制度经济学的思想。虽然诺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有了较深刻的洞察，但同样没有提出关于我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梯度的新见解。
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研究，关键在于从发展梯度的角度阐述科学发展观，研究科学发展的规律，研究科学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问题，关注科学发展的中间过程状态，论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必然逻辑，追求科学发展过程的创造性和谐，为科学发展的未来阶段提供理论支持。
1．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能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首先，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坚持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对以往只注重发展结果、忽视发展过程，或只注重发展过程、忽视发展结果的发展理论都提出了挑战，主张发展过程与发展结果相统一的发展理论，是对以往发展理论的突破。
其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吸纳了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内核，如后现代主义的全球意识、强调事物的共生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重视对自然物理的认识传统、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人际关系与代际关系的和谐，扬弃了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色彩等消极理念，否定了它的宗教神学色彩和唯心主义，追求一种真正能够为全人类提供参考价值的科学发展观。
再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本身也是一个发展过程理论，这个理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中期因经济快速发展，忽略道德建设带来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和改革成本的畸高，再到改革开放鼎盛时期的现阶段提出的“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不表现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2．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它也是指导发展的科学方法论
首先，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价值在于它从发展阶段的视阈理解“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对于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去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科学发展梯度理论首次提出了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的时间历程和哲学意义上的动态共生。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和发展也是个持续过程，不可能以单一突变的方式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个规律。第二，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开拓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实践新领域，率先把发展梯度理论引入从自然、社会到精神的一切领域，把发展过程与解决矛盾的实践联系在一起，在时间上相始终，在方法上循序渐进。第三，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指明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实践新途径，提出了发展是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的统一，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其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内涵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与人民生活水平低层次小康的矛盾。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使人们往往缺乏对发展梯度和层次的认识。科学发展梯度理论主张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让人们同步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同时让人们认识到，发展是渐进的、有先后的，不可能所有的人同时进入小康。二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改革发展的时代要求与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的矛盾。科学发展梯度理论认为，只有让全体人民深刻理解发展的梯度性，通过对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兼顾、尊重、保护不同群体的利益，通过制度安排把不同群体利益的矛盾冲突降到最低限度，实行体制机制的渐进式完善和突变式改革的统一。单纯的渐进式完善，容易导致改革战机的贻误；而盲目追求突变式改革，则容易在未被大多数人理解的时候失去群众基础。三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与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矛盾。在转型期，不同利益主体对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以及对发展成果的急切占有都明显增强，形成一些反体制力量，使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要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分步骤、渐进式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开发党的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新的政治资源和力量，及时地将现代化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成功地吸纳到政治系统中来，达到利益的动态共生。
再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方法主要表现在：第一，重视对发展的宏观政策的指导。宏观政策的制定、形成和执行也是一个过程，也呈现出梯度性特征。如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到8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再到90年代的“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党和政府求真务实的高度责任感，每一步也都体现了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对发展的宏观政策的指导。第二，重视对发展的微观过程的指导。经济发展肯定需要速度，但更需要发展速度和质量的统一。速度是优化结构的重要手段，优化结构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真正高速度。我国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在每个微观领域，都要计算发展的成本，还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才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重视对发展的具体方法的指导。主要指重视发展的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方法。静态方法包括社会实践一般思维方法和一般操作方法两种。动态方法包括决策计划方法、组织指挥方法、操作技术技巧、信息方法、沟通协调方法、监督控制方法、评价总结方法等。无论静态方法还是动态方法，都是在过程中梯度性形成的，在梯度中发展，在梯度中起作用。离开发展梯度，它们毫无意义。这是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又一重要价值所在。
二、梯度发展的战略决策与理论依据
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多阶段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实践提供了依据。任何实践都需要理论为先导，而“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社会主义是多阶段发展的。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分析了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联系。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后，社会的发展将经历三个阶段：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言，对后人正确认识社会发展梯度提供了理论指导，特别是社会阶段划分必须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出发点的思想，对于后人科学认识社会发展梯度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经历了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社会发展的三阶段思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概念，并认为社会主义需要经过若干个发展阶段，才能到达共产主义。并提出采用迂回的方法，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思想大大向前发展了。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所说的“所以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完成我们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那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从中国国情出发，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更长。并对两个阶段各自的特征以及相互关系做了简要的论述。而邓小平更是以“台阶式”发展理论继承了马列主义和的社会发展思想，以“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这些都为把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与“台阶式”的发展理论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多阶段思想，有两点理论创新。一是根据中国国情把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准确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多阶段发展的，并明确把初级阶段分为三个阶段，集中反映在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上。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了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任务也基本完成。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个“三步走”战略对我国的整个改革开放起了纲领性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思想，被我国理论界冠以“台阶式发展论”。我国经济要“几年上一个台阶”，这是邓小平多次阐述的论断。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邓小平认为，在这个时候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对加快经济发展很有必要。1991年，他在《总结经验，使用人才》的谈话中，初步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的思想，并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而且他认为，这也是“国际经验”。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指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之后，他列举了1984年至1988年我国经济发展较快时期和调整时期经济呈台阶式发展的事实，并以日本、南朝鲜、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台阶式发展”作为例证。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论断，是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上总结出来的，是邓小平在领导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总结，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事物发展普遍规律。
正是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与“台阶式”发展理论，为我们坚持科学发展的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辩证统一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2．非线性过程理论是划分阶段的方法论指导
纵观国内外关于发展理论的研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科学发展梯度理论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理论，还借鉴和具象了公共政策非线性过程理论和经济发展短周期理论。
在公共政策理论研究领域，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公共政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对传统的“阶段启发法”理论和分析工具提出各种批评的同时，发展出某些适合解释和说明复杂的政策过程的分析理论和模型。这些重视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非线性因素的理论和模型，从多元视角深入透视了复杂的公共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间断性与连续性、人的行为与规则改变、基于利益而形成的组织间的互动、创新行为的学习和传播等因素，形成了一些与“阶段启发法”相区别，并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非线性的政策过程分析工具，主要包括美国公共政策学者约翰・金通的基于政策源流汇合的触发机制理论、保罗・萨巴蒂尔的支持联盟理论、鲍姆加特纳和琼斯设计的政策运行中的间断－平衡模型等。
其中，鲍姆加特纳和琼斯的间断－平衡模型更能体现公共政策的非线性过程特征，这个模型意指公共政策的选择、变更和深化可从公共政策的运行周期、政策群落的组合规则及政策运行中的间断和平衡等方面来理解：一个重要的宏观政策被提出并运行一段时间后，它会产生一些可能是政策设计初期难以预料的消极后果，需要设计新政策来纠正，只有经过这种对旧政策的突破，克服原先运行中出现的消极惯性，宏观政策才会继续向正确的方向实施下去。从运行过程来考察，它表现为一种间断和不稳定，呈现梯度状态。
