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渐加快，当在中国的市场上有众多的外来商品时，在中国的文化中也逐渐地渗入了一些外来的文化，为了将群众文化的核心价值创造出来，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一定要予以坚持，由于群众文化是长期以来构成的节日文艺和风俗习惯。茶艺、聚会、灯会和游园都包含于群众文化之中，在将群众文化核心价值创造出来的过程中，就需要群众对历史知识、当地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文知识上要更好的进行掌握，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群众文化发展的主流当中。所以，在对本国传统文化进行坚持的基础上，在群众中要不断地渗透本地的文化，可以展开社区论坛、知识讲座等破除迷信、倡导社会公德和崇尚科学、环保健康的活动，在各种活动当中能够使群众很好的接受社会主义道德的教育，进而将广大群众的文明素质提升上来，将他们的环保意识和公德意识予以增强。进而将群众文化的核心价值打造出来。
二、结合起来精英文化的普及
群众文化艺术形式的通俗性是由群众文化的群众性所决定的。一些专门的文化艺术研究者在群众文化具体形态前提下，通过加工改造而打造出来的一种层次较高的文化形式，这就是所谓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浓郁的社会价值，与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当前的形式，今后的发展趋势上都能够有效地融合起来，并且，这种文化同群众文化的联系上也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在创造群众文化核心价值的过程中，能够从这种文化中吸取很多的精华，同时，这种文化的源泉和目的优势群众文化。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首先，要提升对群众文化的创造与研究，其次，用精英艺术培训方式教育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进而将整个群众文化的核心价值创造和提升上来。
三、结合当前形势，努力创造群众文化核心价值
对群众文化的作用和地位在新形势下予以认清是非常必要的一项工作，由于只有将形势认清了，在文化建设中才能够使人们群众更好的加入进来，对当前群众文化建设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设施薄弱、保障不全、投入较少，这样是很难将群众文化的核心价值发挥和挖掘出来的。所以，对群众文化的建设工作上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对科学发展观继续领导人员去坚持，对文化体制的改革上进行提速，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能够满足人们的当前需求，因此，文化精神活动中的核心价值的挖掘，才是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此我们一定要根据党和国家规定，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引领群众们进行享受和参与，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员要加强对本地的群众文化的建设与领导，努力为将群众文化核心价值创造出来而奋斗。
四、结语
一、检察文化的定义分歧根本源于核心价值观的不同。
一般来说，组织文化是一个组织中所有成员所共享，并作为公共信息规则传授给组织成员的一套价值观、指导信念、理解能力和思维方式的总和。一般认为组织文化存在着两个层次：表层的物质文化和深层的精神文化。（也有论者认为中间还有中层的制度文化。）在表面上，是可以看见的物质形象和可以观测到的行为。如组织的制服（穿着）、礼仪文化等。但是，文化中的这些表面因素，实际上反映的是存在于组织成员思想中的深层次价值观。这些深层次的价值观、理念等决定着组织文化的外在形式，也是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组织文化具有本质差别的根本原因。
价值观是有别于事实判断和科学知识的另一类认识形式，是判断是非曲直、真善美与假丑恶的价值准则。价值观是判断好坏的标准，也是指导人们行动的指南。价值观在社会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社会文化的精神之所在。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最主要的是价值观的差异，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最主要的是价值观的冲突。核心价值观则在整个组织文化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是组织文化能否对组织运行发挥正面作用的关键。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与落实也是组织文化塑造的核心内容，关系到组织文化的成败。
考察目前国内学术界和检察机关对于检察文化的各种定义，无论是从企业文化的角度入手，还是结合其他理论对检察文化所做出的探讨，总离不开对于检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追寻。如有的研究者参考研究企业文化的视角研究检察文化，认为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新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形式，其特点是将检察机关的对物的管理和对人的管理结合起来，将以往以物为重点的管理转变为以人为核心的管理。检察机关的检察文化，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自发形成的，它是在特定检察机关长期的执法活动中，由其特有的价值观、执法理念、行为规范等，经本院领导者提倡，而逐步形成的一种个性。这种独特的检察文化一经形成，便成为该检察机关进一步发展的精神力量，从而在检察机关内部产生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团结、激励着检察机关全体成员自觉为实现本院的发展战略而努力。再如还有的研究者借鉴人类学、组织学的研究成果，将检察文化定义为检察官群体在法律监督活动中所持的信念和价值观念，它包括工作目的、工作原则、主要管理形式、传统和现实的特性等等，其核心内容是检察官群体的价值观，这也是检察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
凡此种种定义，其理论基点最后无不落脚于检察文化核心价值观这一支点。检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既要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共同准则，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检察文化反映检察干警这一特殊群体共同的价值标准、审美观念、思维方式和群体趋向。它既是这一群体的精神及物质文化水平的高度概括，又体现着这一群体精神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成就和标准，而其核心价值观却决定着检察文化的内容是否合适与方向是否准确。
二、检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心与体系
价值观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别。只有正确的价值观才能指导人们积极、健康地生活，而错误的价值观只会引人误入歧途。一种文化中的价值观是否科学、合理、先进，归根到底要看它如何反映和反映了什么样的主体利益和需要，是否同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人类历史进步的趋势相一致。
价值观与世界观、人生观密切相关。世界观是价值观的前提，有了科学的世界观才有可能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价值观的一个部分，价值观对人们如何看待自我、如何理解生活、如何处理人我关系都有重要的影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共同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动，对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教育是对人的教育的重要内容。
