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人民论坛专题调研组与中共中央党校、民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权威专家走访了深圳福田区的社区街道，对福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标准化建设工作展开调研，成果丰硕。
强化基层党建，构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党的十以来，福田区委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全面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和部署，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着力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制定基层党建责任清单，健全基层党建考核监督体系，并明确提出将打造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作为党建工作的着力点，积极探索突破“就党建抓党建”的“小党建”格局，构建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大党建”格局。全面推进基层党建区域化，推动全区95个社区实现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党代表工作室的全覆盖；委派199名处级干部担任社区党组织兼职委员，吸纳了429名有影响力的驻社区党组织负责同志，让其以“兼职委员”身份进入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建立了区域统筹、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共驻共建机制。
推进多元共治，建设“同责共为”现代社区治理体系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强调多元主体合作参与。福田区围绕“多元共治”的主题，以“建立现代社区治理体系”和“构建社区良性社会生态”为目标，着力激发社区自我发展内生力量，推动社区实现有效治理。
第一，优化社区治理架构。对社区主要治理主体的权责进行了全面梳理，推动社区党组织、工作站、居委会等角色职能依法归位，动员和支持社会组织、志愿者、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全区95个社区普遍建立起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一核多元”新型治理架构。
第二，构建多元参与平台。推动社区搭建“议事决策、服务执行、评议监督、矛盾调处、网络信息”等多元平台，提供从议事决策到评议监督、从线上到线下的全过程参与路径。所有社区都建立了居民议事会，并通过开展“民生微实事”，由财政提供经费保障，项目由居民提议、商议、决议，通过“三议三公开”的民主程序筛选项目、监督项目实施，快速解决社区居民身边的小事、急事、难事，推动居民自治机制的实际运行。
第三，推进多元服务。在广东省率先出台《福田区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和《福田区社区增益性公共服务清单》，对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实施清单式管理，引入社会组织、志愿者等为居民提供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服务；向物业企业购买服务，在社区试点设立政务服务代办点，为居民提供全天候政务代办服务。
第四，促进法治共建。全面推行人民调解福田模式，建立健全“调委会+专业律师+法律志愿者”的社区矛盾调处工作模式。设立爱心调解站点，打造“一公里”法律服务圈。推动律师参与社区治理，推行“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开展法律咨询、普法宣传、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化解纠纷矛盾。
建立治理标准，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要精细化。标准化是精细化的前提，福田区在社区治理结构、人员队伍、制度保障和社区服务的标准化建设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作为试点的沙头街道，开展了社区治理标准化建设，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对社区事务进行了全面梳理，编制了党建工作、居务工作和政务工作清单，建立了孵化、培育、引进和购买四个机制激发“三社”活力，形成了一系列制度性成果。通过标准化建设，试点社区的治理架构进一步科学，治理机制进一步健全，服务事项进一步清晰，服务流程进一步规范，居民需求得到更加精准的满足，涌现出了“青少年成长营”“金地社区党群喜乐团”“晚晴工程”等深受居民认可和欢迎的品牌服务项目。
借力“互联网+”，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引领了社会生产的新变革。顺应“互联网+”时代需求，福田区通过“互联网+”改进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全力推进“织网工程”暨智慧福田建设项目，建设区大数据中心和事件统一分拨平台，打破部门数据分割，多方汇集信息资源，整合全区各“条”“块”服务管理资源，推动管理的扁平化、精细化、标准化和可视化。成立区、街道两级网格管理机构，优化网格员队伍，做小做精网格，构建“治理与服务”并重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新格局。推进各类信息的循环碰撞、智能推送和共享应用，让居民享受更加方便快捷的社区服务，实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
福田区创新社会治理经验值得借鉴
福田社会治理工作之所以取得这些成绩，实现“借势发展”，关键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创新、协调、共享等发展理念，把社会治理工作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本地落实的大局中去谋划和部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社区必将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微观单元，政治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等功能社区化已成趋势。推动复合型治理，构建全服务模式，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多元化、精细化、标准化、信息化，是激活基层社会活力、提高公众幸福指数、优化基层社会生态的重要路径。
政府积极推动社区建设，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基于社区建设的公共特征，新加坡政府负责90％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和50％的日常运作费。强调政府主导下的大众参与，既能弥补社区建设所需公共资源的相对不足，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执政党的基层建设。
新加坡社区建设实行统一指导与民主自治并行的原则。国家统一规划，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制定社区发展计划和评估标准，社区发展理事会、民众联络所、居民委员会等机构在政府指导下自主活动，并及时向政府反馈民众意见。政府各部门根据社区居民需要，调整规划和管理方式，按照社会服务标准评估各自治组织的业绩，下拨活动经费。政府行政部门、社区管理机构、基层自治组织及社会团体之间职责分明、上下贯通，形成了科学、合理、灵活的社区建设模式。新加坡的小政府理念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社区建设贴近民众，凡可自主管理的，政府放手，但提供指导和经费，培养了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展。
社区建设以“人”为中心，满足社区成员生存和发展需要。新加坡注重培养一种为社会自愿贡献的“义工精神”，由国家义务工作中心推动，促进民众及社群的广泛参与，使义工活动服务社区，又能减轻政府的压力。政府还引导社会团体、企业商家参与社区建设，建立社区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平易近人的服务，社区能够为民众提供有效援助，形成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积极、有爱心的社会风气。
社区服务细化为三种类型：一是行政事务服务：服务范围是社区全体成员，但真正接受服务的是有需求的居民，如房屋登记、代办有关手续等，作为准公共物品，属于非营业性低偿服务；二是社会福利服务：针对老弱病残群体，补充其基本生存需求，是公共物品，由社区提供；三是社区商业服务：虽然有便民的因素，但基本接近私人物品，主要提供营业，为解决便民可能导致的营业性亏损，政府考虑适当补贴。
