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介入式沟通
孩子在认知能力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想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小脑袋里有十万个问题等着你来解答。这个时期是孩子最孤独的时期；是情感的盲区。家长仔细观察会发现：孩子在一个人玩玩具的时候，常常会用两种不同性格的角色，自己与自己对话。如果你觉得他太孤独，找个小朋友与他一起玩，往往会看见他们因为一些小事大吵大闹的不可开交。
这就需要家长多关注孩子在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多关注孩子想什么；多问孩子为什么；多用耐心、理智的解答孩子提出的问题；更不能回避和敷衍孩子提出的尴尬问题。一定要多关注孩子喜欢看的《卡通片》和孩子一起了解其中快乐的故事情节；了解主人公的性格特点以及剧中幽默风趣的对白，了解的越多越好，它会在日后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变成你和孩子调解情绪“法宝”。感染孩子的心灵，拉近与孩子年龄跨越，在孩子的内心世界你不折不扣的成为他的知己。
2.引导式沟通
建立了友谊桥梁，在你走近孩子的心灵世界，孩子慢慢的也会走进你的世界。他会常常观察你的一言一行，模仿你的一言一行，尤其是你的不良嗜好，其中包括吸烟、喝酒、说脏话、等等。
所以，孩子不良习惯是家长的不良行为引导的结果。要想培养孩子良好行为习惯，首先家长在家庭中变成爱学习、爱读书的典范；只有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才正确实施“亲子教育”。在你养成好的习惯以后，不知不觉的有一天，会发现孩子平时看的《卡通片》孩子很厌倦，反而和你一起看《科技频道》《记录频道》的节目。你每天在沙发上读书的时候，他也拿一本小书凑上来和你一起读书。
这就是孩子天生的模仿能力，所以，“引导式沟通”就是利用孩子善于模仿的天性，要求家长在日常社会中，想让孩子向那个方向发展，家长首先要以自己作示范，引导孩子的行为习惯，只有在“引导式沟通”的作用下才能真正达到“亲子教育”目的。
3.立体式沟通
与孩子沟通不是一朝一夕的过程，在孩子一生的不同时期，会遇到种种难题，家长们不要放弃孩子想与你沟通的机会，也不要放弃孩子不想与你沟通的话题。
为什么这样讲？在现实生活中有个怪事：孩子在认知能力还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往往是孩子想找家长沟通，家长总是有事情忙，不愿意解答那些无聊的、很粘牙的问题，这就等于家长放弃了与孩子沟通最佳机会。往往家长与孩子无话不谈的家庭，多是从小就打下了与孩子沟通互动的好习惯。不要等孩子思想逐渐成熟了，家长或学校发现孩子出了问题，才想与他沟通，这时的孩子已经不想把自己的思想与家长分享。因为，孩子已经习惯了与同龄人倾诉心声。这就是目前一些家长和孩子之间“关系紧张”主要原因。像断了线的风筝，家长无法把握孩子的心理和想法，孩子有可能落入歧途，造成不可晚会的结果。
前些日子，我在一所学校给学生家长做“亲子教育”讲座，课后围上来几名家长与我探讨家庭教育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一名家长，至今还记忆犹新。她是这所学校的保洁员，前几天就听说学校会来老师给家长讲关于家庭教育的讲座。今天虽然是星期日她特意赶来听一听，对我讲述自己孩子的经历时心情非常激动：我的家庭条件很困难，丈夫几年前忍受不了家庭的困境与自己离婚去了南方，一家人就靠自己作保洁员这点工资糊口。还好孩子学习很好，从不叫心，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重点中学。我一天到晚忙着工作，没有时间与孩子沟通，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学习一直很优秀，我以为他学习方面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在前不久，学校老师突然给我打来电话，我一听电话里老师说孩子已经很久没有上学了，学校要求孩子退学，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挂了电话我还是一头污水。急忙赶回家，孩子居然没在家，等到放学时间孩子才回来。把孩子叫到面前了解学校的情况，起初还撒谎不肯说实话，后来在事实面前他向我亮了底牌。原来背书包上学是个幌子，是到网吧泡了一天，到了放学时间再回家。我好话说尽，可没想到孩子像忽然变了一个人，置疑不读书了。我劝了几天眼看着没什么办法，又不甘心孩子就此错学，就到学校为孩子办理了“休学手续”。恨当初应该多关注孩子在学校情况，今天听了张老师的讲座，今后一定把精力多放在孩子身上，一定要让他回心转意。
沟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交换意见、观点或感情的过程，是将一系列信息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双向过程。沟通有两个基本目的，其一是降低不确定性，增进相互了解，达成共识。例如，父母在带孩子去商场之前，如果没有适当的沟通，孩子对于去商场时是为了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是不确定的。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就会发生多种可能性，比如，孩子看到喜欢的玩具，会提出要爸爸、妈妈买玩具。而爸爸、妈妈在去商场时，并没有计划给孩子买玩具，或者父母觉得给孩子买玩具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爸爸、妈妈不让步，任由孩子哭闹，也造成亲子之间的冲突。如果父母在带孩子去商场之前，和孩子说明：“我们这次去商场只是为小侄女买一个生日礼物，你可以为小妹妹挑选一个玩具。但这次爸爸、妈妈不能给你买玩具。”这样，孩子对于去商场的目的就很明确了，孩子在去商场之前，已经有了“爸爸、妈妈这次不给我买玩具”的心理预期。这种明确的心理预期，使得不确定性减少，而亲子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沟通的第二个目的是满足需要。这种需要包括了表达的需要、情感的需要和归属的需要。有相当一部分父母认为，只要能让孩子吃饱、穿好、有玩具甚至给钱给孩子用就满足孩子的需要了。其实，这是对孩子的误解。与成人一样，孩子除了物资的需求之外，同样有精神或心理的需求。不仅如此，对于许多孩子来说，心理的需求甚至远远超过对物质的需求。在一次幼儿园的调查中，我们询问孩子：“你觉得大人和小孩有什么不同？”一些孩子脱口而出：“大人可以打小孩，小孩不能打大人。”童言无忌的回答让我们想到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不少家长在和孩子“沟通”时会习惯说“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但孩子感觉到自己没有表达的机会或自己的表达被拒绝之后，孩子选择的就是退缩或者敷衍，甚至撒谎。这并不是孩子生而俱有的，也不是孩子刻意要和家长对抗，而是一种“习得行为”，是一种在亲子沟通过程中学会的消极应对策略。
对沟通目的的认识，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亲子沟通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纳而言，亲子沟通问题主要存在3个主要的矛盾：
其一是父母的权威意识和孩子的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父母是“家长”，即一家之主。父母被赋予了家庭事务的决策权。不少父母容易潜意识地把这种“决策权”也应用到与孩子的沟通过程之中，不容孩子把话说完，否认孩子的想法，甚至嘲讽和威胁孩子，以此表现自己的权威。而对于孩子而言，其独立的意识在2岁开始萌芽，逐渐有了“我”的概念，这种“自我”的概念表现了对于自己是个独立个体的认识，孩子逐渐能提出自己的要求，有了自己的看法，甚至想要自己作主。这个阶段因此也被称为是孩子的“第一反叛期”。所谓“反叛”，只不过是孩子不再简单地完全接受父母的指令。但是，一些父母由于对孩子的这种发展变化缺乏了解，会误认为这时孩子是在挑战父母的权威，因此，容易采用斥责甚至打骂去压制孩子，让孩子服从。家长的打压或许换来了孩子暂时的“服从”和“听话”，但也可能造成了孩子胆小怯懦的性格，因为孩子会因此对“自我”产生不信任感；
其二是亲子沟通中的“目标导向”与“情感导向”的矛盾。父母在与孩子沟通时，通常侧重于试图为孩子解决问题，而孩子在与父母沟通时，往往侧重于希望与父母沟通感情。例如，小莉早上起床时，看到自己养了很久的一只宠物乌龟死了，她伤心地哭了起来，爸爸说：“孩子，有什么好哭的呢？别哭了，我明天给你另外买一只。”小莉听后哭得更大声了，她对爸爸说：“我不要另外一只。”爸爸说：“你再这样哭就没有道理了。”我们可以看到，在父亲与女儿的沟通过程中，女儿侧重于向父亲表达“我养的宠物死了，我很伤心”的情感，而父亲则侧重于“我给你另外买过一只宠物”；
其三是经验的差异而造成的。父母容易从自己的经验去判断孩子的行为或告诫孩子，而孩子由于缺乏父母的经验感受或与父母有不同的经验感受，从而无法理解和接受父母的告诫，进而产生冲突。例如，孩子放学回家时带回来一盒新的橡皮擦，爸爸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孩子自己不可能有钱买橡皮擦，于是就问孩子：“你是不是拿了爸爸的钱去买橡皮擦？”孩子回答说：“不是！是同学给的。”爸爸想：“同学怎么会无缘无故给你橡皮擦？”于是就对孩子说：“不可能。你一定是偷了爸爸的钱去买的，还不承认？”
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父母要怎样如何有效地与孩子沟通呢？
首先，父母要为双方的交流、沟通创设一个良好的环境。环境和氛围直接影响孩子是否愿意表达自己的看法。良好的环境是指父母在沟通过程中，要善于控制自己的用词、语调和语气，同时尽量避开电视或其他吵杂声音等干扰源，并且尽可能找双方都可以专注的时间交流。如果父母一开始就咄咄逼人、气势汹汹，孩子必然会选择退缩。例如，在上述的例子中，如果爸爸发现孩子有一盒新的橡皮擦，可以在孩子完成功课后，用好奇的语气询问孩子：“今天怎么有一盒新的橡皮擦呢？”孩子说：“是同学给的。”爸爸可以接着问：“是哪个好同学给你的啊？”如果有必要，可以核实孩子回答的真实性；