学术界普遍认为价值观是分为不同层次的。就个人的价值观来说，有的价值观居于核心地位，它制约和引导着其它价值观。就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而言，有的价值观居于主导地位，它引导着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受主导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引导的其他价值观形成“保护带”。同样，检察文化的价值观也具有不同层次的区分。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划分检察文化价值观的层次。
第一，区别主导价值观和非主导价值观。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或几个价值观成为主导价值观，它们引导着社会价值取向和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信仰。主导价值观应该有最广泛的接受者和最深刻的解释力，成为社会群体在观念上普遍认可并在行动中实际践行的价值标准，为人们的价值评价、价值选择提供最有说服力的依据。主导价值观还应该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和基本要求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够深入人心，发挥更强大的导向作用。当一个社会主导价值观阙失时，会出现价值危机、信仰危机、价值失范等现象，此时必须尽快确立主导价值观。非主导价值观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主导价值观取向基本一致的价值观，对这些价值观应该给予积极的引导；另一类是与主导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应注意这些价值观对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消极影响。
在检察机关里，检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也应该是占据广大干警思想阵地主流的、积极的主导价值观，而积极履行人民所赋予的检察权，保证在全社会中实现司法正义和司法公平无疑应当是检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且这种价值观来源于对检察机关行使国家赋予的检察权职能的活动中，是检察机关天然具有的不可分离的要素。也即是说，离开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神圣使命和职能，检察文化便无从谈起，便会失去重心而无法起到正确导向、群体融合、凝聚人心的文化功能，其文化的个性也会荡然无存，充其量泯然为一种行业文化。其他的诸如检察礼仪、检察语言、检察技术等文化要素皆可被认为是这一核心价值观下的旨归。
第二，要区别理想价值观和一般价值观。理想价值观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最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其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理想价值观在目前社会历史阶段还不能成为社会大众普遍践行的价值观。如果无视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把理想价值观作为唯一正确的价值观进行宣传，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不会取得好的效果。为此，在提倡理想价值观的同时，还应该宣传人们应该践行而且能够认同的一般价值观。如爱国主义、公民观念、社会公德等。一般价值观不能违背理想价值观，一般价值观也应该发挥提升人们思想境界作用。
因此，在检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地带”，还应该形成各种层次的具体价值观。
不同类型的人以及他们的组合方式都会影响检察文化价值观的形成。每一个人在进入检察机关之前，大都形成了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念。个人的价值观念与检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相融、互补，或是互斥、对立，这些关系错综复杂，直接影响到检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能否为每一个成员所接受。现代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以及与上下左右的关系也很重要，影响力大以及人际关系好的成员对组织文化形成的作用就比较大。如果他们接受了组织的价值观，就可能带动一批其他成员，从而有利于促进组织文化价值观为全体组织成员所接受的过程。因此，在确立检察文化核心价值观时，应该认真分析研究人的因素。同样，在检察机关中，不同部门之间和从事不同具体工作的人员都应该确立与核心价值观本质保持一致的独具个性的价值观，提出与各自工作岗位相吻合的微观层次检察文化理念。如在正确行使检察权的前提下，审查部门与侦察监督部门就应有迥然不同的特色理念。审查应该以正确地扮演“国家公诉人”的角色为目标，强调的是与国家对立的一方的较量，在维护国家与公民合法权益上责无旁贷。而侦察监督则位于审查的前一阶段，应以冷静、清晰的判断，决定捕与不捕，其对公安侦察部门报送案件的严格把关则决定着诉讼程序的开启与否。两种不同职能的部门，在形成检察文化理念的各自定位上，显然有明显的区别。在检察文化的实际开展中，就必然要面对这些不同价值观的冲突。
我们认为，在树立以“司法正义和司法公正”为检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同时，要注意引导和关注这些“”价值观的形成，从而以规模的价值观效应来保证、促进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发挥作用。
第三，要区别公共领域的价值观和私人领域的价值观。不同价值观所涉及的领域并不相同，有些价值观涉及的是社会公共领域，如政治观念、公德观念等；有些价值观涉及的仅仅是私人生活领域，如审美观、职业观等。前一种可以称为公共价值观，后一种可以称为私人价值观。从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角度进行价值观宣传与教育，应该主要针对公共价值观领域。
公共价值观应该统一，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有序；而私人价值观应该是多样的，这样才能使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在检察机关弘扬先进的检察文化，在检察干警的价值观培养过程中，要坚持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指导，以集体主义为最高原则，以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宪法与法律、忠实于事实真相为总体要求，使全体干警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清正廉明恪尽职守的执法观和献身检察事业实现自我价值的价值观；坚持以公正执法为核心，开展敬业、勤业、精业的三业教育，使全院干警明确自己身上的责、权、利，树立正确的职业态度和遵守职业规范的意识，使职业道德的培养由自发上升为全体干警自觉的行动。
与此同时，在尊重私人生活领域的前提下，更应该强调对广大干警私人价值观的正确引导。时代的多元化，个性价值的日益突出，多种文化因素的纷纷导入，决定着检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遭遇着更多的私人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八小时之外”的丰富生活，就很可能是对检察机关内部培养的检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挑战。落后文化与腐朽文化的侵袭，往往就是从私人价值观领域开始的。人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的，也是无法监测的。在公共领域内的活动并不能完整地体现私人价值观的丰富与隐秘。由此可见，如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这些才是在私人价值观领域治标的根本途径。
三、检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与发展
