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家庭教育的现状
家庭、学校和社会是认识社会化的三个主要场所。孩子最先受到社会化的地方就是家庭，且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且家庭观念落后，因此，只会用简单的说教和打骂措施教育孩子。但是他们又具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希望，这些仅表现在对分数的关注上。一旦孩子成绩不好，家长只会训斥和打骂，时间久了便认为孩子不是读书的材料。
1.2学校教育的现状
全州现在共有1122所小学，教学点602个，在校的小学生有320352人，现有16056名小学教师。目前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为1：19.95，从总数上看似乎超编，但是由于很多农村的小学教师中有50%“民转公”过来的，50岁以上了占了30%以上，这部分教师具有体弱多病以及文化素质低的特点。因此，每年都要具有一定的补充数量。市舞阳办事处鸭子塘小学现有14名教师和290名学生，师生比为1：20.7，表面看超编一人，但是由于该校35岁以下的教师仅有1名，50岁以上的5人，还有4人长期患病不能授课，因此，该校不得已还聘请了2名临时代课教师。此小学处于市舞阳办事处管辖，师资尚且如此，其他偏远地区的小学尤其那些一校一师的小学可想而知。此外，教学点和班额不足也是造成超编的重要原因。全州现有167所初中，在校初中生167489名，现有初中教师10034人。师生比为1：16.69，虽然总体看编制持平，但这也是相对的。省定的编制不包含寄宿制学校管理人员，但是近些年为了巩固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州大力建设寄宿制学校，除了为学生安全着想外，也减轻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由于农村初中改为寄宿制，从而导致学校管理和后勤服务人员占了1015个编制，从而使得初中教师也变得十分紧张。在备、教、辅、改、考及学生的管理方面，老师的工作量严重超载，但福利待遇上升几乎为零。教师的套改工资与公务员相比，教师只能拿到相应职称档位的最低工资，而公务员则拿到相应档位的最高工资。中小学教师的绩效工资每年9600元，到位情况约6000元，半数只拿到4800-5400元，而公务员每年全额发放12000元，少数还有年终奖，理由是教师具有寒暑假，从而大大挫伤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由于地区经济落后，虽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是仅有33%的初中生升入高中。政府对学校的评价、奖励等也是根据中考和高考成绩。教师为了达到升学目标且拿到更多的奖金，考什么教什么，直接跳过素质培养。
2基础教育对地区经济的影响
2.1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2.1.1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只能分布在加工这样的较低的层次上，而技术含量较高的专业分工则缺乏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从而导致物质循环的某些环节出现流通不畅甚至中断的现象，从而降低了资源的利用程度并造成环境的恶化。因此，导致地区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素质不高。3.1.2低素质的人口还不愿或无力保护和利用环境和资源，往往局限于对某些自然资源的传统性依赖。由于贫困，人们迫于生活的需要就会掠夺式的开采森林、耕地以及草地等资源，从而造成人们的生活更加贫困和困难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2.1.3由于低素质的人口对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不能很好的适应且不能正确把握变化的方向和相应的转变速度，从而造成传统产业堆积了大量的劳动力，对于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设施无力从事，导致环境污染以及资源利用率的降低，从而影响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2.1.4人口素质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资源的人均拥有量。
2.2基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当人才、知识和信息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逐步取代财富、资本和权力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配力量时，教育从社会经济舞台的幕后走向前台。市是湖北省基础教育课改实验区之一，在全州率先承担实验任务，经过周密筹备，从2002年9月开始，我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启动了课改实验，至今，初中已经完整地经历了一轮改革实验，小学的课改年级已经推进到了四年级。我市课改实验实施以来，经过乡镇结构和学校布局调整，到2005年底，有16个乡（镇、街道办事处）24所初中、302所小学共6万多名学生4000多名教师参加课改实验。我市各学校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强化管理、积极探索、勇于实验，我市课程改革实验已经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各实验学校，所有参与课改实验的教师，正以满腔的热情和饱满的斗志，把课程改革引向深入。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成为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支撑，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教育作为传播和再生产科学知识的场所，在人力资源、科技创新以及促进经济建设发展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农业化产业均需要集聚生产要素，而劳动者作为生产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素质才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地区正为迈向城镇化而不懈努力，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从而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研究证明，乡村地区的教育水平提高10%，那么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从而提高5%的农业工资。
3提高基础教育的作用
3.1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
教育先行教育水平决定了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程度，并且劳动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建设的发展。为给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高素质劳动者，必须从战略高度培养青少年的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
3.2新城区开发建设
学校先行根据新城区的发展经验，人们由于留恋老城区的生活而导致新城区发展缓慢，当今社会，人们最重视的莫过于子女教育问题。因此，在建设新城区时优先规划和建设优质的学校来吸引老城区居民，从而达到快速繁荣新城区的目的。
3.3教育促进区城经济发展
投入先行增加投入不仅可以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并且自身也能得到发展并创造效益。两者呈现辩证互利关系而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投入教育就是投入经济建设。
3.4打造经济发展的“软实力”
“没有PPP，两徽高速公路只能停留在想法上。” 指着墙上的一幅甘肃省交通地图，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副县长付小龙说。
“PPP让两徽高速至少提前了5年建成。”陇南市两当县县长郭省军则说。
两徽高速，主线起于两当县杨店（甘陕界），与陕西省规划的太白至凤县至杨店（甘陕界）高速公路相接。经灵官峡、柳林镇、银杏乡，止于徽县李家河，以枢纽立交与十天高速公路相接。两徽高速公路主线全长53.4km，全线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行车速度80km/h。用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刘建勋的话说：“两徽高速是甘陕高速网络的咽喉路段，也是陇南通往宝鸡、西安方向的咽喉路段。”
这条高速项目的估算总投资为75.3亿元，而徽县2015年的财政收入为9.2亿元，两当县更是不足9000万。这便不难理解两位县领导的感慨以及对PPP模式的认可。
对甘肃而言，两徽高速的故事是延续多年的交通领域传统建设模式发生变革的生动写照，这不仅实现了甘肃省交通建设领域PPP项目建设零的突破，并且入选财政部PPP示范项目，最为重要的是利益相关方在其中发生的角色变化。
示范项目概况
甘肃PPP模式首批公路试点项目，每公里造价1.4亿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交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相关意见，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确定了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建设两徽高速这一重点项目，并将其列为全省交通行业采用PPP模式投资建设的首批公路试点项目。2015年9月，该项目被财政部确定为第二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在西北地区尚属首次。
经甘肃省政府批准，甘肃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甘肃交建集团”）为项目PPP实施机构，主要负责PPP项目的准备、采购、监管、移交等工作。
记者注意到，这个项目在前两次招标中，都因为没有足够竞标方而流标，在2016年6月22日的第三次招标中，经过“单一来源采购”商务谈判，确定甘肃路桥第三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五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中交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甘肃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为社会资本投资人，项目建设用地由陇南市人民政府以土地入股形式进入项目公司。
项目实施方案显示：该项目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建设―运营―移交（BOT）+可行性缺口补助”模式建设，项目资本金30.12亿元，占投资估算总金额的40%，由政府资金和社会资本自有资金共同组成;国内银行贷款45.18亿元，占投资估算总金额的60%。
值得一提的是，两徽高速公路地形地质条件较为复杂，桥隧比达到58%，每公里工程概算造价达到1.4亿元，投资巨大。“积极引入央企中交集团和省企合作的社会资本投资人，有利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同向合力，推进项目建设。” 甘肃交建集团董事长乔松青说。
此外，《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注意到，该PPP项目中的一大亮点是公路建设基金的支撑作用。甘肃两徽交通投资基金由甘肃交建集团、甘肃交通投资基金及社会投资人共同设立，目前已投放基金5亿元，该基金将全部用于两徽高速公路建设。其中甘肃交通投资基金为“合伙制私募基金”，由省交通运输厅与中交基金共同发起，基金总规模为400亿元。