这个诠释特殊情形的政策过程的间断―平衡模型，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在今天看来，这些理论对于处在转型中的、“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有着重要意义。分析我国30年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改革过程中的发展战略、政策选择和变动，可以发现，几乎每个阶段都有“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各种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出现，适应并引导各个阶段的良性发展。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看，党和政府每次及时提出发展的重大社会发展政策，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指导思想，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些政策无不在解决旧有尖锐矛盾的基础上，为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因此，借鉴非线性政策过程理论，研究每个阶段“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各种政策及其成因，并以此作为划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方法，是一种方法论的新尝试。
3．经济发展短周期是划分阶段的量化参照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最主要也最简明的GDP经济指标的变化是反映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信号。观察GDP的变化，有助于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短周期的状况。通过1978到2007年的GDP变化，可以看到三个明显的经济发展短周期：
第一个短周期是1978―1990年的发展期，我国经济开始起步，经1982―1985年的年均12.2%的快速发展后，逐步回落并伴随宽幅震荡，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开始全面整顿。到1990年GDP增长率跌至谷底的3.8%，完成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短周期。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这也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从1981年到20世纪末2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
第二个短周期是1990―2001年的发展期，经济从1991年开始迅速回升，1991―1994年年均GDP达到12.6%，之后开始比较平缓的逐步回落，出现通货紧缩，到1999年GDP增长率落至最低的7.6%，但比1990年的低谷仍高3.8个百分点。2000年GDP略有反弹，到2001年又回落至8.3%，完成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短周期。这个阶段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同步的宏观调控政策，如1993年的“16条措施”完成了从经济过热到“软着陆”的调控；针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国民经济GDP“保8”的目标等。
第三个短周期是从2001年至今的发展期，经济呈稳步上扬的良好态势，GDP年均增长9%以上，经济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同时各项社会指标稳步好转。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淡出，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以这三个经济发展短周期为基础，依据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借鉴公共政策非线性过程学说，结合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状况的主要变化和矛盾，可以将我国从1978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划分为三个阶段。
三、合规律的梯度发展三阶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期间三个阶段的发展既相互联系，又各有特征。
第一阶段：以“反贫困”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初级阶段。
这个阶段（1978―1990年）的主要特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为战略目标，从农村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反贫困”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和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的顺利贯彻，使温饱工程基本完成，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改善，极大地赢得了国际社会舆论的赞许与国内人民期望值的提升。
但由于改革初期缺乏系统有效的（政策上、制度上和法律上）调节途径和监督机制，各种非法或不合法的收入渠道，从未真正被杜绝过，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某些群体致富的捷径，使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良好政策愿望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
任何改革都有成本和代价。在这个阶段，改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是相关制度缺位，如市场制度发育不成熟、法律制度不完善、产权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到位、政府管理制度改革滞后等；二是环境污染严重，如城乡的“三废”、噪声和光污染等；三是由于国门初开，意识形态逐渐趋于宽松，价值观念多元，如社会道德结构的无序、外在道德约束的弱化、内在道德修养的贫乏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第二阶段：以“重效益”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跨越阶段。
这个阶段（1990―2001年）的主要特征是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旗帜下，经济改革进入超常发展阶段，同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被异化为“重效益、轻公平”。这个阶段的发展思路，一是思想解放，为经济发展助跑；二是加快市场化进程；三是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在这一阶段，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历史性选择，使得我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被普遍接受，全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成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三条标准。
在这一阶段，（1）生产力发展水平虽然还只是处在相对高点，但全社会的效益崇拜已到了非理性的边缘，表现为：利益追求的竭泽而渔、财富期望的短视浮躁、欲望导致的行为目标迷失、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制度空洞的“合法利用”，从而导致全社会付出高昂的发展代价。（2）产业结构调整、三农问题瓶颈、区域发展差距成为经济发展的三大难题。此时，战略调控的利益抉择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严峻。宏观调控政策中的制度弱化与执行弹性、区间矛盾与周期忽视、行政干扰与利益平衡等，使得诸多措施不得不选择策略性的让步。（3）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的惯性，使正在制定和完善的各种相关制度未曾出台就已落后，而各种利用制度真空侵吞国有资产、巧取豪夺公共资源、占有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腐败行为，成为部分权力拥有者的特权。在此前提下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则被忽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转型最终带来了社会转型，此时的特点表现为人们对不健全的体制、机制、法制的零容忍，“人民”意识空前高涨，其外在表现便是加快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成为国人的目标。
第三阶段：以“讲和谐”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完善阶段。
这个阶段（2001年―迄今）最初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唯GDP论，在考量各领域的发展状况时往往以单一GDP指标为依据。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唯GDP无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如无法有效衡量社会成本、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社会矛盾、甚至引发道德异化、出现数据失真等问题。当人们意识到GDP的这些缺陷时，从GDP图腾走向社会多元和谐就成为全社会的理性选择。
这一阶段，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多种矛盾的缠绕，以及矛盾之间的共振性关联，使得建立健全社会福利指标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刚性需求，如就业问题与解决途径；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产品分配的社会公平与指标确立；改革时期社会贫困消除的量化与监测等。同时，由于传统的旧伦理观承载不了当代太多的使命，难以提供现代社会生活所需的更厚重的社会教化功能，因此，新伦理建设成为当务之急。毋庸置疑，在一个多元价值体系的时代，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前提，道德教养的完善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科学素养的培育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提升，法律素质的提高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而社会责任的提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在转型时期，新伦理建设主要涵盖三方面的内容：（1）新经济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它要求遵循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求利”与“取义”相协调原则、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重原则。（2）新政治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其核心内容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其中，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和总体目标，民主执政是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系。（3）新生态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文明追求。新生态伦理观包括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生态与“人态”的和谐共生；二是设定生态“必要伤害”的底线；三是倡导新生态理念的价值判断。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提供了实践佐证。三个发展阶段，虽然各具个性，都有诸多曲折和亟待消除的不和谐因素，但其发展都展现了梯度的规律，都富有中国特色，其共性都是对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的肯定和高扬，其梯度发展的实践理念是对实践本质的思考，其梯度发展的系统理论是对发展逻辑的尊重，其梯度发展的创新理念是对世界潮流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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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各方面对经济发展阶段有多种定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当前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而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是三次产业同步发展的阶段，不能忽略农业和服务业；有人认为，应该紧跟世界潮流，实现跨越式发展，要从信息化时代来定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但也有学者认为，信息化可归入工业化中，而不能单独提信息化阶段。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正处于外向型拉动经济阶段，应进一步扩大出口，开拓国际市场；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过高，现在还是内需为主的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阶段定位不同，与改革进行协调的思路或角度也会有很大不同。比如,政府管理体制应适应重工业化阶段的需要,还是适应统筹发展的需要? 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是要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适应城乡一体发展阶段的需要? 汇率制度是要适应鼓励多出口的外向拉动需要,还是适应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需要? 等等。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来似乎简单,真正操作起来差别会很大,效果也会很不相同。
进一步考虑，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是混合式的，多因素的，不同因素的比重要与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分析。我认为，政府职能转变有三种类型：一是从计划经济政府职能向市场经济政府职能的转变，也称为政府职能适应市场化改革的破旧型转变，是适应型的转变；第二种是从不成熟市场经济政府职能向规范的市场经济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可称为政府的职能完善型转变。这主要体现为政府为提高办事效率所做的努力之中；第三种是从当达国家政府职能创新而诱发引导的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这可称为政府职能创新型转变。这三种转变类型反映了政府改革本身是复杂的，而确定我们要在哪些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则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定位相联系。我相信，经济发展阶段的定位，也将会是一种复杂的多因素组合，很难是一个单纯的结论。
关键词：梯度理论；发展战略；三阶段
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学界已多有研究，但至今尚未见对科学发展的梯度理论进行探讨。梯度发展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领域，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呈梯度性、多层次、渐变与突变相交织、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发展形态。研究这个领域，有助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一全景式观照，并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特征和规律。
