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合同制用工；问题；建议
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三年来，基层人民银行（简称基层央行）依法加强和完善合同制用工管理，充分发挥了合同制用工人员辅助履职作用。由于认识上、管理上还有偏差，有的单位在合同制用工及管理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潜在风险和管理漏洞，应当引起重视。
一、合同制用工情况的现状
赣州中支辖区内有17个支行，现有合同制用工人员107人，主要从事司机、门卫、勤杂、文秘、水电工、钞票清分和少量业务岗位工作。人员中女性多于男性，其中女性62人、男性45人。女性主要从事文秘、勤杂、炊事员、钞票清分和业务操作等工作。男性主要从事门卫、司机、水电维护等岗位工作。其中，年龄最大65岁，最小18岁，平均年龄为32岁。文化程度有大专、中专，大多数为初高中学历。目前基层央行在临时用工方面主要采取劳务派遣、劳务和直接签订劳务合同三种形式。个别单位还存在一些特殊用工方式：一种是当地政府为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对年满40岁女性和年满50岁男性下岗人员由用工单位接受为合同工，社会保险费用由当地财政缴纳；另一种方式是工资由当地财政部门支付，人员由当地央行使用管理。目前全辖合同制员工平均工资920元左右，高于全区最低工资收入标准。
二、存在的问题
第一，社会保险全面落实难。在全辖107名合同制用工人员中办理养老保险占用工人员的93.4%，而办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基本养老保险的不到应参保的80%，大多数单位仅仅是办理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有的单位采取由聘用人员按当地居民缴费标准自行缴纳有关社会保险，并凭缴费凭证到用人单位报账。原因主要有：一是主观上用工单位的依法用工意识不强，存有侥幸心理；二是客观上基于财务费用能省则省，态度消极；三是聘用人员参保意识不强，不愿缴纳由个人支付的保险金。
第二，劳务派遣形式实施难。目前，基层单位已实行劳务派遣的仅占总数的30%。原因：一是由于赣南是老区，目前除个别县（市）外，几乎没有劳务派遣机构；二是目前大部分单位已聘用人员都是长期相对固定且已签订固定或无固定期限合同，要重新与劳务公司签订派遣合同在实际操作上有很大难度；三是劳务派遣不能降低用工成本，还得向派遣单位支付一定数额“管理费”，用工过程中产生经济补偿、赔偿金、社会保险费等用工单位均有连带责任。
第三，个别岗位适龄人员聘用难。调查显示，全辖区聘用已退休或内退人员人数占聘用总人数的15%。由于单位门卫值班工资水平低，24小时看守，年轻人不愿干；无库行门卫值班聘用已退休的老年人承担，单位没有与受聘者签定聘用协议。一旦出现意外情况，会处于不利境地，存在潜在法律及经济风险。
第四，利益难趋同管理难。客观上用人单位与聘用者之间利益趋向上有偏差，体现在：一是用人单位一时难以提高工资福利待遇情况下，人员流动频繁结构不稳定，有时影响正常工作开展；二是多数用人单位难以建立正常的教育培训考核激励机制，合同工往往工作责任感、积极性、自我约束力差，容易带来操作和管理风险；三是合同制用工人员诉求多样化，与管理者的协调沟通能力有差距。各单位对合同工管理重视程度不同，管理方式尚处于探索阶段。
三、关于合同制用工管理的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法律法规学习，树立法制观念、证据意识。一是高度重视合同制用工人员管理工作，本着公正、公平，负责的精神，加强对现行法律法规学习；二是要提高自身证据意识，建立健全合同制用工人员档案资料，完善各项登记备案；三是由于聘用人员自身原因无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应当由聘用者出具书面承诺，表明聘用者自愿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
第二，规范合理，按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一是对照《劳工合同法》和上级有关合同制用工的具体要求，认真进行检查，及时纠正错误做法，堵塞漏洞。严格按照统一的合同范本，结合当地的实际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二是要更新理念，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用工管理模式逐步向“劳务派遣”方式转变，特别是对临时性、辅或替代性工作岗位聘用人员移交给地方劳务派遣机构，签订《劳务派遣协议》。
第三，完善制度办法，确保合同制用工管理规范化。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相应的合同制用工管理制度，加强日常管理、使用、教育和培训。要通过定期召开合同制员工会议，组织学习有关制度，做好相关技能培训工作。为调动合同工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要建立绩效考核体系：一是建立日常绩效考核体系，实行按月、季考核，并按月、季度发放岗位绩效工资；二是建立年终综合考评体系。根据合同人员年度工作表现、思想状况，绩效考核结果以及岗位风险防范等情况进行综合考评，作为是否继续使用以及兑现年度绩效工资或奖励的依据。
关键词：检察建议；社会管理；价值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098-06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发现妨碍法律正确实施但又尚未引起法律责任的情况，以及可能导致违法行为再次发生的因素，向有关部门或人员提出改进或者纠正的意见，要求其消除妨碍法律正确实施的情况，以免违法行为再次发生[1]。检察建议是在检察实践中逐渐产生的，它的社会管理功能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与完善得到充分表现。如，检察建议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帮助规范有关部门依法行政、加强对弱势群体与民生问题关注等等。然而，它的法律属性是什么？依据现行法律，该如何对其定性？它对社会管理具有何种价值？实现社会管理价值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等等，在法学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与分歧。随着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职能与参与社会管理的一种重要方式，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与认可，探索检察建议的社会管理价值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为此，笔者试从工作实际出发，对这一课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检察建议的法律属性与社会属性
“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司法是不存在的。”[2]参与社会管理是检察机关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任务，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的形式参与社会管理，具有灵活方便、内容丰富、涉及社会事务面广等优势与特点。为此，正确合理使用检察建议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前提性条件是界定与厘清检察建议的法律属性与社会属性。
（一）检察建议的法律属性
检察建议的法律属性，实质上主要探讨的是检察建议的法律依据、检察建议权属于公权力还是公权利、检察建议具有强制性或非强制性效力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是看法颇多、意见纷纭、没有定论的问题。
1.检察建议的法律依据
根据笔者找到的资料，检察建议的法律依据，学术界和实务界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检察建议得到《宪法》第192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的“概括性”授权，原因是两部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任务是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因此，检察机关可以选择一定的形式开展法律监督工作，检察建议应成为一种类型[3]。与此相关，有学者认为《宪法》第41条规定的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成为检察建议的法律依据。理由是：既然公民有批评建议权，那么作为公民集合体的检察机关也有批评建议权[4]。二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等是检察建议的法律依据。在我国，高检院司法解释是正式法律渊源之一，是高检院针对实践中法律适用的具体情况所作出的解释说明，具有法律效力[4]。三是《检察官法》第33条规定：可以对提出检察建议被采纳效果显著的检察官给予奖励。这隐含着检察建议法律上的来源的意思。①
笔者赞同最后一种观点。理由是：首先，“概括性”授权有违一般法理。法理学上对于公权力（利）②有这样的谚语“法无明文规定不可行”。如果仅仅因为规定了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任务是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就因此作检察建议被《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支持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此外，针对有学者认为的公民批评建议权能成为检察建议法律依据这种观点，该观点用检察机关作为公民集合体为理论支撑，过于牵强。理由是公民是有独立法律地位的。其次，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5]。司法解释只能在法律有明确授权的基础上，针对实践中具体问题加以细化。不能直接将司法解释作为其法律依据。最后，《检察官法》第33条对检察建议的授权是明显清晰的，尽管有学者提出该条款没有界定出检察建议的内涵、性质、特征与效力等问题[6]，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会影响检察建议本身的权利来源问题。
综上所述，检察建议的法律依据是《检察官法》第33条的规定，由于该条规定比较模糊、不太清晰，而现有关于检察建议的规范性文件又存在法律阶层不高、规定不相一致等问题，检察建议的法律性质也因此被争议起来。
2.检察建议的法律性质
检察建议不可能属于民商事领域的私权，理由是私权是私人之间的受法律规制的权利。但检察建议属于公权力还是公权利？具不具有强制性效力？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解答似乎并不困难。检察建议属于公权利，不具有强制性效力。