虽然相对传统建设项目，PPP项目增加了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实施方案报批、社会资本的选择、绩效评价、项目移交等环节，但在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刘建勋看来，这很重要：“PPP项目实施方案如同项目的工可报告，实施方案的批复即PPP项目的立项批复文件，物有所值评价是PPP项目的通行证，财政承受能力评估论证是PPP项目获得可行性缺口补助、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入门证。”
甘肃交建集团总经理赵发章说，“这个PPP项目实质就是基础设施上的按揭，提前消费，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弥补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资金不足的困难，有利于提高效率。”
示范项目意义
促进地方发展，调动政府部门积极性
无论是群众还是官员，建设中的两徽高速，无疑是条盼望了很久的路。
“（通车）将把从徽县到两当原本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缩短到20分钟。而从徽县去陕西宝鸡，4个小时的车程将缩短至一个半小时。”记者随机采访的一位徽县司机王师傅如是说。
在徽县副县长付小龙看来，这条路的三大意义是方便当地人出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带动红色旅游资源。“这是县里最大的民生工程。”
而在这条高速的另一端、陇南市最后一个通高速的县――两当，对这条公路同样盼望已久。“这条高速我们想了七八年，但没能力做。”两当县县长郭省军直言，“这不仅是高速路，也是扶贫路、致富路，这条大通道的建成，将对我县农业、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意义深远。”
如果说两徽高速通车后为地方带来的变化还是一种憧憬，那么项目参与者角色上的变化已是现实，这也是按照PPP模式建设的两徽高速项目，给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最突出感受。
刘建勋说：“以前的传统模式下，交通行业主管部门大包大揽，对项目的规划、立项、投资、融资、建设、运营、养护、管理等全过程负责，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按照PPP模式，政府除负责规划、立项和多种付费模式外，采用绩效评价的手段在前述过程中实施监督管理。”
在徽县副县长付小龙看来，PPP模式跟传统模式对政府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原来是只有想法，现在效率提升;原来被动，现在县里以建设用地入股，配角变主角;此外，施工企业都是大企业，成本降低。
身份的转变，调动了政府部门的积极性。徽县和两当正在以超大力度和超常措施，为这条路保驾护航。
徽县副县长付小龙说，徽县成立了“协调领导小组”，目前有20多人的团队“全身心投入”高速公路建设：一是随时解决有关问题（拆迁、群众工作）;二是配合设计单位，开展前期工作;三是积极筹措征地拆迁资金;四是营造舆论氛围;五是指定常务副县长专管这项工作。
在森林覆盖率超七成、有志打造“深呼吸小城”的两当县，正在举全县之力做好项目的征地、拆迁、协调服务等工作。“我每隔几天就要去现场看看。”两当县县长郭省军说。
两徽高速项目公司总经理武志奎显然对政府的“配合”非常满意，他对记者表示：“项目（高速公路）上有事我可以直接给县长打电话，协调效率要比传统模式高多了，真的是特事特办。”
示范项目瓶颈
社会资本方谨慎，相关政策不配套
毕竟是甘肃省首条PPP高速项目，各方都倾注了极大“关切”。两徽高速公路自2015年3月开展前置性手续的办理工作，截至2015年10月底已办结项目规划选址意见、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等11项全部前置性手续。甘肃交建集团董事长乔松青坦言，这是部门重视、特事特办的效果。“7个月时间全部手续办结，传统模式可能需要两到三年。”
然而与政府一路绿灯的畅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资本方的“谨慎”。甘肃交建集团财务部负责人郭真已记不清项目前期经过了多少轮谈判，甚至签约仪式前两天还在和各方解释沟通。印象最深的，和社会资本方光条款就讨论了三天，“（社会资本方）就是怕吃亏，不过十几个亿真金白银投进去，有顾虑很正常。” 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前排右二）听取两徽高速公路建设情况汇报
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正是PPP模式的初衷。这对属于经济相对落后省份、财政能力有限使得交通行业项目落地难的甘肃而言，尤为明显。“受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影响，甘肃省公路交通项目投资回报大多在二三十年，多数项目收益不能覆盖成本和合理回报，需要政府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加之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引进社会资本比较困难。”甘肃省财政厅PPP管理中心主任武晓岗坦言。
甘肃交建集团董事长乔松青说：“交通PPP项目收入来源主要是使用者付费与政府补贴结合，在项目自身收益低、政府补贴存在风险的情况下，民营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性不高。”两徽高速项目历经三次招标才落地，且社会投资人均为国企，已经佐证了武晓岗和乔松青的观点。
武晓岗认为，民间投资在PPP的社会资本结构中占比相对较少，这一直是做PPP项目的一个难点。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互信机制。二是融资难度。由于绝大部分项目还是靠银行贷款，现在融资成本相对比较低的是开发性金融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而民营企业很难从这些机构获得贷款。
在PPP这场联姻中，以甘肃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如何对更大层面的社会资本方更有“吸引力”？甘肃省财政厅副厅长陈牧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需要政府采用较为灵活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融资功能和发现价值的功能，解决政府资金困境。”
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是现代化发展的三个阶段，而信息产业是新世纪全球朝着知识型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产业赖以储存、传播、交流、利用信息的载体和通道，信息基础设施越顺畅、越先进，信息产业就能蓬勃发展。因此，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和知识型社会的促进作用广泛而深远，大力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的实现，促进共同富裕。而信息基础设施落后是阻碍西部地区多中心经济形式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将通过对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制设现状和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和探讨，意义在于说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探寻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道路。
一、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第一，西部地区有所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明显。
自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不断加大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全国八纵八横的光缆主要赶到中有12条连接西部。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的电信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一些先进的信息基础设施中，西部地区的长途光缆现在已达到3176584公里，占全国长途光缆总长度的26.2%；互联宽带接入端口达到4409.8万个，占全国总数的18.98%，；局用交换机容量有9970.3万门，占全国的22.96%。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整个西部地区通信水平和规模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为西部地区信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加之先进的技术和设施已经或者准备在西部落户，也为该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尽管西部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形成各省市多中心的发展趋势，并取得长足进步，但是由于西部地区地理环境条件的制约，建设投资大，回收期长，同时需求少，建设规模与全国相比也有较大差距，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95%，其中东、中、西部各为124%：85%：80%，其中16%的行政村未接通电话，且绝大部分都位于西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因特网普及率为52%：32%：30%。对CNNIC的数据进行统计，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五省市的CN域名数、WWW站点数、互联网用户数分别占全国的50%、52.4%.77.9%。而占全国土地面积71.3%、占全国人口28.5%的西部12省市区的相应指标比例则为8.28%、7.84%、18.6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在电话用户、通信能力、网络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与东部沿海地区有着巨大的差距，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繁重的任务需要完成。
第二，信息基础设施匮乏与知识经济稀缺。
西部地区各中心城市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表现出严重赤贫状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省区大多正处在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并存的阶段，知识经济稀缺，农业结构偏重、产业结构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信息需求不足，从我国的信息化程度分布来看，西部无一省区排名于前十位，而列最后四位的都在西部，根据2011年信息化发展指数（Ⅱ）的测算结果，根据信息化水平发展高水平、中高水平、中等水平、中低水平和低水平地区可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以下5类地区（见表1）：其中第一类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和江苏，共6个省市。此类地区2011年信息化发展指数（Ⅱ）平均达到0.897，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23倍，在世界主要国家的比较中属于中高水平行列。而西部地区基本落入第四、第五类水平，这些地区信息化水平基本在0.606～0.629，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80%左右，信息化水平低于全国水平，产业技术指数接近，基础实施、知识职称指数与前几类相差较大，是这类地区的主要差距。
表1 2011年全国及五个类型地区信息化发展指数（Ⅱ）比较表