其次，在沟通过程中要十分注意聆听孩子的表达。聆听是沟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许多的父母在与孩子的沟通过程中，都是侧重“说”，而忽视了“听”。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在聆听，能有效地激发孩子“说”的愿望。为此，在亲子沟通过程中，父母要尽量与孩子进行目光交流，同时，通过一些简单的回应如“嗯”或简单重复孩子说过的内容，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注；
第三，父母要善于接纳孩子的情绪，充分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例如，在上述例子中，小莉的爸爸在听女儿说她的宠物龟死了之后，对女儿说：“哦，是吗？我也感到好突然啊！”小莉补充说：“它是我的好朋友！”爸爸回应说：“是啊，失去一个好朋友是会很难受的！”小莉接着自豪地说：“我以前每天都喂它，还和它玩游戏呢！”爸爸说：“你真的是很细心照顾它！”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爸爸一直都在接纳和顺应孩子的情绪感受，让孩子感觉到自己被认同和理解，因而愿意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看法。让孩子愿意说，是成功的亲子沟通最基本的标志；
第四，亲子沟通的基础是信任与权威。没有了彼此的信任，沟通也就失去了其根本的意义。亲子沟通中，如果孩子对父母失去信任，就意味着父母失去了教育的权威，因而也就丧失掉了家庭教育的基础。而父母要得到孩子的信任，就必须率先垂范，言而有信，为孩子树立正确的榜样。《庄子》中“曾子杀猪”的故事：表明一方面，对孩子的承诺需要认真兑现，另一方面，父母在与孩子的沟通过程中，也不能随意承诺。尤其是当父母让孩子做选择时，最好避免开放式的选择条件，例如：“你今天想去哪里玩？”而应该提供封闭式的选择条件，例如“你今天想去哪里玩，游乐场还是动物园？”这样，父母能较好地控制实现承诺的可能性，进而树立起父母的教育权威。
总之，父母在亲子沟通过程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父母在通过沟通引导孩子成长的同时，必须充分地尊重孩子，理解孩子的需要，激发孩子表达的意愿。只有用心，才能建立良好的亲子沟通。
郑福明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学前教育系副教授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广东省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家庭与社区研究部主任
《现代育儿周刊》专栏作者
著有
《学生职业指导》，
《幼儿园教育与家庭教育》，
1、作为父母在沟通中要尽可能地避免使用太强烈的词汇。不要在生气时沟通,有的家长因为暴怒的情绪无法控制自己，容易语无论次，说很多伤害到孩子心灵的话。当父母陷于不良情绪中的时候，是无法对孩子进行教育的。这时候的“沟通”，往往是父母发泄了情绪，却给孩子背上了精神的包袱。
2、成人面对幼儿完全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这样表达，就很难保证有效沟通。孩子根本没有听懂，自然没有任何教育效果可言。因此，父母在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孩子的年龄和理解力。尽量把话说得明白准确，少绕弯子。
3、说话的内容固然重要，但相同内容的话，用不同的方式说出来，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即使成年人也会有这种感觉，更何况年幼的孩子，他根本没有能力分析父母说话的良苦用心。父母如果对自己的语言方式作些讲究，可能教育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如果你想看到一件事情的结果，你就要把你想要的结果表达给对方。
（来源：文章屋网 ）
亲子沟通；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
亲子沟通，是指家长与孩子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良好的亲子沟通能促进孩子身心发展和社会适应，不良的沟通会引发亲子冲突。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正处于学龄期到青春期过渡的阶段，是自我认知、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发展的关键时期。
社会工作是帮助人和社会解决问题的专业，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三大直接服务方法。本文试图了解小学高年级学生的亲子沟通特点，发现亲子沟通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作为切入点，尝试用社会工作的方法介入，由此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使小学生顺利度过成长关键期，避免心理社会危机。
二、城市小学生亲子沟通状况
通过自编家长版和学生版亲子沟通问卷，对某城市小学4～6年级小学生及其家长进行调查。家长版亲子沟通问卷主要了解家长在沟通动力（沟通的动机和意愿）、沟通能力（沟通的技巧和策略）和沟通评价（对沟通的满意水平）三个方面的情况。本次调查发放200份问卷，回收188份，有效问卷162份，四、五、六年级家长问卷分别为53份（30.2%）、61份（37.7%）、48份（29.6%）。同时对四、五、六年级学生进行了访谈和开放式调查，结果发现：
（一）部分家庭亲子沟通状况不良，60%的家长认为需要亲子沟通指导
本研究发现，大多数城市高年级小学生家庭的亲子沟通状况良好，但也有一些家庭在沟通动力、沟通能力和沟通评价方面不甚乐观，分别为9.9%、2.1%、5.6%。在是否需要亲子沟通指导问题上，60.0%的家长认为需要（非常需要的占26.8%，比较需要的占33.2%）指导，仅5.7%的家长认为根本不需要亲子沟通的指导。
（二）家长与孩子在沟通方面存在代际差异
本次调查发现，孩子与父母对亲子沟通的评价相距甚远，显示出代际差异。在家长版亲子沟通问卷中，家长对亲子沟通的评价较高，然而对沟通评价较低，而且在沟通内容上，孩子希望父母关心自己的情绪和感受（67.7%），而家长却认为自己能很好地理解孩子（73.2%）。
（三）四年级的亲子沟通评价较六年级亲子沟通状况差
对三个年级的亲子沟通状况进行比较，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三个年级的家长在沟通评价方面存在显著差异（F=3.29，P=0.04），进一步进行多重比较发现，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四年级的父母对亲子沟通的评价要低于六年级的父母（P
（四）父母受教育程度对亲子沟通有影响
家长版亲子沟通问卷结果显示，父亲、母亲受教育程度对亲子沟通的影响分别表现在沟通动力（F=3.20，P=0.04）和沟通评价上（F=2.93，P=0.04）。主要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亲在沟通动力方面更积极（P
三、社会工作介入亲子沟通的程序与方法
（一）反馈调查结果，进行需求评估
在问卷调查结束后，我们在学校的协助下邀请曾经填写问卷和在亲子沟通方面感兴趣的家长参加座谈。在座谈中，社会工作者就调查的结果和发现的问题向家长做反馈，同时就亲子沟通的常见问题及解决策略跟家长进行分享。由家长提出来在这方面的具体问题和需要获取的资源。座谈结束后，对座谈的信息进行整理和汇总，总结家长目前在亲子沟通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1）家长、孩子在学习与娱乐、亲子沟通方面的认知差异；（2）孩子的人际交往问题；（3）学龄期向青春期过渡孩子的身心与社会发展特点；（4）亲子沟通的技巧培训（各年级有差异）；（5）亲子沟通中的具体问题。同时从对学生的开放式问卷中我们也发现孩子的需求：（1）独立与做主；（2）尊重与理解；（3）自我计划与安排；（4）亲子沟通中的具体问题。将需求评估与调查结果相联系，结合社会工作的特点，我们以增进亲子沟通动力、提升亲子沟通效果为目标，采取以下工作方法开展介入工作。
（二）具体介入
1. 家长学校。家长学校以讲座的形式进行，主要参加对象为需要亲子沟通技巧培训及对亲子沟通感兴趣的家长。社工提前一周将讲座内容、时间、地点进行，由家长自愿参加。根据评估的结果来确定讲座和分享的内容，如“如何做父母”、“倾听与尊重”、“吾家有子初长成”等，主要是针对亲子沟通中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和做法进行分享和评析，了解高年级孩子在生理、心理、社会方面的特点，增加亲子沟通的技巧，做与时俱进的家长。
2. 个案工作。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中的一种基本方法，它以个别方式对感受困难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支持和帮助，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增强其社会适应功能。
在对亲子沟通教育的介入中，我们将学校的“心语工作室”与社区的“社会工作服务社”结合起来，面向家长与学生开展个案服务，主要对象为在亲子沟通方面遇到困难并希望得到解决的家长和学生，由社会工作者对家长和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会谈，在这个过程中，严格遵守个案工作的伦理守则、工作原则，遵循接案、预估、计划、介入、评估和结案的程序，并做好相应的个案记录。
对在个案工作中经预估发现的家庭沟通方面的问题，经家庭成员的同意，邀请家庭成员进行家庭治疗，面向家庭成员开展工作，对家庭结构、家庭成员的沟通模式等进行评估，在治疗过程中引导家庭成员发现问题，转变沟通的理念和方法，从而解决沟通中的问题。
