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最具全局性和长远战略意义的突破和创新是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农业现代化之路———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高于或优于单项的改革与发展举措之处是在稳定农民家庭经营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在龙头企业等有效载体的带动下,组织引导小农户联合进入大市场,依托农业一体化经营方式,用现代工业提供的技术装备农业,用现代生物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理念和组织方式管理农业,将农产品加工业和部分种养业集中化、企业化、规模化,实施全程标准化运营,创造较高的综合生产力,促进农村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样,自然而然地、有机地将稳定(家庭承包经营)、改革(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和发展(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农业)融于一个历史进程。农业产业化经营不仅是当代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创举,而且是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和经营制度的整体创新。
从山东省潍坊市及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出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到现在已有十余年。农业产业化经营凭借产加销一体化协同作用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制度提高经营效率,节省交易费用,创造出高于非产业化经营的效益增量即比较效益。企业和农户都是为了获得比较效益而加盟产业化经营的,也就是说共同的利益关系是产业化经营的基础。市场上一般的买断、卖断,并无共同利益联结机制,算不上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是市场行为。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责任是运用政策和法律等手段给予支持、引导、服务以及调控和规范。
二、十年来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
十年发展的实践证明,我们当初关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认识和判断是正确的;农业部产业化办公室三次调查也表明,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是健康的。
1.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数量不断增加,带动作用增强。据调查,在20世纪90年代后五年,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不断发展状大,带动作用逐渐增强。据1998年统计,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新增就业人数为571.5万人,平均每个组织新增就业者188人,农户新增收入总额为551.55亿元。2000年末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比1996年增加4.6倍,加盟农户增加近2倍,加盟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份额相应地从1/10增加到1/4,平均每户从产业化经营中增收900元,比1998年增加100元。全国1/4的农牧户加盟产业化经营,应当说是可观的发展数目,而且加盟农户确实增加了收入,初步显现出加盟效应。应当指出,近年来由于小型产业化组织增加较多,五年来每个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农户的平均规模在缩小:1996年为1687.25户,1998年为1622.5户,2000年则下降为899户。
2.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出现了新的带动形式。三次调查表明,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采取了多种组织模式,各种形式竞相发展。其中,居于首位的是龙头企业带动型。不论从经济实力、经营规模、技术和管理水平还是从组织带动作用方面看,龙头企业带动型都是最强的,所占比例也最大,五年间其组织个数增加4倍。居第二位的是合作经济等中介组织带动型,在多种组织形式中占到1/3,而且所占比例逐年增加,五年间其组织个数增加5.5倍。居第三位的是专业市场带动型,五年间其所占比例先增后减,比重变化不大,但其组织个数却增加4倍多。从我国产生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起,龙头企业带动型(“公司+农户”、“龙头带基地”)就一直是最主要的组织形式。2000年,全国各类龙头企业固定资产达3072亿元,销售收入达5900亿元,利税总额达709亿元。目前,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达到1186个,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已达1043家。例如,山东省诸城市以加工外贸企业为代表,现有大中型龙头企业58家,年经营额73亿元,带动全市95%以上的农户加盟农业产业化经营。其中,一直稳居鳌头的是诸城外贸集团,1999年销售收入就达33.3亿元,利税1.5亿元。又如,吉林省德大集团2000年销售收入达26.4亿元,石家庄三鹿乳业集团同年销售收入达16.3亿元。我国粮棉主产区湖北省荆州市,近年来实行“公司+农户”、“龙头带基地”方式,推动了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其中“龙头带基地”生产的农产品产值已经占到全市农业总产值的30%以上。近五年来,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代表的中介组织带动型有了较快发展。例如,山东省莱阳市已经注册各类合作社218个,入社农户达9万多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40%,对于当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健康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近两年来北京市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700多个,入社农户达22.3万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1/3。全市80%的上市鲜奶,50%的蔬菜,47%的果品,30%的水产品,都是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生产的。如今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经成为推动北京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众所周知,专业市场带动型当以山东省寿光产地蔬菜批发市场为代表。2000年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开始实行集团化经营,蔬菜市场年交易量达15亿公斤,交易额达20亿元,带动全市蔬菜基地74万亩,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来自蔬菜。调查还显示,以山东省德州市为代表的专业大户带动型近年来迅速成长。该市以专业大户为基础建立民营农产品加工小区427个,从业人员达6.8万人,实现销售收入59亿元,带动种养大户21万家,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42%。山东省德州市依靠专业户联合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从而加速了农户专业分化,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成长,为各地专业户展示了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发展方向。从农业部2000年对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调查中还可以看出,从专业户和经纪人中分化出一批农产品运销商(中间商),他们作为联结产区和销区的一种中介或桥梁,在组织农产品运销、解决农产品“卖难”方面起着积极作用。这些运销商还将进一步发展,从中成长出一批民营中间商;各运销商之间也可能实行联合,从而发展成为运销合作社。这需要必要的政策引导和专业指导。
3.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采取多种方式与加盟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且利益关系日趋紧密。加盟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相关参与主体的共同需要。实行系统内“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尤其使加盟农户能够分享到合理的经营利润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的基础。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的调查表明,各种类型的农业产业化组织采取多种方式与加盟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户关系日趋紧密。由于农业部的三次调查对利益联结方式的分类归纳不尽一致,各次之间不好比较,因此采取板块形式将数据整理。采取合同(契约、订单)关系是农业产业化组织与加盟农户利益联结的最主要方式,但其组织总数的比例相继从1996年的70.80%下降为1998年的55.68%和2000年的49%。与此同时,采取合作制关系和股份合作制关系的组织比重在增加,2000年与1998年相比,分别增加近5个百分点和近2个百分点;在2000年,合同、合作、股份合作三种较为稳定的利益联结方式所占比例达到76%。许多龙头企业对加盟农户实行保证价格和市场保护价格,或将加工、销售的利润返还农民,尤其一些地方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更加密切了与加盟农户的利益关系。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处于初发阶段,带有若干初发期特征
1.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地区分布不平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相一致。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三次调查表明,全国不同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总的来看,从东到西呈递减趋势,这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吻合。从1996年起的五年间,各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其中东、中部增幅相同,但所占比例分别下降7.2个百分点和4.9个百分点,而西部增幅却高达近14%,所占比例上升12.3个百分点。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部大开发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较快发展带来了正面效应。
2.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和组织规模小,竞争力不够强。在现有龙头企业中,年销售收入上亿元的企业仅占龙头企业总数的4.3%,中小企业和组织居多。从事农产品初级加工者较多,从事精深加工者较少。总的来看,我国农产品加工程度只有45%,而发达国家高达80%;我国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仅为0.6:1,而发达国家高达3:1。这一方面与企业实力、技术和管理因素的制约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内消费市场需求拉动不强有直接关系。
3.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还不完善、不稳固。目前,在企业与农户的购销关系中,不少“合同”是口头约定或“君子协议”,真正签订订单的仅有43%,而且违约现象屡有发生。有的企业在农产品“卖难”时忽视农民利益,有的农户在农产品“买难”时不按合同约定把农产品卖给企业。据调查,各地违约事件中,商家约占7成,农户约占3成。企业与加盟农户主体地位不对称,农户处于弱势被动地位,也与履约率低有很大关系。
4.某些体制因素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一步发展。有的地方继续沿用计划经济的行政命令的办法,追求发展速度,盲目上项目,造成结构趋同,缺乏区域特色,影响比较优势的发挥;一些地区存在部门分割、体制不顺、分散指导的现象,没有形成合力,有的甚至侵犯农民的经营自,不尊重农民的意愿;我国农业的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一步发展。
5.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组织的扶持政策尚未落实。各地政府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落实颇难。不少地方税收优惠很难落实,财政扶持比较分散,金融服务多不到位。目前,我国仍没有出台明确支持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专门政策和法规。我国加盟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户已占总户数的25%,但实际参加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者不过占农户总数的4%左右。这两个比例如此之大的反差,与政府的态度和政策不无关系。莱阳和北京两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快、履盖面宽、带动促进作用大,可以说是当地政府积极支持的结果。
四、应对加入WTO的挑战,增强中国农业的持久竞争力
一、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方向
设施农业的发展改善了品种结构，丰富了农业生产的种类，优化了区域布局，提高了经济效益，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农业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模式的转变，促进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采取“合作社+农户”的方式，有效克服了农民单家独户经营所带来的风险，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使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优势得到有效开发与持续利用。
江苏是人多地少的省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地特别是耕地紧张的问题将日益突出。面对当前资源紧缺的现实，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单位面积的效益，确保粮食和农产品的正常生产和供应，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发展设施农业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产出率的有效途径，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方向。
二、南京市浦口区设施农业发展的探索
近年来，南京市浦口区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整合发展要素，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设施农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呈现出产品类别多样、设施类型多样和组织形式多样三个显著特征。
规划布局突出“科学化”。在发展设施农业的过程中，浦口区紧密结合“1115工程”，针对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结合农业布局规划和培育优势特色产业，大力推进“一村一品、一方一业”工程，使设施农业种类、品种等布局因地制宜、科学合理。
一是加快发展蔬菜、瓜果、高效经济作物设施栽培，主要发展大棚蔬菜、大棚西瓜、大棚鲜食玉米、大棚草莓生产、食用菌等反季节栽培以及提供种苗服务，提高效益。二是加快发展苗木花卉（园艺）设施栽培。引进国内外优、新、特及高档名贵品种，开展培育、组培、繁殖，促进种苗产业化，带动全市苗木花卉产业向更高档次发展。三是加快发展设施畜牧水产养殖业。发展设施规模养殖，依托各镇（街）优势资源，发展奶牛、蛋鸡、观赏鱼等大型设施养殖基地。
设施农业发展打造“规模化”。浦口区以农业园区、镇（街）特色基地为载体，以项目建设为抓手，通过长期的建设和培育，已建成了一批设施农业规模基地，促进了设施农业发展的规模化和集约化。
一方面，企业建设突出示范效应。南京雨发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南京林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示范基地的形成为浦口设施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镇（街）投入突出项目引领。以盘城街道为例，2012年，建设了120亩六米蔬菜钢架大棚项目一个，六米蔬菜钢架木棚100亩项目一个，5000平方米玻璃温室建设项目一个，4000平方米全自动一体化蛋鸡场建设项目一个，给当地发展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也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
投入运作主体倡导“多元化”。浦口区设施农业建设投资主体多样，有农民合作组织领办、公司化运作、能人带动、大户承包、农户自建等多种经营模式。
一是合作组织领办。合作社、协会领办设施农业是浦口区的成功实践。2012年，盘城葡萄合作社的葡萄总产量达到620万公斤，实现葡萄销售收入3720万元，户均收入26.9万元。合作社带动既增加经济效益，更促进了农民就业，从而实现双赢。二是企业运作。引导工商资本投向农业生产，建设设施农业园区，提升农业品位，推进设施农业规模化，成为设施农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中德生态农业科技园被评为江苏省省级蔬菜标准化基地和园艺作物标准园；雨发生态农业园带动周边1200余户农民就业。三是大户承包。大户承包是引导农民发展设施农业最现实、最有效的举措。通过大户的影响带动，许多农民自建设施农业，实现增收脱贫。
技术服务对接注重“无缝化”。农业科技进步与技术推广是设施农业发展的关键。浦口区通过强化产学研合作，实现科技创新，不断提高设施农业科技水平。
一是加强园区与高校、研究所的合作。南京林业大学现代农业生态园与南京农业大学建立紧密型合作关系，南京雨发生态农业园区与南京市蔬菜研究所在玻璃自控温室建设上开展技术合作，中德农业科技园与江苏省农科院蔬菜所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二是加强高校与镇（街）技术服务对接。南京林业大学在桥林、汤泉两街道实施苗木花卉良繁服务对接，省农科院在永宁、江浦、星甸等镇（街）实施园艺设施栽培技术等服务，省淡水研究所在永宁、星甸两镇实施水产苗种繁育服务对接，南京工业大学在星甸镇实施农产品质量标准制定及加工服务对接，等等。三是强化技术服务能力，加大各级农业技术人员的系统培训。通过现场培训、专家授课等形式，更新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的知识理论、实际操作能力，拓展设施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和发展空间，提升产业和产品档次。
经济产出实现“高效化”。浦口区设施农业的发展实现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提高了农业的比较效益和农民的收入，设施农业效益开始显现，占农业总产值比重逐步提高。
首先，单产效益明显提高。据统计，全区设施农业总产出达2.63亿元，平均每亩效益为5500元，是非设施种植收益的2.5倍左右。其次，带动农民就业成效显著。据初步调查，全区设施农业的发展涉及农户近万户，一批蔬菜、花卉、瓜果专业村和专业户纷纷涌现。设施农产业链业已经形成，经纪人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带动本镇（街）农民增收与传统农业相比普遍增加3倍以上。最后，促进农民增收效果明显。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设施农业带动农民增收是传统农业增收幅度的4倍。农户从设施农业中获得纯收入人均1500元以上，占全区农、牧民人均收入的15.4%。
