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代汉语 语言体系 中西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9－0154－05
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语言学界其实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目前的语言学对于现代汉语在语言工具形式的层面上研究得非常好，也非常细致，但在语言的内容、思想的层面上，研究还非常欠缺。其中，对于现代汉语的西方思想资源问题，就既有根本观念上的偏颇，又有具体观点上的误解。对于中西交流对现代汉语体系形成的影响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不足。本文试图重新探讨这一问题。
一、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异
在语言工具的层面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都是汉语，它们是汉语发展的两个阶段。它们之间主要是形式上的不同。这种不同不具有本质意义。但在语言思想的层面上，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对于语言来说，最重要的是语音、语法和词汇三要素，现代汉语也是这样。在语言形式上，这三因素同等重要，不能说语音不重要。比如同样是讲汉语，如果语音不一样，交流很困难。当然，也不能因此说语音比语法和词汇更重要。但在思想、思维的层面上，词汇更具有本质性。比如，同样是现代汉语，地区不同，语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从根本上影响思想的表达，并不影响现代汉语的性质，不能说浙江某方言的现代汉语不同于湖北某方言的现代汉语。但词汇就不一样，词汇不同，在思想的层面上就表现为术语、概念和范畴的不同以及话语方式的不同，因而思想方式、思维方式就不同，对问题和现象的言说就不同，从而就使语言体系在思想的层面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提倡白话文来进行语言变革，其“变革”主要来自于词汇。作为现代汉语的白话和中国古代的白话，在语音和语法上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差别是词汇上的，古代白话主要是民间口语，其作用是日常层面上的交际，几乎就没有思想层面上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不具有完整性、体系性，而现代白话则是借用古代白话的形式，其词汇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与古代白话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汉语是白话的形式，但它既不同于古代“语录体”的白话，也不同于民间口语的白话。周有光说：“‘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起初像小脚放大的‘语录体’。1930年代的‘大众语’提倡彻底的口语化，文体改革趋于成熟。”现代汉语是融会各种语言成分构成的，它并没有和文言文完全脱离关系。是综合古代“语录体”、民间口语白话、文言文和西方语言等成份而构成的。而在这些成份中。西方语言因素是促使汉语发生变革的最重要因素，是西方语言在思想层面上，即在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上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白话，从而导致中国语言发生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性质转变。
拿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进行比较，我们看到，二者在文字上并没有什么变化，都是汉字，现代汉语在“字”上增加很少，主要是增加物质性名词如“镭”等，对于语言体系来说，这种增加极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在词汇上，现代汉语词的双音节倾向明显，词缀和类词有所增加，词缀附加法构成的合成词大量增加，但这都是形式上的，对于语言体系的转变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真正造成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语言体系差异的是词汇，现代汉语增加了大量的新词，而这些新词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西方，或者直接译自于西方语言，或者经过日语中转而来。西方语言以及语言文化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改变了汉语词语的意义，增加了新的术语、概念、范畴，改变了中国人对现象和问题的言说，从而改变了汉语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们看到，随着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确立，中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各种学科话语体系，比如哲学话语体系、文学话语体系、历史话语体系等，并且这些话语体系之间相互联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而形成了整体的现代汉语思想方式。
二、古今汉语词汇的思想意识差异
在思想层面上，现代汉语在词汇上最明显的变化是从西方输入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在中国现代思想领域占据了显著的位置，成为主流和中心。比如“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个性”等，这些词语虽然不多，但它却构成了现代思想的“关键词”，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不仅仅只是导致了现代汉语作为体系的形成，导致了汉语的现代转型，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使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方式以及具体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发生了现代转向。
以“科学”为例。现代汉语“科学”一词来源于西方，其英语原词为science。古汉语中也有“科学”一词，但它是“分科举人之学”，即“考科举之学问”的简称，这和西方之“科学”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两回事。据历史学家冯天瑜考察，最早借用古汉语词语把science翻译成“科学”的是日本启蒙哲学家西周，并从此定格。在西周之前，日本还曾把它翻译成古汉语词语“学问、文学、知学”等。而最早把西周翻译引入中国的是康有为。“五四”时期陈独秀曾音译science为“赛因斯”、外号“赛先生”，但仅风行一时。在语言形式上，古代汉语的“科学”和现代汉语的“科学”并无二致，但在词义上，二者具有实质性的差别。古代汉语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格物”、“格致”、“质测”等只能说相关，其内涵与“科学”完全不一样。由此可见，从工具论的角度来比较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词形上比较古代汉语的“科学”和现代汉语的“科学”，引申不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结论。西方“科学”在词语的意义上进入汉语，其意义在于，不仅仅只是在相应的层面上输入西方现代的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输入机械制造、建筑设计等各种技术，输入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各种人文社会科学。还在于输入科学思想、科学意识，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理念，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与中国古代的“格物”、“理学”相比，“科学”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方式。并且与古代的“气、道、理”等相隔膜、相冲突，很难融合起来。所以，“科学”虽然可以独立地加入到古代汉语词汇中去。但它很难独立地在古汉语中生存。“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意
识，作为知识体系，在语言上实际上体现为一种话语体系。所以，仅仅认同“科学”这个词是远远不够的。“科学”被真正认同是“科学”话语体系的被认同。“科学”首先是建立在具体的物理学、生理学、数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和哲学、历史学、诗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基础上的，所以，“声、光、电、元素、力学、感觉、知觉、悲剧、喜剧、道德”等构成了它的基础词汇，而抽象的诸如“知识、规律、理性、逻辑、推理、判断、抽象、具体”等构成了它的关键词。这些数量众多的词语构成了“科学”话语体系，也可以说是“科学”思想体系。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体系中或者说在这样一种思想方式下，各种具体的科学才得以不断地衍生。所以，中国现代输入西方的“科学”，绝不仅仅只是输入“科学”这个词，而是输入“科学”话语体系。
“民主”在思想的层面上也是一个西源词，即英语的democracy，“五四”时音译为“德谟克拉西”，外号“德先生”。 “民主”也是古汉语的一个古老词语，早在《尚书》和《左传》中就开始出现，如“简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其语偷不似民主”，但这里的民主是“民之主”的意思，也即“为民作主”，或“民之主宰者”。这和西方“民主”的“人民自主”、“人民的权力”意思恰恰相反。最早把democracv翻译成汉语“民主”的也是日本学者。但在日本，democracy一词也译为“民权”。在日文词典中，“民权”意为“政治上人民的权力”，这正好契合democracy的本意。也就是说，在日本新汉字词中，“民主”、“民权”本为一个词。但有意思的是，在现代汉字词中，“民权”和“民主”的语义却大相径庭。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汉语“民主”仅只有古汉语“民主”的字形。更重要的是，现代汉语“民主”和古汉语“民主”属于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在古代汉语中，“民主”是和“封建、君、臣、纲常、仁、礼、儒、忠、孝、节”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意义是在和它们的关系中确立的，它们共同构成一种中国古代“君王”话语体系。所以，孟子虽然也有重民思想，比如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但在古汉语语境中，或者说在古代“君王”话语体系中，这种重民思想本质上仍然是轻贱民众权力的，它不过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策略，不过是荀子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一种诠释。而现代汉语的“民主”则来源于西方，它与同样来源于西方的“人权、个人主义、自由、个性、宪法、平等、社会、公正”等在语义上相互联系，共同支撑，从而构成现代“民主”话语体系。古汉语中的“君、臣、纲常”也构成了它的语义场，但对它的意义影响不大，主要是一种背景。