3. 小组工作。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直接服务的方法之一，它是在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通过小组成员之间有目的的互动，使参加小组的个人获得行为的改变、社会功能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方法。根据前期工作中发现的需求和普遍性的问题，开展小组工作，主要参加对象为有共同需求的家长和学生。小组主题有“妈妈训练营”、“孩子属于他自己”、“人际交往训练小组”、“我不是胆小鬼”、“不要只是学习”等，由社会工作者信息，招募小组成员，并对报名者进行初步的评估，遴选小组成员，组成同质性小组。活动地点为学校舞蹈室或社会工作服务站。每个小组开展2～5次活动，充分利用小组动力解决大家共同的问题，工作者做好引导、回馈、分享、总结、跟进等活动，并对小组效果进行评估。
（三）社会工作介入亲子沟通的评估
在评估时，采用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方式。工作者在每次活动后都对服务对象进行评估，同时邀请学校教师、社会工作督导对介入活动进行评估。到目前为止，社会工作介入亲子沟通教育的评估结果显示，介入活动前后，服务对象有较明显的认知和行为转变。在家长层面上，对介入满意的有92.3%，在沟通能力和沟通评价方面，家长和学生表示在介入前后亲子沟通效果和对沟通评价有了显著的变化。从督导的层面上看，我们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有效的改善亲子沟通状况、介入亲子沟通教育的方法。
参考文献：
[1]许莉娅.个案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
关键词 亲子沟通；对话定向；服从定向；沟通能力
分类号 B844
亲子沟通指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通过信息、观点、情感或态度的交流，达到增强情感联系或解决问题等目的的过程。它作为儿童社会化的一个具体形式和重要途径，成为一个被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所共同关注的主题。早期的亲子沟通研究不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仅作为传播学中一个应用在家庭成员身上的研究主题。因此，早期研究缺乏对亲子沟通的专门界定，通常采用行为科学中对人类沟通的一般定义，认为沟通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之间传递信息的过程，是以传递感受、态度、实事、信念和想法为特征的社会互动过程。亲子沟通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收集数据的方法有两种：量表或问卷法、观察法。其中，采用量表或问卷进行的研究通过自陈量表考察被试在某些沟通测量指标上的得分，研究者据此概括出被试家庭中稳定的、抽象的沟通特征和模式。而采用观察法进行的研究则通过对若干亲子沟通过程的观察，归纳出核心的研究变量来描述亲子沟通的一般模式(Dailey,2008)。下面将分别介绍这两种方法在探究亲子沟通的稳定沟通模式过程中的应用和发展状况。
1 亲子沟通研究中测量方法的使用与发展
应用量表和问卷进行的亲子沟通研究，其研究内容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应理论框架及测量工具的发展。本文就以亲子沟通研究中的主要测量工具及相应理论框架的发展为主线来综述测量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使用情况。早期亲子沟通研究缺乏独立的概念体系导致这一时期研究工具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而且所谓的理论，大多只是作为测量工具编制基础的简单理论构念而已。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测量内容界定不准确，影响测量效度。例如，1969年由Bienvenu(1969)编制的家庭沟通调查，其项目主要来源于以往亲子关系研究涉及的变量及作者有关家庭心理咨询的实践经验。调查大致包括如下五个部分：(1)父母的批评、挖苦和缺乏信任；(2)信息的倾诉与分享；(3)感受的表达、倾听和语调；(4)父母的尊重、表扬和肯定；(5)父母的期望和理解。虽然该量表几乎是最早出现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完整测量工具，但对其项目进行内容分析之后，我们发现问卷的31个有效项目中，近一半实际测量的是教养行为与期望。可见，最初的亲子沟通研究在理论框架建构和测量工具发展两方面都不够完善。
亲子沟通早期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测量工具是由传播学者McLeod和Chaffee(1972)编制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FCP)。虽然这一量表及后来的修订版量表都冠以家庭沟通的名称，但实际上，量表编制者和众多使用者都以家庭中的代际沟通，即亲子沟通为研究对象，因此其家庭沟通概念、相应理论观点的提出及测量工具编制都是围绕亲子沟通展开的。McLeod和Chaffee(1972)认为，亲子沟通模式对儿童信息加工方式有重要影响并决定儿童对传播信息的加工方式。他们提出家庭中稳定的亲子沟通模式可以由概念定向(concept-orientation)和社会定向(socio-orientation)两个维度描述。其中，概念定向指在亲子沟通中沟通者强调对概念和观点的分析，并以此作为判断行为合理性的依据而社会定向指沟通中信息或观点提出者的社会角色及其与儿童的关系在信息加工中起较大作用，可能影响后续的行为。与此观点相对应，其家庭沟通模式量表也以这两个维度描述亲子沟通。概念定向得分较高表明在沟通中儿童更重视对概念和观点的加工；社会定向得分高意味着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对儿童信息加工影响较大。这一工具被广泛应用到传播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中，如Blandon和Volling(2008)考察了亲子沟通倾向与儿童服从行为的关系。
1990年，Ritchie和Fitzpatrick(1990)提出，由于学科兴趣的限制，McLeod等人的量表不能从整体上描述亲子沟通模式，因此他们对这一工具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Revised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RFCP)仍由两个维度构成，只不过维度名称稍有改变，分别称为对话定向(conversation orientation)和服从定向(conformity orientation)。其中对话定向的沟通指父母鼓励儿童表达自己的观点，容忍亲子之间的观点分歧；而服从定向的沟通则强调儿童对父母的服从。可见，Ritchie和Fitzpatrick所做的修订仅仅是针对量表项目表述和维度名称的调整，其修订工作并没有突破原来McLeod和Chaffee所设定的两大维度的理论框架，也没能超越亲子之间服从与被服从关系的基本理论假设。
尽管如此，这一量表仍被国内外致力于亲子沟通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广泛采用。根据对话和服从定向两个维度的得分高低还可将家庭沟通划分为4种类型：高对话一低服从型、高对话。高服从型、低对话一高服从型和低对话，低服从型。这种清晰的“两维度四类型”的分析模式也受到很多研究者的青睐，让这一工具广泛传播。而且，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两种定向的沟通模式能有效区分和预测个体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认知复杂性(Koestcn & Anderson，2004)；同时，4种亲子沟通类型的儿童在亲子冲突解决策略(Shearman & Dumlao，2008)和压力应对策略的选择上(Vashchenko，Lambidoni， & Brody，2007)存在显著差异。
除了以上两个理论观点明确、测量工具结构较清晰的亲子沟通量表之外，还有研究者根据自己研究所需编制了其他一些测量工具。例如。Lucchctti和他的同事(Lucchetti，Powers， & Love，2002)编制了亲子沟通理解量表(Child-Parent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Scale，C-PCA)，侧重考察亲子关系在沟通中的表现；McCarty和Doyle(2001)编制了亲子沟通量表(Parent-ChildCommunication Scale)在亲子沟通总体状况之外专门加入测量儿童沟通行为的项目。但是，这些工具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工具的编制和使用大都就事论事，缺乏深刻的理论思考，未能提出专门的理论观点或找到相应的理论基础。例如，McCarty和Doyle(2001)仅提供了量表的测量常
模资料，还未针对量表背后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框架建设进行介绍和说明。这可能导致工具所使用概念(如“交流开放性”“交流技巧”“情感表达”)和测量维度都因缺乏专门界定和说明而被误解、误用，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这些测量工具的传播和推广。