塑造与发展检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拓展、深化、丰富检察文化的题中必有之义。检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形成并非主观有意决定，只有在认真分析研究各种相关因素的基础上，才能确定既体现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特征，又能为检察机关全体成员所接受的价值观。在塑造与发展检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几个主要问题：
其一，注重领导者的表率作用。在一个组织中，领导者的模范行动是一种无声的号召，对下属成员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要塑造、发展和维护检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领导者本身就应是这种价值观的化身。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向全体干警灌输检察文化的价值观念。首先，领导者要坚定信念。其次，要在每一项工作中体现这种价值观。再次，领导者要注意与下属成员的感情沟通，重视感情的凝聚力量。以平等的真诚友好的态度对待下属成员，就会取得他们信任。感情上的默契会使领导者准确地预见周围世界对自己的行动的反应，形成一种安全感，对下属来说，则会产生“士为知已者用”的效用。
可以把所有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运作、根据相应档期进入电影院正常放映的影片，统称为“主流电影”。这种影片不仅是支撑一个国家电影产业的重要支柱，而且也应当成为传播与弘扬核心文化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过去，我们认为电影在艺术层面上具有审美、启悟功能，在思想层面上具有教育、励志功能，在商业层面上具有消遣、娱乐功能。基于对电影这些不同的功能的确认，我们制定了关于电影艺术创作的一系列基本策略和政策，并且把电影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叙事形态，即所谓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电影。相应地在这三个层面基础上建立了对电影艺术创作的评价体系和我们对电影产业的基本诉求。而在具体的影片创作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默认了好像艺术电影就是追求影片的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可以放弃教育与娱乐的功能；商业电影就是追求影片的娱乐价值，教育与审美的作用可以不必考虑；而主旋律电影就是要宣传效果，审美与娱乐因素也不必重视。这种相互对立的制片策略与评价体系造成了不同电影形态在话语体系之间的相互排斥以及在价值观念上的相互错位，即在商业电影、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这些不同电影的形态中除了在制作方式、赢利模式、表述策略上各说各话之外，在价值观念上也自说自话，使中国电影无法在影片的文化核心价值领域进行相互整合，使我们的民族电影业最终没有形成一种像韩国电影、美国电影那样共同信守的文化核心价值观，没有建立一种整个行业共同敬重的文化价值取向。
在这种相互错位的价值观影响下，有些商业电影为了实现经济利润，在电影情节线索上设置无端的暴力场面和标识，使没有分级制度制约的影片对低龄电影观众的心理造成伤害，甚至在西方主流商业电影市场被列为限制级的影片在内地却大行其道；个别的艺术电影为了张扬所谓的导演个性，把个人的成长经历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进行逆向表述，造成电影叙事文本与社会历史文本之间的价值断裂，扭曲了观众对时代的历史记忆；某些主旋律电影为了达到宣传的效果，对于影片的社会主题采用概念化的演绎方式，无形之中使大众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产生隔阂。总而言之，三种电影话语形态除了在电影功能方面的差异之外，在文化核心价值观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进而使不同的电影叙事形态成为规定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一种合理通道。
我们现在应当确认的是：除了那种没有进入电影院线发行放映的所谓独立电影和实验电影之外，可以把所有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运作、根据相应档期进入电影院正常放映的影片，统称为“主流电影”。这种影片不仅是支撑一个国家电影产业的重要支柱，而且也应当成为传播与弘扬核心文化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就像足球比赛不能在足球场外寻找规则一样，主流电影不能在一种没有边界的情况下进行随意创作，不能为追求奇特的观赏效果而放弃基本的道德规范，更不能为了影片的商业利益而践踏人类的伦理底线。主流电影中对个性审美价值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必须要背离大众共同信守的价值观念，不能把体现人类正价值（正义、公正、忠诚、勇敢、善良）的艺术形象置放在一个被否定、被质疑、被漠视的叙事语境中，也不应该把这些追寻人类价值理想的人物描写成为一种虚幻的、迂腐的、甚至是可笑的角色。从国家长远的文化发展战略考虑，主流电影的创作、制作,包括宣传必须整合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内，而不是使它置之于外。
主流电影应当在不同的叙事形态中建立一种共通、共享的文化核心价值观，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不同的电影类型、不同的故事题材、不同的叙事风格，不应当成为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准入证
我们所谓的文化核心价值观，是指在一种文化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基本理念。它是衡量与判断事物的终极文化标准。这其中包括历史（是非）观、道德（善恶）观、社会（正邪）观、伦理（荣辱）观、审美（美丑）观等。现在，我们应当避免不同叙事形态的电影在文化核心价值观上的相互错位，避免不同影片类型在终极文化标准上的相互偏离。本土电影产业应当在总体上整合文化精神架构，实现中国电影在文化核心价值观方面的互通与共识，进而赢得国际市场上的普遍认同，为目前的电影发展提供一种确实可行的文化路径。
我们的民族电影业无论在投资动机、运作方式、赢利模式、美学风格方面存在着怎样的差异，都应当倡导、敬守、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把文化精神的承传作为不同电影形态的共同使命。电影的不同形态，只是在功能上各有侧重，而并不能够在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上相互对立，不能把电影不同形态的划分原则视为划分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依据。对民族情感的伤害，对国家形象的嘲讽，对正义精神的亵渎，对性别差异的歧视，在任何一种电影中都应当受到限制、受到禁止；无端的暴力、变态的、扭曲的人性在任何一种电影中都应当受到唾弃、受到指责。不能因为是所谓的艺术电影，就可以在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口号下，肆意扩大对社会生活的负面表现，把人的现实境遇描写得暗无天日，好像电影拍得越黑暗，作品的思想内容越深刻；也不能因为是所谓的主旋律电影，就可以漠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是非，掩盖正义与邪恶的尖锐冲突，把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平面化、简单化；更不能因为是商业电影，就可以赞美邪恶、颠倒黑白、混淆荣辱，用自然界的“丛林法则”取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正义法则。相对于印刷时代来说，现代人对文化的承传与认同，更多是通过影像语言来完成的。我们现在读解一种影像的符号系统，实际上就是在体验、理解一种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系统。如果我们希望世界了解中国，我们就不可能不注重影像在文化传播中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我们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对于人类基本伦理道德的信守、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都不能够离开影像媒介，特别是不能离开具有广泛覆盖空间与巨大受众群体的主流电影。