社区基础设施等服务硬件属于公共供给，为此政府投资建设了民众联络所、居委会活动中心、邻里居委会，以及各类社区医院、诊疗所、残障人工作坊、收容所、安老院等基础设施。
社区服务包括家事服务、保健服务等。家庭服务中心是一个以邻里为基础，提供家事服务的福利性机构，承担社会事务和社会福利工作职能，开展个人与家庭辅导、信息与中介、家庭教育、专业服务及义工培训等服务。新加坡的社区医院作为辅助医疗设施，是国家医疗保健体系的补充，收费低廉，重点满足老年病人的需求。社区医院一般与区域医院为邻，与区域医院共享医疗资源，病人康复护理可转入社区医院。
社区商业服务设施主要有两种，一是邻里中心及邻区商店，二是菜场及小贩中心。菜场及小贩中心的营业空间作为公共设施由政府规划提供，日常管理由建屋发展局、环境发展部及市镇理事会等部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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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17年，民政部决定开展“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建设工作，广东省江门市高新区（江海区，2013年江海区与高新区合署办公，以下简称“江海区”）列入了首批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自2017年以来，作为全省唯一列入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县（区），江海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联动机制，积极探索推进党组织领导的“三治融合”农村社区治理有效途径，在实践中探索和积累了不少的好经验、好办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思考。本人利用在江海区挂职锻炼的机会，通过查阅有关文件资料、深入基层调研、召开座谈会、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等方式，对江海区农村社区治理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现报告如下，供各级各部门决策参考。
一、基本情况
江海区总面积110平方公里，辖外海、礼乐、江南3个街道，36个村民委员会，27个居民委员会，常住人口36.5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7.6万人。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加快、社会结构变迁，农村社区治理呈现出主体多元化、需求多样化、空间复杂化等特征，存在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不高、组织化程度低，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各类治理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基层群众自治的内容和载体相对单一等问题。为此，江海区以全国首批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建设为契机，围绕完善“农村社区三社联动机制建设”主题，完善农村社区治理机制、扩大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定《推进农村社区治理三年行动计划》，以党建引领“三社联动”为主线，积极探索创新，逐步构建起“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及“覆盖广泛、专业支撑、服务精准”的社会服务体系，高标准打造了英南村、直冲村、江翠社区、金溪社区、沙津横社区等一批示范村（社区），呈现出“一村（社区）一品”的特色治理模式，形成了一批立得住、叫得响、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
一是党建引领是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火车炮得快，全靠车头带。基层党组织能否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事关农村社区治理的成效。近年来，江海区各级党政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围绕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体制机制，聚焦解决群众身边事，扎实推进基层党建三年行动计划落地落实，建强班子，带动党员，一大批农村、社区、企业党建示范点获得省、市充分肯定，连续三年基层党建考核在全市排名前列，获“优秀”等次。
二是以人为本是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理念。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江海区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持续推进《农村社区治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了全区养老助残服务、儿童福利服务、专业社工服务、慈善公益服务、城乡志愿服务“五个全覆盖”，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
三是民众参与是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各村（社区）通过建立党员责任岗制度和村民居分制等，推动“党员带群众、干部带居民”，带动和辐射更多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此外，通过建立村民议事会、志愿者服务委员会、党员积分制、村民积分实施细则、街长制、志愿楼长、党员义工、“社工+党员志愿者”、“社工+志愿者+义工”、五彩亲子自愿服务队、长者生日会、长者饭堂、乡贤馆等载体，开展“最美家庭”、“最美村民”等评选活动，充分激发和调动广大群众自觉主动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四是制度建设是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保障。江海区在探索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通过建立完善言简意赅或顺口溜的村规民约和村民议事会制度、党员责任岗制度、报告工作制度、村规民约积分管理细则等，推动了农村社区治理各项措施扎实有效落实。
五是“三治”融合是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抓手。江海区通过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创新共治共享的基层民主法治新形式、引导群众树立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等抓手，加强群众自我管理，推进自治、法治与德治相融合，构建了“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实现了村（居）民的自我管理。
六是社工组织是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补充。江海区通过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区、街道、村级各出一点资金，通过区委政法委牵头和区民政局牵头两种渠道，分别引入公益创投社工（政府为完成一些面上工作，购买专业社工机构服务）和“双百”社工（区级层面统筹，按每人每年不少于7万元的总收入，给予每个街道聘请2个事务岗、每个村聘请1个服务岗的职数），这些社工组织经过专门针对性培训，通过与街道、村（居）签订有偿服务协议，深度参与接待群众办理事项、收集群众意见建议、积分制管理、村（居）务管理等事项，并且有一套比较完整规范的制度和工作范本，给村（社区）“两委”成员腾出了更多的时间抓党委、政府布置的各项工作，其工作成效得到广泛认可。
二、主要经验做法
（一）以党建引领“三社联动”，筑牢社区治理强大根基