第一，检察建议不符合公权力的本质属性。尽管公权力的界定有许多观点，①但不可否认的是，具有强制性效力是公权力的基本属性之一。根据上文所述，检察建议来源于《检察官法》第33条规定，从其内容看，并没有赋予其强制性效力的意思，反倒隐含着：检察建议不应该是一种依靠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的公权力。因为，该条规定对提出检察建议的检察官予以奖励，实际上有检察建议并不是一种不可放弃的公权力的意思。况且，检察建议也没有被赋予强制性效力的必要，这种监督没必要依托“权力”而实现。如果赋予检察建议强制效力，检察建议灵活方便性、适用面广、内容丰富等特征也容易使这种权力失去控制，造成监督者监督权不断扩张的结果。此外，高检院关于检察建议的司法解释明显也没有赋予检察建议强制性特征。根据《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8条，被建议单位对检察建议没有正当理由不予采纳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其上级主管机关反映有关情况。由此可见，该条规定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终裁性的权力，至于上级主管机关会作何处理，则是不确定的。同时，被建议对象还拥有一定的“拒绝权”，如果被建议单位认为检察建议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拒绝接受时，并不用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7]。事实上，早在1992年5月召开的第九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当时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在谈到检察建议时就指出：“建议不是命令、决定，没有也不应有法律强制力。”[8]
第二，检察建议符合公权利的基本特征。所谓公权利就是依照公法规定而享有的权利或自由，它主要表现为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公团体及其责任人在职务上的权利[9]。按一般法理，“权力”与“权利”两个法律概念都含有支配、控制人、事与资源等的意思，两者的区别在于强制性效力有无、是否可以放弃行使等内容。根据上文的论述，检察建议不具有强制性效力，不能强迫要求被建议单位服从检察建议的安排与决定。况且检察建议的行使带有一定自愿的，检察机关并不会因为没有行使检察建议权带来法律上的不良后果。因此，检察建议符合公权利的特征，是一种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公团体在职务上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参政权利，不适用“法无规定即自由”的私权利，也不适用“法无规定不可行”的公权力，是一种应受到保障的“授权但应严格约束”的公权利。尽管有学者质疑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行使公权利的可能性，但笔者以为，国家机关（最高法院、高检院等）法律提案权、基层组织（村委会等）自治权、行业协会（律师协会等）自管权等等，都是法律明确赋予组织机构的公权利，都不具有强制性效力，都体现了组织对社会管理与社会公益的参与。检察建议权同上述类似，属于公权利，都能对国家与社会管理起到监督、促进作用，是一种“软管理”。②
（二）检察建议的社会属性
依据上文所述，检察建议作为一种公权利，其依附于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的公权力，是检察职权的一种辐射与延伸[10]。因此，检察建议的功能更多地体现在其社会属性上。
以湖南湘潭某基层检察院为例，2011年共发出检察建议22份，涉及交通道路建设管理、国有企业职务犯罪预防、国家机关制度建设管理、传销等犯罪综合治理等情形。根据查找到的资料，并对以上检察建议进行详细调研分析，笔者将检察建议参与社会管理的优势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检察建议具有参与社会管理上的亲和力
检察建议可以针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不规范、失误乃至重大错误等情况提出。由于不是针对被建议单位的命令、强迫性规定，更容易被理解、接受与认可。在上述基层院发送的22份检察建议中，均得到了回函，回复率达到100%。甚至还有被建议单位由领导带队专程到该院反映整改措施与效果。如，该院办理罗某某等贩卖批捕案件中，发现某监狱存在劳改对象在监狱内用手机指挥贩毒的问题，因此就硬件建设、制度规范、宣传教育等方面发出检察建议，监狱引起高度重视，对责任人进行了追究，并进行了认真规范整改。事后监狱长带队专程来到该院报告整改情况。由此可见，这种亲和力较其他法律监督手段，使得检察建议对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检察建议具有参与社会管理上的服务性
检察建议对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参与，体现了一种“以服务促管理”的典型模式。检察机关应强化大局意识，克服办案的就案办案惯性思维，主动做好检察建议服务大局的工作。如，针对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拆迁热”以及随之带来的社会矛盾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调研发现征地拆迁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合法、不规范、不合理等现象，有针对性向有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帮助化解社会矛盾。此外，检察建议在帮助规范有关单位依法行政时，往往指出对方不当、不足与不规范之处的同时，针对其可以进一步完善、规范的地方提出思路、解决措施，帮助堵塞漏洞等等，这也强调了“服务”理念。由此可见，服务不同于监督、不同于强制性手段，是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理念。
3.检察建议具有参与社会管理上的“间接约束力”
检察建议虽然是一种“柔性监督”[11]，但并非不具有任何效力，它可以通过其跟踪回访、向上级单位投诉等形式予以落实，确保其在管理上的效力，达到检察建议制发的目的。如，实践中发现，有的单位在收到检察建议时，认为是检察机关跟自己过不去、检察机关自己找事做或者检察建议具有强制性，因而产生抵触、埋怨、不愿理睬或恐慌等情绪，进而不重视、不愿意、害怕真心实意落实检察建议。此时，检察机关应向上级单位投诉或开展相关法律知识教育，使相关单位对检察建议加强重视并予以落实。
综上，检察建议具有法律监督与服务社会的双重性质，它一定程度既包含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内容，又包括弥补监督手段的不足，参与社会管理的需要[12]。检察建议可以有效转化为参与社会管理的力量，是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检察建议的社会管理价值取向
检察建议在参与社会管理中发挥着“助推器”的作用[13]。但检察建议并非天马行空、无的放矢，而是有其重点内容、路径选择以及价值表现。对于检察建议参与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①新闻常有这样的标题：《一个关乎千人生命的检察建议》、《一条“检察建议”让生命不再受到伤害》、《检察建议助力企业管理》等等，足可见其发挥的社会管理价值。笔者结合实际，择其重点进行了梳理总结。
（一）强化权力运行监督
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因此，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对权力运行的监督、管理也是社会管理的重点领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职务犯罪行为，都是利用权力运行机制、体制及制度等管理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而进行的。通过合理运用检察建议，结合所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从案件发生的机制体制原因、产生背景、后果等多方面着手，有针对性提出规范权力运行的监督、管理与决策等机制，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据相关资料显示，当前的检察建议较大程度集中在职务犯罪预防领域。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发出预防建议15 149件；2010年，发出预防建议55 628件，增长了近4倍。②由此也可见：检察建议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预防职务犯罪过程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14]。如，湖南湘潭某基层检察院曾办理过的发生在监管场所的系列职务犯罪案件。在该监管场所中，管教干警通过为在押人员做假“检举立功”材料，导致在押人员被从轻、减轻处罚。查办该系列犯罪后，该院针对监管场所的制度管理、机制健全、干警队伍管理等多方面向监管场所发出检察建议。由于建议的专业性、契合性，再加上语气适中、不具有命令性，监管场所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在所内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纪律作风整顿，加强对立功程序、立功条件等制度的规范建设与管理等等，杜绝了此类现象的发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通过围绕党风廉政建设提出检察建议，还能够弘扬社会正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进程[15]，这也是检察建议社会管理价值的重要体现。
（二）推进社会矛盾源头性化解
社会矛盾源头性化解主要体现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之中。因为综合治理的目标是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稳定[16]。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与此相对应，检察机关也不局限于法律手段，也需要采用包括说服教育、检察建议等综合性的手段。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体系下，检察机关是其中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检察建议可以作为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重要手段之一，它体现在：通过密切关注社会治安动态，发现诱发犯罪的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消除隐患、强化管理、预防犯罪的建议，有效预防犯罪，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17]。如，湖南某基层检察院针对近年来该区参与传销的人员数量居高不下，因传销引发的犯罪社会危害愈来愈大的社会治安现实，对司法实践中与传销相关的犯罪作了分析，形成《某区近三年办理传销相关犯罪案件的调查分析》与检察建议，向党委、政府（工商等部门）反映情况，为共同探讨打击非法传销、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提供了良策。
由此可见，检察建议推进矛盾化解的价值，要求检察机关始终将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重要任务，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及时发出检察建议，在保障和服务民生民利中发挥关键作用。
（三）帮助规范单位管理