为此，主流电影应当在不同的叙事形态中建立一种共通、共享的文化核心价值观，所谓共通、共享就是在不同的电影类型、不同的表现题材、不同的叙事风格中确认一种普遍认同的文化核心价值，即在发扬艺术创作个性风格、尊重艺术创作审美规律的同时，弘扬共有的文化核心价值观念。进而言之，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不同的电影类型、不同的故事题材、不同的叙事风格，不应当成为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准入证。我们应当把和谐、仁爱、孝敬、忠诚作为核心的文化观念来整合不同艺术作品的精神图景，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成为支撑不同叙事形态的共同根基，并且在此基础上升华出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把过去那种凸现在艺术作品中的政治理念，推延到艺术作品的文化背景之后，使观众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文化核心价值的确认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而不是把一个政治的理念置放在整个艺术作品的“前页”进行昭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更不应当成为一种标签贴在艺术作品的表层形态上。
文化核心价值观应当成为一种“内置于”艺术作品的叙事情节而不是在叙事情节之外的精神旨义，它应当成为支撑艺术作品故事内容的文化根基。观众通过艺术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直接感触到的是一种感性的、直观的力量，在这种艺术形象的基本精神图景中感悟、理解出的是关于人性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内容，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政策的内容。使观众认同电影的文化的存在方式是十分重要的。
信守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不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我们传统文化的经典内容，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与现代文明的一次历史性对接，使我们的电影体现出一种古今合
一、中西融汇的文化取向
不论是世界电影的历史发展还是中国电影的现实境遇都证明，我们不宜在电影文化的层面上过多地强调所谓民族的差异性。电影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在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中，特别是在中国电影越来越依靠海外市场来支撑其国际化生存发展的格局下，一味地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差异，会强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分歧，乃至抗衡、冲突，起码会加剧不同文化之间原本存在的隔阂与对立，这样不利于中国电影产业的市场延展，不利于在一个更广阔的国际空间里弘扬与传播中国文化。所以，信守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不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我们传统文化的经典内容，把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进行广泛传播，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与现代文明的一次历史性对接，使我们的电影体现出一种古今合
一、中西融汇的文化取向。影片《我的长征》在表现红危为安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再现了血火交汇的湘江之战等重大战役，而且把红军进入彝族区从阴森的铁牢拯救奴隶的情节置放在红军的万里征途中，这样红军既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同时也是仁义之师、拯救之师。他们所进行的革命就不只是一种针对反动派的行动，而成为一种真正的为天下人民求解放、为所有百姓求平等的崇高的人道主义行为。这种叙事情节对于扩展中国电影的文化心理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欧洲的文化影响力全球首屈一指，欧洲文化在全球的传播过程中，不遗余力地输出着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中国文化其核心价值在哪里呢？不错，我们有主流意识形态，但似乎很难找出一个普遍认同的价值。官方的、民间的、精英的、草根的、现代的、传统的、外来的、本土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论，目前还实难达成共识去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一个没有包含共同核心价值的文化，如何去影响世界？世界上曾经有过四大文明圈： 中华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西腊罗马文化。目前有的文化中断了，有的文化还有活力生机，保持了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民族性的传统文化。不错，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文明，有儒家学说，有道家见解，有法家论述……但是这些所有的理论思想中，都有良莠之分，精华与糟粕之辩。孔府学院在世界各地开了很多家，这对汉语或中文的推广普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论起中国文化，外国人的印象中还是支离破碎的，难以形成整体的观照。虽然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大卷轴拉开，使外国人看到了击缶、汉字、水墨画、大极拳、活字印刷、万里长城……等中国元素，可距离了解中国人文化品质还是相去甚远。
在中国国民没有形成其整体文化核心价值之前，中国文化很难得到世界民众的认可。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可人民还是生活在“第三世界”中，我们低调，我们中庸，我们不称霸，但我们也不能窝裹。别国的国债我们到是买了不少，可当别国的坚船利炮来至我们家门口时，我们只能高喊“抗议”。
我们需要安定，更需要和平，但决不是捧着钱去讨别国的好。别国在拿你的钱大做军事强国梦时，我们还有什么和平可言。
我们的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等很多体育项目都是世界最强，可参加的都是以外国人命名的比赛。
我们的戏曲集歌剧、话剧、舞剧、杂技、美术……等艺术表现形式为一体，却很难在“百老汇”展示或象美国大片一样在国内被热捧……
中国的文化还没有做好国内的事情，不同价值背后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盗，不同的阶层也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没有以民族大义为重，没有以国家利益为重，没有真正的尊重人民。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更应该考虑民生、民权、民主。普通人民大多不谈什么主义，他们只要实惠，只要尊严。中国传统文化彰显的价值观建立在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强调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社会意识。可如今的实际情况呢？