三、设施农业发展的推广价值
随着蔬菜农药残留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设施农业因其没有农药污染或污染较小的特点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利用人工建造的设施，使传统农业逐步摆脱自然的束缚，走向现代工厂化农业、环境安全型农业、无毒农业，同时，也是农产品打破传统农业的季节性，实现农产品的反季节上市，进一步满足多元化、多层次消费需求的有效方法。
设施农业与休闲旅游业开发相结合。设施农业的发展不仅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而且为城市增绿，是值得挖掘的休闲农业观光旅游资源。在设施农业的建设中，可以以现代农业发展为中心，依托境内的旅游资源，充分利用农业的生态性和体验性，全力推进旅游与文化、农业的深度结合，将旅游元素融入设施农业园区建设，积极发展休闲农业观光旅游，增强设施农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浦口区盘城街道在壮大葡萄种植基地的进程中，以举办葡萄节为契机，大力发展葡萄产业，现已成功举办两届葡萄采摘节。在葡萄采摘节中，盘城街道以葡萄为主线，将采摘、滁河湾美景、地方民间文化、娱乐互动、农家菜肴等串联起来，既满足了观光市民吃喝玩乐的需求，也促进了盘城农民致富增收。
实践证明，设施农业与休闲观光旅游业结合，是拓宽农业服务的新功能和促进农业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在发展设施农业过程中，要结合区域实际，对现有产业进行综合分析，制定和完善休闲农业观光旅游发展规划，打造集特色农业种植、生态观光、特色果蔬采摘、餐饮娱乐为一体的观光农业品牌，逐步建立一批具有产业优势的休闲农业园区，提升休闲农业服务功能，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业经济向第三产业服务经济转变。
设施农业与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相结合。设施农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的束缚，能够全面提升农业生产技术含量，大幅度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也是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浦口区立足区情，把发展设施农业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破解农民增收难题、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实现农村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是关键点和难点。要结合设施农业和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加大对低收入农户的扶持力度。特别是以建设低收入农户增收项目区为载体，不断拓宽项目区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渠道。积极吸纳低收入农户到项目区务工，扩大低收入农户进区务工比重；村集体可采取“低租金”模式将设施提供给低收入农户经营，支持有经营能力的农户租赁项目区农业设施自主经营；建立低收入农户分红机制；鼓励项目区通过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服务、发放种禽种苗、开展捐资助学等其他办法辐射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
设施农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相融合。设施农业发展的基础是实现经营方式的集约化，且发展的核心是实现经营主体的专业化。2007年7月1日起，国家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加快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使其逐渐成为实现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的有力推手。因此，设施农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有机融合，将加速设施农业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浦口区目前共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396家，成员达46646户，农户参加专业合作社率61.15%。南京雨发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探索了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成立了蔬菜、经济林果和苗木、渔业三个专业合作社。目前，三个专业合作社由建社初期的322户增加至767户，种植、养殖面积增加了20%，直接带动农民增收300多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000元以上。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依托农村专业大户、生产经营能人牵头或龙头企业创办，形成牵头兴办主体的多元化。采取产加销一体型、产销结合型、信息及销售服务型等多种形式，建立资本股份合作、产品购销合作、生产技术合作、效益考核合作等不同模式、各具特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市场连接合作社、合作社连接生产基地、生产基地连接农户的发展格局。
设施农业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相结合。设施农业也是规模农业，要把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加大推进力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水平。要通过一定时间的努力，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在耕地面积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一方面，继续稳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积极鼓励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促进土地向农业种养大户集中，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另一方面，加快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实行规范引导与政策激励相结合，以内股外租和土地入股经营等方式，积极鼓励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优化土地要素配置，增加农民土地收益。
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不当的发展策略和长期的超强度资源粗放型开发利用使得农村生态环境破坏呈加剧之势，水土流失、草原退化、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而且，全球气候变化仍在加剧，伴随着气温和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给我国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其严峻性超过了以往预计。另外，工业污染、农药滥用、化肥过度使用等使得土壤重金属、残留农药污染呈蔓延趋势，不仅严重危害农作物生长，影响农业产量和农产品品质，而且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已经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国家环保局拉塞尔曾应邀对我国进行过一次考察，其在调查报告中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生态破坏和自然资源保护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生态破坏的问题将更加严重，如果生态破坏和自然资源保护问题不解决，经济发展速度也会降下来。必须现在采取措施（1989年），而不是等到21世纪。尤其对中国的农业来说，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严重依赖于自然资源和环境，中国必须要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防止掠夺性开发，国家环保部门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污染治理上，而是要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5]。可以说，增长方式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越来越成为我国农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软肋，并可能影响我们成功崛起的进程。总书记曾多次提醒和告诫全党同志：尽管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第二、第三产业的迅猛增长，农业的份额会逐步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不会变，“三农”工作的重要性不会变，“粮食安全是最重要的经济安全”这一点也不会变，全党同志必须始终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始终重视严格保护耕地和保护、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始终重视维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始终重视增加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的收入[6]。
调整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促进我国农业稳定、健康发展的思路
人多地少以及能源短缺的现实和发达国家以石油农业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模式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成本高昂等弊端意味着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不能走石油农业这种农业现代化道路，而应该走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的道路，要优化制度建设，强化政策导向，积极探索生产要素特别是科技和人力资本进入农业的制度，提高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和土地在内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技术现代化和农业生产要素的现代化，通过产业政策和实际行动积极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构建资源节约性、环境友好型农业产业体系和发展模式。当前，在解决温饱问题后，我国人民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不只限于数量的增加，更产生了营养、健康、享受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的变化，以及对农产品购买力的提高，相应也就要求农业生产规模化、商品化和现代化，农产品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农业生产现代化，农业生产现代化首先要求农业技术现代化和农业生产要素的现代化，这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提高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在内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发展增加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及扩大农产品品种的技术，用最新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对农业生产和技术进行改造，通过精细管理和更有规律的施肥、杀虫、灌溉等，推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农业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中国能否控制未来农业发展的制高点和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也直接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实践证明，产业结构低度化、增长方式粗放化和农业分工低端化的发展格局从长远看是与我国发展的根本利益和目标相矛盾的。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已暴露出一些危险征兆：可利用土地资源持续萎缩，生态环境还在持续恶化，气候异常，干旱和洪涝灾害同时发生，农业灌溉可用水资源枯竭，治理能力远远跟不上恶化的速度。历史和实践证明，我国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农业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尽快加以扭转。如果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通过压低生产要素价格为代价，人为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必然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技术进步缓慢和产业结构升级迟滞，同时造成收益分配向资本倾斜，资本要素报酬偏高，劳动、土地、银行利息、环境等要素报酬偏低，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关系日趋紧张。我国农业必须在全球经济格局中重新定位，确立新的发展战略，根据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及时调整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走出一条全新的可持续发展路子来。
[关键词]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4-0377-01
（一） 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现状
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体现在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上，农村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而土地生产率提高缓慢。
1、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们过去曾说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19%的人口，但是我们是以世界40%的农民养活了世界19%的人口。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而农业的发展一定伴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
（1）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劳动力开始外出务工，主要去往广东、浙江等地，尽管工资绝对量较低，但相对农业收入来说，务工收入已经比较客观。外出打工潮逐渐形成，不少青年人初中毕业就到南方打工，甚至因不满16岁还需要伪造身份证。当前，外出务工成为当地人主要生存方式，务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当地建筑业等行业的发展，也吸引了众多的在村劳动力，他们利用农闲时间在周边做零工，获得非农收入。
（2）农业机械化迅速普及。当地是平原地区，便于机械化作业，因而农业机械化推进迅速。目前，农业生产的各个主要环节都已经实现机械化。以小麦为例，从耕地、播种、收割、运输等，都可以用机械来完成，大大节省了农业劳动力。过去收割小麦前后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全村收割完成只需一周左右。农民的农业劳动时间相比以前大大减少。
正是得益于外出务工和当地务工机会的增多以及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当地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总数大幅下降。在村务农人员平时也多在村庄附近从事建筑等行业。可以看出，当地农业生产已经基本摆脱了“过密化”生产状况，劳动生产率有了明显提高，人均农业产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土地生产率提高缓慢
土地生产率指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是衡量农业生产水平的关键指标。同一地理位置的土地，土地生产率越高，则表明农业发展水平越高。然而调查发现该村的土地生产率变化不大，小麦单产从九十年代的600斤左右增长到当前的800斤左右，近几年没有明显提高，反而受自然灾害影响，产量波动较大。2010年冬春两季持续干旱，造成小麦严重减产。其他秋粮作物也没有质的突破，产量徘徊不前。
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现代科技的应用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没有新的科技投入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根本改善，粮食生产将马上面临增长极限。
（二）循环农业的概念与特点
循环农业就是采用循环生产模式的农业，即在农作系统中推进各种农业资源往复多层与高效流动，以此实现节能减排与增收的目的，促进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通俗地讲，循环农业就是运用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和物质多层次利用技术，实现较少废弃物的生产和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农业生产方式。
循环农业拥有一般循环经济的3 R特点：一是Reduce，即“减量化”，尽量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节约资源使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二是Reuse，即“再利用”，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减少一次性用品污染；三是Recycle，即“再循环”，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后能够重新变成再生资源。它以低能耗、低排放及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相对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农业增长模式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循环农业还拥有一般循环经济所不具有的由农业自身所产生的特点：一是合作双赢，清洁和增收有机结合，既要干净又要增收，二者不可偏废；二是干净消费，农业的主副产品在“吃干榨净”后回归大地；三是绿色生产，更强调产品的安全性，控制化肥、农药的施用量；四是领域宽广，不仅包括农业内部生产方式的循环，而且包括对农产品加工后废弃物的再利用；五是土水净化，重视对土壤、耕地及水资源的保护，对耕地的占补平衡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予以特别关注；六是食物链条，农业内部参与循环的主体往往互为食物，以生态食物链的形式循环，循环中的各个主体互补互动、共生共利性更强。我国传统农业采用的是一种初级的循环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一是很少有废弃物，二是产生的废弃物以农家肥的方式再次被利用，这是在经济产出和人类需求都处在低级阶段的低层次循环农业。循环农业作为一种环境友好型农作方式，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需要不断地输入技术、信息及资金，使之成为充满活力的系统工程，才能更好地推进农村资源循环利用和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1]。