检察机关对黑恶势力、“两抢一盗”、传销等破坏经济秩序犯罪等犯罪行为，及时、准确、有力给予打击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在办案中发现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在管理上的漏洞，帮助分析原因与寻找对症之策。这也是检察建议制发的重要目的与关键所在。
这种功能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唤起被建议单位对不规范、不科学管理产生危害性的认识，强化其预防后果发生意识；二是向被建议单位发出建议，帮助其认清管理上存在的薄弱环节，并对症下药采取对策；三是引起有关主管部门从较大范围、较高层次关注那些存在隐患的问题；四是督促推动被建议单位根据建议采取具体措施，产生规范管理、堵塞漏洞效果。如，湖南湘潭某基层检察院在办理交通肇事罪案件时，发现辖区某广场交通肇事案件频发，造成死伤及财产损失的程度都比较严重。为此，专门进行了调研，通过现场考察、询问过路人员及司机、到有关部门查找资料等等，发现该处存在人流量集中而红绿灯设备不足、下班时间道路比较拥挤、缺少限速标志等等，因此向交通管理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交管部门在收到检察建议后，结合检察建议的内容，在交通管理方式上下了一番工夫，到现在效果比较明显，“出事率”明显下降，管理秩序较以往也改善了很多。
由此可见，检察建议能够促进相关单位依法规范行政，并督促单位加强制度建设与人员管理，从而对社会管理起到良性推动作用。
（四）加强特殊人群帮教
传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比较强调管控的思维模式，而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新课题，则强调要改变以往过多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模式，突出国家、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更多地关注特殊人群等民生问题[18]。因此，特殊人群是社会管理的难点也是重点。
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要克服就案办案的老思路，突出延伸职能，并着眼工作实际，通过发出检察建议加强被监管对象、青少年等特殊人群的帮教。如，湖南某基层检察院曾办理过辖区某职业学校7名未成年人故意伤害案。通过办案发现该校近年来在校学生犯罪现象比较突出，多因恋爱、上网、不良习惯、讲义气等原因所致，而学校管理方面也存在明显的漏洞，法制教育开展不力等等，因此就所发案件撰写出《某中专学生犯罪现象严重不容忽视》调研报告，同时发出检察建议，为共同探讨预防该校学生犯罪问题提供了良策。事后，学校加强了管理，学生学习风气、学校学习氛围等等都得到了明显改善。此外，该院监所检察部门定期派员回访和考察监外服刑人员，及时与负责监管的单位和部门取得联系，发出检察建议，提出整改意见等等，对监外执行对象这一特殊群体的管理起到了推动作用。
当然，我们在认识上述价值的同时，也应认识到：检察建议的社会管理价值远不止上述内容，如柔化相关部门之间关系等等。在重视检察建议社会管理价值的同时，不能忽视影响其发挥功能的因素：一是部分检察机关与干警对检察建议的重要性、有效性、服务性等认识不足，存在赶任务、拼数据的不良倾向；二是对检察建议的考核机制不完善，重形式大于实质，没有强调建议产生的社会效果；三是检察建议形式单一，内容质量不高，更谈不上行文结构方式上的创新；四是建议难以得到有效落实，管理上的功能打折扣等。对此，笔者将针对上述问题，在下文详细阐述利用检察建议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三、运用检察建议参与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
路径选择的主要意义在于做到敢于、善于运用检察建议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如，有专家提出了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严格管理、狠抓检察建议的规范性；二是对症下药、增强检察建议的实效性；三是针对社会热点、确保检察建议的服务性；四是提高认识、增强做好检察建议工作的主动性；五是明确地位，增强检察建议的强制性[19]。结合之前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检察建议要更好地发挥其社会管理价值，必须有合理规范的路径，尤其体现在其内容质量、跟踪回访、配套制度、鼓励保障、合理边界五个方面。
（一）提高内容质量
检察建议的“生命”在于检察建议的内容与质量[12]。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一份调研分析不深入、论证乏力、内容质量肤浅的检察建议，必然得不到被建议单位的重视，因而其社会管理价值也大打折扣。反之，经过深入调研分析，认真总结归纳，精心研究制作的检察建议对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作用和意义就大得多。
可以采用以下的方法：一是加强沟通。管理学上，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沟通。通过沟通，可以在全面了解对方的基础上找出问题根源，提高针对性与有效性[20]。检察建议如全面了解被建议单位发案的制度、人事、管理等背景，全方位发现发案原因、制度漏洞、管理不规范等，则更容易被被建议单位理解、接受与认可。二是加强类案研究。一段时期一个地区多发案件，往往反映着该地的社会治安形势与动态。某类对象某个行业的多发案件，往往反映着该类对象或行业存在的社会问题。针对上述情形形成专门调研报告的同时，向党委、政府、人大及相关部门发出情况反映与有针对性、时效性、可行性的检察建议，能有效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三是注重说理性。实践中常发现检察建议从制度、机制等方面寻找对策，但就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以及怎样做好整治工作等并无具体意见建议，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情况。要改变这一种“空洞”、“形式化”的检察建议，结合具体问题和法律规定，进行细致的说理和论证，深入剖析犯罪产生的因果关系，强化说理、说具体情况，以理服人、以法服人。对重要的或者有复杂背景的事项提出检察建议时，应附上有说服力的证明材料，如判决书、调查报告、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这样有利于提高被建议单位的重视程度和纠正问题的力度[17]。四是要加强客观性。应秉持高度负责和客观真实的态度与作风，找准突出存在的问题与真实漏洞，避免主观片面、乱扣帽子、纸上谈兵等不良倾向，科学合理地提出检察建议。如，某检察院预防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时，希望对方规范审批权力行使。该单位回复：“早在2002年，我单位依据相关规定，已停止该项审批权力的行使”。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21]。
（二）建立跟踪回访机制
检察建议只有落实才能产生效果。跟踪回访的意义在于通过及时了解被建议单位是否重视、重视程度、有无研究整改意见、是否敷衍塞责、是否积极落实建议等等，发现问题并积极解决落实不力的问题。因此，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后，应避免不管不问、任其自然的不良互动模式，主动加强与被建议单位的沟通联系，坚持跟踪回访，及时、准确、主动了解建议落实情况，发挥检察建议的社会管理价值。
有几种情况是应特别注意的：一是被建议单位认为检察建议正确、适合实施。应主动参与到被建议单位的各项研究整改之中，积极协助其完善制度、规范管理与堵塞漏洞。二是被建议单位认为检察建议不正确、不适合实施。如检察建议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应做好沟通协调，及时修改检察建议并使之符合实际情况。如建议本身不存在问题，则可以向其主管单位反映情况，必要时可以向党委、政府、人大报告，通过领导机关、监督机关的力量督促检察建议的落实。三是被建议单位不闻不问、无动于衷。要主动了解被建议单位实施建议的各项困难，帮助其整章建制与排忧解难，督促落实建议。同时，可以举办法制知识讲座等，提高被建议单位领导与职工的法律意识，使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加以整改。
实践中，我们发现被建议单位回复检察建议的方式也有多种，有的仅仅回复已经收到检察建议，并无研究整改意见；有的仅仅提到会落实，但无具体措施与办法；有的回复讲形式，不讲内容，存在敷衍现象。因此，笔者认为，检察建议工作的核心，并不在于获得对方的回复，而在于被建议单位是否真心实意落实检察建议以及建立机制保障检察建议有效运行。笔者还建议可以赋予检察建议一定的警告权，增强检察建议的效果，使检察建议落实到位。
（三）完善配套制度
由于法律对检察建议还没有准确、清晰的定位，这对检察建议的社会管理功能发挥有一定不利的影响。所以通过完善规范检察建议的配套制度，一定程度上能平衡这种矛盾，保证检察建议统一有序规范运行，这有助于检察建议的科学发展[21]。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完善检察建议文书的格式、内容、制作程序、文书管理等，避免文书制作的随意性和简单化，保证文书的规范与严谨，以增正式性、严肃性与权威性，更好地被被建议单位以及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价值。因此，制作检察建议书，要严格遵循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文书样本格式。此外，检察建议书应当以检察院的名义制作和，加盖院公章，不能以院内设部门的名义制作和。在制发程序上，要有严格的审批制度。由办案人员撰写检察建议书，科室负责人审核，分管副检察长签发。必要时，应经检委会讨论决定，由检察长签发。二是加强检察机关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协作关系。虽然高检院《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规定了检察建议的统一归口管理。但不可否认的是仍然存在各业务部门对彼此不了解，缺乏有效地沟通、衔接与协调。甚至出现针对同一案件不同业务部门发送不同检察建议的情形[22]。为此，应加强各环节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协作，使检察建议形成合力，避免资源的不当浪费以及影响检察建议的公信力。此外，应实行检察建议统一归口管理，建立专门登记簿，避免无法统计、资料丢失等问题。
（四）建立鼓励保障机制
检察建议属于公权利，不是不可放弃行使的公权力，需要检察人员积极主动发现问题并充分行使。因此，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社会管理价值，必须对检察建议工作予以鼓励和保障。
1.建立检察建议工作奖励制度
检察建议的制发很繁琐，需要检察人员的深入调研、科学分析与精心协作，耗费时间和精力较大。为刺激检察人员对检察建议工作的热情、加强对检察建议工作的重视，奖励制度是必要的。事实上，《检察官法》第33条就规定了对检察建议被采纳效果显著的检察官可以给予奖励。然而，实践中何为“效果显著”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况且，可以进行奖励也意味着可以不进行奖励。笔者在实践中发现奖励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就说明了存在的问题。
2.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