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讲，它体现了两方面的力量，那就是传播力和影响力。其中，传播力主要是指文化产品的传播数量和传播渠道。应该说这些年中国在传播力建设上做得非常好。虽然大家经常说现在中国文化是供给不足，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化产品的供给从数量上来说是很丰富的，甚至是过量的。我们的大部分文化产品门类，在世界上的产量都排名前列，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差的也是排第三、第四，因此，从总量供给上来讲并不低。但是它的真正问题是没有消费，从而造成文化不能够形成流通。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的是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是因为没有消费市场推动，文化不能流通就没有真正有效的传播和影响。这就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的问题不是供给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或者说能够被消费、流通的产品供给不足。这是我们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判断。不仅中国文化产品数量庞大，而且渠道建设做得也越来越好。我国有这样庞大的电视网、电视使用人群，我们在境外卫星的覆盖，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够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都超过了美国。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首先不是传播能力的挑战，而是影响力不足。有产品但是接受者的接受需求不强烈，能送达但是接受者的兴趣不高，能看到但对接受者的影响不大。为什么会影响力不如传播力呢？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力量不够软，我们叫"软实力"，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体现在文化上的是硬实力。我们做文化交流，把我们的文化产品送出去做文化节、电影节，有没有人看都堆在那儿。包括我们的外宣，孔子学院等，政府的确做了很多工作，世界上可能只有中国政府能做到这样。但是为什么没有影响力？甚至在某些时候还有负面影响力，甚至大家会认为因为它体现了太强的国家意志，本来是美好的东西，但是被人误认为是阴谋。打个比方，谈到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是通过第三方来进行文化渗透和对外文化传播的，消除政府这只手的有形性，通过第三方这只无形的手，所以他们既有政府立场又有社会公共立场，这样政府的东西就被相对软化了。
所以，文化要有影响力，不仅要重视传播力的建设更要重视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其中，“核心价值观”就是文化传播的核心概念。所谓文化产品的传播力，实际的影响力，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一种文化有没有灵魂的东西能够影响他人。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确实研究较少，而且概念化、教条化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当我们把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前缀放到这里，再进行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别说对外，就是进行对内传播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带有强烈主观的要求性、教育性。但事实上最好的文化传播，一定是我们在满足被接受者的需求。经济学有一句术语：我要把我的需求转化为你的需求，这是最好的传播，而最差的传播就是我永远把我的需求当你的需求。营销学基本解决的问题就是把我的需求变成你的需求。那么就需要做这么几件事情。
第一，以人为本，以人的基本权益、基本价值为本，其实社会主义是保护这个价值的。再以美国为例，美国电影现在越来越不注重宣传国家立场，而是宣传这个国家所推行的普世价值。我想到了《大突袭》这部电影，整个电影表现美军不遗余力地要把五百个战俘救出来，在影片故事中，这些战俘的生死对战争的胜负是没有影响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电影传达的价值观是，不管对战争的胜负有没有影响，解救五百位战俘不是为了美国政府的利益，而是一种人道主义价值。解救他们是天职，哪怕救助行动影响到战争的进程，还是一定要救他们，在这里人性是第一位的。整个电影，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美国电影在全世界能够通行，就是因为他体现出来的核心价值观，不仅是美国人能够接受的，而且是世界各个国家的人都能接受的。我们应该意识到，没有人作为根本价值观，我们的文化是传达不了的。
第二，核心价值观就是普遍适用性。我们的文化往往用圣人作为标准来教育普通人，让每个普通人都变成道德圣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文化为什么以前很成功，原因就是我们把我们党对理想信念的需要变成了每个个人的需求，每个个人跟社会、革命的需求结合在一起才能解决个人危机，个人才能找到幸福、安全。现在我们老把家和国对立起来，老把个人幸福和国家利益对立起来，老写一个模范最后非死即伤即残，这样没有办法解决价值观的普遍适应性。
第三，我觉得文化还是要体现真实性。实事求是是文化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的前提。所有文化的传播，必须要给出一个历史逻辑和历史的真实感，我们不能用虚假，不能够用回避的方式来传达价值观。当然实际上我们有一套虚构的逻辑，我们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不准说什么，能说什么，哪些东西我们是隐瞒起来的，这样的传播在全世界都行不通。国外为什么对我们的传播不信任，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我们的传播还能被信任吗？肯定不能信任，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方式更巧妙地传播，但是绝对不能用硬的方式限制我们文化的领域和范围，说我们这些题材不能碰，这个人不能说，这个话不能讲，那样文化的威信就丧失了。
（一）乡村文化价值的历史变迁乡村是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乡村以其独有的文化特质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和保证着乡村的基本秩序和社会稳定。“这种来自民间的道德主张具有凝固性、传承性、稳定性等特征，认同度更高，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出现何种分裂，造成哪样的混乱，总是能够以不同的形态继续存活在普通农民中间，发挥着规范行为的作用，维护着乡村的基本秩序和社会稳定。”［3］传统乡村文化维系着乡村的稳定，保持着自身的特殊性。但随着现代性的推进，文化冲突的加剧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理念也开始面临着裂变及价值重建的问题。一般来说，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是近代以来的两次思想解放潮流。洋务派最先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随后又掀起了“立西学”、“破中学”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破除传统中国的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紧接着“”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潮流。第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农村文化的重新改造和价值引导。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农村的建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乡村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思想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过去乡村存在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封建落后思想得到了遏制和清除。第三是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的价值困境。随着改革深入到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情况逐渐被打破，农民安土重迁的价值理念开始发生动摇。经济的发展助长了农民追求物质、谋求物质享受的需求。在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乡村道德渐渐被边缘化，拜金主义、、封建迷信思想等不良价值理念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农民思想混乱，行为失范，传统乡村文化的道德约束在渐渐失效。乡村由“熟人社会”渐渐走向了“半熟人”社会。