（三）发展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解决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及农民增收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经济，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后果，沿用以往的单一采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能源发展模式，实践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行不通的。农业与自然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的“先天条件”，使得农业经济系统更易于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农业发展循环经济具有先天的优势，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发展以循环经济为中心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行途径[2]。
传统常规农业已成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及耗竭资源的重要源头，突出表现在：稀缺资源耗竭；农业生产的过度开垦、乱砍乱伐、过度放牧等使得生态环境破坏、恶化；农业资源严重污染（化肥农药、畜禽粪便、作物秸秆、农用塑料薄膜等）、农产品生产加工造成的污染以及农产品消费带来的生活废弃物、废水、废气污染，在工业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后已成为第一大污染源，这些都有待于运用循环农业来解决。
（四）推进循环生态农业发展的建议
4.1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
政府部门应专门制定加快发展循环农业的政策，把发展循环农业作为整个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发展方向、重点行业及重点项目，制定激励、扶持政策，引导市场主体在发展农业产业中自觉节约能源、综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扩大农业招商引资，鼓励各类农业企业参与农业循环经济基础建设及技术推广应用，进一步加大对循环农业的投入力度，在各级财政预算中设立专项经费[3]。
4.2科学合理制定发展规划
本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的原则，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循环农业发展规划。以建设循环农业示范工程，推广应用循环农业，解决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减量化问题，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问题，人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及农产品综合加工转化问题等。
4.3培育循环农业经济主体
必须坚持政府推动、协会带动和市场拉动原则，确立农民主体地位，调动农民积极性，充分发挥专业协会和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形成政府推动、市场主导、农民和企业参与的新机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加快农业企业化进程，延长产业链条，正确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在初步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上，组织专业合作社成员大力发展循环农业
关键词：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成本;农产品需求;农业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5-0026-010
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连创佳绩，粮食连续11年增产，主要农产品产量和人均占有量显著增加，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11年保持较快增长，城乡收入差距连续4年有所缩小。但就总体而言，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在明显增加，农业发展正在呈现一系列重大趋势性变化。顺应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本文基于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和趋势的分析，探讨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
一、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生产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依赖迅速增加，耕地质量退化、环境污染加重甚至局部生态破坏等问题日趋突出
近年来，中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的较快增长，是以农业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为代价的。2003―2013年，全国粮食、棉花、油料产量分别增长了39.76%、29.62%和25.12%，同期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农机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分别增加了8.01%、12.62%、34.01%、72.07%和17.51%。2003―2012年，全国农用柴油、农药、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分别增加了33.9%、33.3%和49.7%。（1）目前，中国农作物亩均化肥施用量21.9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分别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2）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资源、农业要素低效利用的状况近年来虽有所缓解，但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全国化肥的综合利用率仅在30%上下，与发达国家50%～60%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每立方米灌溉水可生产粮食1公斤，发达国家已达1.2～1.4公斤。（3）中国有机肥资源的实际利用率不足40%。
长期超强度使用耕地、大量消耗水资源、超施化肥和农药，导致耕地质量退化问题加重，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显著加大，农业对环境污染甚至局部生态破坏的影响日趋凸显。2012年底，在全国18.26亿亩耕地（二调前国土数据）中，基础地力较好、耕地质量被评为1～3等的占27.3%;但耕地质量被评为7～10等的也达27.9%，这部分耕地基础地力较差，生产障碍因素突出，且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4）中低产田比重大、耕地质量退化、耕地污染加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低、补充耕地等级低、基础地力低，已成为中国耕地质量面临的突出问题，全国耕地退化面积已超过耕地总面积的40%。（5）近年来，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土壤重金属超标、有机质含量下降、农膜残留增加、部分地区地下水漏斗问题日趋严峻，在相当程度上侵蚀着食品安全的根基。
（二）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提高、比较利益下降的问题迅速加重，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从近年来中国部分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和净利润的变化（见表1）可见，就总体而言，中国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呈明显上升趋势，但其净利润却增加不多，甚至在波动中有所下降或为负。2003―2013年，中国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棉花和规模生猪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分别增加了118.15%、130.27%、133.12%和134.28%;但三种粮食平均、规模生猪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仅分别增加了71.1%、13.7%，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分别减少了26.60元和404.84元。2013年两种油料平均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仅相当于2003年的12.4%，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甚至为-102.27元。与2003―2008年比较，2008―2013年5年间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的总成本上升更快，净利润下降更明显。
考虑主要农产品单产水平的提高，将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和每亩净利润结合起来，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出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的变化。2003年，中国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棉花的每亩净利润分别为34.31元、78.56元和461.28元，规模生猪每头净利润为79.19元;2013年分别变化为72.94元、13.25元、-214.98元和103.91元;2003―2013年间，三种粮食平均每亩、规模生猪每头净利润分别上升了38.63元和24.72元，但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的每亩净利润却有明显下降，2013年每亩棉花的净利润甚至为-214.98元，比2003年降低676.26元。《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4》中编入的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油菜籽、棉花、烤烟、甘蔗、甜菜、桑蚕茧、苹果、散养生猪、规模生猪、大中城市蔬菜等15类农产品，2008―2013年5年间仅有苹果和大中城市蔬菜每亩净利润有所增加，分别增加了66.9%和51.6%;其他13类农产品每亩（头）净利润均有所减少。其中甜菜和稻谷减幅较少，分别减少3.4%和34.3%，其他11类产品每亩（头）净利润减幅均在50%以上。2013年大豆每亩净利润仅相当于2008年的18.9%，小麦、油菜籽、棉花、烤烟、桑蚕茧、散养生猪每亩（头）净利润均为负，分别为-12.78元、-98.30元、-214.98元、-37.30元、-3.63元和-106.15元。可见，近年来中国大多数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不增反降。考虑到同期物价水平的上涨，问题更为严重。
如果考虑每年国家用于抗旱防涝等救灾支出对维护农产品增产的影响，则近年来中国农产品生产的社会成本还远远大于微观经营主体层面的生产成本。
如果把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的变化放到更大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则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和机会成本增加的问题更为严重。如2003年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702元，2014年上升到2864元，增加了308.0%，年均递增13.6%。2013年，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2609元，分别相当于种（养）4.05亩稻谷、4.90亩玉米、5.96亩油菜籽、2.28亩棉花、7.16头散养生猪、9.92头规模生猪的收入（包括净利润和人工成本）。
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提高、效益和比较利益的下降，为吸引优质资源和要素进入农业、提升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增加了障碍，也使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要素产出率和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三）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的问题日趋突出，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紧迫
在中国和美国，玉米均为第一大谷物。比较两国玉米生产的成本、收益状况，对于考察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表2可见，与美国相比，近年来中国玉米生产总成本上升的趋势更为强劲;尽管两国每亩玉米净利润均呈较大的波动趋势，但就总体而言，美国每亩玉米净利润增加的趋势却较中国更为鲜明。自2003年以来，中国玉米价格和生产总成本高于美国的问题日趋突出。2003年中国每50公斤玉米主产品总成本和平均出售价格分别是美国的1.15倍和1.52倍，2013年分别扩大到1.92倍和1.94倍。
2003―2013年，美国每亩玉米主产品净利润增加了96.7元，中国仅增加了14.74元。相对于美国，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状况可见一斑。需要说明的是，自2003年以来，虽然美国玉米生产的每亩净利润一直低于中国，甚至在2005年前连续几年为负，但美国庞大的农业补贴系统仍为美国玉米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提供了强劲支撑。（6）相对于美国，中国农业补贴的水平低得多，这种情况加剧了中国农产品对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中的比较劣势，也容易削弱中国农业生产经营者从事农业的动力。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在总体上呈现长期趋势性上涨和短期波动性加剧并存的特征。特定时期特定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往往是两种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对国计民生影响越大、国家提供价格支持保护越多、国内外市场开放度越低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趋势的主导性就越强，价格波动性就越弱;对国计民生影响越小、国内外市场开放度越高，甚至市场规模越小、产地集中度越高、因而越容易形成垄断供给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的主导趋势就越强。这种价格波动加剧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价格波动幅度放大或波动频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提高，粮食等部分农产品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制度的实施，都是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的发生、农业产业链垄断势力的强化及其向农产品流通领域的转移，农业组织结构的加快转型及由此带动的农产品市场运行方式的变化，往往是加剧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7）此外，国际农产品和能源、金融等相关产品价格的变化及其影响向国内的传导，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或波动。从当前经济形势和中长期趋势来看，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和波动加剧的主要原因，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因此，今后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很可能继续呈现长期趋势性上涨和短期波动性加剧并存的趋势。并且，随着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特别是今后实行目标价格制度的农产品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价格变化将会呈现出波动加剧的特征。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增加了稳定农产品价格、优化农产品市场调控的难度，也对有效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及其与能源市场、金融市场的联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中国农产品价格的长期趋势性上涨，也为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埋下了伏笔。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是这种长期趋势性上涨的结果。如2013年越南米到中国南方地区的销售价格约为每公斤3.20～3.60元，较国内早籼米价格低0.2～0.4元/公斤。在国内价格稻强米弱的背景下，许多大米加工企业把低价进口的越南大米作配米，以降低大米出厂价格。（8）2014年10月，国内市场早籼米、晚籼米和粳米的批发价分别为每公斤3.84元、4.14元和4.56元，泰国大米的到岸税后价仅为每公斤3.14元，明显低于国内。（9）2014年10月第三周进口棉花中国主港到岸均价折合人民币进口成本每吨11912元，低于国内市场价格2909元，低于国内市场价格19.6%;按滑准税计算，折合人民币进口成本13770元/吨，低于国内市场价格1051元/吨，较国内棉花市场价格低7.1%。（10）
如果只是个别时期、个别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问题尚不甚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现象日趋普遍，在不少农产品上几近常态。在主要粮食品种上更为典型，如到2013年底，小麦已连续5年、稻米已连续3年、玉米和大豆自2003年以来国内价格均高于国际价格（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2014）。由于国际市场主要粮食价格下跌，特别是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刚性上升，2014年又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内外主要粮食品种价格差距最大的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2015）。
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导致相关农产品进口压力明显加大（11），推动了近年来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的扩大，也为国际农产品市场上供给和价格的波动向国内传导“增开了窗口”。这会：（1）挤压国内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和价格上涨空间，加大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的难度;（2）侵蚀国内强农惠农政策的支持效果，容易导致中国增加农业补贴的效益大量外流;（3）增加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和稳定农产品供给能力的困难，容易加重中国农产品进口增加与国内积压滞销并存的现象。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国内自给率下降，不只是国内需求缺口增大所致，而是在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背景下，农产品进口增加与国内积压滞销现象并存发生的结果。中国许多农产品生产缺乏转型升级的基本条件，难以吸收社会资本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甚至不得不在较低的利润水平下“苟延残喘”。这与相关农产品进口对市场的挤占和价格的打压密切相关。这些情况说明，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已经空前紧迫，时不我待！