“五四”时期，刘半农曾创造了一个汉字“她”。它表面上是造字，是发明，在语言学上具有文字学意义，也可以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进行解释，但本质上“她”是西方第三人称“阴性”的翻译形式，也即英文she的翻译。事实上，刘半农提出这一想法时虽然还在国内，但论证它却是在英国留学期间，其立论的理由正是英语的人称理论。所以，“她”虽然是独立创造的汉字，但本质上仍然是西源词语，仍然可以看作是从西语中借用而来。 “她”是典型的现代汉语词语，从这个“字”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女性意识以及更为深层的人权、自由等思想体系或者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在词的形式上。“她”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这个词，并不从根本影响表达。事实上，中国古代是用“他”或“伊”来表达的。但在思想上，“她”的意义重大，它反映了现代人女性意识的觉醒，象征着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尊重。在中国古代。“她”为“他”所包容，实际上是“她”缺乏独立性；现代汉语把“她”从“他”中分离出来，实际上是从深层意识上让男女平等“合法化”，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性别意识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和作用。在这里，“他”和“她”就不仅仅只是指代，同时还包藏着意识形态性，具有性别政治的意味， “使得性别可以在新的语言中塑造社会性的权力关系”。回顾中国现代思想史，我们看到。“五四”时期，妇女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充当了人的解放的急先锋。“她”作为概念的产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今天的女性文学研究特别发达，与这种深层的语言基础也不无关系。
三、现代汉语词汇融会所成的话语体系
西方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西方词汇大量进入汉语，从而改变了汉语的构成成份，特别是大量思想性术语、概念和范畴的进入，增加了汉语的话语方式，也即增加了汉语思想的表达方式，从而使新观念新思想的产生具有了语言基础。更重要的是，西方语言方式以及与语言方式相。致的大量思想文化现象深刻地影响了汉语，使汉语词语在思想内涵上发生了变化，既具有传统的内涵。又增加了西方的维度，从而既能够言说中国传统文化现象，又能够言说西方文化现象，兼容中西方两种思想方式。在词语的构成上，这一部分词语构成了现代汉语思想词汇的主体部分。由此，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既不同于古代汉语体系，也不同于西方的语言体系(比如英语体系)，既与西方语言具有亲和性。但同时又承继传统，不失中国性。下面我以“文学”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发达，并且在世界文学史上独具特色，产生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独特的文类和文学成就，产生了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等一批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古汉语也有“文学”一词，但它不具有纯粹性，有时也指学术。中国古代有时也用“文”或“文章”来泛指文学，但无论是“文学”还是“文”或“文章”，都不具有专属性。古汉语中的“文学”缺乏西方术语的高度抽象性和系统性，内涵模糊不清、外延游移不定。事实上，古汉语中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高度抽象的“文学”概念，甚至也没有次一级的同样是高度抽象的“诗歌、小说、戏曲、散文”等概念。有的只是具体的《诗经》、“楚辞、诗、词、赋、曲、小说”等。在古代汉语中，文学话语从属于“经、史、子、集”的“四部”话语体系。在这种话语体系中，现代汉语中的文学被分割在不同的“部”中，比如同样是诗歌，《诗经》和一般的诗词不同“部”，《诗经》在“经”部，一般诗歌在“集”部。同样是“韵律”，“韵书”属于“经”部中的“小学”类目，“词谱词韵”属于“集”部中的“词曲”类目。“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类目。而“词曲”又分为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等“子目”。“词集、词选、词话”和“词谱词韵”相提并论。这和现代汉语“文学”完全不同，在现代汉语话语体系中，“词选”构不成文体类别，“词集”和“词选”是作品范畴，“词话”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词谱词韵”属于语言学范畴。现代汉语中的“文学”基本上是西方“科”话语的产物，它和“部”话语是不同的话语体系。两种话语体系中的概念在自己的系统内各司其职，不能混用。
但现代汉语的“文学”话语也不完全是横移西方的“文学”概念，它实际上是借用西方概念并综合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而成，所以它也适用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言说。比如，现代汉语的“诗歌”概念实际
上来自于对中西方两种诗歌的归纳，它的外延既包括西方的自由诗、散文诗、民谣、格律诗，日本的俳句等，又包括中国古代的诗、词、赋、骈文以及现代诗――新诗。所以，现代汉语“诗歌”的概念既不同于英文的poesy或song，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诗”、“韵文”等。小说也是这样，现代汉语中的“小说”在概念外延上既包括西方的fiction、story、novel、fairy tale等，也包括中国古代的志怪、传奇、话本小说(平话)、笔记小说、文人小说以及现代小说，实际上是综合中外各种小说而成。现代汉语的“散文”更复杂，它主要是从西方的prose和essay而来，和中国古代的“小品文”比较接近，但同时也兼融了中国古代的各种散文。在中国古代，散文最为复杂多样，作为概念，它最初相对于“骈文”而言，后来相对于“韵文”而言，所以文类非常宽泛，“四部”中几乎每一部都有现代所说的散文。比如诸子、行状、杂史、奏议、诉状、论说、述序等。更重要的是，现代汉语的散文不仅仅只是综合了中西方的散文文类，同时还发展了散文，增加了很多散文新文体，比如报告文学、通讯报道等，这样，现代汉语的“散文”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概念。
正是在现代“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及更具体的“美文、杂文、抒情散文、抒情诗、叙事散文、叙事诗、散文诗”等术语、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汉语的“文学”话语系统。这种话语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汉语对于文学的言说不同于古代汉语对文学的言说。中国古代谈论文学，用得最多的是这些概念或术语：“志、情、景、气、道、理、韵、文、质、形、神、境、兴、观、群、象、妙、奇、意、辞、虚、实、喻、风、骨、浅、平、雅、真、直、曲、味、趣”等。而现代汉语谈论文学多是用“形象、典型、内容、形式、风格、评论、欣赏、文体、体裁、真实、审美、体验、思想、结构、反映、表现、主题、文学性、创作方法、叙事、抒情、文本、作家、读者、接受、继承、革新”等。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文学话语体系。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属于古代汉语思想体系，而现代汉语文学话语与西方文学更具有亲近性。属于现代汉语思想体系。对于同一文学现象，古代汉语所谈论的不同于现代汉语所谈论的，其思想和观念也很不一样。同一文学对象，其表述不同，其性质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四、现代汉语的性质及其形成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词的形式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在思想的层面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具有实质性的差异，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但现代语言学对这种差异性，对古代汉语是如何向现代汉语转变的、以及这种转变的思想史意义，却研究得很不够，现代语言学关于古代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的比较研究对于现代思想史、现代文化史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但这不仅仅只是中国语言学的问题，也是世界语言学的普遍问题。
语言是如何变化或变异的，现在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这种研究在西方称为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change或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但反思西方语言变异研究，我们看到，西方语言学研究语言变异并不是为了解决思想问题，也不是为了解决思想史问题，而仅仅是研究语言现象，所以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语音变化、语法变化以及词语形式变化，而对于语义变化以及语义变化的思想价值则缺乏追问。语言为什么会变化?西方语言学把原因追溯到家庭、性别等方面，我认为这是肤浅的。
关于语言变化。西方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是：“语言的变化是一种连续不断的、非常缓慢的过程。”“语言变化不是像陨石一样从天空掉下来的。变化一般是从语言中已有的因素中产生出来的，人们只是借用并且夸张了这些因素而已。这就像时装的变化。”对于西方各种语言变化在描述的意义上，这可能是客观的。这个结论也切合古代汉语内部变化和现代汉语内部变化，但它显然不适用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种语言之间的转变。汉语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变异，其变化之快与之大，可以用“革命”一词来表达。现代汉语的形成并不是在古代汉语内部逐渐完成的，而是以突进的方式进行的，其中与西方语言以及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关系。现代汉语并不是从古代汉语中脱胎而来。性别、家庭以及社会变迁等都是现代汉语形成的原因，但导致现代汉语成为新的语言体系的最重要原因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现代汉语实际上是西方文化、思想以及社会对中国影响在语言上的表现。对于思想文化来说。语言具有深层性，中西方交流最重要的结果不是产生了中国现代社会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而是产生了现代汉语，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一旦形成，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沿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就具有不可逆转性。
现代汉语学术研究迄今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形式方面，对于在思想层面上现代汉语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种形成对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化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对于现代汉语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对于现代汉语的“语言政治性”等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一种偏颇和缺陷。所以我主张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对现代汉语形成的作用，并进而研究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对现代思想和学术的规定性和制约性，从而从语言的角度探索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和创新问题。语言不仅仅只是日常交际工具，还是人类思想文化的深层基础，语言体系与思想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学不应该只是研究语言技术，同时还应该研究语言的思想性，从而从语言的角度解决人类思想的发展演进问题。
[参考文献]