考评是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的检查与验收，考评机制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检察建议的制发等各项工作。应摈弃将数量作为考评唯一标准的做法，强调内容质量以及发挥的实际功效；应摈弃抽象标准的考核方法，建立一定的指标系数，如被建议单位是否回复、采纳程度、对社会的影响、社会评价等因素，进行科学规范的考核。如，在浙江省“被采纳”是加分的依据，有些检察院事先与被建议单位沟通，在得到对方同意给予采纳回复的前提下才制发检察建议[21]。这使得检察建议“变了味”，成为获取分数的工具。
（五）注意合理边界
任何权利（力）的行使都有边界，以遵循法律、不破坏社会公序良俗、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等为前提。因此，即便检察建议的性质是公权利，也不能任意扩大，否则会造成权利滥用[23]。
实践中发现检察建议滥用的情形表现在：无明显理由滥发检察建议、超越权限发检察建议、无节制向上级单位投诉、将检察建议权作为权力行使等等。另一个极端就是怠于行使“检察建议”的情形。因此，合理界定检察建议参与社会管理的边界是必要的。
1.应结合执法办案发出检察建议
社会控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对社会各个部分和社会成员进行协调和规范的过程。司法参与社会管理，应当以履行司法职能为载体[24]。《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3条对此作了具体规定。与执法办案无关的社会管理问题，由于缺乏专业性、法律依据、可行条件等不应作为检察建议的内容。
2.被建议单位是涉案单位、有关主管机关或者其他有关单位
这也是源于《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有关”二字实质并没有过多限制其范围。
3.检察建议的内容应集中围绕“法律监督”进行
检察建议的内容集中围绕“法律监督”进行，这是由于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所决定的。一些具体的管理方式设定，由于缺乏专业性、必要性等，不应成为检察建议的内容。
综上，检察机关应提高对检察建议工作的认识，加强重视程度，把该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检察工作来抓，强化干警的履职与责任意识，提高主动性与敏感性，善于、敢于运用检察建议参与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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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建议是指审计机关为实现审计目标，根据审计情况及有关标准，针对审计中所发现的问题或隐患，依法向审计对象及有关单位提出指正性、建设性意见的行为。根据审计免疫系统理论，审计机关不仅要查出问题、纠正问题，更要化解矛盾于未然、预防风险于事前。审计建议不仅针对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等提出指正性意见，而且针对效益性、风险性提出建设性意见，从而对风险免疫、辅助决策发挥重要作用。根据2015 年度审计署绩效报告，2015年仅审计署就提出审计建议1456 条，推动被审计单位制定整改措施2263 项，促进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制度1971 项。但是，协调性伴随着随意性与公正缺失，广泛性显示着干预性与空洞泛化，对审计建议的批评也多源于此。作为规范审计建议行为的机制应当在审计建议的协调性与随意性、广泛性与干预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使审计建议成为促使被审计单位消减违规行为、服务于审计成果利用者的柔性手段。
本文对审计建议规范路径与模式选择进行研究，目的是构建一套规范化的建议范式，确保审计建议可预期、建议对象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也为我国规范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积累经验。
一、审计建议的问题发现
纵观各国审计法规，出于不同的目的，均授予了审计机关建议权.我国也不例外，《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审计结果报告应当包括改进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管理工作的建议。审计署印发的审计报告、审计调查报告格式中，也都将审计建议作为独立部分列出。但由于审计建议的灵活性与广泛性，目前我国尚无对审计建议的规范性规定，同时笔者发现审计建议存在以下问题：
1. 建议的目标模糊。主要表现有：一是审计建议与审计实施方案中所确定的审计目标之间的关联度不大，建议的目标不明确;二是审计建议与审计所发现的问题相关度不高，审计建议缺乏具体的事实依据;三是审计建议的对象不明，即向谁提建议、希望谁实施建议不明确。
2. 建议的内容宽泛。一是缺乏深度。调查发现，部分审计建议仅针对审计所查出的具体问题，缺乏深度分析，所提建议治标难治本。二是缺乏可操作性。所提建议没有针对审计对象的特殊需要及其客观情况，被建议的单位不知如何落实审计建议或落实审计建议的成本较高。
3. 建议的程序不足。根据行政程序理论和有关规定，行政指导程序应包括协商程序、解释程序、评估程序和利益诱导程序，以此梳理我国的审计建议程序。
，我国的审计建议规制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一是建议的过程缺乏协商程序，审计机关未与建议对象沟通，听取其意见和想法;二是建议的内容缺乏利益诱导，被建议的单位看不见落实建议的可得利益，基本上是审计机关在唱独角戏三是建议所涉文件缺乏解释程序，例如，没有向建议对象就建议的理由进行充分说明;四是缺乏建议的评估程序，对建议的过程监督不力，对建议的质量缺乏评估。另外，审计机关不能强制要求被建议单位执行审计建议，建议采纳率不高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审计建议的规范路径
审计建议不是一份静止的审计业务文书，而是审计机关与审计对象互动的过程。因此在规范审计建议的过程中，可以从审计机关、建议对象和建议内容入手，对审计建议行为进行规范，使审计建议权既有所作为又不能乱作为。
1. 从审计机关入手，重视建议的提出过程。一是关注审计建议的目标取向。每个审计项目均有自己的审计目标，审计机关通过现场审计，发现被审计单位目标与审计目标之间的差距，争取搭起二者之间的桥梁。在实现审计目标的基础上，提出有利于实现被审计单位目标的建议。如果所发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则应研究出具有普适性的建议。二是构建审计建议的协商机制。审计机关可以通过举行座谈会、意见听取会等方式，听取被审计单位对问题、隐患的看法，通过对解决方案的利弊分析，提出最能代表审计机关专业水平和信息优势的审计建议。三是强化审计建议的说理程序。由于审计建议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审计机关应尽量利用人的理性，对建议的目的、事实依据、规范依据等进行充分说明，争取得到建议对象的信任，使他们相信能在采纳审计建议之后获益，从而自愿接受建议。
2. 从建议对象入手，重视建议的选择和落实。审计建议作为一种服务于双重目的的行为，既要能有利于实现审计目标，又要能增加建议对象合法利益。审计机关在借助建议对象实现审计目标之际，必须认可建议对象的私利，同时研究其配合义务。一方面应尊重建议对象的权利。尊重建议对象的知情权，及时将审计建议的目的、思路和方案向他们公开;尊重建议对象的选择权，诱导建议对象从各种方案中选出风险较小、最有利于实现审计目标的方案。另一方面，应研究建议对象的配合义务。从政府出台的审计建议执行规定看，审计建议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或者说建议对象有最低限度义务，既有不作为性的容忍义务(如接受审计调查并如实提供信息、不得妨碍或阻碍审计建议的执行)，也有适当配合的作为义务(如积极参与建议过程、承担与收益相匹配的风险)。如果建议对象没有尽到最低限度义务，就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只有通过对权利与义务两方面的研究，使建议对象在权利与义务方面保持适当的平衡，才能使审计机关积极建议，建议对象自愿配合、实施审计建议，消除审计机关与建议对象之间的隔阂，帮助建议对象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
3. 从建议的内容入手，重视诱导利益的设置。
从组织行为角度看，单位的利益决定着单位的行为，因此审计机关应重视建议中的诱导利益设置，并且加强对风险补偿机制的研究，将审计建议的实施风险内置于诱导利益中。根据管理理论，最佳的管理途径取决于任务的性质、所创造的价值、周边条件、背景因素等。审计建议也是如此，最佳的建议途径是使审计目标与建议对象的工作目标之间的交集尽可能大，确保建议实施收益大于其实施成本，促使实施条件成熟。当建议对象明白采纳审计建议能给自己带来哪些预期收益(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的，预期利益的增加、防止合法利益的不当减少)时，就会大大提高其采纳建议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审计机关与建议对象的双赢。
当然无论是从审计机关入手，还是从审计对象入手，规范审计建议的落脚点还是在审计建议的内容方面，目的是发挥审计建议的指导功能、实现审计目标。
三、审计建议的模式建构
不同的法律行为模式体现不同国家的法治水平。而建立模式的前提是对建议行为进行类型化处理。在具体的类型化路径方面，既可以根据建议行为的实体要素(为什么建议、为谁建议、可行吗)对审计建议进行分类，也可以根据建议的载体要件(建议的对象、建议的载体)进行分类。为了研究方便，本文依据审计建议的对象不同，将审计建议分为三类：一是向被审计单位提出建议，其载体通常是审计报告;二是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提出建议，其载体通常为审计结果报告(特别是针对宏观性、普遍性、政策性或者体制、机制问题);三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建议，其载体是一种专用文书，如审计建议函。据此，可将审计建议分成三类：审计报告型审计建议，审计建议函型审计建议，审计结果报告型审计建议。
(一)审计报告型审计建议模式建构
审计报告型审计建议模式下，审计建议的对象是被审计单位，提出建议的载体为审计报告，建议的目的是希望被审计单位规范财经行为、增强效益性，建议的落实方式是被审计单位接受并执行建议。该模式研究的重点在于发现被审计单位的问题根源，通过找准契合点和设置利益诱导，找出实现审计目标的方案。具体而言：
1. 研究所发现的问题。发现问题和隐患只是提出建议的基础，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才是关键。审计机关应利用既精通财经管理又熟悉财经法规的专业优势、既了解审计对象的情况又熟悉本地经济发展的信息优势，在深入分析审计问题的基础上，找准病因，尽量做到既有定性依据、又有定量标准，既抓显露的问题、又挖潜在的隐患，既熟悉病因的现状、又熟悉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使审计建议有明确的问题基础和数据支持，确保审计建议能对症下药，争取实现药到病除，促进被审计单位收益最大化。