按照中国入世承诺，与大多数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低，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最高关税水平与绝大多数国家相距更大;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实行的关税配额量大，配额内关税多在1%～5%，配额外关税最高仅65%，已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倪洪兴，2008）。因此，中国农产品关税水平难以有效抵御来自国外低价农产品的进口冲击，关税“防火墙”作用有限。近年来，中国虽然不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但许多现行农业补贴政策属于“黄箱”范围，对部分农产品的支持已接近入世承诺上限，进一步加大支持面临上限约束。2014年，由于实施转基因管理及进口与库存配比销售等措施，中国玉米进口得到一定控制，进口量较上年同比下降20.4%;但作为其替代品的高粱和大麦进口却增势迅猛，较上年增加778万吨，增加了2.3倍（课题组，2015）。
（四）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亟待健全，跨国公司对中国提升农业价值链和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挑战日益增多
近年来，中国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日趋活跃，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步伐明显提速，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公司农业、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机服务公司、植保服务公司、农业技术研究所等新型服务主体竞相发展、各显神通，成为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先行者，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生力军。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为农业乃至农业产业链增强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好地对接资本市场、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消费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参与全球价值链、构建国内价值链和推进价值链升级提供了重要载体。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甚至价值链片段化、碎片化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价值链领导型企业不稳定、对价值链治理的主导能力不强也是突出问题;甚至在宏观农业政策的设计中，重生产、轻服务，重产中、轻产前和产后环节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深化，农业发展中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趋势日盛。在此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涉农企业和农业组织不断增加，但大多处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低端，难以进入其关键环节和战略领域，全球农业价值链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大多掌握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国公司手中。顺应国内农业市场空间迅速拓展和市场需求结构迅速变化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内涉农企业致力于构建国内农业价值链，并力图向区域和全球范围拓展，形成由本土企业主导的全球农业价值链。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这方面仍只处于起步阶段，真正能在农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和关键领域形成有效的进入壁垒，进而在农业价值链利益分配中获得优势地位的领导型企业并不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内农业价值链面临着与全球农业价值链对接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少数在全球农业价值链具有管理权和控制权的国外跨国公司很容易凭借其核心技术、资本实力、管理经验、经营理念、信息化和市场营销手段等优势，在较短时期内迅速蓄积起对中国农业价值链战略环节、关键环节的控制态势，进而导致中国农业价值链管理权和控制权失守、价值链领导型企业被边缘化或被跨国公司兼并重组等。这种现象在中国大豆产业链、价值链较为典型。（12）作为世界最大的大豆消费国，近年来中国大豆生产受到过度挤压，价格受到明显抑制，定价话语权显著减弱，产业控制力严重削弱，产业调控难度明显加大的问题迅速凸显（倪洪兴等，2010）。1995年中国还是大豆净出口国，2003年和2014年，大豆自给率已分别下降到42.9%和14.6%。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往往是从以低价进入为切入点的贸易控制起步，转向通过参股合资进入加工领域，进而通过低成本并购形成对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控制态势（姜长云，2011）;甚至将这三阶段方法有机结合，通过在国际农产品市场及与此高度联动的金融市场、能源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国际农产品市场进而国内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为进行贸易控制、参股合资，进而低成本收购行业龙头企业提供契机。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过程中，比较青睐的领域往往集中在农产品、农业加工品、农业投入品的现代营销体系，农村金融和农产品批发市场，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农产品深加工业，农业种质资源开发，食品安全和农业品牌、销售渠道等领域。由此不仅容易导致中国农业价值链升级面临国际分工地位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容易将中国的涉农企业和农业产业组织推向农业价值链利益分配的边缘地位;还容易加大中国维护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的挑战，导致中国对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市场的调控容易因农业价值链管理权和控制权失守而遭遇“屏蔽”。
二、农业发展值得重视的几个趋势
（一）对农业或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加速分化
自2004年以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11年超过7%，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11年超过6%;尤其是自2010年以来，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5年超过9%。到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分别达到28844元和9892元，连续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提供了重要基础，也对农产品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产生深刻影响，基本的趋势是：
1.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多元化持续推进
近年来，农村居民对粮食和蔬菜的人均消费量有所下降，城市居民对粮食和蔬菜的人均消费量稳中略降;但农村居民人均植物油消费量、城乡居民人均猪牛羊肉消费量均呈增长趋势，城市居民人均植物油消费量、城乡居民人均家禽消费量稳中略增，城乡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增长后趋于稳定。由于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4.8%，今后城镇化率很可能继续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同时考虑到目前城市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不足农村居民的一半，城市居民人均蔬菜、食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消费量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据此可以粗略推算，今后中国城乡居民对粮食（主要是口粮）的消费总量将呈下降趋势，对植物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的消费总量将呈加速提高趋势。从国内外经验看，城乡居民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等养殖产品消费总量的扩张，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对动物毛皮、内脏、骨、血等养殖业副产品需求的增长，会带动社会对饲料粮需求进而粮食需求总量的增长。因此，在2020年前甚至更长时期内，农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总量将呈增加趋势，农产品需求结构多元化也会加快推进，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在总体上将呈增大趋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也将带动农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张。
2.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加快分化，消费市场进一步细分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化，城乡居民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日益呈现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趋势，专用化农产品、加工食品、品牌食品和安全化、优质化、体验化食品日益成为农产品需求增长的重点，甚至在产品功能之外对农业生活、生态功能的需求也日益成为农业需求的新增长点，农业发展的科技、教育、文化内涵和生态休闲、旅游观光等体验功能也将日益受到重视。这也导致创新供给，引导、凝聚、激发农业需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如许多地方通过激活农业的景观功能，引导和激发农业新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的影响也在迅速深化。2020年和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很可能分别将达62%和70%上下。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395万人，较上年增加501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21.3%。同年，全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1%，分别较2003年增加39.5%、提高3.5个百分点。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导致生活方式转变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影响日益深化，加剧农业需求增长的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安全化和优质化趋势。
（二）要素成本提高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不断深化，农业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出现趋势性减弱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比较利益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农业要素成本的迅速提高和农业发展的粗放经营。以三种粮食平均为例，2008―2013年间每亩总成本的增量为463.77元，其中对增量贡献较大的主要有①人工成本增量254.69元，占54.9%;②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127.34元，占27.5%;③土地成本增量81.74元，占17.6%。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增加，与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发展带动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业用工成本迅速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和闲暇效用的上升，也是推动农业用工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越来越多，带动农地租金迅速上涨，成为推动土地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同期，三种粮食平均每亩用工数量由7.69个减少到6.17个;但劳动力日工价则由21.60元增加到68.00元，增加了214.8%。劳动力日工价的提高，成为推动每亩用工成本提高的全部原因。不仅如此，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日工价的增速，还明显快于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长。（13）在三种粮食平均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中，机械作业费、种子费和化肥费是增量最多的三大块，分别增加55.95元、24.79元和24.82元，分别占总成本增量的12.1%、5.4%和5.4%。进一步分析，每亩化肥费的增加基本上由化肥投入的增加与化肥价格的上涨平分秋色;每亩种子费的增加主要由种子价格的提高所致，但每亩种子用量的略增也发挥了辅助作用。
再从棉花来看，2008―2013年，每亩总成本增加1097.53元，其中人工成本、物质与服务费用、土地成本分别增加832.76元、161.96元和102.81元，分别占同期总成本增量的75.9%、14.8%和9.4%。在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中，增幅比较大的主要有机械作业费、化肥费、排灌费和种子费，分别增加45.47元、24.49元、23.49元和16.49元。同期，棉花生产每亩用工天数由23.09天减少到19.44天，减幅达15.8%;棉花家庭用工日工价和雇工日工价分别增加了214.8%和139.7%，用工价格上涨成为推动棉花生产用工成本提高的全部原因。将棉花每亩总成本的增量结构与三种粮食平均进行比较可见，越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工价提高对总成本增加的影响越大。
进一步来看，将规模生猪与散养生猪比较，2008―2013年，规模生猪每头总成本增量353.02元，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分别增加263.07元和89.36元。相比之下，散养生猪每头总成本的增量为536.85元，超过规模生猪52.1%;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分别增加了244.89元和292.07元，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增量略小于规模生猪，但人工成本的增量超过规模生猪达2.27倍。在规模生猪和散养生猪中，精饲料费的增量分别达到281.36元和299.38元，均超过各自全部的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而且精饲料费的增量均主要来自精饲料价格的提高，精饲料量的增长影响较小。相对而言，散养生猪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增量略小于规模生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散养生猪有更多的生活废弃物可资利用，如剩饭剩菜。从散养生猪与规模生猪每头用工成本的比较可见，促进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抑制用工成本上升对总成本增量的影响。
近年来，在农民收入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虽然农民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仍呈增长态势，但农业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能力已经呈现趋势性减弱。2008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仍占40.9%，2013年已经下降到31.8%。（14）随着农业对农民增收相对贡献能力的趋势性减弱，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出。否则，由于农业经营主体缺乏生产经营积极性，农业经营副业化和兼业化将会迅速普遍化。
（三）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迅速推进有效带动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对发展农业生产业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在微观层面，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推进，往往表现为农户规模经营的发展，以及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工商资本等新型经营主体、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相对于普通农户，新型经营主体的成长，也对新型服务主体的发育及其规模化和产业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近年来各种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不仅有效促进了农业的节本增效和降低风险，还同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效应。如在部分地区，农资经销商向农资综合服务商转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向农业产业化综合服务商转变，甚至有些农产品加工企业成功实现由卖产品向卖设计、卖服务转变。近年来，许多地方农机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发展农业生产业的新亮点。
在中观层面，农业发展的区域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也对推进农业生产业的发展及其集群化、网络化提供了强劲的需求拉动。如由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的集群化和连片化迅速推进（姜长云，2011），主要农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步伐明显加快，导致主要农产品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扩大，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对农产品流通特别是物流体系的需求明显增强。这在粮食方面尤为典型（姜长云，2012）。如2003―201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加17640.4万吨，增产量占全国比重超过5%的省份主要有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安徽、山东、江苏、河北7省，合计占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66.2%，这7个省份基本在秦岭―淮河以北或淮河沿线。2003―2013年这7个省的年末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35.3%下降到34.4%。（15）但这7个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却由41.7%增加到49.3%。
三、对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启示