（二）乡村文化价值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现在正处于第三个时期，乡村文化价值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价值、吸收先进价值理念和弘扬时代精神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自身和外界的挑战。1．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使得乡村文化价值逐渐异化。现代性的步伐在不断推进，现代性的最主要特征是政治法治化、经济市场化，思想理性化。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不可避免，每一个传统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与传统有着难以割舍而又不得不割舍的情愫。在与传统割裂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断产生。世界各国在应对这一问题时，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把那些应对现代性与传统割裂不力的国家称为“无所适从的国家”。同样，在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影响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变迁也不可避免。经济市场化带来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丰富的物质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生存所需。一般而言，物质文化的发展总是领先于精神文化的进步，于是在物质文化逐渐趋于主导的情况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滞后与物质的高速发展之间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和摩擦。传统乡村文化价值中的“无为和谐”、“崇德尚义”等价值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利益至上”等思想正在兴起。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利益驱动成为乡村社会的最主要行为方式，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在慢慢解体。”［4］2．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范。伦理本位是乡村文化的基础，是维系乡村稳定和人际和谐的基本价值规范。以血缘和亲族为基本单位的乡村团体，构成了乡村伦理的基本单位。乡村的一切价值规范和生活理念，都围绕着这个基本的单位运转。以“波纹宗亲网”为主要特点的乡村人际交往和伦理道德，使得传统乡村的人际关系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着父慈子孝、邻里团结、长幼有序、崇德尚义等伦理规范。传统乡村主要以中国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主，包括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价值观。改革开放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开始在各个领域显现出来，传统农村那种相对独立、相对安宁的生活开始被打破。城镇化和经济市场化一方面给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挑战着传统乡村的文化价值理念。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源于外在技术层面的工具理性和内在精神层面的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以功效为趋向的工具理性的发达必然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理想。城镇化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过去那种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担忧。城镇化加剧了农民对失去土地之后生活的担忧，于是围绕土地而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规范开始失效，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与邻里的矛盾、甚至与家人的矛盾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那种祥和安定、长幼有序、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面临着各种物质诱惑的冲击和利益追逐的撼动［5－6］。3．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中最明显、也最令人深思的便是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文化体验和态度。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在以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高增长的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对乡村平和、宁静而干净的环境是一个灾难。我国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着高投入、低增长、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有学者对沿海一带的乡镇企业进行调查表明，乡镇企业在短短数十年间给乡村环境带来的污染和破坏是过去一百年来所造成污染的数百倍甚至更多。美丽宁静的村庄被浓浓的黑烟和巨大的烟囱所笼罩，被污染了的土地导致了农业的减产，农业生产的成本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重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农民从心理上产生了恐慌。在某些环境恶劣的地方，农民开始抛弃土地，逃离家园，向城市涌进。环境的恶化助长了疾病的产生，全球每年因为环境恶化而导致人口患病和死亡的人数在增加，环境难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使得传统那种敬畏自然、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万物平等的价值取向和节用爱物的生态伦理实践被忽视，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发生［7］。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规范和精神向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乡村文化群体中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教育核心，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作为引导，是实现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必然之路和有效措施。