2. 寻找解决方案与审计目标的契合点。这里的契合点是指通过解决审计所发现的问题，从而实现审计目标的着力点，包括解决问题的时机和具体方案。由于每个项目的具体目标、建议对象的客观情况不同，该契合点也各不相同。为了找准契合点，审计机关需要与被建议单位进行充分沟通，包括向建议对象解释建议的依据、目的和预期效果，听取建议对象的解释，了解建议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找出解决审计所发现的问题与实现审计目标的最佳方案，以使双方的目标达到某种均衡，只有在达成这种均衡的共同动机下，审计建议才会被建议对象接受。只有在审计建议能使被审计单位效用函数最大化的情况下，审计建议才会得到采纳。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邀请相关方面的专家参加论证也是实现效用函数最大化的重要方法。
3. 研究利益诱导的设置。行政比例原则要求行
政目的与行政手段之间合乎比例，即行政行为具有必要性和均衡性。必要性要求审计项目具备提出审计建议的条件，均衡性则要求审计机关，必须对实现审计建议的预期利益和给建议对象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考量并权衡。如果能通过正面诱导的方法，引导被审计单位实现审计目标，则不宜采用审计决定等强制性方法。而良好的正面诱导，依赖于内部的利益配置，如从政策、信息等方面帮助建议对象增加其合法利益、预防其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等;必要时还可尝试分配预期损失，即在诱导机制中，对因实施审计建议所可能遭受的损失进行公平分配;对于误导性的审计建议，被审计单位有权就其损失申请审计机关补偿，从而为审计建议的实施提供动力，也增强审计人员的责任感。
(二)审计建议函型审计建议模式建构
审计建议函型审计建议模式适用于建议的对象为有关主管机关和单位，建议的内容是针对被审计单位的问题，需要有关主管机关整改的情况，建议的目标是促进主管机关改进管理，特别是改善相关体制、机制，使审计机关实现由维护财经秩序向服务审计对象的功能转变。
1. 放眼世界建模式。由于目前我国尚没有审计建议函这个文种，审计建议函型审计建议模式可以在审计报告型审计建议模式的基础上，借鉴他国经验进行构建。如德国《联邦审计院审计条例》(1997)第四十八条规定，审计机关应将年度审计报告草案提交给主管部门，征求主管部门意见，关键要使他们认识到解决审计所发现问题的重要性，因为不同的组织对同一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判断，要不要解决问题才是提出审计建议的前提。因此，审计建议函的结构内容至少应包括建议的事实依据、评判依据、可采取的措施、注意事项等。
2. 换位思考提建议。采纳审计建议的过程是一个信任博弈的过程，然而信任是有风险的，如何才能使建议对象信任审计机关这一点非常重要。审计机关多从主管机关的角度思考问题，尽可能地消减建议实施的风险，使主管机关帮助被审计单位实现不利影响最小化，甚至还可派专人前往被审计单位了解情况，从旁观者的角度获取更专业、更客观的意见，这样才易得到主管机关的响应。
3. 深入说理重落实。《审计法》第三十七条虽然规定了审计机关有权向有关机关(多为主管机关)请求协助，但并没有明确受请求机关的协助义务。因此，审计机关应做好自身定位，在建议函中说清为什么如此建议、落实建议的预期利益，只有如此，才能避免主管机关对审计建议的偏见，引起主管机关的重视，从而扩大审计建议的指导力和审计的免疫功能，形成权力掣肘。
(三)审计结果报告型审计建议模式建构审计结果报告型审计建议模式适用的建议对象为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建议的内容多涉及改进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管理中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以及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宏观性、长远性问题，审计建议的表现载体为审计结果报告的组成部分。由于建议单位为审计机关的上级，建议的内容多为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建议的目标多为辅助决策，因此在提出审计建议的过程中应该有更严格、更详细的规定。
1. 构建政策评估程序。对于体制和机制问题，审计机关可以参考美国审计机关的政策评估，不局限于被审计单位而进行广泛调研。如审计机关把脉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时，不仅应调查相关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单位，还应调查这些房屋的使用人;不仅应清楚政府制定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相关制度的目的，还应了解这些制度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政府现行的房产政策做出评估，为政府创新房产新政出谋划策。
2. 公开审计建议草案。审计机关一方面可以采取公布审计建议的草案(必要时可提出两个以上的建议方案)、请相关利益方座谈等方式，听取利益相关方对审计建议草案的意见;另一方面可通过网上信箱、举办论坛等途径，特别是邀请专家从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时还可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等方面进行深入论证。为了方便利益相关方的参与，除了通过公开让其知悉审计建议的内容，还应简化他们的参与程序，使他们能积极参与。必要时还可对未被采纳的建议做出解释，达到既宣传审计目标、又提高审计声誉的目的。
审计建议是指审计机关为实现审计目标，根据审计情况及有关标准，针对审计中所发现的问题或隐患，依法向审计对象及有关单位提出指正性、建设性意见的行为。根据审计免疫系统理论，审计机关不仅要查出问题、纠正问题，更要化解矛盾于未然、预防风险于事前。审计建议不仅针对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等提出指正性意见，而且针对效益性、风险性提出建设性意见，从而对风险免疫、辅助决策发挥重要作用。根据2015 年度审计署绩效报告，2015年仅审计署就提出审计建议1456 条，推动被审计单位制定整改措施2263 项，促进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制度1971 项。但是，协调性伴随着随意性与公正缺失，广泛性显示着干预性与空洞泛化，对审计建议的批评也多源于此。作为规范审计建议行为的机制应当在审计建议的协调性与随意性、广泛性与干预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使审计建议成为促使被审计单位消减违规行为、服务于审计成果利用者的柔性手段。
本文对审计建议规范路径与模式选择进行研究，目的是构建一套规范化的建议范式，确保审计建议可预期、建议对象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也为我国规范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积累经验。
一、审计建议的问题发现
纵观各国审计法规，出于不同的目的，均授予了审计机关建议权.我国也不例外，《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审计结果报告应当包括改进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管理工作的建议。审计署印发的审计报告、审计调查报告格式中，也都将审计建议作为独立部分列出。但由于审计建议的灵活性与广泛性，目前我国尚无对审计建议的规范性规定，同时笔者发现审计建议存在以下问题：
1. 建议的目标模糊。主要表现有：一是审计建议与审计实施方案中所确定的审计目标之间的关联度不大，建议的目标不明确;二是审计建议与审计所发现的问题相关度不高，审计建议缺乏具体的事实依据;三是审计建议的对象不明，即向谁提建议、希望谁实施建议不明确。
2. 建议的内容宽泛。一是缺乏深度。调查发现，部分审计建议仅针对审计所查出的具体问题，缺乏深度分析，所提建议治标难治本。二是缺乏可操作性。所提建议没有针对审计对象的特殊需要及其客观情况，被建议的单位不知如何落实审计建议或落实审计建议的成本较高。
3. 建议的程序不足。根据行政程序理论和有关规定，行政指导程序应包括协商程序、解释程序、评估程序和利益诱导程序，以此梳理我国的审计建议程序。
，我国的审计建议规制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一是建议的过程缺乏协商程序，审计机关未与建议对象沟通，听取其意见和想法;二是建议的内容缺乏利益诱导，被建议的单位看不见落实建议的可得利益，基本上是审计机关在唱独角戏三是建议所涉文件缺乏解释程序，例如，没有向建议对象就建议的理由进行充分说明;四是缺乏建议的评估程序，对建议的过程监督不力，对建议的质量缺乏评估。另外，审计机关不能强制要求被建议单位执行审计建议，建议采纳率不高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审计建议的规范路径
审计建议不是一份静止的审计业务文书，而是审计机关与审计对象互动的过程。因此在规范审计建议的过程中，可以从审计机关、建议对象和建议内容入手，对审计建议行为进行规范，使审计建议权既有所作为又不能乱作为。
1. 从审计机关入手，重视建议的提出过程。一是关注审计建议的目标取向。每个审计项目均有自己的审计目标，审计机关通过现场审计，发现被审计单位目标与审计目标之间的差距，争取搭起二者之间的桥梁。在实现审计目标的基础上，提出有利于实现被审计单位目标的建议。如果所发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则应研究出具有普适性的建议。二是构建审计建议的协商机制。审计机关可以通过举行座谈会、意见听取会等方式，听取被审计单位对问题、隐患的看法，通过对解决方案的利弊分析，提出最能代表审计机关专业水平和信息优势的审计建议。三是强化审计建议的说理程序。由于审计建议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审计机关应尽量利用人的理性，对建议的目的、事实依据、规范依据等进行充分说明，争取得到建议对象的信任，使他们相信能在采纳审计建议之后获益，从而自愿接受建议。
2. 从建议对象入手，重视建议的选择和落实。审计建议作为一种服务于双重目的的行为，既要能有利于实现审计目标，又要能增加建议对象合法利益。审计机关在借助建议对象实现审计目标之际，必须认可建议对象的私利，同时研究其配合义务。一方面应尊重建议对象的权利。尊重建议对象的知情权，及时将审计建议的目的、思路和方案向他们公开;尊重建议对象的选择权，诱导建议对象从各种方案中选出风险较小、最有利于实现审计目标的方案。另一方面，应研究建议对象的配合义务。从政府出台的审计建议执行规定看，审计建议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或者说建议对象有最低限度义务，既有不作为性的容忍义务(如接受审计调查并如实提供信息、不得妨碍或阻碍审计建议的执行)，也有适当配合的作为义务(如积极参与建议过程、承担与收益相匹配的风险)。如果建议对象没有尽到最低限度义务，就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只有通过对权利与义务两方面的研究，使建议对象在权利与义务方面保持适当的平衡，才能使审计机关积极建议，建议对象自愿配合、实施审计建议，消除审计机关与建议对象之间的隔阂，帮助建议对象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
3. 从建议的内容入手，重视诱导利益的设置。
从组织行为角度看，单位的利益决定着单位的行为，因此审计机关应重视建议中的诱导利益设置，并且加强对风险补偿机制的研究，将审计建议的实施风险内置于诱导利益中。根据管理理论，最佳的管理途径取决于任务的性质、所创造的价值、周边条件、背景因素等。审计建议也是如此，最佳的建议途径是使审计目标与建议对象的工作目标之间的交集尽可能大，确保建议实施收益大于其实施成本，促使实施条件成熟。当建议对象明白采纳审计建议能给自己带来哪些预期收益(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的，预期利益的增加、防止合法利益的不当减少)时，就会大大提高其采纳建议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审计机关与建议对象的双赢。