一、梯度发展理论研究的使命与价值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一般来说，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完善程度的表现，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变动着的经济社会实态。所谓经济社会发展，通常是指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人文环境等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运动，它具有梯度性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研究这个特征，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规律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1.研究经济社会梯度发展是时代的选择
研究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特征，首先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情和发展规律，研究当代我国发展观念的战略调整和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更要研究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考察当前经济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在更高的理论层面解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梯度发展的必然规律。
科学发展的梯度理论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其内在客观自然的历史过程，这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有不同的特征表现。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特点是过多的人为因素阻碍了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自然展现，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在低水平发展的基础上展示相对平等的社会图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被誉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我国经济社会从发展基础极度薄弱的情况下快速成长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有望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梯度性特征，总体表现是：时间跨度短，发展步伐快。但与此同时，转轨期尚未结束，经济和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难度非常大。第一二三产业几乎同步发展，其中农业、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没有较大的时间顺次发展差距；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几乎同时打开，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面临同样的市场，改革和开放并举；传统观念与现代经济社会的新思想相互碰撞和融合，传统道德和新的价值取向相互冲突、磨合及调适，要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日益强烈；社会阶层出现显著变化，个体的外在社会生产能力发生扩延，内在心灵和精神成长逐步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快速发展。这些现象表明，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日益成为常态，整个经济社会呈现出蓬勃的发展生机；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暴露出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困扰着当前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加快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形成了阻力。这些阻力不仅与整个改革开放相始终，而且表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因此，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研究就显得尤为紧迫。
此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研究，不能只是立足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或某一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周期性研究，因为单纯的经济研究并不能完全覆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因此，坚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研究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个性化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影响，来揭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规律，是时代的选择。
2．在新的实践逻辑起点上解读发展梯度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梯度性的相关研究，历史上、国内外都有学者进行过探讨，并提出各自的理论，但他们大多是从阶段论的角度展开。如美国经济学家胡佛－费雪尔的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约翰·弗里德曼的区域空间成长阶段理论、日本学者井村干男的关于工业化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划分理论等。我国也有学者对经济发展阶段作过一些理论上的探索，但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析，一是偏重于经济增长维度，二是分析的时间跨度短，有的仅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三是有的甚至连分析的依据和产生的结果都存在争议。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都没能从理论上对特定国家的具体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进行考察并得出科学的结论。
出现这种情况，在国外，主要是其研究背景基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经济结构呈现顺次发展和渐次进入高度化的特征，城市化依次出现分散—集聚—分散的趋势。在国内，虽然这些国外理论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有较大启发，但由于其研究背景与我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很大不同，因此，很难照搬和模仿。首先，我国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体制上的转轨难度都极大；其次，我国的国情有其特殊性，人口多，底子薄，资源不丰富，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在这样的情形下，难以完全复制国外的发展模式和成熟经验。正如2007年7月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在我国国家统计局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所说，中国是一个开创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没有什么模式可以模仿，其间克服了很多困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经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它能够丰富其制度经济学的思想。虽然诺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有了较深刻的洞察，但同样没有提出关于我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梯度的新见解。
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研究，关键在于从发展梯度的角度阐述科学发展观，研究科学发展的规律，研究科学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问题，关注科学发展的中间过程状态，论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必然逻辑，追求科学发展过程的创造性和谐，为科学发展的未来阶段提供理论支持。
1．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能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首先，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坚持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对以往只注重发展结果、忽视发展过程，或只注重发展过程、忽视发展结果的发展理论都提出了挑战，主张发展过程与发展结果相统一的发展理论，是对以往发展理论的突破。
其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吸纳了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内核，如后现代主义的全球意识、强调事物的共生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重视对自然物理的认识传统、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人际关系与代际关系的和谐，扬弃了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色彩等消极理念，否定了它的宗教神学色彩和唯心主义，追求一种真正能够为全人类提供参考价值的科学发展观。
再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本身也是一个发展过程理论，这个理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中期因经济快速发展，忽略道德建设带来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和改革成本的畸高，再到改革开放鼎盛时期的现阶段提出的“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不表现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2．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它也是指导发展的科学方法论
首先，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价值在于它从发展阶段的视阈理解“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对于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去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科学发展梯度理论首次提出了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的时间历程和哲学意义上的动态共生。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和发展也是个持续过程，不可能以单一突变的方式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个规律。第二，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开拓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实践新领域，率先把发展梯度理论引入从自然、社会到精神的一切领域，把发展过程与解决矛盾的实践联系在一起，在时间上相始终，在方法上循序渐进。第三，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指明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实践新途径，提出了发展是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的统一，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其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内涵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与人民生活水平低层次小康的矛盾。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使人们往往缺乏对发展梯度和层次的认识。科学发展梯度理论主张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让人们同步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同时让人们认识到，发展是渐进的、有先后的，不可能所有的人同时进入小康。二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改革发展的时代要求与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的矛盾。科学发展梯度理论认为，只有让全体人民深刻理解发展的梯度性，通过对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兼顾、尊重、保护不同群体的利益，通过制度安排把不同群体利益的矛盾冲突降到最低限度，实行体制机制的渐进式完善和突变式改革的统一。单纯的渐进式完善，容易导致改革战机的贻误；而盲目追求突变式改革，则容易在未被大多数人理解的时候失去群众基础。三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与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矛盾。在转型期，不同利益主体对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以及对发展成果的急切占有都明显增强，形成一些反体制力量，使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要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分步骤、渐进式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开发党的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新的政治资源和力量，及时地将现代化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成功地吸纳到政治系统中来，达到利益的动态共生。