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与传统文化价值的有机融合，破除现代性的魔咒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就是要立足时代精神和中国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来鉴别、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性的融合，最终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的现代性转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融合，可以实现科学真理、正确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有机统一，改变传统乡村伦理道德的落后思想。从文化思想上做到真正的与时俱进，做到既不迷恋传统，纠结过去，也不透支未来，割裂传统。在现代性的浪潮下，既能很好地保持优秀的传统道德，又能很好地做到与时俱进，不保守、不封闭，破除现代性对传统价值的魔咒。真正实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及和谐发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与传统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统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乡村文化价值将会朝着更加民主、更加和谐、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8］。
（二）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重塑乡村伦理道德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乡村是中国发展的基础，乡村的发展关乎国运，关乎国家民族的未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村和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性的推进，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乡村文化出现了逐渐异化的趋向，以物质追求为中心的乡村文化正在挤占传统道德伦理的阵地。各种价值观念和文化渗透到农村地区，引起了农民价值观念的混乱，出现了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理想信念的缺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农民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信念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要实现全面发展，这样的发展既包括经济的进步，也包括人民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面的复兴，是农村与城市的复兴，是文明与经济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具体到农民的生活，就是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医疗保险，城镇化建设和农民工子女就学等问题。而实现和谐乡村，生活安逸，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要求。和谐的乡村理应是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祥和的，而在与自然的关系上理应是天人谐和、节用爱物的，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所追求的目标。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引领乡村文化建设，重塑乡村伦理道德规范，必须从物质上、精神上全方位入手，从与农民利益相关的领域入手，增强信心，塑造理想。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春秋军事史》《何休平传》《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等。
大家好！
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国学，重视传统文化，我们今天的制度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我们的理想愿景、治理方式与中华文化有许多共通默契的地方。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国古人有云：“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的价值与功能，在于互为观照、互为包容、互为渗透、互为升华。任何一种文化，都面临着人类共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如：怎样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心灵慰藉，怎样构建与调适合理的伦理秩序与个性自由之间的关系，怎样妥善对待文化上本我与他者的同异性质，怎样克服科学与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道德滑坡现象。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究竟该怎么来概括？可谓言人人殊，众说纷纭。各种说法无疑都有自己的道理，但皆可作进一步的推敲商量。我个人认为，也许可以抽象提炼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博爱
基于“民本”立场上的博爱精神，很显然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民为本，以和为贵”，诸子百家思想观点有所差异，甚至不乏对立，但是在对“爱心”的肯定与弘扬上则是趋同的。
在儒家学说中，“仁”是最高的政治伦理范畴，它的基本含义是“爱人”“泛爱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被引入治国之中，就是主张推行以“爱民”“安民”为主旨的“仁政”，实现“德治”的理想境界。
墨家学说具有相当饱满的人民性，其中心思想就是“兼相爱，交相利”，这里的“兼相爱”，很显然与儒家“泛爱众”含义相似，蕴涵有“博爱”的基本精神。
道家推崇“道法自然”，这一命题本身就包含有“博爱”的精神。即：舍弃过度的措施，摈除酷烈的政举，尊重普遍规律，承认独特个性，一切顺任自然，凡事因势利导，使民众能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种“爱”，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号称为“三宝”之一的“慈”。
即使是在崇尚功利的法家与兵家那里，也不乏“爱民”的情怀，尽管其表述的方式有别于儒、墨学派。如法家主张“富国强兵”，其本意之一也是为了造福民众，“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因此，政治得失在于做到能够避免“伤于民”“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至于兵家，也提倡“唯民是保”。主张关心民众的福祉，爱护士卒的利益，“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
这种爱，从范围上讲，普及于天地万物，惠泽于草木昆虫，“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同时超越族群、超越邦国，所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至太平之世，夷狄进之于爵，天下远近小大如一”，（何休《公羊传解诂》） “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太宗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爱”具有博大无涯的性质，称之为“博爱”乃是名副其实。
二、公平