（一）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应该是未来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
从前文分析可见，尽管近年来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和农民增收形势较好，但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已经比较严峻，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做、可不可以缓些做的问题。应该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今后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着力促进农业的提质增效升级，并将其放到与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引导农业更好地增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否则，中国农业发展很容易陷入走向衰退的恶性循环，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食物安全的难度与风险也会显著增加;甚至保障农产品当前的有效供给，也会以损害中长期有效供给能力为代价。
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今后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提升农业价值链和附加值，增强农业对农民收入贡献能力的客观要求。否则，农业发展很可能因为农户缺乏生产经营积极性，陷入农业经营普遍副业化和兼业化的轨道，导致农业后继无人和老人农业普遍化的问题日趋严峻。失去农户生产经营积极性的支撑，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很容易落空。
（二）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应该统筹考虑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供给结构）的变化，注意促进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从前文分析可见，今后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的提速，对农业或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加速分化，因此引导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日趋重要而紧迫。今后鉴于在总体上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显著加大，农业政策选择和对农产品市场的调控，必须加强对农产品市场需求和需求结构变化的前瞻性、细分性研究。通过科学引导消费，抑制农产品需求的非理性增长及其对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对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具有重要意义。如从当前来看，中国大陆居民人均食用油消费量已经位居亚洲国家或地区前列。引导居民适度减少食用油消费，不仅有利于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优化农业、农产品供给结构。此外，应基于对当前或长远农产品供求状况的客观研判，科学平衡对不同类型农产品供给能力建设的支持保护力度，防止畸轻畸重，导致某类农产品供求的松平衡建立在其他类型农产品供求失衡的基础之上，形成农业资源利用的浪费，影响农产品有效供给。
所谓农产品供求紧平衡，简单地说，就是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但供给略小于需求的一种状态。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而言，综合考虑农业发展的资源需求和资源可得性，紧平衡应该是农产品市场调控的理想状态和目标模式，因为它兼顾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张合成，2015），既避免了因农产品供求平衡过松即供大于求，导致农价下跌和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受挫;又可以避免因农产品供不应求，导致农价上涨，市民尤其是城市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得不到保障。在紧平衡状态下，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基础往往比较脆弱，容易因环境的变化由平衡转向失衡。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求尊重经营主体的选择，优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供求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农产品供求紧平衡是通过市场对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辅之以必要的宏观调控，在动态波动中实现的。我们可以说，紧平衡是中国农产品供求关系调控中理想的“期望值状态”;但如果把紧平衡说成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常态，则容易引起误导，让人误以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特定类型的主要农产品上，中国主要农产品供求的紧平衡都是可以自动实现的。
实际上，主要农产品供求在总体上呈现紧平衡状态，更多地只是强调由于农业发展可用资源的有限性，主要农产品供给只能在总体上基本满足需求，甚至供给还可能略小于需求，要注意引导农业资源的节约利用、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利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时期、任何种类的农产品供求都是处于紧平衡状态。在社会资源或农业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资源供给向特定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建设过度倾斜，可能导致其供求处于松平衡状态;但其代价却是其他农产品供给可用资源不足，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供求紧平衡不能实现。比如，当前在粮食库存消费比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粮食供给实际上处于松平衡状态;但这种粮食供求松平衡的实现，却是以棉花、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难以主要依靠国内实现紧平衡，必须大量依赖进口为代价的。如2014年，尽管棉花、食用植物油进口量均较上年有所减少，但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和食用植物油进口国。
（三）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要转换农业发展的动力结构，着力推进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
要在重视农产品供求数量平衡的同时，更加重视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重视提升农业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把农业发展有效引入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推进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促进农业发展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促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升级，并降低农业经营风险。（2）推进农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和农户等传统经营主体的改造，完善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增强农业经营主体的竞争力，更好地增强农业竞争力。（3）完善农业生产业发展环境，优化其激励机制，积极发挥其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支撑和带动作用。实践证明，农业生产业的发展，通过促进农业的服务外包和分工分业，不仅为解决农业劳动力老弱化背景下“谁来种田养猪”、“如何种田养猪”提供了有效出路，也为促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升级、农产品的产销对接和提升农业价值链，提供了重要途径。推动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要把促进新型经营主体的发育与促进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形成“新型经营主体+新型服务主体+普通农户”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以普通农户为主力军、新型经营主体为生力军、新型服务主体为引领支撑，合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鉴于当前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亟待健全，跨国公司对中国提升农业价值链甚至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挑战日益增多，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甚至进入农业的工商资本按照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鼓励其成为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协调的领导型企业日益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消费结构升级，农产品价值链的主要驱动力已经由生产者转向购买者。流通环节日益成为农产品价值增值的主要源泉，品牌、科技、销售渠道、市场运作、供应链管理能力等无形资产对构建农业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不断提高（张辉，2006;蒙丹，2011）。顺应农业价值链由生产者驱动向购买者驱动的转变，支持涉农大型零售商、经销商、品牌制造商、高新技术或供应链管理企业加强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协调，成为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领导型企业，对于提升农业价值链、带动农民增收和维护农业产业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创新农业科技发展方式，优化农业科技的支持重点，增强农业创新驱动能力;还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分化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带动作用，更好地促进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四）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要把引导农机作业服务组织的发展作为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方向
鉴于人工成本增加成为当前农产品成本提高的重要原因，甚至首要原因，推进农业机械化应该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农业机械化特别是大型机械化的发展，对于节约农业发展的人工成本，对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农业规模经济效应的提升，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日本的经验证明，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农业机械越普及，大规模农户的经营优势就越突出;大规模机械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不仅为大规模租地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面向小规模兼业农户推进农机作业承包提供了动力（速水佑次郎、神门久善，2003）。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以大型机械为主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仅有利于节约农业生产的用工投入，促进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高效利用，推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并降低风险，提高农业经营的比较利益水平;还有利于促进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减少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引起的环境污染和耕地破坏问题，加强耕地质量和农业环境治理。近年来，导致中国耕地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耕地的利用和管理不当，如深耕深松作业不足，土壤蓄水保墒能力低。多数农民使用小型农机具耕地，耕作层较浅，浅耕、旋耕面积占机耕面积的比重超过六成。长期采用这种浅耕作业方式，导致土壤理化性能变差，有机质流失，肥力下降。加之，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不愿在养地方面增加投入。（16）要改变农民对耕地重用轻养的问题，必须促进农业比较利益的提高。当然，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并非发展大型机械一条路。如在山区、特色农业发展优势区，专用灵巧、简便实用的小型机械或许更有用武之地。
自2004年中国政府正式启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向大型农机倾斜的态势日益强化。但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面临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问题。从当前情况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趋势来看，促进农业机械化提质增效升级，除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外，一个重要方向是支持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农机服务组织发展。我们对安徽金寨、颍上两县的调查显示，近年来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对于解决农村土地撂荒问题，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的创新;对于促进农机农艺结合，带动农产品质量和农业产业链全程机械化质量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农机服务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还有利于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有效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和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姜长云等，2014）。为支持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建议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逐步调整为农机服务补贴政策。借此，规避农户分散独立购机导致的农机闲置和资金浪费，提高农机具利用率、农机使用的经济效益和农业机械化的资源配置效益，弱化机械作业费上涨对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推动作用。
注释：
（1）本文资料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3》或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4》相关资料整理。
（2）农业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的通知”，农业部网站2015年2月17日。
（3）国新办就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有关情况举行会，《中国网》2015年4月14日。
（4）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关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的公报”，《农民日报》2014年12月18日。
（5）乔金亮：“中国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70/% 耕地退化超4成”，《经济日报》2014年12月19日。
（6）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尽量与生产决策和当期价格脱钩，补贴额的计算基于历史单产、播种面积或收入水平;各种补贴充分互动形成农民收入保护网。如通过直接支付为农户提供基本的收入保障，通过目标价格和目标收入补贴帮助农户抵御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风险，联邦保险费补贴和收入补充计划则协助农户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7）此处主要讨论农产品名义价格的变化，不讨论农产品实际价格或相对于工业品、服务品的价格变动。参见姜长云（2011）。
（8）佚名：“2013年稻米市场回顾”，《中国粮网》2014年1月15日。
（9）佚名：“2014年10月稻米市场监测报告”，，2014年11月6日。
（10）佚名：“2014年10月第3周中国棉花市场周报――国棉价涨跌互现 外棉价格反弹”，，2014年10月21日。
（11）如2013年中国大米进口量较大，尤其是走私大米大量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国际市场特别是邻近的越南进口大米价格较低，导致大米进口压力加大。
（12）2004年在中国发生的大豆危机及其后在中国大豆产业链发生的连锁性事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参见顾善松（2006）。
（13）相比之下，2008―201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不包括包吃包住）由1340元增加到2609元，增加了94.7%;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28898元增加到51483元，增加了78.2%。
（14）因2014年国家统计局实现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数据缺。
（15）缺2014年各省区年末人口数。
（16）参见乔金亮：“中国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70% 耕地退化超4成”，《经济日报》2014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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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连创佳绩，粮食连续11年增产，主要农产品产量和人均占有量显著增加，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11年保持较快增长，城乡收入差距连续4年有所缩小。但就总体而言，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在明显增加，农业发展正在呈现一系列重大趋势性变化。顺应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本文基于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和趋势的分析，探讨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