采用测量方法进行亲子沟通研究的研究者中，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以家庭功能研究著称的Olson及其同事。Olson以其家庭功能理论为基础先后编制了两个与亲子沟通有关的测量工具(Galvin，Bylund， & Bromine，2004)。虽然Olson的家庭沟通理论明确提出沟通是家庭实现其各种功能的途径，也是提升其家庭功能的核心但是他并未在理论上详细界定亲子沟通的结构和特征。这为其工具编制带来一定困难。果然。Olson所编制的第一个测量工具：父母一青少年沟通量表(the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Scale，PACS)在后来的应用中就出现了测量维度难以区分、测量内容含糊不清的问题。
父母一青少年沟通量表主要关注亲子沟通质量，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开放的父母沟通”，描述了积极的亲子沟通，如“父亲努力理解我的观点”；另一个维度是“有问题的父母沟通”，测量消极和冲突的互动，包括“母亲生气的时候伤害了我”等项目(Hartos & Power，2000)。这一工具在家庭咨询实践和实证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它所表现出的问题主要有两点：(1)量表结构不清晰。量表两维度实际代表的是沟通质量这一量尺的两个极端(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之间必定存在较高负相关，这为两个维度的计分和分数解释带来困难，也导致该工具在后来的应用中普遍存在计分方式不统一的问题。(2)测量内容不明确。虽然，这一量表在实际应用中经常被作为衡量“亲子沟通质量”的工具，但对其具体项目的分析表明，该工具实际测量的是父母在与儿童沟通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沟通能力和倾向”。后来，Olson吸取教训，在其第二个家庭沟通量表中明确强调其测量目的为家庭沟通中个体的沟通能力。该量表结构也较简单，主要从倾听技巧、说话技巧、自我表白、说话的清晰性、话题集中程度和对他人的尊重等六个方面测量了家庭成员的沟通能力(GaNm，et al.，2004)。
综上所述，测量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应用表现出一些独特优势，如其通常采用的被试自评方式能够帮助研究者迅速把握亲子沟通中抽象的、稳定的特征和模式；再如，各种测量工具从沟通模式、沟通能力等不同角度描述亲子沟通状况，丰富了我们对亲子沟通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但是，测量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应用也表现出一些缺陷和不足，如专门的亲子沟通理论模型缺失，导致测量工具缺乏理论支持；目前研究主要关注沟通中的服从性和开放性，缺乏对其他重要沟通模式的考察：由于缺乏理论背景和相应概念体系，目前测量研究中测量层次(关系模式层面、个体能力层面等)混乱。鉴于此，许多研究者开始尝试使用观察法直接收集、分析原始的亲子沟通过程，希望能从中抽取并概括出更丰富的、更有代表性的沟通模式。
2 亲子沟通研究中观察法的使用与发展
在亲子沟通研究中，观察法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临床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两个领域中。两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关心亲子沟通过程，并能从丰富的沟通行为和复杂的沟通现象中抽象、概括出相对稳定的沟通模式。但是两者在对观察资料进行分析时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分析维度，同时，两者对观察中所设定的沟通任务的看法也有一定差异。下面将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对观察法的应用情况进行综述。
2.1 观察资料的分析维度
虽然临床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研究者都观察并记录了亲子沟通过程，但在分析这些过程时他们根据各自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点分别抽取不同的分析维度，因此也发现了不同的沟通规律和模式。临床心理学工作者关心某些心理病理学问题(如焦虑、抑郁、攻击行为等)在某些家庭内的代际传递现象，于是深入到亲子沟通的实际情境中探究特殊被试的家庭沟通模式是否有别于正常被试(DiBanolo & HeR，2007)。多数研究者对亲子沟通过程的分析沿用鲍姆林德在教养行为研究中提出的“温情”和“控制”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分别从情感和行为两方面考察了亲子沟通特征，也符合多数家庭功能研究、家庭咨询和治疗实践者的分析思路。因此，“温情”和“控制”成为亲子沟通模式的观察研究中最常见的分析结构。例如，Barrett，Fox和Farrell(2005)对有能力的、攻击倾向和焦虑的三类幼儿与父亲在认知任务中沟通行为的研究就是从控制行为和积极情感这两个维度的比较中发现三类被试的亲子沟通模式差异的。虽然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的分析维度会冠以不同的说法。甚至还有研究者增加了其他，如身体控制、打扰性卷入(Hudson & Rapee，2001)、积极情感(Rubin，Cheah， & Fox，2001)等指标，但当研究结果需要解决理论或假说层面的争论时，这些指标又会被归为“温情”和“控制”两大类。
教育心理学家们将亲子沟通看作一个“教学”过程，希望通过观察亲子沟通中双方的具体行为来研究父母提供的“脚手架”质量与儿童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通常不会使用教养方式研究中惯用的“温情”和“控制”维度，而是根据父母沟通行为所充当的“脚手架”或“认知支架”的水平或类型来命名沟通行为，如“开放式提问”、“提出建议”等，通过分析沟通行为所引发的儿童认知活动的类型来判断亲子沟通的优劣(van derVeer & van Ijzendoom，2000)。例如，Portes，Zady和Dunham (1998)对母亲和儿童在科学任务解决中的沟通行为进行研究，发现了由“父母问开放式问题”、“儿童启动任务操作”、“儿童打断父母”等沟通行为组成的“合作性问题解决行为模式”，这种沟通模式能够预测儿童在科学任务上的表现及学业成绩。再如，Tenenbaum和同事们(Tenenbaum & Callanan，2008；Tenebaum & Leaer，2003)的研究以“使用科学术语”、“做概念性解释”、“运用因果推理”作为衡量亲子沟通质量的指标，发现父母高质量的沟通与儿童对科学的兴趣和突出的能力表现有关。
2.2 观察研究中沟通任务的设置与作用
采用观察法进行亲子沟通研究时，研究者通常设置一些任务情境以展示亲子沟通过程。研究者们常用的实验任务有三类：认知任务、社会性任务和自由活动。其中，采用认知任务作为沟通背景的研究通常选择对儿童被试而言较为复杂的任务，或者是在规定时间内儿童不可能独立完成的任务，如复杂的折纸任务(Barrett et al.，2005)、迷宫找捷径任务(Dumas & LaFreniere，
1993)、复杂的七巧板拼图任务和拼词任务(Hudson & Rapee，2001)、科学实验等(Portes et al.，1998；Tenenbaum & Leaper，2003)。这些对儿童认知能力构成较大挑战的任务能够充分激发亲子互动，从而在较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展示日常生活中的亲子沟通过程。这个过程在临床心理学家眼中是一个生动的教养实践过程：父母在某些观念的指导下做出各种适宜的和不适宜的行为。而它展现给教育心理学家的则是一个“教学过程”：父母作为有能力的成人、“教师”和知识权威与认知水平上处于弱势的儿童之间展开的知识传授和沟通过程。
认知任务背景中的亲子沟通过程呈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各取所需。临床心理学家关注特殊儿童(如具有焦虑、抑郁、退缩等问题的儿童)的父母在亲子沟通过程中是否出现特殊的行为或情感反应。因此，他们的分析重点是父母的行为模式，而不关心任务的完成情况(如Barrett et al.，2005；Greco & Morris，2002；Hudson & Rapee，2001等研究)。与此不同，教育心理学家更关心亲子沟通过程中父母行为对儿童任务完成的影响，因此，其分析更加侧重沟通行为与任务完成之间的关系。例如，Portes等人(1998)详细观察并记录了母亲与儿童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行为序列，并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及儿童在任务中的表现评价各种沟通行为的有效性，最终挑选其中最利于任务完成的沟通行为组合。可见，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中认知任务本身就是分析对象，研究者对沟通行为的分析不会脱离沟通任务。
亲子沟通研究中常用的社会任务包括制定度假计划、社会冲突情景讨论、模糊情节故事讲述与讨论、亲子冲突事件讨论等(Root & Jenkins，2005)。这类任务通过压力事件引发亲子之间观点的充分交流，而且对这类问题的讨论会增加沟通双方的焦虑水平，使他们表现出未经思考、已经自动化了的沟通模式，以模拟家庭背景中自然的消极沟通过程。这种任务常被临床心理学家用来研究具有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的被试所表现出的消极亲子沟通模式(Root & Jenkins，2005)。
家庭中的自由活动被认为最真实，因此也被用来作为亲子沟通的分析背景，如考察母亲与害羞程度不同的幼儿之间的自由沟通(van Ingen，Moore， & Fuemmeler,2008)。但是，自由沟通由于无法控制亲子沟通内容和难度，可能给沟通行为评价和比较带来困难。此外，自由沟通普遍缺少压力刺激，不能体现亲子沟通的深层模式和动力特征(Granic & Lamey，2002)，而这些特征可能正是我们所关心的、导致儿童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自由活动任务在亲子沟通的观察研究中较少使用。