一是强队伍，为基层治理注入新活力。全区63个村（社区）派驻基层党组织“第一书记”全覆盖，带动带强村（居）“两委”队伍；顺利完成2021年村（居）“两委”换届选举，村（居）委会成员党员比例达96%，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全员轮训，打造过硬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党员责任岗制度在63个村（社区）落地执行，设立“政策宣传岗”“环境整治岗”等党员义务岗位，并推行党员积分制，积分结果与兑换实物奖励、评优评先、纳入村（社区）“两委”后备人选等相挂钩，80%以上的无职党员上岗履职，推动“党员带群众、干部带居民”，带动和辐射更多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如礼乐街道英南村通过实施“党员责任岗”和“报告工作”等制度，持续提高党组织的话语权。重新修订村规民约，推行村民积分制、村民议事会制度，以“多元共治”推动“区域自治”，从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成为人气火爆的“网红村”，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多项荣誉称号，村党总支于2021年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二是筑阵地，为“三社联动”搭建新平台。各街道分别组建党建共同体（外海街道火炬大厦党建共同体、礼乐街道基层治理党建共同体、江南街道城市商圈党建共同体），整合区域内社区、企业、社会组织、机关事业单位等4类单位的基层党组织49个、党员624名；成立火炬大厦片区党委、文昌新民片区党委等15个社区大党委，高标准打造党建共同体体验馆等活动阵地。成立江海区社会组织党委，建设区、街道两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现社会组织发展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联动村（社区）、专业社工自下而上推出“创文先锋积分项目”“联创善治”“党建引领文化传承”等多个社区“微治理”项目，有效破解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如礼乐街道乌纱村以党建工作为引领，运用好“四张清单”，近年来村“两委”干部积极带动党员群众5600多人次参与“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中，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公园越来越多、越来越美，水也越来越清澈，环境越来越整洁，村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地处外海街道腹地的直冲村探索“街道+村+园区”的“三位一体”园区党建发展模式，不断完善共建机制，创造了党建促经济、党建促和谐的“村级样本”。2016年直冲村建立了工业园区党群服务中心，把党建阵地由室内拓展至室外，配套了村公共服务信息系统平台，能够满足村民群众一站式办事需求，从而有效激活组织管理的“神经末梢”，村集体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坐拥30万平方米、年产值10多亿元工业园区，村民分红连年上升，2020年直冲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000多万元。
（二）以“三治融合”为着力点，构建社区治理现代化体系
一是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创新村（居）民议事会制度，共26个村（社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村（居）民议事会，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贤、社会组织（企业）等协商主体纷纷参与社区议事，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基层协商议事格局。礼乐街道英南村在农民公寓抽签分配过程中，多次通过村民议事会召集村民讨论抽签方案，并通过村委会提交村民代表会议审议实施，在房少人多需求大的情况下平稳有效地化解潜在矛盾，为村经济社会发展探索出了新路径。
二是创新共治共享的基层民主法治新形式。江海区是全省首个部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全面实行一村一法律顾问，派驻驻村律师，开展法律速递、430学堂、法治公园建设等法治宣传教育。坚持以合法合规、发扬民主、价值引领为原则广泛开展村规民约修订工作，实现村规民约修订率100%。在全市率先推行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积分管理制度，研发积分管理微信小程序，对维护社会公德、爱护环境、邻里和谐等村规民约条款进行量化评分并给予奖励，确立起合理合法的村民日常行为规范，助推农村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群众参与度和获得感不断提升。金溪社区2020年6月制定《积分管理规则》，仅用3个多月时间，主动参与积分管理的居民户数由100多户到提升至500多户，部分非户籍常住人员也积极参与进来，居民群众从被动接受社区服务到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促使社区风貌实现了再提升。
三是引导群众树立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积极开展“身边乡贤”发现行动，梳理出古代近代先贤、现代名人名士、优秀军人等先进典型100多人，制作《乡贤与地名故事—直冲、沙津横篇》，记录村情村史和乡贤故事。建设20个村（社区）乡贤馆，统一“同心圆驿站”标识，展示华侨乡贤名人事迹，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美德故事、道德理念、道德模范事例在老百姓中“一传十、十传百”，促进居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如礼乐街道英南村联结本土资源，融合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观念，以建设慈善联谊会为纽带，汇聚乡情力量，出资建设乡贤馆、重建老人幸福院、资助举行重阳节长者团拜会、联合社工举办长者生日会、慰问困难村民、发放高考本科奖学金等，受到村民的广泛认同，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出乡贤和村民参与其中，传递孝悌和睦家风与文明和谐乡风。
（三）以人民为中心，全力提升便民服务供给
江海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便民利民为出发点，着力构建“覆盖广泛、专业支撑、服务精准”的现代化社会服务体系。全面完成63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升级改造，配套完善会议室、办事大厅等功能室，并以“简政、惠民、便民”为目标，提供村（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共103项，建立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逐步推动有条件的村（社区）因地制宜打造集教育、生活、休闲于一体的党建文化公园。深化社会服务，在全市率先建成1个区级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1个村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示范站点，与37个居家养老服务站、5个长者饭堂共同建立起10分钟养老服务生活圈；建设区级儿童服务指导中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20个村（社区）儿童之家，以政府购买专业服务的方式为全区困境儿童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帮扶服务，实现儿童福利服务全覆盖。江海区困境儿童服务方式写进全国儿童服务体系相关制度，工作经验在全国普惠儿童工作会议上交流分享。各街道覆盖广东“双百”工程社工服务站及“1+6”公益创投服务站，专业社工为各类群体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四）以慈善联谊会为抓手，打造江海慈善服务品牌
以村级慈善联谊会建设为抓手，凝聚乡贤能人、社会热心人士、海内外华侨的力量，在农村广泛开展助学、助困、助残、敬老等慈善公益活动。目前，江海区已有80%的村（社区）建立了村级慈善联谊会，并与区慈善会、街道慈善会形成了互联互补、广泛覆盖的“三级慈善救助网络”。在疫情防控期间，村级慈善联谊会募集了200多万元款物，为防控一线和困难群众提供了及时的援助。在各级慈善组织的发动下，江海区“共建一个家”项目整合了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的力量，筹集资金资源100多万元，为12户困境儿童及其他困难家庭重建或修缮住房，工作做法得到省委第九巡视组的充分肯定。
（五）以专业力量为支撑，社会工作者深度参与社区治理
支持各街道、村（社区）购买专业社工服务，以实施积分管理制度、村民议事会制度为切入点，为居民群众提供精准化服务，实现专业社工服务全覆盖。党委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共同打造了“创文先锋积分项目”“联创善治”“党建引领、文化传承”等“微治理”品牌项目。礼乐街道文昌沙社区将“创文”工作与社区积分管理有机结合，委托专业社工启动“创文先锋积分项目”，参加者通过参与社区服务进行“量化积分”，所得积分可兑换实物奖励，激励了众多居民、商铺、单位共同参与创文行动，营造全民共创文明城市的氛围。
（六）以“1+2+N”创新模式，形成社区治理强大合力
一是着力打造“1”个党群服务综合体。党群服务综合体整合了社区党群服务、行政服务、社会服务、志愿服务及其他服务设施，提升了村（社区）服务居民的综合能力，群众在党群服务窗口就可实现一窗口办理服务事项。