基础设施指数 产业技术指数 应用消费指数 知识支撑指数 发展效果指数 总指数（Ⅱ）
全国合计 0.450 0.980 0.677 0.831 0.723 0.732
第一类地区 0.669 1.125 0.849 0.959 0.883 0.897
第二类地区 0.470 0.962 0.702 0.874 0.675 0.737
第三类地区 0.406 0.866 0.627 0.833 0.608 0.668
第四类地区 0.359 0.810 0.596 0.800 0.582 0.629
第五类地区 0.322 0.792 0.572 0.741 0.588 0.603
西部地区知识发展处于全国最低水平，存在明显的知识资源匮乏与知识瓶颈，大量贫困人口由于普遍缺乏获取、交流、应用和创造知识与信息的渠道，从而形成严重的知识贫困。在日新月异的前数字化时代向数字化时代转变的过程中，“知识贫困”与“信息贫困”远比“收入贫困”带给西部地区前进发展的阻力更为强大。
二、信息基础设施区域差异成因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地区间各中心经济体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和人均收入的巨大落差是造成东西部信息基础设施差距的瓶颈所在，也是东西部知识经济发展巨大差距的症结所在。根据第三届亚太城市信息论坛的报告，在农业与工业产业结构方面，地区农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东部地区平均在25%以下，中部地区约为30%，而西部地区则占40%，西部地区农业结构明显偏重。201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0810元，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6977元。西部城乡间收入差距在3.2：1～5.6：1之间，高于全国3.1：1的平均水平。2011年西部GDP只占全国的19.2%，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我国东部11省市人均GDP已达到53350元，而西部12省市区只有27731元。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知识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东部地区形成的巨大鸿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严重不平衡性。
第二，政府投入不足。
201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东、中、西部分别为52%：23%：23%。同时，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收入有限，用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就更受约束，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与投资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多种因素互相制约的欠发达地区“增长陷阱“。经济增长不足，导致地方缺乏足够财力，无法提供良好便捷的信息基础设施，投资环境难以改善，制约了经济增长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信息基础设施固然需要超前，但缺乏足够财力支持，也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拉动，无法完全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吸引足够的非政府投资的建设资金，项目本身的持续利用与良性循环机制建立不起来，对知识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无法得到足够的体现。
第三，区域人口素质差异。
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西部地区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事业发展乏力，人口文化素质比较底下。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和文盲率的变化，反映了十年来西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2011年，西部文盲占全国文盲总比例为36.2%，虽然有所扭转，但是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其中，文盲率最高的青海达到10.23%，此外，全国总共有14个省份的文盲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4.06%。据统计，2011年我国西部地区有普通高校658所，其中大多学校网络设施陈旧且数量少、网络覆盖面窄、连网速率太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知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劣势循环的态势。知识经济与信息化是不同层次的互为提升，没有完善发达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就不会有日益丰富的知识经济。
三、西部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
第一，加强宏观调控，和政府信息化引导。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融合了现代高科技，投入大，周期长，回收慢，真正着手进行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它的潜在效益是巨大的，同时也是发展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的必经之路。根据新增长理论，“互联网是一种让机会均等的新力量”，知识经济将不再只限于锁定现有的东部目标区域。同时西部地区还可以充分利用现有信息资源在时间、空间及数量上进行有效配置和选择利用，从而逐渐解决知识不对称问题，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信息基础设施的利用能力和知识经济在西部地区的发展。
第二，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
加大培养力度，提高知识经济中所需要信息化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培养适应新的知识型社会所需要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建设信息化人才培养基地，高科技工业区，有意识地加深西部地区人民对信息产业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建立软件学院、网络学院等多种形式增加信息话人才培养，重视信息人才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满足社会对信息产业在人才和质量上的需求。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需要专业信息人才，更多地是需要高科技人，所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信息行业的任务，更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共识。
第三，面向市场经济，开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化投资道路。
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决不能走单纯依靠国家投资、银行贷款的老路，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走多元化投资之路。第一，政府退出竞争性、经营性投资领域，其置换资金主要用于自然垄断的信息基础设施。第二，利用股份制筹集资金，可以选择好的项目在境内发行股票，也可以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筹措资金，国家应对西部信息基础设施股票债券发行给予优惠政策。第三，合理利用外资，要制定相关政策，吸引更多资本内进入信息产业，利用国外常用的项目融资开发模式，引资加快建设。
关键字：交通基础设施；经济增长；SYS-GMM估计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90年到201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8668亿元增长到397983亿元，GDP年增长率为10.33%1。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同时也面临着区域发展极度不平衡的难题，特别是东部沿海省市和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因此加速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十分必要。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不仅需要直接给予政策性倾斜，更需要间接引导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经济溢出。本文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通过投资直接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其他城市经济增长对本市的溢出效应来间接地促进本市的经济增长。本文利用2000―2010年西部地区84个城市的经验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探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2、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经济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
国外研究方面，Paul Rosenstein Rodan最早提出了大推进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是社会发展的先行资本，应当优先发展。Walt Whitman Rostow也将基础设施建设视为社会发展的先行资本，认为基础设施发展是实现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Aschauer（1989）和Munnell（1990）运用一个时间序列数据模型得到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但人们很快就对他们的研究结论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得出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高达60%只是反映了相关关系，而没有反映因果关系。Tatom（1991）指出Aschauer（1989）的估计结果之所以偏高，是因为没有考虑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当他采用同样的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回归，得出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下降为0.14。利用1957―1987年欧洲1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Cazzavillan（1993）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得到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0.25。Canning及Fay（1993）认为核心基础设施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比非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如电力和通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更大，且同样的设施在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的产出弹性也不一样，如交通基础设施对高收入国家的产出弹性为0.174，对低收入国家的产出弹性为0.050。Demurger（2001）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验证了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国内研究方面，范九利、白暴力（2004）验证了基础设施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其估计结果为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695。樊胜根和张晓波（2004）验证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农村区域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的产出弹性为0.032。