3 测量与观察法在亲子沟通研究的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测量和观察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应用与发展状况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的亲子沟通研究在理论建构、测量工具建设和观察资料分析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3.1 测量研究普遍缺乏理论依据
在亲子沟通的测量研究中，虽然有些研究工具被广泛应用，但是当我们对所得结果进行分析时却发现这些工具背后的理论建构工作极为薄弱，有些甚至缺乏相应理论基础。例如，目前被广泛使用的亲子沟通工具(Ritchie & Fitzpatrick，1990)虽然对维度名称等进行了修改，但其理论框架却仍然沿用传播学的沟通理论，这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和理论目的相脱离，阻碍研究者深入、有效挖掘研究结果的意义。目前的亲子沟通研究者大都放弃对沟通过程本身的深入研究，而采用被普遍接受的工具研究不同群体的沟通特征(colaner,2009；Zhang，2008)，或者研究亲子沟通的各种影响因素(Keaten & Kelly，2008；Koesten，Schrodt， & Ford，2009)，这可能与该领域缺乏坚实的理论依据或有效的理论模型有关。
另外，由于缺乏明确、统一的理论基础，现有的各种沟通模式的理论构想(主要是对测量工具的说明)、所使用概念体系不尽相同。这导致相应测量工具中出现使用不同概念称谓同一特征，或者使用同一概念测量不同内容的情况。例如，上文中McCarty和Doyle(2001)的“亲子沟通”既指父母沟通开放性这类沟通模式特征，也包括父母或儿童的沟通行为特征。这些表现在测量工具中的问题很多都与理论建构有关。我们认为这是影响亲子沟通领域研究继续深入开展的关键问题。
3.2 测量工具存在的问题
采用测量方法进行的亲子沟通研究中，主流测量工具及其相应的理论说明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抽象沟通模式的有效手段和合理的解释框架，但这些工具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各种沟通模式的理论构想、量表维度界定都不尽相同，但在实证研究中却经常被相提并论，进行直接比较。从前面的综述可以看出，目前的亲子沟通测量工具基本可以分为三类：(1)对个体沟通能力的测量(如Olson的家庭成员沟通能力量表)；(2)对沟通模式或关系的测量(如McLeod和Chaffee编制的沟通工具，以及Ritchie和Fitzpatrick的修订工具)；(3)两者同时测量(如McCarty和Doyle的家庭沟通测量工具)。显然，有些工具测量的是沟通的不同方面，但在实证研究中却会出现将不同类型工具得到的结果互相比较，或者将测量不同方面的项目合成一个总分作为亲子沟通模式测量指标的现象(Lucehetti et al.，2002；McCarty & Doyle，2001)。
此外，这些工具大多存在明显的方法论缺陷：缺乏对沟通目标和具体行为特征的区分。通常，沟通是有目的的，或者旨在解决某个问题(如父母和孩子讨论如何改进学习)，或者通过沟通增进双方的关系或确保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特定地位(如父母显示自己对孩子拥有权威)。而沟通行为特征则是亲子之间典型的沟通行为特点，它可以是习惯化而无意识的行为，也可以是为达成特定目的而采取的有意识的做法。现有的量表要么是将沟通目标与具体行为(达成目的的手段)特征混为一谈，要么只是测定某个方面，缺乏方法论层面的思考。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都已严重阻碍了测量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有效应用。
3.3 观察资料分析维度界定不清晰
采用观察法进行的亲子沟通研究中，“温情”和“控制”维度是应用最广泛的沟通行为分析维度(DiBartolo & Helt，2007)。虽然这两个维度在理论界定上较为成熟、统一，但是在实证研究层面却出现操作定义不一致的问题，导致同一概念在不同研究中含义不同，这为研究结果的比较和整合带来困难。
在观察研究中，研究者用来测量“控制”的指
标包括敌意策略、打断、过度保护、关系退缩、命令、语言或行为垄断、过分溺爱以及在认知任务中接触儿童的游戏材料或给予太多提示(Rubin et al.，2001)。显然，其中的许多行为是不同性质的，应该划归不同类型，但在观察研究中却被视为对同一变量的测量。同样的问题在“温情”概念上也存在。许多不同质的行为被作为温情的操作定义，如低温情指退缩行为、不关心、拒绝，同时也指批评和消极行为。这就导致同样是温情得分低的父母可能是对孩子漠不关心的，也可能是对孩子有敌意的，但这两种类型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却根本不同。除此之外，温情和控制两个概念在实证研究中还存在很大交叠。例如，Rubin等人(2001)用“过分热切关注”作为控制的形式，而其中却包含了明显的温情成分：Greco和Morris(2002)在其研究中将明显的“退缩”归为低温情，而这可能被其他研究者评为低控制。
3.4 观察资料分析中的还原论倾向
还原论思想在亲子沟通的观察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个是将连贯的亲子沟通过程肢解为单个的行为元素；另一方面指对亲子沟通行为进行“去背景”的分析，将亲子沟通行为与其发生的具体任务背景剥离开来。下面将分别论述这两种情况。
第一个方面，亲子沟通的观察研究通常按照某个编码系统或分析维度对连续的沟通过程进行拆解，挑选编码系统中的行为或维度(如控制、温情等)进行分析(Barrett et al.，2005；Dumas & LaFreniere，1993；Hudson & Rapee，2001；Kubin etal.，2001)。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肢解完整沟通过程的还原论思想，可能导致许多有价值信息的流失。整体的行为序列和过程对研究结果的巨大影响在Capaldi对攻击性儿童的亲子沟通研究中可见一斑。Capaldi和同事的研究(capaldi & Stoolmiller,1999)采用观察法比较了纯攻击和混合攻击两类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行为，未发现显著差异。后来，有研究者(Granic & Lamey，2002)抛弃了Capaldi等人研究中所采用的测量指标(沟通行为各维度分数之和)，转而通过分析沟通行为变化的即时模式，发现了两类儿童亲子沟通存在的结构性差异。
第二个方面，在肢解沟通过程时，研究者无意中剔除了行为发生的背景信息，也消解了观察法相对于测量法而言较强的即时性和生态化优势。而且，行为对背景有天然的依赖性，那种将亲子沟通行为与其赖以发生的具体背景剥离开来的分析方法可能带来对沟通行为界定和解释的偏差。例如，Rubin等人(2001)的研究发现，父母在亲子自由活动和认知任务两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表现出的沟通行为不同；Tenebaum和Callanan(2008)的研究也发现父母在博物馆和在家庭两种环境中与儿童进行科学问题沟通时所使用的语言不同，沟通深度也不同。这表明，只有结合亲子沟通发生的背景才能准确判断父母行为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3.5 对儿童沟通行为的普遍忽略
目前。有关亲子沟通的大部分测量工具都将关注点集中在父母行为上，较少关心儿童作为一个独立而具有主动性的个体在沟通中的表现。在此仅以亲子沟通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测量工具――修订后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为例说明这种研究设计中的偏差。该量表共有26个描述亲子沟通的项目，而其中只有4个项目是描述儿童沟通行为的(Ritehie & Fitzpatrick，1990)，即使在这个工具的儿童版中描述成人与儿童沟通行为的项目数量亦是如此。
这种对亲子沟通双方关注程度严重不对称的现象也体现在观察法的应用中(Barrett et al.，2005)。多数研究在编码和分析亲子沟通行为时根本不对观察到的儿童行为进行处理。有些研究即使对儿童行为进行了编码，也不会将其作为正式结果呈现。而确实有证据表明沟通中儿童行为特征对父母行为具有一定影响。例如，Dumas和LaFreniere(1993)的研究发现焦虑儿童的父母在同一任务中与自己孩子和不熟悉儿童的沟通行为不同。这说明父母对孩子表现出怎样的行为可能部分取决于儿童的沟通行为。
其实，亲子沟通模式本来就是在父母和儿童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应反映“亲”和“子”双方面的行为。Portes等人(1998)对亲子沟通行为序列的研究就发现，良好的沟通模式既包括父母的提问、指导，也包括儿童对父母提问的反应、建议和主动发问等。同样，Granic和Lamey(2002)的研究也指出，稳定的亲子沟通模式源自父母和儿童之间上百次的行为尝试和互动，最终形成一个动态稳定结构，即沟通模式。所以，研究者们不应忽视沟通的双向性，在未来的实证研究中应同时关注沟通中每个成员的行为，这样才可能看到真实的沟通行为序列，发现亲子沟通的真正规律。
4 测量和观察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根据上文所分析的测量和观察两种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应用的状况及存在的不足，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应该在亲子沟通理论模型的建构、测量工具建设、观察资料分析方法等方面有所改进和突破。