公平，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关注与倡导的政治理想。在他们看来，对社会稳定和和谐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社会生活中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大量存在，愈演愈烈，导致贫富悬殊，民不聊生，严重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动乱。“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表现为经济资源配置上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剥削经营方式上，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什二，吾犹不足，而况于什一乎！”政治前途出路上，是少数人把持主要资源，不容他人染指，“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法律奖惩对象上，是同罪异罚，赏罚不公，“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教育权利享受上，是富贵者近水楼台，拥有一切，贫寒者忙于生计，无所受益;生活境地对比上，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宛然两重天地。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要使社会保持稳定，就必须改变这样的现实，为此，历代思想家大多主张通过建立利益调整的机制，来改变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失序状况：“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低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即在维持统治者长远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相对的社会公平与公正，将社会冲突的程度控制在最低的程度。于是，他们主张“正人”必先“正己”，统治者应该体察民情，以身作则，“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主张节制剥削，安定民众的生活，“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主张政治资源共享，“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主张法不阿贵，赏不遗贱，“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主张教育权利分摊，“有教无类”。主张去奢节俭，“去甚，去奢，去泰”。主张发展生产，丰富可分配的各种社会资源，“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总之，运用政策的杠杆和制度的功能，减轻甚至消弭导致社会不和谐，政治不安定的种种动因，构建和维系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正义
毫无疑问，正义是构成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又一个基本范畴。所谓“正义”，就是正确的行为原则。“义者，宜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很显然，合理而高尚的行为准则，是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所谓“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不为安肆志，不为危激行。”（《韩诗外传》）这就是韩愈《原道》中所提出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为此，古人提倡崇公道、顺公理、厉清议，将“公”看作“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理之要”，并主张发挥舆论和邢赏两种手段来维护至公。
具体而言，这在社会规范方面，是强调明礼诚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也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意义，“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至于“礼”，《左传》赋予它“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意义，道德如何具体体现在行为上，需要礼来做恰当的规定。经过礼对道德的整齐划一，道德才具有普遍性。同时，道德也必须通过礼来约定，才具有可实践性。故“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在人格磨砺和理想追求上，是倡导正确的人生观与气节观。强调忠孝节烈，就忠而言，它更多的包涵对祖国对民族深沉的爱试想，没有“忠”的道德观念，很难想象会有文天祥、史可法们慷慨激昂的民族大义。就今天来说，孝敬父母、忠于国家民族，依然不过时，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节烈在古代，也更多地体现在对人的气节、操守的要求，这种要求，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角色品格。即人在社会上充当什么角色，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遵守相应的道德要求。因此，官员叛国、贪污、渎职，都属于失节。推而广之，凡是不正当履行自己职责的人即是失节，从这方面而言，也依然有其积极意义。
同时，正义也意味着社会地位的相对平等和社会角色的各自担当，《左传・ 昭公二十六年》里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孟子》中写道：“君视臣为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为犬马，臣视君为国人;君视臣为土芥，臣视君为寇仇。”
在社会管理上，正义的精神就是“以民为本”，关心民众疾苦，满足民众的愿望。国家为君主之本，庶民为国家之本，所以安定民生为政治之本。西周初年，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命题。春秋时期，“重民轻神”“恤民为德”成为社会上的普遍思潮。孔子建立“仁学”，核心宗旨便是“爱人”，主张“亲亲而仁民”。孟子“民本论”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认为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秦汉以降，“重民爱民”始终是正义在社会实践层面上的具体体现，维系着社会的相对稳定。
四、包容
兼容并蓄，宽容海涵，这同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古人早已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过分狭隘的视野与心胸，是无助于事业成功和社会发展的，即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真正理想的境界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在治国上，就是要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处下，故能为百谷王”。在用人上，就是主张秉持宽松的尺度，切不可求全责备，应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在文化选择上，便是在坚持统治思想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充分汲取其他学派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为思想的整合、文化的构建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即所谓“百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中华文化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光彩夺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为一个开放的体系而非封闭的系统，能够不断吸收新的活力因子丰富和充实自身。从战国晚期诸子之间的整合融汇，到秦汉思潮的综合贯通;从隋末王通的三教归一，到宋明理学的援释入儒;从胡汉文化的交汇渗透，到中西思潮的激荡沟通;中华文化始终在保持主体性的前提下，不断汲取新的因素，注入新的活力。
五、进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