以上文献在验证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主要验证交通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从内生增长模型的角度验证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文献较少，特别是国内有关交通基础设施的文献还比较少。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学者们使用工具变量方法来克服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但工具变量是否有效并没有进一步验证。因此，本文从内生增长模型的角度，利用2000―2010年西部地区84个城市的经验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3、实证模型及估计方法
3.1 实证模型、指标及数据处理
不同于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的产出弹性模型，本文的实证模型是基于如下一个巴罗类型的增长模型（Barro，1990）。
在本文的实证模型中，考虑到的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同条件不仅包括实物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还包括投资环境、开放程度、地理位置，最为重要的是还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禀赋，得到动态面板模型如下：
这里的gprgdp代表人均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为了区别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含1年期和5年期实际人均GDP平均增长率。lnprgdp代表人均实际GDP的对数值。transport用来衡量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禀赋，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变量。X包括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包括实物资本（k）、人力资本（human）、外商直接投资（FDI）、政府支出（gov）、产业结构（tertiary）和人口密度（denpop）。
在这里，文章中重点关注的变量transport用人均铺装道路面积的对数值表示。实物资本k用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即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对数表示。人力资本human用各地区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占地区人口比重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GDP的比重表示，由于FDI的数据指标是用美元衡量的，本文先将它按当年平均汇率调整成人民币价格，再计算调整后的人民币价格占GDP的比重。政府支出gov以当年政府的财政预算内支出占当地GDP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tertiary以当地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人口密度popden以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来表示。本文中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
3.2 实证方法
由于实证模型中出现了滞后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的情形，存在内生性问题，且模型中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逆向的因果关系，又由于本文使用数据是典型的“小T大N”面板，因此，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SYS-GMM）估计方法来进行参数估计。 其具体做法是将水平回归方程和差分回归方程结合起来进行估计，在这种估计方法中，滞后水平作为一阶差分的工具变量，而一阶差分又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此外，本文给出了OLS方法的估计结果作为对比，为了克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
由于在SYS-GMM估计过程中选取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变量和各个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因此采取过度识别的约束检验（Sargan检验）来检验估计过程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另外，SYS-GMM过程的假设前提要求通过自回归（AR）检验，即误差项的差分项可以允许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允许二阶差分序列相关。
3.3 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2给出了固定效应模型、SYS-GMM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二者的对比，可以发现SYS-GMM的估计结果更为稳健。此外，SYS-GMM估计相关的诊断检验值显示，在短期估计和长期估计结果中，AR（2）和Sargan检验的P统计值均大于0.05，说明工具变量有效，用SYS-GMM对本文的实证方程进行估计是比较合适的，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分析主要围绕表2中的SYS-GMM模型来进行。
在SYS-GMM模型中，交通基础设施对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一实证结果与先前发展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一致，即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交通基础设施对1年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对5年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说明交通基础设施禀赋能在较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发挥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短期经济增长速度受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大。
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滞后变量L. gprgdp的估计系数为正，系数都介于0―1之间，说明在考察期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短期效应模型中，人均实际 GDP 前面的系数为负，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呈现了一定的“追赶”现象。
X向量中包含三类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第一类是与生产要素相关的因素，包括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实物资本k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不同的实物资本累积速度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差异，而估计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尤其是在短期模型中。人力资本human对短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长期经济增长却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预期存在不一致。结合西部地区实际，其原因可能是尽管西部地区加大了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力度，短期内发挥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区位、薪酬等因素的影响，从长期看可能存在人力资本向东中部地区溢出，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东西部差距。X向量中包含的第二类因素是与开放和发展程度相关的因素。政府支出gov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从理论上来讲，适度的政府支出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过多的政府干预却阻碍市场经济深化，制约经济增长。Mitchell（2005）列举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危害，王晓鲁等（2009）的研究也找到了过多政府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证据。SYS-GMM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出产业结构tertiary对短期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这符合通常的经济学直觉，即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越高，说明该地区服务业发展成都越高，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而模型中产业结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为西北地区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既可以通过资本投入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技术的溢出效应间接地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模型估计结果验证了FDI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X向量中包含的第三个因素是人口因素。人口增长可以增加地区劳动力，带动区域消费，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从表2的实证结果来看，人口密度denpo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得到验证。