二是成立议事委员会和志愿服务委员会。制定《议事委员会章程》，依章程选出议事委员会组成人员，议事委员会充分发挥“大脑”功能和沟通村民、整合意见、联系村委会等作用，给予村民表达想法并付诸实践的平台，通过收集社情民意，及时召开议事会，快速高效地提出解决办法或向上级提交建议，为社区居民“发声”，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志愿服务委员会充分发挥“服务”功能，整合各类公益力量，推动开展常态化志愿服务，培育居民公益服务意识和能力，为社区居民“干实事”，城乡志愿服务实现了全覆盖。
三是增创“N项”特色服务项目。如江南街道江翠社区作为全省社区级基层立法联络单位，在创新推行“1+2”的基础上还增设“街长制”、党员义工、志愿楼长等涵盖新型社区发展需求的“N项”特色服务项目，建立起群众点菜、社区搭台、组织参与、群众自治的运行模式，把社区居民需求落细、落实。
三、几点工作建议
广西崇左市大新县行政区域面积2742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9万人，下辖9个乡、5个镇、1个华侨经济管理区和147个村（社区），大多数村（社区）年集体经济收入为几万元，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旅游大县，2020年全县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68亿元。而广东江门市江海区下辖仅3个街道63个村（社区），行政区域面积仅109平方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县（区），每个村（社区）年集体经济收入为几十万元至几千万元不等，2020年全区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5.29亿元。两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不小。为此，本人就江海区可供大新县学习借鉴的农村社区治理先进经验提出以下几点工作建议：
（一）坚持强基固本，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基层党组织建设三年或五年行动计划，常态化推行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村（社区）党组织担任“第一书记”全覆盖和开展“两委”班子、屯组干部全员轮训，将基层党组织真正打造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通过抓点带面，示范先行，探索推行党员责任岗、党员积分制，将村规民约分解为若干责任岗，考评结果每月或每季度定期公示，并与兑换实物、评先评优、列入村（村区）“两委”班子后备人选等相挂钩，让无职党员主动认领责任，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辐射和带动更多的村民积极主动参与农村事务管理治理。
（二）完善机制建设，推行“1+2+N”模式。一是着力打造“1”个党群服务综合体。加强部门联动，统筹整合，从便民利民和一窗口办理为出发点，整合社区党群服务、行政服务、社会服务、志愿服务及其他服务设施，全面提升改造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配套完善服务大厅设施设备及人员，提升整体服务功能，让群众少跑腿、一窗口办成事。二是成立议事委员会和志愿服务委员会。制定《议事委员会章程》，依章程将村里有较高威望能人、退休老干部、乡贤、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选入议事委员会，日常工作生活中广泛沟通村民、整合意见，及时召开议事会，快速高效地提出解决办法或向上级提交建议，办理结果进行公示公告，接受群众监督。志愿服务委员会要充分整合德天益工、山歌队、舞蹈队、篮球队、村医、党员义工、亲子义工队等各类志愿服务力量，实施党员“双报到双服务”，壮大村（社区）志愿服务力量，有效形成“工作在单位、活动在村居、奉献多岗位”的党员管理新模式，工作开展情况形成积分，可兑换相应实物、服务、洗车卷、早餐卷等，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三是增创“N项”特色服务项目。在“1+2”的基础上可增设“街长制”、志愿楼长、夏令营、农民夜校等“N项”特色服务项目，不断满足村（居）民的日常需求。
（三）弘扬传统文化，打造文明和谐乡风。积极梳理出本村（社区）历代先贤、名人名士、优秀军人等先进典型开展多形式宣传，有条件的可依托老旧房屋等修缮打造村情村史馆，讲好先贤故事、先进典型故事，凝聚村民感情。经常性组织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道德之花在老百姓心间常开常盛。大新县山歌、侬垌等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可充分借助这一传承载体，积极转变侬垌节大吃大喝、互相攀比、铺张浪费等严重变味方式，引导其回归组织开展山歌对唱、斗鸡比赛、篮球比赛、抢花炮、举办文艺演出等传统习俗，以文化体育活动搭台，增进情感和文化交流，营造文明乡风，助推乡村振兴建设。积极倡导和实践尊老爱幼、扶贫济困优良传统，以建设慈善联谊会为纽带，凝聚乡贤能人、社会热心人士等力量，组织开展长者集体生日会、慰问困境儿童、慰问困难群众、资助贫困子女上学等系列爱心公益活动，让爱充满村间、心间。
美英日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在社区治理方面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模式。本文梳理与回顾了三个国家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中一些基本的共性，这些共性或规律对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社区治理具有较强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一)社区治理的开展离不开政府的高度支持。在这些国家社区建设的历史上，尽管期间有个别历史时期，如美国在七八十年代、英国在八十年代，政府对社区的资助减少，社区一定程度上被置于边缘化的境地，但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这些国家的政府对社区治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美国20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启了联邦政府支持社区发展的先河，九十年代时克林顿政府把社区建设作为实现其“再创政府”“复兴美国”的重要手段之一，一直到小布什、奥巴马执政，都非常重视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作用;英国政府亦是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后，面对不同时期的不同困难，英国政府都是把社区建设作为主要的抓手，特别是布莱尔政府的“社区复兴运动”与卡梅伦政府的“大社会”计划尤其体现了政府对社区战略价值的重视。
(二)社区治理应充分重视与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作用，构建多元合作治理的格局。无论是美英的社区自治模式还是日本的混合模式，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都是一支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力量，致使这些国家社区治理的格局上，越来越显现出政府、非营利组织与市场化组织等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格局。这种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局面的形成，与这些国家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重视与支持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积极创造条件从法律、政策及经济上支持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美国1973年颁布的《国内志愿服务法案》及1990年签署的《国家与社区服务法案》，推进了美国社区的志愿参与及其组织化，根据2001年美国全国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全体公民中大约有2/3的人至少参加一个社团或组织。至于在城市里建立的社区协会(community associations撇量更是达到28万个。奥巴马政府创立的“社会创新基金”为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支持。而1998年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与非营利组织签订合作协议的国家，即所谓“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关系协定”(简称Compact协议)，使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制度化;日本1998年则制定了非营利组织的专门性法律，即《特定非营利组织促进法》，为日本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支持。事实上，日本非营利组织法律的制定促进了日本非营利组织的勃兴，并将日本社区治理带入到了官民共治的社区治理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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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3年11月5日，杭州市上城区召开首届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相亲会，109 个社会组织承接了 106 个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得到资助资金 340 多万元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快速转型，大量“单位人”、“社会人”转变为“社区人”，社区日益成为社会成员的集聚点、社会需求的交汇点、国家社会治理的着力点和执政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