当然无论是从审计机关入手，还是从审计对象入手，规范审计建议的落脚点还是在审计建议的内容方面，目的是发挥审计建议的指导功能、实现审计目标。
三、审计建议的模式建构
不同的法律行为模式体现不同国家的法治水平。而建立模式的前提是对建议行为进行类型化处理。在具体的类型化路径方面，既可以根据建议行为的实体要素(为什么建议、为谁建议、可行吗)对审计建议进行分类，也可以根据建议的载体要件(建议的对象、建议的载体)进行分类。为了研究方便，本文依据审计建议的对象不同，将审计建议分为三类：一是向被审计单位提出建议，其载体通常是审计报告;二是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提出建议，其载体通常为审计结果报告(特别是针对宏观性、普遍性、政策性或者体制、机制问题);三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建议，其载体是一种专用文书，如审计建议函。据此，可将审计建议分成三类：审计报告型审计建议，审计建议函型审计建议，审计结果报告型审计建议。
(一)审计报告型审计建议模式建构
审计报告型审计建议模式下，审计建议的对象是被审计单位，提出建议的载体为审计报告，建议的目的是希望被审计单位规范财经行为、增强效益性，建议的落实方式是被审计单位接受并执行建议。该模式研究的重点在于发现被审计单位的问题根源，通过找准契合点和设置利益诱导，找出实现审计目标的方案。具体而言：
1. 研究所发现的问题。发现问题和隐患只是提出建议的基础，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才是关键。审计机关应利用既精通财经管理又熟悉财经法规的专业优势、既了解审计对象的情况又熟悉本地经济发展的信息优势，在深入分析审计问题的基础上，找准病因，尽量做到既有定性依据、又有定量标准，既抓显露的问题、又挖潜在的隐患，既熟悉病因的现状、又熟悉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使审计建议有明确的问题基础和数据支持，确保审计建议能对症下药，争取实现药到病除，促进被审计单位收益最大化。
2. 寻找解决方案与审计目标的契合点。这里的契合点是指通过解决审计所发现的问题，从而实现审计目标的着力点，包括解决问题的时机和具体方案。由于每个项目的具体目标、建议对象的客观情况不同，该契合点也各不相同。为了找准契合点，审计机关需要与被建议单位进行充分沟通，包括向建议对象解释建议的依据、目的和预期效果，听取建议对象的解释，了解建议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找出解决审计所发现的问题与实现审计目标的最佳方案，以使双方的目标达到某种均衡，只有在达成这种均衡的共同动机下，审计建议才会被建议对象接受。只有在审计建议能使被审计单位效用函数最大化的情况下，审计建议才会得到采纳。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邀请相关方面的专家参加论证也是实现效用函数最大化的重要方法。
3. 研究利益诱导的设置。行政比例原则要求行
政目的与行政手段之间合乎比例，即行政行为具有必要性和均衡性。必要性要求审计项目具备提出审计建议的条件，均衡性则要求审计机关，必须对实现审计建议的预期利益和给建议对象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考量并权衡。如果能通过正面诱导的方法，引导被审计单位实现审计目标，则不宜采用审计决定等强制性方法。而良好的正面诱导，依赖于内部的利益配置，如从政策、信息等方面帮助建议对象增加其合法利益、预防其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等;必要时还可尝试分配预期损失，即在诱导机制中，对因实施审计建议所可能遭受的损失进行公平分配;对于误导性的审计建议，被审计单位有权就其损失申请审计机关补偿，从而为审计建议的实施提供动力，也增强审计人员的责任感。
(二)审计建议函型审计建议模式建构
审计建议函型审计建议模式适用于建议的对象为有关主管机关和单位，建议的内容是针对被审计单位的问题，需要有关主管机关整改的情况，建议的目标是促进主管机关改进管理，特别是改善相关体制、机制，使审计机关实现由维护财经秩序向服务审计对象的功能转变。
1. 放眼世界建模式。由于目前我国尚没有审计建议函这个文种，审计建议函型审计建议模式可以在审计报告型审计建议模式的基础上，借鉴他国经验进行构建。如德国《联邦审计院审计条例》(1997)第四十八条规定，审计机关应将年度审计报告草案提交给主管部门，征求主管部门意见，关键要使他们认识到解决审计所发现问题的重要性，因为不同的组织对同一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判断，要不要解决问题才是提出审计建议的前提。因此，审计建议函的结构内容至少应包括建议的事实依据、评判依据、可采取的措施、注意事项等。
2. 换位思考提建议。采纳审计建议的过程是一个信任博弈的过程，然而信任是有风险的，如何才能使建议对象信任审计机关这一点非常重要。审计机关多从主管机关的角度思考问题，尽可能地消减建议实施的风险，使主管机关帮助被审计单位实现不利影响最小化，甚至还可派专人前往被审计单位了解情况，从旁观者的角度获取更专业、更客观的意见，这样才易得到主管机关的响应。
3. 深入说理重落实。《审计法》第三十七条虽然规定了审计机关有权向有关机关(多为主管机关)请求协助，但并没有明确受请求机关的协助义务。因此，审计机关应做好自身定位，在建议函中说清为什么如此建议、落实建议的预期利益，只有如此，才能避免主管机关对审计建议的偏见，引起主管机关的重视，从而扩大审计建议的指导力和审计的免疫功能，形成权力掣肘。
(三)审计结果报告型审计建议模式建构审计结果报告型审计建议模式适用的建议对象为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建议的内容多涉及改进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管理中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以及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宏观性、长远性问题，审计建议的表现载体为审计结果报告的组成部分。由于建议单位为审计机关的上级，建议的内容多为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建议的目标多为辅助决策，因此在提出审计建议的过程中应该有更严格、更详细的规定。
1. 构建政策评估程序。对于体制和机制问题，审计机关可以参考美国审计机关的政策评估，不局限于被审计单位而进行广泛调研。如审计机关把脉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时，不仅应调查相关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单位，还应调查这些房屋的使用人;不仅应清楚政府制定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相关制度的目的，还应了解这些制度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政府现行的房产政策做出评估，为政府创新房产新政出谋划策。
2. 公开审计建议草案。审计机关一方面可以采取公布审计建议的草案(必要时可提出两个以上的建议方案)、请相关利益方座谈等方式，听取利益相关方对审计建议草案的意见;另一方面可通过网上信箱、举办论坛等途径，特别是邀请专家从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时还可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等方面进行深入论证。为了方便利益相关方的参与，除了通过公开让其知悉审计建议的内容，还应简化他们的参与程序，使他们能积极参与。必要时还可对未被采纳的建议做出解释，达到既宣传审计目标、又提高审计声誉的目的。
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该院针对检察建议制定了较为详尽的检察建议的法律文书规范和制作程序，并在实际制发过程中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同时从检察建议的回复数量和间隔时间来看，由于检察权威的树立和承办人在日常工作中的努力，检察建议的回复率有所提高，也昭示着检察建议法律效力的进一步树立。但从上述检察建议的具体内容中也可以看出，其制发的质量还有待提高，很大一部分检察建议是针对个别单位和个别案件，基本没有涉及某行业整体出现的问题或一定时期内办理的所有案件进行分析并提出治理建议。而且很多检察建议涉及的行业和问题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甚至不同检察建议全文大致相同，只是制发的对象有所修改，这反映出相关承办人对运用检察建议深入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认识的不足。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检察建议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还停留在浅层次水平，制发的大部分检察建议的建议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具体单位自身的内部具体管理事务。针对个别单位、同时又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制发检察建议，管理的创新只能存在于个别单位，对整个社会的管理创新效果影响有限。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其着眼点应当是整个社会的管理秩序，而非某个具体单位的管理事务，即使是基层检察院其着眼点也应当放在本辖区的管理秩序。这不仅是深入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任务，更是准确把握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要求。