4、结论及政策建议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通过投资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溢出效应间接地引导经济增长。本文基于一个巴罗类型的增长模型，利用西部地区84个城市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SYS-GMM方法来验证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的实证结果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具有参考意义。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加强各地区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尽管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状况在2000年后随国家投入力度加大而有较大改善，但是增长幅度仍然较小，增长速度落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2008年交通网络密度最低的5个省份分别是青海、新疆、内蒙古、甘肃和黑龙江，西部省份占据四席，可见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仍然远低于东部地区。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不仅需要加强区域内部交通使用程度，而且要加强区域间的通达性，有效地促进地区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与产业转移。为此，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既要重视改善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更要重视提高与之相邻省、市和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强以西部地区主要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省份为核心的交通网络建设，以加强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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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要素禀赋；基础设施、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空间计量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2-0019-10；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经济增长离不开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决定产业结构的是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是指地区所拥有的各要素禀赋的丰裕程度。某一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得到改善，会促使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如果一个地区或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得不到改善，则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使其偏离发展阶段的最优结构状态，经济增长趋于缓慢。新结构经济学中把要素禀赋及要素禀赋结构认定为最重要的变量[1]。在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过程中，要素禀赋的界定范围所包含的要素不断增多，由起初的自然资源、劳动、资本，逐渐加入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新结构经济学指出基础设施也应属于经济的禀赋的一种，产业升级要伴随其相应基础设施的不断改进，否则会产生x-低效率，而使得产业偏离其同时期最优的产业结构[2]。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需要通过各省份和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来实现。而一些地区选择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或资源依赖型产业的发展战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投入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有所忽视，出现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升级缓慢、资源配置效率低和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
本文建立要素禀赋结构指标体系，通过1991、2001、2011年三个时间点的全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并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以研究地区要素禀赋、基础设施与发展战略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探讨不同时间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结果证明，随着时间点的推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与阻碍因素是不同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结构趋向于复杂化和高级化。
二、文献综述
对于要素禀赋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早期集中在对外贸易、专业分工方面，后逐渐转向国内产业与经济增长方面。鞠建东、林毅夫、王勇[3]（2004）通过实证分析，证明贸易结构的决定在于要素禀赋与技术比较优势。徐康宁，王剑[4]（2006）以要素禀赋及地理因素为视角，通过双边贸易引力模型，证明要素禀赋和地理因素共同决定了新型国际的贸易格局。刘修岩、何玉梅[5]（2011）通过我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分析要素禀赋与产业空间集聚的关系。而覃成林[6]（2011）、李超[7]（2011）等研究了黄河流域要素禀赋对经济空间分异的影响以及对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指出要素禀赋不同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分异。徐春华[8]（2011）通过研究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三者关系，证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决定产业、贸易结构的升级。张纪[9]（2013）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通过研究要素禀赋，分析产业内分工的动因。2012年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全面阐述了要素禀赋和禀赋结构的最新定义，以及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吴勇基于2006-2011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要素成本对地区招商引资的影响。[10]
关于发展战略选择问题，巴拉萨[11]（Balassa，1981）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说明比较优势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指出在经济发展初期一个国家主要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有利于贸易出口，但是随着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增加、技术创新等使得比较优势增加，会推动整个经济体的产业不断升级。在我国，以林毅夫（2003）、孙希芳[12]、李永军[13]（2003）等学者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战略，认为经济发展要符合比较优势理论，并内生于决定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来实现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产业转变，同时在外部冲击下，产业政策的取向必须按照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以减少金融风险。林毅夫、陈斌开[14]、刘培林[15]研究了发展战略的选择对城市化、收入差距以及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等经济因素影响。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2012）中指出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地区或国家比其他地区表现要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失败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合理。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Anselin[16]（1988）认为空间单元之间存在相关性，必须在估计过程中考虑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进而更有效地进行复杂经济系统的计量分析。在我国，林光平[17]（2005）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978-2002年我国28个省区的人均GDP的收敛情况进行了测度，发现地区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对各地区的影响是越来越明显的。吴玉鸣[18]（2004）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分析，表明各地区之间存在经济空间依赖型。潘文卿[19]（2012）研究了1988-2009年我国各省人均GDP空间分布情况，发现省际人均GDP相关性越来越明显，且地区经济空间溢出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小。
本文以比较优势理论视角分析地区经济增长问题，并认为短期可变要素禀赋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解释变量。除了资本存量、劳动力禀赋、科技禀赋，还应考虑基础设施和制度影响。其中制度禀赋的测度方面，相比较以往大多数使用的财政支出规模作为测度标准，以衡量地区是否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技术选择指数（TCI）作为测度指标更准确。本文把要素禀赋、基础设施与发展战略同时作为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发展战略选择关系到地区要素配置效率以及科技创新性，而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产业升级，需要合理的发展战略进行战略定位与引导。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逐渐成为主要经济调控手段，市场外部性问题增多，这需要地区不断完善自身要素禀赋结构，以保证地区产业结构逐渐向高端化发展。