再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方法主要表现在：第一，重视对发展的宏观政策的指导。宏观政策的制定、形成和执行也是一个过程，也呈现出梯度性特征。如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到8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再到90年代的“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党和政府求真务实的高度责任感，每一步也都体现了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对发展的宏观政策的指导。第二，重视对发展的微观过程的指导。经济发展肯定需要速度，但更需要发展速度和质量的统一。速度是优化结构的重要手段，优化结构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真正高速度。我国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在每个微观领域，都要计算发展的成本，还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才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重视对发展的具体方法的指导。主要指重视发展的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方法。静态方法包括社会实践一般思维方法和一般操作方法两种。动态方法包括决策计划方法、组织指挥方法、操作技术技巧、信息方法、沟通协调方法、监督控制方法、评价总结方法等。无论静态方法还是动态方法，都是在过程中梯度性形成的，在梯度中发展，在梯度中起作用。离开发展梯度，它们毫无意义。这是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又一重要价值所在。
二、梯度发展的战略决策与理论依据
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多阶段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实践提供了依据。任何实践都需要理论为先导，而“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社会主义是多阶段发展的。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分析了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联系。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后，社会的发展将经历三个阶段：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言，对后人正确认识社会发展梯度提供了理论指导，特别是社会阶段划分必须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出发点的思想，对于后人科学认识社会发展梯度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经历了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社会发展的三阶段思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概念，并认为社会主义需要经过若干个发展阶段，才能到达共产主义。并提出采用迂回的方法，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思想大大向前发展了。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所说的“所以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完成我们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那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从中国国情出发，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更长。并对两个阶段各自的特征以及相互关系做了简要的论述。而邓小平更是以“台阶式”发展理论继承了马列主义和的社会发展思想，以“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这些都为把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与“台阶式”的发展理论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多阶段思想，有两点理论创新。一是根据中国国情把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准确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多阶段发展的，并明确把初级阶段分为三个阶段，集中反映在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上。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了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任务也基本完成。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个“三步走”战略对我国的整个改革开放起了纲领性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思想，被我国理论界冠以“台阶式发展论”。我国经济要“几年上一个台阶”，这是邓小平多次阐述的论断。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邓小平认为，在这个时候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对加快经济发展很有必要。1991年，他在《总结经验，使用人才》的谈话中，初步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的思想，并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而且他认为，这也是“国际经验”。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指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之后，他列举了1984年至1988年我国经济发展较快时期和调整时期经济呈台阶式发展的事实，并以日本、南朝鲜、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台阶式发展”作为例证。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论断，是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上总结出来的，是邓小平在领导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总结，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事物发展普遍规律。
正是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与“台阶式”发展理论，为我们坚持科学发展的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辩证统一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2．非线性过程理论是划分阶段的方法论指导
纵观国内外关于发展理论的研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科学发展梯度理论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理论，还借鉴和具象了公共政策非线性过程理论和经济发展短周期理论。
在公共政策理论研究领域，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公共政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对传统的“阶段启发法”理论和分析工具提出各种批评的同时，发展出某些适合解释和说明复杂的政策过程的分析理论和模型。这些重视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非线性因素的理论和模型，从多元视角深入透视了复杂的公共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间断性与连续性、人的行为与规则改变、基于利益而形成的组织间的互动、创新行为的学习和传播等因素，形成了一些与“阶段启发法”相区别，并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非线性的政策过程分析工具，主要包括美国公共政策学者约翰·金通的基于政策源流汇合的触发机制理论、保罗·萨巴蒂尔的支持联盟理论、鲍姆加特纳和琼斯设计的政策运行中的间断－平衡模型等。
其中，鲍姆加特纳和琼斯的间断－平衡模型更能体现公共政策的非线性过程特征，这个模型意指公共政策的选择、变更和深化可从公共政策的运行周期、政策群落的组合规则及政策运行中的间断和平衡等方面来理解：一个重要的宏观政策被提出并运行一段时间后，它会产生一些可能是政策设计初期难以预料的消极后果，需要设计新政策来纠正，只有经过这种对旧政策的突破，克服原先运行中出现的消极惯性，宏观政策才会继续向正确的方向实施下去。从运行过程来考察，它表现为一种间断和不稳定，呈现梯度状态。
这个诠释特殊情形的政策过程的间断—平衡模型，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在今天看来，这些理论对于处在转型中的、“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有着重要意义。分析我国30年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改革过程中的发展战略、政策选择和变动，可以发现，几乎每个阶段都有“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各种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出现，适应并引导各个阶段的良性发展。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看，党和政府每次及时提出发展的重大社会发展政策，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指导思想，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些政策无不在解决旧有尖锐矛盾的基础上，为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因此，借鉴非线性政策过程理论，研究每个阶段“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各种政策及其成因，并以此作为划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方法，是一种方法论的新尝试。
3．经济发展短周期是划分阶段的量化参照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最主要也最简明的GDP经济指标的变化是反映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信号。观察GDP的变化，有助于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短周期的状况。通过1978到2007年的GDP变化，可以看到三个明显的经济发展短周期：
第一个短周期是1978—1990年的发展期，我国经济开始起步，经1982—1985年的年均12.2%的快速发展后，逐步回落并伴随宽幅震荡，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开始全面整顿。到1990年GDP增长率跌至谷底的3.8%，完成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短周期。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这也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从1981年到20世纪末2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
第二个短周期是1990—2001年的发展期，经济从1991年开始迅速回升，1991—1994年年均GDP达到12.6%，之后开始比较平缓的逐步回落，出现通货紧缩，到1999年GDP增长率落至最低的7.6%，但比1990年的低谷仍高3.8个百分点。2000年GDP略有反弹，到2001年又回落至8.3%，完成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短周期。这个阶段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同步的宏观调控政策，如1993年的“16条措施”完成了从经济过热到“软着陆”的调控；针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国民经济GDP“保8”的目标等。
第三个短周期是从2001年至今的发展期，经济呈稳步上扬的良好态势，GDP年均增长9%以上，经济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同时各项社会指标稳步好转。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淡出，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以这三个经济发展短周期为基础，依据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借鉴公共政策非线性过程学说，结合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状况的主要变化和矛盾，可以将我国从1978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划分为三个阶段。
三、合规律的梯度发展三阶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期间三个阶段的发展既相互联系，又各有特征。
第一阶段：以“反贫困”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初级阶段。
这个阶段（1978—1990年）的主要特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为战略目标，从农村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反贫困”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和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的顺利贯彻，使温饱工程基本完成，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改善，极大地赢得了国际社会舆论的赞许与国内人民期望值的提升。
但由于改革初期缺乏系统有效的（政策上、制度上和法律上）调节途径和监督机制，各种非法或不合法的收入渠道，从未真正被杜绝过，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某些群体致富的捷径，使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良好政策愿望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
任何改革都有成本和代价。在这个阶段，改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是相关制度缺位，如市场制度发育不成熟、法律制度不完善、产权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到位、政府管理制度改革滞后等；二是环境污染严重，如城乡的“三废”、噪声和光污染等；三是由于国门初开，意识形态逐渐趋于宽松，价值观念多元，如社会道德结构的无序、外在道德约束的弱化、内在道德修养的贫乏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第二阶段：以“重效益”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跨越阶段。
这个阶段（1990—2001年）的主要特征是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旗帜下，经济改革进入超常发展阶段，同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被异化为“重效益、轻公平”。这个阶段的发展思路，一是思想解放，为经济发展助跑；二是加快市场化进程；三是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在这一阶段，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历史性选择，使得我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被普遍接受，全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成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三条标准。