[1]周有光，白话文运动80年[C]，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周有光耄耋文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冯天瑜，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C]，冯天瑜等，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3]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吏[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4]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关键词：民族文化交流；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021-02
元朝中后期是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第一高潮，而到了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再次出现了高潮，不仅作者人数达到了百人以上，作品数量更是惊人，仅法式善一人就有七千多首诗编入《存素唐诗集》，旺都特那木济勒也有四部诗集，诗作三千多首，且在艺术表现力及思想内涵上更可与当时的汉族作家相提并论，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第二次高潮。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如此之兴盛不仅有文学自身不断发展的原因，还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
首先，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在元、明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元、明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和延续。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因政治需要以及各民族间的交往的客观需求才出现了众多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元一代有40多名蒙古族汉文作家，元朝初期蒙古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数量不多，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还处在摸索阶段，操用汉语还不够娴熟，思想内容与风格上与远古蒙古文创作一脉相承。到了元朝中后期，随着蒙古族与中原交往的频密，文化交流程度的加深，操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越来越多，体裁也越来越广泛，不仅有诗歌、赋、散曲，还有戏曲，如元朝中后期杰出的诗人秦不华诗集《元诗选》收入的24首诗，不仅题材内容丰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多采用了汉文典故等，已经逐步成熟化。对此，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元末明初蒙古族戏剧家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为吴承恩百回小说《西游记》提供了成熟的蓝本。元朝的蒙古族汉文创作为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文化基础，提供了可借鉴的写作经验。元朝灭亡后蒙古族统治者虽退居漠北，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蒙古族文人留在了中原，有的入仕明朝。萨囊彻辰《蒙古源流》（《额尔德尼-因拖卜赤》）记载：“蒙古四十f户只有六万户离开中原，三十六万户则被截留在了中原。”①这一记录与《黄金史纲》里的记录基本一致。滞留于中原的蒙古族有的作为战俘被迫留下，有的因明朝的怀柔政策留在了中原。滞留于中原的人中不仅有战俘、平民，还有很大部分为蒙古贵族、士族文人等。据顾炎武《日知录》记载，明永乐宣德年间归附明廷的蒙古官员不下万余，留居京师者，已占畿民三分之一。明统治者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不同阶层的蒙古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于一般的军民采取了编入军籍或户籍，驻防或者屯田；对于有文化的蒙古族让他们当文官或者翻译家。如此一来，蒙汉民族的文化交流也不比元朝时期差，但明朝蒙古族作家尚不到10人。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明朝时期，北元和明朝廷对立，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蒙汉经济、文化交流；其二，明朝廷对于蒙古族采取了强制同化政策，强制蒙古族运用汉语，取汉姓名，不允许同族通婚等政策，使得一些蒙古族隐名埋姓，无法辨别其族源，如哈铭、杨景贤等。现可考的明朝蒙古族汉文作家有乃蛮太阳汗后裔答禄与权，著有《答禄与权文集》十卷，忽必烈后裔苏v有《谷原诗集》等，客观上对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其次，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兴盛的另一大原因是全国的统一和各民族文化的全面融合。努尔哈赤建立清朝结束了分裂局面，全国的大统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这种大背景下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从明代尚不足10人发展成到100多人，且在语言及艺术表现力上更加精炼成熟，思想内涵更加的深刻，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明末满族在东北崛起后在东北的蒙古部落率先归附清廷，接着其他蒙古部落也先后入清。因满蒙联姻，满蒙文化认同感及帮助满族入关有功等缘故，满族较为信任蒙古族，蒙古族在满朝廷担当着辅国大臣的角色，这样一来，蒙古贵族就可以参与政治，到全国各地任职且能融入到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中，在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促进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清前中期，虽然清朝廷明令禁止蒙古族学习汉语、取汉名、蒙汉联姻，但也没能阻止大统一大背景下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融合。清代蒙汉文化交流有以下几个渠道。
第一，地域上的大融合促进了蒙汉文化交流。蒙古八旗散驻全国各地，并屡有迁徙，有的久居汉地，潜移默化中学习并运用汉语，在风俗习惯上也逐渐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清中后期清廷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派大批汉族到蒙古地区开垦屯田，蒙汉长期杂居，促进了蒙汉文化的交流，为蒙古族作家用汉语创作提供了客观的基础。
第二，学校教育及科举考试促进了蒙汉文化交流。清廷非常重视学校教育。“清朝时代，从朝廷到地方有官学、地方学校、私塾、寺庙学校等教育机构，通过考试录取的或者自愿进来的蒙古八旗王公贵族子弟、平民、喇嘛都可以学习蒙、满、汉文”。“顺治元年，为八旗孩子建立了学习满蒙汉的儿童学校”，②这所儿童学校培养了很多满蒙汉兼通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乾隆时期考入进士的八旗儿童有17人，嘉庆时期考入进士的八旗儿童有69人，这些人当中就有梦麟、法是善、倭仁等杰出的蒙古族汉文作家。这些学校的教课本大多都是汉文化经典书目，这有利于蒙古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化经典。例如，热河省开办的一所“文庙”的学校，招收卓盟蒙籍学生，在“钦定”九十二部三百七十六函教课书中，仅有一部《元史》是关于蒙族的书，其他皆为汉族经、诗、子、集。③仅据1941年房北楹、杜聊合合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可知，清朝进士中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就有色冷、牧可登、奈曼、法是善、锡镇、博迪苏、延清、梦麟、博明等46人，其中法式善、延清、梦麟等蒙古族汉文作家都是与当时有名的汉族作家、满文作家并肩的著名作家。清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及科举考试都为当时的蒙古族作家学习汉文化、创作汉文诗歌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第三，清廷委派到全国各地的蒙古族官员和汉族官员为蒙汉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有清一代，蒙古族出仕的人数不计其数，在户部、吏部、工部、刑部及地方官场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也大多数兼有朝廷或地方官员身份。据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考》记载，75名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中只有15名没有爵职，这75名蒙古族汉文作家均有汉语诗文专集。其中法式善、梦麟、花纱纳等蒙古族汉文作家还在国子监当过祭酒，法式善等人在国子监时恪尽职守，培育人才。法式善曾先后编辑、刊刻了《同馆试律汇钞》二十四卷、补钞五卷，《同馆赋钞》三十二卷，《诗龛声闻集》四十八卷、《成均课士录》若干卷，这些书多为科举应试诗文范例或课艺文章。④除此之外，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和瑛、松筠等人都是边疆大臣，长期来往于边疆和中原，不仅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做出很大贡献，而且在传播蒙、汉、满文化以及维护多民族关系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和瑛和松筠二人文史兼备，蒙汉兼通。和瑛先后在安徽、四川、陕西、山东等八省区担任过不同的职位，但在和新疆当帮办大臣的时间最为长，有15年。他用汉语创作了《三州纪略》、《赋》、《回疆通志》等，都是了解清代边疆沿革、边疆策略、风土人情的重要文献。他还研究《诗经》，编写了《风雅正音》；研究杜甫，写过《杜律》。这些蒙古族官员到各地任职，有足够的条件接触和学习汉文化，再把汉文化带到故乡，潜移默化地影着身边的蒙古族文人，这也是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兴盛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汉族官员也到蒙古地区任职，带去了优秀的汉文化和先进的农耕技术。张穆就考察东蒙古政治、经济、山川、地理、民族演变、区划沿革后编纂《蒙古游牧记》一书。⑤
由此可见，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兴盛和大统一的社会大背景及多民族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在密切的民族文化交流中，蒙古族官员、文人学习了汉语、汉文化经典，同时还用汉语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流传至今。翻卷细读，这些蒙古族汉文作家有的受唐代诗人孟浩然、王维之影响，如法式善等；有的则学习了汉文诗歌的表现手法，经常用典，如贡桑诺尔布；有的模仿杜甫，如柏；有的学习汉族诗人写作风格，如贡桑诺尔学白豪放风格；有的受儒家思想影响，其在文学创作或文论中阐释儒家思想，如博明。总之，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蒙汉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更是蒙古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深入地研究这些可贵的文学遗产。
注 释：
{1}萨囊彻辰.蒙古源流[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272.