上文中谈到的许多问题本质上都源于这一领域缺乏建构良好的亲子沟通理论模型。例如，观察资料分析中核心概念界定不清和操作定义混淆的问题意味着那些在理论上被确立的维度可能缺乏生态效度，不能有效地描述真实的亲子沟通，所以我们在指出具体研究的不足时也应当反思一下亲子沟通理论建设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同样，测量工具存在的测量内容和方法论等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一个概念体系明晰、观点明确的理论模型提供依据。而且，建构良好的亲子沟通理论模型能够为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两类研究结果的交流提供平台，有利于亲子沟通这一研究领域的整体推进。最近，国外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着手就亲子沟通研究内容、相应理论框架等问题进行研究(Edwards & Graham，2009；Vries，Bakker-Pieper，Siberg， & Vlug，2009)。例如，Edwards和Graham(2009)试图突破以往服从定向、对话定向的二维沟通模式，发现其他有意义的沟通模式，于是提出每个个体都有自己内隐的亲子沟通理论，这个沟通理论会影响个体在亲子沟通中对交流信息的编码和解读；Vries等人(2009)则通过多项词汇研究，归纳出清晰性、反应性、支持性等七个衡量亲子沟通能力的维度，并用实验证明个体对自己和他人沟通能力的评价维度不同。这些结果都为今后的亲子沟通理论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青少年，亲子沟通，社会适应，测量。
分类号B844.2
近年来，随着家庭系统理论和亲子关系互动理论的提出，研究者对亲子关系的研究逐渐深入，开始探讨亲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和机制，其中亲子沟通正是亲子之间互动的重要方面。青少年处于人生发展历程中的特殊阶段，家庭中的亲子沟通深刻地影响着青少年的发展[1,2]。因此，本文主要对国外近20年来青少年亲子沟通的研究进行综述。
1亲子沟通研究的理论
1.1亲子沟通的作用机制理论
亲子沟通的作用机制理论主要有家庭沟通图式理论和资源交换理论，这两种理论从不同角度对亲子沟通的产生和作用机制各自做出解释。
1.1.1家庭沟通图式理论
Fitzpatrick的家庭沟通图式（Family Communication Schemata）理论[3,4]认为家庭成员有一个关于家庭关系和成员之间沟通的内在工作模型，即家庭沟通图式。该图式一旦形成，具有相对稳定性，并指导个体对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的信息进行加工。在一个家庭中，除了家庭成员共有的家庭图式外，还会因成员之间关系性质的不同，形成不同关系的沟通图式，例如夫妻沟通图式和亲子沟通图式。图式不同，其内容也不同。Fitzpatrick认为亲子沟通模式有两个维度，即关系定向和观念定向。关系定向的沟通强调家庭和谐以及成员间的依赖，高关系定向的父母认为儿童不应该与成人争论、不该表达不一致的见解；观念定向的沟通强调要为所有家庭成员创造一个不受拘束的交往环境，高观念定向的父母认为儿童应该看到事物的多面性，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根据每个家庭在这两个维度上得分的高低，可以把家庭划分为4种类型：一致型（两个维度得分都高）、多元型（观念定向维度得分高，关系定向维度得分低）、保护型（观念定向维度得分低，关系定向维度得分高）和放任型（两个维度得分都低）。Fitzpatrick关于亲子沟通模式的论述影响较大，引发了许多研究者对该领域的关注。
1.1.2资源交换理论
该理论假设沟通类似于资源的交换，家庭沟通就是家庭成员之间交换资源（比如思想、情感等）。它应用到亲子沟通中，能够为父母的亲子沟通方式不同其子女的发展也不同提供一个解释。例如，专制型父母的子女为什么更易出现攻击行为和行为呢？该理论认为，专制型父母主要通过滥用惩罚、不良监控、负强化等方式对子女进行教育，此种教育方式下的儿童也倾向于以消极方式对父母做出反应，形成了亲子间的消极互动，久而久之，就导致了儿童的攻击行为和行为。此理论启示我们，如果亲子之间早期能形成良好的沟通，则会为后继的沟通奠定下良好基础，可能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则易形成沟通不良的恶性循环[4]。
1.2亲子沟通的功能理论
从家庭系统观出发，研究者认为家庭是一个动态系统，有其结构法则和运作方式，沟通是维持良好家庭功能的重要因素，并提出了能够描述家庭运作状况的家庭功能模型，著名的模型有Olson的曲线理论模型和McMaster的家庭功能理论模型。
1.2.1Olson的曲线理论模型
Olson认为家庭功能是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联系、沟通以及应对外部事件有效性的反映[5]。它包括3个维度：亲密度、适应性和沟通。其中，沟通是对亲密度和适应性起促进作用的重要维度。家庭成员通过沟通来表达亲密，也通过沟通来处理与适应有关的问题（问题解决、家庭争论等）。Olson从两个维度考察了沟通对家庭功能的影响。一是开放性沟通，它指亲子之间可以自由交换信息、表达情感，没什么约束；二是问题性沟通，它指亲子之间在沟通时受拘束，表达看法时很谨慎，对沟通话题也有着很强的选择性。良好的沟通是开放性较强、问题性较少的沟通。他还指出，亲密性和适应性与家庭功能均呈曲线相关，亲密性和适应性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家庭功能的发挥。根据亲密性和适应性的程度，可以把家庭划分为平衡型、极端型和中间型。沟通良好的家庭属于平衡型。
1.2.2McMaster的家庭功能理论模型
McMaster认为家庭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6]。它包括6个维度：问题解决、沟通、角色分工、情感反应、情感介入和行为控制。沟通是家庭功能中的重要维度，家庭成员通过沟通，实现问题解决、角色分工、情感介入和行为控制。沟通尤其是家庭成员间问题解决的重要途径。儿童进入青春期，自我意识和自主性突然增强，希望得到父母更多的尊重理解，如果父母仍然把他们当作小孩子，那么，此时期的亲子关系可能紧张、冲突增加，或者子女疏远父母，对父母缺乏袒露。所以，在一个家庭中，旨在解决问题的沟通尤为重要，这种沟通对于维护亲子关系和家庭功能都很重要。
2亲子沟通的影响因素
归纳起来，影响亲子沟通的因素主要有：父母和子女的个体特征、亲子关系、家庭特征以及文化因素。
2.1父母和子女的个体特征
2.1.1人格特点
父母和子女的人格特点不但影响其自身的沟通行为，也影响着对对方沟通行为的感知。研究表明[7]，外向者在沟通中表现出较高的开放性和支持性，宜人性个体在沟通中合作性较强，更倾向于与对方维持和谐关系；外向者和宜人性个体对他人行为善于进行积极的感知和归因，特别是高宜人性个体在沟通中较少感知到冲突，对冲突的评价也更为积极；神经质者较冷漠，倾向于把对方行为归因为不诚实，因此表现出较多的沟通担忧和敌意，难以与对方维持沟通。此外，沟通是一个互动过程，双方人格之间的关系也对沟通有影响。有研究者从人格交互作用的观点出发，验证了父母和子女间的性格匹配与较少的亲子冲突正相关[8]。
2.1.2性别
亲子双方的性别都影响着亲子沟通。目前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认为，母亲与青少年的沟通较积极，沟通的开放性较强。研究发现，儿童在谈论私人性的话题时，与母亲沟通的感觉更轻松[9]。这主要是由于母亲和父亲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不同，而且母亲比父亲对孩子的理解性和接受性更强，反应更敏感，而父亲更具决断性，拥有更多的权威，因此青少年不愿将一些情绪性的和个人的事情告诉父亲。研究者也发现男生和女生与父母沟通的内容不尽相同。在一些敏感性话题和交友、兴趣等方面的个人性话题上，男生避免与父母沟通的频率高于女生；在与性有关的话题上，他们都倾向于与同性别的父母谈论[10]。研究也证实女生善于情绪表达，无论什么样的话题都比男生更善于向父母袒露[11]。
2.1.3年龄
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有不同的心理特点和发展任务，因此，他们与父母沟通时也有不同表现。Sandy等人对青春早期（13岁）和中期（14～16岁）的青少年进行了研究[2]，结果表明，早期的青少年在开放性维度上得分高于中期的青少年，但是在问题性沟通维度上没有发现年龄差异。Vangelisti发现与处于青春早期、中期（平均年龄14.81岁）的青少年相比，晚期的青少年（19.78岁）与父母沟通中的问题出现频率较低[12]。总体来看，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似乎呈现出一个倒“U”形趋势，这是符合青少年的心理发展规律的。青春中期的青少年自主性明显增强，而父母还是把他们看作小孩子，他们冲动、偏激、反抗的特点，使得亲子关系紧张，表现出与父母沟通的困难性；而晚期青少年的认知水平逐渐提高，并趋于稳定，他们在与父母的沟通中学会了协商，因此问题性沟通较少。
父母的年龄对沟通也有影响。处于更年期的父母与青少年的沟通较为消极[13]，这一时期的父母，伴随着更年期的到来，表现出较多烦躁、易怒，情绪低落，这些特点影响了亲子间的沟通。
2.2与亲子关系相关的因素
2.2.1亲子关系满意度
亲子沟通是在亲子之间先前交往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以往形成的亲子关系影响着后继的沟通行为。Vangelisti对亲子关系满意度不同的青少年所报告的沟通问题进行了研究[12]，结果发现亲子关系满意度低的青少年报告了较多的沟通问题，其中主要是缺乏袒露，而亲子关系满意度高的青少年报告了较少的沟通困难。
2.2.2亲子之间的知觉差异
亲子沟通也建立在亲子双方对对方行为相互感知的基础上，父母和子女通过感知和解释彼此的沟通行为，进而影响着其后继的沟通，双方对沟通感知的一致性反映了亲子之间的理解程度，也反映了其家庭特征。Barnes认为感知上的一致性水映了他们存在一个共同的参照标准（例如，家庭特征），较高水平的一致性与家庭成员的亲密性相关，较低水平的一致性反映了家庭中更多的问题[5]。他发现，青少年知觉到的沟通比父母知觉到的更为消极，与父母报告的沟通相比，青少年报告的沟通开放性较低，问题性较多，这种知觉越消极，与父母的沟通越困难，此种知觉差异是亲子之间误解的标志之一。