在这一阶段，（1）生产力发展水平虽然还只是处在相对高点，但全社会的效益崇拜已到了非理性的边缘，表现为：利益追求的竭泽而渔、财富期望的短视浮躁、欲望导致的行为目标迷失、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制度空洞的“合法利用”，从而导致全社会付出高昂的发展代价。（2）产业结构调整、三农问题瓶颈、区域发展差距成为经济发展的三大难题。此时，战略调控的利益抉择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严峻。宏观调控政策中的制度弱化与执行弹性、区间矛盾与周期忽视、行政干扰与利益平衡等，使得诸多措施不得不选择策略性的让步。（3）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的惯性，使正在制定和完善的各种相关制度未曾出台就已落后，而各种利用制度真空侵吞国有资产、巧取豪夺公共资源、占有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腐败行为，成为部分权力拥有者的特权。在此前提下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则被忽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转型最终带来了社会转型，此时的特点表现为人们对不健全的体制、机制、法制的零容忍，“人民”意识空前高涨，其外在表现便是加快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成为国人的目标。
第三阶段：以“讲和谐”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完善阶段。
这个阶段（2001年—迄今）最初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唯GDP论，在考量各领域的发展状况时往往以单一GDP指标为依据。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唯GDP无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如无法有效衡量社会成本、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社会矛盾、甚至引发道德异化、出现数据失真等问题。当人们意识到GDP的这些缺陷时，从GDP图腾走向社会多元和谐就成为全社会的理性选择。
这一阶段，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多种矛盾的缠绕，以及矛盾之间的共振性关联，使得建立健全社会福利指标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刚性需求，如就业问题与解决途径；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产品分配的社会公平与指标确立；改革时期社会贫困消除的量化与监测等。同时，由于传统的旧伦理观承载不了当代太多的使命，难以提供现代社会生活所需的更厚重的社会教化功能，因此，新伦理建设成为当务之急。毋庸置疑，在一个多元价值体系的时代，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前提，道德教养的完善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科学素养的培育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提升，法律素质的提高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而社会责任的提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在转型时期，新伦理建设主要涵盖三方面的内容：（1）新经济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它要求遵循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求利”与“取义”相协调原则、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重原则。（2）新政治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其核心内容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其中，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和总体目标，民主执政是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系。（3）新生态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文明追求。新生态伦理观包括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生态与“人态”的和谐共生；二是设定生态“必要伤害”的底线；三是倡导新生态理念的价值判断。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提供了实践佐证。三个发展阶段，虽然各具个性，都有诸多曲折和亟待消除的不和谐因素，但其发展都展现了梯度的规律，都富有中国特色，其共性都是对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的肯定和高扬，其梯度发展的实践理念是对实践本质的思考，其梯度发展的系统理论是对发展逻辑的尊重，其梯度发展的创新理念是对世界潮流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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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阶段 工业社会 二元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7-0006-02
经济发展理论独立地发展成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是二战以后的事情。其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体讲，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向现代一元经济过渡的学科。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划分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期，揭示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特征，为落后经济国家和地区揭示发达经济发展历程中所显示的一般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式，从而为经济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途径、方法。所以，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首先要弄清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为此又必须了解主要的发展阶段理论及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
一、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理论
李斯特是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先驱者，他主张用历史的眼光观察、分析经济现象。他在斯密的“狩猎社会”、“畜牧社会”、“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加上“农工业社会”和“农工商业社会”，形成五个发展阶段，认为各国经济一定会依次经过这五个阶段。
继李斯特之后的新旧经济学派与历史学派，提出了各种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方法，如希尔德・布兰德按照物质资料交换的不同方式，划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三个阶段；施・穆勒根据国民经济统一的程度，划分为“村落经济”、“城市经济”、“地区经济”、“国民经济”、“世界经济”五个阶段；美国制度学派的凡勃仑则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手工业时代和机器时代。这些划分方法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各个时代社会经济的一些特征，但缺乏理论深度，容易陷入形式上的时期区分。
西方经济学者罗斯托还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具体划分为六个阶段：（1）传统社会阶段；（2）起飞准备阶段；（3）起飞阶段：（4）成熟阶段；（5）高额大众消费阶段；（6）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认为，这种六阶段的划分，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但是，这种划分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标准多元化而不统一，二是未抓住经济发展阶段本身所具有的不同基本特征。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新兴产业迅速崛起，西方一些经济学者和未来学者重新开始注意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先是贝尔在《后工业社会》一书中，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进人后工业社会阶段。此后，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阶段划分，认为西方国家已开始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奈比斯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也论述了西方国家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发展。1977年美国商务部出版了波拉特的专著《信息经济》，专门对信息经济进行了研究。后来，甚至有人提出了“第四次浪潮”（甘哈曼：《第四次浪潮》），但其内容也是分析信息社会的。现在，信息社会、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这类提法已基本上被人们所接受，并被广泛采用。农业社会一工业社会一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代表着人类自进入农业社会以来经济发展的主要阶段，揭示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具有超越社会制度的普遍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提出根据主导部门与非主导部门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低收入阶段（以农业为主导产业）、温饱阶段（以轻纺工业为主导产业）、小康阶段（以公共交通及廉价住房为主导产业）、中等富裕阶段（以小汽车及较高级住房等为主导产业）和高富裕阶段（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等五个阶段。从当前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看，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德、英、法、日等国已达到第五阶段；中等工业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南美和东欧一些国家已达到或接近第四阶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是处于第三阶段，或是处于第一、二阶段。
二、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
从以上各种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中可以看出，划分经发展阶段的标准是不统一的，大致来说，农业社会一工业社会一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这种三阶段论是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问题是发达国家是如何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发展的；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又应该如何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以及同时部分进入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看来划分不同发展阶段首先应该统一标准。归结起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主要是：
1.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划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虽不能直接反映国民经济的内在构成状况，但能集中地代表经济整体发展的水平。例如，世界银行把世界各国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便可以大体反映出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2.按产业结构划分。三次产业分类法基本上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因为三次产业的比重变化可以反映出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一般来说，农业社会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工业社会以第二产业为主，如果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一半，就意味着开始向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发展了。产业结构之所以能较好地反映经济发展的阶段，是因为它能表示出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和主要内容，反映出人类活动的技术结构和技术水平，并直接决定着人口的城乡分布和劳动力的就业结构等等。
3.按生产技术水平划分。生产技术一般可分为手工技术、半机械化、机械化技术和自动化技术。这三种技术决定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代表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大体来说，农业社会以手工技术为基础；工业社会则实现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在机械化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自动化，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也就到来了。这种技术结构可以更具体地表现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并且反映出经济上的不同结构。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往往两种技术甚至三种技术并存，这就构成了技术上的二元或三元结构。
4.按劳动力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分布划分。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既能大体反映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受着技术水平的制约。从这个角度说，它更能准确地反映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在农业社会占多数，工业社会中则工业劳动力占多数，而在信息社会，不但工业劳动力人数相对地多于农业劳动力人数，而且第三产业人数多于工农业劳动力总数。
5.按生活水平和消费结构划分。前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反映出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生活水平和消费结构标准有一定的联系。现在国内有人把中国的生活水平划分为四个阶段：（1）贫穷即饥寒生活；（2）温饱生活；（3）小康生活；（4）丰裕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国民经济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特征。