中共中央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正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就新形势下如何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中国社区治理的未来走向等问题，《t望东方周刊》日前专访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蒋昆生。他同时介绍了实施已有三年的“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项目。
“根据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要求，实验区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为推进社区治理探索路径、积累经验。”他说。
蒋昆生强调，必须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实验区建设的重要意义，“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时不我待的责任意识和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率先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体制机制创新。而这些实验区的尝试方向，也正是新形势下中国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改革方向。 倒逼的改革和实验
《t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待社区治理在当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为什么要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蒋昆生：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前提。
“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建设思路，是在全面深化社会体制进程中逐步酝酿产生并发展的。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探索顶层设计与基层实际有机结合的可行路径。
经过十余年的接续奋斗，我国的社区建设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了以“属地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理体制。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原有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中许多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比如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不强，居民自治活动的内容和载体相对单一，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过重，社区治理多元参与机制还不健全，政府部门包办过多，社会力量、市场主体参与缺乏长效机制，社区居民参与缺乏组织化渠道，等等。这些困难和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发挥，影响社区居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改革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社区建设实践，有效解决制约基层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 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t望东方周刊》：以“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例，未来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有哪些？
蒋昆生：实验区建设开展近三年来，特别是第二批实验区建设开展近一年来，各地围绕创新社区治理体制、丰富社区自治形式、完善社区服务制度、优化社区服务手段等领域开展创新实践。这些探索实践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是推进社区减负增效。各实验区将社区减负增效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任务，研究制定推进社区减负增效的政策措施，确保社区组织承担的行政事务只减不增。
比如，江苏省南京市各实验区统一开展以“五减两增一考核”、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准入制度为重点的专项行动，社区逐渐回归自治本位，社工逐渐回归服务本色，考核逐渐回归群众本元，部门逐渐回归管理本分。
其次是加强社区自治能力建设。许多实验区把健全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作为激发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活力的重要途径，在完善社区民主管理机制上出实招用力气，调动了居民参与自治活动的积极性。
比如，成都市锦江区全区113个社区、1065个院落根据居民特点和居民意愿，制定实施了各具特色的居民（院落）公约，从源头上、基础上、根本上完善和深化居民自治，有力地加强和推进社区依法治理，提升了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
第三个方面是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许多实验区把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的突破口，通过建立孵化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和加强政策引导等方式，创造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逐步构建了多元参与、多元治理、多元服务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人围绕群众关注的问题与他们面对面话政策、话发展、解难题，图为成都市锦江区江东民居二区召开院落坝坝会现场
比如，武汉市武昌区投入500万元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投入3600万元社区惠民资金重点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以公益创投的形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社区服务项目。社区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为扩大社区居民参与探索了可行路径。
第四个方面是创新社区服务机制。许多实验区积极推动社区服务的理念创新、机制创新和方式创新，全面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和服务质量。
比如，杭州市大力实施社区服务业的产业化转型，推动社区服务项目由政府独力举办向社会共同参与转变，社区服务机构从单纯公益型向公益经营型转变，社区服务实体从个体分散向规模连锁转变，在“一区一品”、“一社一品”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上城区“333+X”，下城区“66810”工作法，西湖区“三全十服务”等多个社区服务品牌。