2.3家庭特征
2.3.1家庭结构
Vuchinich等人对收养家庭、离异家庭和完整家庭做了对比研究并发现[14]：与完整家庭的青少年相比，离异和收养家庭儿童与其父母沟通比与其同伴的沟通更困难。雷雳研究发现[15]，家庭结构影响儿童与父亲的沟通，而很少影响儿童与母亲的沟通；如果是婚姻完整的家庭，父子沟通较好，但如果是离异家庭，它不影响母子沟通，却影响父子沟通。Sandy等人研究了家庭结构的大小与亲子沟通的关系，结果发现核心家庭比单亲家庭的亲子沟通较好，冲突较少[2]。
2.3.2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对亲子沟通有明显影响。Martha等人在一项追踪研究中[16]，把家庭环境分为温暖、支持型和敌意、强制型两个维度，考察了家庭环境与亲子沟通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温暖、支持型家庭环境中，亲子沟通更为开放，他们能够耐心讨论彼此间的分歧，沟通中的问题较少；而在敌意、强制型家庭环境中，他们缺乏耐心、彼此抱怨较多，对冲突经常采取回避态度。他们还发现，不同的家庭环境对亲子沟通的影响具有持续效应：在敌意、强制型家庭中，亲子沟通困难度加大，问题增多，很可能形成恶性循环；而在温暖和支持型家庭中，亲子沟通和亲子关系会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从而向良性循环发展。
2.4文化因素
Lefkowitz的跨文化研究表明[17]，不同种族的文化影响着亲子沟通。与欧洲裔母亲相比，拉丁美洲裔母亲与子女的交谈中，支配性较强，反映性较低。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因素之后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研究也证实了在拉丁美洲裔文化中，较多支配性的谈话结构，并不是一种消极类型的谈话结构。这表明，拉丁美洲裔母亲的这种交谈方式与他们的文化中强调儿童应该遵从父母的价值观有关。
3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的发展
在有关亲子沟通与青少年发展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关注了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积极适应的关系，也探讨了亲子沟通与青少年消极适应的关系，近年来，还重视了亲子之间的知觉差异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研究发现[1,2]，良好的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的自尊、同一性发展以及道德推理能力的发展等都密切相关。Grotevant认为沟通有利于青少年协商其在家庭中的地位，敏感觉察家庭中其他成员的思想和情感[1]。在良好的亲子沟通中，父母与子女交流的信息更易为子女所重视，这些信息会使他们形成正确的看问题角度，能够促进青少年的同一性发展。Sandy研究发现，积极的家庭沟通与较高的家庭关系满意度和较少的家庭冲突呈正相关，也与青少年较高的自尊和心理健康水平、积极的应对策略显著正相关[2]。另外，还有研究发现不良的亲子沟通对青少年的内隐问题行为和外显问题行为有很大影响。Brage研究发现，青少年与母亲的积极沟通与其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影响着自尊，进而影响其抑郁水平[18]；更多研究表明亲子沟通与青少年吸烟、饮酒、犯罪、攻击和显著相关[19,20]；有研究发现在开放性沟通中，大多数青少年在对待性和药物滥用等方面的态度与父母的态度更为相似，他们不容易受外界影响去参加不良活动[20]。
青少年和父母对亲子沟通的知觉差异与青少年发展关系的研究结论目前还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种：一些研究发现这种知觉差异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它反映了青少年试图从家庭中寻求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只要这种知觉差异不在一个极端范围，则有利于青少年的良好适应，比如发展自主性、增加亲子依恋等[21]；另一些研究发现青少年和父母对沟通的知觉差异反映了家庭的问题，会导致青少年的适应不良，例如可能导致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学习能力不足等[22]。Ohannessian发现，无论青少年和父母对家庭功能的知觉差异方向如何（即青少年知觉的家庭功能优于父母或父母知觉到的优于青少年），它都与青少年较高水平的焦虑和抑郁、较低水平的社会能力显著相关[22]。由此看来，亲子之间的知觉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种差异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程度关键就在于差异的大小。
4亲子沟通的测量
目前，亲子沟通的测量主要着眼于两个角度：（1）型式学角度。从这一角度测评的研究主要从宏观上强调了亲子沟通较为稳定的模式或规范。使用较多的量表有：Ritchie的家庭沟通型式量表（Revised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 Inventory，RFCP）和Olson的亲子沟通量表（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PAC）；（2）着眼于以亲子沟通过程中的变量为指标进行测评，指标主要有：沟通话题、沟通频率、沟通方式、沟通兴趣和沟通问题等。其中把沟通话题和沟通频率作为指标的研究相对较多，把沟通问题和沟通兴趣等作为指标的很少。究其原因，可能是前者比较客观，容易测查，而后者受到研究条件和技术的很大限制。但有研究指出，相比沟通的数量型指标（例如沟通频率等）而言，沟通的质量显得更为重要[23]。但如何评定沟通的质量又是研究者面临的一大困境。Rathunde认为能够反映最优沟通的指标是沟通兴趣，即家庭成员对沟通是否感兴趣或是否积极参与了沟通，如果家庭成员在谈话中可以激发好奇和喜爱，并相互倾听、表达不同观点，则可以达到沟通最优化[24]。Vangelisti认为衡量沟通质量就是考察沟通中存在的问题，他的一项研究发现，青少年亲子沟通问题主要表现在分歧、误解、盘问、行为约束、否认、批评、缺乏袒露和欺骗7个方面[12]。
就测量方法而言，问卷法是亲子沟通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此外，观察法、沟通日志法和访谈法也有运用。问卷法按报告人划分为：青少年报告、父母报告和亲子双方报告。以往许多研究都采用青少年报告。有人认为，从家庭系统角度考察多个家庭成员对亲子沟通的知觉，如采用亲子双向报告，能够深入探讨亲子沟通的双向互动模式和深层次问题，利于发现双方对沟通感知的一致性和差异性[5]。与各种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的缺点一样，孤立使用某种方法都有一定弊端，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目的选择相对合理的方法。目前亲子沟通测量的发展趋势是，研究者更多综合采用几种测量方法。
5研究展望
青少年亲子沟通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由于亲子沟通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研究技术和条件的限制，今后研究还有待在以下几方面有所改进和完善。首先，进一步明确界定亲子沟通概念。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从心理学角度对亲子沟通做过明确界定，对亲子沟通的研究也没有统一的、清晰的、可靠的操作指标，更缺少完善的测量工具，概念上的模糊使得研究者从各自的着眼点出发，采用了不同的测量指标，由此造成了众多结论性分歧；其次，研究方法有待多样化，需要将动静态研究结合起来。沟通是一个沟通者双方的互动，仅采用一方报告的问卷法不能反映这种双向互动性。此外，有必要细致而深入研究沟通中的问题解决、沟通方式、沟通态度、沟通技能等，这就要综合运用访谈法、观察法、沟通日志等方法来探讨；第三，需要从系统论的角度深入研究。家庭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亲子沟通相当于微环境因素，家庭结构、家庭功能、亲子关系构成了内环境变量，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是外环境变量，可以探讨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内在联系；还可以探讨家庭内外各个亚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比如探讨夫妻之间的沟通模式是否与亲子之间的沟通模式相似？青少年与同伴的沟通是否与父母的沟通模式相关？