针对在社会、行业内普遍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向相关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要根据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定性，准确、严格把握检察机关参与的“社会管理”的内涵和外延。就如何运用检察建议深入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有以下几点建议:运用检察建议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领域和对象法律监督的重点是保证权力依法运行，确保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当前要更加重视查办和预防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涉农利益、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发生的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职务犯罪案件，严厉打击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国有资产管理、金融司法等问题突出领域的职务犯罪，更加重视坚决监督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要运用检察建议达到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除了要准确抓住有关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类问题，更要向合适的建议对象制发检察建议。时代赋予了检察建议新的历史使命，也即不是简单的建议权，而是更加重大的参与社会管理权。因此在制发检察建议中应跳出固定思维，不仅要对执法办案中的案发单位制发检察建议，更要对党委、政府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对社会管理体制有重要影响的机构制发检察建议，并且应当将这类主体作为重要的制发对象。同时应当尽可能发挥检察建议在社会问题防范方面的作用，对于表彰见义勇为类的检察建议应当尽量控制。因为这类检察建议虽与社会管理有一定的关系，但并非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的重点，且也涉及具体单位的内部管理事务，检察机关作为诉讼监督机关不应过多干预。要提高检察干警制发检察建议的专业性和敏感性检察建议来源于检察办案工作，负责承办案件的检察干警直接接触案件的材料和当事人，最了解案件的情况，因此，检察干警要增强检察建议工作意识，善于发现案件中的敏感点。进一步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深化对检察建议工作的认识。要克服机械办案意识，注重办案效果，结合执法办案，及时提出检察建议，督促有关机关和单位完善社会管理、服务，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要结合形势发展的要求，加强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同时随着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深入推进，案件类型结构也必将发生质的改变，这也要求我们检察机关不断更新参与社会管理的专业知识，如金融检察管理方面的知识。有必要建立相关的专业化学习小组，对这类专业办案知识进行研讨。已经建立专业化学习小组的，应当依托小组平台，定期讨论相关专业领域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应当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可以将专业化学习小组作为制发相应检察建议的提请和顾问机构。
发挥检察机关各部门相互配合的互动关系检察建议作为从办案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法律监督手段，其发现问题和制发检察建议是离不开实际办案部门的参与的，而且应当以实际办案部门为主。但是因为检察建议本身除了对需要对执法办案中一类问题现状有深刻的了解，还需要有较强的对一类问题调查研究的能力。而检察机关各部门由于工作属性的不同，也塑造了各自工作理念的差异，实际办案部门较追求案件的正确和迅速办理，法律政策研究部门则更多地追求对执法办案问题的挖掘和研究。因此如何在检察机关各部门之间，特别是实际办案部门和法律政策研究部门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是检察建议有效深入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同时因为检察建议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层次在司法实践中是存在差别的，有的检察建议是针对案发单位的具体管理制度漏洞，这类检察建议一般只需了解案件基本案情即可以了解问题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法，对于这类检察建议可以单独由实际办案部门承担。而对于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等制发的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检察建议，则应当调动检察机关各部门的协作机制。因为实际办案部门最容易从司法实践中了解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在发现一类问题后，应当尽快向法律政策研究部门提供相关素材。法律政策研究部门作为研究和协调机构应当提供相应的意见和建议。如果涉及的部门较多，可以由法律政策研究部门召集其他相关部门对这类法律问题进行集体研究，必要时还可以进行相关的专题调研工作。在办案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后，也应尽快与法律政策研究部门取得联系，并送交相应正式法律文书。法律政策研究部门应当在提供一定反馈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检察建议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并指导今后的相关工作。
作者：桂祥 闫韶希 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论文关键词]司法建议 社会管理创新 价值 运用
作为一项“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司法建议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现实需要的。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司法建议制度就已出现，并成为司法机关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的一种方式。2009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高度重视”司法建议。充分说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和社会各界对于司法建议制度功能的重视以及对于司法建议工作、特别是能否得到反馈的具体问题的关心。这表明对于司法建议制度在学理上再也不能泛泛而谈，否则难以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
一、司法建议性质法理分析
在目前一个多元化、综合性的司法职能体系中，司法建议作为参与社会管理职能的履行，对其性质定位问题，成为学者对司法建议学理分析中观点碰撞的主要焦点。关于司法建议的法律性质，目前理论界有三种观点，即职权（权力）说、职责（义务）说、权责一致说。持职权（权力）说的人认为，司法建议是法律授予人民法院的一种特殊职权；持职责（义务）说的人认为，司法建议的内容是要求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发现不宜由法院直接处理的问题时，有向其他机关提出建议的义务，因而它是人民法院的一种职责；持权责一致说的人认为，司法建议既是人民法院的一种职权，同时也是人民法院的一种职责，是职权与职责的统一。界定司法建议的法律性质为何，需从司法建议的与司法裁决、软法①等类似制度的比较研究中获得认知。笔者认为，司法建议本质属性是一种建议，是一种综合性的司法权，它既包含有监督成分，如对行政法制的司法监督，又包含有司法指导成分，如对金融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的司法建议。因此，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的一项法定职权，它来自法律的明确授予，可称之为司法建议权。
二、司法建议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功能
司法建议已经成为法院延伸司法审判职能，实现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重要工具和法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形式和载体，为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安定与和谐、建设法治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司法建议是能动司法的有效举措
司法建议作为人民法院的任务之一，其目的是宣传法律，教育人们遵纪守法，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享受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人民法院通过对案件的开庭审理，使当事人和旁听群众受到法制教育，了解哪些行为是法律允许的，哪些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从而依法行事；通过对审理的案件的分析，采用以案讲法、以案说法的方式形成司法建议，并有针对性地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使相关行政机关认识到自己行政行为的违法和不当，加以纠正和改进。这是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活动，在尊重司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按照“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要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正确履行宪法和法律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在保护权益、解决纠纷、管理社会和实现公平正义功能的有效举措。
（二）司法建议是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
我国现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高峰期，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社会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不断暴露出来，人民法院作为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机关，通过审理、执行行政案件，介入行政争议，能够清楚地发现行政机关在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和不足。如果能够适时地结合审判实际，有针对性地加以研究，提出司法建议，对行政机关以警示教育作用，使被建议行政机关认识到存在问题的重要性、严重性，自觉克服和纠正，这对于行政机关及时创新社会管理措施，堵塞漏洞，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依法正确履行社会管理职责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司法建议是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有效方法
当前，我国社会生活正发生着巨大变化，社会经济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社会管理正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妥善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必须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从办理好每一个案件出发，要着眼于从源头上彻底解决纠纷，预防和减少类似问题的发生，对于在审判活动中发现的行政管理等问题，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向行政机关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可以为被建议行政机关提供决策的依据和参考，使行政机关从有利于体现民生、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及时调整行政管理决策，认真履行职责，提高行政执法的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实现“两个效果”的有效统一。