第五个方面是加强社区服务信息化建设。各实验区按照民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关于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扎实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工作。
比如，攀枝花市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在组织体制、技术设计和建设模式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意义。具体表现在：将平台部署“提升”到市级层面，突破了以区县为单位部署建设的社区信息化建设传统格局;将平台应用“下沉”到社区范围，将综合信息平台服务终端直接延伸到社区，梳理确定了社区直接办理和代办事项，有效缩短了服务半径，最大限度方便居民办事;将平台运行“拓展”到专线网络，依托政府部门信息专网部署综合信息平台网络，探索出综合信息平台建设与社区信息化建设有效衔接的可行模式。 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t望东方周刊》：“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目前面临哪些困难，下一步工作有哪些规划？
蒋昆生：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服务机制创新是社会建设领域一项全新的重大课题，由于受到既有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局限，受到长期历史条件和现实发展的制约，受到目前经济条件和工作基础的影响，部分实验区推进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的理论准备、实践准备和思想准备并不充分，实验区建设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实验工作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
关于实验区下一步工作规划，我们主要聚焦于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机制 ;二是推进“政社互动”实践;三是发展社区民主协商;四是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五是加强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六是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经过近年对社区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民政部正在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起草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文件。文件力争能针对基层，尤其是社区治理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 比如确立社区居民委员会法人地位的问题，厘清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突破，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老百姓。
《t望东方周刊》：“社区治理”、“政社互动”和“民主协商”都是现阶段社会治理的热点问题，主要举措有哪些？
蒋昆生：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础环节。要进一步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和驻区单位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要促进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基层行政体制改革，发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其次是要完善居民自治机制。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实践贯穿于社区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第三是要激发社区组织活力。积极探索“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推动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为支撑的社区服务管理新机制。
第四是要健全社区服务机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和志愿互助服务相互衔接的服务体系，确保城乡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活服务多样化和志愿互助服务制度化。
最后是要构建多元参与机制。探索建立以分类统筹为基础组织群众参与，以“以奖代补”项目为载体吸引群众参与，以信息化技术为依托扩大公众参与，以培训提高为手段引导群众参与，以制度建设为根本规范群众参与，以公共精神为纽带提升群众参与的新模式。促进居民群众在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优化政府治理是创新社区治理体制的首要任务，也是衡量社区治理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推进“政社互动”工作的主要举措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积极推动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双向确权”，认真梳理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权责，划清基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责权边界。
其次是积极建立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双向契约”，明确基层政府委托社区自治组织事务的项目内容、经费保障和违约责任，引导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承接对于法定职责以外的委托事项，形成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竞争机制。
第三是积极开展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双向评估”，建立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民评估结果与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挂钩的有效机制。
为了全面总结我区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经验，进一步探索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有效方法，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根据省民政厅《关于开展全省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创建工作的通知》（甘民电〔2019〕134号）要求，区民政局决定以“促进社区居民自治与网格化服务管理良性互动”为主题，创建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现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视察甘肃时的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四届九次全会暨区委经济工作会议各项部署要求，坚持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关键、政府治理为主导、居民需求为导向、改革创新为动力，健全体系、整合资源、增强能力，完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努力把城市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美丽新崆峒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党的领导，固本强基。加强党对城市社区治理工作的领导，推进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带领群众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基本方略，确保城市社区治理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