{2}那木森然.清朝时期蒙古历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民族出版社，1993.376.
{3}⑤席永杰.简谈清代蒙汉文化交流对蒙古族诗歌创作的影响[J].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88，（3）：73.
{4}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2〕王叔馨，等.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3〕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考[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
〔4〕宏伟.蒙古族古代汉文文论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
关键词：游牧文化；民族文化交流；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22-03
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指是元朝时期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有一部分蒙古族文人学习汉族文学形式，用汉语创作的作品。蒙古族汉文创作在内容上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艺术成就及思想性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它是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学现象，是蒙汉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结晶，是蒙古族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想要了解元明清时期的蒙古族文学史的全貌必定离不开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同时也是中国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蒙、元时期蒙古族汉文作品由于社会历史等众多原因很多没能留存下来，但从现存的作品和资料我们足以窥见其大体的概貌及产生、发展的轨迹。
一、元朝蒙古族汉文作家队伍的构成及作品的流传
元朝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中有帝王，如忽必烈、妥欢帖木儿，也有将相，如伯（丞相）、郝天挺（尚书），也有太子、公主，如爱猷识礼达腊、阿盖，有状元，如秦不华、笃列图、同同，有进士，如察场⑷都剌、月鲁不花、答禄与权，也有普通文人聂镛、朵只等。由于个别作者的族属无从考证，所以对于元朝蒙古族汉文作家的数量向来有争议。云峰“在广泛搜集资料并参阅了诸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大致可以确定蒙古族汉文作家有33人”（这里所指蒙古族汉文诗人为元朝时期），荣苏的《蒙古族文学史》中有“就现有资料看，留存作品的诗人、作家仍有40余位”的记载。《历代蒙古族著作家考略》中的《元代蒙古族文学家》中收入元代蒙古汉文诗歌作家55人。《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家简介》中收入蒙古族汉文诗歌作家20人。由此可见，学者们在元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的数量和族属问题上的意见并不统一，因时代久远加上文献资料的贫乏，使得统计元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的族属及数量都有了一定的难度。元朝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体裁很广泛，有诗歌、散曲、杂剧等，而这些作品因元朝刊刻重南轻北，加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散失，原刻本较为少见，主要散见于自元朝至今的诗歌总集和各类著作中。
录入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古诗集或著作：元.傅习等人所辑《皇元风雅》、元.苏天爵《国朝文类》；明.杨慎《南诏野史》、明.来复《澹游记》、明.叶子奇《草木子》、明.孙原理《元音》、明.偶武孟《乾坤清气集》；清.顾嗣立《元诗选》、清.张豫章《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清.顾奎光《元诗选》。
录入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现当代诗集：《元朝少数民族诗选》《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历代少数民诗词曲选》《中国少数民族汉文诗选》《元代蒙古族汉文诗选》（蒙文）《汉蒙合璧蒙古族汉文诗词选》。
有诗集的元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秦不华《顾北集》、月鲁不花《芝轩集》、萨都剌《雁门集》《萨天锡诗集》。
二、民族文化交流与元代蒙古汉文创作的产生
首先，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与元代文化政策有关。建立元朝后忽必烈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赢取汉人的支持和拥护，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提倡学习汉文，重视学习儒家思想等等，促进了蒙古族学习汉文的速度，在元朝大统一的历史大背景下蒙汉文化前所未有的相互融恰相互影响，由此产生了大批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文人。忽必烈早在潜邸时期就在身边招纳了一批汉族人士为幕僚，如刘秉忠、姚枢、许衡、郝经等人。通过他们的互相引荐，吸引了更多的中原人士。他们用儒家思想和历代行之有效的治国之道影响着忽必烈，促使忽必烈采纳他们的计策，以汉法来治理中原。{2}在文化上，忽必烈提倡蒙古子弟学习汉文，甚至建立了国子学来鼓励蒙古子弟学习汉文。国子学以河南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择蒙古子弟使教之，遍学儒家经典史书，培养统治人才，最初仅有侍臣子弟11人入学。1287年又扩大规模，招生百人，期中10人为蒙古生，1304年起更实施国子学考试法，合格者即可任官，对蒙古官宦子弟学习汉文化有很大的激励作用。{3}这些蒙古子弟在学校学习汉语和汉文化的过程中被汉文化熏染，逐渐模仿和学习汉族文学经典，开始用汉语创作作品。
其次，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与元代各民族地域上的融合有关。元朝前所未有的大统一格局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流融合，使祖祖辈辈信奉游牧文化的蒙古族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接受了先进的农耕文化。忽必烈接纳汉学儒生刘秉忠等人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他还命令大司农司搜集古今农事资料，编辑成《农桑辑要》一书，昭告天下，命各地官员大力宣传和推广。入主中原以后，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宣传，蒙古族民众逐渐接受了农耕生产方式，并在学习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中和汉族民众的接触日渐密切，地域的大融合使得蒙汉民众的语言、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为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提供了必然的可能性和坚实的基础，尤其到了元代中后期，有些蒙古族移居中原数代，从小研习汉语，被汉文化熏陶，汉语俨然成了第一思维语言，用汉语创作作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此外，汉族民众也成群结队地移居少数民族居住的偏远地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与边远地区的蒙古民众交流互动过程中在文化和语言上影响着他们，使之汉语、汉文化在地域上有了空前的扩张，促进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
其三，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与蒙古民族开放、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有关。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蒙古帝国时蒙古民族就有诸多部落，如乞颜部、秦赤乌部、篾儿乞部、翁吉剌、乃蛮、塔塔尔等等，这些部落在风俗习惯、宗教、文化、语言上都有较大的差别，但成吉思汗吞并其他部落建立蒙古汗国后，各部落的不同文化融合形成了新的蒙古文化，使之新形成的蒙古文化具有了兼容并蓄、开放吸收的特征。之后，成吉思汗南征、北伐、东进、西略，席卷欧亚大陆后更是吸收了西方和中原两大先进文化，促使蒙古民族具有了开放吸收的文化传统，所以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迅速吸收了中原先进文化，促进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的进程。
三、民族文化交流与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
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按照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征，以公元1311年（元仁宗）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元朝初期，这时期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主要以忽必烈、伯、郝天廷等帝王将相为代表。究其原因有二，一为与汉民族交流的政治需要，政权者需要迅速掌握汉语，故督促其自身学习汉语，运用汉语。二为当时的蒙古族贵族子弟有学习汉语、接触汉学经典的良好环境，如国子学等教育机构。正如萧启庆在《蒙元史新研》中所说：“蒙古高门子弟学习汉学需要之迫切及环境之优越绝非下层子弟所比拟。”元朝前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主要描写蒙古军队的赫赫声威、踌躇满志的豪迈情怀及蒙古军队入主中原时的所见所闻。从艺术特征看这些诗歌虽然在形式上学习了汉诗，但其风格和内容上却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例如：伯的《奉旨收江南》《鞭》《克李家市新城》《过梅玲冈留题》中的“马”“马鞍”“马镫”“马鞭”等意象都与蒙古族草原生活息息相关，此外还有“皇天”等与蒙古民族信仰有关的意象，风格上也以粗犷豪迈为主。“这些诗歌与蒙古族远古民歌、英雄史诗一脉相承”。④
第二阶段为元朝中后期，这时期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以秦不华、萨都剌、童童、阿鲁威等人为代表，这时期以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明显增多，题材内容不断扩大，艺术表现手法更加的丰富，作家运用汉语更加的娴熟。公元1313年元朝恢复了科举制度，元朝科举考试中第一场中蒙古人、色目人主要考《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这为蒙古族作家及知识分子学习汉文化经典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不少蒙古族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及第，任各地要职。《元史》本传中记载：“月鲁不花，字彦明，蒙古孙都思氏……因受业于韩姓先生，为文下笔立就，灿然成章。就试江浙乡围，中其选，居右榜第一……遂登元统元年进士第。”⑤如秦不华1320年廷试右榜第一，初官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监察御史、礼部尚书、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等职。⑥此外，元朝为了学习先进的农耕文化和政治经验刊刻和翻译了很多儒学经典，使蒙古文人士子有机会接触到了汉民族的经典著作，随着蒙古族入主中原时间的推移，蒙汉民众不断交流，文化不断融合，出现了很多精通汉文化，熟练运用汉语，且操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这时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主要以揭露官场黑暗、同情人民疾苦、描绘山水田园、怀古、题画、唱和为题材，此外还有宫词和竹枝词等。