三、变量测度
（一）要素禀赋测度
在要素禀赋指标建立方面，结合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理论，引入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技术方面的禀赋类别，由于本文研究禀赋结构的动态演进过程，而自然禀赋在中短期处于相对静态，因而没有涉及。各禀赋指标测度方法如下：
1.物质资本禀赋。由于流动资本很难测度，本文通过永续盘存法[20]，对1990-2011年间各省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计算，计算1991、2001、2011年三个时间点各省人均资本存量，作为物质资本禀赋的测度标准。
2.劳动力禀赋。从劳动力投入量和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两方面对劳动力禀赋进行测度。借鉴何枫和陈荣[20]的方法，通过计算年初从业人数和年末从业人数的平均值作为年劳动力投入量。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测度方面，通过年均受教育年限，引用国内广泛认同的Psaeharopoulos （2004）对中国教育回报率的估计数据，设定小学教育阶段回报率为0.18，中学教育阶段为0.134，高等教育阶段为0.151，以此计算人均人力资本存量。
3.技术禀赋。技术禀赋可以从科研投入、科研产出、科研规模三方面进行测度，但由于全国各省级相关统计数据不全，现用万人科研和技术服务业职工数作为技术禀赋的测度标准，因为该指标可以间接反映地区科研投入、产出和规模。
（二）基础设施测度
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发展，国内学者多以研究基础设施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来研究其经济的外溢效应。基础设施越完备的地区其投资环境越优越，本文把基础设施作为投资环境禀赋。基础设施通过外溢效应，起到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劳动力及技术传播、联通和扩张地区市场、促进地区经济集聚等作用，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基础设施的测度方面，本文借鉴刘生龙、胡鞍钢[21]（2010）的方法，通过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三个核心设施的量化计算对基础设施进行测度。交通基础设施的测度，加总铁路、公路两大基础设施长度除以各省国土面积；能源基础设施以人均能源消费总量为标准；信息基础设施以各地区邮电业务总量为标准。
（三）发展战略选择测度
通过技术选择指数[1]（TCI）对地区发展战略进行测度。一个地区的制度决定该地区产业发展是否违背比较优势战略，是否以市场为基础制度。如果地区产业发展不能与同一时期本身所具备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产业相符合，那么TCI将比其他情况更高。因为如果违背比较优势，忽视要素禀赋结构，那么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相对于其他情况下由于垄断价格导致的垄断利润，同时政府提供补贴贷款和优惠政策以降低扶持产业的运营成本，使得增加值上升，但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没有显著提高，导致TCI计算公式中分子变大，TCI值增加。该值越大，说明地区发展偏离现阶段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越大，违背比较优势程度越高，资源配置效率越低下，影响产业发展。
从现阶段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至关重要，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成为主要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这种发展战略容易使地区忽视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资源过渡投入被选择产业，配置效率低下，同时技术创新受到阻碍，使其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作用减弱。另外，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方式可能导致业结构向单一化方向发展，产业结构偏离，结果是经济发展滞后。地区长期要素禀赋结构无法得到优化，非选择性产业面临更多的市场外部性问题。未来落后地区发展应以市场为主要基础制度，注重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充分发挥制造业先发带动优势，加大生产业等制造业配套产业扶持力度，增强制造业与配套产业的依存度，同时通过深加工、制造业服务化等延长制造业产业链，提高制造业产品附加值。对于资源垄断行业应该适当地进行管制，合理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要素的投入，促使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以减少经济运行的外部性问题。地区应施行人力资本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随着产业升级的加快，这需要相应的人力资本的提升，以降低结构性失业，使经济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社会总财富增加；对于基础设施，不应盲目投资，盲目投资导致资源浪费，经济效益差等问题的发生，最后地方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债务风险性增大。应重点建设经济效益快、对产业发展作用明显的生产性基础设施，保障产品与要素流转与经济运行流畅，减少地区企业的外部性问题，加大地方企业外部性补偿；当前发展阶段，提高整体要素生产效率，需要更深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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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shi city is located in the Wuling mountain area， in the southwest of Hubei province. In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Qingjiang， there are Tujia， Miao， Dong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so it not only belongs to the minority areas， but also in economic conditions. Because of geographical restrictions， it is a national economic backward area. Because of the poor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because basic education funding is limited， they are the main reasons of dragging in the basic education in the whole province. The basic education level is in the backward phase， so it is urgent to be promoted and strengthened. The correct implement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is the basi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ffec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peed， efficiency and its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Basic education in Enshi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the economy needs fas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关键词： 基础教育；地区经济发展；影响
Key words： basic education；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2-0221-02
1 基础教育的含义及其价值
基础教育是指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为了获取更多的学问在先期掌握的知识。基础教育作为在世界各国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基础教育是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工程。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指含初中及以前的所有教育。狭义的范围指九年义务教育，广义上还包括家庭教育和必要的社会生活知识教育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是这样规定的：“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则是更明确地指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础教育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础教育的基本目标在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它的对象和着眼点是全体人民，而不是一部分人，更不是少数人；第二，基础教育的功能是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奠定基础，它强调的是基本素质的培养，而不是专业或某些专门人才的培养。因此，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育教学观念与思想，教学方法以及评估等，都必须服从这样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基础教育具有多功能性。无论是对人自身的成长，社会道德的形成、政治环境的净化、社会文化和审美水平的提高，还是人类的经济活动的开展，都具有广泛的积极作用。
2 恩施地区基础教育现状
2.1 家庭教育的现状
家庭、学校和社会是认识社会化的三个主要场所。孩子最先受到社会化的地方就是家庭，且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且家庭观念落后，因此，只会用简单的说教和打骂措施教育孩子。但是他们又具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希望，这些仅表现在对分数的关注上。一旦孩子成绩不好，家长只会训斥和打骂，时间久了便认为孩子不是读书的材料。
2.2 学校教育的现状
全州现在共有1122所小学，教学点602个，在校的小学生有320352人，现有16056名小学教师。目前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为1：19.95，从总数上看似乎超编，但是由于很多农村的小学教师中有50%“民转公”过来的，50岁以上了占了30%以上，这部分教师具有体弱多病以及文化素质低的特点。因此，每年都要具有一定的补充数量。恩施市舞阳办事处鸭子塘小学现有14名教师和290名学生，师生比为1：20.7，表面看超编一人，但是由于该校35岁以下的教师仅有1名，50岁以上的5人，还有4人长期患病不能授课，因此，该校不得已还聘请了2名临时代课教师。此小学处于恩施市舞阳办事处管辖，师资尚且如此，其他偏远地区的小学尤其那些一校一师的小学可想而知。此外，教学点和班额不足也是造成超编的重要原因。