三、司法建议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适用
（一）司法建议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正当性界定
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以审判机关的身份参与所有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承担的社会管理活动，是契合司法监督角色与社会公共组织角色的共同职责，而应运产生的一种有效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法建议本身就具有司法监督和服务社会的双重性质，既包含有司法监督的内容，辅助司法监督目的的实现，又服务社会、参与社会管理。但回到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如何将司法建议触角正当、合法地延伸至社会管理中，这是解决司法建议正当性问题的关键所在。按照西方政治哲学家们提出的权力边际理论，司法活动的最大半径只能通达与履行法定职权直接关联的事项，除此之外，司法权不能再行扩张。这就决定着人民法院服务社会也应存在一个权力边界，遵循依法行使司法权的原则，而不得越权。
因此，司法建议的制发应遵循以下原则：（1）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司法建议的作出符合法律，不与法律相抵触。这一原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司法建议依法作出，即该类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有关问题而提出，而非通过其它途径（如新闻媒体、理论研讨会等），不构成对其他单位和组织正当行使职权的干预。二是司法建议的内容合法，所提对策建议具有明确的法律政策依据，且对相关事宜的处置属于被建议对象的法定职责范围。（2）可行性原则。可行性原则要求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时针对特定的问题，所提对策建议较为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3）时效性原则。时效性原则要求该类司法建议所涉及的问题重要而紧急，需要立即引起被建议单位的重视，否则会造成重大损失，酿成严重后果。
（二）司法建议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适用范围
关键词：建议；工作机制；企业发展；地位；作用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98（2013）13012902
当今社会，企业很多问题发生在一线和现场，问题通常能够解决，但没有人愿意主动解决。由于缺少相应的沟通、反馈、激励机制，基层员工往往对不属于自己工作职责范围内的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而负责顶层设计的管理者有时虽然显现出解决问题的责任感和热情，但需要通过深入调研等方式才能了解到问题的来龙去脉，且其提出的解决方案还不一定符合实际。基层员工与管理者间缺少有效沟通的桥梁和相互牵绊、团结一致的共同点，员工漠不关心的态度和管理中不够高效直接的效率影响了企业凝聚力的效果，制约着企业的深远发展。尤其在当前市场竞争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如何调动员工积极性为企业提出有益的建议，并通过形成建议工作机制逐步构建起企业内部常态化的持续改进完善管理体系，让管理者与员工共同致力于发现和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合力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凝聚力，对谋求发展的企业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1 建议与建议工作机制的界定
（1）建议的定义。建议是指企业员工在符合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要求的前提下，为企业提出的、有利于企业改进问题的意见。
（2）建议的范围。它可以涉及企业的方方面面，但如果从能有效推动企业发展和更符合管理者关注的角度考虑，建议内容应该更着眼于经营管理的重点领域，如在企业的营销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员工对改进流程、方式方法提出的措施和意见。
（3）建议的特点。建议的目的除了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为解决问题提供思路，因此应具有先进性、可行性、效益性的特点。
（4）建议的工作机制。围绕员工建议，建立相应的工作程序和工作规则，使建议从提出到采纳落实的各个环节有机联系和有效运转，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2 形成建议工作机制的必要性
（1）员工建议是企业实现优化调整的一种方式。企业面对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新问题所做出的战略决策调整，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调整，既没有充分发挥出员工主人翁的积极性和作用，也没有发挥出员工贴近一线和问题本质的优势。同时员工也有帮助企业改善的愿望。经常能看到一些员工借助于企业内部刊物，以读者来信等形式向管理者反映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个人的建议，这说明很多企业的员工关心着企业的发展，愿意为企业经营管理出谋划策，奉献智慧。而且通过员工建议帮助管理者及时发现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可有效促进企业实现“自下而上”优化调整。因此，这种现状为企业形成持续改进的工作机制提供了孕育的温床。
（2）员工建议对解决企业问题具有更直接的改善效果。正如前面所提，企业很多问题发生在一线和现场，有些甚至就是员工身边的事、手边活，因此很多基层员工就是遇到问题的当事人或看到问题的见证者，他们比上级管理者更清楚的来龙去脉，也更熟悉问题的发生的缘由，应该说对如何解决问题更有发言权。而管理者缺少贴近一线的优势，只能通过调研、检查等方式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方案，一来增加了管理成本，二来所提意见未必能切中问题要害。因此，倡导员工积极立足岗位和现场发现问题，并以建议的方式结合问题核心提出解决措施，再由管理者实施员工建议推动问题解决，可使问题解决起来更直接、更有效。
（3）建议工作机制有助于推动企业的不断改进与发展。很多企业为了改进和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也曾开展过一些“金点子”、“我为企业发展献一策”、“合理化建议”等建议征集活动，这些活动虽然也益处多多，但活动往往属于临时性或短期工作安排，受活动时间限制，改进效果属于一种短期行为，难以长久。且活动更关注建议内容和反映的问题，对建议实施重视不够，缺少对问题解决的有效引导和措施推动。而建立建议工作机制的目的在于，将建议工作融入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使其成为常态化管理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持续的推动力，促进建议工作在企业持续、深入开展，同时通过将提建议与实施建议同等重视起来，有效推动企业各类问题的解决，从而进一步帮助企业完善、巩固和提升各方面的运行管理机制。
（4）建议工作机制有利于员工价值与企业价值的统一，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员工积极性为企业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实际上是员工作为企业一员的主人翁意识的最好体现。且员工将建议提出的过程，也是向企业管理者展现个人聪明才智和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过程。而管理者通过采纳员工建议，及时实施建议并对员工进行奖励，则直接搭建了上级管理者与基层员工有效沟通的平台，让员工感受到企业对员工意见的尊重和重视，能够不断激励员工焕发出关心企业发展、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3 形成建议工作机制的措施与方法
（1）建立清晰的工作流程。要让员工的建议变成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并最终落到实处，应该为建议设计从提出到采纳的清晰工作流程，重点应该包括六个关键环节：一是建议提交。员工可以以个人名义或联名的方式，按照企业规定格式向归口管理部门提交书面建议。二是建议受理。归口管理部门收到建议后对建议进行登记编号，并对建议内容是否符合建议要求进行审核，对拟采纳建议纳入评审范围，对不属于建议范围或不能采纳建议予以退回。三是建议评审。归口管理部门组织由企业专业部门人员或相关部门人员构成的评审小组，对受理的建议依据应用范围、完整程度、创新性等要素进行评分，确定对建议内容的奖励等级，给予建议人奖励。四是建议实施。归口管理部门对受理建议，尤其是拟奖励建议，进行实施立项，转交相关责任部门予以实施，并在实施过程中对实施进度进行跟踪催办。五是建议实施后效益认定。指归口管理部门组织评审小组和财务部门对建议实施后在一定时期范围内产生的效果，依据作用范围、作用时效、改善程度等要素进行评估，确定对建议实施效果的奖励等级，给予建议人和建议实施人员奖励。六是建议奖励。指企业依据对建议内容的奖励等级和对建议实施效果的奖励等级的认定，由相关部门将奖金兑现给建议人和建议实施人员。
（2）建立完善的管理机构。员工提出的建议交给谁、谁先看、谁来评价、谁来奖励，关系到流程的顺畅流转，应在企业内部明确相应管理机构与职能职责，为建议工作机制的形成提供组织保障。一是明确归口管理部门职能职责。具体负责制定建议工作机制相关规则、受理员工建议、组织建议评审和建议实施效益认定、协调推动建议实施等日常管理工作。二是明确相关部门职能职责。如财务部门具体负责对建议实施的效益认定，相关部门负责建议奖金的拨付兑现。三是组建评审小组，明确评审小组的职能职责。成立由相关专业人员或相关部门业务人员组成的评审小组，负责对受理建议的评审和建议实施的效益认定。
（3）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如何评价建议内容的优劣？如何认定建议实施所产生效益和效果的大小？对建议人和建议实施者而言，评价的过程与结果直接关乎员工继续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需要建立统一的、清晰的、公开透明的建议评审标准和建议实施效益认定的评估标准，保证建议的价值和建议实施的效益认定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体现，避免评价建议质量优劣、评估建议项目效益大小靠“拍脑袋”，导致有价值的建议被埋没，挫伤员工的积极性。重点来讲，对建议内容本身的评审主要可从适用范围、完整程度、创新意识、可行性等方面设置相关指标，配以相应分值进行评价。对建议实施所产生效益的认定，则主要可从作用范围、作用实效、改善程度等方面设置相关指标，配以相应分值进行评估。