从艺术特征上看元朝前期和中后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在风格、表现手法和字句的运用上有很大的不同。元前期因蒙古族刚刚入主中原，对汉语并不十分娴熟，对汉文典籍也并不熟知，故在创作语言上以通俗易懂、直抒铺叙为主。伯《过梅岭冈留题》：“马首经从庾岭回，王师到处即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这首七绝是伯带蒙古大兵北归途中所写，全诗以极其朴实的语言描述了凯旋战士的得胜心情，同时还表达了作者廉洁自律的态度。郝天挺《寄李道复平章》：“圣主尊贤辅，明时仗老臣。策勋分二陕，锡土列三秦。边缴风尘息，乾坤雨露均。遥指黄阁下，得句更清新。”这首五律用直叙的方法，赞颂了同朝大臣李道复的辅国功勋。艺术表现方面，前期风格上与远古蒙古族文学一脉相承，直抒胸臆，磅礴有力，雄浑豪迈，不讲究格律和用典。伯《奉使收江南》：“剑指青山山欲绝，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当代著名元诗研究者杨镰评价伯的这首诗时说：“作为一首诗，它更像是用蒙古文字写出来再翻译成汉语的。”
由此可见，元朝前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尚在摸索和探寻阶段，而到了元朝中后期因很多蒙古族汉文作家出生在江南，长期定居于中原，与汉族作者交往甚密，汉语水平大大提高，能够娴熟的运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同时还对汉族经典古籍深有研究。秦不华诗歌大量引用了《诗经》《楚辞》《过秦论》《长歌行》《河东赋》等众多汉文典籍；阿鲁威学习屈原的九歌创作了“湘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多篇楚辞体诗歌。元朝中后期蒙古族汉文作家虽然在诗歌形式、语言、表现方法等方面学习了汉族文人，但在思想内容上遵从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想法，他们的学习已不是简单的模仿和再现。秦不华学习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创作了《衡门有余乐》，虽然在形式和风格上学习了陶诗，但其思想内涵却是有所不同的。陶诗是写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当官，厌恶官场而隐居田园，恬淡中悠然自得，而秦不华的诗是写在宫廷政治斗争中不愿向权贵低头而隐居山林，清贫中却有怨气。中后期作家还大量运用了中原诗歌意象，如浮舫、烟村、丝纶、龙、凤、野鹤、蒲田等等，这些意象和元朝前期作品中的马、马镫、马鞍、皇天等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侧面反映了元朝前期和中后期创作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蒙汉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
元朝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和发展及元朝中后期创作群体的壮大与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蒙汉文化、文学深入交流密不可分。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是蒙汉文化、文学交流、互相影响的结晶，是研究蒙汉文学关系史、蒙汉文化关系史的珍贵资料。
注 释：
{1}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627.
{2}李硕.元朝.时代文艺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2011. 46.
{3}宋濂，等.元史、选举制（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2029-2030.
{6}云峰.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86.
{4}毕兆明.从民族文化融合视域看元代蒙古族汉文诗创作的演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3，（6）.
{5}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二，月鲁不花本传.中华书局，1976.3423-3426.
参考文献：
〔1〕宏伟.蒙古族汉文文论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
〔2〕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考.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
〔3〕云峰.元代蒙古族汉文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
〔4〕王叔馨，等.元朝少数民族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5〕王叔馨，孙王溱.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6〕庄兴华.历代少数民诗词曲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7〕鲜于煌.中国少数民族汉文诗选.民族出版社，1988.
关键词：探险家；传教士；汉学家；西方；文化交流
1.文化传播简述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①我们被所处文化制约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化。人类文化是种类丰富、多姿多彩的，在当今这个“越变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间的摩擦与碰撞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跨文化交流显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从古至今，吸引着无数的“探秘者”来一探究竟。而且中国需要走向世界，正是这些“探秘者”将中国介绍给了世界，一层层地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2.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游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闻见录》），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马可・波罗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并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文化交流还处于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则逐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以利玛窦为例的传教士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传教士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利玛窦（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揭开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揭开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的序幕。利玛窦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使欧洲了解中国。他率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创了把中国传统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尽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传教活动带有浓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玛窦等传教士所开创的早期汉学，为此一时期西方社会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对西方学术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与对话。②这些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成就主要有：开创了汉外辞典的编纂工作、开拓了中国语法的研究、开启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历程、丰富了中国近代汉语词汇。③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汉学研究则是现当代一些汉学家所作出的贡献。
4.汉学家
汉学家，本应译为中国学家，是指专门从事汉学研究领域的人，一般被称为汉学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近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有美国的费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汉等。
4.1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等，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4.2高本汉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本汉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作为世界语言学的巨擘，高本汉认为没有一种学术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更是情有独钟。为此，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汉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
5.总结
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断地进步。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势必会更加深入，我们也应该在清楚认识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① 于语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第一页.[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张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利玛窦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2012（4）
③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参考文献：
[1]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学术月刊.邬国义.[A].2012（8）
[2]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吴强华.[A].2003（5）
[3] 《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阎纯德.[J].2009（11）
[4] 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山东师范大学.王智玲.[M].2007（6）
【关键词】日语词汇；汉语词汇；影响；中日文化交流
【Abstract】Chinese characters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Japan from China， but in modern time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Japanese language， a large number of Japanese words into Chinese， Chinese also has a great influence， in order to better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cultural exchange， this article from the influence the cause and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vocabulary on the impact of Japanese words 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Japanese vocabulary in today's society three aspects are analyzed and explored.