一、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生产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依赖迅速增加，耕地质量退化、环境污染加重甚至局部生态破坏等问题日趋突出
近年来，中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的较快增长，是以农业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为代价的。2003―2013年，全国粮食、棉花、油料产量分别增长了39.76%、29.62%和25.12%，同期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农机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分别增加了8.01%、12.62%、34.01%、72.07%和17.51%。2003―2012年，全国农用柴油、农药、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分别增加了33.9%、33.3%和49.7%。（1）目前，中国农作物亩均化肥施用量21.9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分别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2）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资源、农业要素低效利用的状况近年来虽有所缓解，但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全国化肥的综合利用率仅在30%上下，与发达国家50%～60%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每立方米灌溉水可生产粮食1公斤，发达国家已达1.2～1.4公斤。（3）中国有机肥资源的实际利用率不足40%。
长期超强度使用耕地、大量消耗水资源、超施化肥和农药，导致耕地质量退化问题加重，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显著加大，农业对环境污染甚至局部生态破坏的影响日趋凸显。2012年底，在全国18.26亿亩耕地（二调前国土数据）中，基础地力较好、耕地质量被评为1～3等的占27.3%;但耕地质量被评为7～10等的也达27.9%，这部分耕地基础地力较差，生产障碍因素突出，且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4）中低产田比重大、耕地质量退化、耕地污染加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低、补充耕地等级低、基础地力低，已成为中国耕地质量面临的突出问题，全国耕地退化面积已超过耕地总面积的40%。（5）近年来，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土壤重金属超标、有机质含量下降、农膜残留增加、部分地区地下水漏斗问题日趋严峻，在相当程度上侵蚀着食品安全的根基。
（二）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提高、比较利益下降的问题迅速加重，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从近年来中国部分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和净利润的变化（见表1）可见，就总体而言，中国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呈明显上升趋势，但其净利润却增加不多，甚至在波动中有所下降或为负。2003―2013年，中国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棉花和规模生猪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分别增加了118.15%、130.27%、133.12%和134.28%;但三种粮食平均、规模生猪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仅分别增加了71.1%、13.7%，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分别减少了26.60元和404.84元。2013年两种油料平均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仅相当于2003年的12.4%，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甚至为-102.27元。与2003―2008年比较，2008―2013年5年间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的总成本上升更快，净利润下降更明显。
考虑主要农产品单产水平的提高，将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和每亩净利润结合起来，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出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的变化。2003年，中国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棉花的每亩净利润分别为34.31元、78.56元和461.28元，规模生猪每头净利润为79.19元;2013年分别变化为72.94元、13.25元、-214.98元和103.91元;2003―2013年间，三种粮食平均每亩、规模生猪每头净利润分别上升了38.63元和24.72元，但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的每亩净利润却有明显下降，2013年每亩棉花的净利润甚至为-214.98元，比2003年降低676.26元。《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4》中编入的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油菜籽、棉花、烤烟、甘蔗、甜菜、桑蚕茧、苹果、散养生猪、规模生猪、大中城市蔬菜等15类农产品，2008―2013年5年间仅有苹果和大中城市蔬菜每亩净利润有所增加，分别增加了66.9%和51.6%;其他13类农产品每亩（头）净利润均有所减少。其中甜菜和稻谷减幅较少，分别减少3.4%和34.3%，其他11类产品每亩（头）净利润减幅均在50%以上。2013年大豆每亩净利润仅相当于2008年的18.9%，小麦、油菜籽、棉花、烤烟、桑蚕茧、散养生猪每亩（头）净利润均为负，分别为-12.78元、-98.30元、-214.98元、-37.30元、-3.63元和-106.15元。可见，近年来中国大多数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不增反降。考虑到同期物价水平的上涨，问题更为严重。
如果考虑每年国家用于抗旱防涝等救灾支出对维护农产品增产的影响，则近年来中国农产品生产的社会成本还远远大于微观经营主体层面的生产成本。
如果把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的变化放到更大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则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和机会成本增加的问题更为严重。如2003年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702元，2014年上升到2864元，增加了308.0%，年均递增13.6%。2013年，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2609元，分别相当于种（养）4.05亩稻谷、4.90亩玉米、5.96亩油菜籽、2.28亩棉花、7.16头散养生猪、9.92头规模生猪的收入（包括净利润和人工成本）。
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提高、效益和比较利益的下降，为吸引优质资源和要素进入农业、提升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增加了障碍，也使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要素产出率和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三）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的问题日趋突出，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紧迫
在中国和美国，玉米均为第一大谷物。比较两国玉米生产的成本、收益状况，对于考察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表2可见，与美国相比，近年来中国玉米生产总成本上升的趋势更为强劲;尽管两国每亩玉米净利润均呈较大的波动趋势，但就总体而言，美国每亩玉米净利润增加的趋势却较中国更为鲜明。自2003年以来，中国玉米价格和生产总成本高于美国的问题日趋突出。2003年中国每50公斤玉米主产品总成本和平均出售价格分别是美国的1.15倍和1.52倍，2013年分别扩大到1.92倍和1.94倍。
2003―2013年，美国每亩玉米主产品净利润增加了96.7元，中国仅增加了14.74元。相对于美国，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状况可见一斑。需要说明的是，自2003年以来，虽然美国玉米生产的每亩净利润一直低于中国，甚至在2005年前连续几年为负，但美国庞大的农业补贴系统仍为美国玉米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提供了强劲支撑。（6）相对于美国，中国农业补贴的水平低得多，这种情况加剧了中国农产品对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中的比较劣势，也容易削弱中国农业生产经营者从事农业的动力。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在总体上呈现长期趋势性上涨和短期波动性加剧并存的特征。特定时期特定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往往是两种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对国计民生影响越大、国家提供价格支持保护越多、国内外市场开放度越低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趋势的主导性就越强，价格波动性就越弱;对国计民生影响越小、国内外市场开放度越高，甚至市场规模越小、产地集中度越高、因而越容易形成垄断供给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的主导趋势就越强。这种价格波动加剧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价格波动幅度放大或波动频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提高，粮食等部分农产品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制度的实施，都是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的发生、农业产业链垄断势力的强化及其向农产品流通领域的转移，农业组织结构的加快转型及由此带动的农产品市场运行方式的变化，往往是加剧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7）此外，国际农产品和能源、金融等相关产品价格的变化及其影响向国内的传导，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或波动。从当前经济形势和中长期趋势来看，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和波动加剧的主要原因，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因此，今后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很可能继续呈现长期趋势性上涨和短期波动性加剧并存的趋势。并且，随着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特别是今后实行目标价格制度的农产品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价格变化将会呈现出波动加剧的特征。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增加了稳定农产品价格、优化农产品市场调控的难度，也对有效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及其与能源市场、金融市场的联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中国农产品价格的长期趋势性上涨，也为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埋下了伏笔。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是这种长期趋势性上涨的结果。如2013年越南米到中国南方地区的销售价格约为每公斤3.20～3.60元，较国内早籼米价格低0.2～0.4元/公斤。在国内价格稻强米弱的背景下，许多大米加工企业把低价进口的越南大米作配米，以降低大米出厂价格。（8）2014年10月，国内市场早籼米、晚籼米和粳米的批发价分别为每公斤3.84元、4.14元和4.56元，泰国大米的到岸税后价仅为每公斤3.14元，明显低于国内。（9）2014年10月第三周进口棉花中国主港到岸均价折合人民币进口成本每吨11912元，低于国内市场价格2909元，低于国内市场价格19.6%;按滑准税计算，折合人民币进口成本13770元/吨，低于国内市场价格1051元/吨，较国内棉花市场价格低7.1%。（10）
如果只是个别时期、个别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问题尚不甚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现象日趋普遍，在不少农产品上几近常态。在主要粮食品种上更为典型，如到2013年底，小麦已连续5年、稻米已连续3年、玉米和大豆自2003年以来国内价格均高于国际价格（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2014）。由于国际市场主要粮食价格下跌，特别是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刚性上升，2014年又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内外主要粮食品种价格差距最大的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2015）。
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导致相关农产品进口压力明显加大（11），推动了近年来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的扩大，也为国际农产品市场上供给和价格的波动向国内传导“增开了窗口”。这会：（1）挤压国内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和价格上涨空间，加大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的难度;（2）侵蚀国内强农惠农政策的支持效果，容易导致中国增加农业补贴的效益大量外流;（3）增加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和稳定农产品供给能力的困难，容易加重中国农产品进口增加与国内积压滞销并存的现象。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国内自给率下降，不只是国内需求缺口增大所致，而是在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背景下，农产品进口增加与国内积压滞销现象并存发生的结果。中国许多农产品生产缺乏转型升级的基本条件，难以吸收社会资本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甚至不得不在较低的利润水平下“苟延残喘”。这与相关农产品进口对市场的挤占和价格的打压密切相关。这些情况说明，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已经空前紧迫，时不我待！
按照中国入世承诺，与大多数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低，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最高关税水平与绝大多数国家相距更大;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实行的关税配额量大，配额内关税多在1%～5%，配额外关税最高仅65%，已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倪洪兴，2008）。因此，中国农产品关税水平难以有效抵御来自国外低价农产品的进口冲击，关税“防火墙”作用有限。近年来，中国虽然不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但许多现行农业补贴政策属于“黄箱”范围，对部分农产品的支持已接近入世承诺上限，进一步加大支持面临上限约束。2014年，由于实施转基因管理及进口与库存配比销售等措施，中国玉米进口得到一定控制，进口量较上年同比下降20.4%;但作为其替代品的高粱和大麦进口却增势迅猛，较上年增加778万吨，增加了2.3倍（课题组，2015）。
（四）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亟待健全，跨国公司对中国提升农业价值链和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挑战日益增多
近年来，中国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日趋活跃，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步伐明显提速，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公司农业、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机服务公司、植保服务公司、农业技术研究所等新型服务主体竞相发展、各显神通，成为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先行者，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生力军。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为农业乃至农业产业链增强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好地对接资本市场、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消费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参与全球价值链、构建国内价值链和推进价值链升级提供了重要载体。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甚至价值链片段化、碎片化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价值链领导型企业不稳定、对价值链治理的主导能力不强也是突出问题;甚至在宏观农业政策的设计中，重生产、轻服务，重产中、轻产前和产后环节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深化，农业发展中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趋势日盛。在此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涉农企业和农业组织不断增加，但大多处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低端，难以进入其关键环节和战略领域，全球农业价值链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大多掌握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国公司手中。顺应国内农业市场空间迅速拓展和市场需求结构迅速变化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内涉农企业致力于构建国内农业价值链，并力图向区域和全球范围拓展，形成由本土企业主导的全球农业价值链。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这方面仍只处于起步阶段，真正能在农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和关键领域形成有效的进入壁垒，进而在农业价值链利益分配中获得优势地位的领导型企业并不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内农业价值链面临着与全球农业价值链对接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少数在全球农业价值链具有管理权和控制权的国外跨国公司很容易凭借其核心技术、资本实力、管理经验、经营理念、信息化和市场营销手段等优势，在较短时期内迅速蓄积起对中国农业价值链战略环节、关键环节的控制态势，进而导致中国农业价值链管理权和控制权失守、价值链领导型企业被边缘化或被跨国公司兼并重组等。这种现象在中国大豆产业链、价值链较为典型。（12）作为世界最大的大豆消费国，近年来中国大豆生产受到过度挤压，价格受到明显抑制，定价话语权显著减弱，产业控制力严重削弱，产业调控难度明显加大的问题迅速凸显（倪洪兴等，2010）。1995年中国还是大豆净出口国，2003年和2014年，大豆自给率已分别下降到42.9%和14.6%。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往往是从以低价进入为切入点的贸易控制起步，转向通过参股合资进入加工领域，进而通过低成本并购形成对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控制态势（姜长云，2011）;甚至将这三阶段方法有机结合，通过在国际农产品市场及与此高度联动的金融市场、能源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国际农产品市场进而国内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为进行贸易控制、参股合资，进而低成本收购行业龙头企业提供契机。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过程中，比较青睐的领域往往集中在农产品、农业加工品、农业投入品的现代营销体系，农村金融和农产品批发市场，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农产品深加工业，农业种质资源开发，食品安全和农业品牌、销售渠道等领域。由此不仅容易导致中国农业价值链升级面临国际分工地位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容易将中国的涉农企业和农业产业组织推向农业价值链利益分配的边缘地位;还容易加大中国维护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的挑战，导致中国对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市场的调控容易因农业价值链管理权和控制权失守而遭遇“屏蔽”。