全州现有167所初中，在校初中生167489名，现有初中教师10034人。师生比为1：16.69，虽然总体看编制持平，但这也是相对的。省定的编制不包含寄宿制学校管理人员，但是近些年为了巩固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州大力建设寄宿制学校，除了为学生安全着想外，也减轻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由于农村初中改为寄宿制，从而导致学校管理和后勤服务人员占了1015个编制，从而使得初中教师也变得十分紧张。
在备、教、辅、改、考及学生的管理方面，老师的工作量严重超载，但福利待遇上升几乎为零。教师的套改工资与公务员相比，教师只能拿到相应职称档位的最低工资，而公务员则拿到相应档位的最高工资。中小学教师的绩效工资每年9600元，到位情况约6000元，半数只拿到4800-5400元，而公务员每年全额发放12000元，少数还有年终奖，理由是教师具有寒暑假，从而大大挫伤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由于恩施地区经济落后，虽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是仅有33%的初中生升入高中。政府对学校的评价、奖励等也是根据中考和高考成绩。教师为了达到升学目标且拿到更多的奖金，考什么教什么，直接跳过素质培养。
3 基础教育对恩施地区经济的影响
3.1 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3.1.1 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只能分布在加工这样的较低的层次上，而技术含量较高的专业分工则缺乏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从而导致物质循环的某些环节出现流通不畅甚至中断的现象，从而降低了资源的利用程度并造成环境的恶化。因此，导致恩施地区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素质不高。
3.1.2 低素质的人口还不愿或无力保护和利用环境和资源，往往局限于对某些自然资源的传统性依赖。由于贫困，人们迫于生活的需要就会掠夺式的开采森林、耕地以及草地等资源，从而造成人们的生活更加贫困和困难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3.1.3 由于低素质的人口对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不能很好的适应且不能正确把握变化的方向和相应的转变速度，从而造成传统产业堆积了大量的劳动力，对于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设施无力从事，导致环境污染以及资源利用率的降低，从而影响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3.1.4 人口素质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资源的人均拥有量。
3.2 基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当人才、知识和信息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逐步取代财富、资本和权力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配力量时，教育从社会经济舞台的幕后走向前台。恩施市是湖北省基础教育课改实验区之一，在全州率先承担实验任务，经过周密筹备，从2002年9月开始，我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启动了课改实验，至今，初中已经完整地经历了一轮改革实验，小学的课改年级已经推进到了四年级。我市课改实验实施以来，经过乡镇结构和学校布局调整，到2005年底，有16个乡（镇、街道办事处）24所初中、302所小学共6万多名学生4000多名教师参加课改实验。我市各学校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强化管理、积极探索、勇于实验，我市课程改革实验已经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各实验学校，所有参与课改实验的教师，正以满腔的热情和饱满的斗志，把课程改革引向深入。高质量的恩施教育体系成为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支撑，为加快恩施区域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教育作为传播和再生产科学知识的场所，在人力资源、科技创新以及促进经济建设发展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农业化产业均需要集聚生产要素，而劳动者作为生产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素质才能产生最大的效益。恩施地区正为迈向城镇化而不懈努力，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从而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研究证明，乡村地区的教育水平提高10%，那么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从而提高5%的农业工资。
4 提高基础教育的作用
4.1 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教育先行
教育水平决定了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程度，并且劳动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建设的发展。为给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高素质劳动者，必须从战略高度培养青少年的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
4.2 新城区开发建设，学校先行
根据新城区的发展经验，人们由于留恋老城区的生活而导致新城区发展缓慢，当今社会，人们最重视的莫过于子女教育问题。因此，在建设新城区时优先规划和建设优质的学校来吸引老城区居民，从而达到快速繁荣新城区的目的。
4.3 教育促进区城经济发展，投入先行
增加投入不仅可以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并且自身也能得到发展并创造效益。两者呈现辩证互利关系而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投入教育就是投入经济建设。
4.4 打造经济发展的“软实力”，“人文”先行
为了打造助推区域经济增长的强大“软实力”，必须重视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以凝结人文动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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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欠发达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 影响因素 对策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把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袁州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很大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断加强。全区共有乡镇22个，村民委员会282个，截止2006年，通汽车的村有275个，通自来水的村122个，通电的村275个，通电话的村259个，通广播的村131个。但相对于周边地区而言，袁州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比较滞后。如村庄道路硬化比例少，住房建设缺乏规划，农田水利设施常年失修，还有少数村庄不通电，等等。袁州区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传统的农业区，要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全面实现农村小康，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一、充分认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和标志之一，是一项涉及农村方方面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形成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合力。
（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提高政府威信。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惠及每一个村民，是一项功在当今、利在后世，得民心、顺民意的人心工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迫切希望改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面貌，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的质量。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既能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又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它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过程中，干部真心诚意地为群众办实事、好事，又可以赢得群众的好评，有利于改善政府形象，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增强村级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
扩大内需，关键在于启动农村这个大市场。而农村大市场的形成,一靠增加农民收入，二靠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近年来，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一提到开拓农村市场,大家就把眼睛盯在了农民对冰箱、电视、电话等家用电器的需求上。当然，这些也是农村市场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全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对于道路、住房、自来水、取暖、烧饭等问题的关心和追求比起对家用电器的需求来说更重要，也更迫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直接拉动本地区投资需求的增长，还有利于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根本措施。
袁州区农业基础相对脆弱，主要是指农业的基础设施在总体上还很薄弱，少数地方还是靠天吃饭，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为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提供更大的回旋余地，才能为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生产条件
二、影响当前袁州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因素
（一）广大农户经济能力有限，且缺乏投资热情。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数额大，且投资回报的周期长，相当部分的投资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得到回收补偿。因此，投资主体必须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对单个农户来讲，由于经营规模小，资金积累能力弱，根本无力承担高额的投资所需资金。如2006年，袁州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489元，但扣除生活消费支出后所剩无几。