【Key words】Japanese vocabulary； Chinese vocabulary； Influenc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0 前言
中日两国文化有着巨大的渊源，自大化改新以后，全面吸收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文化交流属于中国文化单方面输出，进入近现代以来，由于经济文化等原因，大量的日语词汇进入汉语，并对汉语造成巨大的影响，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生活。
1 日语词汇影响汉语的原因及背景
1.1 共同的文字
中日两国同属东亚，至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公元三到四世纪，汉字传入日本，由于日本没有本国文字，汉字的传入对日本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虽然日本在八世纪发明了拼音字母，即日文假名，但汉字是日语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两国同用一种文字，相互影响不可避免。
1.2 社会改革
19世纪后期，日本明治维新，为适应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日本大量引入西方词汇，而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发生剧烈变革，以孙中山，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有识之士，东渡日本，通过日本间接学习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并将其所学带回中国，因而，日语中所反应的西洋文字词汇以汉字的形式，进入中国，恰逢中国白话文改革，大量日语词汇涌入中国，这是日本第一次对中国汉语造成巨大影响。第二次影响汉语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全面开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中日交流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深入，大量日语词汇被引入中国，成为现代汉语中的新词。
1.3 经济因素
日本作为亚洲第一发达国家，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发展中国家，两国经济贸易往来密切，且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网络更加普及，交通更加便利，日本的文化不断影响现当代中国，语言文字作为载体，源源不断的新词随之涌入，汉语首当其冲深受日语语言影响。
2 日语词汇影响汉语的特点
日语词汇进入汉字主要是反映西方语言化的词汇，可以说是日本学习西方社会的内容经日本自身转化，将带有日本特色的西方词汇传入中国，这类词汇可以划分为三种：一是，日语借用古代汉语构成新词，即古语新用；二是，日语重新组合汉字构成新词，即重组造词；三是，日语利用汉字的部首偏旁等结构元素来组合成新的汉字，即自创汉字。
2.1 日语用古代汉语构成新词
日语套用中国古代汉语词汇，以其自身的理解，来解释翻译西方的词汇，后被汉语以日语意思引入，但词义与古代汉语相去甚远，所以也会出现现代汉语与古文词汇意义不同的现象。以“组织”为例，在《北史》中 ：波斯尝献金丝锦被，组织殊丽，其中组织的意思为纺织，另有《旧五代史》中记载：庚戌，诏不得贡奉装龙凤雕镂刺作组织之物，此处亦为纺织，织物的意思，而日语中组织译自英文，指的是团体，单位，与古代原意差距较大，现代汉语引用后，亦作学生组织等团体单位的名词，像这样的古语新用词还有“文化，机关，艺术，革命，消费”等等，对汉语产生巨大的作用与影响。
2.2 日语借用汉字构新词
由于古汉语产生于古代社会，因而不能完全满足与现代社会的需要，所以，日语借用汉字构成新的词汇数量也很大，再引入现代汉语词汇中，成为汉语词汇的新一员。例如“国际”一词，日语译自英文，为日语原创词，后引入中国，在现代汉语中被广泛使用。诸如此类还有“干线，广义，理性，分子共产主义”等等，也被当今社会大量使用。
2.3 日语借用汉字偏旁部首造出新词
现代日本政府规定出普遍使用的大约两千个汉字为当用汉字，虽然数量很大，但日本还是利用汉字中的偏旁部首等汉字部件创造出了新字，即为和制汉字。这些汉字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引入到现代汉语当中。例如“x”，“”字都是日本根据汉字的部首偏旁造出来表示旱地意思的和制汉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读作天，是译为旱地。这种和制汉字有一百余个，不占少数的为汉语所用。
3 日语词汇的进入对汉语及中国的影响
3.1 丰富汉语的内涵
汉语能历经千年，承载五千年的文明与文化，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不断丰富其自身的内涵，在日语的反作用影响下，增加了大量日语外来词汇，来拓宽词义，丰富表达，增加了汉语的广度和深度，使得汉语表达更加立体，自身结构更加多元化，内含更加丰富。
3.2 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互补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交流的纽带，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到之处，通过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中日两国长期大量使用相近词汇，可以通过引入日语词汇，进而了解日本现当代社会的文化信息，从而增进了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作为亚洲第一发达国家和亚洲最大发展中国家，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文化互补，也有助于中日两国的共同繁荣。
3.3 对汉语文化造成冲击
日语词汇大多为西方的词汇的翻译，来自古代汉语的日语新造词与古文意思差距较大，可以说，进入汉语的日语词汇是现代化的产物，其大量涌入不利于当代人对古汉语的理解，不利于汉语文化的继承，对中国传统的文化造成冲击。
4 结语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在古代中国的汉语影响日本，而近现代，日语不断影响汉语，随着时代的发展，中日两国的交流还会进一步加深，日语词汇对于汉语的影响也会不断扩大，我们在学习和引入日语词汇的同时，也要将日语词汇与汉语相融合，促进汉语语言的发展；要了解日本，不断加深两国的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丁田，王保田.现代汉语中日语源外来词的意义变异研究[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
关键词 汉语言文字 中越 文化 交流
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是汉文化输出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越南作为中国的邻居，两国的语言，同属于单音语系。根据语言家所说，在越南词汇中半数以上是中国语或源于中国语言的词。其中政治术语基本都来源于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大量的传入越南，对其文化、文字、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许多影响。长期以来，越南文化吸收和保存汉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自身文化特点。而中国在输出的同时，也领略了许多越南文化独特的魅力。作为中越文化交流的桥梁，汉语言文字的影响渊源流长。
1 汉语言文字传入越南的情况
在越南立国之前，越南和中国就已经开始交往。汉语言传入越南，依据文献记载，古代西蜀的语言是最早的和影响比较大的。其次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到一世纪，伴随着秦汉时期的人民迁居越南时，将汉语言带到越南，至今越南还保存着古代遗留下来的语言。在差不多同时代，汉文字也传入越南。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的文字也统一了。中国北方人赵佗，依靠秦人和九真的力量击败安阳王，派了两名使者管辖当时被称为交趾的越南。并且“以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随着人民的迁移和政治上的需要，越南人也逐渐习得汉文字。
2 各个时期汉语言文传播的情况
2.1北属时期
公元前207，秦亡。南海蔚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都番禺”。从此时到939年正式建国之时，越南史称“北属时期”。秦汉之际，是汉语言文字传入的初期。赵佗在位期间积极鼓励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使其在越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交州外域记》曰:“秦余徙民，染同夷化;月南旧风，变易俱尽”，正是最好的解释。公元1年，汉朝在南越设立交趾部，下辖九郡，汉中人锡光任交趾太守，公元29年，南阳人又任任延九真太守。他们积极传播汉语言文字，建立学校，以礼仪教育人民。南越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属西汉纪》亦云:“岭南文风始二守焉”。“二守”上承赵佗，下启土燮，土燮是苍梧广信人，三国年间任交趾太守，当时许多名士如程秉、刘熙、薛综等人来到交趾避难，他们和土燮在汉语言文字传播上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是土燮，被越南史学家称为“土王”和“南交学祖”。
汉语言文字随着战争、名士交流和居民迁移等多种方式不断传入越南，从而形成了一个高潮，另一个高潮则是隋唐时期。此时，越南被称为“安南”。隋唐在安南推行文教制度，如公元845年明确规定，安南每年可选送进士和明经入仕中央，并在安南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这些都对汉语言文字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越语系统地、全面地吸收了汉语词汇，直到现在，越南语中存在许多唐代进入的汉语借词。