二、农业发展值得重视的几个趋势
（一）对农业或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加速分化
自2004年以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11年超过7%，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11年超过6%;尤其是自2010年以来，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5年超过9%。到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分别达到28844元和9892元，连续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提供了重要基础，也对农产品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产生深刻影响，基本的趋势是：
1.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多元化持续推进
近年来，农村居民对粮食和蔬菜的人均消费量有所下降，城市居民对粮食和蔬菜的人均消费量稳中略降;但农村居民人均植物油消费量、城乡居民人均猪牛羊肉消费量均呈增长趋势，城市居民人均植物油消费量、城乡居民人均家禽消费量稳中略增，城乡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增长后趋于稳定。由于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4.8%，今后城镇化率很可能继续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同时考虑到目前城市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不足农村居民的一半，城市居民人均蔬菜、食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消费量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据此可以粗略推算，今后中国城乡居民对粮食（主要是口粮）的消费总量将呈下降趋势，对植物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的消费总量将呈加速提高趋势。从国内外经验看，城乡居民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等养殖产品消费总量的扩张，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对动物毛皮、内脏、骨、血等养殖业副产品需求的增长，会带动社会对饲料粮需求进而粮食需求总量的增长。因此，在2020年前甚至更长时期内，农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总量将呈增加趋势，农产品需求结构多元化也会加快推进，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在总体上将呈增大趋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也将带动农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张。
2.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加快分化，消费市场进一步细分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化，城乡居民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日益呈现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趋势，专用化农产品、加工食品、品牌食品和安全化、优质化、体验化食品日益成为农产品需求增长的重点，甚至在产品功能之外对农业生活、生态功能的需求也日益成为农业需求的新增长点，农业发展的科技、教育、文化内涵和生态休闲、旅游观光等体验功能也将日益受到重视。这也导致创新供给，引导、凝聚、激发农业需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如许多地方通过激活农业的景观功能，引导和激发农业新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的影响也在迅速深化。2020年和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很可能分别将达62%和70%上下。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395万人，较上年增加501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21.3%。同年，全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1%，分别较2003年增加39.5%、提高3.5个百分点。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导致生活方式转变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影响日益深化，加剧农业需求增长的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安全化和优质化趋势。
（二）要素成本提高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不断深化，农业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出现趋势性减弱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比较利益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农业要素成本的迅速提高和农业发展的粗放经营。以三种粮食平均为例，2008―2013年间每亩总成本的增量为463.77元，其中对增量贡献较大的主要有①人工成本增量254.69元，占54.9%;②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127.34元，占27.5%;③土地成本增量81.74元，占17.6%。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增加，与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发展带动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业用工成本迅速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和闲暇效用的上升，也是推动农业用工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越来越多，带动农地租金迅速上涨，成为推动土地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同期，三种粮食平均每亩用工数量由7.69个减少到6.17个;但劳动力日工价则由21.60元增加到68.00元，增加了214.8%。劳动力日工价的提高，成为推动每亩用工成本提高的全部原因。不仅如此，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日工价的增速，还明显快于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长。（13）在三种粮食平均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中，机械作业费、种子费和化肥费是增量最多的三大块，分别增加55.95元、24.79元和24.82元，分别占总成本增量的12.1%、5.4%和5.4%。进一步分析，每亩化肥费的增加基本上由化肥投入的增加与化肥价格的上涨平分秋色;每亩种子费的增加主要由种子价格的提高所致，但每亩种子用量的略增也发挥了辅助作用。
再从棉花来看，2008―2013年，每亩总成本增加1097.53元，其中人工成本、物质与服务费用、土地成本分别增加832.76元、161.96元和102.81元，分别占同期总成本增量的75.9%、14.8%和9.4%。在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中，增幅比较大的主要有机械作业费、化肥费、排灌费和种子费，分别增加45.47元、24.49元、23.49元和16.49元。同期，棉花生产每亩用工天数由23.09天减少到19.44天，减幅达15.8%;棉花家庭用工日工价和雇工日工价分别增加了214.8%和139.7%，用工价格上涨成为推动棉花生产用工成本提高的全部原因。将棉花每亩总成本的增量结构与三种粮食平均进行比较可见，越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工价提高对总成本增加的影响越大。
进一步来看，将规模生猪与散养生猪比较，2008―2013年，规模生猪每头总成本增量353.02元，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分别增加263.07元和89.36元。相比之下，散养生猪每头总成本的增量为536.85元，超过规模生猪52.1%;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分别增加了244.89元和292.07元，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增量略小于规模生猪，但人工成本的增量超过规模生猪达2.27倍。在规模生猪和散养生猪中，精饲料费的增量分别达到281.36元和299.38元，均超过各自全部的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而且精饲料费的增量均主要来自精饲料价格的提高，精饲料量的增长影响较小。相对而言，散养生猪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增量略小于规模生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散养生猪有更多的生活废弃物可资利用，如剩饭剩菜。从散养生猪与规模生猪每头用工成本的比较可见，促进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抑制用工成本上升对总成本增量的影响。
近年来，在农民收入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虽然农民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仍呈增长态势，但农业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能力已经呈现趋势性减弱。2008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仍占40.9%，2013年已经下降到31.8%。（14）随着农业对农民增收相对贡献能力的趋势性减弱，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出。否则，由于农业经营主体缺乏生产经营积极性，农业经营副业化和兼业化将会迅速普遍化。
（三）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迅速推进有效带动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对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在微观层面，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推进，往往表现为农户规模经营的发展，以及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工商资本等新型经营主体、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相对于普通农户，新型经营主体的成长，也对新型服务主体的发育及其规模化和产业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近年来各种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不仅有效促进了农业的节本增效和降低风险，还同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效应。如在部分地区，农资经销商向农资综合服务商转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向农业产业化综合服务商转变，甚至有些农产品加工企业成功实现由卖产品向卖设计、卖服务转变。近年来，许多地方农机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新亮点。
在中观层面，农业发展的区域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也对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及其集群化、网络化提供了强劲的需求拉动。如由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的集群化和连片化迅速推进（姜长云，2011），主要农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步伐明显加快，导致主要农产品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扩大，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对农产品流通特别是物流体系的需求明显增强。这在粮食方面尤为典型（姜长云，2012）。如2003―201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加17640.4万吨，增产量占全国比重超过5%的省份主要有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安徽、山东、江苏、河北7省，合计占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66.2%，这7个省份基本在秦岭―淮河以北或淮河沿线。2003―2013年这7个省的年末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35.3%下降到34.4%。（15）但这7个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却由41.7%增加到49.3%。
三、对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启示
（一）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应该是未来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
从前文分析可见，尽管近年来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和农民增收形势较好，但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已经比较严峻，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做、可不可以缓些做的问题。应该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今后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着力促进农业的提质增效升级，并将其放到与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引导农业更好地增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否则，中国农业发展很容易陷入走向衰退的恶性循环，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食物安全的难度与风险也会显著增加;甚至保障农产品当前的有效供给，也会以损害中长期有效供给能力为代价。
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今后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提升农业价值链和附加值，增强农业对农民收入贡献能力的客观要求。否则，农业发展很可能因为农户缺乏生产经营积极性，陷入农业经营普遍副业化和兼业化的轨道，导致农业后继无人和老人农业普遍化的问题日趋严峻。失去农户生产经营积极性的支撑，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很容易落空。
（二）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应该统筹考虑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供给结构）的变化，注意促进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从前文分析可见，今后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的提速，对农业或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加速分化，因此引导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日趋重要而紧迫。今后鉴于在总体上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显著加大，农业政策选择和对农产品市场的调控，必须加强对农产品市场需求和需求结构变化的前瞻性、细分性研究。通过科学引导消费，抑制农产品需求的非理性增长及其对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对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具有重要意义。如从当前来看，中国大陆居民人均食用油消费量已经位居亚洲国家或地区前列。引导居民适度减少食用油消费，不仅有利于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优化农业、农产品供给结构。此外，应基于对当前或长远农产品供求状况的客观研判，科学平衡对不同类型农产品供给能力建设的支持保护力度，防止畸轻畸重，导致某类农产品供求的松平衡建立在其他类型农产品供求失衡的基础之上，形成农业资源利用的浪费，影响农产品有效供给。
所谓农产品供求紧平衡，简单地说，就是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但供给略小于需求的一种状态。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而言，综合考虑农业发展的资源需求和资源可得性，紧平衡应该是农产品市场调控的理想状态和目标模式，因为它兼顾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张合成，2015），既避免了因农产品供求平衡过松即供大于求，导致农价下跌和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受挫;又可以避免因农产品供不应求，导致农价上涨，市民尤其是城市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得不到保障。在紧平衡状态下，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基础往往比较脆弱，容易因环境的变化由平衡转向失衡。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求尊重经营主体的选择，优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供求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农产品供求紧平衡是通过市场对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辅之以必要的宏观调控，在动态波动中实现的。我们可以说，紧平衡是中国农产品供求关系调控中理想的“期望值状态”;但如果把紧平衡说成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常态，则容易引起误导，让人误以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特定类型的主要农产品上，中国主要农产品供求的紧平衡都是可以自动实现的。