2.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创新城市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回应居民多样化、个体化服务需求，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3.坚持改革创新，依法治理。积极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坚持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基层社会治理、用法治方法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推动法治社区建设，增强社区依法办事能力。
4.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各社区要立足自身资源、基础条件、人文特色等实际，确定加强和完善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思路和推进策略，加快形成既有共性又有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三）实验目标
聚力“发力高质量、提升首位度”，以社区党组织建设为核心，以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为先导，以社区居民自治为基础，以相互合作、民主协商为运作形式，依法构建党委政府与社会力量互联、行政工作与社会工作互补、服务管理与居民自治互动的社区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不断提升社区治理与工作水平，切实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组织机构
为切实推动街道创建全省社区治理创新试验区各项工作落实见效，街道相应成立社区治理创新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具体构成如下：
组 长：**
副组长：**
街道办事处创建全省社区治理创新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同志任办公室主任，中心各成员为办公室成员，具体负责各项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各项具体工作推动落实。
三、实验任务
（一）明确网格化服务管理下的机构内在关系，规范社区居民自治运行规则
1.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社区得到贯彻落实。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完善街道、社区党员干部设岗定责、依岗承诺、结对帮扶等制度。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自治组织开展工作的相关制度，依法组织居民开展自治。
2.规范“条”“块”运行机制。坚持“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区级职能部门的专业管理、街道办事处的综合管理以及社区和网格的综合服务的职责，确保区一街道一社区一网格四级组织机构和工作职能全面落实。充分发挥政法、综治等专业网格管理部门的作用，协同社区自治组织充分发挥网格的服务职能，以网格促进服务，以服务促进自治，积极消解网格化管理和社区自治之间存在的张力，共同促进社区良性治理。
3.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强化各职能部门的决策、监督、指挥、协调职能，提高职能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和工作效率，减少各职能部门由于利益冲突而形成的推诿、扯皮等现象，进一步提高社区（网格）上报问题的处理进度和效果。
4.厘清政府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职能分工。政府将部分社会服务职能交于社区和市场，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社区工作的组织协调上来，改变过去传统的硬性管理模式，树立“尊重社区自治，建设有限政府”的现念，积极推动政府职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变。
（二）转变网格化服务管理下的工作运行重心，壮大社区居民自治力量
5.科学划分网格单元。在现有网格化管理运行基础上，对网格员采集的社区人、地、事、物、组织等各类基本情况和基础信息数据进行综合、比较和分析，参考社区类型、社区特有文化以及社区管理的难易程度等因素，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对原有社区管理网格单元进行拆分合并，增强网格之间的协同配合与沟通，防止因注重网格管理的精细化而破坏原有社区成员之间的地缘关系，有效解决网格管理的范围小、管理人员多，财政负担重的问题。
6.着力培育社会组织。借助社区网格平台大力发展纠纷调解、健康养老、教育培训、公益慈善、防灾减灾、社会救助、文体娱乐、邻里互助、居民融入、平安创建等社区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反映居民需求、提供服务、规范行为等方面的作用，把社区社会组织建设成为增强社区治理和服务功能的重要载体。并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进行分类指导、差异培育和立体支持。
7.健全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联动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相关管理部门之间联动协作、信息沟通和政策衔接的工作机制。加快推进“三社联动”体系建设，明确“三社联动”服务的基本内容，按照“受益广泛、群众急需、服务专业”的原则，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为平台，重点围绕各类困难群体、特殊人群和广大居民的社会服务需求，开展政策性服务、支持性服务、延伸性服务、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服务、社会工作知识宣传和培训服务。探索实践以居家养老服务、社会救助、心理健康疏导为重点的“三社联动+”模式，推动各项工作在社区实现联动。
8.健全民主议事协商机制。健全居民议事会、居民理事会、小区协商、业主协商等社区协商议事机制，完善居民公约和自治章程，引导居民依法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管理。探索建立党员问事、群众说事、及时办事、民主议事、定期评事、追踪督事为内容的“网格六事”工作机制，保障社区依法开展自治活动，充分体现“民做主”。设立“群众说事台”，倾听有困难、有想法、有矛盾的群众提意见、说建议、谈看法。强化民主监督，加强居务监督委员会建设，推进居务公开和标准化规范化试点，促进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
（三）夯实网格化服务管理下的社会基础，营造社区居民自治环境
9.切实提高社区工作人员能力及素质。加强对网格员的教育培训，积极邀请相关职能部门为网格员讲授专业知识，不断提高其主动寻找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努力提高网格员的政治、经济待遇，明确各种生活和工作的保障措施，减轻网格员的考核负担，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着力提高社区工作者素质，注重转变观念和知识更新，认真学习网格化管理与信息化专业知识，积极适应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要求。
10.着力培育社区共同体文化。积极塑造平等合作、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通过社区志愿者和网格员组织开展的睦邻友好等主题活动，营造守望相助、和睦相处的邻里生活氛围。注重培育社区公共精神，以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和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开展各种公益活动或公共仪式，鼓励居民关心社区公益事业，自觉维护社区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建立社区文化共建共享机制，广泛动员社区居民、流动人口、社区各类社会组织、辖区单位参与社区文化实践活动，激发广大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实现社区文化、社区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共促共建共享。
11.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扩大社区参与主体范围，组织动员社区退休人员、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在社区居住的流动人口、社区矫正人员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特色活动和公共性参与活动，提高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服务需求主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丰富社区参与形式，以网络、微博、微信等现代化工具为手段，以网格化管理为平台，让广大居民直接参与利益表达。