总之，国外的亲子沟通研究已经从宏观的型式学角度研究深入到微观的沟通过程研究，目前探讨最热的是父母与子女就某话题的沟通与青少年在该方面行为发展的关系。国内的亲子沟通研究刚刚起步，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很缺乏。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西方的研究结论不一定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因此，加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亲子沟通研究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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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亲子沟通研究；反思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19-0135-03亲子沟通是实现家庭教育功能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国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兴起了亲子沟通的实证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在该领域获得了一定进展。但是，纵览这些研究成果，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亲子沟通内涵界定不够明确、研究内容不太清晰、研究方法比较单调，为提高研究的精准性与有效性，本文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反思与探析。
一、亲子沟通内涵需明确
“沟通”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常用词，不论是在我们的日常口语表达中，还是在许多研究领域，如传播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都会提到“沟通”这个词。也许正因为“沟通”是一个我们很熟悉且使用广泛的词，许多时候，我们往往忽视了对“亲子沟通”这个词的明确界定。由于核心概念的模糊，使得亲子沟通的研究也就没有统一的、清晰的、可靠的操作指标，研究者出于各自的理解采用不同的测量指标，造成众多结论分歧。2003年就有学者提出，现有研究在亲子沟通的内容、沟通满意度、沟通对象和青少年性别对亲子沟通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并没有较为一致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对于研究的范围、概念的界定缺乏统一的标准。迄今为止，查找相关文献，我国该领域的研究仍未对“亲子沟通”形成统一的明确界定，有的即使有定义，但也未做深入剖析，在研究设计时，不知不觉偏离核心概念，使得研究取向不清晰。
在英文中“communication”译为沟通，也包含传播、交往、交流之意，这些词在中文里的使用是有差异的。查找商务印书馆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传播”解释为“广泛散布”，“交往”解释为“互相来往”，“交流”解释为“彼此把自己有的供给对方”，“沟通”解释为“使双方能通连”。由此可见，若排除物质与文化层面的指向，“传播”一般是指信息的单向流通，主要是点对面；“交往”含义较为宽泛，社会就是一个交往的网络，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的先决条件就是其成员之间的交往。有学者认为，交往就是共在的主体之间以一定的物或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
“交流”与“沟通”较为接近，都有信息的双向流通之意，这也是亲子沟通研究中经常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在心理学中，“沟通”一词，意为信息、事实、信念、态度和感受等在人际之间的传播、接收与理解过程，注重对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与规律的研究，沟通更强调信息交换的双向性和互动性。也有学者提出，沟通是指行为者之间通过有效语言、运用合理的协调方式达到真正理解或共识的行为。所以，“交流”虽有双向流通的意向，但它仅仅描述的是信息流通的来往方向，不必反映流通的效果，而“沟通”强调“沟”而务求“通”，必然反映流通的效果。
明晰“沟通”的内涵后，“亲子沟通”的界定就相应明确。亲子沟通是指家庭中父母、子女之间交换资料、信息、观点、意见、情感和态度，以达到共同的了解、信任与互相合作的过程。亲子沟通不仅指向信息的交流，还反映亲子之间获得相互理解、形成情感相通、达成共识的交流结果。
二、研究内容需明察
明确了亲子沟通的内涵，就如研究道路上找到了路标，所有的研究设计应在其指引下朝着研究目标迈进。要使研究内容不偏离轨道，在做研究设计时就需要围绕核心概念的内涵加以明察。
我国目前亲子沟通相关研究中，大量存在由于核心概念模糊导致研究内容定位不准确的现象。如亲子沟通问题的研究。“沟通问题”是当前国内亲子沟通研究文献中出现较多的一个词，在亲子交往中，亲子沟通与亲子冲突是相对应的，长期的沟通不足或沟而未通，可能产生亲子冲突，导致亲子矛盾或亲子交流方面的种种问题。若沟通了，亲子冲突就可以避免或及时化解。沟而未通是未沟通、误沟通、假沟通类非沟通行为。因此，亲子沟通问题研究实际上研究的是亲子交流中的非沟通、亲子冲突、亲子矛盾等问题。与此类似，又如“亲子沟通的改善研究”之类提法显然也是不恰当的，确切说应是亲子沟通的达成（或实现、促进等）研究。不同的家庭可能有不同的沟通模式，如Fitzpatrick提出的关系定向和观念定向模式，进而根据这两个维度得分的高低组合成亲子沟通的四种类型：一致型、多元型、保护型、放任型。不同的沟通类型会产生不同的沟通结果，即在相互理解、情感相通、达成共识实现的层次与程度上会有差异，但沟通的信息源方一定有努力“连通”的目的，且架起一座桥梁把信息源方与接受方连通在一起。所以，沟通不是交流。如果我们把它们混为一谈，就会出现如“沟通问题”类自相矛盾的提法。
另外，如果我们不把握清楚亲子沟通的内涵，就会在一些相关问卷设计中出现混乱状态。如沟通频次、沟通时间、沟通内容等研究，被调查学生很可能有的报告的是沟通情景，有的报告的并不是沟通情景，不能真实反映亲子间的沟通状态，而只是交流状态。如孩子回到家，对妈妈说：“妈，我回来了”。妈妈说：“好，快去洗把手，马上吃饭了”。又如：餐桌上，孩子说：“爸，今天学校……”爸爸打断说：“哪来那么多的废话，快吃饭，吃了做作业去。”等这样一些对话能称之为“亲子沟通”吗？显然不能，应是“亲子交往”或“亲子交流”、“亲子对话”。
根据亲子沟通内涵的界定，按照“5W”的思考路径，亲子沟通的要素应包括：沟通者（who）、目的（why）、信息（what）、沟通方式（how）、环境（where）。因此，亲子沟通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沟通双方影响因素研究，包括父母与子女双方的人格特征、性别特征、沟通态度、沟通兴趣、沟通技能、地位结构等；二是沟通重要性研究，主要考察亲子沟通与子女心理健康、压力应对方式、问题行为、学业成就、同伴交往及社会适应等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三是沟通话题研究，包括亲子沟通话题涉及范围、亲子性别匹配差异等；四是沟通方式研究，主要探索亲子间如何做决定、问题解决过程等；五是沟通环境研究。根据生态系统模型理论，所有影响父母行为及儿童发展的因素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该系统可分为四个子系统：微观环境系统、中环境系统、外环境系统、宏观环境系统。家庭、学校是与儿童关系最密切的微系统，微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构成中间系统，而那些儿童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影响他们的环境，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条件等构成了外环境系统，最后，儿童所处的具有一致信仰、习惯、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或亚文化的社会机构组织构成了宏观系统，这些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父母—儿童之间的参与程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亲子沟通环境研究涉及多个层面，如宏观层面的文化背景、风俗传统等，外环境层面的父母学历、职业类型等，中观层面的家校关系亲密度、家校之间联系方式等，微观层面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氛围等，环境诸因素之间的动态发展机制等。
三、研究方法需丰富
目前国内亲子沟通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定量研究方法，多以问卷法获得数据资料，通过统计的方式获得结论，问卷也较多使用的是单方报告法，近两年也有少量的亲子双方报告及行动研究、质性研究。
从了解的角度来说，亲子沟通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信息交流的过程，是一个具有双方互动性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单以静态的问卷调查难以反映沟通形成的机理及发展变化的特征。因此，一方面问卷调查应分别进行父、母、子三方报告，同时辅以纵向的追踪研究，能较好地考察父母及亲子之间对沟通的知觉差异、互动机制的演变特征等；另一方面，需要以访谈、观察、沟通日志分析等方法深入探究不同阶段学生亲子沟通的特点。国外的亲子沟通研究已经从宏观的型式学角度研究深入到微观的沟通过程研究，而我国目前深入的微观研究还比较欠缺，需要通过研究方法的丰富加以完善。
从干预的角度来说，行动研究是现有阶段一种较为容易操作的方法。关键是，怎样在行动中提炼出沟通得以实现的要素，并将之转变成比较高效的可复制的训练模式。目前我国相关研究还是空白，尽管社会上很多亲子培训机构在如火如荼开展着相关培训，但作为研究成果，在学术期刊上还未查到。当然，若要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实验法应是最佳的选择，但在核心概念的操作性定义、变量的选择及无关变量的控制等方面需要周密思考，找到切实可行的操作途径，这在本领域研究中将会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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