当然，以上五条标准都只是反映经济发展的某一个侧面，因此必须将这几条标准按一定比重综合起来运用，才能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出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
三、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关于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根据前面的论述，如果按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的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中国现在的经济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的混合。但总体上讲，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的国家，同时又出现了一些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的成分。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经济发展中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以致形成现实中国经济状况的许多特点。这需要具体分析。
1.2003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 087美元（按汇率计算），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看，按照世界银行的排名，中国已经进入中下收入国的行列。
2.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若按三次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划分，一次产业为15.6％，二次产业为51.7％，三次产业为32.7％。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来看，一次产业和二次产业的比重已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后期，而三次产业的比重则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前期。
3.从现在中国的生产技术来看，农业仍以手工劳动和畜力为主，机械化水平很低，但化肥使用量已较大，并有某些生物技术。工业则以机械化技术为主，同时尚有较多的半机械化技术以及手工劳动，此外还有少量自动化技术以及高新技术被采用。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来衡量，农业总的来说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初期，工业则已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后期并开始向信息化或知识经济发展。
4.从现在中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来看，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50％，工业只占21.4％。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考察，中国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初期，与此相适应，现在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左右，这符合工业化阶段初期的情况。
[关键词]林业;可持续发展;阶段划分
一、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
林业系统是一个生态经济复合系统, 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演变的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发展”和连续的克服“不可持续”问题相结合的过程,要寻找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就不得不对“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作一简要分析。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的角度, 以社会生产的不同技术形式为依据,将社会发展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加上后来的信息时代,实际上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时代。西方经济学家从发展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角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进行了侧重于生产力标准方面的划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划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他吸收了各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从生产力发展史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20世纪80 年代后西方经济学家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从信息经济学或知识经济的角度,依据经济的目标及制约因素的不同来划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和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社会三个阶段,以后又增加了后农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两个转变时期。我国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按生产力水平划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为五个阶段:农业经济社会阶段、向工业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工业经济社会阶段、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知识经济社会阶段。
二、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理论构想
《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依据历次国际林业大会主题,将世界林业发展进程分为五个阶段:森林原始利用阶段、木材过度利用阶段、森林资源恢复发展阶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阶段和可持续林业发展阶段。《中国现代林业》对世界林业发展依据森林资源的消长状况,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森林经营方式,森林利用情况等六方面,将世界林业发展阶段分为:森林原始利用、森林工业利用和现代林业3 个阶段。根据社会历史阶段、人类需求、森林经营利用等方面,把中国林业划分为4个发展阶段,即狩猎林业、农耕林业、工业化林业、走向可持续林业。将现代林业建设划分为过渡阶段和提高阶段两个发展阶段。如果把林业发展的5 个阶段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5 个阶段作对应比较,森林原始利用阶段较好的相对应农业经济社会前期阶段,木材过度利用阶段较好的对应于农业经济社会中后期阶段和向工业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森林恢复发展阶段较好的对应于工业经济社会阶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阶段则较好的对应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起飞阶段,可持续林业发展阶段相对应于知识经济社会阶段。对应划分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发展过程是渐变的,不同阶段的边界是模糊的,里面会有交叉和重叠,但大致是吻合的。这样把林业发展的阶段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相对应起来,阶段的划分有了理论依据。纵观林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献资料, 对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综合评价研究一般是按照综合评价的指标值,给可持续发展划分等级,对林业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研究极少。不管林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系统特点如何,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阶段划分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借鉴我国著名学者马传栋对煤炭、农林及上海市区域可持续发展阶段的研究,把林业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过渡划分为四个阶段:不可持续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过渡阶段、初步可持续发展阶段、较高可持续发展阶段。这一划分与我国林业将可持续发展一般分为极不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发展、弱可持续发展、中可持续发展和强可持续发展5 类状态基本是一致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理想境界和状态, 是一种发展的动态过程,它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只能逐步地接近它,而不能完全达到它,因此4 个阶段的划分更具合理性。
三、发展中国有林场或国乡(群)联营林场遇到的问题
1.国有林场及森林苗圃或国有垦殖场改制后,用于置换职工身份而归个人经营的山林,其林地所有权仍归国有不变,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按合同约定处理。但属国乡(群)联营的山场不得用于置换职工身份。
2.国有林场(圃)改制后,将山场划归所在地的乡或村集体经营管理的,其林地所有权归国有不变,其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按县人民政府规定的予以规定,或补充完善落实。
3.国有林场联营山场中有农户的自留山、责任山,在联营合同到期之前,应保持稳定,不能单方面终止合同。林改后,如果林场与农户分成比例中,农户所得偏低,可以通过协商,适当提高农户所得分成比例,补签联营合同。若林改前是以集体与林场签订的合同,参照上述办法解决。
4.在林业“三定”时和以后的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中,对于时期,赠送或划定给国有林场或社(乡)办林场的山场权属问题,本着尊重历史和面对现实经营状况的原则,绝大多数的山林权属已经得到了明确定权和由县政府发证。个别遗留的一些权属有争议的山场,只要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能出示当时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或赠送书,并经政府机关签章批准,同时自赠送或划定以来,一直由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经营管理的,其山林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归国有林场或乡办林场所有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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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3-0022-07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内涵、推动力等理论问题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发展路径等诸多方面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在许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新中国的成立及改革开放并称为我国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就目前阶段而言，加快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既十分重要，又极为迫切。总结国内外转变经济发展研究现状，找出不足，明确未来研究方向，这对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以及更好地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就是经济学家不断寻找和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为“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结构效应理论”和“制度决定理论”。
资本决定论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哈罗德和多马所构建的哈-多模型。该模型强调了生产要素的贡献，认为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技术进步论认为，在要素资源投入量一定、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论强调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当做经济增长的源泉。结构效应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会加速经济的增长，亦即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制度决定理论认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
上述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关模型，研究各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后分析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而探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虽然这些理论观点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上述观点大多强调了资本、制度、技术和人力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认为经济的增长不是受单一因素影响的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其中包含起主要作用的关键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关注保持资本的积累速度，还需要把握影响资本积累速度的各因素，尤其是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在保持资本积累速度的基础上，注重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分工水平、优化分配结构等方式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由于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很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增长至上论，逐步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观，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并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新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逐步融合，提出了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创新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刘易斯（1954）、罗斯托（1960，1971）、波特（2002）与阿西墨格鲁（2006）等的经济发展理论[2]。