2.2 自由时期
唐末，藩镇割据，唐室衰微。公元968年，丁部领锄平十二使君，统一安南。越南封建国家正式建立，称为“自主时期”。建国以后，越音汉字或汉字越音开始出现，越南人将汉语言文字本土化，淡化其外来性，促进了汉语言文字的普及。同时，越南统治者为巩固封建政权，主动学习汉语言文字，从而学习汉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越南儒士更是将学习四书五经作为修身之徳，汉字至今被越南人称为“儒字”。明朝驻交趾总兵张辅曾先后三次遣送交趾的优秀人才一万六千多人到南京，明成祖派官员教他们读书和研究中国经史。
公元1070年，文庙的建立标志着汉语言文字的传播在越南的一个顶峰。文庙以儒家思想为主，尊孔子，推崇汉学。公元十三世纪，一种借助汉字创造的越南语读音的“喃字”产生。由于统治者推崇汉语言文字，“喃字”并未得到普及。当时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都以习得汉语言文字为荣。有几个朝代更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官方语言，用其编撰史书，创作文学作品。1839年(道光十九年)，越南国王阮福皎奏请清道光帝赐予《康熙字典》，以便越南人民学习汉语言文字。越南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一直持续到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为止。
2.3 殖民时期至今
公元17世纪，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西方传教士制定出根据越南话的发音按拉丁字母设计的“国语字”。越南人开始普及这种语言文字。法国殖民者为巩固其统治，禁止越南人学习汉语，自此汉语言文字在越南的地位逐渐下降，但是千年以来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越南语中有许多汉语词语，这些并未换掉，而是换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即以国语字书写汉语借词，从而继续汉语言文字的传播。同时，随着越南社会的发展，在引进新的词汇时，仍以汉语言文字为主。同时，许多汉文著作传入越南，特别是越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爆发之后，不仅有维新思想著作，还有中国古典诗文、散文、戏剧作品和武侠小说等被译为国语字文本。借助于上述中国著作，汉语言文字继续传播到越南。到了20世纪，越南人开始认识到汉语言文字是研究越南史学的关键，它在越南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越南开始着手恢复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
3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文化交流
汉语言文字是汉文化的最基本的细胞，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至今越语中保留大量的汉语词汇，这是中越两国人民合作的产物。同时它也承载了中越两国文化信息，它就像是一座桥梁，联结着两国的文化，对中越两国在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
3.1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物质文化交流
中越自古为邻邦，两国在物质文化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古文观止》中记载到“交趾之南有越裳过。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而献白雉。”可见很早之前，越南的物产已经进入中国，其后两国物质文化交流更是丰富多彩，汉语言文字的文本材料，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汉语言文字在越南具有崇高的地位，为了学习它，统治者数次向中国求书，如李朝皇帝李仁宗曾遣使，向北宋“乞市书籍”，宋朝统治者决定除了卜噬、禁书、兵书、阴阳、历算、敕令等书外，“余书许买”。同时，越南则以其特产换取书籍，如1457年，越南国王黎浚的陪臣黎文老曾泰表:“诗书所以淑人心……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今乞循习，以带来土特产味香等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除此之外，中国也赐书给越南。赐书始于景德二年，据考证之后宋朝向越南赐书络绎不绝。明清时期，种类开始增多。明代以儒书为
主，清则均为御定小学类书籍。求书或赐书前，越南人民已经了解了汉语言文字，而之后更是深入地学习了汉语言文字。在这个过程中也为中越双方留下了许多物质文化遗产。
3.2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制度文化交流
越南作为汉文化圈的一个部分，在制度文化上难免不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于汉语言文字传播的作用以及其在越南独特的地位，越南在学习它的同时也充分地运用它。越南仿效中国建立典章制度，考试内容同中国一样用八股以及诗、赋和财务策。同时开办学校，教学内容，即以儒家经典著作和中国王朝历史。除此之外，483年定制《洪德法典》，它是参照《大明律》，按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主制定的法律条文，从而确定家庭、村舍和整个社会的等级尊卑关系。越南接受了许多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又在汉语言文字传播的同时反馈到中国，即深受中国典章制度影响的本土汉喃典籍。他们代表着越南文化流回到中国。这些汉喃典籍使我们了解到越南的制度文化特色，如《越南史要》卷三中记载了黎中兴而至西山，涉及历代管制、兵制、课税，对李太祖至莫朝的功臣、名儒、史家、名医等做的简述。
3.3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精神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的最高层次是精神文化交流。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看到，在汉语言文字传播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带给两国在精神文化方面交流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直到现在，在越南人的婚礼上都有大大的双“喜”字;过春节时，在门上要倒贴“福”字;祝寿时，也要用“寿”字。在越南还有一些年岁很高且具有汉字书法基本功的老人，逢年过节，他们都忙于写春联、喜丧事、建房、求子题名等，他们被称为“儒学老人”。同时，由于历朝越南皇帝在遣使向越南朝贡时，也会要求赐予佛经。已经习得汉语言文字的越南人对佛经的理解也就和中国人相去不远，佛教经典的传入深刻影响了越南的宗教信仰，至今许多越南家庭的神桌上或寺庙里都有写着汉文字的佛经。
在汉语言文字传播的过程中，有许多人已经熟练的掌握它们，因此，从李朝到陈朝末期，就有人用汉字写书、写诗。如陈朝末期进士陈睿宗的《奉赓冰壶相公寄赠杜中高韵》:
城中几度斗炎凉，漫送悠悠岁月长。散质岂堪便世用，娇心羞把妒时妆。
寒松晚菊渊明径，独树孤村子美堂。贤相倘怜门下士，肯容群作白头郎。
这首诗描写了陈朝末期的官场及其政治的腐朽，以及作者的郁郁不得志。又如元言禅派的第九代祖的杨空路的《言怀》:
择得龙蛇地可居，野情终日乐无余 。
有时直上孤峰顶，长啸一声寒太虚 。
禅诗中，我们看到中国六朝、隋唐的禅学对越佛教的影响。同时也表现了李朝禅学自己开朗的独特性质。
这些作品都是用汉语言文字写的，在写的过程中难免不受中国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例如:李朝太祖李公蕅写的《迁都沼》，“表现了越南汉语言文学作品如同中国古典文学的“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又因这些汉语诗是越南人所写，因此在传入中国时，其内容和风格也带着越南人的思想和特色。总之，汉语言文字是中国精神文化信息的载体，在传播的过程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就有可能被运用或激活，为中越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4 结语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21世纪初近两千年间，汉语言文字在不断传入越南的过程，同时也承担了中越文化交流的使者。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学习汉语言文字。它不仅是中越文化合作的重要桥梁，也是研究越南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汉语言文字不但已经成为越南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蕴含的文化也成为越南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它也为中国了解越南文化打开了一扇大门。
参考文献
[1] 沈立新.中外文化交流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 张秀民.中越关系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2.
[3] 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4] 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 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 黄国安，杨万秀等.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7] 刘玉珺.越南汉喃字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
[8] 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
[9]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71.