（四）拓宽网格化服务管理下的资源配置渠道，增强社区居民自治财力支撑
12.提高网格化管理的经费投入标准。坚持普遍投入，适度增加对社区办公经费的拨付额度，使社区居委会普遍得到资金补助，保障社区各项公共活动的正常开展。同时，突出主要矛盾坚持重点投入，细化社区网格化管理背景下的工作任务，重点加大对网络平台等信息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网格员工资待遇的投入力度。
13.扩大社区居民自治的财力保障。坚持社会支持与社区自我发展相结合，通过组织开展社区共驻共建活动发展社区经济，践行“社区事业养社区人”的经费筹措理念，充分挖掘和利用社区现有的空间资源、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提高社区自筹资金收入，增强社区自治的财力保障，为辖区内居民提供优质服务，提高社区居民的凝聚力。
14.落实“费随事转”与“以钱养事”的投入机制。规范财政资金的拨付程序，凡是规定了经费拨付标准的，要及时向社区拨付工作经费，没有规定经费拨付标准的，落实“费随事转”和“以钱养事”的投入机制和相关管理规定，实行由区财政统一掌管，直接下拨社区，杜绝部分单位将相关工作任务转移到社区却没有按要求向社区划拨相应的工作经费，保证社区居民自治组织正常运转。
（五）健全网格化服务管理下的法治体系，强化居民自治的法律保障
15.坚持全民守法，加强普法教育。深入学习宣传《宪法》、《选举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为社区居民自治建设提供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同时，坚持社区居民在自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明确社区居民的监督权限，使居民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自治成员、自治组织、辖区单位行使监督权。
16.坚持法治精神，推进法律进社区。充分发挥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律咨询等职能作用，努力推动社区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同时利用综治信访维稳平台和社会矛盾联动化解信息管理系统，切实增强司法渠道有效解决纠纷的能力，减轻社区矛盾化解的负担。
17.坚持法治保障，开展法律援助。认真落实律师进社区制度，积极维护社区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引导社区居民合法理性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保障社区居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真正实现。
四、实验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1年1月—2021年3月）。积极总结三个街道办试点社区创新实验区创建经验，并在全区范围内进行宣传推广，研究制定全区推广实施方案，下发各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
（二）全面推进阶段（2021年4月—2021年9月）。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展开创新实验区创建工作，对照实验任务和具体要求，不断健全完善促进社区居民自治与网格化服务管理良性互动的各项制度。到2021年9月底，除3个试点社区以外的其他17个社区初步形成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核心，以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为先导，以社区居民自治为基础，以相互合作、民主协商为运作形式，构建起党委政府与社会力量互联、行政工作与社会工作互补、服务管理与居民自治互动的社区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
（三）巩固提升阶段（2021年10月—2021年12月）。总结全区创建经验，并对实验工作进行总结和提升，形成崆峒特色和亮点，制作创建过程专题片，在全市进行推广，顺利通过市民政局和省民政厅对实验区创建工作的评估考核。
五、实验保障
（一）组织保障。街道成立以办事处主要领导为组长，各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部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机关各分管领域要加强协调配合，指导各社区落实社区居民自治与网格化服务管理良性互动的各项具体任务，稳步推进街道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创建工作。
（二）经费保障。加大财政保障力度，统筹使用各类投入到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创建工作的相关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重点支持开展促进社区居民自治与网格化服务管理两新互动的各项工作，同时区级财政预算实验区创建专项资金，保障实验区创建工作顺利开展。
汉阳的经验，对于维护基层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这是贯彻落实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具体化，有利于把准基层基础建设的方向，确保中央决策的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汉阳的经验，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汉阳总结和提炼了在实践中形成的好做法好机制，建立向群众问计问需，与群众紧密联系，为群众贴心服务的长效机制，巩固党的基层执政基础。
汉阳的经验，也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涉及治理理念的更新、制度体系的完善、治理方式和方法的创新等方面。汉阳发挥了社区深化基层社会体制改革，解放和增强基层社会合力，维护基层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形成了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引导基层治理能力朝着现代化方向迈进。
汉阳的经验，还是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汉阳区委区政府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并有机结合，回应居民现实需求和利益诉求，增强群众对社区治理的认同感和获得感。江欣苑社区党委面对因产业空心化导致失地、失业、失收的村民现状，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对村改制而来的集体资产不挥霍、不盲从，处处从长远发展着眼，科学管理经营，带动群众致富，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汉阳经验，对动员社区资源具有显著的推动意义。汉区委、区政府准确把握社区治理的总体要求，坚持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关键，政府治理为主导，居民需求为导向，改革创新为动力，健全体系、整合资源、增强能力、完善社区治理体制。江欣苑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区域领导核心作用，将辖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群众团队团结凝聚在一起，健全完善了社区治理体系，补齐了社区治理短板，强化了社区治理的组织保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汉阳经验，对于社区的多元治理具有广泛的促进意义。社区的多元治理离不开社会组织这一主体，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有利于形成新的社区治理格局。社区社会组织建设，有利于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社区社会组织的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满足社区居民多元化的服务需求。江欣苑社区建立了社会组织联盟，把社区内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联合起来，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了社区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