1.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传统经济、过渡和现代化三个阶段，二元结构就是指过渡阶段中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并存的现象。刘易斯的理论不仅仅是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而且涉及到整个经济中的结构转变[3]。
2.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五个阶段。后来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他又提出了新的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部门是服务业与环保产业。罗斯托认为“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两个阶段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关键性阶段，并分析了这两个阶段所需要的政策。
3. 波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论。波特（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根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同把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要素驱动阶段，主要靠要素投入（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驱动经济增长。（2）投资驱动阶段，主要靠投资供给推动，而不是由需求拉动。（3）创新驱动阶段，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这一阶段越来越少，不断地对这些生产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4）财富驱动阶段，获得经济财富是这一阶段的驱动力。
4. 阿西墨格鲁的经济增长两阶段论。阿西墨格鲁等（2006）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称之为“基于投资的增长”，而将处于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称之为“基于创新的增长”。（1）“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由于发展中国家远离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更多地通过学习或模仿现成的技术，此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资源，增加投资以吸纳国外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2）“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技术前沿，只有通过自身的研发与创新活动才能推动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为经济增长寻求新的技术与产业支撑。
上述对经济发展阶段论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细化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借此我们可以判断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明确各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发展途径。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转换（资源―资本―技术），其中隐含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对于我们研究经济转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相关理论体系
除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外，从理论层面看还有一些相关理论对我们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重要意义。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需求结构理论等。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众多学者就视其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越来越多地从创新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代表性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他提出的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强调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等重要的演化经济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需求结构理论从需求角度分析，就是宏观经济学中把国民生产总值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部分，用公式可表示为：Y=C+I+G+（X-M）。而在国民经济学中，通常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外需[4]。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相关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有：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两阶段分析模式基础上的收入分配两极化理论；李嘉图认为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虽然这些理论有的还不完善，但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可持续发展最早于1972年提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以上理论对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切实落实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政策，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但是伴随而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了一些相应政策和技术手段来拉动和带动转变。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严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一次成为学者寻求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热点[5]。
（一）转变经济发展的内涵
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对其内涵作了深入阐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大局，是关系着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影响着未来经济发展目标是否能够顺利实现。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6-8]。
大多数研究者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黄泰岩（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不仅指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还应该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向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转变，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使经济发展朝着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9]。吴树青（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10-11]。杨玉霞、邢宏（2008）从定量的角度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阐述，他们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注重实现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或超过50%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经济发展质的提升，注重质和量的统一，包括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的改善，等等[12]。杨玉民（2011）认为在强调数量的基础上，更应该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众多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的内涵更为深刻，除了包含上述两方面内容，还应包含民生改善。即：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民生改善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基础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消费需求的提高对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将改善民生融入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成为转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就会更加全面和丰富。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
各地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各有特色，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面临的问题与实现途径、约束条件等也各有不同，许多学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作了深入研究。
一部分学者强调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比如吴敬琏（2005）认为，要打破经济转型的体制就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张卓元（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深化政府改革。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创新能力[13-14]，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成为发展的不竭动力，才能维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刘世锦（2006）和（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卫兴华、侯为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王德平（2009）指出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还有一部分学者综合分析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种因素，相应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如：黄泰岩（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9]。王军（2009）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进展；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5]。
（三）转变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有推动力，推动力就像是汽车的发动机，是加速转型的关键。由于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力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16-17]。主要观点如下：
刘庆宝、未良莉（2007）结合我国国情，系统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动力，构建了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18]。
（2010）结合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懈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19]。
陈元中（2010）认为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才能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
马西恒（2010）认为目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遭遇内生动力不足的瓶颈。应充分重视社会经济基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和制约，通过调整利益格局建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建议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范式，从政府能力、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收入分配四个方面建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21]。
（四）转变经济发展的阶段研究
虽然西方有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是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可能不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认清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利于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此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分析。
蔡（2007）认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劳动力驱动、生产率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要素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到另一种要素为主的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国目前处于第二个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22]。