关键词 汉语言文字 中越 文化 交流
中图分类号:H02文献标识码:A
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是汉文化输出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越南作为中国的邻居,两国的语言,同属于单音语系。根据语言家所说,在越南词汇中半数以上是中国语或源于中国语言的词。其中政治术语基本都来源于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大量的传入越南,对其文化、文字、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许多影响。长期以来,越南文化吸收和保存汉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自身文化特点。而中国在输出的同时,也领略了许多越南文化独特的魅力。作为中越文化交流的桥梁,汉语言文字的影响渊源流长。
1 汉语言文字传入越南的情况
在越南立国之前,越南和中国就已经开始交往。汉语言传入越南,依据文献记载,古代西蜀的语言是最早的和影响比较大的。其次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到一世纪,伴随着秦汉时期的人民迁居越南时,将汉语言带到越南,至今越南还保存着古代遗留下来的语言。在差不多同时代,汉文字也传入越南。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的文字也统一了。中国北方人赵佗,依靠秦人和九真的力量击败安阳王,派了两名使者管辖当时被称为交趾的越南。并且“以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随着人民的迁移和政治上的需要,越南人也逐渐习得汉文字。
2 各个时期汉语言文传播的情况
2.1北属时期
公元前207,秦亡。南海蔚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都番禺”。从此时到939年正式建国之时,越南史称“北属时期”。秦汉之际,是汉语言文字传入的初期。赵佗在位期间积极鼓励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使其在越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交州外域记》曰:“秦余徙民,染同夷化;月南旧风,变易俱尽”,正是最好的解释。公元1年,汉朝在南越设立交趾部,下辖九郡,汉中人锡光任交趾太守,公元29年,南阳人又任任延九真太守。他们积极传播汉语言文字,建立学校,以礼仪教育人民。南越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属西汉纪》亦云:“岭南文风始二守焉”。“二守”上承赵佗,下启土燮,土燮是苍梧广信人,三国年间任交趾太守,当时许多名士如程秉、刘熙、薛综等人来到交趾避难,他们和土燮在汉语言文字传播上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是土燮,被越南史学家称为“土王”和“南交学祖”。
汉语言文字随着战争、名士交流和居民迁移等多种方式不断传入越南,从而形成了一个高潮,另一个高潮则是隋唐时期。此时,越南被称为“安南”。隋唐在安南推行文教制度,如公元845年明确规定,安南每年可选送进士和明经入仕中央,并在安南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这些都对汉语言文字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越语系统地、全面地吸收了汉语词汇,直到现在,越南语中存在许多唐代进入的汉语借词。
2.2 自由时期
唐末,藩镇割据,唐室衰微。公元968年,丁部领锄平十二使君,统一安南。越南封建国家正式建立,称为“自主时期”。建国以后,越音汉字或汉字越音开始出现,越南人将汉语言文字本土化,淡化其外来性,促进了汉语言文字的普及。同时,越南统治者为巩固封建政权,主动学习汉语言文字,从而学习汉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越南儒士更是将学习四书五经作为修身之徳,汉字至今被越南人称为“儒字”。明朝驻交趾总兵张辅曾先后三次遣送交趾的优秀人才一万六千多人到南京,明成祖派官员教他们读书和研究中国经史。
公元1070年,文庙的建立标志着汉语言文字的传播在越南的一个顶峰。文庙以儒家思想为主,尊孔子,推崇汉学。公元十三世纪,一种借助汉字创造的越南语读音的“喃字”产生。由于统治者推崇汉语言文字,“喃字”并未得到普及。当时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都以习得汉语言文字为荣。有几个朝代更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官方语言,用其编撰史书,创作文学作品。1839年(道光十九年),越南国王阮福皎奏请清道光帝赐予《康熙字典》,以便越南人民学习汉语言文字。越南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一直持续到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为止。
2.3 殖民时期至今
公元17世纪,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西方传教士制定出根据越南话的发音按拉丁字母设计的“国语字”。越南人开始普及这种语言文字。法国殖民者为巩固其统治,禁止越南人学习汉语,自此汉语言文字在越南的地位逐渐下降,但是千年以来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越南语中有许多汉语词语,这些并未换掉,而是换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即以国语字书写汉语借词,从而继续汉语言文字的传播。同时,随着越南社会的发展,在引进新的词汇时,仍以汉语言文字为主。同时,许多汉文著作传入越南,特别是越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爆发之后,不仅有维新思想著作,还有中国古典诗文、散文、戏剧作品和武侠小说等被译为国语字文本。借助于上述中国著作,汉语言文字继续传播到越南。到了20世纪,越南人开始认识到汉语言文字是研究越南史学的关键,它在越南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越南开始着手恢复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
3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文化交流
汉语言文字是汉文化的最基本的细胞,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至今越语中保留大量的汉语词汇,这是中越两国人民合作的产物。同时它也承载了中越两国文化信息,它就像是一座桥梁,联结着两国的文化,对中越两国在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
3.1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物质文化交流
中越自古为邻邦,两国在物质文化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古文观止》中记载到“交趾之南有越裳过。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而献白雉。”可见很早之前,越南的物产已经进入中国,其后两国物质文化交流更是丰富多彩,汉语言文字的文本材料,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汉语言文字在越南具有崇高的地位,为了学习它,统治者数次向中国求书,如李朝皇帝李仁宗曾遣使,向北宋“乞市书籍”,宋朝统治者决定除了卜噬、禁书、兵书、阴阳、历算、敕令等书外,“余书许买”。同时,越南则以其特产换取书籍,如1457年,越南国王黎浚的陪臣黎文老曾泰表:“诗书所以淑人心……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今乞循习,以带来土特产味香等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除此之外,中国也赐书给越南。赐书始于景德二年,据考证之后宋朝向越南赐书络绎不绝。明清时期,种类开始增多。明代以儒书为主,清则均为御定小学类书籍。求书或赐书前,越南人民已经了解了汉语言文字,而之后更是深入地学习了汉语言文字。在这个过程中也为中越双方留下了许多物质文化遗产。
3.2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制度文化交流
越南作为汉文化圈的一个部分,在制度文化上难免不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于汉语言文字传播的作用以及其在越南独特的地位,越南在学习它的同时也充分地运用它。越南仿效中国建立典章制度,考试内容同中国一样用八股以及诗、赋和财务策。同时开办学校,教学内容,即以儒家经典著作和中国王朝历史。除此之外,483年定制《洪德法典》,它是参照《大明律》,按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主制定的法律条文,从而确定家庭、村舍和整个社会的等级尊卑关系。越南接受了许多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又在汉语言文字传播的同时反馈到中国,即深受中国典章制度影响的本土汉喃典籍。他们代表着越南文化流回到中国。这些汉喃典籍使我们了解到越南的制度文化特色,如《越南史要》卷三中记载了黎中兴而至西山,涉及历代管制、兵制、课税,对李太祖至莫朝的功臣、名儒、史家、名医等做的简述。
3.3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精神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的最高层次是精神文化交流。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看到,在汉语言文字传播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带给两国在精神文化方面交流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直到现在,在越南人的婚礼上都有大大的双“喜”字;过春节时,在门上要倒贴“福”字;祝寿时,也要用“寿”字。在越南还有一些年岁很高且具有汉字书法基本功的老人,逢年过节,他们都忙于写春联、喜丧事、建房、求子题名等,他们被称为“儒学老人”。同时,由于历朝越南皇帝在遣使向越南朝贡时,也会要求赐予佛经。已经习得汉语言文字的越南人对佛经的理解也就和中国人相去不远,佛教经典的传入深刻影响了越南的宗教信仰,至今许多越南家庭的神桌上或寺庙里都有写着汉文字的佛经。
在汉语言文字传播的过程中,有许多人已经熟练的掌握它们,因此,从李朝到陈朝末期,就有人用汉字写书、写诗。如陈朝末期进士陈睿宗的《奉赓冰壶相公寄赠杜中高韵》:
城中几度斗炎凉,漫送悠悠岁月长。散质岂堪便世用,娇心羞把妒时妆。
寒松晚菊渊明径,独树孤村子美堂。贤相倘怜门下士,肯容群作白头郎。
这首诗描写了陈朝末期的官场及其政治的腐朽,以及作者的郁郁不得志。又如元言禅派的第九代祖的杨空路的《言怀》:
择得龙蛇地可居,野情终日乐无余 。
有时直上孤峰顶,长啸一声寒太虚 。
禅诗中,我们看到中国六朝、隋唐的禅学对越佛教的影响。同时也表现了李朝禅学自己开朗的独特性质。
这些作品都是用汉语言文字写的,在写的过程中难免不受中国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例如:李朝太祖李公蕅写的《迁都沼》,“表现了越南汉语言文学作品如同中国古典文学的“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又因这些汉语诗是越南人所写,因此在传入中国时,其内容和风格也带着越南人的思想和特色。总之,汉语言文字是中国精神文化信息的载体,在传播的过程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就有可能被运用或激活,为中越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4 结语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21世纪初近两千年间,汉语言文字在不断传入越南的过程,同时也承担了中越文化交流的使者。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学习汉语言文字。它不仅是中越文化合作的重要桥梁,也是研究越南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汉语言文字不但已经成为越南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蕴含的文化也成为越南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它也为中国了解越南文化打开了一扇大门。
参考文献
[1] 沈立新.中外文化交流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 张秀民.中越关系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2.
[3] 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4] 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 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 黄国安,杨万秀等.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7] 刘玉珺.越南汉喃字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
[8] 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