近年来，袁州区农民家庭收入来源趋向多元化，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2005年，农村住户人均现金收入4490.97元，其中第一产业现金收入仅为1835.70元，非农收入比重不断增长。农田基本建设状况对家庭收入影响较小，小规模农户对农田基本建设的兴趣淡化。还有一些非农收入丰厚且稳定的家庭，干脆让土地抛荒。在人均土地资源较多的乡镇，或是没有外出劳力的家庭，尽管农田基本建设状况对家庭收入影响较大，但由于农产品价格连续多年走低，成本居高不下，农业所占收入少，同样对农田基本建设投入缺乏足够的动力。这两年农副产品价格开始大幅上扬，但增加的利润大部分为流通环节所消耗，农民所得实惠有限，多数农户还是觉得从事农业产业收入偏低，不如外出务工，因而不愿对农田基本建设加大投入。特别对超出自身受益范围的农田基本建设多有抵触情绪，认为是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二）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组织、协作工作难以进行。
水利、道路、学校等农村基础设施既有公共性，又有利益的不对称性。在具体建设实施过程中，劳动力的抽调、任务的分配、资金的分担很难做到绝对公正。乡与乡、村与村、农户与农户之间存在相互推诿、观望的现象，把农民组织起来矛盾多多，困难重重。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甚至有部分农村家庭举家外出，这给农村劳动力的组织和使用带来极大困难。2006年，袁州区乡村从业人员345261人（全区户籍人口共100.96万，其中劳动力413043人），农林牧副渔从业人员205405人，其他都在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等非农产业，外出离乡从业人员93358人，占乡村从业人员比例达27％。既便对于无法投工投劳的农户允许其以资代劳，款项的收取也存在一定的难度。有的公益项目即使村民大会通过，也因难以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迟迟不得动工。在近两年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各地充分发挥农民投身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农村公益事业采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来解决。但由于农民的承受能力有限，经济实力存在差异，村级组织要把农民真正组织起来筹资筹劳也很困难。
（三）农村税费改革，减少了乡镇财政收入，影响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从1983年在全国推行乡镇政府、建立乡镇财政以后，为实现对农业生产提供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目的，乡镇政府通过收取乡统筹、乡镇道路建设费和集资等方式筹集资金，以及利用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方式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整修道路、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这种非财政筹资方式使农业生产条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农业生产能力有了提高，为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税费改革后，国家取消了村提留、乡统筹。面向农民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乡镇道路建设费也随之取消，乡镇道路建设资金要求列入财政预算，村级道路的修建则可通过农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方式来解决，同时改革了村提留征收办法。这些政策的改变，使乡镇财政出现了缺口，大部分乡镇财政难以为继，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又与农业基础设施实际所需资金相去甚远。在人员经费存在严重缺口的情况下，乡镇要挤出一块资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太现实。
（四）决策机制缺乏科学性。
农村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从立项到实施往往是由各级政府官员决策的，而政府官员也是“理性经济人”，也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预算最大化”成为其效用函数。因而决策很难使政府官员的偏好与农民的偏好相一致,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效率损失。同时农民又很难通过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来约束政府的行为，各级政府必然会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做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提供反映自身偏好的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主导的政策决策容易导致符合官员偏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供给过剩，而农民迫切需求的公共基础设施则供给不足。
此外，现阶段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希望利用实用性的公共基础设施早日脱贫，这造成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理念存在一定的扭曲。如一些贫困地区的建设支出“急功近利”，缺乏统筹规划，结构优化意识较差，往往热衷于投资新建项目，而不愿投资维修存量项目；改田不改土，治水不治山；重田轻路或重路轻田；重生产设施轻流通设施；忽视节水节能工程和环保生态工程；忽视教育、文化、卫生设施，等等。这种不合理性需要用公共财政的规范加以约束,从而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科学性。
三、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对策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和标志之一，是一项涉及到农村方方面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其重要性，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形成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氛围和合力，扎扎实实地做好这项工作。
（一）建立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新机制。
1.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发展战略模式，政府的主导作用具体体现在对农村总体发展规划和政策的制定以及适当的财政投入等方面。按照中央要求，要将财政性建设资金向农村倾斜，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调整政府建设资金的投向和结构，由以城市建设为主向更多地支持农村建设转变。各级政府要按照“三个高于”“三个加快”的要求，自觉转变管理和服务职能，更多地关注和支持农村，把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农村，把掌握着的资源更多地投向农村，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农村，在制定发展规划、安排建设项目、增加资金投入时都要向农村倾斜。
2.建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多元投入机制。通过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激发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改善自身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政府要通过直接补助资金、补助原材料或“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鼓励，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公共设施建设投工投劳。要加快建立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良好氛围。
（二）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组织和领导。
在资源配置市场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时期，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必然要走投入主体多元化、建设和营运社会化之路，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组织和领导，一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村民和投入主体的全局意识、协作意识和发展意识；二是科学规划，认真组织实施。坚持统筹兼顾，不管是水利、农田、道路项目，还是教育、文化、卫生项目，都要注意配套性、可行性和发展性。要制订切实可行的建设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防止重复建设、盲目改造，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三是加强协调。综合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利益等手段，搞好协调，形成合力；四是加强资金管理。对财政下拨资金、公共设施营运收益，要实行专户管理，做到专款专用，防止挪用。同时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增加透明度，增强干群之间、投入主体之间的信赖度、依存度，促进共同发展。
（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重实效。
中央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时，已充分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发展的差距，明确了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袁州区也同样存在发展差异，发达村镇和欠发达村镇之间差距明显。因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要立足于本地实际，不搞一刀切，设置有差别的指标和时间进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科学民主决策。要从解决农民需求最迫切、受益最直接的方面入手，每年重点抓好几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事工程，逐年分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重实效，不搞形象工程，要让农民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真正得到实惠，力争早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官锡强.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J］.学术论坛,2006，（9）:109－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