梁炜、任保平（2009）透过经济发展的内涵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容，设计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和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借用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为“自主发展”的工业化准备和初级产品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5―1992年）为我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后，进入实现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三阶段（1993―2002年）为工业化实现和经济发展加速度阶段；第四阶段（2003―2006年）为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第四阶段上[23]。
王兵和颜鹏飞（2004）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17%；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79%。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和TFP测算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众多学者从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的研究[24-26]。众多学者大体从综合指标（经济增长份额中靠集约所得占的比重）、反映投入和产出质量的指标、反映提高生产效率的指标等方面进行评价。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测算和评价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社会生产函数分析投入结构及其与产出的关系，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测算，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产出率、投资产出率等指标体系；另一种则是基于系统论方法构建评估体系。主要研究成果有：
崔立涛（2008）根据浙江省经济发展类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从不同侧面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程度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及技术发展状况指标。他主要从七个方面反应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发生转变及转变程度，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中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质量、生产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增长实施主体[27]。
康达华（2008）建立了资源节约型社会指标、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3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具体指标，其中包括8个生产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9个生活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7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生活水平指标[28]。
郑惠强（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优化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优化投入结构、促进均衡发展、促进绿色发展、促进共享发展等六个方面[29]。
张炳君、于淑娥（2010）对青岛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设计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涉及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指标、科技投入指标、资源环境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和人民生活指标共6个一级指标以及29个二级指标[30]。
沈露莹（2010）立足于现阶段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涵和要求，构建了一套集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集约和以人为本六个领域为一体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8个一级指标，48个二级指标。并对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阶段评价[31]。
庄惠明、黄丽君、郑伟腾（2010）结合福建省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和环境、科技创新、经济效益5个系统，并对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32]。
李志平和刘世奎（2010）主要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技术的进步两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拉力模型PL=∑？兹iTi和推力模型PS=∑？棕iSi，并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从这两个模型出发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投入、区域结构的失衡、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失衡等八个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33]。
刘春宇、闫泽武（2010）在充分体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要便于量化和考核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设计指标体系的原则和基本框架，并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生态文明、社会事业和民生等不同维度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34]。
石宏博（2011）从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方面选取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了相应的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系统地对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状进行了评价[35]。
通过以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和监测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以省、市为评价对象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测评，现有文献虽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但由于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较短，相关的统计监测及评价研究寥寥无几，现有研究大部分是静态地评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状况或者和其他省市地区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并没有动态的监测机制。
（二）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经济转型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是指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它的理论基础是索洛增长模型[36-40]。依据生产函数并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测算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出TFP，进而根据相应的标准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
许多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33，35，41-42]，但由于依据的模型和假设不同，测算出的数据有较大差异，有的学者测算出的TPF高达48%，有的仅为2%。主要研究成果有：
Chow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全要素生产率趋于稳定，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改革开放后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2.7%左右的速度增长。
江春、吴磊、腾芸（2010）测算了2000―2008年中国及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TPF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指出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金融体系不健全造成的[43]。
高峰（2008）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判断标准，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小于30%的经济发展方式为粗放型，30%～50%的为半集约型，50%～70%的为集约型，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44]。
蒋晶晶和冯邦彦（2011）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模型T=Y-？琢h-？茁h，测算出1985―2008年广东省的全要素增长率，分析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投资生产率拉动型增长，有效劳动作用不明显[45]。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偏低，基本属于投资拉动型增长[46-47]。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尚不统一。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虽然众多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基础理论和相关政策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概念、内涵、意义等研究论述较多，大多数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但是这些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体系化、成熟化，理论体系还比较单一。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演进本身所遇到的困难，再加之经济转轨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体经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和各种不确定性，使得非均衡动态经济理论和模型难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特定的国情和背景。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可能产生种种复杂的态势，并且有多种发展路径，所以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2. 虽然现有很多研究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但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单纯地把改善民生看做一个社会问题，忽略了改善民生不仅是转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重要前提，也是转方式的基础动力。现有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思路还比较狭窄，没有充分和边沿理论进行结合。
3. 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演进、路径、政策等定性研究较多，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不多，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较少。现有成果许多没有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本质特征紧密结合开展研究，并且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某些指标过于细化，可操作性不强，模型构建不够合理，综合测度结果不能有效地指导政策研究。
4. 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判断经济发展模式时，缺少统一的测算标准。衡量一个地区能否合理利用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的TFP测算方法有多种，每种测算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应用环境，而很多学者在测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时忽略了所应用的方法是否适合要分析的内容，这也是不同学者测算出的TFP值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1. 要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各学科各分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学科的融合发展才能有效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体系，要不断创新，注重理论的横向有效整合，如经济理论与创新理论，分配理论，人口流动理论的结合等。
2. 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在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非均衡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研究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均衡性和灵活性。要能够应对经济转型过程中随时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研究要具有预见性，尽量减少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3. 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以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为重点的定量研究，通过定量化的测度并据此进行纵横向的比较分析，可以相互之间找出优势、劣势、差距和薄弱环节；要注重指标体系的层次性和整体性，不但要研究和构建最表面、最容易感知的显示性指标，更要注重揭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原因的分析性指标和传导性指标，使对策研究更具针对性。
4. 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的研究应当不断细化。我国经济测算全要素率的方法应与发达国家的不同，要加快探讨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测度方法，应该在TFP核算中加入新的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计量方法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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