实际上，主要农产品供求在总体上呈现紧平衡状态，更多地只是强调由于农业发展可用资源的有限性，主要农产品供给只能在总体上基本满足需求，甚至供给还可能略小于需求，要注意引导农业资源的节约利用、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利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时期、任何种类的农产品供求都是处于紧平衡状态。在社会资源或农业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资源供给向特定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建设过度倾斜，可能导致其供求处于松平衡状态;但其代价却是其他农产品供给可用资源不足，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供求紧平衡不能实现。比如，当前在粮食库存消费比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粮食供给实际上处于松平衡状态;但这种粮食供求松平衡的实现，却是以棉花、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难以主要依靠国内实现紧平衡，必须大量依赖进口为代价的。如2014年，尽管棉花、食用植物油进口量均较上年有所减少，但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和食用植物油进口国。
（三）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要转换农业发展的动力结构，着力推进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
要在重视农产品供求数量平衡的同时，更加重视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重视提升农业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把农业发展有效引入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推进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促进农业发展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促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升级，并降低农业经营风险。（2）推进农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和农户等传统经营主体的改造，完善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增强农业经营主体的竞争力，更好地增强农业竞争力。（3）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环境，优化其激励机制，积极发挥其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支撑和带动作用。实践证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通过促进农业的服务外包和分工分业，不仅为解决农业劳动力老弱化背景下“谁来种田养猪”、“如何种田养猪”提供了有效出路，也为促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升级、农产品的产销对接和提升农业价值链，提供了重要途径。推动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要把促进新型经营主体的发育与促进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形成“新型经营主体+新型服务主体+普通农户”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以普通农户为主力军、新型经营主体为生力军、新型服务主体为引领支撑，合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鉴于当前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亟待健全，跨国公司对中国提升农业价值链甚至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挑战日益增多，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甚至进入农业的工商资本按照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鼓励其成为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协调的领导型企业日益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消费结构升级，农产品价值链的主要驱动力已经由生产者转向购买者。流通环节日益成为农产品价值增值的主要源泉，品牌、科技、销售渠道、市场运作、供应链管理能力等无形资产对构建农业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不断提高（张辉，2006;蒙丹，2011）。顺应农业价值链由生产者驱动向购买者驱动的转变，支持涉农大型零售商、经销商、品牌制造商、高新技术或供应链管理企业加强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协调，成为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领导型企业，对于提升农业价值链、带动农民增收和维护农业产业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创新农业科技发展方式，优化农业科技的支持重点，增强农业创新驱动能力;还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分化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带动作用，更好地促进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四）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要把引导农机作业服务组织的发展作为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方向
鉴于人工成本增加成为当前农产品成本提高的重要原因，甚至首要原因，推进农业机械化应该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农业机械化特别是大型机械化的发展，对于节约农业发展的人工成本，对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农业规模经济效应的提升，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日本的经验证明，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农业机械越普及，大规模农户的经营优势就越突出;大规模机械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不仅为大规模租地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面向小规模兼业农户推进农机作业承包提供了动力（速水佑次郎、神门久善，2003）。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以大型机械为主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仅有利于节约农业生产的用工投入，促进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高效利用，推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并降低风险，提高农业经营的比较利益水平;还有利于促进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减少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引起的环境污染和耕地破坏问题，加强耕地质量和农业环境治理。近年来，导致中国耕地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耕地的利用和管理不当，如深耕深松作业不足，土壤蓄水保墒能力低。多数农民使用小型农机具耕地，耕作层较浅，浅耕、旋耕面积占机耕面积的比重超过六成。长期采用这种浅耕作业方式，导致土壤理化性能变差，有机质流失，肥力下降。加之，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不愿在养地方面增加投入。（16）要改变农民对耕地重用轻养的问题，必须促进农业比较利益的提高。当然，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并非发展大型机械一条路。如在山区、特色农业发展优势区，专用灵巧、简便实用的小型机械或许更有用武之地。
自2004年中国政府正式启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向大型农机倾斜的态势日益强化。但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面临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问题。从当前情况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趋势来看，促进农业机械化提质增效升级，除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外，一个重要方向是支持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农机服务组织发展。我们对安徽金寨、颍上两县的调查显示，近年来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对于解决农村土地撂荒问题，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的创新;对于促进农机农艺结合，带动农产品质量和农业产业链全程机械化质量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农机服务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还有利于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有效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和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姜长云等，2014）。为支持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建议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逐步调整为农机服务补贴政策。借此，规避农户分散独立购机导致的农机闲置和资金浪费，提高农机具利用率、农机使用的经济效益和农业机械化的资源配置效益，弱化机械作业费上涨对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推动作用。
注释：
（1）本文资料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3》或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4》相关资料整理。
（2）农业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的通知”，农业部网站2015年2月17日。
（3）国新办就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有关情况举行会，《中国网》2015年4月14日。
（4）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关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的公报”，《农民日报》2014年12月18日。
（5）乔金亮：“中国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70/% 耕地退化超4成”，《经济日报》2014年12月19日。
（6）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尽量与生产决策和当期价格脱钩，补贴额的计算基于历史单产、播种面积或收入水平;各种补贴充分互动形成农民收入保护网。如通过直接支付为农户提供基本的收入保障，通过目标价格和目标收入补贴帮助农户抵御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风险，联邦保险费补贴和收入补充计划则协助农户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7）此处主要讨论农产品名义价格的变化，不讨论农产品实际价格或相对于工业品、服务品的价格变动。参见姜长云（2011）。
（8）佚名：“2013年稻米市场回顾”，《中国粮网》2014年1月15日。
（9）佚名：“2014年10月稻米市场监测报告”，jsagri.gov.cn，2014年11月6日。
（10）佚名：“2014年10月第3周中国棉花市场周报――国棉价涨跌互现 外棉价格反弹”，agri.gov.cn，2014年10月21日。
（11）如2013年中国大米进口量较大，尤其是走私大米大量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国际市场特别是邻近的越南进口大米价格较低，导致大米进口压力加大。
（12）2004年在中国发生的大豆危机及其后在中国大豆产业链发生的连锁性事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参见顾善松（2006）。
（13）相比之下，2008―201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不包括包吃包住）由1340元增加到2609元，增加了94.7%;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28898元增加到51483元，增加了78.2%。
（14）因2014年国家统计局实现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数据缺。
关键词：农业机械；发展史；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S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1033222
农业机械是指在农业生产处理过程中应用的各种机械。农业机械的使用，大大改变了传统小农经济，高效的生产效率使其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在我国未来的农业发展中会越来越重要。根据日益增多的市场需求，我国的农业机械将朝着一个更全面的方向发展。
1 我国农业机械的发展过程
1.1 原始时期
原始社会的简易农具标志着我国农业机械的起源，在《齐民要术》、《耒耜经》等古籍中有所记载。耒耜――一种早期的耕地工具，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5000―前3000）出现。发展到公元前13世纪，拥有了铜犁头为主的牛耕。随着古代农业的发展，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铁、木制农具已经在农业的耕种、收获、生产与加工的各个方面广泛应用。一些原始社会农具的基本原理至今仍在部分农业机械中应用。
1.2 建国至今
1.2.1 建国1949―1980年，初始发展进程
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农业机械化的政策与方针引导下，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农业机械保障服务体系，广大农民群众对于应用农用机械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积极投身农业机械的初始建设当中，使得我国的农业机械有了基础性的进步。这其中包括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天津拖拉机制造厂、鞍山红旗拖拉机厂等一批早期的农业机械制造骨干企业。
1.2.2 1981―1995年，体制转变进程
土地经营权的主体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变成了农民本人。由于国家在农业机械上的扶持力度和优惠慢慢降低，农业机械的发展步入暂时的“窘境”。1983年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农民个体购买、使用农业机械来改变这种情况。此后，农业机械的发展又步入正轨。根据当时农民购买、操作农业机械的能力有限以及农业机械应用小型化的特点，农业机械的生产模式有所侧重，重点生产小型、应用广泛的农业机械，因此这一类农业机械在该进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1.2.3 1996―2003年，跟随市场进程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城市化进程发展，农村出现“进城热”的现象，大量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季节性短缺。为改善此类情况，经过国家农业部等部委的决策，在1996年，开始对小麦进行规模化的跨区域机械收割。市场引导下，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道路形成了。
1.2.4 2004年以来，法治引导进程
这一进程从2004年颁布的《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开始，这一里程碑式的进步，在促进和保障农业机械化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一系列的法治保障，根本上促进了农业机械的发展，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2 我国的农业机械的发展方向
我国迅速发展的农业机械在过去的时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随着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机械化操作的趋势的增强，农业机械的发展方向也会发生改变。结合市场需求，我国的农业机械向着高效智能、节约环保、舒适便捷和个性、专用性方向发展，是必然的选择。
2.1 向节能环保发展
一直以来，我国的农业机械采用的是一种高投入的粗放型生产方式，依赖传统的设计方法，以高能源、资源消耗来得到较低的生产效益，同时对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未来的农业机械通过增加环保节能设计，向低能耗、环保型方向发展，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使用成本，实现农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2.2 向智能高效发展
农用机械的发展技术将呈现以下特点：马力系统将向无级变速转变，实现更平稳的驾驶；GPS定位技术在农业机械的应用，将使农业实现导航作业、精准定位；“互联网+现代农机”模式，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以信息化技术引导智能化农业机械技术和装备的创新。
2.3 向舒适便捷发展
在农用机械的操作中，劳动强度比较大，驾驶员相对比较累。随着农业机械的发展，农民在注重其生产效率的同时，也逐渐增加了对其舒适度的关注。在这方面，我国已有初步探索。中国一拖的大轮拖在保证作业效率的同时，增加了先进的换挡系统和人性化设计，在2013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上带给参观者舒适的驾驶体验，曾获得“优秀新产品奖”。
2.4 向个性、专用性发展
当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产品，但大都结构相似，功能单一。现在农业机械的“多拉快跑”已不再是农民选择的唯一标准，农业机械的个性、专用性也同样重要。比如蔬菜、禽类等不同农产品的生产运输，山地、高原等不同地理区域的农业作业，所需要的农业机械也不同。未来的农业机械必须综合用户的使用范围、使用习惯及地域等方面进行设计研发。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